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系全局的四大焦点问题——北京大学“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研讨会综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北京大学论文,全局论文,中国论文,研讨会论文,特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近两年来，北京大学专家、学者和理论工作者在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问题上共发表了100多篇文章，成绩是显著的。为了检验这两年的研究成果，进一步推进学习、研究和宣传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热潮，发挥北京大学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基地作用，校党委宣传部、社会科学处和北京大学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研究中心于1995年5月3日联合举办了北京大学“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研讨会。会议由校党委副书记赵存生主持，吴树青校长做了提纲挈领式的重要讲话。他指出，北京大学近年来加强了这一重大领域的研究工作，取得了一批可喜成果，现在需要进一步认识这一理论的重大战略意义，在“把握体系”和“联系实际”两个研究方向上进行开拓。北大在中国综合性大学中的地位大家很清楚，不仅应当是弘扬传统文化的基地，而且首先应当是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地。国家教委社科司、北京市委宣传部的领导同志，北大各院、系、所、中心的负责人，数十名著名学者、中青年专家参加了会议。首都新闻界的部分人士及北大部分研究生也参加了会议。
会议的主题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与会学者从多学科综合研究角度探讨了四个焦点问题：一、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问题；二、计划与市场的关系问题；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与苏联模式的关系问题；四、“一国两制”、和平与发展等问题。研讨会还涉及到其它一些重要问题。
一、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问题
与会同志一致认为，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毫无疑问是对马克思主义的重大发展，问题就在于如何理解这个发展。为此，黄楠森教授专门就“怎样理解发展”作了阐述。他认为，考察邓小平同志的理论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需要处理好两个问题。一是发展和运用的关系问题。运用是指用一般性原理分析具体实际问题，它丰富了一般性原理并使之具体化。运用未必就是发展，因为发展总须有新东西出现。但有些运用，对理论就有发展，如用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的过程中就会有发展。他认为，邓小平同志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就是在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过程中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发展。二是发展的层次问题，这也就是说，对发展要有个合理的估价，要把它放到合适的位置上。他从两个方面论述了这个问题。第一是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整体来说，邓小平同志的理论是不是可以与毛泽东思想相并列而分属两个阶段；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是不是科学社会主义的新形态，是不是突破了科学社会主义范畴？黄教授认为这两个问题可以讨论，但他以为，从总体上看，邓小平的思想是对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仍然属于科学社会主义的范畴。第二是对个别观点的发展。他认为，有的同志提出邓小平的思维方式是以系统论的思维方式取代了矛盾论的思维方式；有的同志认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根本突破了传统社会主义观，这些同志的观点引起了人们的一些讨论，值得商榷。
赵家祥教授用两句话概括了邓小平同志所倡导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与科学社会主义的关系。第一句话是，二者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后者是前者的基础，前者是后者的继承和发展；第二句话是，二者在说明社会主义发展全过程的功能上是相互补充的，而不是相互排斥的。马克思、恩格斯认为，经济发达的国家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社会发展将经历三个大的阶段（即过渡时期，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的高级阶段），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认为，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社会发展将经历四大阶段：一是过渡时期；二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三是发达的社会主义阶段；四是共产主义社会的高级阶段。赵教授认为，初级阶段理论是邓小平同志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重大发展，是对中国国情的准确把握。正像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是对发达的社会主义阶段的本质特征的概括那样，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是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特征的概括，所以，不能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特征等同于马、恩所说的社会主义的本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有些规定性如公有制、按劳分配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而有些规定性如非公有制经济成份、按劳分配以外的其他分配方式，则是不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不完善的社会主义，它必然要发展到发达的社会主义阶段。
赵靖教授认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是对马克思主义的重大发展，是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时期的马克思主义。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并根据实际提出符合实际的新理论是对马克思重大发展的两个要素。在第一个要素中，邓小平同志的突出贡献表现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实事求是原则，否定了以权威意见决定一切的原则；坚持了生产关系适合生产力发展的历史唯物主义原理，否定了单靠生产关系来判定姓“资”姓“社”标准的错误倾向。在第二个要素中，邓小平同志的突出贡献表现在，坚持了共产主义是世界体系的思想，提出了在开放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的新思想；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社会是建立在生产社会化的基础上，抛弃了商品经济只与资本主义制度相联系的思想。陈战难教授认为，邓小平同志的哲学思想不是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简单重复，而是在新的时间和空间条件下的新发展。他区分了这种发展的三种形式：第一是提出了一些新的命题和新的观点，如改革是社会主义发展的动力，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论断；第二是对原有的某些哲学观点做出了新的概括，赋予新的涵义，如把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连在一起称为党的思想路线；第三是重新强调了某些哲学命题和观点，但注入了新的内容，如提出解放生产力与发展生产力共同解决社会基本矛盾，并把生产力标准具体化为“三个有利于”的理论。
王东教授认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与马克思主义是继承和发展、流和源的关系，绝不应当把二者完全割裂开来，根本对立起来。他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源头主要有三个：一是晚年马克思的新思想：社会主义本质的二重性论和东方社会主义新道路论；二是列宁后期的新思路：对社会主义本质、商品市场货币、社会主义改革等的新观点；三是毛泽东思想中新民主主义建国论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想萌芽，这是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最直接、最主要的理论来源。薛汉伟教授认为，1956年以后，毛泽东提出的关于十大关系的思想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学说，以及党的八大的路线、方针，是邓小平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萌芽和生长点。
二、计划与市场的关系问题
赵靖教授认为，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把商品经济从资本主义的附庸地位解放出来，提出商品、市场都是工具，社会主义、资本主义都可以用的观点，这是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基础上对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要发展。虽然马克思、恩格斯把商品生产与资本主义相联系，没有把商品生产与社会主义相联系，但是，马克思、恩格斯考察所有制，并不是就所有制谈所有制，而是就生产社会化谈所有制，他们认为，所有制是生产社会化的工具。历史已经证明，社会主义不利用市场是不行的，因为离开市场，谈不上生产社会化。传统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观点是错误的。因为至少在现阶段，市场经济比计划经济更适合生产社会化的要求。至于在遥远的将来，市场经济会不会被计划经济所代替，这是将来才能回答的问题。
晏智杰教授认为，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有多方面的内容，但其核心是经济思想，在经济思想中最主要的是邓小平同志关于计划与市场关系问题上的科学论断。这个问题关涉到中国经济改革的总体趋向，它是个非常关键的问题。邓小平同志在论述计划与市场的关系问题时从总体上指出了两点内容：一、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二、计划与市场都得要。他认为，小平同志的上述观点至少包括以下三个层次：①我们搞了几十年的建设，事实证明，只搞计划经济不能解决发展生产力的问题；②计划和市场都是发展生产力的方法和手段，不能把它们等同于某一种社会制度；③计划是个好办法，它可以集中人力、物力、财力干大事，但光搞计划经济不行，效率不高不活，计划和市场都得要，二者不可分割。晏教授指出，小平同志关于计划与市场关系的科学论断，一方面为我们重新认识社会主义本质提供了一个新的角度和切入点，使我们清楚地认识到，社会主义的本质不在于搞计划还是搞市场，而是发展生产力，解放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实现共同富裕，从而突破了用计划和市场来划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界限的传统观念。另一方面，它指明了在当代条件下实现中国现代化的根本道路，这就是现代市场经济之路，即市场经济和宏观调控相结合的道路。它同以往传统的社会主义模式是有根本区别的。
厉以宁教授提出：在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利益集团问题是一个值得研究的新现象，新问题。有些地方、有些部门、有些单位，单纯从自身既得利益出发，不顾整个国家的大局和整体利益，使党和国家改革开放的大政方针在一定程度上受阻变形。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型体制过程中，应当注意解决这个问题。中国改革的主导方向，国有企业改革的主导方向，都是完善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的多层次经济结构，而不是推行资本主义私有化。对通常所说的邓小平同志的“猫论”，也应当从这一角度做出正确理解。“不管白猫黑猫，逮到耗子就是好猫”这句话中，猫是手段，逮到耗子是目标，这个目标就是共同富裕。只要能达到共同富裕的目标，什么手段都可以用。当然，并不是任何手段都能达到这个目标，私有化就不行。私有化会导致两级分化，而不是走向共同富裕。魏英敏教授认为，应该从辩证的思维方式上去理解计划与市场的关系，计划与市场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关系。李士坤教授认为，中国搞市场经济是由通过生产社会化发展落后的生产力的必然性所决定的，把市场与计划结合起来是发展社会主义的正确方向。在中国现阶段，市场经济是不可超越的。
王东教授认为，多年来我们一直片面强调计划万能论、市场异化论，现在我们也要防止另一种极端，即所谓市场万能论、计划异化论。中国只能搞社会主义经济，决不能搞苏联模式的传统计划经济体制或西方式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国的市场经济只能是政府主导型的市场经济，而不是纯粹自由的市场经济；中国市场经济只能是有宏观调控的现代市场经济，不能是自由放任的古典市场经济；中国的市场实质上是“国家指导下的市场”，而不能是纯粹自发的市场——这一切都取决于中国特殊国情。
三、苏联模式社会主义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关系问题
王东教授提出，苏联模式社会主义的大曲折，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探索，在20世纪世界历史发展中，形成了鲜明对照。之所以会出现这两种截然不同的社会后果，归根结底是由于指导思想的不同，基本路线的不同，改革方向的不同，体制模式的不同。
苏联模式社会主义走的是“两条死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走的是“一条活路”。苏联模式走的“两条死路”，是先“左”后右，先搞僵化模式后搞资本主义私有化的两条死路。
第一条死路，就是延续60年之久的“左”的死路，僵化模式的死路，传统计划体制的死路。其深层实质是国家垄断制：由国家作为唯一主体独占一切主要生产资料；由国家用行政指令直接管理生产和分配；以高投入、高积累为手段，求高产值、高速度的目标。1930年前后，在斯大林领导时期基本形成这种模式，占后虽经“斯大林——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戈尔巴乔夫”几届领导人，但延续到1990年，“固守传统计划经济体制本体＋有限利用商品货币关系”的指导思想，始终未变，甚至直到1991年解体，实行的还是这种僵化模式。这是一种适应战时需要的战时体制，和平发展时期必然滋生官僚腐败，阻碍生产力发展和人民生活改善。第二条死路，是戈尔巴乔夫改革以后愈演愈烈的右的死路，是资本主义私有化＋市场化的死路。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在改革已成大势所趋之后，从过去的长期极“左”走向极右。特别是1990年以后，他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采取了“急转弯，走极端”的方式，推行激进失控的改革，机械照搬美国式的资本主义私有化模式，即“市场化＋私有化＋自由化＋休克疗法”。结果造成人心大散，社会动乱，国家解体。正是这先“左”后右的两条死路合到一起，葬送了苏联模式社会主义。国家僵化模式的“左”的死路，是苏联解体的历史根源；推行资本主义私有化市场经济的右的死路，是苏联解体的现实根源。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以苏联模式先“左”后右的两条死路为鉴戒，走出了生机勃勃、经济起飞的一条活路。这条活路的本质特征，是六个辩证统一：“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有机统一；改革开放与社会主义两大原则的有机统一；社会主义本质与中国特色的有机统一；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有机统一；改革、发展、稳定的有机统一；反“左”与防右的有机统一。1992年，邓小平同志画龙点睛式地说明了“两条死路，一条活路”的鲜明对照，是对中苏对比的最好总结：“要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关键是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0页）
薛汉伟教授指出：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是通过不同道路走向有宏观调控的市场经济的。资本主义是先建立没有宏观调控的市场经济，然后向有宏观调控的市场经济过渡；社会主义是先建立计划经济，然后走向有宏观调控的市场经济。这两个过渡都十分困难。正如西方在这个过渡时发生了一次发展性危机（包括30年代的大危机和两次世界大战）一样，东方也发生了一次发展性的危机——从波匈事件到苏东剧变。
薛汉伟教授认为，“危机”既包含危险，又包含机遇。正是危机的出现，强烈的忧患意识的形成，推动人们克服种种障碍，去把握机遇，实现模式的转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兴起是以苏联模式的衰败促发的危机为重要条件的。具体地说，它是经历了三次危机才逐步萌芽、形成和发展起来的。第一次危机是发生在1956年苏共20大以后的波匈事件。从1956年以来，我们党以苏联经验为借鉴，总结了自己的经验，开始探索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其理论成果后来有的成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生长点。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萌芽。第二次危机是“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内乱。“文化大革命”不仅没有克服苏联模式的弊端，而且把它的弊端推向极端。邓小平在《答美国记者迈克·华莱士问》一文中说：“为什么我们能在70年代末和80年代提出了现行的一系列政策，就是总结了‘文化大革命’的经验和教训。”正是在这些改革开放政策实践的过程中，逐步形成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第三次危机是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苏东剧变。这是社会主义由理论变为现实以后遇到的最严重最深刻的危机。正是在苏东剧变以后，我们的理论和实践有了重大的发展。1992年党的十四大进一步明确地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作了重要的新概括；1993年，又制定了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决定；1994年开始在财税、金融、外汇管理、企业制度、社会保险等方面采取了一系列重大措施。这场危机还表明：不改革会葬送社会主义，在改革中不坚持社会主义也会葬送社会主义。薛汉伟教授还认为，中国之所以能在这场社会主义的发展性危机中，率先成功地从根本上突破苏联模式，是因为她具有许多有利条件，其中最重要的一条是：中国共产党是一个有实事求是和独立自主传统的大国的大党。
四、“一国两制”、和平与发展等问题
与会同志除了对上述三个焦点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外，还从政治、外交、科技、精神文明建设等方面论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大贡献。
肖蔚云教授专门就“一国两制”问题做了阐述。他认为，“一国两制”的构想，是邓小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当代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是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一国两制”构想的历史，大体可分为三个阶段。从1978年开始到1982年中英联合声明的签订，是“一国两制”构想的提出和不断阐明的阶段；1982年底到1993年，是“一国两制”构想的具体化和法律化阶段；1993年到现在，是具体落实“一国两制”构想的阶段。“一国两制”的许多内容都闪烁着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光辉，这些观点主要有：①“一国两制”的理论基础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原则，它是从大陆、港澳台等地及国际上的现实情况出发做出的明智选择；②“一国两制”是互相联系、互相依存的关系，没有社会主义的中国就不会有特别行政区，一国是两制的前提，两制是一国内的两制；③“一国两制”体现了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情况下，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的原则；④体现了实行高度自治与国家主权相结合的原则，其中，在高度自治中又恰当地处理了港人治港与以爱国者为主体的关系。
梁守德教授认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包括对内、对外两个方面。即对内强调发展生产力的社会主义，对外主张和平的社会主义。中国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就是以和平的社会主义为理论基础的。和平，既是社会主义国家的本质的要素，又是世界各国人民的普遍愿望，符合国际法准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主张的和平，不再是以社会制度更替为主要目标的和平，而是“一球多制”、竞争共处的和平；不仅是反对世界战争的和平，又是防止局部战争、政治解决国际争端的和平；不完全是政治意义上的和平，也是经济意义上的和平。梁教授在全面阐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主张的和平主要表现为和平解决国际争端、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的国际新秩序时，特别强调了它的三大特点。第一，超越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异，把和平建立在国际基础上，同独立自主相联。邓小平同志使用“国权”概念，既同“人权”相联，又作为维护和平的前提。西方常说“天赋人权”，其实“国权”也是“天赋”的，从国家诞生之日就自然具有的，也符合国际法。国权高于人权，没有国权，哪来人权！又怎么可能维护和平，国家具有阶级性、民族性和国际性，要维护和平，就必须处理好国家与世界的关系，因为，国家的生存发展受到国际社会的制约，必须遵循国际法的准则，应该尊重别国的主权利益，在国权上世界各国一律平等。第二，引进生产力标准，把和平建立在经济繁荣基础上，同各国的发展相联。和平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和平的保证，两者紧密相联不可分割。邓小平同志特别批评只从政治安全谈和平而“忽视发展生产力，忽视经济建设”的现象，要求把两者结合起来。强调发展，主张通过发展生产力，消灭贫富悬殊来维护和平。第三，更新主要打击目标，把和平建立在国际准则基础上，同国际新秩序相联。邓小平同志把反对霸权主义与反对帝国主义区分开来。霸权主义只是指践踏国际法准则的政策和行为。谁搞霸权主义，就反对谁。反对霸权主义也应遵循国际准则。由于现行的国际机制主要是西方国家为主导的机制，所以，我们在适应国际现行机制的同时，要进行改革，以建立新的国际秩序。这种改革的目标是建立和平与发展的国际新秩序，原则是承认“一球多制”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目的是通过竞争、合作、协调的办法把一个和平与发展的世界带进21世纪。
这次研讨会有以下四个特点：一、领导重视，统筹安排；二、老中青学者相结合；三、多学科综合探讨；四、既突出重点、深入研究，又全面铺开、多方面探索。从这次研讨会上可以看出，北大在体现自己多学科优势的基础上，已形成了老中青学者相结合的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梯队。这次研讨会既是北大对今年纪念“五四”校庆的献礼，又是北大进一步深化学习、研究、宣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契机。
（张韦 袁吉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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