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诗分题材研究与构想——以考古诗、邸报诗及类分意识为中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唐宋论文,古诗论文,题材论文,意识论文,中心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7.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2834(2003)06-0105-07
唐宋诗研究界如何拓展学术研究空间，这是在新的学术进展中首先考虑的问题。在普泛化的所谓宏观研究被认同的氛围中，唐宋诗歌分题材研究将考镜源流与辩证资料有机结合起来，对唐宋诗题材进行归纳、排比研究，并在此基础上进行规模宏阔地透视，力图开拓新的研究领域。经过唐宋诗学者的努力，对唐宋诗本身的研究，已很深透。近年来，从唐宋诗学的建构上研究唐宋诗的工作已开展得有声有色，精品迭出；从唐宋学术体系上，在更深广宏阔的理论空间中进一步探讨唐宋诗创作的工作，也取得了一些阶段性成果。但反观唐宋诗研究的历史就会发现：国内外到目前为止，尚未见有构架完整、体系庞大的唐宋诗题材演进史方面的研究。个别单篇的有关唐宋诗题材方面的文章，又没有形成体系，这也可以看出唐宋诗题材研究相对于唐宋诗体式、唐宋诗流派、唐宋诗风貌、唐宋诗作者等的研究稍显滞后。其原因固然有多方面，但观念的滞后、认识的误区，导致了唐宋诗题材研究在中国古代文学研究领域处于比较边缘位置。但另一方面，学界又表现出对具有美学意义的唐宋诗题材无比的研究热情，需要面很广、需要层次很多。这已显现和预示着唐宋诗题材演变史，具有巨大生命力。
一、唐宋石鼓文考古诗
我国传统的五七言诗发展到唐宋，已达到极盛。它在内容上趋于多极化，艺术上趋于精纯化，表现功能则更趋于全方位化。用诗歌这种艺术形式去从事考古工作，是唐宋时期的一个新现象。通过诗歌考古，可以弥补考古工作其它形式之缺陋，可以将诗歌的表现功能进一步扩大与增强，更重要的是兴起对祖国传统文化、古老文物等等的关注理性、热爱感情，唤醒人们对古代文化生态的保护、保存意识。由于伴随着审美体验，它的考古效果有着其它形式不可替代的作用。最初创作于唐，继而兴盛于宋，而后绵延于元明清的“石鼓文诗”，就是非常典型的考古诗歌与诗歌考古的珍贵艺术产品。以下以石鼓诗为中心、以点带面地进行考察。
唐代初年，在陕西凤翔（唐末辖境相当今陕西宝鸡、岐山、凤翔等地）发现了10个石碣，每一石碣上各刻有一首四言诗。内容上记载秦王狩猎之事，因而被称为“猎碣”。由于它的外形像鼓，因而人们称其为“石鼓”。发现石鼓之地是古陈仓，陈仓石鼓出土于陈仓渭河南岸陈仓山的北坂。因此石鼓被人们称为“陈仓石鼓”，同时还有岐阳石鼓、岐州石鼓、太史籀鼓等称谓。从书法的角度而言，徐浩《古迹记》称之为“史籀石鼓文”，李商隐《请卢尚书撰故处士姑臧李某志文状》则称之为“石鼓篆”。是中国现存最早的石刻文和古诗原勒真迹。对陈仓石鼓出土的最早记载是唐高宗武则天时期李嗣真《书后品赞》，首先涉及到石鼓文诗句的是大诗人杜甫的《李潮八法小篆歌》，最早而完整的诗是大历时期韦应物的《石鼓歌》，随后元和时期的韩愈也创作了《石鼓歌》。“石鼓文”之“文”是就字而言。若论其辞，当云石鼓诗。我们这里所谈的“石鼓文诗”，是就“石鼓文”而创作的考古诗歌与诗歌考古记录载体。而所谓考古诗云云，是就石鼓诗（文）而进行的考证性创作。原“石鼓诗”共分10篇，即《车工》、《田车》、《銮车》、《
沔》、《灵雨》、《作原》、《吴人》、《吾水》、《而师》、《马
》。“石鼓诗”共600余字，但已残缺不全，今仅存300余字。现存宋代最早的拓本，亦不足500字。苏辙《和子瞻凤翔八观八首·石鼓》，张耒《瓦器易石鼓文歌》都有真切形容。
石鼓文发现的地点及后来辗转迁徙情况也非常具有史料价值、文化价值。诗人用诗笔跟踪记录，留下了清晰宝贵的印迹。陈仓石鼓面世后，初散在仓野中，后由于时代动荡，屡经迁移。郑元祐《次韵答玉山》，杨基《途次感》，王禹偁《阳冰篆》皆有真切的描述。元和时期，韩愈为国子博士时，他的朋友将石鼓挖掘而出，韩愈在《石鼓歌》中欣慰地称道了此事。还曾请示祭酒，希望用几匹骆驼驾车将石鼓驮到最高学府——太学之中，但此建议祭酒未听从。后来，郑余庆将石鼓搬运到凤翔的孔子庙中。到了五代，石鼓散失，丢了一鼓。梅圣俞《雷逸老以仿石鼓文见遗因呈祭酒吴公》记述了这一变化。石鼓在流离中，遭受了不同程度的损害。有的竟然被农民刻凿成了杵米的臼具。皇祐四年(1049-1053)，向传师搜访民间而得到10鼓。宋朝大观年间(1107-1110)，徽宗皇帝赵佶得知石鼓失而复得的消息，下令将石鼓从凤翔迁至东京（今河南开封），安置在“辟雍”之内，后移入保和殿。下诏令人用黄金填涂于石鼓阴刻文字之上。靖康二年(1127)金人将其迁于燕京（今北京）。吴师道《分韵赋石鼓送达兼善出守绍兴》记载了这一史实。搬运途中，遇大风，石鼓沉重不能过河。石鼓上的涂金被金兵剔掉后抛到大兴学府内的空地上。元朝大德十一年(1307)，才被迁移到国子监中。后一直置于国子监内。抗战其间，辗转搬迁于四川等地。抗战后，又复迁北京，藏于故宫至今。历经1300年漫长的历史。但这一切，都没能销蚀诗人的激情。孙觌《吴汉逸挽词》记述了多次访求的经历，王燧《古砖篆文歌》也表达了类似的感情。
石鼓文诗的考古内容丰富，文化意蕴寄予其中，它同其它方法的考古结果相互印证，交相融通与生发。如石鼓文的创作年代，唐宋以来，逐渐形成了很多家不同的说法，如认为成于西周时期的周成王、周宣王时期；成于从东周至秦代时期，具体说法又各有不同，有秦襄公、秦献公、秦文公、秦穆公、秦惠文王、秦始皇等时期；还有认为是汉代、西魏、北周时期的。聚讼纷纭，莫衷一是。创作年代的最早判定者，当是唐代诗人韦应物。他的《石鼓歌》道：“乃是宣王之臣史籀作”。此论一出，即获得考古诗人的响应：比如周密《程仪父求石鼓文作歌赠之》、张耒《瓦器易石鼓文歌》、吕本中《钱逊叔诸公赋石鼓文请同作》、梅尧臣《雷逸老以仿石鼓文见遗因呈祭酒吴公》、《读永叔集古录目》、《赠张伯益》、文同《晋铭》和刘敞《雷氏子推迹石鼓为隶古定圣俞作长诗叙之诸公继作予亦继其后》等。韦应物认为是周文王之鼓至宣王时刻诗，韩退之（愈）直接认定为宣王之鼓。欧阳修在《集古录》中说：“岐阳石鼓初不见称于前世，至唐人始盛称之，而韦应物以为周文王之鼓、宣王刻诗，韩退之直以为宣王之鼓”。支持者所持的理由主要是认为其中文字形体与周宣王时的籀文相同。罗曾《石鼓赋·小序》表达了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
当然，对韦应物的创论、韩愈的持论也有不同意见者。后人认为前世传记所载古远奇怪之事，大多虚诞而难信，更何况传记不载。欧阳修《石鼓文》就提出疑问，说不知韦应物、韩愈根据什么知道是文宣之鼓。近人马衡、罗振玉、马叙伦、郭沫若、唐兰等皆确认“石鼓文”是秦国刻石。从唐至今，争议时间之长，考古学史上前所未有。而这种争议持续，使考古活动本身又构成了一种独特的“考古之考古”的文化现象。它的各种“文化副产品”也应运而生。石鼓文诗、石鼓文赋等文体的创作也因此而产生。如赋作有元代周伯温的《石鼓赋》、李丙奎的《石鼓赋》和罗曾的《石鼓赋》等。
古代文化人对石鼓文有着特殊情结。宋金元明清诗人对唐宋诗人“石鼓考古诗”的艺术与思想价值有着普遍的认同心理。唐宋考古诗的作者屡见于后来诗人的诗篇中。诗人既是考古诗的作者，又是考古诗的评论者。吴则礼《赠江器博》、汪藻《从吴禹功借徐铉小篆帖以诗还之》、李石《石经堂》、王十朋《次韵梁尉秦碑古风》、袁说友《遂宁府库古铜物》、周孚《次韵仲时春暮怀归》、刘克庄《石鼓》、何梦桂《和卢可庵教谕鼓歌》、张养浩《石鼓诗》、马臻《金台文庙石鼓》、吴师道《分韵赋石鼓送达兼善出守绍兴》、继本《石鼓歌》、唐之淳《北平学观石鼓》、何景明《观石鼓歌》、杨慎《禹碑歌》、王士祯《石鼓山》和陈廷敬《石鼓歌》等，都表达了他们的感受。
“石鼓文”本身的魅力表现在诸方面：它的文字史意义、书法史意义及石刻史意义等。张怀瓘《史籀籀文赞》的赞誉是非常高的。还有诗歌史的意义，而广泛的文化史意义，从古至今，一直得到上到最高统治者，下至普通文人墨客的认同。石鼓的命运和国家的命运息息相关。“石鼓文诗”的考古文化传播，本身又带来了新的文化现象与传播方式，使考古文化得以衍生、延续与增容。对“石鼓文”、“石鼓文诗”的再度、三度创作，是宋及其后形成的又一新的“文学文化”景观，值得深入研究。
二、宋代邸报诗
邸报是起源于唐代的书面传播媒体。是手写新闻的一种，以手写为主要形式，通过驿站传递来进行邮运。发行部门是藩镇在京师设置的进奏院。唐代《进奏院报》是目前发现的中国最早的邸报原件。邸报的主要功能是记录时事新闻，它是以政府机关报的面目出现的。顾炎武《日知录》卷2“邸报”一栏，认为“邸报”这一手写报纸，唐代就已经存在。唐代孙樵《读开元杂报》对“系日条事”、“条布于外”的新闻报纸很感兴趣。但当时的报纸（如邸报等）传播的范围还很有限。阅读邸报的仅仅是少数的政府官员。这一方面与邸报的开放度有关，另一方面也缘于造纸业与印刷术尚不够发达，同时与诗人的审美参与意识不够密切相关。邸报由政府官员的专利品转变为士大夫阶层也可广泛涉猎的普通新闻报纸，反映了刊载的新闻内容范围逐渐扩大，反映了记录社会时事与文化生活功能的逐步增强。《西湖老人繁胜录》记载南宋临安的“诸行市”中有“卖朝报”一行。这也反映了报纸成为商品，促进了这个行业的发展。邸报诗从北宋开始就已经有了。所谓邸报诗，确切地说应该叫“读邸报诗”。这是诗歌发展到宋代以后出现的一种新的题材、新的品类。诗人对新闻的关注有了依托，同时又有了评价的对象。
宋代邸报诗的内容是通过艺术的方式表现出来的。它同其它文体一样，也记载了有关政府官员的任免、褒贬、升黜，国家的重大决策、法令、政令，还有皇帝的言行、起居，文武大臣的章表、奏笺等，但它更多的还是通过形象化描写的方式，揭示个人的生活轨迹、心灵历程，诗人的邸报情结随着邸报作用的增强而日益加深。有邸报时，远在天涯海角不觉寂寞，如唐庚《读邸报》等诗。同时也可从侧面验证当时邸报的发行比较规范、及时、迅捷；而没有邸报时，诗人就像生病一样。没有邸报，消息来源肯定不确切，如《二月即事》，诗人因而这样来形容道：“穷阎无邸报，病耳信涂传”；邸报来迟时，对前线战况了解不清时，诗人忧心如焚，如乐雷发《青湘逢廷对人归因问时事》“淮蜀军书急，襄樊邸报迟”就表达了这样的感情。邸报是媒介，思念亲人时它是触媒，高翥《小楼》云：“家书远寄凭游子，邸报频看念故人”。邸报是谈论事情的谈资与凭借，如苏轼《小饮公瑾舟中》云：“坐观邸报谈迂叟，闲说滁山忆醉翁”，文人雅趣跃然纸上；友人逝世，它传恶耗，如王十朋《哭陈阜卿》“邸报知凶讣，伤心不忍言”。牢骚感慨亦由读邸报而引发，如黄彦平《读邸报有感》；文人遭际的坎坷也屡屡借读报发之，如洪适《八月下旬读邸报二绝句》；连隐居都不忘阅读邸报，如刘克庄《春旱四首》“林下散人看邸报，也疏把酒废游山”；朝中的人事升迁贬黜见于邸报。庆历三年(1043)，吕夷简罢相，夏竦罢枢密使，杜衍、范仲淹、韩琦等同执政，欧阳修、蔡襄等为谏官，王安石作《读镇南邸报癸未四月作》。对当时的政治形势的了解当然可以通过其它渠道，但邸报的作用于此可见。郭祥正《邸报》诗既反映了自己的政见，又表达了个人的感受。重要领导人的逝世可以很快见诸邸报，如姜特立《邸报京丞相薨背》；皇帝巡视学校的内容也通过邸报传布出来，陆佃有《依韵和门下吕相公从驾视学》可证。
最早的一首读邸报诗是石介的《嘉州读邸报见张叔文由御史台主簿改著作左郎依旧在台》。宋代大诗人王安石、苏轼、陆游等都读邸报诗，宋代重要的诗人几乎都关注过邸报。元明清写过邸报诗的作者也很多，如陈献章《邸报刘亚卿先生以今冬十月得请还东山喜而有作》，周瑛《荀麾使座上得报原谪镇远府通判高君（鉴）量移青州府赋此为别》；范景文《邸报》、《阅邸报知揆恺功改官翰林侍讲喜寄二首》；查慎行《保定旅次阅邸抄得从弟东亭及儿建南宫捷音口占志喜兼寄嘲老友姜西溟》、《阅邸报北直学使交替有人知德尹归期不远矣作诗志喜四首》等。
邸报发源于唐代，邸报诗产生于宋代，而邸报的创作一直延续至清代。宋代邸报诗一出现，就成为诗人关注的热点。由于现实生活中邸报已成为一种不可或缺的媒体存在，因而元明清诗人的创作热情依然因之常盛不衰。在内容艺术上有继承与创新，历代皆有杰作。它的出现显示了媒体与其它艺术门类之间的联系与嫁接。
三、唐宋及其后诗人的类分意识
唐人对诗歌题材的分类很明确。在唐人的诗歌集序中，诗人结合作家的生平遭际创作经历等提出自己的观点。这些观点虽然有些散置在不同的文章中，但其分类意识却既有对萧统《文选》分类的继承与借鉴，也有因社会生活的变迁，对新的诗歌题材的归纳与揭示。如权德舆提出的诗歌题材：“属词之中，犹工比兴。观其自古王化诗与大雅吟、步虚词、游仙杂感之作，或遐想理古以哀世，或磅礴万象用置环枢，稽性命之纪，达人事之变。”[1](P4498)这里提到“王化诗”、“大雅吟”、“步虚词”和“游仙”等，均属题材范围。再如“非交修、继和不在此编”。[2](P5001)诗人明确的类分意识不但体现在他们对某些题材的关注上，而且，在为其他诗人整理诗集、文集时也是按照题材划分原则进行的。权德舆在《右谏议大夫韦君集序》中说：“可舆与言诗，以其善于取类，敏于喻礼”。“今兹诗集以类相从，献酬属和，因亦编次”。[3](P5000)大型地编集类书始于宋代，但在此前，类书编纂早已进行。所以诗人的类分意识的形成是很自然的。而编辑诗集时，诗人对类编也很在行。吕温《裴氏海昏集序》说“遂于正集外别次当时唱和、游览、饯劳之作凡九十六篇，勒为海昏集上下卷。”[4](P6338)“唱和”、“游览”和“饯劳”是当时普遍的诗歌题材。按题材编辑唐诗时，有时“因地为目”，有时“因时为目”，有时“因人为目”。有明确的类分意识。如“凡五十篇，因地为目。……自建安距永明以还，词人比肩，唱和相发，有以铄风零雨，高视天下，蝉噪鸟鸣，蔚在史册，国朝因之粲然复兴，由篇章以跻贵仕者相踵，而起兵兴以还，右武尚功，卿大夫以安济为任，不暇器人于文什间。”[5](P6113)诗人有时将诗歌题材的教化审美作用在分类中亦作了揭示：白居易“凡二十八年著格诗一百八十五律诗五百九赋述铭记书赞序七十五总七百六十九章合三十卷。……呜呼！居敬若职业之恭慎，居处之庄洁，操行之贞端，襟灵之扩赡，骨肉之敦爱，丘园之安乐，山水风月之趣，琴酒啸吟之态，与人久要遇物多情，皆布在章句中，开卷尽可知也”；“讽谕之诗长于激，闲适之诗长于遣，感伤之诗长于切。”[6](P6896)从题材发展的角度论述题材的特质，也是唐人所关注的。如《序洛诗序》“序洛诗乐天自序在洛之诗也。予历览古今诗歌自风骚之后苏李以还，次及李杜辈其间词人闻之者累百诗章，流传者巨万。观其所自，多因谗怨、谴逐、征戍、行旅、冻馁、病老、存殁、别离。情发于中文形于外。故愤忧、怨伤之作通计今古十八九焉。[7](P6897)诗人在题材选择上也是有所偏重的。如吴融“白乐天为讽谏五十篇亦一时之奇逸，极言昔张为作诗图五层，以白氏为广大教化主不错矣。至于李长吉以降，皆以刻削峭拔飞动文采为第一流，有下笔不在洞房、峨眉、神仙、诡怪之间则掷之不顾”[8](P8643)指出了唐诗发展的不同的历史时期，诗人对诗歌的题材取向是有所不同的。“洞房”、“峨眉”、“神仙”和“诡怪”题材是比较特殊的。但由于诗人的选择，也造就了诗人的独特风格和在文学史上的历史地位。
唐诗人分题材的意识除在他们的诗文集里有所表现外，在编辑诗选的工作中也体现了出来。如顾陶的《唐诗类选》。诗人在序中言：“余为类选三十年，神思耗竭，不觉老之将至，今大纲已定，勒成一家，庶及生存免负。”对按题材编选唐诗的工作非常重视。《唐诗类选》是按着题材加以分类的唐诗总集，已佚。《文苑英华》中现存《唐诗类选序》、《唐诗类选后序》二篇。诗歌分类观念的成熟当然有前人的影响和其它学科的借鉴。今存第一部类编诗歌总集是梁代萧统的《文选》。这部诗文总集大体上是以题材内容来进行分类的。它对唐人的类分意识影响很大。而类书的普及也是重要影响源。类书产生于曹魏，但兴盛于唐朝。《新唐书艺文志》始见类书之名。唐人编纂的类书近50部。现存非常重要的类书有《艺文类聚》、《北堂书钞》等。清人说分类编次唐人从无此例，当代人万曼《唐集叙录》也说“大抵唐人诗集率不分类，也不分体。宋人编定唐集，喜欢分类，等于明人刊行唐集，喜欢分体一样，都不是唐人文集原来的面目。”从数量上来讲，是有道理的。唐人导夫先路的功绩不可埋没。象《李峤百咏》张庭芳注，现存日本《佚存丛书》本。内分乾象、坤仪、芳草、嘉树、灵禽、祥兽、居处、服玩、文物、武器、音乐、玉帛12部，每部10首诗。白居易的《白氏长庆集》是以“讽谕、闲适、感伤、律诗、格诗、格行杂体”分类的，前三项为题材。其它在文章中提到的诗歌题材很多，如顾况“游名山而窥洞府者略，举齐峰纪胜境至于鬼怪不可纪焉。临终赋诗，意不忘本。凡古人所咏山水、游仙、田家之什，脱
罗走思以自适，其可得乎？”[9](P5367)都有明确的题材概念意识。
唐代之后的类编唐诗选本反映了编者对唐诗题材的一个基本认识过程，也反映了后代对唐诗题材的不同需求。这里举其题材界定较为严密合理而又与当时诗歌题材取向相关者，来展示唐以来人们对唐诗题材的认识轨迹：宋赵孟奎《分门纂类唐歌诗》，此书原有100卷，规模非常庞大。现存“天地山川类”5卷、“草木虫鱼类”6卷。其它类项也给唐诗分题材提供了借鉴，如“朝会宫阙类”、“经史诗集类”、“城郭园庐类”、“仙释观释类”、“服食器用类”和“兵师边塞类”等。明杨廉《唐诗咏史绝句》主要是以类分（咏史），同时又以体分（绝句）。《类编唐诗七言绝句》也是既以类分，又以体分的。共分15类：吊古、送别、寄赠、怀思、游览、纪行、征戍、写怀、悲感、隐逸、宫词、闺情、时序、杂咏、道释。明黄凤翔等《琬琰清音》所选为七律，但以类编次：富贵、科第、卿相、大将、郡守、县令、边将、朝觐、使运、从军、迁谪、天文、节序、妓乐。明张之象《唐诗类苑》以类编次，而且类目极细。明王纳善《唐代伦常诗选》，按照“修齐治平”，即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几类分类编次的。明李维桢《新镌名公批评分门释类唐诗隽》分类较细：卷1分天文、地理、时令、宫室、送别、寄赠、酬答；卷2分留别、别业、行迈、寓宿、宴会、饯别、游赏、登临、悲悼、怀忆；卷3分寻访、逢遇、期待、书怀、闲适、感慨、偶题、隐逸、山居、汇评、应制、帝德、朝省、寓直、扈从、吊古；卷4分僧院、道观、仙类、咏物、杂咏、乐府。明杨肇祉《唐诗艳逸品》分4类：名嫒集、香奁集、观妓集、名花集。明徐用吾的《唐诗分类绳尺》在每诗体中又按题材分为“悲悼”、“送别”各类。明张居仁《唐诗十二家类选》将所选诗分为20种题材：应制、扈从、早朝、怀古、咏史、游赏、登眺、宴集、赠贻、酬答、咏怀、咏物、时令、送别、留别、闺情、行役、旅思、边塞、行军、田家、隐居、仙释、寓言、哀挽等25类。张居仁在《小引》阐释分题材时说：“尝读唐人诸所撰著，汗牛充栋，难诣藩篱，如缀终南万叠中，峭壁阖遭，莫知所出……因治唐十二家诗，类分仇造，自谓唐人之才也，情也，趣也，尽是也。”将唐诗题材的审美特征也作了揭示。明凌云《唐诗绝句类选》分3卷，卷1有吊古、送别、寄赠、怀思4类；卷2有游览、纪行、征戍、写怀、悲感、隐逸、宫词7类；卷3有闺情、时序、杂咏、道释4类。明之后的唐诗选本愈来愈多，分类也愈来愈细。对唐诗分题材的研究也呈现逐步进展的状态。但还是以感悟式的评点、大致的分类，或单个的题材特征研究为主。我们现在要在结合前人的成果的基础上，朝系统化、理论化及应用性方向发展，因此就要考虑以下一些规划和设想。
唐宋诗歌分题材论题从类书编纂与诗歌题材的选择关系切入，在定量研究的基础上，将唐诗选本、唐宋诗题材进行条贯梳理，集合排列，进而定性研究唐宋诗分题材的深层内蕴及发展演变规律，并用回溯法，沿波讨源，连类而及地研究唐宋诗人选择题材的价值取向、话语形式及题材盛衰消长的社会时代动因。首先是清理类书的编纂使用与唐宋文化选择的关系。类书编纂的兴盛与唐宋文化的繁荣形成了互为因果、互相促进的良性循环的关系。类书的编纂体现着当时的人们对社会现象、自然现象的基本归类。类书的随类相从、部居条贯，便于人们省览、寻检、采摭、保存遗佚、补阙核异。类书的文化归类恰是一种选择机制。其次考订类编诗与类书编纂的关系。类编意识的增强促使类编诗书籍的繁盛。类书与类编诗虽是不同受众面的文化载体，但二者有互融相通现象，尤其是以诗体隶事者，则兼有二者之长。在学界已有的研究基础上，对作者自编、托人代编、朝廷征编、亲友门人承编以及好事者辑编5种别集类编诗及总集类编诗与唐宋类书作内容文献上的对应研究，比较异同。第三考核历代诗评家对唐宋诗分题材的认识，将对唐宋诗分题材的“注、笺、评”等资料按类排比、综合考察并界定范畴。第四在此基础上，从历时性的承续角度，揭示唐宋诗分题材史程性演进、盛衰或消长的轨迹。从共时性变异的角度，展示唐宋诗人在创作中演绎、变异题材的文化现象。
通过对唐宋各类诗歌题材的开掘，能更深入地揭示唐宋诗的本质特征。为唐宋诗研究提供新的开拓与转换视角，使整个唐宋诗研究与教学工作上升到一个更高、更新和更富于概括性的层次。特别有利于说明唐宋诗以最宽广的渠道通向社会生活的主潮，敏感地反映着时代主旋律的文化选择方式对当代文化的影响。唐宋诗题材演变研究既有切实的可操作性，又有前瞻的理论价值。对于探讨唐宋诗各类题材的特性以及诗人选择诗歌题材的文化心理因素都有重大意义。
收稿日期：2002-09-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