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产业化经营与农业企业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企业家论文,农业产业化经营论文,农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目前农业产业化经营的发展，已对原有的理论模式提出挑战。看来对产业化经营的认识必须深化，尤其要认识到企业家在农业产业化经营中的突出作用，为他们发挥才能创造良好的环境，才能在实践中推动产业化经营健康发展。
一、农业产业化经营与农业企业家
通过对国内沿海发达地区及世界上先进国家的考察，我们可以看到，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就是在现代化过程中发展农业产业体系的过程。它在早期往往从食品行业起步，但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人们需求的变动，就会以农业的多功能性为基础，演化出农业纤维产业、农业文化产业、农业生态产业、农业科技产业、农业装备产业、农业信息产业和农业资源产业等多种产业体系；它也不限于微观层次，而在中观、宏观层次上都有表现；它的运营，不仅是企业的一体化经营，还有合同制及市场交换等多种方式；各类产业体系运营的利益机制，无论是内部，还是外部关系，都是市场交换关系；通过产业体系的构造及运营，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就会使资源要素向优势的农户、企业、产业和区域聚集，在专业分工的基础上自然扩展协作的广度和深度，从而不但在局部上，更在整体上提高农业和农村经济的竞争力。从中国与发达国家的情况对比看，农业产业化经营不是中国所特有的，而是传统农业国向现代化国家转变过程中的规律性现象，只不过由于中国与发达国家农业发展程度的不同，而在外在形态上有所不同。但随着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彼此的差异性将会逐步缩小。当然这是一个长期的循序渐进的过程，中间要随着整个国家的结构调整和体制转轨，有大的变革与波动，有农户分化与转移、企业重组、产业替代、管理机构改革与职能转换等痛苦经历。但这一关必须过，这是中国农业迈上新台阶的实质性的飞跃。因此，我们在农业发展的转折时期，对农业产业化经营的认识不能停留在过去的阶段，要结合国外的考察，从农业产业体系的角度，在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来深化对农业产业化经营的认识，找出其内在本质和规律性的变化，摆到应有的位置，从而更好的指导现实工作。
过去国内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往往重外在形式，轻实际效果，见物不见人，总结出的“公司+农户”，“合作社+农户”、“批发市场+农户”等产业化模式，若在实践中机械地套用，很难操作，也经常失败。就是成功了的企业，我们也往往认为这是政府指导的结果，看不到企业家所起的不可替代的作用。从国内外产业化经营的实际情况就可以看出，农业产业体系不管什么形式，真正普遍起作用的，是其中的活生生的人，是企业家。有了企业家，才有优势企业；有了企业家群体，才有企业之间的分工与协作，以及优势产业和区域分工的形成；有了企业家阶层，才有行业协会等非政府组织对现行管理体制变革的推动。所以，企业家是发展农业产业体系的灵魂和骨干，是在市场中看得见，摸得着的最牢靠的人力资源。
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企业家的作用表现得特别明显，有三方面原因：
第一是他的利益和风险的对称性，也就是我们常讲的激励和约束的对称性。企业家，就是把企业当成自己家的能人。因为这企业是他的，财产是他的，赔了赚了都是他的，赢亏自负，风险与收益都落实到他这个自然人，而不是落实到几个人或十几个人组成的领导班子身上，所以他才能够真正地做出正确的决策。我们经常讲，企业成功靠企业家获取利润的冲动，但是我们忘了讲他承担风险的能力。这对于面临市场剧烈竞争的龙头企业更为重要。而这恰恰是许多没有真正企业家的国有企业所不具备的。其领导人谈获利还可以，但一谈承担风险，都缩回去了。可是若不承担风险，又怎么能获利呢？
第二是他的创新能力，包括产品的创新、市场的创新、科技的创新、经营策略的创新。面对现在复杂多变的市场竞争，龙头企业没有这些创新，农业产业化经营是不会发展的。这创新，来源于企业家在收益与风险的双面挤压下的应变，来源于他在市场拼搏中迸发的灵感，这是十分稀缺宝贵的。不是关系到自己的身家性命，谁会这样燃烧自己？
第三是企业家的综合协调能力。这有两个方面，一是在企业内部。现在很多国有企业的领导人在处理企业内部关系的时候，受到本人能力、意识形态、规章制度等方方面面的制约，不可能做出很恰当的处理。比如对于工人的工资问题。而真正的民营企业家就可以根据市场价格，给予工人不高也不低的工资，保持适当的成本。而国有企业的发展受到很大制约，就是无法抵挡工人对增加工资、增加各种福利待遇的要求，于是这加大了企业的成本，使企业缺乏竞争力，缺少发展后劲。在对外关系方面，尤其是在转型时期，怎么跟政府打交道，怎么创造一个环境，企业家做出了突出贡献。在这种交往及“博弈”的过程中，企业家通过各种灵活的“手段”加以“润滑”，还使各方面死板的制度发生变化，有利于企业创新和发展。
企业家这些方面的才能和作用在目前情况下更加突出了。现在国民经济发展进入新阶段，国内市场有了很大的变化，供过于求，变动非常快。如果没有企业家的这种冒险、创新，对市场的捕捉和组织协调能力的发挥，龙头企业是很难生产出符合社会需要的产品；而没有适销对路的产品，产业化就无法正常运营。另外，现在进入知识经济时代，科技创新的频率越来越快。大量事实证明，科技更新越快的地方越需要企业家。因为它需要的这种创新的知识产权是在个人的脑袋里，在科技人员及管理人员的脑袋里，必须由企业家的经营行为来焕发。如果我们还是过去那种“大锅饭”的体制，是无法唤起科研人员和企业家的创新行为的。第三就是现在的国际环境也有了很大的变化。苏联东欧巨变以后，全世界进入了市场经济的时代，竞争越演越烈，没有产权明确、能充分发挥企业家才能的企业是无法长期从事这种竞争的。我国加入WTO以后，更需要我们的企业制度跟国际上接轨。从这些方面都可以看出，现在的企业家在发展产业化经营的过程中担负着非常重要的责任。它是星星之火，而且它可以燎原。
中国这样的农业大国的结构转型、社会转轨，外部的推动受有限的财力、既定的利益格局等多方面的制约，所起的作用有限，真正可以长期依靠的，则是内生的、按照市场规则经营的企业家。特别是从农户多年发展商品经济、办乡镇企业中成长起来的农民企业家。他们在市场竞争中长期拼搏，有认识市场的眼光，开拓市场的本领；他们生于农村，熟悉农村社会，懂得当地的“游戏规则”，能承受在农村经营时必然遇到的困苦和磨难；他们来自农民，善于和农民打交道，凭借多年经营建立起的实力和信誉，由他们来示范、带动农户、大家信得过，能受益。他们为了获利，应对国内外市场的变化，根据自身的条件，创造出各种产业经营形态。经过这些人力资本的创造性才能的发挥，就能改天换地，自行解决困惑中国千百年的“三农”问题。由此看，过去总结的那些农业产业化经营模式很多是外在的表象，并有许多条件的制约，而内在的稳定的本质则是企业家。因此，有竞争力的农业产业体系在实际中可运用的公式是“市场+企业家+企业家”。美欧等发达国家的农业产业体系就是这样。
我国在农业产业化经营的初期发展，不像发达国家那样，经营农业生产的也都是企业家。我国的亿万小农没有明显分化，其中的企业家很少，所以在产业化经营中，往往表现为“市场+企业家+农户”这种公式。过去那些“公司+农户”、“合作社+农户”、“批发市场+农户”等模式中的公司、合作社等，其实都是企业家经营的组织形式，而批发市场则也是企业家活动的空间。许多地方的实践证明，遵照这样的产业化经营公式，以真正的企业家为核心展开产业化经营，成功的机率最大。对比发达国家的产业化公式，可以清楚地看到，我国的农业产业化经营与其的差别，就在于广大农户还没都成为企业家。若随着农业产业化经营的开展，农户的不断演变，那么发展到一定的阶段，中国的农业生产也将主要有企业家来完成，那时中国与发达国家的产业化公式将是一样的。至于当前我国理论界比较热衷的农民合作社问题，也应在这个公式下来分析。中外对比，我国农户合作的基础是要有合作的经济要求的专业户和大户，在此基础上再发育企业家。加快这样的专业化分工的进程，合作就会自然而然地产生；在这时，已有的龙头企业的企业家的经营行为，也会对农民的专业合作起促进作用。所以，现在的农民合作在农业产业化经营中的位置应是：市场+企业家+专业农户合作。由此看，当前发展产业化经营中最需关注的农民合作问题，是在农户分化的基础上，由龙头企业带动形成农民的专业合作组织。
二、关于农业企业家的几个认识问题
1、企业家的才能问题
笔者认为企业家的才能很多具有天赋的性质。人们往往承认艺术家、体育运动员有天赋才能，却不敢承认企业家的这种天赋。为什么改革开放以来农民中涌现出那么多企业家来？农民人数众多，有天赋才能的人多，在竞争中他们冒出来的概率大一些。我们也可以看看中国历史上的成功的经营者，很多都是有家族传统，经营者集中的地方表现为地方传统，如晋商、徽商、宁波帮，等等。几百年历史的不断磨合，逐步形成一种传承，包括特殊基因的积累，然后形成一种家族性，遗传给某些人。人们一般不承认这个东西，总认为企业家和一般的官员一样，谁来干都可以。打倒了这个企业家，还可以换另外一个人，照样能行。可以看看现实生活，往往是换一个人就不行了。所以我们应该充分尊重企业家的经营才能。应该认识到企业家是商品社会中最稀缺的、最影响其它商品价值的商品。如果说战争年代的志愿军是最可爱的人，那么现在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企业家就是最可爱的人！为什么？因为他稀缺，同时又能给农民，给政府官员（财政发工资）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
2、企业家与农户的利益关系问题
农业产业化经营中，企业与农户应该有什么样的利益机制，始终是国内理论界争论的焦点和在实践运行中的难点。过去企业（那时的企业往往是国有企业，难能有企业家）与农户打交道时，农民经常吃亏。人们从这些坑农、害农的现象出发，得出在市场交换关系中农民总吃亏的简单结论，于是在产业化经营的初始阶段，总想建立起企业与农户的非市场化关系，让企业用返还利润、保护价等多种手段来帮助和保护农民。也就是说“企业+农户”的“+”号，是特指“保护、帮助”等非市场交换的方式。在早期发展的个别地区，这样的模式还可以，但推广到全国，效果不好：农民要由企业托着，那么企业必然以此为理由，让政府托着企业，发展的结果是企业和农户都没有竞争力，政府则“两头受气”。
从我国和发达国家的成功的农业产业化体系的运行来看，在产业体系中运行的多个主体之间的关系，也就是那个“+”号，应该是指市场交换关系，企业（这里的企业是指有企业家的企业）与农户之间的关系也不例外。他们在平等、自由的市场交换中，会形成均衡价格。这均衡价格，就使供给方和需求方形成了利益与风险的对称，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利益共享、风险共担”。而且这样的关系才能形成准确的价格信号，正确引导供需双方进一步打交道的行为，从而使资源要素优化配置。而非市场化关系则做不到这点，反而会影响效率，同时也影响双方之间的平等自由的关系。就是在企业或合作社内部，也是这样。只要经营活动扩展，内部关系复杂化，必然要求把市场关系导入，以提高内部的效率，也有利于企业家领导或来自外部的监控。至于我国过去的那种企业与农户不合理的关系，主要是由于当时的计划经济，或刚刚转入市场经济时的状况，那些没有企业家的国有企业居于垄断地位，而农户则没有分化，不成熟，缺乏信息，双方交换时的地位不平等，交换方式不自由，而不是市场交换关系本身不对。若是企业家与农户的关系在平等自由的状态中展开，那么即使农户的规模较小，“买的不如卖的精”，他也可以在自由选择中找到适应自己的交易方式。更重要的是，只有在这样的市场交换关系中，农业产业化经营才能使农户分化、企业成熟、产业升级和区域经济重组，形成优势的农户、企业、产业和区域，从每个环节开始，提高我国农业产业体系各方面的竞争力。
发展市场交换关系来形成企业家与农户合理的利益关系，首先要开阔眼界，转换观念，提高对农业产业化经营的利益机制的认识。不要限于早期个别的产业化经营模式，要从基层的面广、量大的实际情况出发，面向未来，跳出小农经济的思维模式，力争用符合市场经济的观点来思考，看到产业化经营的利益机制的本质内容及不同的表现形态，从市场体系发育及当地企业与农户的现实情况出发，支持鼓励纵向一体化、横向一体化及各类市场带动等多种产业化经营形式的发展。其次，由企业和农户自由选择双方交易方式。农业产业化经营中，企业就与农户之间要有什么样的利益机制，是非常具体实际的问题，必须由双方自己在长期的分工与协作的过程中逐渐确定。政府不能从主观意愿出发，包办代替，“拉郎配”，用行政手段去干预。第三，政府要培育市场体系，为形成产业化经营的利益机制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当前与发达国家的市场体系对照，我国在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时，形成合理的利益关系，就要创造这种利益关系产生的条件。随着市场经营环境的改善，公平合理的、多样化的利益机制就会日趋完善。当前的重点是加快建设农产品市场体系、农业信息体系、农产品质量标准及监测体系和农业执法体系。只要按照市场经济的规律，使市场主体能够独立自主、自负盈亏地在这些体系的框架内运营，那么理论与实践中长期争论的利益机制问题，就可以由企业家、农户等多个市场主体自行解决，并不断完善和创新。
3、企业家经营的家族化问题
不论是在国外考察，还是在国内调研，都会发现真正经营好的企业很多都有家族化的倾向。最近一些统计表明，全世界80%以上的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都是家族化的企业，世界500强企业里面有很多也是家族化的。我们港台的许多几十亿，甚至几百亿资产的大企业也是家族式的。李嘉诚的不是家族化的吗？包玉刚的不是家族化的吗？都是家族化的。家族化本身并不是问题，问题是现在的家族化怎么和企业制度以及所有权这些问题结合的好、处理的好。现在国外正在研究这些问题，国内许多企业也在探索。为什么现在很多乡镇企业的发展受阻，重要的原因就是过去盲目推行所谓的现代企业制度，并没有适合我们中国的国情。可以看看实际生活中真正有作为的龙头企业都是怎么搞起来的。夫妻店，两个人千辛万苦，生意做大后把要害岗位安排一些亲戚朋友，这在当时有合理性。第一，中国农村自古以来多灾多难，又处于社会转型时期，人与人的信用关系不行，企业的商业秘密不通过亲戚朋友能保的住吗？农业面临自然风险、市场风险，还有多变的政策风险，龙头企业经常是在大风浪中前进的，在低潮的时候谁跟你同心协力？还不是靠家庭。还有，农民办企业的资金是怎么来的？还不是靠亲戚朋友相互支持。我们华人在全世界的发展都是靠家族、靠亲缘、血缘、地缘关系逐渐滚大的。你看温州人，不但在国内靠家族化打遍全国，而且靠这个走向了世界。所人家族化不可简单否定，而是一个应该怎么样处理、如何发扬光大的问题。美国人最近出了一些书，专门探讨这个问题。他们都认为家族化和中国的传统文化有很大的关系，都认为华人企业的这种特性的好处是非常多的。退一万步，即使家族化被局外大多数人否定，但发展产业化经营如果要按市场经济规律办事，就要允许企业家的自由发展，那么企业家经过很多考虑以后选择自己的家庭成员做助手，肯定是有他的道理的。我们做为局外人，首要的是琢磨其中的奥妙，而不是指手划脚，说三道四。
4、企业家带来的社会分化问题
随着产业化经营的发展，企业家活跃起来以后，必然会出现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现在的焦点就是怎么看这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现在社会上有一股风，就是觉得现在各方面都不景气的原因是收入差距太大，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就是要重新分配，杀富济贫。这些主张落到现实中，就转化为怎么对待企业家的问题。因为贪污腐败的官员们一时是查不出来的，表面上都是冠冕堂皇的；只有财产、有较高收入的企业家大家都看得见，于是很多人心理不平衡，冲着企业家就来了。我们应该看到，一个社会的发展，必须首先有资本的原始积累，这就是企业家聚集财富的过程。现在中国人均收入差距问题跟西方的那个收入差距不是一回事，我国的很多私人存款是企业家的生产性积累。西方人早已超过这个阶段，他们的生产性积累与收入增加已分开，而我们还混在一起。可以看看现在的民营企业家，有几个是挥霍的？他们自己辛辛苦苦挣的钱是不会挥霍的。挥霍的大都是政府官员及国有经济的负责人，他们挥霍的是公款。可是现在无论农村还是城市，许多人都把矛头对准企业家，一看见他们先富起来了，富得厉害了一点儿，“红眼病”就来了。一些地方政府也是打着这个旗号，用增加税费、摊派、集资等各种办法来搞他们，而且很容易得到老百姓的共鸣。笔者前年在湖南挂职，到那里以后才弄明白，为什么原来好端端的湖南湘西、贵州铜仁等地方越来越穷？主要原因是过去土匪多。土匪就是不尊重企业家的产权，不事生产，专心于分配。他们的逻辑是我的是我的，你的也是我的。一见别人发财致富了，就偷就抢。破坏了产权关系，企业家消失了，一个地方的经济必然衰落。现在发展产业化经营同样面临这样的问题，片面强调带动农户、共同富裕。说穿了，一些人口口声声讲共同富裕其背后就是他自己想不通过努力，只凭平均分配也可以富裕起来。因此要想发展产业化经营，必须打掉“土匪”心理与行为，正确地看待现在的收入差距拉大问题。这里面是有一部分不合理的，主要是官员的贪污腐败和垄断部门高收入。这是由于这些人员掌握的不受制约的权力膨胀，出现“寻租”行为，干扰了市场经济的运行。而另一类收入差距拉大，如民营企业家、个体户、城市里面有本事的科技人员等，他们凭自身的天赋及本事而取得的高收入都是合理的。但是现在一些地方的政策导向，不区分这两类收入差距的性质，一概加以反对，用各种“再分配”的办法去添平补齐，重吃“大锅饭”，还说这是真正的农业产业化，这已经给产业化经营的发展造成一系列的问题，必须正视并加以解决。
5、企业家的政治要求问题
龙头企业发展到一定的情况，就会通过各种途径，如组成企业家自己的协会、商会，与政府部门谈判、协商等，要求一个比较好的政治环境。现在龙头企业遇到的很多问题，如法律问题、体制问题等等，实际上都是政治环境问题。企业家对这些问题的关心及要求，其实都是合理的，不能说这就是“以商养政”，要“干预政治”。我们不要神经过敏，疑神疑鬼，错把好人当敌人。企业家在政治上有要求，加以正确的引导，有利于政府机关提高行政效率，减少腐败，实现政治上的民主化。历史经验多次证明，经济市场化、政治民主化是历史发展的大趋势。这两方面的紧密结合，往往是靠企业家。因为“春江水暖鸭先知”。企业家是经济市场化的集中代表。他们自身的经济利益，驱使他们呼唤政治上的民主；而他们的智慧才能及在市场拼搏中积累的实力与经验，也有助于他们提出合理的政治要求，协助有关方面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民主化进程。总之，他们不是“异己”的力量，而是农村中最先进的生产力的代表，是深化经济与政治体制改革的生力军。
三、充分发挥企业家在农业产业化经营中的骨干作用
1、明晰和保护产权
我们中国人普遍有企业家精神。因为自古以来我们生活在东亚季风区，自然条件不好，灾变多，所以在几千年的历史竞争中，大多数中国的家庭都是靠团结奋斗、重视后代、勤俭积累、发财致富、敢于冒险，这其实就是一种准企业家精神，外国人都承认这一点。美国的几位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获得者谈到中国改革就说，“中国跟俄罗斯的最大区别就是你们的家庭，中国人跟他们不一样”。我们现在经济上的成功证实了这一点，过去中国大陆也因此领先世界几千年。近代中国的落后，是由于法律制度、政治制度不行，专制的皇权统治不允许企业家施展才能，于是经济发展到一定的程度就停滞了。而欧美由于其制度的不断演进，保护私人产权，促使企业家登上历史舞台，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各方面都有了极大的发展。而我们在这些方面还很欠缺，宪法还未对私人财产权做出明确的规定，其它制度建设更未跟上。因此，要发挥企业家的作用，一定要补上这一课。在法律体系中加上保护非公有经济，保护民营企业家经济权益的内容，同时要有详细的配套措施，就像《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一样，谁侵犯了要给予三倍以上的赔偿，形成一种自动实施机制。这就会产生一些靠保护企业家来维生的人，就像王海这样的人就会出现了。私人财产权的明晰与保护，是社会上绝大多数法律制度的基石。它的奠定，使这些法律有了自动实施、自我完善的动力，在这样营造的法律氛围中，企业家才能放开手脚，大展宏图。
2、放开管制
民营企业家常埋怨，他们的活动舞台太小，无法与国有经济相比。现在的很多领域都没有放开，不允许从农业中成长起来的龙头企业向这些方面进军。这不但影响了经济发展，也直接影响了体制改革。城市改革中很多人都觉得改革深化以后，住房要交钱，医疗要交钱，子女教育也要交钱，于是大家都不敢花钱，内需不足，反而认为这是改革带来的，致使各方面的改革“投鼠忌器”，难有作为。其实如果全面改革，真正放开管制，有活力的企业家进入后，会使这些方面的供给充分起来，价格就会低落下来，人们反而不应该在这些方面有后顾之忧。后顾之忧就是这些领域被国有的一些部门、一些行业所垄断，提供的产品和服务“质次价高”，所以形成不良的预期，影响了现在的改革与发展。而放开了这些领域以后，农业产业化经营拓展了领域，得到新的支撑，会有更大的发展，进而对整个国民经济结构调整产生重大影响。因为真正赚钱的很多东西都在这些方面，而那些已经放开的领域往往容易产生过度竞争，消耗龙头企业的力量。
3、给企业家创造良好的工作和生活环境
中国过去总是兵荒马乱，所以说企业家、有钱的人都要雇保镖，修宅子，建庄园，形成一种微观的环境保护他的事业和生活。现在的企业家也是骚扰不断。怎么使他有一个正常的生活和工作环境，这是企业家都很关心的问题。在工作环境方面，要减轻税费，禁止摊派集资，不搞检查评比等，为企业家支起“塑料大棚”、“保护伞”。在生活环境方面，企业家应该有自己的住宅区位，形成富人住宅区。不同生活水平的人分开居住是合理的。住的地方就表示人的身份、他对社会的贡献。良好的居住环境，也是社会对这些有才能的人的回报。这种富人区的形成也有利于农副产品和工业品上档次。现在优质化的、无公害的农副产品为什么只能输出到国外去，国内市场不行呢？国内那些有钱人都散落到居民楼里头，装修的时候，里头装的挺好，外面的门不敢装，形不成对这些产品的成规模的需求。企业家、富人在消费上不敢露富，露富了就会惹来“红眼病”，我们的产业结构怎么升级！世界各国的产业结构的上升都与消费结构变动有关，而这又是由富人带动的，接着是中等收入的人，然后是低收入的人。我国现在还没有真正形成这样一种社会分化。要真正形成这样的社会阶层，就应该创造便于企业家生存、发展的生活环境。
4、培育企业家市场
真正的企业家是市场中孕育，竞争中产生的。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包括国有企业的各类企业都可以当龙头，问题在于如何使像样的企业家领军统帅。现在随着国有企业改革及政府机构改革，很多国有企业逐渐地脱离出来，离开了政府，进入市场。这时企业的领导人怎么选拔？现在的改革设想是建立一个国有企业的企业家市场，像足球界的教练员市场一样，能者上岗，庸者“下课”。但是，这个市场如果不跟从事农业产业化经营的民营企业家市场接通的话，就不是一个真正的市场，而是一种变相的干部储备。如果民营企业家真正进去了，与国有企业的领导人展开竞争，这样的市场才是统一的、实实在在的企业家市场，其中才会有真正的企业家出现，推动农业产业化经营健康发展。
5、支持企业家自己的组织
笔者到湖南怀化调查，看到移居到那里的民营企业家成立了一个自己的组织。他们大多数是邵阳市的商人，这个组织却叫做保庆府同乡会。他们说，要叫邵阳市的企业家联谊会、协会什么的，市领导就来挂名了，许多部门趁此也会来弄钱。保庆府是邵阳过去的名字，我们组织起这么个名，看起来好笑，但是实际运作起来非常管用，没有官员来了。他们说，这个企业家的组织是在跟政府的谈判中产生的。有一次有个企业家到歌厅去，被抓了，同乡会跟有关部门谈，那部门就是不放人，这时同乡会发话了：“再不放人，明天罢市”！政府一听就急了，命令那部门马上放人。这个企业家组织看好一片地方，要求政府给他们开发权，拿到开发权以后他们招商引资，很好一个市场就搞起来了，不但带动大量农民从事流通，而且怀化城区也随之扩大了。他们把这现象叫做“前年一座山、去年一个坪（变成平地了），今年是一个市场，明年就是一个城市”。这时候笔者才理解，城市就应是企业家的乐园。城市是企业家创造的，是企业家居住的地方，由于企业家居住才引来第三产业，方方面面的社会分工发展起来，很多的“寄生”经济，还有其他相关产业也随之发展起来了。现在调整农村经济结构，讲城市化，要注意的是：城由“市”化。如果离开了市场，离开了企业家的活动，那不是真正意义的城市，而是行政中心。实践证明，那些没有企业家的行政性城市注定要在市场经济中衰落。所以农村城市化要和农业产业化经营相结合，要让农业企业家聚集，自然就会有能带动农村经济的真正的农村城市化。这就要发挥企业家组织的作用。这个组织要管用，一定要企业家自己来操办。像这个保庆府同乡会，它的发起人是监事，监事是终身制，从而维护了这个企业家组织的稳定性；董事是随便选，谁有钱，谁活动能力强，谁当，这就从人与财两方面保证了它的运作。笔者问他们：你们的宗旨是什么？他们说：宗旨非常简单，就是给成员以希望。企业家希望什么，就搞什么。第一步给企业家争取权益，第二步搞开发，现在第三步琢磨的是给企业家的子女搞学校，还有就是建设为企业家服务的医院，所以企业家们非常拥护、支持他们自己的组织。湖南的很多城市都不景气，恰恰怀化这里却非常有生气，各方面发展蓬蓬勃勃，出现了正清集团等产业化国家级龙头企业。究其原因，就是有一大批企业家在活动，而且是有组织地活动。
6、制度创新
首先是金融体制的创新。金融体制的改革停留在原来的所有制框架下是不可能搞好的，必须发育多种所有制的金融机构。现在讲金融改革总是把金融跟政府捆在一起，设计出各种政府官员指挥下的金融的机构、运行机制与体制。实际上真正的金融是金融资本，主体是金融企业家。只有产生了金融资本，有了金融企业家，我们国家的金融才能良性发展，才能有机地和产业资本相结合。而只有金融企业家与产业企业家相结合，农业产业化经营才能有大的发展。但是现在对非公有制的金融机构很少提到，而且对其初级形态：民间借贷、民间融资、民间钱庄都有很多的偏见，认为会产生许多混乱与罪恶。可以看看国内外历史，民营的金融体系才有持久的活力，其发展是会从紊乱到有序的。如果是真正民营了，金融企业家吸收资金以后，就千方百计地寻找有本事的实业家，把钱放给他，就会有利益和风险的对称。在国有银行中，是难以找到这种对称的，因此也难以找到真正的企业家。光靠完善内部管理制度，对信贷员“管卡压”，解决不了资金使用效率的问题。没有企业家的银行，不是乱放款，就是不放款，或者借贷，现在国有银行的行为就是例证。而没有民营的金融机构与民营的产业资本的结合，那么整个国民经济在新的历史阶段的发展将受到极大的制约。资本市场也是这样的问题。现在企业上市筹资的机会十分不平等。若公平合理，让农业产业化经营中表现突出的民营企业上市，那么股市就会有出人意料的改观。另外就是放开地方证券市场。前些年，一些地方的二级市场如淄博市场，都是不错的，但是现在都关掉了。美国的股票市场是三级，有全国市场、地方市场，还有柜台交易。在不同级别的市场中风险是不一样的，这样各类企业家才能够各得其所，自由地筹资。遍布农村的中小龙头企业要想发展，没有多种所有制的金融机构，没有几级资本市场的衔接，是不可能有很畅通的融资渠道的。
其次是科教体制的创新。现在民营企业家掌握不到的稀缺资源，如文化资源、科技资源等，都在城市的科研、教育等事业单位里面。要激活这些资源，为农业产业化经营服务，科教体制改革迫在眉睫。这些事业单位的改革不能简简单单地把它们企业化。这只会把它们又变成了一些大大小小的国有企业。改革了20年的国有企业现在都没改好，这些刚下海的新成员又会有多好的结局？科教事业单位改革的要害也是要有所有制革命，要民营化。不民营化，没有明晰产权的激励和约束，就不会有教师对学生的高度负责、科技人员对科技成果的高度负责，没有这样的微观基础和运行机制，是不会有科教兴国的。俄罗斯搞了70年计划经济，最后垮了，现在恢复也很困难，很大程度上就在于它的科教体制。国家出资建立了众多的科研与教育机构，维持着庞大的科教事业，每个家庭都有普希金诗集，每个人都能看报纸，但这只是重复，只是继承，没有创新。在中央集权的计划体制下科教单位没有创新的机制，更不可能去激发每个人的创新才能。谁也不创新，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就僵化了，落后了。我们现在的体制若再不痛下决心，进行脱胎换骨的改革，也会导致这种情况。
还有一个就是土地制度和房产制度创新。这个问题在农村表现得非常明显。农村中的能人大户，如果要想发展成为龙头，就必须有土地的流转与兼并，形成庄园经济，这才愿意吸收技术，才能够示范带动农户。城市里面同样也是这样。如果搞不好地产、房产的“游戏规则”，那么这些对中国而言十分稀缺的资源的利用效率就会很低，其影响面是非常大的。
最后一个就是行政及政治体制创新。它的要害还不在裁多少个机构，压缩多少人，关键是大幅度地综合、压缩和转变行政职能，减少审批权限，政事企分开，而且要把权力中心提供的所谓公共产品、公共服务的一大部分都市场化。这些公共产品，并不像现在提供其的垄断部门说的那样，不能市场化。现在很多部门就是借着提供公共产品、公共服务，凌驾于百姓之上，乱收税费，建机构，养闲人，并且从自身利益出发，压制有可能与其竞争的企业家。实际上这些所谓的公共产品，像发展产业化经营所需的修路、提供电力等，都可以市场化，由企业家按市场规律来操办。地方像这样的例子多得很。这也包括教育。不但高等教育，甚至连义务教育里的一大部分也完全可以市场化。过去湖南的民间教育非常发达，完全是民营，农民自己聘请老师，交的钱不比现在交得多，但老师教得可比现在好。当然，最重要的还是政治民主化。国家权力机构、行政机关若真正转变职能和作风，提高服务质量，减少腐败，让企业家、老百姓满意，官员必须来自百姓，面对百姓必须有政治民主化的机制、体制作为前提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