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公摄政纪年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纪年论文,周公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自宋代以来，尤其是本世纪初王国维之后，出现一股否认周公摄政史实的研究倾向，近年持此见者尤夥，不烦枚举。其实，周公摄政是不容抹煞的史实，否认者或是出于误解，更主要是由于历来对摄政制度本身未能深入研究所致。本文试以分析考证摄政制度为端绪，重申周公摄政的史实，同时解决周公摄政纪年等相关问题。
一、摄政制度
明确记载有“周公摄政”的较早文献，可举出《逸周书·明堂》、《礼记·文王世子》及《尚书大传》等。相关的如《左传》隐公元年、《公羊传》隐公三年、《孟子·万章上》及《荀子》的《儒效》、《大略》篇中，可见到“摄”、“摄位”、“假摄”等说法，亦皆有助于对摄政制度的理解。据《说文》：摄，“引持也”，是乃其本义。此所谓摄，是指出于某种原因，由他人代替原来的法定主体做某事。在先秦，有摄行礼的习俗，礼书中多见。如《周官·大宗伯》：“凡大祭祀，王后不与，则摄而荐豆笾，彻。大宾客，则摄而载果。”是乃代王与王后参与祭祀宾飨之礼，与此相关礼书中有所谓“摄主”（注：《公羊传》昭公十五年、《礼记·曾子问》等。），乃对祭祀中的“正主”而言。又《礼记·丧服小记》：“士不摄大夫，士摄大夫唯宗子。”是关于丧礼中摄代丧主的规定。综之，在各种礼仪活动中，如果法定主持者不能直接参与时，可按规定选择一人代为行礼，是即所谓摄。礼仪活动之外，在先秦的政治活动中，如本官主者不在，可由他人代行职权，亦称为摄。如《左传》简公二十八年：“舟之侨先归，士会摄右”，昭公十四年：“士景伯如楚，叔鱼摄理”，皆是其例。又虽设其官而未命专人，乃由他职兼任，亦谓之摄。如《左传》昭公十三年：“羊舌鲋摄司马”，杜注：“摄，兼官。”他如《论语·八佾》：“官事不摄”，《孟子·告子下》“官事无摄”，摄皆指兼官，与上文所举如本官主者不在而由他人代行职权之例不同，可不具论（注：《逸周书·邦保》：“明命摄政”，与此所言摄政概念不同。）。从上举诸例可以推断，至少在西周春秋时代的礼仪活动与政治活动中，摄代现象应较多见，所以摄政制度的存在应无可疑。只是“摄政”概念正式见于文献，时间稍晚，但也不晚于战国。是后大量使用“摄政”概念的史籍，乃是汉代的《史记》。如果仔细分析《史记》的记载，可见其关于摄政制度的记载都是有来历的，俱非虚言。
《史记》中所见摄政制度，最早始于尧时，即《五帝本纪》谓“尧使摄政”，“命舜摄行天子之政”。其说本于《孟子·万章上》：“尧老而舜摄也。”《殷本纪》载帝太甲暴虐，伊尹放之于桐，“伊尹摄行政当国”。此谓伊尹摄政亦有据，即《左传》襄公二十一年：“伊尹放太甲而相之”，相即摄政，见后文详论。春秋时摄政之例首见于《鲁世家》：“惠公卒，长庶子息摄当国，行君事……鲁人共令息摄政”。此应据《左传》隐公元年“公摄位”之说。又《吴世家》载：“季礼贤而寿梦欲立之，季礼让，不可，于是乃立长子诸樊，摄行事当国。”按诸樊之立与鲁隐公摄位事相类，故《吴世家》所载乃是依《鲁世家》而来。与以上相似，《史记》中言周公摄政最多，如：《周本纪》：“周公乃摄行政当国”。《鲁世家》：“代成王摄行政当国”。《燕世家》：“周公摄政，当国践阼”。《卫世家》：“周公旦代成王治，当国。”《宋世家》：“周公旦代行政当国”。与以上记载相较，可见一值得注意的现象，即凡与摄政制度相关者，几皆有“行政当国”的概念出现，就是说，《史记》所言摄政制度，至少应有取于春秋时鲁宋郑齐等国的执政当国制度。
西周春秋时以天子、诸侯为国君，下设众卿会议讨论政务，众卿之中往往再选一至二卿任执政。一般王室设两位卿士执政，诸侯国任一卿执政，称上卿、正卿、冢卿等。执政权位重要，春秋时鲁宣伯曾谓：“鲁之有季、孟，犹晋之有栾、范也，政令于是成。”（注：《左传》成公十六年。）按季、孟、栾、范乃当时鲁、晋两国的大卿强族，季文子与商武子则是当时鲁、晋各自的执政之卿，其地位重要乃关系到国家政令的维系推行。执政主持众卿会议，负责上报众卿会议结果给国君，由国君做出裁决。如春秋时宋以右师、左师、司马、司徙、司城、司寇为六卿，每新君即位必书六卿之次。宋景公时“皇缓为左师，皇非我为大司马，皇怀为司徙，灵不缓为左师，乐茷为司城，乐朱鉏为大司寇，六卿三族降听政，因大尹以达。大尹常不告，而以其欲称君命以令。”按“降听政”即共听政（注：《左传》哀公二十六年，参杨伯峻注。）。六卿议政本应由执政之卿主之，此则因大尹专君宠而传达君命。后来六卿铲除大尹，以司城为上卿，并盟曰：“三族共政，无相害也。”由此可见西周春秋时的国君、执政、众卿会议体制。他如鲁三桓、郑七穆、晋六卿等大率近似。执政在特殊情况下可代行君权摄政。如西周时“召公、周公二相行政，号曰共和”（注：《史记·周本纪》。），即由于历王出奔，形成周、召二执政卿士摄政之局。春秋时鲁昭公奔齐，季孙意如主国，亦形成由执政代行君权摄政的局面。郑国制度较为特殊，在执政之上又设当国，乃形成国君在位的当国摄政制度。《左传》襄公二年郑伯卒，“于是子罕主国，子驷为政，子国为司马”。按子驷已为正卿执政，其上又置子罕当国，所以杜注说为“摄君事”。孔疏进一步解释说：“郑国间于晋楚，国家多难，丧代之际，或致倾危。盖成公顾命，使之当国，非常法也，子驷为政，已是正卿，知当国者为摄君事矣。”孔疏谓当国乃特殊情况下所设的一种临时应急制度，然继子罕之后，子驷、子孔、子展相继任当国，从而在春秋各国中创国君在位设当国摄政的特殊制度。郑国之外，是后齐庆封亦曾居当国之位。据说庆封“好田而嗜酒，与庆舍政”，自己则迁于卢蒲嫳氏，数日而“致国迁朝焉”（注：《左传》襄公二十八年。）。是齐之当国与郑相类，亦是国君在位而设的摄政制度。尽管当国制较为特殊，但其根据还在国家有故时执政之卿可摄政代行君权一点。总之，从《史记》关于周公“摄行政当国”的说法，知司马迁乃据西周春秋执政制度说周初摄政制。《殷本纪》谓“伊尹摄行政当国”，据古本《纪年》伊尹曾任“卿士”，因此其摄政便相当于周室执政卿士于君位有故时代行君权之例。这样，通过上述的考察与分析比较，可证《史记》所载摄政制度及周公摄政之说，不仅有历史渊源而且有制度史实根据，是可信的，不能因摄政概念出现较晚而怀疑否定它。尤其司马迁使用“当国”的概念，说明周公是在成王在位情况下摄政，这点很重要，后面要论到。
若结合其他记载推断，周公摄政确应在制度上前有所承。《史记·燕世家》载：“成王既幼，周公摄政，当国践作，召公疑之，作《君爽》。君爽不悦周公，周公乃称汤时有伊尹，假于皇天，在太戊时则有若伊陟、臣扈，假于上帝，巫咸治王家，在祖乙时则有若巫贤，在武丁时则有若甘般，率惟兹有除，保乂有殷。于是召公乃说。”是周公摄政引致召公怀疑，于是周公作《君爽》，历举殷商诸王及周文、武皆因得贤臣辅佐而致王业有成，其意欲劝说召公与自己同心戮力，共成王业。《燕世家》所引“假于皇天”、“假于上帝”，在今本《书·君爽》中“假”均作“格”，乃谓汤，太戊诸王由于有伊尹诸贤辅佐，致使其声名王业显闻于皇天，犹《君爽》下文所言：“乃惟时昭文王迪见，冒闻于上帝……，惟兹四人昭武王，惟冒。”按“惟冒”即“冒闻于上帝”，亦即“格于皇天”、“格于上帝”、谓文王、武王得诸贤辅助亦致声名事业显闻于皇天之效。此言乃为突出贤臣辅佐在成就王业方面的重要意义。但《史记·燕世家》只引殷商诸王及其贤辅诸臣，未及以下周文、武二王及其诸辅臣，其中自有缘由，盖殷商诸贤具有执政卿士或摄政身分，周公意在以此自喻，使召公理解其摄政的意义。如伊尹曾摄政，见上文引《史记》，正因其摄政的身分，后来沃丁“以天子礼葬之”（注：《史记·殷本纪》正义引《帝王世纪》。）。据殷卜辞，对伊尹的祭祀极其隆重，其身分在“先公与先王之间”（注：陈梦家：《殷墟卜辞综述》，科学出版社1956年，第362-363页。）。又如伊陟，《史记·殷本纪》载：“帝太戊立，伊陟为相……帝太戊赞伊陟于庙，言弗臣”，按“伊陟为相”殆如周公摄政而某些记载却称其为“相成王”一样，帝太戊待以不臣之乱，或因其曾摄政而获得与伊尹一样的尊礼。伊尹、伊陟之外，其他如臣扈等诸臣身分限于史料难知其详，但除太戊时举三人外其余每王只举一臣，估计其身份纵非摄政也当为执政卿士无疑。总之，据《书·君爽》周公所言推断，殷商已有摄政之职，故周公引以自喻。此外周公身为太宰（注：《左传》定公四年。），于武王崩后自具摄政之权。据《论语·宪问》，至少殷代已有“君薨，百官总己以听于冢宰三年”之制（注：又见于《礼记·檀弓下》及《尚书大传》。），《史记·殷本纪》亦载武丁即位，“三年不言，政事决定于冢宰。”周人继承此制，《礼记·曾子问》载：曾子问曰：“君薨而世子生，如之何”孔子曰：“卿大夫士从摄主，北面于西阶南。”郑注：“摄主，上卿代君听国政。”是国君崩，确由执政之卿摄政。那么，武王崩后周公以太宰身分摄政是当然的。《孔子家语·冠颂》载：“武王崩，成王年十有三而嗣立，周公居冢宰摄政以治天下。”这则记载不能全然视为无稽之谈。
总之，通过对殷周时代摄政制度的考察，记载中所言周公摄政的史实是不容怀疑的。
二、摄政与摄位
如前文所言，明确有“周公摄政”之说的记载出现于战国时，但与之前后又有“周公相成王”一类说法。如：
《左传》定公四年：“周公相王室以尹天下”。《逸周书·作雒》：“周公立相天子”。《墨子·贵义》：“故周公旦佐相天子”。《书序》：“周公相成王。”《吕氏春秋·开春》：“周之刑也，戮管、蔡而相周公。”
按所谓“相”即摄政，故《书》孔传解“周公相成王”曰：“相谓摄政”。隋李德林亦谓：“摄之与相，其义一也，故周公摄政，孔子曰：‘周公相成王。’”（注：《隋书·李德林传》。）所言极是。证之《史记》，司马迁每以“相”说执政、摄政。如《史记·晋世家》曰：“誓军旅，君与国政之所图也。”按“国政”即正卿执政者（注：《左传》闵公二年杜注：“国政，正卿”。）。《晋世家》又谓：“荀息为相，主国政。”即司马迁认为相即执政。《左传》载子驷、子孔各曾居当国之位，《史记·郑世家》则一概称之为相。子产为执政，《郑世家》亦称之为相。察其实，西周春秋的执政有类战国秦汉的宰相；当国虽摄君事，实仍以摄政的身分辅助国君，故《史记》一概以相称之。同时，由于司马迁对摄政制度的深入理解，使之在《殷本纪》中以“摄行政当国”恰当地翻译了《左传》襄公二十一年“伊尹放太甲而相之的“相”字。《史记》中较多使用了摄政的概念，后人谈论摄政制度也主要受到《史记》的影响，所以自《史记》之后，“周公摄政”成为定型说出现在相关记载中，“周公相成王”一类说法仅做为原有的文献用语而继续存在，人们在谈论周公历史时几乎不再使用它了。
刘文淇曾辩摄政与摄位之异（注：《春秋左氏传旧注疏证》，5页，科学出版社，1959。），其说有据。盖摄政者，代行君政而不居君位，摄位则权居君位之言。周公不独摄政，又曾摄位，即所谓的称王。宋以来多有否认周公称王者，亦颇有申论周公称王之说者。如皮锡瑞指出：“周公摄王，见于《逸周书·明堂解》、《礼记·明堂位》、《荀卿子书》，两汉今古文家皆无异义。后人乃谓周公无摄王事，用王肃、伪孔谬说，以王为称成王，皆陋妄不足辩。”（注：《今文尚书考证》卷十二，278页，中华书局1989。）是周公摄政称王乃汉以前旧说，不容置疑，只是当如郑玄所说：“周公居摄，命大事则权称王。”（注：《尚书·大诰》孔疏引。）清钱塘则本此意而发挥曰：“然而公之摄政，恒也，摄王，非恒也，出政之谓摄政，称王之谓摄王，王者有大事则摄，平时固摄政之冢宰也。”（注：钱塘：《周公摄政称王考》，转引自顾颉刚《周公执政称王》，《文史》第23辑。）就是说，周公平素以摄政的身分辅助成王，遇有大事亦径自称王以发布诰令，即摄位称王乃是为增加权威性和号召力的临时举措，在此意义上可谓周公摄政又摄位，在记载中亦可见周公兼此二者的证据，如：
《礼记·文王世子》：“周公相，践阼而治。”《史记·鲁世家》“周公乃践阼，代成王摄行政当国。”《史记 燕世家》：“周公摄政，当国践阼。”按“相”与“摄行政当国”皆谓摄政，“践阼”乃指摄位称王。又《左传》定公四年之“周公相王室以尹天下”即《逸周书·明堂》之“周公摄政君天下”，皆周公摄政兼摄位之证。明确周公摄政辅成王，当遇有大事则临时摄位称王的事实，对理解周初历史极为重要，因为它可以解开记载中的一些疑团。
在记载中有成王幼在襁褓、周公负之以朝的说法（注：见《韩诗外传》卷七、《史记·蒙恬传》、《孔子家语·观周》、《汉书·霍光传》等。）。此说之不实，已多有驳者。如武王崩时成王之年主要有十岁与十三岁两说（注：见《礼记·周堂位》孔疏及《诗·豳谱》孔疏。）。仅此已足见幼在襁褓之说不足信。然周公负成王以朝的说法却启发人想到，周公平素摄政时必是奉成王以朝天下诸候，奉成王以出令征伐，即多是在成王的名义下发政举事。如《史记·鲁世家》载：“成王临朝，周公之代成王治，南面倍依以朝诸侯。”可为证。如前所言，《史记》记述周公摄政使用了“当国”一词，它说明周公是在成王在位情况下摄政的。明于此有助于解开人们对《书序》之疑。有学者指出，在今本《书序》中，征伐、诛戮、封国、行赏，一切都是出于成王之令，周公只是同召公一样的宰相，惟有尊奉王命行事，连摄政都不是（注：顾颉刚：《周公执政称王》，《文史》第23辑。）。其实只要明白周公主要以摄政的身分辅佐成王，其发政举事诸般政令多是在尊奉成王的名义下进行，就不会有上述对《书序》之疑。近今学者又有据西周金文的研究指出，不仅有周公东征的记录，如《
方鼎》，更多的却是成王东征的记录，比如《小臣单觯》、《禽簋》记成王东征，周公仅随军征伐，其余如《康侯簋》、《
鼎》、《冈劫尊》、《令簋》等皆是成王亲征，还有如《小臣谜簋》、《
鼎》、《明公簋》、《班簋》等皆是成王遣将征伐。如果根据金文的这些记载，《书序》以成王为东征平叛主脑的说法，确实是对的。似此能援引金文的资料于周公摄政历史的研究，无疑使研究深度加大；对成王做为东征主帅的观察，从金文资料表面反映出的意义看，也无可厚非，但由此进一步否认周公摄政的史实，便导致谬误（注：参陈梦家：《西周铜器断代（一）》，《考古学报》第9册。）。此说之误就误在它归纳为周公摄政七年，代为周王的“周公摄政代王”说，没有认识到周公主要以摄政的身分辅助成王，而且多是在尊奉成王的名义下发令征伐，当遇有重大事故时才临时摄位称王，并无周公始终摄位称王之事。因此其误不足深辩。根据有关记载推断，周公摄位称王只是在遇有重大事件而成王有故或不在时才会发生。如《书·大诰》自汉以来多有学者认为乃周公摄位称王以诰。其时武王崩，三监叛，一时内忧外患俱起，形势紧迫，而周公又身被流言，周公摄位称王实是出于不得已。《书·大诰》孔疏所言有助于对此的理解。其提出《大诰》乃周公称成王命以诰，而非出自成王本意，因为“成王尔时信流言，疑周公，岂命公伐管、蔡乎？”虽然孔疏乃本孔传周公称成王命以诰，而非如郑玄主张乃周公摄位自称王以诰，但其所言还是有助于对其时周公与成王关系的理解。即成王因惑于管、蔡流言可能导致对周公的怀疑，在此情况下很难要成王亲自发诰讨三监，那么，周公抛开成王而径自摄位称王发诰讨三监，完全是合理之事。《大诰》如此，《康诰》、《酒诰》、《梓材》三篇，自汉以来就有学者主张乃周公称王以诰，尤其《康诰》中王若曰：“孟候，朕其弟，小子封……”其辞气非周公身分莫属；但历来又多争议。如果明白周公摄政遇有大事时亦曾临时摄位称王，就不会怀疑《康诰》等乃周公称王以诰了。
但如果是这样，象《书序》所言“周公相成王，将黜殷，作《大诰》”，即使不便解为周公称王作《大诰》，也可用周公代成王或奉成王命以诰的说法，使之解释得通，而《书序》言：“成王既伐管叔、蔡叔，以殷余民封康叔，作《康诰》、《酒诰》、《梓材》”，已明言成王是东征主帅和诸诰作主，未及周公，这将如何解释呢？对此的解释是：《书序》是禀受某种思想观念的影响撰作而成。首先，试读《史记·周本纪》：“初，管、蔡畔周，周公讨之，三年而毕定。故初作《大诰》，次《微子之命》，次《归禾》，次《康诰》、《酒诰》、《梓材》，其事在周公之篇。”可见东征平叛及《大诰》与《康诰》等三篇之作，俱以周公为事主，这应该如实反映了当日的事实真相。“其事在周公之篇”指《鲁世家》。察《鲁世家》所叙略同，唯多出“周公乃奉成王命”几个字，则作《大诰》、东征平叛、封康叔、作《康诰》等三篇，俱是周公奉成王命所为，而这正合于周公之意。我曾指出，周公归政成王之后，为推行周礼传子、尊尊之制，曾勉力礼敬成王，曲尽臣道，因而有意掩饰自己摄政称王的旧事（注：葛志毅：《周公摄政史实再考》，《求是学刊》1999(6)。）。因此《书序》所叙周公摄政期间的历史一以成王为主，而退周公为辅臣，正合周公一贯尊奉成王的隐衷和目的。因为这样可使周公摄政期间自成一独立王世的可能被排除，从而使周室王序按武王、成王、康王的父子相承之序排为一系，避免因周公以弟及兄的介入而破坏父子相传之制。试读今本《书序》，《周书》部分确实反映出武王之书、成王之书、康王之书的编排意图，这就是前文所谓：《书序》乃是禀承某种观念的影响撰作而成。如上文分析，这种观念影响当主要来自周公当初的有意营造。这样，尽管《书序》因此遭受一些学者的怀疑，但其出现绝不会很晚（注：如顾颉刚在《周公执政称王》中认为《书序》出于西汉后期。）。如前所言，“周公摄政”说出现在文献中是战国，与之前后的另一说法乃“周公相成王”，《书序》是其代表之一。由于《史记》而“周公摄政”说大行于世，“周公相成王”说仅保存在以前的文献中而罕再为人所言及。《书序》中既无“周公摄政”字样，说明其出现于此说大行之前，至少不会晚于《尚书大传》，乃先秦儒家经师《书》说解题部分的一个汇集（注：前人已注意到东征平叛应以周公为主谋，但《书序》皆言成王征伐，因此试图对之提出两点解释，即一，东征平叛虽周公谋之，但征伐时有成王在，故称成王；其二，“周公摄政耳，成王则为王，君统臣功，故言成王。”见《诗·豳风·破斧》孔疏。其说实未脱出周公有意营造的观念影响。）。
综之，周公在摄政期间虽亲主万机，遇有大事时亦曾随机主断，摄位称王，但他始终有意使自己保持摄政的身分辅助成王。这些作法与他明确的政治目的有关，即以自身的实践贯彻周礼规范的传子、尊尊精神，企望借以建立起新的礼法秩序，以巩固周室统治，由此也表现出一个政治家的非凡气度与襟怀。历史证明，周初之所以能在政治上取得极大成功，与周人统治集团中能出现周公这样的杰出政治家有着密切关系，而周公摄政一事，则使周公的政治谋略与无私品格都得到充分表现。
三、周公摄政纪年
周初年代，自《史记》已不甚清楚。但据《逸周书·文传》及《尚书大传》俱有关于文王受命之年的说法，那么至少可以认为文王时周人已有自己的纪年。以前对《逸周书》的注意不够，如据其《柔武》及《成开》两篇，武王、成王俱曾建元（注：《逸周书》后附《周书序》亦有曰：“武王既没，成王元年。”），则《汉书·律历志》谓武王不改元之说谬矣。王国维作《周开国年表》，不仅仍沿武王未改元之误说，且谓成王即位、周公摄政之初亦未尝改元，是亦承《律历志》之误。王氏又举《书·酒诰》之“惟元祀”，谓元祀者，受命称王配天改元之谓，是乃文王受命之元祀。又举《洛诰》之“元祀”，谓乃成王初平天下之元祀。但王氏既谓《洛诰》之“惟七年”乃文王受命之十八祀，武王克商后之七年，成王嗣位五岁所称之元祀，又于十八祀后列十九祀（既克商八年，成王六年），次列成王元祀（既克商九年），并引《召诰》、《洛诰》年月证明之。这样，成王纪年出现两个元祀，那么，《洛诰》“惟七年”究为成王五年还是成王六年的次年？显然，王氏排列年表时在“惟七年”问题上出现疏略。不唯如此，王氏又把周公摄政元年定在成王三年，至成王元祀相当于周公摄政五年，使摄政七年旧说被截去两年。凡此皆不足信（注：“元祀”仍当如旧解作大祭祀，而非祀天改元之纪年。今有人提出摄政五年说，观其所言显承王氏之说而来。见李仲操《西周年代》，文物出版社，1991。）。总之，周初年代确应再予研究，尤其《洛诰》末尾的“惟七年”乃是文献所见最早的周人纪年实例之一，极为重要。它确为周公的摄政纪年，只是有些相关问题还需要解决。
首先便是周公身为摄政能否建元纪年的问题。《左传》明载鲁隐公是“摄位”之君，但鲁隐公列于《春秋》十二公之首，有自己独立的纪年。周公则如前所言，只是遇有大事才摄位称王，因此在这点上周公与鲁隐公身分还有些区别。而且从另一方面看，春秋时代的礼制与周公制礼之前的周初还是有所不同的，因而周公摄政能否建元纪年的问题，是不能用后来的周礼来范围约束的。较系统明确肯定周公摄政纪年之说的，是隋李德林。他引《尚书大传》：“周公摄政，一年救乱，二年伐殷，三年践奄，四年建候卫，五年营成周，六年制礼作乐，七年致政成王。”并论述了周公虽建元纪年但与即位为王者有异，不影响他摄政相成王的身分（注：《隋书·李德林传》。）。其实周公摄政能否纪年不是一个是否合乎礼法制度的理论问题，而是一个不容否认的事实存在。《尚书大传》之外，《逸周书·明堂》、《礼记·明堂位》、《韩非子·难二》、《淮南子·齐俗》及《韩诗外传》等先秦及汉初的文献，俱谓周公摄政七年。《史记·周本纪》载曰：“周公行政七年”，此犹后文曰：“召公、周公二相行政，号曰共和，共和十四年，”就是说，《史记》把周公摄政七年与周、召共和行政十四年视为形式相同的两个独立纪年单元。所以从文献记载上看，周公摄政纪年是一个不容否认的事实。
其次便是周公摄政始于何年的问题。周公摄政的始年，在汉魏儒家经师中有歧异，如郑玄虽接受了《尚书大传》摄政七年说，但他又提出武王崩后周公、成王守丧三年；周公避管、蔡流言又居东二年，即所谓“周公以武王崩后三年出，五年秋反而居摄。”（注：《诗·豳谱》孔疏引郑玄。）王肃及《书》孔传反对郑玄之说，以为武王崩后次年即摄政元年。已经有学者指出，当以武王崩后次年为周公摄政元年为是（注：孙诒让：《周礼正义》卷一。皮锡瑞亦指出避居东都乃东汉古文说之非，西汉以前无此说。见其《尚书大传疏证》，转引自顾颉刚《周公执政称王》。）。这可从文献记载上得到参证。如《逸周书·作雒》谓：“武王乃岁十二月崩镐，肂于岐周。周公立相天子，三叔及殷东徐奄及熊盈以畔，周公、召公内弭父兄，外抚诸候。元年夏六月，葬武王于毕，二年，又作师旅，临卫政殷，殷大震溃。降辟三叔，王子禄父北奔。”按此则武王崩后周公即摄政，余下元年、二年事可与《尚书大传》“一年救乱，二年伐殷”相较。当日的实情是，武王崩后久已潜伏的危机立刻爆发，周公必须即时出来支撑局面，其间根本容不得服丧、居东滞延五年之久。
以上论证了武王崩后次年周公摄政，前后建元纪年有七年之久，这样，又产生摄政纪年与王世纪年关系的问题。虽然周公亦曾摄位称王，但其身后在史籍中并未被视为一代王世。如学者们习惯于举《史墙盘》之例，认为其中历数文、武、成、康、昭、穆六世周王，其中并无周公。其实《史记·三代世表》已表明这种观点。其周世自武王伐殷后历纪成、康、昭、穆、恭、懿，孝、夷、厉诸王，并无周公，周公降在王室之下列为鲁、齐、晋等大国始封君之首，是司马迁已不视周公为一代王世。周公的这种地位，一方面与周公摄政时始终尊奉成王，尤其于归政后更加以臣节自抑有关，另一方而则与成王对他的封赐方式有关，即别封周公于鲁，虽使之得行天子礼乐，但却推为异代受命王（注：参《尚书大传》卷五《金縢》，王闿运《补注》。）。借助这种象征性的荣誉，既可报答周公以王礼，又使周公别出王室之外而无碍周室王统的父子相承之序，其立意颇似周宗法制别子为祖、以别于正嫡的设计之意。周公本食采于岐周畿内（注：《诗·周南召南谱》。），周公本人亦以宰辅之职留相王室，但却另以嫡子就封于鲁，其中具有微意。《公羊传》文公十三年曰：“封鲁以为周公也。周公拜乎前，鲁（公）拜乎后，曰：‘生以养周公，死以为周公主。’然则周公之鲁乎？曰‘不之鲁也，封鲁公以为周公主，’”即鲁公伯禽封于鲁，是为使之供养周公和做周公祭祀主，亦即封鲁公之举完全是为礼敬周公而为，因此又特使鲁得行用天子礼乐。如《礼记·明堂位》：“成王以周公为有勋劳于天下，是以封周公于曲阜……命鲁公世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礼乐。”以下即详述鲁所得用四代王礼器服节目，《礼记·祭统》亦有相似记载。但这些记述历来多无人相信，以为乃鲁人的夸饰之谈。其实综据有关记载，《礼记》所述并非全然无据。试读《书·金縢》曰：“我国家礼亦宜之”，即成王已表示要待周公以国家大礼。《通鉴前编》成王十一年引《尚书大传》：“鲁郊，成王所以礼周公也。”《史记·鲁世家》亦曰：“于是成王乃命鲁得郊，祭文王，鲁有天子礼乐者，以褒周公之德也。”按“郊天”乃受命称王者方得用之天子礼。又立文王庙，且“周公称太庙，鲁公称世室”（注：《公羊传》文公十三年。），皆与天子同礼。《公羊传》文公十三年又曰：“鲁祭周公，何以为牲？周公用白牲（牡）”，孔颖达解释说：“白牡，殷牲。尊敬周公不可用已代之物，故用白牡。”（注：《礼记·明堂位》正义。《明堂位》亦谓祭周公用白牡。）。既祭周公以殷牲，则推周公为异代受命王之意显然。成王的这种作法既以王礼报答了周公的功德勋劳，也如实反映了周公当日的政治地位与实际作用，但由于采用了别封于鲁的方式，又使之与周室王统有别。而且究其实质，以王礼礼敬周公充其量也只是一种象征性的荣誉，并不包含有多少真实的政治关系，下面论述摄政纪年时便可认清这点。总之，成王封周公之后于鲁使之以王礼尊奉周公的记载，应是有事实为根据的，而后来《公羊》家黜周王鲁、托始于鲁隐公为受命王的说法，也绝非秦汉经师的无稽之谈，实乃以经说形式曲折反映出的一种历史记忆。
周公既被排除在王统之外，其摄政纪年也不能作为单独的王世纪年而与西周列王纪年并存，最好的办法就是把摄政纪年并入成王纪年之内。记载证明，恰是如此。关于成王纪年及周公摄政纪年之关系，《史记》虽语焉不详，但仍可考其大略。如《周本纪》：“周公行政七年”，乃是对周公摄政纪年的总括。《鲁世家》载：“成王七年二月乙未，王朝步自周至丰，使太保召公先之雒相土，其三月，周公往营成周雒邑。卜居焉，曰：‘吉’。遂国之。成王长，能听政，于是周公乃还政成王。”按所言年月及营洛、还政诸事，与《书》之《召诰》、《洛诰》合，则“成王七年二月乙未”乃是将周公摄政七年归于成王纪年之明证。此可与其他记载比证，如今本《纪年》：成王元年，“王即位，命冢宰周文公总百官，”七年，“周公复政于王”，八年，“王初莅阼亲政”。又《艺文类聚》卷十二引《帝王世纪》：“成王元年，周公为冢宰，摄政，王年少，未能治事，故号曰孺子。八年，春正月朔，王始躬亲政事。（注：《太平御览》卷八十四所引略同。《汉书·律历志》引《世经》，武王年世之后接周公摄政元年，周公摄政七年之次为成王元年。不知此是否如昔人所述，乃刘歆为使王葬居摄独立于汉帝而作的张目之论。或者刘歆别有所据，有意保存了周公摄政纪年做为独立纪年单元的原初事实。）。此外《周书序》亦谓：“武王既没，成王元年”，皆是以武王、成王年世相接，而将周公摄政之年并入成王纪年之内（注：有学者试图以《何尊》之“惟王五祀”，说成王或周公摄政纪年者，皆不妥。此器当如李学勤先生所言，乃康王五年器，见《何尊新释》，载《中原文物》1981(1)。）。
虽然后来把周公摄政纪年并入成王纪年之内，但周公摄政纪年作为一个独立纪年单元而存在的事实，却在记载中留下其痕迹，这就是《书·洛诰》文末的“惟周公诞保文武受命，惟七年”。《史记·三代世表》曾谓孔子“序《尚书》则略无年月”，若《洛诰》末年月日俱全之例唯此一见，乃是把周公摄政七年做为历史大事而由史官做的特笔实录。现今所见最早对《洛诰》此句作出诠释的应是《尚书大传》，即所谓：“周公摄政，一年救乱，二年伐殷，三年践奄，四年建候卫，五年营成周，六年制礼乐，七年致政成王。”是后即刘歆《汉书·律历志》引《世经》有曰：“周公摄政五年……后二岁，得周公‘复子明辟’之岁……是岁十二月戊辰晦，周公以反政。故《洛诰》篇曰‘戊辰，王在新邑，蒸祭岁，命作册。惟周公诞保文武受命，惟七年。’”而且如上所言，刘歆显然把周公摄政七年视为武王与成王之间的一个独立纪年单元，此颇值得注意。此外据《经典释文》马融、郑玄注，并以周公摄政之年说之。王肃虽不信《尚书大传》“四年建候卫，五年营成周”之说，但亦认为《洛诰》作于周公摄政七年反政成王时。（注：《诗·豳谱》孔疏引王肃《书·金縢》注。）。《书》孔传承王肃之说，亦谓：“言周公摄政尽此年十二月，大安文武受命之事，惟七年。”可见汉魏以来皆以周公摄政七年解“惟周公诞保文武受命，惟七年”，迄无异词，此说很可能传自先秦，又经汉魏以来师师相承，乃至众说并同。宋儒读书，喜立新说，好伸己见，如蔡沈《书集传》。他首先否定周公摄政其事，谓：“先儒谓成王幼，周公代王为辟，至是反政成王，故曰：‘复子明辟。’夫有失，然后有复。武王崩，成王立，未尝一日不居君位，何复之有哉……王莽居摄，几倾汉鼎，皆儒者有以启之，是不可以不辩。”（注：《书集传·洛诰》注，上海锦章图书局1928年版。）据其所言，多道学家的价值判断，少实事求是的论学之心。其否定周公摄政的史实后，不得不对“惟七年”另加曲解。他引吴氏曰：“周公自留洛之后，凡七年而薨也。成王之留公也，言诞保文武受民；公之复成王也，亦言承保乃文武受民，越乃光烈考武王。故史臣于其终，计其年曰：‘惟周公诞保文武受命，惟七年’，盖终始公之辞云。”（注：《书集传·洛诰》注，上海锦章图书局1928年版。）以周公是年留洛，后七年卒于洛，所见不可谓不新，然绝无任何根据，人谓宋儒好逞己意以说经，信然。以上所引蔡氏之见极为重要，它成为宋元以下否认周公摄政说的主要根据。因《书集传》在宋以后受到官方推崇，其说影响亦较大，如清代著名学者崔述便接受蔡氏之说而否认周公摄政之事（注：崔述：《崔东壁遗书》，200-201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是后王国维亦受其说影响而在《洛诰解》中提出：“惟周公诞保文武受命，惟七年’者，上纪事，下纪年，犹《艅尊》云：‘惟王来征人方，惟王廿有五祀’矣……周公留洛，自是年始，故书以结之。书法先日次月次年者，乃殷周间纪事之体……自后人不知‘诞保文武受命’指留洛邑监东土之事，又不知此经纪事、纪年各为一句，遂生周公摄政七年之一说。盖自先秦以来然矣。”按王氏受蔡氏影响，认为“诞保文武受命”指周公留洛邑监东土之事，非谓周公摄政；但王氏又谓成王于是年改元，“七年”乃此前之七年而非此后之七年，则又异于蔡氏。此外，王说最易于发生影响者，在于他援引金文纪年例以证其说之新。但若把“惟周公诞保文武受命，惟七年”解作周公摄政七年，亦无悖于他所谓“上纪事，下纪年”的金文文例，只是他解事为周公留洛而非周公摄政，实由于他受蔡氏影响之深而在思想上发生偏失，但王氏并未从根本上否认周公摄政其事，故于《周开国年表》及《殷周制度论》中仍言周公摄政之事。至其弟子杨筠如乃假宏扬师说的形式，于《尚书核诂》一书中根本否定了周公摄政的史实。由于杨氏曲解师说，且遗误后人，乃至世人震于王国维的学术名声与影响，生出种种否认周公摄政史实的不根之谈，至今仍有人沿其谬。细审文义，“惟周公诞保文武受命，惟七年”，应指周公摄政辅成王，使文武以来所受天命王业得到巩固维系。因此以周公摄政七年解之，既与文义契合，又无悖于先秦以来周公摄政七年的审谛之说。深祈学者明察焉。
结语
综合经传史籍研究，可证周公摄政之说既有文献记载上的根据，更有制度史实上的渊源。例如对摄政制度与周公摄政史实阐述详明而又广布影响者，乃司马迁之《史记》。《史记》融贯了诸多的史实资料，所作记述是不容置疑的。《书·洛诰》之“惟周公诞保文武受命，惟七年”，乃文献所见周人历史纪年的最早实例之一。它作为周公摄政纪年的明确记载，切实无疑，且有汉魏诸儒相承之师说可据。但以周公摄政为子虚乌有者一误于宋儒蔡沈为代表的道学家迂见，再误于杨筠如曲解师说的似是而非之言。察王国维虽以金文文例证说《书·洛诰》之纪年文例，但其本意不在否定周公摄政其事。因为只要详核经传子史记载，周公摄政及其在历史上留下的重大影响，实无从否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