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犹太复国主义的缘起看其国家政治内涵，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缘起论文,内涵论文,看其论文,政治论文,国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犹太人究竟是不是一个民族？这个问题是有过争议的。按照斯大林的民族定义，即“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一个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在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①a]，建国前的犹太人显然缺乏作为一个民族所应有的特性。萨比尔·塔伊迈引用乌金·彼塔尔德的话说：“所有的犹太人都不能归属于犹太血统”，“犹太人是一个社会－宗教群伙。”[②a]而赫茨尔提出“我们是一个民族——一种民族”，“犹太人问题既不是一个社会问题，也不是一个宗教问题……它是一个民族问题”[③a]。平斯克在他的《自我解放》一书中也写道：“犹太人决不是一个宗教社团，他们是一个民族。他们还希望作为一个统一的民族生活在自己的国家里。”[④a]在本文中，为了叙述方便，仍用犹太族指代以色列建立前的犹太人。
犹太复国主义，是Zionism的意译，音译即为锡安主义。历来，对犹太复国主义的起止时间及其具体含义，据不同的政治态度，有着不同的解释。如：犹太人中的大资产阶级掀起的在巴勒斯坦重建犹太国的运动，代表欧美犹太人大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的利益。[⑤a]又如：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欧洲各地的犹太人中盛行的一种要求返回巴勒斯坦、重建犹太国，复兴犹太民族的政治思潮。[⑥a]再如：是指犹太集团通过有组织的活动为实现犹太人在巴勒斯坦土地上安家落户的目标而掀起的犹太政治运动。[⑦a]事实上，犹太复国主义不仅表现为一种要求重返巴勒斯坦、建立民族家园的思潮，而且表现为一种在该思想的指引下进行的实际的有组织的政治运动。作为一种思潮，可以说从犹太人流散到世界各处时，即已产生；而作为一种有组织的政治运动，是直到1882年才正式开始的。这一年，利奥·平斯克发表了《自我解放》，东欧、俄国出现了犹太复国主义组织。这样，作为一个完整意义上的犹太复国主义，便由此产生了。
二
任何事情的产生，均存在内、外两个因素的作用。犹太复国主义也是如此。我们首先从内部因素来考察。
正如上文所述，作为一种思想而存在的复国主义，是有久远的历史的。从开始在世界各地流散起，犹太民族即念念不忘返回自己的故土——巴勒斯坦。这种观念，已深深地植根于犹太民族的特性之中，同时，也是犹太民族在历经2000年的流散生活仍得以维持其民族特性的一重要因素。正是这独特的民族个性，为犹太复国主义的产生提供了一个内在动因。
犹太教在维系犹太民族的生存中，起着根本的作用。犹太民族正是在犹太教义的基础上，获得了自己的精神源泉、民族特性。关于犹太教义为犹太复国主义提供的宗教信仰基础，已多有论述。主要观点即“特选子民”和“应许之地”的宗教信仰的作用。[①b]《圣经》中，有很多地方反映了这种观点。如：“你们是耶和华你们上帝的儿女……耶和华从地上的万民中，拣选你特作自己的子民”（《申命记》14：1—2）；“当那日，耶和华与亚伯兰立约，说：‘我已赐给你的后裔，从埃及河直到伯拉大河之地……’”（《创世纪》15：18）。这些教义不仅成为虔诚犹太教徒的思想信仰，而且成为其行动准则。在此基础上，不仅形成了犹太人的民族优越感，而且更由此坚定了其要回到巴勒斯坦这“应许之地”的愿望，甚至于在教徒的祈祷的末尾都要加上“来年回到耶路撒冷”。可以说，千百年的宗教意识的积淀，为犹太复国主义最终在巴勒斯坦得以实现提供了最基本的思想前提。这也为日后宗教势力在以色列的兴起，奠定了基础。
另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是关于“加路特”（Galuth）和“苟拉”（Geollah）的传统观念。[②b]这种传统文化内涵，在《圣经》中也可找到其最初渊源。如：“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的确知道，你的后裔必寄居别人的地，又服侍那地的人，那地的人要苦待他们四百年……到了第四代，他们必回到此地，因为亚摩利人的罪孽还没有满盈。”（《创世纪》15：13—16）早在“巴比伦之囚”的年代，犹太人即逐渐树立起一种观念，即犹太人逃离故乡，流散各地，是因为他们违背了上帝诫命而犯下罪孽的原因，他们要在流散世界各地的过程中，饱受折磨以赎所犯的罪。不过，上帝最终会宽赦他们，并且让“救世主”弥赛亚降临，率领他们重返故土。这种观念的确立，无疑加强了世界各地的犹太人对回到巴勒斯坦的向往。结合犹太人在流散过程中的历史，他们很容易会得出结论，只有回到巴勒斯坦，才是真正结束了流散的苦难。
再有，深深扎根于犹太人心中的民族性格也是一个重要的内因。“马萨达”精神是犹太民族大无畏英雄气概和热爱自由性格的集中体现。在这种精神的鼓励下，犹太人在散居世界的过程中，备受艰难困苦，却仍顽强地维系着自己的民族特性，为争取自己的民族权利而斗争不息，从而促进了犹太复国主义的兴起，并最终建立了以色列国家。”散布在各国的犹太人对故国忠心耿耿，始终不渝地祈褥和希望重回祖国并恢复他们民族的自由。”[③b]追求自由，是犹太民族顽强生存的动力。
在内因的基础上，外因也不断地刺激着犹太复国思想的发展，并且促使了犹太复国政治运动的出现，最终导致了以色列国的建立。
其中最主要的因素，是犹太民族在漫长的散居过程中，与当地民族的隔阂冲突，及各当地政权的多次反复的迫害犹太人。对于这些冲突，是由谁挑起，应由谁负责，其深层原因究竟是民族、宗教、经济或者其他，姑且不论，可以确信的是，犹太人与当地的民族、社会相处并不协调。他们流散在世界各地，虽然有部分犹太人融入了当地社会，但极大多数仍生活在自己的社团群体中，并不断与外界爆发矛盾冲突，这样就有了“隔都”、“马兰内”等特有概念。一部流散史，实际上即是犹太民族为了生存而同外部不断斗争的历史。这种斗争，一方面从反面强化了犹太人的民族特性，同时，也加强了犹太人的无依托感，因而，他们要回归故土重建家园的感情就更强烈。这种因在其所居国土上无以安身，而迫切要求建立民族家园的愿望，在以下两例中得到了集中体现，即1881年的俄国大规模排犹引起了犹太移民组织的出现；希特勒世界范围的灭犹导致了犹太复国运动的高潮。
另一个外因是，近代以来资产阶级民族民主思想的影响。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欧洲民族主义等思想及运动，为犹太复国主义输送了新的血液。“18世纪末19世纪初欧美早期资产阶级革命，特别是法国大革命，冲破了律法的高墙，使原先自我关闭在‘隔都’里的犹太人接触到了‘自由’、‘平等’的新鲜空气，从对救世主的渴望迷梦中觉醒过来。”[①c]在新的民族民主运动的影响下，犹太复国主义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同时也坚定了复国主义者的信念，加强了其争取民主自由、民族独立的决心。
再有一个外因是，大国政治的刺激。在不同时期，一些大国为了自己的战略利益，客观上促进了犹太复国主义的发展。拿破仑增发表告全世界犹太人书，书中道：“以色列，上帝的选民！暴君夺取了你们祖先的土地……流亡者应当振奋起来。”[②c]他号召犹太人跟随他打到巴勒斯坦去，恢复耶路撒冷，重建以色列国。虽然此后他又将注意力转到了要求犹太人的忠诚上，“皇帝陛下愿你们做真正的法国人”[③c]。可是，燃起了的复国火焰又怎能立刻熄灭呢？此后，英国为了对付俄国和法国的扩张，也采取了一些措施，在客观上保护了巴勒斯坦的犹太人，并促进了犹太复国主义的发展。1917年《贝尔福宣言》的发表，更被誉为“犹太民族在现代史上所获得的具有决定意义的一次外交胜利。”[④c]而当英国与犹太复国主义者间的关系日趋紧张时，尤其是1939年白皮书的发表，两者关系已达到破裂的地步，美国又加入了这一地区的角逐，力图排挤英国，取而代之，而积极支持犹太复国运动。犹太复国主义者即将工作重心转向了美国。正如本·古里安的结论：能够促使英国改变对巴勒斯坦政策的，只能是美国施加压力的结果。[⑤c]事实上，美国的确做到了这点。二战后，苏联实力增强，与西方国家在中东争夺也随之激烈，这也促使美国政策加剧向犹太复国主义倾斜。同时，苏联也一改曾经持有的反对犹太复国主义的态度，转而积极支持以色列国的建立，不仅在联大上投票赞成分治决议，而且对以色列国的建立和巩固给予了外交和军事上的支持。“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如果没有苏联东欧国家的坚决支持，以色列国是不可能产生的。”[⑥c]
三
毫无疑问，犹太复国主义在以色列的建立过程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而在以色列建立后，犹太复国主义是否还存在呢？一种观点认为：“把犹太复国主义的历史结束在1948年，还是可以找到充分论据的。”[⑦c]事实上，犹太复国主义在建国后，仍是存在的。首先，作为一种思想形态，它仍根深蒂固地存在于以色列的犹太人意识中；其次，作为一种政治实践，它也从未停止过。这不仅表现在以色列建国后，沿袭了犹太复国主义的各种机构、组织体制，而且更表现在以色列这个新国家的政治活动中。以色列不仅设立了专门机构，大批吸纳外来移民，并且公开鼓吹世上的所有犹太人，只要其愿意，跨上以色列国土，即是以色列的当然公民。甚至于在国家的疆界上，也仍处于变化之中而不确定。虽然联合国承认其为一个拥有主权的国家实体，但它的领土、人口远未达到基本稳定状态。可以说，作为一个稳定的国际行为体，以色列仍在形成过程中。只要这一过程未能最终形成，犹太复国主义在以色列的国家政治中仍会持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正因为如此，人们可以说，犹太复国主义不仅决定着以色列的建立，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以色列的政治实践。
犹太复国主义者理想的国家是什么呢？以色列政治学家阿赖赫·纳乌曾说过，他们要建立一个犹太人的国家，一个民主国家，一个位于犹太人历史家园的国家——以色列的土地从法律上说，包括从地中海到约旦河的全部巴勒斯坦，甚至超过这个界线的某些区域，即属于今日约旦的土地。[①d]这段话较好地概括了犹太复国主义的追求目标。
首先，以色列必须是一个犹太国。而在犹太人看来，这至少包含三层意思：1.犹太人在这个国家中是多数民族；2.犹太人在这个国家中是统治民族；3.犹太文明是这个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的基石。[②d]犹太复国主义的目的，即是要在“应许之地”建造一个犹太人的国家。而自从公元前5世纪始，犹太人散居世界各地，留在巴勒斯坦的犹太人越来越少，到19世纪初最少时只剩下几千人。为了建国，必须移民。移民工作一直是贯穿犹太复国过程中的头等大事。但是，在建国前，尽管犹太复国主义领导人千方百计组织移民，从1882年到1948年，也仅约55万犹太人来到巴勒斯坦。真正的大规模向巴勒斯坦移民是在以色列建国后。以色列也因此被称为“移民国家”。鼓励、帮助各国犹太人移居巴勒斯坦，始终是以色列的“国策”。以色列还颁布了《回归法》，规定即使在外国的犹太人，只要表达了成为以色列公民的愿望，并经过一定的手续，均可以取得以色列的国籍。这样，以色列便有大批居住国外的犹太“公民”，甚至在一些国家还拥有双重国籍的“公民”。无疑，以色列这一政策，促进了各国犹太人向以色列的移民。在使以色列的犹太人成为国内的多数与统治民族方面，移民政策是成功的。但同时，这也引发了一系列矛盾，如以色列同各犹太人原居住国的矛盾，各国犹太人与当地政府的矛盾，各国犹太人与以色列犹太人的矛盾，以及以色列国内各个不同文化背景、宗教传统、来自不同地区的公民之间的矛盾等。这些矛盾，同样也构成了以色列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重要内容。
另外，通过移民，还引发了一场“谁是犹太人”的争论。这是涉及到犹太民族界定的问题，一直为各方争论不休。宗教界认为信仰犹太教即为犹太人，犹太人必须信仰犹太教。而世俗主义者认为，宣布自己为犹太人的人即为犹太人。双方争执不下。犹太人究竟是什么样子，一个犹太人的国家应该保持怎样的犹太人生活方式，双方存在着深刻的根本分歧。最后，以色列政府在1970年对《回归法》进行了修正，重新规定为“犹太人是由犹太母亲所生或已经皈依（犹太教）的人，他不是另一宗教的成员”[③d]。这一规定，折衷了前述两者的意见，却同时引起了两者的不满。时至今日，这场争论仍在继续，无论谁胜谁负，其结果必然会导致以色列政策发生相应的重大变化。
另一方面，要把犹太文明建成这个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的基石。可是，犹太文明又是什么呢？2000年的流散生活，已经使居住在各地的犹太人，不仅在血缘、肤色、体貌等生理形态上具有很大差异，而且在语言、风俗、文化传统上也存有不同，构成很大的心理反差。如何建成一个强大的文明呢？犹太复国主义者首先从语言做起，在建国后，宣布希伯莱语和阿拉伯语为正式官方语言，并且强力推广希伯莱语。时至今日，希伯莱语已在以色列人中广泛使用。在这方面，以色列成功地创造了一个奇迹。但是，另一方面，犹太文明的确立，同时也导致保守宗教力量的兴起。因为现实中的犹太人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差异，要复兴犹太文明，只好追溯到遥远的过去，归根结底，就是犹太教与《圣经》。犹太复国主义者要建国，要增加以色列国家的凝聚力，就必须要使犹太民族团结起来。而这时维系各处犹太人的，仅是共同的犹太教信仰、《圣经》崇拜。要复兴民族精神，必须要复兴宗教精神。可以说，宗教力量是随着以色列国家的力量壮大而壮大的。而正是这种宗教力量，在不断地对以色列的国家政权、世俗生活构成侵蚀，甚至威胁。当代以色列，神权与政权、宗教与世俗已构成了相当尖锐的矛盾。一方面，世界发展趋势是政权世俗化，另一方面，宗教神权却不断扩大。“教权干预政治的现象愈演愈烈，表现得像一个‘半祭司的国家’”[①e]这也构成了对犹太复国主义初衷的嘲弄，因为“作为一个政治纲领，犹太复国主义旨在解放和复兴犹太民族，而不是犹太宗教”[②e]。然而，从上文我们可以看出犹太复国主义产生、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即是植根于犹太人身上的宗教感情。这样，尽管政治复国主义战胜了宗教复国主义，宗教势力还是随着国家强大而强大起来，这就不足为奇了。目前，宗教势力渗透到以色列国家的各个方面，甚至成立了自己的政党，成为左右国家内政、外交的重要力量之一。
犹太复国主义者的第二个目标，是要建立一个民主国家。事实上，一个民主国家，不仅是犹太复国主义者的目标，而且也是其所建立的国家的唯一选择。从以色列国家建立的基础——移民开始，就未给专制留下生存的空间。世界各地的犹太人，正是为逃避所在地的专制压迫、民族歧视，而自发地聚集在这块土地上，追求建立一个民主、平等、自由的家园。任何一种专制，必将为移民所唾弃。而在复国运动的过程中，无论是其领导人，还是组织机构、制度体系，为了保障最大可能的团结，也只能采纳一种民主的方式。同时，如前文所述，复国主义运动，也正是在世界民族、民主革命的大潮流下兴起的，自然深受这种趋势的影响。另外，以色列作为唯一由联合国投票而建立的国家和大国政治的产物，在战后的世界环境中，也只能选择一种民主的政治道路。再有，犹太文化传统也决定了民主政治的发展方向。犹太人的选民观念以及伦理－神教信仰，都促使着犹太民族去追求一种社会与政治的平等与自由。康维兹说：“民主的精神和民主的内在价值牢牢根植于犹太民族心中。”[③e]
以色列建国后，也的确努力去建立一套民主的政治体系，如议会民主制、普选制、多党制、三权分立等，从而被西方国家誉为中东“极权主义海洋中的民主孤岛”。但是，也正是在这种民主制度中，以色列的政治生活面临着一些特殊的困难，而这些困难，都是由以色列这个移民国家的本身决定的。以色列国内的居民，如前所述，绝大多数是从世界各地迁至这片国土之上的，他们有着不同的政治倾向、价值观念、文化传统。这些人统一生活于以色列这一国家内部，同时又据各自的政治倾向、信念与利益而结成了不同的亚群体。如果按他们与以色列土地和国家的联系方式，可以分为世俗的以色列人、信教的犹太复国主义者、信奉救世主的犹太复国主义者、超正统的非犹太复国主义犹太人。[④e]这些亚群体间的相互作用，构成了以色列民主政治中的主导因素。其间的矛盾，影响了以色列民主制的一些特点，如没有宪法、纯粹的比例代表制和党派林立等。在此基础上的政策分歧，使得以色列无法解决面临的一些根本性问题，如土地与和平问题，阿犹关系等。
另外，犹太复国主义者所宣扬的民主，掩盖了一个事实，即以色列的建立，是以原居民阿拉伯人的被驱逐为代价的。在其建国基础上，即没有犹太人与阿拉伯人平等的痕迹。因此，尽管《独立宣言》中也宣告阿拉伯居民“有充分和平等的公民权”，事实上，生活在以色列的阿拉伯人，沦落成二等公民，受到犹太人的歧视、压迫。两族间的鸿沟很难填平。这也是以色列民主政治的一大难题。
犹太复国主义的第三个目标是要建立一个位于犹太历史家园的国家——这也反映了犹太复国过程中宗教的力量。对于在何处建立一个犹太国，曾经有过争论。有些人，只为谋求建立一个犹太国家，而无论其地理位置。赫茨尔一开始就表明，他关心的是建立犹太国，而不怎么在乎在什么地方建立这个国家。平斯克也认为不应该梦想复活古朱迪亚。[①f]以赞格威尔为首的“领土主义派”即支持在乌干达建国。但是从1905年第七次复国主义代表大会后，就确立了巴勒斯坦是犹太人唯一的移民地的原则。此后，犹太复国主义者即为在此建国进行了坚持不懈的斗争。然而，1947年的联合国分治决议，虽然满足了犹太人的建国要求，却并未将“应许之地”全部许与它，而只是占了巴勒斯坦地区的56.47%，约14942平方公里。混乱也即从这里开始。
且不论犹太人在巴勒斯坦建国是否符合“公理”，也不论阿以冲突中究竟谁更有“公理”，事实上，阿以间的冲突从此开始了，以色列也拥有了一条“变化中的疆界”。土地问题，是阿以关系的关键所在，同时也是以色列国内各派别争论的焦点之一。
为了实现其国家安全，为了在“应许之地”建立国家，以色列在历次中东战争中，不断地侵蚀周边国家的领土。尤其是1967年的第三次中东战争，以色列夺取了加沙地带、约旦河西岸、耶路撒冷东区、西奈半岛和戈兰高地。以色列的对外扩张，不仅使其与当地阿拉伯居民矛盾尖锐，与周边国家交恶，并遭到了国际社会的谴责，甚至联合国也投票通过定“犹太复国主义”是“种族主义”的提案——尽管现在已取消了。目前，尽管中东和平有了进展，土地问题仍是个难解的结，使以色列同周边阿拉伯国家迟迟不能“关系正常化”。另一方面，土地问题的争议，也不断地引起以色列国内各派势力的消长。以色列国内存在各种政治力量，据其对国家疆界的不同，一般可分为鹰派、鸽派和中间派。鹰派特别看重约旦河西岸地区，鸽派力主放弃绝大部分甚至全部被占领土，而中间派则持一种“以土地换和平”的观点。随着以色列国内的各派力量对比的变化，必会引起政治局面的动荡，而这也不可避免地要影响到以色列的对外政策和阿以和平的进程。
四
从上文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犹太复国主义的产生、发展有其合理性，也有其非理性，它对以色列国家的建立与巩固起过巨大的作用。但是，随着国际社会的发展，犹太复国主义在以色列的政治实践中越来越表现为一种负面的作用，从而阻碍了以色列迅速成为一稳定的国际行为体。因此，改变传统的犹太民族利益的界定，对犹太复国主义做出修订，即被提上议事日程。有人提出对其进行三个方面的调整，即“首先是围绕着确定犹太教作为一种文化和宗教的作用和地位的一些问题……第二个极重要的问题是同居住在国外或聚居区的犹太人的关系问题……第三个方面是以色列同其阿拉伯邻国特别是巴勒斯坦人的关系方面。”[①g]这是有一定道理的。只有使其不断发展，适应国际、国内的新情况，犹太复国主义才会有持久的生命力。
目前，犹太复国主义仍是贯穿于以色列国家政治中的一条基本线索。理解了犹太复国主义，有助于我们更好地了解以色列。
注释：
①a 《斯大林选集（上册）》，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64页。
②a 〔黎〕萨比尔·塔伊迈：《犹太通史》，张文建、王复译，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212、213页。
③a 〔奥〕西奥多·赫茨尔：《犹太国》，肖宪译，商务印书馆1993年版，第21页。
④a 徐向群、余崇健主编：《第三圣殿——以色列的崛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4年版，第36页。
⑤a 陈永龄主编：《民族词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87年版，第556页。
⑥a 刘金质等编：《国际政治大辞典》，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52页。
⑦a 前引书：《犹太通史》，第217页。
①b 朱威烈、金应忠编：《’90中国犹太学研究总汇》，三联书店上海分店1992年版，第117页。
②b 前引书：《’90中国犹太学研究总汇》，第118页。
③b 《以色列独立宣言》，见：钟冬编：《中东问题八十年》，新华出版社1984年版，第141页。
①c 前引书：《’90中国犹太学研究总汇》，第120页。
②c 前引书：《第三圣殿——以色列的崛起》，第29页。
③c④c 〔以〕阿巴·埃班：《犹太史》，阎瑞松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244、339页。
⑤c 沃尔特·拉克：《犹太复国主义史》，徐方、阎瑞松译，三联书店上海分店1992年版，第662页。
⑥c 杨曼苏主编：《以色列——谜一般的国家》，世界知识出版社1992年版，第190页。
⑦c 前引书：《犹太复国主义史》，第2页。
①d 〔美〕托马斯·弗里德曼：《从贝鲁特到耶路撒冷——美国记者中东见闻录》，天津编译中心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92年版，第251页。
②d 前引书：《第三圣殿——以色列的崛起》，第109页。
③d 前引书：《第三圣殿——以色列的崛起》，第139页。
①e 前引书：《以色列——谜一般的国家》，第109页。
②e 〔美〕劳伦斯·迈耶：《今日以色列——一个不安宁国家的画像》，钱乃复、李越、章蟾华译，新华出版社1987年版，第11页。
③e 林太、张毛毛编译：《犹太人与世界文化》，三联书店上海分店1993年版，第250～274页。
④e 前引书：《从贝鲁特到耶路撒冷——美国记者中东见闻录》，第283～285页。
①f 前引书：《今日以色列——一个不安宁国家的画像》，第11页。
①g 〔美〕凯马尔·H·卡尔帕特编：《当代中东的政治和社会思想》，陈和丰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36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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