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安全环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共产党论文,意识形态论文,环境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分类号：D2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8634(2015)06-0031-(13) DOI：10.13852/J.CNKI.JSHNU.2015.06.004 一、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安全环境的界定 一般而言，意识形态安全环境是伴随意识形态与国家政权结合而产生的，并与国家政权和执政关系密切。在前资本主义时期，由于经济社会发展条件的制约，加之交通和信息交流的不畅，文化交流与传播不发达，国家之间的联系处于相对封闭状态，各国的意识形态安全基本保持稳定。到资本主义时代，随着国际社会交流与联系的日益加强，打破了各国意识形态安全的相对平静。十月革命后，以苏联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登上历史舞台，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较量随之展开，直到今天也没有停止过。可见，意识形态的斗争是国家间不同制度抗衡的结果，是统治阶级为巩固国家政权所采取的必要手段。从这个意义上说，意识形态安全环境的好坏，不仅关乎国家政权是否巩固，而且关乎国家政治制度能否延续，进而影响国家安全环境的质量。 对意识形态安全环境的讨论，学界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其中有两种观点比较具有代表性：一种是以夏保成为代表的意识形态安全的“国家安全体系论”。夏保成在《国家安全论》中主张意识形态安全是国家安全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他指出：“国家的安全，就是构成国家的三个组成部分的安全，这种安全可以从三个方面考察：国家肌体的安全、环境安全和意识形态安全。作为这三个方面的综合，就是发展的安全。”[1](P9)另一种是以田改伟为代表的意识形态安全的“文化安全论”。田改伟主张意识形态安全应是文化安全的主要内容。他从文化安全的广义和狭义两个角度，认为无论是广义的“国家内的文化安全”还是狭义的“国家文化安全”，“意识形态安全显然都是文化安全的重要内容”，其“具有阶级性和实践性特征决定了它是当今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制度斗争的主要阵地”。[2]此外，还有一些学者从意识形态的状态和具体内容来界定意识形态安全环境。例如，莫岳云认为：“意识形态安全是一个国家主体意识形态地位不受任何威胁的相对稳定的状态。”[3]郭明飞也强调：“意识形态的安全主要是社会指导思想的安全、社会政治信仰的安全、社会道德秩序的安全、民族精神的安全。”[4](P143) 上述学者的真知灼见，奠定了中共意识形态安全环境研究的基础，为我们在视角、方法和内容上，开启了意识形态安全新的研究领域。当然，学界的观点并非完美无缺，其本身也存在明显不足。“国家安全体系论”是较早涉及意识形态安全的观点，其贡献在于它发现意识形态安全与国家安全的关联性，为学界研究意识形态安全开启了先河。其不足是该观点过于泛化，没有对意识形态安全进行深层次梳理，只简单和笼统地将意识形态安全纳入国家安全序列，却轻视意识形态安全在国家政治安全中的作用，使得意识形态安全与国家安全中的其他安全，诸如政治安全、经济安全、社会安全等的关系难以协调。而“文化安全论”尽管试图回避“国家安全体系论”的抽象化缺陷，尽可能把意识形态安全限定在文化安全属性的范畴内，但却忽视这样一个基本事实，那就是意识形态安全在上层建筑的高政治领域的动态性，而文化安全则倾向于人们在社会生活中积淀下来的精神产品，两者之间有着明显区别，一味把意识形态安全拉入文化安全的麾下，既不利于意识形态的动态作用的发挥，也会抹杀意识形态的阶级性，导致意识形态终结论的泛滥。因此，有必要在汲取和借鉴前人观点的基础上，从政治安全的结构和制度当中，审视意识形态安全环境的概念和属性，建构中共意识形态安全环境的话语体系，把握中共意识形态安全环境现实适应性所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 何谓意识形态安全环境？通俗讲，它是国家安全体系的有机构成，是国家政治安全环境的重要内容。具体而言，就是一个国家意识形态地位不受任何威胁的相对稳定的状态，保持意识形态在政治制度和国家政权、文化、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等方面的指导地位。作为国家政治安全的重要体现，意识形态安全环境能够维系国家和民族的灵魂和精神，规范社会成员的社会属性和整体行为，推动统治阶级建立社会价值和法律秩序。意识形态安全环境的内涵十分丰富，其范畴涵盖政治信仰安全、道德秩序安全、民族精神安全等。政治信仰安全是对既定政治形态安全的价值认同和终极关怀，反映了一种政治理性和政治安慰。道德秩序安全则是人们共同生活及其行为的准则与规范，代表社会的正面价值取向，是社会发展的稳定剂和耦合剂，与法治一起构筑起维护社会稳定和政权稳固的基石。民族精神安全是一个民族在长期历史进程中沉淀而成的精神安全状态，包括民族意识、民族习俗、民族性格、民族价值观的安全等。在此基础上，我们认为，中共意识形态安全环境是中国国家安全体系的有机组成，是中国政治安全环境的主要内容。它主要通过马克思主义政治信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道德秩序、中国道路自信的民族精神等意识形态安全属性，来指导中国的政治制度、价值观、生活方式等，使中国的意识形态地位保持相对稳定状态。 二、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安全环境的理论基础 1.马克思恩格斯的意识形态安全观 作为中国共产党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理论基础，马克思恩格斯的意识形态安全观是中共意识形态安全环境的根本指导思想。马克思恩格斯的意识形态观以社会存在为基础，把哲学、宗教、艺术、道德、思想等各种社会意识形态形式，看做社会精神生活的总和，构成具有鲜明阶级性和历史传承性的思想体系。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思想、观念、意识的生产最初是直接与人们的物质活动，与人们的物质交往，与现实生活的语言交织在一起。观念、思维、人们的精神交往在这里还是人们物质关系的直接产物。表现在某一民族的政治、法律、道德、宗教、形而上学等的语言中的精神生产也是这样。”“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如果在全部意识形态中人们和他们的关系就像在照相机中一样是倒现着的，那么这种现象也是从人们生活的历史过程中产生的，正如物象在眼网膜上的倒影是直接从人们生活的物理过程中产生的一样。”[5](P30)在马克思看来，“意识一开始就是社会的产物，而且只要人们存在着，它就仍然是这种产物”。[5](P35)显而易见，作为社会意识形态的表现形式，意识形态安全环境也必然要由客观的社会生活与人们的经济基础决定，“人们的意识，随着人们的生活条件、人们的社会关系、人们的社会存在的改变而改变的”。[5](P51)恩格斯指出：“任何意识形态一经产生，就同现有的观念材料相结合而发展起来，并对这些材料作进一步的加工。不然它就不是意识形态了，就是说，它就不是把思想当做独立地发展的、仅仅服从自身规律的独立存在的东西来对待了。人们头脑中发生的这一思想过程，归根到底是由人们的物质条件决定的。”[6](P309) 在此基础上，马克思恩格斯进一步阐释意识形态安全观的阶级性。马克思认为：“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个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这就是说，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支配着物质生产资料的阶级，同时也支配着精神生产的资料，因此，那些没有精神生产资料的人的思想，一般的是受统治阶级支配的。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不过是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在观念上的表现，不过是以思想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因而，这就是那些使某一个阶级成为统治阶级的各种关系的表现，因而这也就是这个阶级的统治的思想。”[5](P52)也就是说，任何统治阶级出于维护和巩固其统治地位的本能，都会利用其手中的权力，通过推行一系列有益于本阶级利益的措施，大力高扬和传播本阶级的意识形态观，来引导人们接受和服从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教化，让人们在思想和行动上与统治阶级保持高度一致性，从而确保统治阶级意识形态安全环境的稳定。 对此，毛泽东评价道：“在阶级社会中，每一个人都在一定的阶级地位中生活，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7](P283)邓小平也强调：“从延安到新中国，除了靠正确的政治方向以外，不是靠这些宝贵的革命精神吸引了全国人民和国外友好人士吗？没有这种精神文明，没有共产主义思想，没有共产主义道德，怎么能建设社会主义？党和政府愈是实行各项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的政策，党员尤其是党的高级负责干部，就愈要高度重视、愈要身体力行共产主义思想和共产主义道德。”[8](P367)当然，马克思和恩格斯也承认，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观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一个动态过程，它会伴随着国家、民族、社会场域的变化，演变成具有时代特质的主流意识形态观。由于每个时代的意识形态观都反映着那个时代人们的精神追求，代表着那个时代的主流价值观取向，所以各时代的意识形态观具有传承性。统治阶级可以通过彼此之间的相互作用和影响，汲取和借鉴其优秀养分，不断丰富和完善意识形态的理论和观念，来巩固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安全阵地。 2.列宁的意识形态安全观 列宁的意识形态安全观的核心是以阶级斗争为纲，通过强化意识形态的党性原则，不断向工人阶级灌输共产主义思想。列宁指出，由于意识形态是某个阶级或阶层的利益、情感和认知的表达，所以在意识形态安全中重视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或者资产阶级的思想体系，或者社会主义的思想体系。这里中间的东西是没有的”。[9](P38)他告诫工人阶级的领导人，无产阶级在建立国家政权后，必须运用阶级斗争的武器，来巩固新生的国家政权，让人民普遍相信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观，积极引导人民作出正确的选择。为此，列宁还一再强调意识形态安全的党性原则，他在《党的组织和党的出版物》里谈及意识形态和党性关系时解释道，文学、法律、政治等意识形式“在资产阶级社会范围内也能摆脱资产阶级的奴役，同真正先进、彻底革命的阶级运动结合起来”。[10](P97)“哲学上的党派斗争，这种斗争归根到底表现着现代社会中敌对阶级的倾向和意识形态。”[11](P130)可见，列宁的意识形态党性观，体现出意识形态工作在党在各项事业中的地位和与其他事业关系的重要性。为让工人阶级更好服从于无产阶级斗争的利益，列宁非常重视向工人阶级灌输共产主义思想。他指出，共产主义理论不可能在无产阶级内部自发产生，“这种意识只能从外面灌输进去，各国的历史都表明，工人阶级单靠自己本身的力量只能形成工联主义意识”。[12](P217)“社会主义意识是一种从外面灌输到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中去的东西，而不是一种从这个斗争中自发产生出来的东西。”[13](P84)因此，只有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无产阶级的解放运动，把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从外面灌输给工人，即只能从经济斗争范围外面，从工厂同厂主的关系范围外面灌输给工人”，[12](P363)才能使无产阶级的自发革命运动变为自觉的解放运动，从而确保苏维埃意识形态安全环境的有效性。 3.斯大林的意识形态安全观 斯大林从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客观实际出发，突出马列主义意识形态观在苏联意识形态安全中的作用，把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扩大化。斯大林主张，物质发展规律决定社会发展规律，由于社会生产方式决定着人们的社会制度、精神生活、政治观点和政治设施，所以有什么样的社会生产方式，就会有什么样的社会思想和理论、政治观点和政治设施。在生产方式中，生产力是最活跃、最革命的因素。生产方式的发展变化必然引起生产关系、整个生产方式乃至整个社会的发展变化。而生产力中决定因素又是劳动力，从根本上说，社会发展史作为生产力、生产关系、生产方式发展史，归根到底是劳动者的发展史。[14](P844)斯大林用马列主义的思想理论武装劳动群众的意识形态思想，将马列主义的意识形态观转化为生产力，不仅可以促进社会进步，而且也能够营造良好的意识形态安全环境的氛围。为强化马列主义的意识形态观，斯大林在意识形态领域大打阶级斗争牌，把阶级斗争扩大化。在斯大林看来，由于“城乡小资产阶级，正如列宁所说的那样，每日每时都从自己中间分泌出大小资本家来，而这些资本主义分子会采取一切办法来维护自己的生存”。[15](P14)所以必须在意识形态领域对一切敌对势力采取高压态势，以保证马列主义意识形态话语地位。 归根结底，马克思恩格斯的社会存在决定观和阶级观、列宁的阶级斗争观和革命信仰教育等科学论断，是马克思主义判断意识形态安全的基本原则，它对于理解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安全环境的时代性具有指导意义。 三、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安全环境的现实考量 毋庸置疑，意识形态安全环境是中共实现国家政治安全战略的务实选择，其成败不仅关系到中共在国家政权中执政地位的巩固，而且还影响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健康发展，乃至整个国家安全环境的未来走势。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共意识形态安全环境对中国政治安全环境的作用不容小视。作为安全环境进程中的一个子变量，中共意识形态安全环境是国家政治安全战略的一个增量变革的过程。它保留意识形态安全的马克思主义政治信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道德秩序、中国道路自信的民族精神等意识形态安全环境的一般属性，同时强调意识形态安全环境在国家政治安全环境中的特殊地位，体现为一种刚性结构的国家政治安全观，适应中国政治安全环境的现实诉求。 1.用马克思主义信仰引领中共意识形态安全环境的政治导向 马克思主义信仰是中共意识形态安全环境的灵魂所在。信仰一般是人们追求自己与社会存在发展的精神意义的一种精神向往，它承载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憧憬，“没有信仰，就没有名副其实的品行和生命；没有信仰，就没有名副其实的国土”。作为一种科学信仰，马克思主义信仰是马克思恩格斯在总结欧洲工人阶级运动基础上，所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一种理论学说，有其深厚的阶级性和社会基础。它不仅真实反映客观物质世界的状况，科学预见未来社会的发展方向，更重要的是，它还蕴含着无产阶级意识形态中的集体主义、为人民服务等理想人格的价值标准，因而铸就中国共产党人理想信念的最高境界和终极归宿。邓小平曾说过：“马克思主义的另一个名词就是共产主义。我们多年奋斗就是为了共产主义，我们的信念理想就是要搞共产主义。在我们最困难的时期，共产主义理想是我们的精神支柱，多少人牺牲就是为了实现这个理想。共产主义是没有人剥削人的制度，产品极大丰富，各尽所能，按需分配。”[16](P137)在这种信仰的驱使下，自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和党性原则，不断探寻马克思主义信仰的中国化语境，努力把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理想当成中国共产党人毕生的信仰追求，用以支撑他们自己生命意义的确定性的东西。 不仅如此，马克思主义信仰还是一种大众化的信仰。马克思主义信仰是建立在科学社会主义而不是空想社会主义基础上的信仰，它代表着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迎合劳动人民向往美好社会生活的心理期待，得到广大民众的普遍接受，已成为当代中国社会的一种大众化信仰追求。刘少奇的《共产党员的修养》在对马克思主义信仰大众化的普适意义给予高度评价的同时，还制定共产党员先锋作用的标准。他指出：“共产党员应该具有人类最伟大、最高尚的一切美德，具有明确坚定的党的、无产阶级的立场(即党性、阶级性)，我们的道德之所以伟大，正因为它是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的道德。这种道德，不是建筑在保护个人和少数剥削者的利益的基础上，而是建筑在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利益的基础上，建筑在最后解放全人类、拯救世界脱离资本主义灾难、建设幸福美丽的共产主义世界的利益的基础上，建筑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共产主义的理论基础上。在我们共产党员看来，为党、为阶级、为民族解放，为人类解放和社会的发展，为最大多数人民的最大利益而牺牲，就是最值得、最应该的。”[17](P145)习近平也强调：“衡量一名共产党员、一名领导干部是否具有共产主义远大理想，是有客观标准的，那就要看他能否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能否吃苦在前、享受在后，能否勤奋工作、廉洁奉公，能否为理想而奋不顾身去拼搏、去奋斗、去献出自己的全部精力乃至生命。一切迷惘迟疑的观点，一切及时行乐的思想，一切贪图私利的行为，一切无所作为的作风，都是与此格格不入的。”[18]用这一共产党员标准来衡量中共党员，不难发现，如果每个中共党员都能自觉履行这一理想人格的价值取向，积极在广大劳动人民当中发挥表率作用的话，势必会影响和激励更多人追逐共产主义理想，形成马克思主义信仰的蔚然风气，从而推动马克思主义信仰大众化的进程。 此外，马克思主义信仰也是一种时代化的信仰。任何信仰存在都需要一定的社会土壤，通过社会实践不断检验成为真谛。马克思主义信仰也不例外，它来自社会实践，并受到社会实践的检验。从这个意义上说，马克思主义信仰既不是与生俱来的，也不是僵化、一成不变的，它是一个与时俱进、不断变革的信仰，必定随着时代、实践和科学的发展而不断发展，因而在形式和内容上必然呈现出鲜明的时代特质。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战争年代，马克思主义信仰就是要求中国共产党人团结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力量，通过武装斗争夺取中国革命的全面胜利。而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和平时期，马克思主义信仰则突出中国共产党人敢为人先的责任感与使命感，更多强调为人民服务的奉献精神，更好地实现中国共产党人的自我价值和社会价值。 正是马克思主义信仰的科学化、大众化、时代化，奠定中共在中国革命和建设中的领导地位，成就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信仰在中国主流意识形态舞台上的辉煌，成为当下中共意识形态安全的行动指南。时过境迁，伴着中国崛起步伐的加快，中国的意识形态生态已发生很大变化，社会多元化和价值观多样性日趋显现，各种意识形态观念的较量与竞争也更加激烈。这对中共的意识形态安全环境而言，要巩固自己的意识形态阵地、一如既往捍卫马克思主义信仰并非易事，它有赖于中共和人民群众相互依赖的共生关系。这要求中共加强与广大民众的意识形态联系，秉持马克思主义信仰，靠自己的表现来接受人民的选择，从根本上解决现存民主政治中的政治忠诚问题，防止马克思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边缘化。 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高度重视马克思主义信仰的主流意识形态工作，多次强调巩固壮大马克思主义主流思想舆论的重大意义。习近平指出：“我们正在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面临的挑战和困难前所未有，必须坚持巩固壮大主流思想舆论，弘扬主旋律，传播正能量，激发全社会团结奋进的强大力量。关键是要提高质量和水平，把握好时、度、效，增强吸引力和感染力，让群众爱听爱看、产生共鸣，充分发挥正面宣传鼓舞人、鼓励人的作用。”[19]换言之，就是要坚持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信仰武装全党、教育人民，用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凝聚力量、激发活力，倡导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思想，加强理想信念教育，增强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社会主义制度、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等的信念和信心，巩固以马克思主义信仰为核心的中共主流意识形态安全环境的基础。 在此基础上，中共对意识形态安全环境的领导权、管理权、话语权进行整顿，确保中共在意识形态安全环境上的主导地位。习近平在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特别强调：“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面对改革发展稳定复杂局面和社会思想意识多元多样、媒体格局深刻变化，在集中精力进行经济建设的同时，一刻也不能放松和削弱意识形态工作，必须把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管理权、话语权牢牢掌握在手中，任何时候都不能旁落，否则就要犯无可挽回的历史性错误。要做好宣传思想工作，加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壮大主流思想舆论，重点推动统一思想、凝聚力量。”[20]他要求中国共产党人有敢于担当的精神，旗帜鲜明，勇于承担应尽责任，不断研究意识形态工作所面临的新问题，了解民众对意识形态工作的期待与要求，动员和整合各种资源，传播先进思想文化，狠抓意识形态的导向，重视中共宣传思想队伍建设。 为此，中共一方面从意识形态安全环境的战略高度，坚持马克思主义信仰不动摇，强调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武装全党、教育人民，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广泛开展主题宣传、典型宣传和形势政策宣传等活动，抢占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工作话语权的制高点，让马克思主义信仰自觉入脑入心，真正转化为全体人民的普遍共识和精神寄托。另一方面，针对新媒体日益崛起，中共应加强对网络媒体的舆论导向，把网上舆论工作作为宣传思想工作的重中之重来抓。习近平指出：“宣传思想工作是做人的工作，人在哪儿重点就应该在哪儿。我国网民有近六亿人，手机网民有四亿六千多万人，其中微博用户达到三亿多人。很多人特别是年轻人基本不看主流媒体，大部分信息都从网上获取。必须正视这个事实，加大力量投入，尽快掌握这个舆论战场上的主动权，不能被边缘化了。”[19]他告诫全党宣传思想工作者，要把马克思主义信仰与当代人们的价值取向有机结合，通过网络平台培养、积累和熏陶马克思主义理想观，让人们重新认识和理解马克思主义的人生价值，坚定马克思主义信念，弘扬社会正气，营造中共意识形态安全环境的良好氛围。除此之外，中共还树立“大宣传”的工作理念，加强前瞻研究和布局，着力提高信息技术的自主创新能力，准确把握信息传播方式的改变，依法加强网络社会管理，加强网络意识形态安全环境的硬件设施管理，“解决好本领恐慌问题”。还通过强化对网络新技术新应用的管理和互联网宣传管理机构与队伍建设，加大在网络信息安全治理能力上依法管理网络的力度、增强立法的前瞻性、加强各部门间的协同配合、注重人的因素，在网络安全上加快网络安全技术研究开发等，“真正成为运用现代传媒新手段新方法的行家能手，确保互联网可控管理，使我们的网络空间清朗起来”，[19]有效保障中共意识形态安全环境的平稳运行。 2.依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道德秩序巩固中共意识形态安全环境的主阵地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中共意识形态安全环境的道德基础。作为意识形态安全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核心价值观是对一定社会存在和发展的核心价值理念的客观反映，体现一定时期内人们社会认知的价值尺度和价值追求。在阶级社会里，统治阶级以核心价值观为引领，通过规范人们的价值目的、价值标准和价值行为，来确立人们对于社会存在发展价值判断的依据，指明社会发展的奋斗目标，增强对社会生活中价值是非曲直的鉴别力，实现人们对自己和社会存在发展价值的普遍共识。十八大以来，中共根据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的建设目标，在总结原有的“五爱”教育、“五讲四美三热爱”、“四有”新人、“以德治国”、社会主义荣辱观等基础上，提出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24字”价值观方针，从国家、社会、个人三个层次，全面建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道德秩序，保证中共意识形态安全环境的科学性和有效性。 在国家层面上，中共把“富强、民主、文明、和谐”作为国家制度的价值目标，体现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引领人民奋力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价值承诺。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阶段的最根本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就是体现在它的生产力要比资本主义发展得更高一些、更快一些。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更不是共产主义。”[16](P46)他特别强调：“社会主义的特点不是穷，而是富，但这种富是人民共同富裕。”“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社会主义财富属于人民，社会主义的致富是全民共同致富。”[16](P156)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共十八大报告所确立的“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核心价值观，代表着中国共产党人的理想价值追求，阐明中共在国家制度中价值观定位的当代意义，因而具有显著的国家价值观特质。在这里，“民富国强”是国家经济建设的应然状态，也是国家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的物质基础，中共高举“民富国强”的旗帜，就是要向世界展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价值目标，让人民信服国家富强与民生幸福相互统一的内在逻辑，进而转化为人民自觉行动的精神动力。而民主是人民当家作主、创造美好幸福生活的政治保障，中共把民主政治放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显赫位置，其目的在于突出该价值观在社会主义制度内在价值本质的重要性，让人民真正实现能够当家作主、充分享有民主的权利。文明是国家文化建设的应有状态，中共倡导文明，也是希望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作为推动国家制度进步的利器，通过人类社会最理想的社会主义形态，引导人民进入新的理想世界、认同新的价值追求、保持昂扬向上的精神状态。和谐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理念，中共期望运用和谐社会的张力，正确处理各种社会矛盾，解决贫富差距、阶级对立、信任危机等矛盾，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正能量，不断增强民众国家价值理念的信心。 在社会层面上，中共把“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看作社会建设的价值目标，体现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对于建设美好社会的价值取向。身为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中流砥柱，长期以来，中共植根于社会各阶层的土壤里，拥有广泛的群众基础和社会动员力，在治国理政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这决定了中共在肩负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历史使命、全心全意为人民谋福祉的同时，还要从社会入手，用“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的价值目标，整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导向，构建全社会广泛认同的社会共同体(即集体)，让每个人在共同体里拥有安全感和确定性，最终实现自我价值。正如马克思所说的那样，“个人力量(关系)由于分工转化为物的力量这一现象，不能靠从头脑里抛开关于这一现象的一般观念的办法来消灭，而只能靠个人重新驾驭这些物的力量并消灭分工的办法来消灭。没有集体，这是不可能实现的。只有在集体中，个人才能获得全面发展其才能的手段，也就是说，只有在集体中才可能有个人自由。在过去的种种冒充的集体中，如在国家等等中，个人自由只是对那些在统治阶级范围内发展的个人来说是存在的，他们之所以有个人自由，只是因为他们是这一阶级的个人。而在真实的集体的条件下，各个个人在自己的联合中并通过某种联合获得自由”。[5](P82)为此，中共十八大报告明确提出社会主义的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的价值观，把对人的意志、存在和发展的自由的美好向往，作为中共社会价值目标的追求。强调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尊重和保障人权，人人依法享有平等参与、平等发展的权利。重申用社会公平和正义、依法治国制度保证，来实现自由平等、公平正义，维护和保障公民的根本利益。所有这一切的目的，就是希望通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领，打造当代中国人心中憧憬的美好社会共同体，“把个人的自由发展和运动的条件置于他们(共同体)的控制之下”，[5](P83)让每个人都能找到一种归属感，确认自己的公民身份，并在这个社会共同体中安心生活、踏实工作，实现自我的价值理想。久而久之，在他们的内心深处养成感知自身存在的确定性和责任感，形成对社会共同体高度认同的价值情怀。 在个人层面上，中共把“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确立为人们开展社会行为的价值准则，体现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关于弘扬民族精神、引领道德风尚的价值承诺。马克思指出：“个人是在一定历史条件和关系中的个人，在历史发展进程中，在每一个人的个人生活同他的屈从于某一劳动部门和与之相关的各种条件的生活之间出现了差别，这正是由于在分工条件下社会关系必然变成某种独立的东西。”[5](P84)这由此导致不同时期的个人发展存在明显的区别，马克思把这种差异性划分为“有生命的个人”[5](P24)“偶然的个人”[5](P74～75)“有个性的个人”[5](P85)等三种形态。其中“有生命的个人”和“偶然的个人”属个人发展的低级形态，而“有个性的个人”则属个人发展的高级形态。在低级形态的个人发展中，个人为了生存须依附于所处的群体，形成对群体的依赖关系，敬畏自然成为当时个人的内在价值观。到资本主义社会，尽管个人的生活和工作条件有了改善，但个人发展仍未摆脱以物的依赖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阶段的社会个体。由于劳动“异化”的存在，使个人在商品的交换中从依附群体转向依附资本，被资本所奴役，个人被物化，“他们的生产工具成了他们的财产，但是他们本身始终屈从于分工和自己所有的生产工具”，[5](P75)对商品和货币的崇拜成为这个时期个人发展的价值观。只有在高级形态的个人发展中，个体才能摆脱对人和物的依赖，使“他们自身的生存条件、劳动，以及当代社会的全部生存条件都已变成一种偶然的东西，它是单个的无产者无法加以控制的，而且也没有任何社会组织能使他们加以控制的”。[5](P85)这样一来，劳动又重新成为个人本质的外化，以一种独立的占有方式生存，成为“有个性的个人”。从这一目的出发，中共十八大报告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核心价值观，对个人行为层面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理念进行凝练，重塑“有个性的个人”的精神家园的真实要义和最终价值诉求。作为个人对祖国依赖关系的深厚情感，爱国是反映个人对祖国依赖关系的感情系统，调整个人与祖国之间关系的行为准则体系。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今天，中共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就是要激发每个人热爱社会主义、热爱祖国的深厚情感，规范调整个人在处理自己与祖国关系时的行为选择，引领个人为建设富强美好国家而团结奋进。敬业是对公民职业行为准则的价值评价，要求公民忠于职守，克己奉公，服务人民，服务社会，充分体现社会主义职业精神。诚信是强调个人诚实劳动、信守承诺、诚恳待人。友善则彰显个人之间相互尊重、关心和帮助的社会主义和谐人际关系。 由此可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就是中共依照当下中国的现实国情，用自己的优秀价值观念进行整合，通过国家、社会和个人的共同努力，实现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安全的价值承诺。正是这种价值承诺，建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安全的价值向度和价值基础，深刻回答中国要建设何种国家和社会，培育何种公民的重大议题，成为凝聚和统一社会各成员、各利益群体思想的有力武器，进而壮大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安全建设的主阵地。在该核心价值观推动下，社会各界通过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和个人品德等各种教育活动，把思想理论与社会实践相结合，增强民众对国家的政治认同感和社会责任感；动员全社会开展各种形式的文明创建活动，涌现出许多文明创建典型和感动中国道德楷模；运用多种手段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转化为民众喜闻乐见的鲜活语言和生动故事，组织公益性文化活动和节庆活动，用正确舆论和正面宣传启迪人生，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化为全社会成员普遍接受、自觉奉行的价值理念。所有这些变化用实践证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巨大张力，也为中国意识形态安全提供精神支撑。 当然，我们也应该看到，近年来，在我国意识形态领域，出现一些诸如历史虚无主义思潮之类的不和谐声音，背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宗旨，人为扭曲科学历史观，蓄意破坏道德标准，成为中共意识形态安全环境的公害。一方面，历史虚无主义者公开污蔑马克思主义就是历史虚无主义，图谋从理论上重新阐释历史虚无主义，从而制造中共意识形态思想的大混乱。他们主张重新阐述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内涵，把否定和抛弃资产阶级的宪政民主、自由经济制度定义为历史虚无主义，意在夺取批判历史虚无主义的主动权和话语权。一些人甚至打着反对历史虚无主义的旗帜，间接隐晦地反对批判历史虚无主义，宣扬资产阶级价值观的优越性，否定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科学性，迷惑和欺骗人们的判断力。[21]另一方面，历史虚无主义者还打着“揭秘历史”、“还原真相”的幌子，颠倒历史，歪曲是非、美丑、荣辱的标准，称颂帝国主义侵略和殖民统治，恣意抹杀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按照刘书林的说法，历史虚无主义者主要沿三条主线曲解中共：他们反对和否定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的革命，甚至反对和否定近代以来的一切革命；反对和否定共产党领导的新中国一切建设实践和成就；反对和否定共产党的领袖和代表人物。[22]这种全盘否定中共历史地位和丰功伟绩的做法，客观上反映历史虚无主义的虚伪本质。对此，中共要做好与历史虚无主义思潮进行长期斗争的准备，用唯物史观揭露历史虚无主义的真面目，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帮助人们澄清思想认识，以便更好净化中共意识形态安全环境。 3.通过中国道路自信的民族精神传播中共意识形态安全的正能量 中国道路是改革开放后，中国根据自己国情设计出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发展道路，符合中国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该道路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依靠中国共产党领导，追求“民本主义”理念，高扬民众的首创精神，努力实现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中共之所以对中国道路充满自信，关键在于它用短短30年的时间，就创造出人类历史进程中的经济发展奇迹，基本实现小康社会，彻底解决长期困扰中国社会发展的人的基本物质需要难题。事实胜于雄辩，随着30年来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经济总量跃居世界前列。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统计预测，2014年中国的经济规模为17.6万亿美元，而美国经济规模是17.4万亿美元，中国已超出美国2千亿美元成为世界最大经济体，预计到2019年，中国经济规模总量将超过美国的20%。[23]尽管该统计预测没有得到中国官方的认可，但2014年中国全年国内生产总值636463亿元人民币，比上年增长7.4%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成为继美国之后第二个进入10万亿美元经济规模的国家，超过日本近两倍之多。由此带来的是中国民众生活水平大幅提高，据不完全统计，2004年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9422元，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936元；到了2014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0167元，名义增长10.1%，扣除物价实际增长8%，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8844元，实际增长6.8%，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0489元，实际增长9.2%。[24]10年间，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9422元增加至28844元，增长3倍；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2936元增加到10489元，增长3.57倍。人民成为改革发展的最大受益者，自然也成为中国道路的主要推动力量。对此，美国的卡欧尼这样评价道：“中国经济的傲人成就足以证实中国道路的有效性，包括更为妥善地处理全球资本主义的危机、解决五亿人口的脱贫问题，以及创造世界上最大的中产阶级，从而提升长期国内消费需求等。”[25] 更重要的是，中共选择中国道路，旨在通过这一道路的实践，不仅把中国建成一个高度物质文明的国家，而且还将中国变成具有宽广胸襟，拥有民族气节、国际影响力的开放的民主国家，完成从物质向往的现实国家向精神追求的理想大国转变。美国的史蒂格里兹指出：“中国道路不仅仅是代表中国向世人展现了一个与西方自由民主相对立、适合中国历史和社会的发展模式，其实还蕴藏着更为深远的意义，即中国为世界发展提供了另一种可供选择、效仿的发展方案。”[26](序言)中国道路的成功推进，向世界彰显“北京共识”的独特魅力和普遍价值，成为许多发展中国家争相效仿的典范，从非洲国家、巴西、俄罗斯到越南都在试图模仿这一道路。有学者指出：“鉴于中国发展援助模式的明显有效性，以及中国在过去二十年里所成就的庞大经济利益和生活水准的提升，非洲国家领导人、学者和媒体开始考虑跟随中国经济改革之脚步的好处，而这一点都不足以为奇。”[27] 经验告诉我们，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创举，中国道路不仅凝结着中华民族的智慧和汗水，而且还展现出中华民族精神的无限张力。中国道路是中共几代领导核心带领中国人民历经磨难探索出的一种发展道路，习近平指出：“这条道路来之不易，它是在改革开放30多年的伟大实践中走出来的，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多年的持续探索中走出来的，是在对近代以来170多年中华民族发展历程的深刻总结中走出来的，是在对中华民族5000多年悠久文明的传承中走出来的，具有深厚的历史渊源和广泛的现实基础。”[28]它真实反映了中华各族人民的社会生活和价值观诉求，是中华民族精神最本质、最集中的体现，是各民族的生活方式、理想信念、价值观的缩影，是中华民族生存发展的强大支撑和动力。它向世界发出这样一个明确信号，正是对中国道路的自信，激发出以爱国主义为核心，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中华民族精神的释放。这种精神是“凝心聚力的兴国之魂、强国之魂”，[28]不断激励着中国共产党人前仆后继，成功走出一条与西方完全不同的发展模式，并一如既往继续沿着这条道路实现中国的伟大复兴。因此，以中国道路自信为引领，高扬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不断增强团结一心的精神纽带、自强不息的精神动力，其本身就是对中共意识形态安全环境提供源源不断的内在动力。 自中国道路提出以来，一直存在着所谓“中国威胁论”、“中国崩溃论”、“中国危机论”、“中国麻烦论”等杂音的干扰，他们公开诋毁中国道路的世界意义，夸大中国崛起的负面效应，阻碍中国道路在传播中共意识形态安全的正能量的发挥。美国的米尔斯海默就叫嚣，中国道路不可能和平，中国持续发展将导致美中激烈竞争并可能引发战争，因为“最强大国家企图在本地区建立霸权，并力保无其他大国统治另一地区，各大国的终极目标是尽量扩大自身的世界实力并最终统治这一系统”。[29]还有一些西方学者把中国道路看做是危及西方自由民主推广的一个有力威胁，尤其该道路的魅力不单只是停留于那些追求经济增长加威权统治之发展公式的独裁者，甚至还扩及不少实行自由市场改革却不见广泛经济成长的发展中国家里的普通民众。他们担忧中国道路代表一种强而有力的确认，即威权政体是提供经济奇迹的最大保障，因而可能导致全球民主发展进程的逆转，故视该道路的普遍性为一种“威胁”。[30]就连一些中国友好人士也对中国道路深表担忧。美国的克鲁格曼在2015年1月上海交通大学的一次讲演中，直言不讳地“唱衰中国”。他说：“中国2014年的GDP增长达到7.4%，有点像科幻小说，是令人质疑的。”“这是IMF给的数据，投资占GDP的比例到底是50%还是45%？不管怎么说，中国的经济模型的确引人注目，因为这个经济模型的投资占比极高，在市场经济体里从来没有看到过这么高的投资占比，也许是斯大林治下的苏联有这样的占比，但别的市场里面是没有的。”[31]他对中国道路充满忧患，指出中国道路中的投资占GDP比重过高，消费占比太低，以及土地财政问题很大等问题，都可能给中国未来带来麻烦。上述这些言论，尽管只代表学者对中国道路的个人见地，但其在社会上的传播力和影响力不可小觑，长此以往，势必对中共通过提振中国道路自信，来营造意识形态安全环境的良好氛围带来诸多不利。 四、警惕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安全环境的潜在威胁 应该承认，中共意识形态安全环境是中国社会转型期所特有的一种安全环境形态。该形态在为中共放手施展政治抱负、用刚性权力打造马克思主义政治信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道德秩序、中国道路自信的民族精神等的结构框架提供制度保障的同时，也面临着国内外各种因素的潜在威胁，应予以高度警惕。 1.非西方文明社会的政治觉醒对中共意识形态安全环境的冲击 不可否认，冷战后，随着民主全球化浪潮的演进，一股非西方文明社会的政治觉醒浪潮，先后从东欧、中亚向中东、北非地区展开，成为21世纪初期国际社会壮烈的政治觉醒图景。这场政治变革，在民族主义和宗教外衣的烘托下，通过主权身份认同，构筑起一道民族主义的边界，赋予其爱国主义意义。与以往的民主化运动不同，这次民主变革在手段上采取非暴力的宣传、动员、集会抗议、舆论施压等，借助策划选举运动达到政权更替目的展开，迅速在非西方文明社会赢得合法地位，在具有相同处境的国家民众中激起广泛的心理共鸣，不断发酵外溢，聚合成强大的政治力量，冲击着国际政治安全的堤坡。在它的刺激和影响下，一些境外势力和组织乘势煽动中国社会不满情绪，提出非法政治要求，寻机制造社会动荡。香港“占中”运动的持续发酵，已向我们敲响了警钟。倘若我们麻痹大意、认识不够、准备不足、能力缺失、处置不当，都会对中共意识形态安全造成难以想象的后果，甚至直接危及中共意识形态安全环境的稳定。 2.西方继续用和平演变的手段来弱化中共意识形态安全环境 冷战后，西方没有停止对中国的和平演变，由一般演变发展为“精确演变”，积极在国内重要阶层、重要部门、重要人员中寻找对象，培植代理人集团，并通过名目众多的诸如福特基金会等形式，向中国的社会精英传输各种西方价值观，培植瓦解社会主义的“公共知识分子”、“意见领袖”等“文化基因”，弱化中共意识形态安全的社会基础。大中东事变后，美国前国务卿希拉里曾数次点到中国，对中共互联网管理横加指责，其用意发人深省。与此同时，西方国家还利用互联网搭建技术、大数据技术、微电子技术、信息传输技术、“破网”技术、无线网络攻击技术等，对中共意识形态安全施加影响。例如，2012年，美国启动“大数据研究发展计划”，提高对我国大数据的收集和分析能力，为美国意识形态工作提供呈现和开发利用信息的无缝方法，以全面收集我国的信息为前提，在加工和综合处理信息使之转化成有效信息的基础上，对我国舆情信息进行分析、判断、过滤、提纯，使之成为有价值的信息，进而达成对我国意识形态工作对象的全面认识和准确把握，进而有的放矢地向我国进行意识形态渗透。2014年，美国脸谱公司、谷歌公司先后收购太阳能无人飞行器研究企业，企图通过大量强力续航的太阳能无人飞机携带通信设备在高空持续飞行，来建构一个覆盖全球的无线通信网络，开展对我国的意识形态网络攻势。[32]当前，思想文化等意识形态领域成为国际政治斗争的前沿，斗争方式已从“枪杆子”为主转向“笔杆子”为主。在这场斗争中，媒体是主战场，网络是发动机，导向是导火索，已变成重大而紧迫的现实问题。由此看来，中共要想真正建立一个适合自身发展的意识形态话语体系并非易事。 3.中共意识形态与西方民主价值理念分歧拉大 中共选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及其发展道路，从一开始就与西方的民主价值观标准相去甚远，必然会引起西方国家的猜忌。随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条件下中国道路的逐步展开，中共与西方在制度、价值观等诸多领域的裂痕迅速扩大。西方对中共倡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满，认为它是马克思主义一元论的“2.0升级版”，公开批评中共利用国内的社会矛盾和价值观变异刻意篡改民主，指责中国特色放弃“普适性”的目标和标准搞“特殊主义”。[33]不仅如此，一些西方国家还利用广播影视、网络等途径，向中国进行文化和思想渗透，争夺中共意识形态领域的话语权，削弱中共的主流价值、主流意识、主流文化的主导地位，引发中国社会的信仰缺失、价值观扭曲、思想道德混乱，成为威胁中共意识形态安全的重磅炸弹。美国的《华盛顿邮报》对此由衷感慨，“西方世界在寻找瓦解共产主义方法，花费了近半个世纪的时间和亿万美元，却发现答案就在电视新闻里”。 4.境内外敌对势力千方百计对中共意识形态安全进行诋毁 近年来，一些境内外敌对势力借用西欧国家社会主义政党所谓“新社会主义”[34](P21)“第三条道路”“意识形态终结论”等学说，鼓吹西方的新自由主义理论，弱化中共的理论思考和原创力，质疑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对中共在“战略机遇期”和“矛盾凸显期”重叠的历史条件下出现的突发事件、特殊时机、特殊人物，进行渗透和颠覆活动，煽动群体性事件，图谋推翻社会主义制度。还有极少数人打着改革开放的幌子，大肆宣扬西方的“普世价值”，否定中共的领导权威。另外，境外的反华势力打着“自由、民主、人权”等旗号，对执政党的人权状况横加指责，胡说中国“没有人道和法治”，恶意攻击中国的人权事件。他们利用联合国人权机构等组织，抛出反华议案，污蔑中国的人权状况，用双重标准指责中国的司法、反腐败，以及民族宗教等政策。在香港“占中”运动中，他们公开支持反对派，极力为反对派打气，大肆吹捧反对派人士的所谓“民主自由理念”，抹黑竞争对手。美国驻港总领馆官员盖瑞特就放言，“华盛顿要求继续在香港推动民间、社会力量争取民主诉求运动，尤其是推动青少年在社运中扮演先锋角色”。[35]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萨基也表示，美国对有关香港警察殴打示威者的报道表示“深切关注”，“我们呼吁香港当局对事件展开迅速、透明、彻底的调查。我们再次向香港当局呼吁展现克制，同时也呼吁示威者继续和平表达意见”。[36]所有这些言行客观上污染中共意识形态安全的成长环境。当然，我们也必须清醒地认识到，由于长期积累的社会矛盾和问题日益尖锐，越来越困扰着中国政治稳定和社会和谐。如果不尽快采取措施解决这些问题，努力控制和化解各种社会矛盾，可能造成中共意识形态安全的重大隐患。一旦这些安全隐患被境内外敌对势力所利用，对我国实施西化和分化的战略图谋，势必引发更大规模的意识形态安全环境危机，对此，中共要保持清醒头脑加以应对！ (本文在写作过程中，得到浙江大学、宁波理工学院陈印昌博士在资料收集和整理方面的支持，特此致谢。)标签：政治论文; 政治文化论文; 共产主义社会论文; 共产主义国家论文; 物质与意识论文; 社会主义革命论文; 社会阶级论文; 理想社会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