政府补贴对大型国有企业研发的挤出效应研究_政府补贴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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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大型国有企业的所有权性质决定了他们与政府始终保持着某种特殊的政治联系,特殊的政治联系使得这些企业能够从政府那里得到更多的政府补贴[1]。政府补贴可以作为检验企业与政府特殊政治联系的代理变量[2]。我国政府补贴的范围并不限于国有企业,民企和外资、亏损和盈利企业都有可能获得政府的补贴,但相对其他类型的企业,大型国有企业获得的政府补贴的数量、种类更多。大型国有企业通常在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发展过程中起到稳定器的作用,以强大的经济辐射能力带动着地区的经济发展、就业增长和技术进步,提高国家或地区对于外界经济环境变化的适应性。在当今这样一个市场需求变化快、技术更新速度缩短的时代,大型国有企业的技术创新问题受人关注,而我国大型国有企业技术创新效率并不高。因此,本文试图从政府补贴对大型国有企业研发挤出的视角对此作出解释。

2 政府补贴对大型国企研发挤出效应的博弈分析

2.1 政府补贴对企业研发的第一重挤出效应—“一个算例分析”

假设1:存在两个博弈主体,分别为政府和大型国有企业(以下简称国企),并用G和E代表。

在该博弈中,政府和国企的战略是选择各自的投资分配,在假定对方投入分配比例不变的情况下,选择是自身收益最大的投资分配比例。这样政府和国企都面临着预算约束下的收益最大化的目标,政府面临的问题是:

国企研发投入的总规模为1.332m。

2.2 政府补贴对大型国有企业研发的第二重挤出效应—“一个纸上的实验”

将预算约束条件带入,解上述最优化问题的一阶条件,得到在国企投入比例一定的条件下,政府的反应函数:

同时对国企进行研发补贴和产品补贴的补贴结构使得国企利用政府的信息劣势对国企的研发投入和产品投入进行伪装,以获取更多补贴。而政府并不清楚国企的真实经营状况,并且政府总是偏好于国企能从事一些时间短、见效快的经营活动来快速实现国企带动经济增长,发挥经济发展稳定器的功能,而国企的研发投入的效益总是需要经过很长时间才能体现,而且存在较大的风险,能不能获取研发收益还存在不确定性,所以政府都会给予国企的产品补贴以期能更快的获取收益。

下面我们做一个纸上的实验,减少政府对国企产品的补贴。政府减少或者取消产品补贴,显著的变化是国企没有了夸大产品投入的动机,在没有产品补贴的情形下,国企夸大产品投入只能是增加经营成本,因为产品投入的增多意味着产品数量的增加,而产品数量的增加意味着需要向政府交付更多的税收。当我们去掉政府对国企的产品补贴时,

政府面临的问题是:

结论2:对比政府实行产品补贴和研发补贴与政府仅实行研发补贴的两种情况发现,包含产品补贴的政府补贴政策对国企研发投入的挤出效应大于仅包含研发补贴时的挤出效应,,而挤出效应的大小取决于企业的伪装程度大小θ。

3 政府补贴对不同类型国有企业研发挤出效应

我们已经通过一个博弈模型揭示出,一般情况下,政府补贴的数量和政府补贴的结构对大型国有企业研发投入的挤出效应。而在本部分将考虑政府补贴对不同产业属性的大型国有企业研发投入挤出效应的差异性,挤出效应的大小与产业属性之间的关系。对此,我们首先将中国大型国有企业分为三种类型,分别为制造型国企、研发型国企和服务型国企三类。

3.1 制造型国有企业

制造型国有企业主要是指企业仅对所购进的原材料进行加工或者装配,利用对原材料的垄断优势或者利用劳动力的低成本优势生产所销售产品的企业。制造型国有企业的竞争优势来源于生产的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因此,对于制造型国有企业而言,研发投入主要应用于旨在减低生产成本和产品多样化的“柔性”工艺创新。由于制造型国企的工艺创新涉及大量的固定资产投资和工艺、技术设备的改进,需要大量的研发投入,并且创新成果具有极强的外溢性,容易模仿,所以大多数制造型国有企业没有投入过多的经费进行创新的积极性。从政府角度来说,为激励大型制造型国有企业进行工艺创新,给予制造型国企大量的研发补贴和创新产品补贴以降低创新风险。但是目前的情形是,我国很多制造型国企在获得政府补贴情况下,直接进行技术引进并且忽视技术引进后的消化吸收,或者直接使用原有技术继续生产。制造型国企之所以常常技术引进而不消化吸收或者直接应用原有技术进行生产,忽视自主研发,原因就在于政府给予这些大型制造型国有企业大量的产品补贴,大型国企完全能通过伪装产品方面的投入而骗取政府的产品补贴,当产品补贴的数量超过企业忽视研发而带来的损失时,制造型国企就没有了通过自主研发来获取竞争优势的激励,因为在政府补贴的扶持下,制造型国企完全能够在动荡的环境中生存。而在政府取消或者减少对制造型国企的产品补贴时,国企获得的政府补贴数量小于忽视研发的利益损失,制造型国企为了生存,会自发地增加研发投入进行创新重新获取竞争优势。为此,我们应用前一部分的博弈模型来讨论政府补贴对制造型国企研发投入的挤出效应。

由于制造型国企创新面向大规模柔性制造的特性及其创新成果的强关联性,一般来说,政府对于这样具有强带动作用的创新都会给予大力的支持,表现为政府补贴的数量会充分满足企业理想的研发投入规模,因此政府和企业博弈的纳什均衡必定会出现在角点上。如果大型制造型国企没有对投入伪装,则博弈均衡点由图3中的D点代表,但是如果制造型国企对投入伪装时,均衡点由图中的D'代表,容易看出,在国企对投入伪装的情况下,政府的最优补贴数量增加了,这部分是政府资源的纯损失,因为已经完全能满足国企研发的需要,但在国企对投入伪装的条件下,政府额外付出了的资源,而这部分资源并没有真正的创造收益。

假定政府不给予大型制造型国企产品补贴,制造型国企失去对产品投入的伪装激励,政府的反应曲线由,由国企和政府反应曲线决定新的纳什均衡点为H点,此时企业的最优研发投入为,政府的最优研发投入为,说明改变政府补贴结构能有效地增加制造型国企的研发投入,减少政府的资源浪费(见图3)。

图3 政府补贴对制造型国有企业研发投入的挤出效应

3.2 研发型国有企业

研发型国有企业是指以技术或产品创新为目的,从事研发、生产和销售活动的企业。研发型国企通常集中于高技术产业,如军工、航天和通信设备制造等。研发型国企一般来说其研发投入占销售收入的比重较高,产品更新速度快。研发型国企存在的目的就在于更好地满足市场需求,通过不断创新持续获取竞争优势。因此,研发型国企旨在创新而不是单纯地追求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对于研发型国企来说,政府的产品补贴是其成长壮大的支撑条件,因为研发型国企面临的市场环境处于不断的变化之中,其新产品可能跟不上市场需求的变化,为保护研发型国企创新的积极性,使其能从创新中获取必要的收益,政府通常除了对研发型国企必要的研发补贴之外,还对研发型国企新产品补贴。

研发型国企的创新通常独占性较强,企业本身的外界市场环境也决定了研发型国企必须通过不断创新来获取竞争优势,所以研发型国企自身有很强的创新动力,作为政府来说,给予研发型国企的补贴通常不会超过企业理想中的研发投入规模。这样,政府和研发型国企的纳什均衡必定出现在企业理想中的研发投入规模曲线上。如果研发型国企没有对投入进行伪装,则博弈的纳什均衡由K点代表,但研发型国企对投入进行伪装,则博弈的纳什均衡由D点代表,在研发型国企对投入进行伪装的情况下,政府补贴对企业研发的挤出效应为

下面,我们取消政府对研发型国企的产品补贴,研发型国企失去对产品投入的伪装动机,这样政府的反应曲线由。政府和企业的反应曲线共同决定的新纳什均衡有H点代表,此时政府补贴结构的变化却挤出了企业的研发投入,挤出效应大小为。政府取消对研发型国企的产品补贴,实际上增加了研发型国企创新的风险,减弱了研发型国企创新的动机,所以研发型国企会减少研发投入,等待其他研发型企业创新进行模仿。可见,对于研发型国企而言,政府减少产品补贴的政策的效应并不是十分明显的有可能减少研发型国企的研发投入(见图4)。

图4 政府补贴对研发型国有企业研发挤出效应

3.3 服务型国有企业

服务型国有企业是为人们提供服务为主导价值或因素的企业,其提供的服务可能需要或者不需要与物质产品相关联。作为服务型企业,其全部经营活动都应该从满足顾客的需要出发,以提供满足顾客需要的产品或服务为企业的责任和义务,以满足顾客的需要、使顾客满意为企业的经营目的。而对我国而言,服务型国企大多是为消费者提供基本服务的企业,如铁路、公路、民航和一些公用事业部门。政府对服务型国企的补贴往往是在产品补贴部分,服务型国企的产品往往是保障人民日常生活需要的服务,服务型国企产品的价格通常不会太高,但是过低的价格是不足以维持服务型国企的日常经营的,因此政府针对服务型国企的补贴通常是以维持企业经营需要、弥补其利益损失为目的。服务型国企的创新以渐进性创新为主,激进型创新较少,遵循的轨道形式多种多样;服务创新的开发周期短,很少有专门的研发部门,服务创新更加强调人力资本、组织等因素,在创新的投入上,服务创新需要更多的人力资本投入而不是实物资本的投入。

对于服务型大型国有企业来说,政府适当减少补贴同时规制其利用垄断地位进行价格控制的做法,可以增加服务型国有企业的研发投入,从而提高服务型国有企业的服务的质量,最终使消费者受益。当政府减少对服务型国企的产品补贴时,在政府的价格规制下,服务型国企也会迫于生存的压力投入研发资源,节省成本向消费者提供更好的服务(见图5)。

图5 政府补贴对服务型国有企业研发挤出效应

4 结论与启示

大型国有企业的所有权性质决定了它们与政府之间始终保持着某种特殊的政治联系,大型国企可以利用在获取政府补贴上的信息优势对自身投入进行夸大以获取更多的政府补贴,过多的政府补贴降低了大型国企研发投入总规模,而且政府补贴的结构也挤出了大型国企的研发投入。通过减少政府与企业之间关于经营活动信息的不对称,以及改变现有的补贴结构,可以有效地增加大型国有企业在研发方面的投入,增强大型国企对变化环境的适应能力。另外,政府补贴会对不同类型国有企业研发投入的挤出效应是不同的,对于制造型国企而言,产品补贴对企业研发投入的挤出效应是明显的,通过减少或者取消对制造型国企的产品补贴可以有效地增加制造型国企的研发投入,但是对于研发型国企来说,取消或减少对产品补贴的办法,并不能提高研发型国企的研发投入,相反还有可能减少研发型国企投入资源进行研发的动机。我们的模型表明,对于服务型国企来说,适当减少补贴的办法,能提高服务型国企研发的动机,通过对不同类型国有企业研发投入挤出效应的说明,为政府补贴的政策提供了一个相应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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