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态比较优势说”与美国的“新”外贸政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美国论文,比较优势论文,外贸论文,政策论文,动态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741
文献标识码：A
（一）
1999年，纽约的M·E·夏普公司(M·E·Sharpe,Inc)出版了威廉·安东尼·洛维特(William Anthony Lovett)、小阿尔弗雷德·E·埃克期(Alfred E.Eckes,Jr.)和里查德·L·布林克曼(Richard L.Brinkman)三人合著的《美国的贸易政策：历史、理论和世界贸易组织》(U.S.Trade Policy:History,Theory and the WTO)一书，其中的第三、四章是由布林克曼撰写的，标题分别是《更自由的贸易：静态比较优势》(Freer Trade:Static Comparative Advantage)和《动态比较优势》(Dynamic Comparative Advantage)。
作者布林克曼首先在第三章中对源于大卫·李嘉图(David Ricardo)的“纯贸易理论”(pure theory of trade)中的“比较优势说”进行了批判，认为这一古典贸易理论的前提导致的只是静态比较优势，其危害在于这种静态比较优势只会带来单向的贸易政策，或者说非互惠的贸易政策，而在19世纪40年代至80年代的英国以及20世纪40年代至70年代的美国，当它们处于霸主地位并实施这一政策时，其结果是它们没能维持自己在工业领域的支配地位和在海上的霸主地位，同时也明显地损害到两国经济发展。有鉴于此，布林克曼主张美国应摒弃现有的新古典贸易理论，代之以“新”创立的贸易理论。在第四章里，布林克曼进一步追溯到亚当·斯密(Adam Smith)的“绝对优势说”(absolute advantage)，认为这才是美国国际贸易政策制定的依据所在——因为它带来的是动态的比较优势，而这种动态的比较优势无论对美国还是对全球国际贸易和经济的发展而言，都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下文将着手对布林克曼的上述观点进行全面的展开和讨论。
（二）
1.亚当·斯密与自由贸易
布林克曼认为，自亚当·斯密以来，中间经过大卫·李嘉图、约翰·S·穆勒(John S.Mill)、阿尔弗雷德·马歇尔(Alfred Marshall)、伊莱·赫克歇尔(Eli Heckscher)、伯蒂尔·俄林(Bertil Ohlin)等人，直到最近的保罗·萨缪尔森(Paul Samuelson)，西方正统的贸易理论历经了重大的变化，因此有必要重新认识亚当·斯密对自由贸易的立场和看法。
亚当·斯密自由贸易理论的三个支柱分别是绝对优势说(absolute advantage)、出口盈余说(vent-for-surplus)和生产率学说(productivity doctrine)，并认为有四个主要因素制约着国际贸易的自由发展，即报复性关税(retaliation tariffs)、对国防生死攸关产业的保护(protection for industries vital to national defense)、促进海上商业活动的航海法(navigation laws)以及大规模的公共工程(extensive public works)。亚当·斯密的观点与他所处的时代是分不开的。在工业革命(1750-1850)发生之前的商业革命时期（约1350年～1750年），随着民族国家(nation-state)的建立，重商主义在某种意义上其实对现代的工业革命起了催生的作用。当然，亚当·斯密并不认为财富即黄金，而是生产。由此，他使自己同只认为国际贸易才带来财富的重商主义者保持距离。
2.对“纯贸易理论”的批评
所谓的“纯贸易理论”，就是指源于大卫·李嘉图“比较成本说”并发展至今的西方正统贸易理论。而这种发展至多只限于“静态的一般均衡分析”。换言之，正统的“纯贸易理论”认为贸易国能够从国际贸易中获利，并进而改善人们的生活和福利。也因此，自由贸易总是能够促进贸易国的发展。但是，“比较成本说”不仅存在着推论与现实相背离——作为帝国主义的殖民主义，它总是与自由贸易联系在一起；而且解释上也有含混不清的缺陷——它只解释了进行什么样的贸易（如酒和布），而没有解释一国何以有这样的比较成本优势。人们因此批评“纯贸易理论”完全忽视了当今存在的全球性不对称，并不自觉地滑向单边的自由贸易政策。批评者认为，“纯贸易理论”的致命缺陷，乃是这一理论是建立在以下十一个“宏伟假设”（或者说“弥天大谎”）的基础之上的：(1)国际贸易中只存在两个国家、两种商品和两个生产要素——劳动和资本；(2)生产功能是同质的，所有国家都采用相同的技术；(3)两个国家里，一种商品是劳动密集型(X)，另一种是资本密集型(Y)；(4)两个国家所生产的商品成本不变；(5)在两个国家的生产中不存在完全的专业分工；(6)两国的偏好相同；(7)各国国内存在完全的要素流动，但国际间不存在；(8)商品市场和要素市场都处于完全竞争状态；(9)没有运输成本、关税或其它阻碍自由贸易的因素；(10)各国的资源都得到充分利用；(11)国际贸易保持平衡。
象布林克曼这样的批评者认为，之所以说以上的十一个假设只不过是“弥天大谎”，乃是因为“纯贸易理论”只是把世界看成是静态的、固定不变的，而不是动态的、不断进化的。例如，从第二个假设所推论得到的结果，就是所有的国家都处在同一经济发展水平上，而忽视了在现实世界中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与索马里、埃塞俄比亚等发展中国家无论在技术问题上还是发展问题上，都存在巨大的不对称。另外一个必须引起人们注意的有关“纯贸易理论”的错误，就是把经济增长等同于经济发展。
3.静态与动态问题
布林克曼接着批评道，在对有关进化过程分析的科学研究中，静态的重复和动态的变化都是不可或缺的，但“纯贸易理论”的问题在于它只讲述了一个故事的有限片段（静态），而回避了对整个故事的展开（动态）。人们发现，在新古典派的文献中，所谓的变化在某种意义上似乎真的发生了，并且达到了新的均衡，但实际上什么变化也没有发生。为什么呢？因为进行分析的结构依旧如此，并未发生变化。例如，萨尔瓦多(salvatore)在1998年曾经指出，“发展中国家认为传统的贸易理论只着眼于调整现有条件，但发展所要求的是改变现有条件。”（注：William Anthony Lovett,Alfred E.Eckes,Jr.and Richard L.Brinkman:U.S.Trade Policy:History,theory and the WTO,M.E.Sharpe,Inc,New York 1999,P119.）而对于熊彼特(J.A.Schumpter)来说，经济过程的动态即蕴涵于经济发展这一概念之中，因为经济发展是一个结构发生质变的过程。经济发展总是与技术进步分不开的，但“纯贸易理论”却又一次以生产功能的同质性来假定各国技术的无差异性。同样的，这种“假定”使得各国之间营业员应有的社会差异、制度差异和文化差异也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使“纯贸易理论”家们感到为难的是，亚当·斯密的自由贸易理论缺乏“分析的活力”，因此，他们要努力寻找更具“活力”的经济分析法。但殊不知，就在这种寻求中，新古典经济学家业已将“动态”这一婴儿淹死在他们自己引入的不现实的“静态”澡盆之中。由此，大卫·李嘉图的静态比较优势理论使得古典贸易理论偏离了亚当·斯密筑就的动态轨迹，而最终走上了“纯贸易理论”结构的静态之路。
至此，人们不得不深深叹服亚当·斯密的聪明睿智。因为作为其自由贸易理论三支柱之一的生产率说，正好为把技术进步引入贸易理论提供了一个相关的落脚点。以战后美、日两国取得贸易顺差和债权国地位的成就而言，其基础就是通过广泛的技术优势和规模经济而获得的绝对优势。一言以蔽之，贸易流动的决定变量是绝对优势而非比较优势，人们不会忘记，英国一度以出口纺织品而在生产领域和贸易领域主宰全球经济，以及不列颠统治下的19世纪英国霸权，靠的不是比较成本，而是在英国首先开始的第一次工业革命。而这又是与反映绝对优势的技术进步的动力分不开的。但这是不是意味着单边的、无限制性的或不平衡的贸易是取得绝对优势的最佳方式呢？恰恰相反，正如汉密尔顿(A.Hamilton)和李斯特(F.List)等人早已指出的那样，布林克曼也认为单向的、非互惠或不平衡的贸易一般来说会威胁和妨碍一个国家获得朝更高的绝对优势阶段迈进的动力。
4.发展动力
在指出发展动力究竟为何之前，我们先来看一个有关结构变化的类比：秘书与律师间的静态与动态类比。（注：William Anthony Lovett,Alfred E.Eckes,Jr.and Richard L.Brinkman:U.S.Trade Policy:History,theory and the WTO,M.E.Sharpe,Inc,New York 1999,P122.）
静态比较优势
案例1：非专业化
女（A国） 男（B国）总计
秘书（酒／农业）
$10,000.00
$16,000.00
律师（布／工业）
$4,000.00 $50,000.00
$14,000.00 $66,000.00
$80,000.00
案例2：专业化
女（A国） 男（B国）总计
秘书（酒／农业）
$20,000.00
----
律师（布／工业）
----
$100,000.00
$20,000.00 $100,000.00 $120,000.00
动态比较优势
案例3：理性－结构变化
女（A国） 男（B国）总计
秘书（酒／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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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师（布／工业）
$100,000.00
$100,000.00
$100,000.00
$100,000.00 $200,000.00
以上三个案例中，案例1说明的是A国和B国未进行专业化分工，两国各做一半秘书和律师的活，结果总收入为8万美元；案例2说明的是A国和B国进行了专业化分工，也即A国和B国分别做秘书和律师的活，结果总收入增加到12万美元。这两个案例都是发生在静态的比较优中。但是，如果A国经过努力也学会了做律师的活，从案例3可以看出，总收入则递增到20万美元，这一递增是发生在理性－结构变化中。由此可以得出结论，在决定国家之间货物流动和绝对价格水平的问题上，绝对优势和绝对成本比相对成本更重要。也因此，发展动力决定了（一国）在国际市场上生产什么和出售什么。
那么，究竟什么是发展动力呢？布林克曼认为有必要先理清一下经济发展的概念。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瑞典经济学派代表人物之一的冈纳·缪尔达尔(Gunner Myrdal)认为，“人们所指的（经济）发展，实质上就是指整个社会系统的向上运动”。（注：William Anthony Lovett,Alfred E.Eckes,Jr.and Richard L.Brinkman:U.S.Trade Policy:History,theory and the WTO,M.E.Sharpe,Inc,New York 1999,P124.）这一概念与爱德华·泰勒(Edward Tylor)在1871年提出的具有创新意义的“复杂总体”文化人类学概念不谋而合。也就是说，在经济的进化过程中，人类文化是由增长(growth)和发展(development)两部分组成的。而决定结构发生变化的动力是发展而非增长，因为增长只是重复生产(reproduction)和数量的增加，发展才是质的变化。以取得人均国民生产总值2万美元的成就为例，人们不能将其归功于犁、穴、弓、箭的“增长”，而应归功于人类文化从“猎捕觅食”到工业革命的结构性变化。因此，没有发展，“增长”也只是有限的。而新古典贸易理论及主流经济学派恰恰把这两个概念相互等同看待。事实上，罗斯托(W.W.Rostow)所认为的传统社会之所以停滞不前，就是因为传统社会或许会有“增长”，但却缺乏发展动力。而人们普遍认同的一个事实，就是经济的发展有赖于技术的进步，或者说经济发展动力在于技术的进步。当然，这里所谓的技术应包括物质和非物质两个层面的文化。这一技术的文化概念有助于人们理解不同文化（文明）的兴衰。
如何把知识技术的生产和积累同国际贸易理论连接到一起呢？或者说，区分经济的增长与经济的发展这一问题，同国际贸易理论之间存在着什么样的联系呢？且看下文。
5.发展动力与强调动态比较优势的“新”贸易理论
布林克曼借用经济学家阿恩特(Amdt)的观点，认为经济发展不仅仅与某一结构内更有效的资源配置有关。要了解发展的动态过程，就必须对社会制度的结构变化作出解释。而本质上正是这一过程与更高水平的绝对优势有关，并成为建立动态比较优势理论的先决条件。
由于新古典主义的范式过于简单抽象地将生产可能性曲线(P-P curve)的外移等同于经济的增长过程，经济学家们都试图让“新”的经济增长理论在其“新”的贸易理论中得到体现。例如，罗伯特·梭罗(Robert Solow)把技术当作外生变量，但他的理论遭到了同为主流经济学家的莫里斯·斯科特(Maurice Scott)等人的批评。因为他们认为应把技术当作内生变量。正如斯科特所指出的那样，“最好是把发明看成是投资的形式”。（注：William Anthony Lovett,Alfred E.Eckes,Jr.and Richard L.Brinkman:U.S.Trade Policy:History,theory and the WTO,M.E.Sharpe,Inc,New York 1999,P127.）但斯科特等人的理论症结在于：资本累积所代表的，可能仅仅只是对已有技术复制中的一个数量增长过程。因此，仍未能摆脱新古典主义对增长与发展不加区分的窠臼。
事实上，自然并没有赐予一个国家具有作为要素投入的充足资本，并最终享有在知识和技术生产上的绝对优势，而是经济进化水平和经济进化动力作用的结果。也因此，决定绝对优势、贸易商品及贸易模式的是经济的发展阶段，而非比较成本。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当今世界最大的贸易量是在发达国家之间进行的，而不是在发展中国家之间或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进行的。比较而言，李斯特把贸易理论和贸易模式同经济文化的发展阶段联系在一起进行考察，而李嘉图的静态比较成本说则是建立在反历史和无进化的抽象方法论基础上，因而最终与经济发展不相干。不幸的是，后来的正统贸易理论进一步强化了李嘉图的这一静态观点。
回过头来再看亚当·斯密自由贸易理论的三支桩，其中的绝对优势说和生产率学说也都与经济发展有关。就生产率学说而言，经由市场规模扩展而导致的贸易增加也会鼓励技术进步。这种贸易增加事实上并不一定是绝对“自由”的，或者说要采取一种完全放任的自由贸易政策，历史上英、美、日、韩等国的工业革命发生之前的关税、保护和政府推动就是明证。正如库内兹(Kuznets)指出的那样，由于贸易在国内经济中的动态作用，因此现代经济增长加强了亚当·斯密生产率学说在知识和技术进步中的地位。结果，资本的流动、技术的特许出口以及其它形式的知识扩散，对那些努力提升或维持其产业、生产率以及经济增长的国家是很有帮助的。而先进国家的产业滑坡则可能是发展过程中的停滞甚至衰退。正因为如此，按照正统经济学家的理论制定出的贸易政策，尤其是单向的自由贸易政策，会妨碍经济的发展和繁荣。
6.美国“新”贸易政策的理论根据
布林克曼指出，自20世纪70年代后期以来，美国在货物贸易方面一直存在严重的贸易赤字，以至今日美国经济还未从这样的经济表现欠佳中恢复过来。布林克曼接着批评了美国对这一问题的应对之道——降低成本、工厂外移和规模压缩所带来的后果：美国的中产阶级和劳工阶层承受着工资降低、养老金减少、健康等其它福利资金削减、就业不足以及工会活动频繁等“痛苦”。而基于新古典主义静态比较优势理论制定的美国单边的非互惠贸易政策，只会使这一情形继续延续下去。因此，动态比较优势应该成为美国制定理性贸易政策的基础：它要求美国重建自己的工业力量，以使贸易与经济文化的前进动力结合到一起。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采取一项更广泛的“人力发展战略”，因为经济的进步和持续发展或者说要在国际贸易中取得绝对优势，舍此别无他途。
布林克曼最后指出，一项理性的美国对外贸易政策并不是要阻止或妨碍国际贸易的进行，而是要使不断扩大的贸易和技术传播成为实现世界和平和经济富足的途径。显而易见，美国必须采取更有效的贸易互惠和贸易监督措施，使自己的对外贸易恢复平衡。
那么，最近10年来美国政府采取的是什么样的贸易政策呢？
冷战结束以来，美国至今已经历了三位总统四届政府——老布什的第49届政府（1989～1993年）、克林顿的第50和51届政府（1993～1997年、1997～2001年）及小布什的第52届政府（2001～2005年），但冷战后美国对外贸易政策的调整则始于克林顿执政以后。克林顿上台以后，一直鼓励美国政府采取一系列政策，改变企业战略行为，以使本国在国际竞争中占据优势地位。其贸易政策既不是“筑起高墙来保护美国公司免受外国竞争的保护主义”，也不是“在外国竞争者面前无动于衷的自由主义”，而是要推行战略性贸易政策以促进美国的对外贸易。其具体措施如下：进行产业结构调整以有效提高美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扶植高科技技术以保持美国在高科技领域的优势地位，进而增强自身的国际竞争能力；实施国家出口战略以扶持和鼓励美国商品的对外输出；推动多边贸易谈判以打开他国市场。（注：崔日明、郭艳娇：《战略性贸易政策——美国经济增长的有效支持》，《国际贸易》，2001年第11期，第37～40页。）
小布什政府的对外经贸政策与前任克林顿政府的政策相比，更加强调的是自由放任，追求所谓“公平、自由”贸易政策，或称之为“零对零”的贸易政策，（注：肖炼：《新人新调——布什政府经济政策分析》，《国际贸易》，2001年第5期，第22～25页。）即追求在一个理想的世界里，美国和外国都没有关税壁垒。
其实，无论是克林顿政府的“公平贸易政策”，还是小布什政府的“公平、自由”贸易政策，其理论基础都建立在美国强大的竞争优势上，都是要抛弃布林克曼所称的美国过时的冷战时期的单边互惠贸易政策。因为那一贸易政策的理论基础是“静态”比较优势说，而新的贸易政策则立足于“动态”比较优势说。
（三）
新古典贸易理论受到批判并非始自布氏。早在20世纪80年代，澳大利亚华人经济学家杨小凯等人的内生贸易理论（新兴古典贸易理论）就批评了新古典主义贸易理论对亚当·斯密生产率学说的忽视。（注：纪昀：《从新古典到新兴古典：国际贸易理论的最新发展》，《世界经济研究》，2000年第1期，第83～87页。）那么，本文介绍布林克曼“动态比较优势说”的意义何在呢？笔者认为有以下两个方面。
(1)能使我们更好地认识美国的现行外贸政策，并把握其可能的走向，加深对美国经济的认识。具体有以下三点。1)20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的外贸逆差是客观存在的事实——尽管这种外贸逆差对美国经济的意义在学术界还存在争议。（注：郑伟民主编：《衰落还是复兴：全球经济中的美国》，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8年。）因此，从政治角度来看，美国国内对此早已民怨沸腾。而改变于己不利的、所谓美国的单边非互惠贸易政策早已是势在必行。布林克曼“动态比较优势说”正好为此提供了相关的理论依据。2)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在新经济领域中占据制高点的位置，也使美国信心大增、蠢蠢欲动，以期凭自己的“绝对优势”来扭转美国长期的外贸逆差局面。这也是布林克曼提出“动态比较优势说”的现实背景。3)这一思想实际上已体现在20世纪90年代美国的外贸政策中。作为90年代克林顿政府对外政策三大支柱之首的外贸政策，曾经历过大幅度的调整，即通过实施“国家出口战略”来扶持和鼓励美国商品的对外输出，以及改“自由贸易政策”为“公平贸易政策”。（注：郭吴新主编：《90年代美国经济》，太原，山西经济出版社，2000年，第206～214页。）4)克林顿政策推出的这一有史以来美国第一个贸易综合改革方案必将对未来的美国贸易政策产生深远的影响——无论是共和党当政还是相反，这一点其实已经可以从小布什政府的外贸政策中见其端倪。
(2)对于我国的经济和对外贸易来说，“动态比较优势说”实在不乏借鉴的意义。我们可以由此加深对我国经济和对外贸易的认识，并对未来的发展进行未雨绸缪的研究。具体地说，有以下四点：1)要使中国经济不断地跃上新台阶，增长解决不了问题，必须靠以先进技术为支撑的发展。这就要求我国在国民素质教育方面花更大的气力。2)长期而言，我国对外贸易的出路不在“低成本”的数量堆积，而在于在高技术含量的产品领域进行角逐。3)要提升自己的经济水平，对外开放政策必须坚持。因为唯有在广泛的国际经济交往中，中国才能获得更多的先进技术。4)随着中国最终加入WTO和市场开放度的加大，动态的比较优势将在中国的对外贸易中占据越来越重要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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