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刘备、宋江的理想伦理人格，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刘备论文,伦理论文,人格论文,理想论文,宋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明朝，是中国小说大放异彩的一个重要时期，而《三国演义》、《水浒传》更如两颗璀灿的明珠耀人眼目。这两部伟大的经典巨著以其永久的艺术魅力，几百年来深受人们的赞赏。这两部小说的一个最大共同点，是都塑造了精彩的英雄人物形象，都不约而同地把英雄人物作为对象主体，使历史、社会、芸芸的人生凸现为英雄的舞台。写出了英雄们奋斗成长的历程，显现了英雄人格精神的昂扬，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两部小说都可说是“英雄小说”。翻开《三国演义》，“汉寿侯五关斩六将”、“赵子龙单骑救主”、“张翼德大闹长坂桥”、“诸葛亮舌战群儒”让人豪气干云；《水浒传》中，“鲁提辖拳打镇关西”、“吴用智取生辰纲”、“武松醉打蒋门神”、“花荣大闹清风寨”让人扬眉吐气，痛快淋漓。一方面，这些英雄人物叱咤风云、力拔山河的慷慨、伟壮、豪迈、潇洒是那样让人心驰神往；但是另一方面，他们甘心被一介拘谨保守、柔弱廉恭的刘备、宋江之流所统领又不免令人迷惑不解。试看，刘备文不如孔明，武不如关、张、赵；宋江文不如吴用，武不如鲁智深、武松等。但是他们却能自如地驾驭着这些血性男儿，使这些桀傲不驯、威猛刚烈的好汉们在自己手下唯唯喏喏，俯首贴耳，他们为什么具有如此巨大的力量？
这要从中国文化的特点谈起。
在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中，中国是唯一没有发生文化断层的国家。五千年色彩斑斓的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富有顽强旺盛的生命力，无与伦比的延续性。而众所周知，贯穿在中国文化中的精神主干是“重伦理”的儒家精神。在儒家精神的主导下，伦理观念、入世精神构成中国人的社会主导心理。这种心理的支配，使中国传统文化形成以人伦关系为出发点，以礼教道德为中心，强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以责己严，待人宽，对父母孝，对兄弟悌，交友贵义贱利，忠君爱国为行为规范和价值观的一种重礼制和人治、法制观念薄弱，强调群体的伦理道德型文化。中华民族的伦理道德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建构了成熟的道德价值体系，形成了丰富的个人伦理、家庭伦理、国家伦理，乃至宇宙伦理的道德价值层次，这些伦理体系支撑着整个封建的中国，也培育了一个朝代又一个朝代的子民。可以说，这些伦理渗透到了每一个中国人的骨髓。历代的杰出作家、优秀文人在深厚的儒家思想熏陶下，他们的作品无不闪耀着伦理的光芒。《三国演义》、《水浒传》当然也不例外。虽然，他们都塑造了一大批才力过人、勇于反抗的英雄人物；然而，伦理的光辉始终笼罩着个人英雄的光华，使这些英雄最终仍被纳入伦理的轨道中来。刘备、宋江就承担了这种伟大的任务，他们的一言一行无不符合着伦理道德的规范；这使他们产生了强大的凝聚力，把那些英雄好汉团结束缚在他们身边，为他们所用。所以，他们能够成为统帅、领导者，就在于他们具有理想的伦理人格，是各种伦理的化身。
一、他们符合宇宙伦理
远古时候起，中国人就对自然及一些无法解释的现象处于懵懂无知的状态，由此产生了一种畏惧感，有些思想家利用这种畏惧心理，提出了天命论，以天命论来掌握人民。天命就是上天的命令。天命论认为，上天是万能的，它主宰着整个世界，包括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它具有无与伦比的威力。《孟子·万章上》讲天用人的德行和政事来表达意志。董仲舒认为灾异是上天的遣告。《汉书·董仲舒传》引对策曰：“国家将有天道败，而天乃先出灾害以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异以警惧之。”经过董仲舒的加工整理，天成为人类社会的主宰者，监视下民，赏功罚祸，形成了比较完备的主宰者形象。于是，封建统治者利用这种天命论，以自己为天的代理人——“天子”自居，以“天命所在”对人民进行统治，天命变成他们统治人民的伦理工具。这种天为主宰的思想有深远的影响，至明清时代历代皇帝下诏还称“奉天承运”。反过来，人民在同封建统治者进行斗争时，也自然会把天命归于自己，归于自己所钟爱的领袖人物。这样才更加有号召力。
《三国演义》第一回，就交待了“种种不祥，非止一端，”而由于“疫气流行”，张角散施符水，为人治病，由此深得民心，遂兴起了黄巾起义，天下大乱，中原纷争。而《水浒传》第一回，国家表面虽然太平，但是同样“天下瘟疫盛行”，“天灾盛行，军民涂炭，日夕不能聊生”。文章一开始，就向我们展示了一个行将有“天道之败”的人世。这时，“上天”出来干涉，派他的代理人刘备、宋江出来拯救这个人世。在《三国演义》六十一回，曹操的梦中，刘备应了天上的一轮红日；在六十五回中，谯周认为刘璋要投降刘备的主意“天合天意”。他说“某夜观乾象，见群星聚于蜀郡。其大置光如皓月，乃帝王之象也。况一载之前，小儿谣云：‘若要吃新饭，须待先主来。’此乃预兆，不可逆天道。”由此可见，刘备正是上天派下的入主西蜀的代表，他的出现符合天道。《水浒传》中，宋江更直接是上天的天魁星下凡。在四十二回九天玄女授三卷天书与宋江，对他说：“玉帝因为星主魔心未断，道行未完，暂罚下乡；不久重登紫府……”；在七十一回，宋江与众英雄大聚义时，“感通上帝”，使西北乾方天门开了一个天眼，授予他们天文；而那首宋江得了天助的古风（四十二回）更是说得明白：“昏道气运将颠覆，四海英雄起微族……瑞气盘旋绕郓城，此乡生降宋公明……毫杰交游满天下，逢凶化吉天生成。他年直上梁山泊，替天行道动天兵，”他的出现正是上天派下来替天行道的。
既然，他们是天派的，因此，就要像天、则天、顺天、应天。按儒家的说法就是“天人合一”，那么，人要与之“合”的天具有什么性质呢？儒家对天往往存在着一种功利价值取向，他们并不是把“天”看成是纯自然的天，而是在偏重人事的基础上讲“天人合一”。这种观念，发端于孟子，到了宋代理学，有了更进一步的发挥，成为理学家的一个根本观念。孟子说：“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孟子·尽心》）他说人皆有仁、义、礼、智之性，此乃“天授”、“天生”，明白此心性，也就知道了天。北宋二程（程颢、程颐）创立了理学，而朱熹集理学之大成。理学是宋至明几百年间的主要思潮，其中心是讲“存天理、灭人欲”。二程说“天者，理也。”“心即理，理即心。”（《二程集·遗书》）朱熹说：“天理是仁、义、礼、智之总名，仁、义、礼、智便是天理之数。”（《语类·十三》）二程和朱子所说：天是人的心性之本原，道德之根据，天即“理”，而他们所讲的理一般都是人伦日用之理，是包括“仁、义、礼、智”的伦理道德之性。“存天理”，封建伦理就是他们所说的天理。因此，儒家之天是义理之天，实际是宗法人伦之天，是主张和维护宗法人伦的宇宙本根。由这样的“天”所派下来的代理者，自然符合“天道”，能“顺天”、“替天行道”，适合维护宗法制度的需要。他们符合宇宙伦理、天经地义地具备了充当统领者的前提条件。
二、他们遵循国家伦理
中国是一个幅员广阔、人多且杂的农业国家。要保存、治理好这样的一个大国，历代统治者可谓挖空心思。不仅不断加强中央集权统治，从经济、政治、人身上加强对人民的控制，同时大力提倡有利于国家的行为。而历代的正统儒家为了服务于封建统治，对于种种利国的行为，作了更有力的发挥，提出了一整套的“国家伦理”。
1.忠君报国
孟子曾说：“天下之本在国……”国家的利益历来被强调到至高无上的地位。“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为国家尽伦尽职是每一个中国人的神圣使命。作为胸怀大志的英雄，刘备、宋江义不容辞地把“报国”作为自己的人生理想。《三国演义》中，在作品的第一回刘备在看榜时，就曾感叹：“……有志欲破贼安民，恨力不能，故长叹耳。”在同关羽、张飞结义时更明确地提出了自己举义的目的是“同心协力，救国扶危。上报国家，下安黎庶。……”而在第十一回中，陶谦欲让徐州给刘备，刘备为解除徐州之急，修书给曹操。书中说：“……愿明公先朝廷之急，而后私仇，撤徐州之兵，以救国难。则徐州幸甚，天下幸甚！”以苍生为念，殷殷报国之心溢于字里行间。宋江同刘备一样，也具有一颗拳拳报国心。宋江在活捉了朝廷命官时，总是把他们释放，并反复对他们说明自己“并无异心”，只是要等“朝廷赦罪招安”，“归顺朝廷”，“与国家出力”（如七十七回、七十九回活捉 美、韩存时都是如此）。在八十二回中，张叔夜对宿太尉说：“这一班人，非在礼物轻重，要图忠义报国，扬名后代。若得太尉早来如此，也不教国家损兵折将，虚耗了钱粮。此一伙义士归降之后，必与朝廷建功立业。”通过张叔夜之口，活脱脱为我们描出了宋江一伙人的报国之情。宋江等归降，更鲜明地打着“护国”的旗号，向东京进发（八十四回）。而招安后，他们接到破大辽的诏书，宋江等人大喜：“某等众人，正欲如此。与国家出力，建功立业，以为忠臣。……便当尽忠报国。”为国家出力正是宋江他们一贯的志愿。刘备、宋江都以“报国”为己任，不愧是顶天立地、胸襟广阔的领袖，也无怪乎作者对他们的报国之志反复述写、赞叹备至。
中国虽然从来不是一个宗教的国家，却是一个历史极为深长的等级制国家。人分五级：天子、诸侯、大夫、士、庶人。官分九品，尊卑有序，形成一个金字塔式的等级秩序。自命为真龙天子的帝王高踞在金字塔的顶端，成为国家的代表、权力的象征。在封建统治者看来，只要人人做到忠，其统治就会稳固。因此，统治者特别提倡“忠”。《忠经》说：“天之所覆，地之所载，人之所覆，莫大于忠。”“为国之本何莫由忠。”儒家更把“君为臣纲”作为三纲之首，全国所有的人都要服从天子的统治。因为，既然皇帝是全国中心，那么中心稳定，国家就正常运行；中心不稳，国家就面临分裂，危机四伏。在统治者的控制下，皇帝是至尊的观念已深入每一个臣民的心。这样，忠于国家、忠于民族，就变成了对国君一个人的忠诚，成了忠于皇帝的同义语。
刘备虽为西蜀之主，却始终以臣子自居，不敢反汉。第十四回，曹操假传诏令要刘起兵讨袁术，刘备虽明知是计，仍说“王命不可违也。”在二十一回中，董承出示了汉献帝的衣带诏，刘备“不胜悲愤”：“公既奉诏讨贼，备敢不效犬马之劳。”把逆君犯上的曹操视为国贼，誓与之为敌。到了七十三回，汉献帝为曹操挟持，实己名存实亡。然而当孔明建议刘备称王时，他大惊：“军师之言差矣。刘备虽然汉之宗室，乃臣子也，若为此事，是反汉矣。”“汝等虽欲尊吾为王，不得天子明诏。是僭也。”从权为王后，还马上“修表一道，差人赍赴许都。”当最后汉献帝终于被害，他更是“痛哭终日，下令百官挂孝，遥望设祭，上尊谥曰‘教愍皇帝’”。（八十回）自始至终，不论他实力强大，还是威望日盛，他都以汉帝的一个臣子自居，不敢做出有违君命犯上的事来，可谓是一个至忠的臣子。
忠君思想在宋江头脑中也是十分顽固，他虽然认识到了大宋朝滥官当道，污吏当权，殴死良民，涂炭百姓，而愿“替天行道”、“保境安民”，但却从来不认为这是皇帝的错，而认为“朝廷不明”乃是“奸臣闭塞”，“今皇上至圣至明，只被奸臣闭塞，暂时昏昧。有日云开见日，知我等替天行道，不扰良民，赦罪招安，同心报国，青史留名，有何不美！……”他起义只是要归顺朝廷，与国家出力，所以“只愿早日招安，别无他念。”（七十一回）而在第一百二十回，他饮了朝廷所赐的有毒药酒，死到临头还说：“……我为人一世，只主张‘忠义’二字，不肯半点欺心。今日朝廷赐死无辜，宁可朝廷负我，我忠心不负朝廷。……”忠君可谓达到了愚的程度。由此，可以想见，忠君思想作为一种普遍的传统观念，对人们产生了一种怎样的禁锢的作用。连刘备、宋江这种胸襟广阔、志薄云天之领导者也不能避免，把为皇帝尽忠作为自己应当遵循的准则。
2.爱民如子
虽然，皇帝的地位至高无上，但是，他们不能否认，人民的力量是伟大的，许多有识之士都注意到了这一点。“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天的视听来源于民的视听）（《孟子·万章上》引《泰誓》语）“保民而生，莫之能御也。”（《孟子·梁惠王上》）荀子形象地比喻说：“传曰‘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荀子·王制》）做大事者，要想获得成功，就要重视人民的力量，获取人民的支持。这已成为统治者的共识。而要想得到人民的拥护，则须“爱民。”何谓爱民？“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与之聚之。所恶，勿施尔也。”（《孟子·离娄上》）爱民即要为民谋利、使民富足和“为民除害”。刘备、宋江之所以大得人心，正是因为做到了“爱民如子”。
刘备在做安喜县尉时，“署县事一月，与民秋毫无犯，民皆感化。”（第二回）。而在第十七回，因韩、杨奉二人“纵兵掠民，人人嗟怨”，就设计将两人杀掉，为民除害，在四十一回刘玄德携民渡江，其爱民之情更是达到了极致。人民追随其渡江，“西岸哭声不绝。”他在船上看了，“大恸曰‘为吾一人而使百姓遭此大难，吾何生哉！’欲投江而死。”因不忍见百姓受难，而不惜自己身死，这样的“爱民”又有几人能做得到？而后曹操追兵将至，左右劝他“暂弃百姓先行”，他却哭泣说：“举大业者必以人为本，今人归我，奈何弃之？”始终不肯弃民而去。宋江突出的思想品质也是同情人民、关心人民，上山以前，他就以救困扶危闻名于社会：“每每排难解纷，只是周全人性命。时常散施棺材药饵，济人贫苦，周人之急，扶人之困”（十八回），被称作“及时雨”。上山以后他仍然保持这方面的思想品德，特别明显地表现在他所规定的严明军纪上：宋江命令梁山泊队伍攻破一个地方以后，“不许杀害百姓，放火烧人房屋”，“不可分毫侵害百姓”（四十一回）。他还经常打开仓库，救济贫苦居民。正因为如此，梁山泊的部队所过之处秋毫无犯，受到人民的欢迎。这都与他的爱民措施有密切的关系。
刘备、宋江可以说都做到了“兴天下之同利，除天下之同害。”是“天下归之”、万民归心的领导者，像如此“爱民如子”的人“生则天下歌，死则四海哭”，受到人民的极端爱戴。他们所到之处，百姓无不香花灯烛，焚香礼拜。其受到人民爱戴如此，究其因，也正因为他们以一颗赤诚之心爱护人民的必然结果。
3.礼贤下士
要爱民、富民，光凭领导者一个人是不够的，而需要有能办事的贤人。荀子认为，贤良仁人是治理国家的依靠对象，是否重视贤才，与事业的成功有密切的关系。“凝士以礼，凝民以政，礼修而士服，政平而民安，士服民安，夫是之谓大凝。以守则固，以征则强，令行禁止，王者之事毕矣。”（《荀子·议兵》）用礼可以收拢贤士，用贤士来实行仁政，又可以团结人民，贤士和人民都团结一致，就可“大凝”。荀子又说：“人君者，隆礼尊贤而王。”孟子也说：“君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孟子·离娄下》）礼贤下士者，必得贤士尽力辅助，大事可成。刘备、宋江可谓是礼贤下士的典范。刘备一向求才若渴，并善待部属。他为了求得诸葛亮，不惜屈尊冒着恶劣的天气“三顾茅庐”，终于感得诸葛亮出山。请出诸葛亮后，以“师礼事之”，“待孔明如师，食则同桌，寝则同榻。”他一见赵云，“便甚相敬爱，有不舍之心。”与关羽、张飞更是桃园结义，情同手足。可说是尊贤到了极点。宋江在上山前便结识江湖上好汉，“但有人来投奔他的，若高若低，无有不纳，便留在庄上馆谷，终日追陪，并无厌倦。若要起身：尽力资助，端的是挥金似土。”“待士有声名”；礼贤的名声传遍山东、河北一带。上山后，他尊贤依旧，几次三番要将山寨之主的位置让出来，让贤能之士担当。在他的带领下，许多豪杰俊士投奔梁山泊，使梁山势力日益强大。这都与他的尊贤是分不开的。刘备、宋江如此地礼贤下士，他们也就得到了众多英雄尽心竭力的辅助、保护，使他们的领袖之位更加稳固，成为事业的带头人。
4.遵守法纪
中国虽然重伦理，轻法度，但是，一个国家如果没有必要的法律制度，是无法管理的，历代统治者除加强伦理道德教育外，还从道德与法律相互作用、相互配合的关系出发，制订了一系列的典章制度，以维护其统治。同时，法规也是确立和发展伦理道德的有力工具，总是以法律规范的形式对社会伦理道德的基本要求、重要原则予以确认，使这部分最重要的伦理道德要求不仅仅是道德上的义务，同时也成为人们法规上的义务。法规由于以国家的强制力为后盾，所以对社会成员具有普遍的约束力。刘备、宋江作为社会的一员，当然要受到这些法规的约束，同时他们也非常自觉地遵守这些法规。
在《三国演义》五十七回中刘备闻说庞统将“来阳县事尽废”。一向宽厚待人的刘备竟然大怒，说：“竖儒焉敢乱吾法度！”可见他对法度之重视。而他三番五次地不敢称王称帝，就因为那是国家法度，他不能“僭上”。宋江更是甘心为法度所约束，他出于义气，释放了晃盖等人，但又认为他们的行动是“犯罪”的勾当，“于法度上却饶不得”：他犯下了杀人之罪，虽然逃走了一阵。但是，他也宁可明吃官司，而不愿上梁山，甚至教他去了枷，也不肯除。遵守法规到了这样的地步。刘备、宋江真可谓是循规蹈矩之良民！
三、他们维护家庭伦理
封建中国是一个典型的农业型国家，在自然经济的作用下，家庭是组成中国封建社会的基本细胞。中国社会既然是伦理本位的社会，那么伦理重家庭也是必然的。早在先秦时期，统治阶级就在民众中普及五种教育，即“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强调以家庭为本位的父、母、兄、弟、子五种关系的和谐，认为只有处理好了这五个方面，才能达到“内平外成”之目的。孟子曾说：“……，国之本在家，”《大学》云：“……欲治其国者先治其家：……家齐而后国治。”把家庭关系处理好了，才能达到治国平天下的目的。家庭伦理包括很多，但最重要的是“孝”和“夫妻”关系，这是建构起家庭伦理的两根支柱。
1.孝
中国以孝治天下，《孝经》说：“孝为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人之行莫大于孝”，忠和孝历来紧密相连，讲孝是为了尽忠，讲忠是为了便于行孝。在朝尽忠者，在家必行孝。在统治者看来，“忠以孝为主”。人人能孝弟，天下就会治而且安，所以在上者不仅极力提倡忠，也大讲“孝”，刘备一出场，作者介绍他就是“玄德幼孤，事母至孝”，是一个至孝之人。而宋江别人都唤他作“孝义黑三郎”，孝尚在义之上，“于家大孝”，“事亲行孝敬”。他对自己父亲宋太公的话可谓言听计从。而一封假报丧的信更是让他哭得昏迷，大骂自己是“不孝逆子”，急忙忙地撇下一帮好汉回去奔丧，也是个至孝之人。刘、宋二人在朝忠君，在家是孝子，可谓是身体力行的忠孝双全的君子。
2.夫妻关系
“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中国社会是宗法社会，最重生儿育女，传宗接代。要生儿育女，就要通婚姻。夫妻关系是家庭的基石，确立了夫妻然后才有家庭。婚姻关系确立后，夫妻双方本应是平等的。但中国的家庭中，妇女一辈子都没有独立的地位。恰如《孔子家语》中所言：“女子者，顺男子之意，而长其礼者也。是故无专制之义，有三从之道，幼从父兄，既嫁从夫，夫死从子。”“夫为妻纲”这个纲始终紧紧地套在妇女头上。“男尊女卑”也被视为天经地义。
刘备、宋江是叱咤风云的大英雄，自不以儿女情长为念，而在他们的思想中，男尊女卑的观念也是根深蒂固。《三国演义》第十五回张飞因为醉酒失陷了刘备的妻子要拔剑自杀，刘备说：“古人云：兄弟如手足，妻子如衣服。衣服破，尚可缝：手足断，安可继？……”把自己的妻子喻作衣服，可谓不重视之至。《水浒传》中也再三称赞宋江是个好汉，不以女色为念。娶了一个阎婆惜，也不大放在心上，正是“义士无心恋落花”。刘、宋二人不以妻子为念，我们再来看看与他们结成了夫妻关系的孙夫人和阎婆惜。她们二人在当时的环境下，可说都是性格刚毅果断的妇女，孙夫人在新婚之夜出场，洞房中就刀剑森列，俨然是个“女中丈夫”。后来夫妇回门，她得知刘备想回荆州，立即表示“妾已事君，任君所之，妾当追随。”并且毅然决定瞒过太夫人和孙权而一起逃走，并于路斥退追兵。这固然一方面表现了孙夫人的刚毅性格，但另一方面我们也不难看到她的刚毅性格也终逃不过“出嫁从夫”，为刘备服务，成为兴刘复汉的政治工具。再看阎婆惜，其性格也是凶悍泼辣。她可以说是依附于宋江而生存，但她并不因此就低声下气，自己给自己找了一个张三，看宋江不顺眼时也总是“用言语伤触他”，可谓有一定的独立主见。与宋江争执那一晚，对宋江是毫不相让，步步紧逼。虽有撒泼无赖之嫌，却也可见其刚毅性格一斑，但是她的刚强却只是激起了宋江的怒火，最后，宋江一刀使她身首异处，香消玉殒，成了梁山事业的牺牲品。孙夫人、阎婆惜，这两个人可说有一定刚性的女性，一个追随其夫，一个为夫所杀，其结局都没跳出“夫为妻纲”、“男尊女卑”的家庭伦理，她们的结果也只是更加衬托了刘备、宋江的大英雄形象。
四、他们坚持个人伦理
中国人在自己的文化与人伦中，时时表现出这样一种高度的自觉：人们的一切生活言行和思想文化创造，只有在为了人的时候才有意义：而一切事情也只有通过人，依靠人才能实现，人是一切的开端和基础。《大学》云：“物有本末，事有始终，知其先后，则近道矣。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孟子也说：“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人是一切的根本，而儒家又非常重视个人的修养，在他们看来“……知所以修身，则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则知所以治天下国家矣。”儒家就修身提出了“仁、义、礼、智、信”的观点。“仁、义、礼、智、信”作为五常，是每一个中国人都应具备的德性。只有具备了这五种德性，才为君子。刘备、宋江正是具备了这理想的个人伦理人格的君子。
1.仁
“仁”是儒家的最高理想。从广义来说包括“恭、宽、信、敏、惠、智、勇、忠、恕、孝、弟”等诸种道德品质，但“仁”从狭义来说，其核心为“爱人”。“樊迟问仁。子曰：‘爱人’。”（《论语·教渊》）爱人是儒家学说“一以贯之”的第一原则。这一原则要求“立人”、“达人”，舍己利人，舍己爱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并且强调这种爱应该从无私的动机出发，要求“克己复礼为仁”，即是说要克制、消除和战胜人们的利己自私的心理，达到一种纯粹的爱人、利人的“仁”的境界。
“爱民”是“爱人”的一个表现。上文已有所论述，在此不再赘述。除了“爱民”之外，刘备、宋江更从多方面体现出其“仁”。刘备在荆州依刘表的时候，本来在刘表死后，“荆州豪杰归先主者日益多，”刘备完全有条件取刘琮而代之，诸葛亮就曾劝过他“攻琮，荆州可有。”刘备却不忍这样做，宁肯逃亡。徐庶初见刘备，就劝其以“的卢马”妨人，刘备却变色曰：“公初至此，不教吾以正道，便教作利己妨人之事，备不敢闻教。”此外如在用人之际放徐庶去曹营与母相聚，并申言“吾宁死不为不仁不义之事”，入川之时，不听庞统的杀刘璋夺蜀的建议，似如种种不一而足，其仁皆感化了众人，人人皆叹其为“仁慈之主”。宋江在攻打无为军黄文炳时，告诫众人说：“只恨黄文炳那贼一个，却与无为军百姓无干。他兄既然仁德，亦不可害他，休教天下人骂我等不仁。”而在六十五回，书中通过王定六父亲之口写出了宋江仁德之名，远播四方，他说：“老汉听得说，宋江这伙端的仁义，只是救贫济老，那是我这里草贼？若得他来这里，百姓都快活，不吃这伙滥污官吏薅恼！”此外许多周全人性命，散施棺材药饵，乐善好施的仁义之事更是不胜枚举。刘备、宋江这种种善行可说达到了“爱人、利人”的“仁”的境界，是“仁”的典范。
2.义
仁是第一原则，但儒家尚有第二原则，那就是“义”，“义者，宜也。”（《中庸》）即是当然、应该之意。儒家尚义，以为做事只须问此行为应当作与不应当作。“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舍生取义”不顾自己个人的利益才是君子，儒家的义即是当然的准则，而此当然的准则的内容即是仁，依义而行，实即是依仁而行。孟子说：“仁，人心也：义，人路也。舍其路而弗由，放其心而不知求，哀哉！”（《孟子·告子》）义是达到仁的途径。这是从广义上来看，义，也即所说的“大义”。从狭义上来看，义是指人与人之间的团结互助、同甘共苦、同生共死、意气相投的一种思想及行为。这是想要说的是狭义的义。
刘备的义突出地表现在他与关羽、张飞的关系上。刘备与关、张桃园结义时，就立下这样的誓言：“念刘备、关羽、张飞，虽然异姓，既结为兄弟，则同心协力，救困扶危。上报国家、下安黎庶。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愿同年同月同日死。皇天后土，实鉴此心。背义忘恩，天人共戮。”以后，刘备与关、张情同手足，义不变心。在七十八回刘备听到关羽被杀的消息后，“一日哭绝三两次，三日水浆不进，只是痛哭，泪湿衣襟，斑斑成血。”并且说：“孤与关、张二弟桃园结义时，誓同生死，今云长已亡，孤岂能独享富贵乎？”八十一回写刘备拒绝了一切劝告，坚持进攻东吴，为关羽复仇，甚至说出了这样决绝的誓言：“朕不为弟复仇，虽有万里江山，不足为贵。”真正做到了与兄弟们的休戚与共。宋江和梁山泊兄弟的关系，与刘备和关、张之间的关系有些类似。在宋江的支持下，梁山泊竖起了“替天行道”的杏黄旗，建立起“八方共城，异姓一家”的战斗集体。在这里，人们之间“千里而朝朝相见，一寸心死生可同。相貌语言、南北东西虽各别，心怡肝胆，忠诚信义并无差。”在这里，从头领到喽罗，“都一般儿哥弟称呼，不分贵贱，死生相托，患难相扶”。在这个集体中，宋江努力使各种各样的人“识性同居”，“随才器使”。（七十一回）宋江一方面，严格要求大家遵守纪律，另一方面却又十分关心、爱护大家。有时为了救护梁山泊的兄弟，不惜兴师动众。例如为救鲁智深、史进而大闹华山，为抢救柴进而动员力量攻打高唐州。他与众兄弟也是情同手足，义气深重。刘、宋二人可说都是重义的君子。
3.礼
中国一直是个礼仪之邦，处处讲究礼仪。礼也是中国社会的重要内容。礼可以“经国家、定社稷”，所以，《礼记》云：“为政先礼，礼为政本。”礼既然有如此的社会功能，可以维持儒家所期望的社会秩序，所以儒家极端重视礼，以礼为治世的工具。孔子曾经引《礼记》云：“丘闻之，民之所由生，礼为大。非礼无以事天地之神也，非礼无以辨君臣上下、长幼之位也，非礼无以别男女、父子、兄弟之亲、婚姻疏数之交也。”礼主要就是指我国的等级制度，是因人而异的。尊卑、贵贱、长幼、亲疏都各有其礼。每一个人都必须按着他自己的社会地位去抉择相当的礼，因此，礼也指与等级制相适应的礼节仪式，总的来说，它是为维护封建等级制度而服务的。刘备、宋江一方面维护中国的这种等级尊卑的差异，维护“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以之为“礼”，处处不敢越“礼”池半步。另一方面，也遵循这一原则，履行相适应的礼节，是对人恭敬有礼的谦谦君子，从人们对他们的恭敬中我们也可以体会到他们对人的敬爱。因为“敬人者，人恒敬之”。这里不再多作阐述。
4.智
儒家认为“仁者不忧。知者不惑，勇者不惧”（《论语·宪问》）“知者明于事，故不惑。”（《论语注疏》）智是儒家提倡的五种德行之一，其义是指符合封建统治要求的才能智慧。“智者利仁”，能成一番大事业者，当然不可能是平庸无能之辈，他们必须具备一定的聪明才智，而其“智”又是为封建统治所服务。刘备和宋江都具有雄才大略和英雄胆识，在《三国演义》二十一回中，刘备的智慧表现得淋漓尽致。他为了不让曹操对自己有疑忌之心，故意韬光养晦，学种菜。而当曹操指出，天下英雄是刘备与自己时，他吃惊地把筷子掉到地上，但他马上借闻雷掩饰了自己的惊慌，随机应变地表现了自己的胆小，使曹操对他不疑，可谓大智若愚。其对马谡的了解之深，连诸葛亮也感到钦佩。托孤时，他说：“朕观此人，言过其实，不可大用，丞相宜深察之。”试问，若不是具有“慧眼”，又如何能辨别得出来呢？宋江的智慧，主要表现在军事领导才能上。象“智取无为军”、“三打祝家庄”、“攻打曾头市”、“两赢童贯”、“三败高俅”等等这些战役的胜利，都是在宋江的直接领导下取得的，宋江在梁山泊兄弟们心目中是很有威望的领导人。事实上也是在宋江当了梁山泊的主要领导人和指挥者之后，英雄们的斗争，才由过去各自的个体的反抗和小规模的集体反抗，发展成为一支严重地威胁封建官府的巨大力量。这同他所具有的领导才能是分不开的。
5.信
信，即讲求信用，诚实无欺，是儒家所提倡的五种美德之一。“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论语·子路》）“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论语·颜渊》）。“信”作为道德范畴之一，也是做人的基本条件，刘备、宋江同样是讲“信”的诚信君子。
刘备在第十一回中为义救陶谦对孔融说：“……圣人云：自古皆有死，人无信不立。刘备借得军，或借不得军，必然亲至。”后果然引了一千人马飞奔去解救陶谦。他把信看得比个人的生死还要重要。宋江同样取信于人，他每每答应了许人财物，从不失信于人。就是当时身边没有钱财，别人后来来取，他无不奉送。书中也赞他是个“仁、义、礼、智、信皆备”的君子。正因为刘备、宋江处处注意讲求“信用”，取信于人，取信于民，所以“民莫敢不用情”，对他们也是尊敬、崇仰之至。他们能够大得人心，讲“信”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综上所述，刘备、宋江正是由于符合宇宙伦理，遵守国家伦理，维护家庭伦理，坚持个人伦理，在受儒家思想影响的作家手中，具有理想的伦理人格，所以，他们在作品中脱颖而出，成为众望所归的领导者。
罗贯中、施耐庵身处明朝的不同时期，却都不约而同地赋予历史上的人物以上伦理人格绝不是偶然的。这正是作者通过鲜明生动、易于为人接受的典型形象，“以伦理道德的方式，把儒家建构和谐统一社会的文化的理想通过文学作品与每个社会成员的精神修养相连接，期望通过理想人格的途径来实现自己理想社会的目标”（《文艺伦理学》）的表现。
中国的伦理道德，正是以其深厚的社会积淀，对社会生活发挥着不可忽视的影响，使历代的文人们如此难以忘情。这些伦理道德对中国有两层影响。一是消极影响：①强化了封建的尊卑等级关系；②限制了个人的正常发展、必要的自由、正当的要求、人格的完整；③使中国固步自封，出现了众多的奴才，却缺少创新。但伦理道德的积极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①重视人伦关系，强调人际关系的和谐。无疑对于社会的稳定团结具有积极的一面；②重视人的精神境界，培养着中华民族注重气节、重视品德、讲求自我节制、发奋立志等主体意志和伦理责任感，形成了许多优良的传统美德，净化了人们的思想，克服了个人自私的心理，使人们的思想向更高一层提升。
我们民族的文化传统的影响是如此深远，就是在现代，其影响也还存在着。儒家伦理是对社会生活秩序和个体生命秩序的设计与伦理建构，其中的“仁、义、礼、智、信、保民、爱人、尊亲、利国、团结、互助、诚实、惜贫”等等内容，仍是现代社会人所要遵循的品德，是我国精神文明建设所大力提倡的传统美德。当然，儒家伦理的一些封建残余还会流毒于某些人的思想，在此，就不作赘述了。
由此可见，我们民族的文化传统是我们现代生活的根基，我们只有牢牢地立足于这个根基，弘扬光大其精华，抛弃其糟粕，而不是全盘接受或完全抛弃，才能保持我们民族精神的永久活力，为中国的精神文明建设提供道德上的导向，使刘备、宋江人格光辉的一面不仅在文学上，而且在中国文明中永放兴芒！
标签：刘备论文; 宋江论文; 儒家论文; 孟子思想论文; 三国论文; 三国演义论文; 历史论文; 理想社会论文; 水浒传论文; 孟子论文; 宋江起义论文; 刘备玄德论文; 东汉论文; 赤壁之战论文; 晋朝论文; 元朝论文; 战国时期论文; 南宋论文; 野史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