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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01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353(2005)02-0101-03
新世纪以来，我国的现代化建设进入了加速发展的历史阶段。从世界政治经济发展的基本趋势来看，现代化建设不仅仅是经济总量的增长，更是一场关于经济发展模式的深刻变革。在这个过程中，建设和发展循环经济的重要性逐渐引起人们的关注。
一、中国循环经济战略选择的现实约束条件分析
1、外来型工业化影响循环经济战略的实施
从思想史的角度看，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是在经济自由主义思潮指导下进行的，对全球化的迷信使得比较优势的经济战略成为政府决策的主导思想，以经济活动的对外依赖性为特征的外来型工业化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在经济自由主义的影响下，中国经济发展更多的是靠对自然资源的高消耗来换取的，忽视了与国际接轨的真正内涵。资本运行的民族性和世界性的矛盾，使中国以市场换技术的发展思路收效不大，科技进步速度大大落后于经济增长速度。另外，由于中国市场的开放，外资大量进入中国，造成中国经济的对外依赖性不断增大。1999年以来，加工贸易在中国出口商品构成中始终保持着55%以上的高份额，中国的外贸依存度也始终维持在50%以上。从纯粹的技术和效率角度看，经济全球化加快了发达国家先进技术向发展中国家的扩散，提高了发展中国家和全球的经济效率，对于世界范围内的可持续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但另一方面，中国引进的外资企业往往是所在国家按照梯度转移理念移出本土的，基本上是一些传统过时的工业科技，对稀缺性和污染性资源的消耗过大，不具备自身发展的可持续性，因此无形中增加了中国经济发展中资源与环境问题的严重性。这种趋势继续下去，一方面将影响我国独立决策的能力，同时也会激化他国与中国在能源和原材料等问题上的冲突，恶化我国和平发展的国际环境。在外资外贸导向型经济发展模式下，中国的技术进步并没有我们期望的那样大，对需要以先进技术为支撑的循环经济的发展，我们的控制力不大。而且，对海外资源依存度的上升使得我们不仅缺乏也没有足够的改变对我们不利局势的能力。因此，我们必须认识到，靠外贸进出口总额的增加虽然有限地提高了发展中国家的物质生活水平，但并没有把发展中国家带入可持续发展道路；相反，发达国家的对外投资目的是在自身资源和环境保护有保障的条件下，通过把污染型和资源消耗型产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来维持本国高能源密集和资源密集的消费模式。经济自由主义存在着对国外资本和技术的迷信，导致发达国家产业转移与发展中国家循环经济的矛盾。只有认识到这一点，并把它作为思考中国经济发展战略模式转换的一个因素，我们的循环经济模式才有可能成为国家层面的行为。
2、发展主义政策取向的片面化带来的消极后果
现代化进程就是将自然资源转化成可用财富的进程。从这个意义上说，近代以来的工业观本质上是一种实践主义发展思路，强调人类对自然的征服和改造。这种发展观偏重于物质财富的增长，简单地把经济增长等同于经济发展而忽视经济社会的全面进步，特别是没有将经济增长过程中的环境成本纳入其中。在这样的理念下，就出现了把GDP作为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发展的单一标尺而忽视人文的、资源的、环境指标的现象。没有必要的资源保障，经济就难以持续快速增长。这一事实说明，资源对经济增长具有重要约束作用，资源的承载能力会制约经济增长的速度、结构和方式。但是长期以来，我们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并不是清醒的，资源环境变量没有进入生产函数，成为投入或经济增长的贡献要素。对待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问题，主要还是着眼于经济规模、产业结构、科学技术、劳动者素质，乃至经济体制、对外开放等传统经济内生因素的考虑，而没有把资源环境条件充分考虑在内[1]。对地方政绩考核侧重于GDP指标，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重经济增长，轻社会发展和环境保护的倾向。我国现在面临的生态和环境压力，就是单纯的发展主义政策取向造成的恶果。地方政府和企业固有的利益需求，使得其不会主动在经济运行的可循环性上下工夫。何况，中国现代化的主要任务是缩小与发达国家数量上的差距，以GDP增长数量指标的政绩观不是短时期内就能改变的。但是我们必须认识到，一旦扣除资源浪费和土地、大气、自然遭到破坏等成本，中国所创造的物质财富远不如GDP增长所体现的那么多。21世纪中国经济的发展需要从经济、社会与环境三维整合的角度进行战略设计。“可持续发展”模式就是要变革人类沿袭已久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强调要注意生态环境的保护与改善：“新型工业化道路”的提出，更是使资源环境成为经济增长的内生要素和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必要组成。近代中国的落后使中国人民急于在短时期内赶上发达国家的发展水平，因此我们采取了一种赶超型的经济发展模式，中国一直处在加速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过程中，经济增长基本上建立在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的粗放型发展模式上。这种赶超型工业化道路的经历压缩特性使得中国的环境和资源问题复杂化。
3、知识经济与循环经济的不同步
企业的国际竞争力相对比较弱始终是制约中国经济长期稳定快速发展的主要因素之一。现在，国外技术转移对中国产业竞争力提升的作用很大，表现之一就是我国高技术产品出口主要依靠外资企业及加工贸易。2003年外资企业、加工贸易、IT类产品在我国高技术产品出口中分别占85.5%、90%、96.2%；在我国电子及通讯设备制造业中，外资企业增加值的比重高68%左右[2]。这说明，自有知识产权的产品目前还明显缺乏自主创新能力，国民经济整体素质和国际竞争力还不高。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沉醉于高新技术产品出口比重的提高，而对我们在国际分工和价值链体系中的地位缺乏清醒的认识，将影响我国经济的长远发展。20世纪90年代之后，发展知识经济和循环经济成为国际社会的两大趋势。知识经济要求加强经济运行过程中智力资源对物质资源的替代，实现经济活动的知识化转向；循环经济要求以环境友好的方式利用自然资源和环境容量，实现经济活动的生态化转向[3]。对于我们这样的资本、资源都十分稀缺的发展中国家，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必须适应这种新的发展趋势。其实，知识经济与循环经济是统一的，二者都是指向“减物质”的发展方式。通过发展知识经济，用智力资源替代物质资源，就能够减少对环境的干扰，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形成一种新型的经济形态[4]。世界许多国家所以注重知识经济的发展，并使循环经济与知识经济并列成为21世纪经济的新亮点，就在于发展循环经济、构筑循环型社会体系需要一定的技术水平做支撑。对此，中国政府的认识是清醒的。我们不仅确定了科技发展三步走的战略目标，而且在目前正在编制的国家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中，已经把如何突破资源和环境的瓶颈约束放在优先位置，以形成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的科技支撑能力，实现知识经济与循环经济的统一。
二、中国循环经济战略选择的政策设计分析
发展循环经济是从根本上缓解资源约束和环境压力的战略举措。我们应当从中国长期经济发展前景出发，把其确立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基本战略目标，进行全面规划和实施。从中国当前的实际情况来看，尤其需要加强以下几方面的工作：
1、建立节约型社会
投资驱动依然是目前我国经济发展的一个突出特点。这种经济发展方式的突出特征是对资源的需求量大，容易造成对生态环境的破坏。目前我国已发现和可以被利用的矿产储量急剧减少，已经危及到矿产资源的可持续供给。解决这个问题，除了要加大矿产资源勘探力度，同时推行矿产资源全球化战略，最大限度的分享全球矿产资源外，更重要的是要把工作放在各种资源和能源的“减量化”上，建立一种节约型社会。其实，今天我们面临的资源和环境问题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能源强度即产出单位经济量（或实现量、服务量）所消耗的能源量过高的结果。世界银行（2000年）统计显示，中国近20年的经济增长率平均为10.3%，在全球206个国家和地区中居于第二位，但对资源、能源的消耗同样惊人。[5]据对占全社会能源消费70%的14个部门进行比较后的统计结果，目前我国一次能源转换有25%的节能潜力，终端消费有26%的节能潜力，一次能源消费的平均节能潜力达26%。我国能源使用效率若达到先进国家水平，相当于可节约3亿吨的石油，或相当于4.3亿吨标准煤。[6]这说明只要我们在生产源头上注意控制资源和能源的使用量，现在面临的资源约束和附带产生的环境问题都会得到一定程度的消解。当然，建立节约型社会并不是要不顾发展的需要一味减低资源使用量，而是说要在资源利用上统筹规划，实现经济和资源、环境的协调发展。
2、加快科技进步速度
建设节约型社会，从生产源头上控制资源的使用量只是一种消极的办法。从世界未来的发展趋势上看，构建循环经济模式最终要依靠科技进步来实现。循环经济是循环生产技术体系、循环生产组织体系和社会循环经济体制的有机统一。要通过技术进步改造传统产业和推动结构升级，尽快淘汰高能耗、高物耗、高污染的落后生产工艺，才能为循环经济的发展打好基础。其实，“减量化”不是单纯地减少对资源、能源的利用，其实质在于提高资源生产率和能源利用效率，意味着科技进步和经济社会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6]因此，在发展循环经济的过程中，政府、企业、科技界和公众要共同努力，增强技术预见性，强化技术支撑，开发建立绿色技术体系，通过技术的进步来落实循环经济的三个基本原则。特别是政府部门，在投资政策和项目选择上，必须研究开发那些循环经济发展所必需的技术，以在循环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实现中国产业结构升级与产业竞争力的提升。
3、改变外资、外贸依赖型的经济发展模式
“循环经济”模式的推出，意味着重新认识现行的经济、环境、资源和产业政策。目前中国经济的不可循环在一定意义上讲是由经济发展的对外依附性决定的。外来投资很大程度上是把中国作为改善其自身环境问题的一种替代选择。如果我国经济对世界市场的高依存方式不改变，发展循环经济就是一句空话。特别是在GDP成为政绩考核指标的前提下，为了吸引外资，地方政府很难真正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进行战略设计。近年来我国东南沿海发达地区经济发展中对海外市场依存度加大的负面效应已经显现。由于东部地区的发展是建立在与内地不平等交换的基础上的，内陆资源丰富省份为了缩小与发达地区的差距，更多的是把投资和政策倾斜重点转向资源产业，结果出现了一方面中央政府强调资源开发型城市的转型和再发展问题，另一方面导致了我国资源型产业在内部省份经济发展中地位的上升。作为关于发展的本质、目的、内涵及要求的总体看法和根本观点的发展观，其成立的前提是要具有科学性。新世纪以来中国政府提出的新型工业化道路和五个统筹的科学发展观的一个基本点就是正确处理国内发展与对外开放的关系。未来中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需要继续最大限度地利用国际市场资源和资本资源。但我们必须认识到，对外贸的依赖使得我们在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的选择上很难从中华民族的长远利益出发作出决断。从而容易使中国成为单纯的国外原料和成品供应地：一方面中国要为西方国家提供大量高耗能、对本国环境有极大负面作用的产品，同时又要承受他们对我国环境保护不利的指责。在中国的离岸经济发展障碍重重，资源海外投资不断受阻的情况下，我们必须从战略高度规划好吸引外资、外资发展、对外投资与循环经济发展的关系，实现有效益、有质量的经济增长。
4、制度跟进，协调企业战略与国家战略的关系
在人类社会发展的阶段上，循环经济主要还是一种宏观调控型经济。即使是一些市场化手段的采用，也往往是政府宏观调控政策的产物。这一特点决定了中国在构建循环经济体系时，必须对政府宏观调控有更为清醒的认识。循环经济发展是一项集经济、技术和社会于一体的系统工程，这一特性决定了政府的制度跟进是非常必要的。首先，中央政府要高度重视经济、社会、环境的协调发展，积极探索绿色GDP的核算体系，将环境代价计入发展的成本，加强对建设项目的环境保护管理工作，并将其作为国内干部政绩考核的组成要素之一。其次，要加强市场经济体制建设，进一步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创造有利于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体制环境，在全社会确立一种激励机制，发挥市场机制对促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基础性作用，促成“国家战略”和“企业战略”的协调。特别是在循环经济技术的开发问题上，必须分清政府目标和企业目标，处理好政府投入和企业自主投入的关系。在人们对循环经济的认识基本上还处于一种“责任附加”手段的今天，政府要有考虑商界利益的国家战略，但企业也需要树立更加自觉的国家战略感，以把宏观调控和市场机制、国家战略和企业战略有机整合，形成一种战略思维。第三，在中国的经济发展中要建立一种环境补偿机制，努力在全社会形成一种“谁受益谁补偿”的舆论氛围和制度安排，解决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世界和中国”、“沿海和内地”两个“中心——外围”效应所形成的无视自然资源和环境保护的惯性行为，从整体上谋划中国的资源开发和利用，实现各个经济区域发展的相对平衡。第四，加强法制建设。循环经济发展模式更为注重环境保护和资源利用的有效性，国家只有在政策和法律方面尽快有所作为，才能以机制化方式解决中国经济发展的可持续问题。当务之急是推动循环经济政策法规建设，明确把生态环境作为资源纳入政府的公共管理范畴，通过法规对循环经济加以引导和规范。
［收稿日期］2004-1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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