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马克思哲学看人与自然的关系_人与自然论文

从马克思哲学看人与自然的关系_人与自然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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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持续发展”这个当前全球性课题的解决,有赖于正确认识和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历史表明人与自然关系一直是哲学关注的问题,在马克思哲学之前的几千年哲学史中各派对此问题都有自己的解答。随着当代人与自然矛盾的激化,这个问题再次成为哲学关注的焦点。在马克思哲学的视野中,人与自然的关系不是一个纯粹抽象的理论问题,而是一个与实践相关联的问题,同时也是这个领域中主客体矛盾历史地发展的问题。

一、人与自然统一的根据:人始终具有受制于自然的“受动性”,而“人化自然”则永远具有“人道主义”的品格

无论是从历史还是从逻辑的角度看,自然是先在于人的存在的。正是这种自然先在性决定了人是自然发展的产物,是自然界最高形态的存在物。从这个意义上说,人在本质上虽然是社会存在物,人作为主体虽然是“能动”的,但它对于整个自然而言,却是一种“受动”的存在物。这个“受动”是指人作为主体始终必须依赖于自然客体而受其制约。“能动”与“受动”历史地统一于具体的“人”身上。这主要表现在:

首先,“能动性”是从自然中孕育起来的。从无机世界到有机世界,从低等生物到高等生物,从灵长类到进化中的人,整个进化链条,是自然界自身运动的结果。

其次,“能动性”的对象首先是自然。正是因为人的生成和自我确证以自然为对象,如人之初的采集、狩猎等自由的实践活动,他才不致隐匿淹没在自然中,而从纯粹的自然存在物中站立起来,凸显出来,分化出来,成为主体。

最后,“能动性”是一种社会存在物的性质,而社会存在物的形成首先是在以自然为对象的物质生产活动中实现的。正因为人能动地以自然为对象,他才能使自身既以自然的方式结合也以人的方式结合,形成血缘关系和社会关系,成为一种“自然——社会”存在物。从而,不仅成为自然的主体,也成为社会的主体,并通过以社会为对象,成为“历史存在物”。

由此可见,离开了自然,人作为主体的存在就无所依托。自然及其规律正因为它是一种对象性存在,所以它是主体存在和发展的基础和根据。

在实践系统中,在自然及其规律的基础和根据地位获得确认和确保的前提下,“对象化活动”这个要素则是“能动”之于“受动”的活动,即主体能动地适应、调整以至改变受动状态,通过“对象化活动”将自身与自然连接起来,以主体的身份进入自然、认识自然,进而改造自然客体,从而也改变自身。这样就不断地促进人与自然关系,主体与客体关系之矛盾向更高的阶段发展。在这个矛盾发展中,主体的人及其能动性还表现为创设了自身的价值并实现自身的价值和意义。

作为主体的现实的人之生存和发展,首先萌生出内在自觉的需求和欲望。这种需求和欲望形成一个价值系统。最基本的就是满足物质需要的从自然中获得生存的要求。在生存的要求基础上形成了享受和发展的需要,包括交往的需求、安全的需求,情感的需求、文化的需求、自我实现的需求、形而上的需求等。

主体的能动性发展出实现自身需求的手段。从最初的石器工具到最新的信息技术,这是满足人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需要的手段(工具)。不仅如此,主体还发展出社会交往、合作的语言、方法、技巧、体制;发展出基于自然性欲基础上而又超越了这种自然关系的人类两性之爱,发展出文学艺术等文化形式来满足主体对美的需要等等。总之,人的这种能动性,可以说是源于自然又高于自然。

主体意识能够不断地提升、超越自己。按其本性而言,主体能够不断调整自身与自然的关系,调整自身与社会客体的关系,调整自身结构(包括身体和精神结构)内部的多种关系,从而使自己能够超越费尔巴哈所表述的那种人的“类本质”、“类生活”。

主体的“能动”与“受动”的统一,是通过实践系统的动态因素“对象性活动”来历史地实现的。在这种“对象性活动”中,客体自然与主体感性发生了一种历史的双向性互动作用。主体价值和意义在与客体自然的关系中形成,并且必须以客体自然作为对象才能实现。这样,就主体方面来说,其最初的意指性活动只能以自然界为第一对象,其价值或意义的实现只能尊重自然,按照自然显现出来的规律,顺应自然,从而改造自然客体来使它满足自己的价值需求。这种改造虽然改变了自然客体的外部形状,进而改变它的性质,再进而创造出新的自然客体来为主体所用,但并不是破坏自然的本性,不是逆自然的规律来行使主体意志的权力,而是按照、顺应自然自身的规律去促使自然向更高的阶段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说,是“对象化活动”本身使作为主体的人与作为客体的自然发生了密不可分的联系。这样,在实践系统中的自然(客体)已经不是抽象的自在的自然,现实的自然只能是“在人类社会的产生过程中形成的自然界”(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28页。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是“人化的自然”。这种“人化的自然”与天然自然(原始自然)虽然有共同的物质本质,但是却有了重大的差别,这就是它确实带有一种马克思哲学视野中的“人道主义”的品格,因为在“人化的自然”不断生成的过程中,人的“肉体自然”也同时“人化”着(肉体自然是自然总体的一部分),不断地生成“人”的感觉器官和思维器官,形成人与人的关系,从而不断地生成作为真正的主体的“人”。对此,马克思精辟地指出:“社会的人的感觉不同于非社会的人的感觉,只是由于人的本质的客观地展开的丰富性,主体的、人的感性的丰富性,如有音乐感的耳朵,能感受形式美的眼睛,总之,那些能成为人的享受的感觉,即确证自己是人的本质力量的感觉,才一部分发展起来,一部分产生出来。因为,不仅五官感觉,而且所谓精神感觉,实践感觉(意志、爱等),一句话,人的感觉,感觉的人性,都只是由于它的对象的存在,由于人化的自然界,才产生出来”(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26页。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

因此,作为主体的“人”的生成,既具有自然主义的品格(因为作为中介的“对象化活动”的前提是自然及其规律),又具有人道主义的品格。同时,“人化自然”也都有这双重品格。并且,在其中,自然主义的品格与人道主义的品格是相互依赖、渗透,互动着推动实践的发展,并由此推动着人与自然关系的发展。自然史和人类史表明,一旦割裂或破坏了人的能动性与受动性的统一以及人的自然主义品格与人道主义品格的统一,或者否定了“人化自然”也同时具有双重品格,那么,人就会变成单面人,就会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望肆意破坏自然,最终危害人类自身。这可视为当代全球问题产生的重要根源。

二、私有制与异化是人与自然关系坎陷之源

马克思既然已经握住了“实践”这把解开人与自然关系之谜的钥匙,就表明他不是一个抽象的哲学家,思辨的哲学家,而是一位名符其实的实践的哲学家。他鲜明地昭示:“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8页。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现在有些“反人类中心主义”者据此将马克思划入主体性哲学家的阵营,这种理解至少是一种误解。事实上,马克思关心的是人——自然系统的真正的既符合自然又符合人性的发展,这样,他就必然逻辑地将其哲学致思的关注点放在“实践”系统的具体、历史的发展上。

人类最早的“对象性活动”是怎么形成的呢?

从活动的主体方面来说,“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7页。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人是以一定形式的社会结合体的存在来进行对象性活动,进而与作为对象的自然发生关系的。因此,人是以一种“社会存在物”的身份、本质与自然发生关系的;正是在这种关系中,自然才成为“人化的自然”,而人也才成为真正的人。从这个现实的意义上说,“社会是人同自然界的完成了的本质的统一,是自然的真正复活”(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22页。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离开了人的社会本质、社会存在、社会关系去考察人与自然的关系(这在政治经济学里可以表述为脱离了生产关系去考察生产力),这种考察就是一种虚幻的现象考察。正是在考察人的社会存在时,马克思发现并阐述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这个原理的出发点是“从事实际活动的人”(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30页。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因为只有“从事实际活动的人”才涵盖了“实践”系统的全面意义。

由于在历史观中(不仅在认识论中)引入了实践概念,马克思不再象古典哲学家那样玄远、抽象地探讨所谓人的“一般本性”和自然的“一般本性”,而是注视着如何在实践中“历史地发生了变化的人的本性”,并通过“历史地发生了变化的人的本性”(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669页。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来探讨人的一般本性,并由此揭示了人与自然关系发展在资本主义时代的坎陷。

在作这种历史的考察时,马克思以他的辩证的、历史的方式对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人与自然的结合方式)和生产关系(资本主义私有制为基础的社会结合方式)的关系作了深刻的剖析,提出了“异化劳动”的概念。劳动活动是实践活动的主要方式,是“人”得以生成和确证的活动。因此,从本来的意义上说,劳动实践应该是促成人和自然不断生成和发展的一种自由的、美好的、充满人性和诗意的活动。劳动实践本身也是个发展的过程系统,在这个系统中,作为显现人的能动性的并不只是一种人类征服自然的工具,而是人和自然互相生成的有效的结合剂和手段。但在私有制的条件下,人与自然的劳动对象(自然)的和谐关系被粗暴地破坏了。本来主体是通过对象化活动作用于自然客体,劳动对象凝聚了主体的意志、智慧、感情,成为“人化的自然”。“人化自然”又使主体在其中“反观自身”,从而促进主体不断地向“真正的人”生成。然而,在私有制度下,尤其是在资本主义私有制度下,“劳动所生成的对象,即劳动的产品,作为一种异己的存在物,作为不依赖于生产者的力量,同劳动相对立”(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91页。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

首先是劳动者同作为自己的对象物的劳动产品的异己化,或者说疏离、异化。这实际上也即是人与作为自己的存在对象的自然界的疏离和异化。其次是人与自己的“对象化活动”(在此即生产劳动)的异己化。最后,主体与自身也疏离了,异己化了。他既不能从劳动结果(自然对象的人化实现)中反观自身,也不能在劳动过程中确证自身。由于人与自然的疏离,与自己的活动疏离,最后他与自己也疏离了。

“异化劳动,由于(1)使自然界;(2)使人本身;他自己的活动机能,他的生命活动同人相异化,也就使类同人相异化”(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96页。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马克思在这里所讲的“类”已不是费尔巴哈在《基督教本质》中所指的抽象人性、理性、意志,而是指人的实践的生命活动的一般性质,这也就是马克思所理解的人的“一般本性”。

至此,马克思实际上已觉察到了异化劳动是造成人类的普遍精神痛苦的根源。劳动者的异化不是孤立的,因为劳动是在人与人的社会结合的具体方式的基础上进行的,因而,在劳动者不能在劳动结果和劳动过程中得到确证的同时,人与人的社会生产结合方式体系中的另一部分人(资产者)同样也得不到确证。但二者的异化在现实中的生命感觉状态是不同的。

“有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同是人的自我异化。但有产阶级在这种自我异化中感到自己是被满足和被巩固的,它把这种异化看做自身强大的证明,并在这种异化中获得人的生存的外观。而无产阶级在这种异化中则感到自己是被毁灭的,并在其中看到自己的无力和非人的生存的现实”(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44页。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对于无产阶级来说,在与自然的疏离、与自身的疏离中感到的是“非人的生存”,“是毁灭”;而有产阶级在这种自我异化中获了“人的生存的外观。”异化似乎在证明其强大。因此,他们紧紧地抓住了这种外观,加剧这种异化,最后丧失了其内在本质,完全沦为自设圈套的奴隶,导致了精神的全面危机和空虚。

按照马克思哲学的逻辑,既然私有制与异化这对孪生子是人与自然正常关系坎陷之源,那么,人与自然的关系要获得正常、协调、持续的发展,就必须消灭私有制(剥削与两极分化)与异化。

三、人与自然之间矛盾的最终解决,有赖于实现人道主义与自然主义相结合的共产主义

“异化劳动”是一个历史哲学的范畴。在马克思哲学视野中,它被赋予了新的涵义,不仅揭露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历史暂时性,而且其理论实质体现了一种发自伟大心灵的冲动而又为未来现实所支持的一种价值理想。有些研究者把马克思机械地分割为早期马克思和晚期马克思,并将早期马克思与晚期马克思截然对立起来,并据此诘难马克思的“异化劳动”概念是由虚悬的理想衡量现实而得出的一种伦理批判而非社会批判的概念,因而是不科学的。然而,在笔者看来,晚年马克思只是扬弃发展了早期马克思的思想,而不是简单否定。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到晚年的著作,包括围绕撰写《资本论》等等的许多笔记,都贯穿着由“异化劳动”所引发的逻辑和意义。这个意义就是人类的解放,以及作为人的对象化的自然的真正解放。这种解放的境界就是共产主义。

“这种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等于自然主义。它是人和自然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注: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第73页。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这种表述,用“共产主义”的理想代替了与他同时代的历史哲学中的“绝对理念”(黑格尔)、“爱的宗教”(费尔巴哈),代替了叔本华的遍在的“意志”、代替了克尔凯郭尔的“基督教的浪漫主义”。这种取代不是用一种新的虚设的理想取代另一些虚设的片面的理想,虽然他们表达的都是一种对人、对世界及其关系的终极的眷注,然而马克思与其它思想家不同的是,他经由“革命的实践”搭起了一座由现实通向未来理想的桥梁,这就是消灭了阶级分裂的人的“自我扬弃”。因此,马克思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不象过去的抽象哲学那样,在物质和精神,此岸和彼岸之间,作非此即彼的二难选择,而是将他们的矛盾视为他们统一的基础。但这个统一不是一个固定的抽象的状态,不是一个循环的始点和终点,而是一个不断发展的长期的历史进程,由此便推动了人和自然的关系、人与人关系的健康的发展。

马克思的哲学思想是时代精神的精华。历史所孕育的人与自然、主体与客体的矛盾到了19世纪已经非常激烈,已经产生了许多分叉点,并以各种各样的形式表现出来,人在其中的世界表面(从形式上看)仍是生机勃勃的,但其中充满野蛮、黑暗、愚陋和痛苦、失落。按照马克思哲学的路径,要改变现实世界,改变社会的这种状况,必须通过“革命的实践”,通过改变社会生产关系来改善生产力要素的性质和结合方式以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也就是通过对作为客体的社会关系的变革来促进人与自然关系的发展。而后者的这种发展已摆脱了在资本主义条件下人对自然的疏离关系,摆脱了人的价值理性对自然的工具理性的性质,摆脱了人对他人的疏离关系以及人对自身的疏离关系,而成为人与自然、与他人、与自身的一种全新关系的基础,这是个人与社会全面发展的基础,也是自然界不断获得新生和发展的基础。实际上马克思倡导的社会主义运动大大地促进了社会生产方式的变革,开始改变着社会上极端不人道和不公正的现象,从而在生产方式系统内改善了人与自然的关系。

马克思哲学极大地影响了19世纪和20世纪的思想界和社会,并将继续影响21世纪和未来的历史进程。但我们也不能设想马克思在现实上和理论上都已解决了人类亘古以来就存在的生存难题。他指出了矛盾向更高级阶段发展的一种解决方式,一种新的分裂和一种新的平衡。在这种阐述中,表达了对人类全面发展的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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