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视野下的中苏关系破裂原因探析——以《中国季刊》为研究视角，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季刊论文,探析论文,中国论文,视角论文,视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33.7；K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4952(2014)05-0109-07 冷战时期，中苏关系一直是西方国家关注的焦点问题。英国伦敦大学亚非学院主办的《中国季刊》自1960年创刊后，对中苏关系问题给予了充分的关注，共发表了38篇有关中苏关系问题的文章，其研究领域涉及苏联大国沙文主义、中苏军事合作、中苏贸易、中苏边境问题等方面，其中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苏关系问题是《中国季刊》关注的焦点。本文以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苏关系的发展为主线，从中苏政治利益冲突、军事利益冲突两个方面解读《中国季刊》对中苏关系破裂问题的研究。 一、中苏政治利益冲突 随着中国国力的增强，苏联开始担忧中国的崛起。在国际事务中，苏联对中国国际影响力的增强感到担忧和不满；在对中国领导人毛泽东的评价问题上，苏联也一直持压制态度。中苏关系在政治摩擦中逐渐恶化。 (一)中国的崛起 新中国成立后，苏联和西方国家都更加关注中国的发展。按照国际关系发展的惯例，人们普遍认为大国的崛起会导致利益格局产生变化，并引发新的战争。尽管中国一再强调坚持和平发展战略，但中国的发展仍引起了苏联和西方国家的担忧。在美苏冷战格局下，西方国家对中苏关系的发展走向十分关心。1960年《中国季刊》创刊号刊发了美国国际问题专家罗伯特·诺思撰写的《中苏同盟》[1]一文，对中苏政治利益冲突进行了分析和预测。罗伯特·诺思认为，中苏关系复杂而微妙，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提升，中苏关系处于不断调整阶段，苏联对中国的发展潜力感到焦虑。他在追溯了自中共成立以来中苏关系发展的过程后指出，中共建立初期，以斯大林为首的共产国际具有很强的领导权；1927年中国大革命的失败以及20世纪30年代“立三路线”的失败，共产国际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因此，罗伯特·诺思认为中苏两党的关系不具有平等性，中苏两国之间的利益也不具有一致性。他认为，近代以来中国饱受压迫与剥削，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由被压迫的民族变为独立国家，中共不仅带来了新的价值体系，而且还担任着民族复兴的重任，势必要求实现中国的强大与复兴。因此，中国独立自主的要求与苏联的强权政治之间势必产生矛盾，中苏之间的摩擦将不断加剧。罗伯特·诺思还分析了1952年斯大林执政时期以及1954年赫鲁晓夫执政时期中苏之间缔结的条约。他认为，在斯大林执政时期，中国在与苏联的交涉中处于弱势地位，中国对斯大林思想的宣传也保持着谨慎的态度；但在赫鲁晓夫执政时期，中国在与苏联交涉的过程中却逐渐把握了主动权，中国开始处于有利地位，甚至在某些问题上具有了很强的话语权。他认为，赫鲁晓夫执政期间中国话语权的提高体现了毛泽东威望的提升以及中国自主权的增强。 另外，罗伯特·诺思分析指出了斯大林去世对中苏关系的影响：苏联在领导人接班问题上出现混乱，影响了苏联政治的权威性和实效性，而中国保持着领导人接班的一致性和连贯性，保证了领导人的权威；赫鲁晓夫在对斯大林的评价问题上很不成熟，导致苏联产生了政治动荡，而中国把斯大林的功绩放在首位，错误放在次要位置，这一评价方法保持了政治的稳定性。罗伯特·诺思认识到了苏联否定前任领导人做法的极端性，肯定了中国对斯大林评价的合理性；国家领袖的评价问题关系到国家政策发展的一致性以及国家的政治稳定性，苏联武断否定前任领导人的行为对苏联的政治威望造成了很大打击；中国正确处理了对斯大林的评价问题，保持了中国的政治威望，也为以后中国处理类似问题提供了经验。罗伯特·诺思认为，中国的现实发展情况与发展预期之间存在很大差距，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中苏在政策调和方面将日益困难。他预测，中国在发展中将会遇到国内与国际关系的双重困境，中苏关系会在未来的摩擦中走向破裂。 从《中国季刊》刊发的文章可以看出，西方国家对中苏同盟保持着高度关注，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对中苏同盟有着很强的戒心。西方国家谨慎地观察着中国崛起对中苏关系的影响，他们对中苏关系破裂保持着很高的心理期待。中苏的不同国情，势必会对国家发展政策产生影响；罗伯特·诺思对中国的现实国情与发展需求进行了分析，并对中国面临的发展困境进行了悲观的预测，这体现了西方国家对于中国崛起的恐惧。 (二)苏联对中国国际事务的干涉 《中国季刊》刊发多篇文章评论了中苏在国际关系领域的利益冲突，以及中苏关于第三世界国家的政策分歧。 《中国季刊》1960年第4期发表了克劳斯·普林斯海姆撰写的《中国外交政策的新视角》[2]一文，回顾了东欧国家与新中国的外交发展过程。作者认为，新中国成立后，东欧各国继苏联之后纷纷与中国建交，但在斯大林生前及死后的一段时间内，鉴于苏联对东欧国家的控制以及苏联想打压中国在社会主义阵营中的地位，中国与东欧国家的关系没有实质性进展。《中国季刊》1962年第3期刊发了W.A.C.艾迪撰写的《中国、苏联和第三世界国家》[3]一文，作者认为，从1956年开始，中国就积极增强国际影响力，特别是对第三世界国家的影响力，但是苏联对中国国际影响力的增强感到担忧，并担心中国会影响其在社会主义阵营中的地位。作者还认为，中苏在国际关系领域的冲突最早可追溯到1955年万隆会议。苏联对于万隆会议的期望是想通过和平共处实现苏联社会主义经济体系的扩张、苏联工业水平的提升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并逐渐削弱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中国参加万隆会议的目的是赢得第三世界国家的朋友，打破国际禁运，在整个世界市场挖掘所有潜在资源，建立一个依靠自身的完备的中国工业体系，实现中国真正意义上的独立。作者引用爱德华·卡德尔①的观点指出，中国远离世界市场使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畸形化，1956～1957年中国在台湾问题上的失利，本质上是因为中国对苏联石油进口和军事援助的依赖。中国在万隆会议的表现符合中国的国家利益，但是苏联方面却对此表示不满。 在对待亚非拉等第三世界国家的问题上，中苏作为不同的国家利益体，势必有着不同的需求，但是苏联却要求中国附属于苏联，并对中国独立自主的政策不满，苏联的强势外交政策势必影响到中苏关系的发展。 (三)苏联对中国发展的压制 罗伯特·诺思认为，苏联即使在对中国进行援助之时，也是三心二意的，苏联并不想让中国真正强大起来。《中国季刊》刊发的多篇文章都提到了苏联对中国发展的压制。 《中国季刊》1966年第1期刊发了威廉·格里菲斯撰写的《1964～1965年的中苏关系》[4]一文。作者指出，中苏关系破裂的首要原因是中国坚定地想要成为超级大国，而苏联方面却坚定地阻止中国成为超级大国。为了实现超级大国的目标，中国实行迅速发展经济的方针，发展核武器，努力收回中国的领土，力求发展为在东南亚地区占优势地位的力量。中国如果获得苏联的援助，这些目标可以更容易实现，然而，赫鲁晓夫拒绝了中国的要求，这使中国意识到要依靠自身的力量进行发展。 《中国季刊》1972年第4期刊发了菲利普·布里格姆、亚瑟·科恩与雷纳德·杰夫共同撰写的《毛的道路与中苏关系：1953年来自华盛顿的观察视角》一文[5]，作者从对毛泽东思想的评价方面分析了苏联对中国发展的压制。作者着眼于1949～1952年年底的中苏关系发展，并从中苏的报纸宣传解读中苏关系。苏联方面认为，如果把毛泽东思想推崇到与马列主义并列的地位，就削弱了苏联在社会主义国家中的优势地位。1950年12月毛泽东的《实践论》在苏联发行之后，苏联《真理报》的评论是毛泽东出色地运用马列主义方法解释了哲学问题。《人民日报》则称毛泽东推进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发展，对马列主义的发展做出了贡献。这两种评价并不仅仅是词语上的不同，因为苏联方面只有在称呼列宁和斯大林的作品时，才称为“贡献”。苏联的评价显然是想压制对毛泽东思想地位的评价，把毛泽东思想作为马列主义思想的附属，否定毛泽东思想的独立性，以此来削弱毛泽东思想的世界影响力。中国则努力把毛泽东提升到世界理论家的高度，希望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产生世界影响力。作者认为，中苏对毛泽东思想的不同评价，显示了中苏对意识形态领导权的争夺。 此外，《中国季刊》1983年第2期刊发了约翰·特拉吉恩撰写的《中苏分裂：1952年波克诺的预测分析》[6]一文，作者认为，苏联是强大的极权主义国家，并不需要盟友，苏联需要的是对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绝对控制；在社会主义阵营内，社会主义国家的团结统一必须要遵从列宁主义，听从苏联的指导；而这与毛泽东所要求的国家主权和民族独立不符，因此中苏矛盾不可避免。 研究《中国季刊》刊发的文章可以发现，西方学者大多认为中苏矛盾的关键是国家利益冲突，中苏之间虽存在意识形态领导权的争夺，但意识形态问题只是表象，不是中苏关系破裂的主要原因。 二、中苏在军事问题上的冲突 中苏在军事问题上的冲突主要围绕着苏联对华军事援助以及发展核武器、军备控制问题。《中国季刊》1961年第3期、1964年第2期、1966年第1期和第2期等分别刊发评论文章，对军事问题在中苏关系破裂中的作用进行了解读。西方学者认为现代武器问题是中苏关系日益疏远的核心原因，其集中表现在两个方面：苏联不愿在发展核武器方面给中国援助；苏联提倡核不扩散计划，限制中国发展核武器。 《中国季刊》1961年第3期刊发了唐纳德·扎戈里亚撰写的《1957年莫斯科会议与中苏论争》[7]一文，作者指出，从1957年开始，随着苏联洲际导弹与人造卫星的发射成功，苏联国力急剧增强，中苏国家利益出现分歧，加速了中苏战略冲突。在苏联洲际导弹试验成功后，中国开始强调这一事件的重大意义，中国做出了比苏联更积极的预测反应。中国认为，这使得东西方军事力量对比产生了质变，东方对于西方具有了全面的压倒性优势。1957年8月29日，《大公报》称对依靠原子弹进行威慑的人来说，这项实验的成功具有划时代的意义。1957年8月30日，《人民日报》援引外国的评论说洲际弹道火箭的成功将会大大改变东西方的实力对比。但苏联对其军事武器的威慑程度以及苏联对西方的态度与中方存在分歧。苏联认为，军事武器的研制成功使得东方势力更强，但并不认为其军事实力已经超越美国。在东西方实力对比问题上，赫鲁晓夫认为，美国具有很强的潜在经济、军事能力，他认为如果发生世界大战对于东西方都将产生巨大的打击。中国则认为苏联的核武器具有优势地位，中国可以依靠苏联的援助收复台湾。苏联则认为如果苏联在台湾问题上援助中国，有触发核战争的危险，苏联不愿承受此风险。而且苏联方面并不认为苏联在核武器方面远远超过西方。1957年11月莫斯科会议时，中国希望在核武器方面获得苏联的帮助，但中国的希望落空。此时苏联方面正在试图缓和与西方的紧张军事关系，这成为中苏关系紧张的初始原因。 《中国季刊》1964年第2期刊发了哈罗德·福特撰写的《现代武器与中苏关系疏远》[8]一文，作者指出，1957年年底到1958年初赫鲁晓夫努力加强与美国在商业和文化方面的合作，并召开美苏高层论坛。美苏高层论坛把中国排除在外，却没有排除印度。1958年3月31日，苏联《真理报》发表文章指出，共产党将与社会主义党派、天主教以及世界各地的自由政治党派合作，结束宗派主义，实现削减军备，禁止发展核武器。1958年4月1日，苏联方面给美国和中国发了简讯，其内容是：当今苏联、美国、英国三个国家拥有核武器，因此核不扩散计划相对容易实现。如果现在不禁止核试验，在一定时间内，别的国家也将拥有核武器，核不扩散计划将难以实现。 《中国季刊》1966年第2期刊发了莫顿·霍尔珀林撰写的《关于中苏关系与军备控制的简介》[9]一文，作者指出，中国指责苏联实行核不扩散计划的目的是试图阻止中国核试验的发展，并以此实现两个超级大国统治世界；苏联方面认为要通过裁军计划实现与美国的和平共处，中国认为要发展强大的军事工业实现军事力量的制衡，而不是以妥协实现与美国的和平共处。 威廉·格里菲斯认为，中国的对苏政策和对美政策深受中国国内政治形势的影响。1963年以来，中国的政治宣传更加强化，而工农业发展更加务实，并进而影响中国的对外政策。中国将收复台湾、金门以及把美国驱逐出亚洲海域看作是核心利益，而苏联更倾向于和平外交政策；中国想把美国的势力从有可能发生革命的不发达地区驱逐出去，中国希望这一想法得到苏联的支持，但是苏联认为这将导致世界核战争，而中国认为美国是纸老虎；赫鲁晓夫在经济、军事等方面拒绝给中国援助，使毛泽东的国内政策更加激进；赫鲁晓夫仍然坚持去斯大林化，苏联的国内政策更加宽松，中苏国内政策的鲜明对比，使得毛泽东对苏联更加不满。[4] 三、东西方研究视角的不同及简评 中苏关系破裂是国际冷战史中的重要问题，也是共产主义运动史中的重要问题。对于中苏关系破裂的原因，国内外学者从多个视角进行分析，如国家利益分歧、意识形态分歧、领导者个人因素、结构失衡等，但对于中苏关系破裂的原因目前仍没有定论。[10]国内有学者对美国中央情报局解密档案进行分析，认为20世纪60年代初美国中央情报局对中苏关系分析失误，他们认为中苏关系虽有摩擦，但并不会走向破裂。[11]分析《中国季刊》的文章可以发现，20世纪60年代初西方学界在中苏关系破裂问题上进行了更为大胆的预测，认为苏联的大国沙文主义与中国国家主权独立的要求之间存在着根本性的矛盾，中苏关系破裂不可避免。 《中国季刊》对中苏关系破裂问题的研究涉及中苏关系发展的各个方面。中苏关系破裂有多方面的原因，除了政治因素和军事因素之外，《中国季刊》还研究了经济贸易以及边境问题对中苏关系的影响。其中政治和军事因素是《中国季刊》关注的主要方面，这也是中苏关系破裂的主要原因。西方学者认为苏联对中国大国崛起的恐惧、苏联大国沙文主义对中国的干涉以及现代武器问题是中苏关系破裂的主要原因。受冷战形势的影响，西方学者在分析中苏关系的过程中，对现代武器问题进行了大量研究，《中国季刊》曾开辟专栏讨论军事因素在中苏关系中的影响作用。冷战时期现代武器问题一直是高度敏感的问题，美苏之间展开军备竞赛，但他们却努力阻止中国发展现代武器。当时紧张的国内、国际形势使得中国不得不发展现代武器，以应对来自其他国家的军事威慑。围绕发展现代武器问题，中苏逐渐走向分裂。 国内外学者在中苏关系破裂问题上有着不同的研究视角。意识形态分歧被国内学者认为是中苏关系破裂的重要原因之一，而《中国季刊》刊发的文章则认为舆论宣传是国家利益发展的风向标，但并不是国家政策发展的主要原因。在西方学者眼中，意识形态冲突只是表面现象，其深层问题还是国家利益冲突；国家利益冲突在宣传中不易展开论战，意识形态问题便代替了国家利益冲突，成为中苏论战的主要内容。国内学者在评价中苏关系破裂原因时，大多从党际关系的角度研究中苏关系发展，他们看到了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在国家关系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以及社会主义阵营中国家关系的不稳定性；西方学者从国际关系的视角着眼研究中苏国家关系，他们认为中国落后的经济状况和紧张的国内外形势对中国的外交政策产生很大影响，这符合研究国家战略发展的一般规律，但却忽略了党际关系在中苏关系中的特殊重要性。国内学者对中苏关系破裂的研究，往往涉及苏联要求建立联合舰队和长波电台问题以及领导者个人因素，《中国季刊》刊发的文章对这些问题则较少涉及。追踪其原因在于：一是因资料和语言所限，西方学者较难接触到中国和苏联的原始档案，因此，西方学者对中苏关系破裂问题的分析大多着眼于宏观视角，而对具体事件只是进行粗线条的分析。二是国内学者常常涉及中苏两国领导人的性格因素对中苏关系破裂的影响作用，而《中国季刊》的研究文章大多立足于国家利益来看待中苏关系问题，他们认为在国际事务中个人因素不能超越国家利益，因此对中苏关系发展中的个人因素作用忽略不计。三是国内学者对苏联大国沙文主义进行了深入分析。西方学者以旁观者的角度分析中苏关系破裂问题，他们从多个视角研究国家利益分歧在中苏关系破裂中的影响作用。 《中国季刊》刊发的文章给我们提供了看待中苏关系破裂的新视角，但西方学者对中苏关系的预测分析既有一定的客观性，也存在一定的片面性。西方学者多从中苏利益冲突的视角研究中苏关系的走向，而没有分析中苏的共同利益对中苏关系的聚合作用。更应该看到的是，中苏同盟对西方国家造成了一定的威慑力，中苏关系破裂符合西方国家的利益要求。西方学者对中苏利益冲突进行分析和渲染，这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冷战时期西方国家对中苏关系发展走向的期待。 注释： ①爱德华·卡德尔，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思想家和经济学家。作为铁托主义的主要经济理论家，他为南斯拉夫引进工人自治管理模式做出了很大贡献。标签：斯大林论文; 中苏关系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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