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尼尔#183;贝尔：社会分析方法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丹尼尔论文,贝尔论文,方法论论文,社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丹尼尔·贝尔是当代美国著名的社会学家和未来学家，在政治、经济、文化各个领域都有独到的见解。近年来，作为文化领域保守主义思潮的代表人物，在欧美思想界颇有影响，由于其代表作《后工业社会的来临》在我国的翻译出版，因此在我国思想界也引起了广泛的注意。丹尼尔·贝尔著术颇丰，其主要代表作有《资本主义文化矛盾》、《意识形态的终结》和《今日资本主义》等，都极其深刻地剖析了当今资本主义社会的种种弊病和提出了对未来的一些预测。本文旨在从方法论的角度，探讨他如何运用自己独特的中轴原理及轴心原则，有效地推演出其“三领域对立学说”和深刻剖析资本主义社会领域断裂机制的方法论意义，从而获取有益的启示。
一 轴心方法的确立
在《后工业社会的来临》一书导论中，贝尔有一个“方法的附带讨论”，在那里，他引用了爱因斯坦的一句名言：“理论决定我们能观察到什么”。因此，他立足于特定的理论层面，选取“社会框架”的概念来分析社会，认为社会框架不是社会真实性的反映，只是一种概念图式；但这种人工设计的“理想类型”，通过“轴心结构”和“轴心原则”的分析方法，可以做到对特定社会领域的观察，从而实现社会分析方法的“报告力”（informing power）。贝尔的“社会框架” 大致可以归纳如表1所示：
表1
之所以采取这一论述方法，是因为在贝尔看来，由于以往社会学家在社会问题的研究中，多采用单一因果决定论或突出主要因素的影响，因而在方法上显得过分单纯和机械。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他提出了“中轴原理”和“轴心结构”的思想。这一思想的本质就在于：“它力图说明的不是因果关系，而是趋中性。在寻找社会如何结合在一起这个问题的答案时，设法在概念性图式的范围内说明其它结构环绕在周围的那种组织结构，或者是在一切逻辑中作为首要逻辑的功能原理”＜ 1 ＞。因此，“中轴原理”的价值在于允许人们多角度地去解释社会变化，从而既避免片面的经济决定论，又避免片面的技术决定论。
事实上，许多社会学家在他们的研究中，都不自觉地运用了轴心原则和轴心结构的分析方法。如托奎维勒在他的《旧的政体》一书中，就运用“掌握国家的中央行政机构”这一轴心原则，强调了法国社会革命前后时期的连续性，对马克斯·韦伯来说，“理性化过程”是理解西方世界从传统到现代转变的轴心原则；雷蒙德·阿诺则认为“机器技术”是工业社会的轴心原则。但重要的区别在于，其他社会学家理论中整个社会的运转只围绕一个轴心，而贝尔却将社会分为不同的三个领域并令其分别围绕三个不同的轴心独立运转；并在这种运转的过程中，调整各自的趋向并相互协调，从而促进社会的发展。
贝尔“中轴原理”的思想就体现在他以技术为中轴，将社会划分为前工业社会、工业社会和后工业社会三种形态。这种划分是共时性的，又是历时性的，共时性体现在这三种社会在目前世界上是并存的，分布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历时性体现在这是人类社会发展和进步的必然规律。之所以选取技术为中轴来划分社会，是因为在他看来，在社会的进步过程中，技术已经成为变革的一种主要力量，通过引进一种新的米制或扩大我们对自然界的控制，技术就可改变社会关系和我们看世界的方式。狭义地讲，至少可以列出五种方式以展示技术的功能：
1.以更低的费用产出更多的产品，技术成为提高整个人类生活水平的主要手段。不仅如此，它还是弱化西方社会不平等性的关键途径。
2.技术创造了一种新的社会阶层，即工程师和专业技术人员；他们从原有的生产结构中分离出来，成为生产操作过程的计划者。
3.技术的发展奠定了一种新的理性趋向，即一种新的思维模式。它强调功能关系和数量，并将操作标准确定为最优化，从而以最少的费用和作用力去利用一切资源。
4.运输和通讯革命作为技术进步的结果，赋予经济以新的社会关系网络，以致新的物理密度和社会密度成为人们行动的根源。
5.技术美学的理解改变了人们的时空观念。古典艺术家们没有像今天这样的“速度”和“运动”的概念，也没有“高度”的概念……＜ 2 ＞
尤其是进入二十世纪以来，各种高新技术的发展，特别是原子能、电子计算机和各种通讯技术的发展，极大地促进了信息技术和新能源的开发利用。而且，技术不仅在经济领域起作用，同时，也对社会的政治、文化、宗教、艺术等起着巨大的甚至是根本性的变革。因此，贝尔选取技术为中轴来划分社会是有其合理性的。
在贝尔看来，前工业社会、工业社会和后工业社会是当今世界上并存的三种社会形态。前工业社会主要分布在亚、非、拉等国，这些国家基本上依赖第一类经济部门：农业、矿业、渔业和林业。这些经济部门完全以自然资源为基础。它们的生产率低，并且由于原料和初级产品的价格波动而使其收益大幅度摇摆。在非洲和亚洲，农业经济占用劳动力的70%以上。这些国家还是以传统为其轴心原则，技术的烙印还不足以改变其固有的生产力。工业社会主要分布在西欧、北欧、日本和前苏联，其劳动力的大部分从事工业或产品制造业，围绕着经济增长这一轴心原则而运转，能源的开发利用为经济增长提供了保证，技术也进一步得到了发展。美国将是第一个进入后工业社会的国家，“后工业社会理论”是贝尔在预测学方面的一个代表性的成果，在后工业社会中，社会各领域主要是围绕信息技术而运转。这是一个以知识为主的时代，大学、研究机构和其它知识部门将在社会中起决定作用。从业人员主要是专业技术人员和科学家，他们将运用决策论和系统论知识来对社会生活各方面作出指导，大多数的劳动力将从商品生产转入服务行业，白领阶层在社会中占主导地位，这将是一个服务的、群体的和知识的社会。
下面通过表2来概述一下以上三个不同社会的各自特征：
表2：三个不同社会的特征比较
前工业社会 工业社会
资源 原材料 能源
技术
精耕细作和劳动集约 资本集约
整体设 同自然作斗争 同改造过的自然作斗争
从业人员 农民、渔民、非技术工人 半技术工人、工程师
产业结构 第一产业第二产业
方式 提炼制造
轴心原则
传统主义为轴心 经济增长为轴心
方法基础
常识和经验经济和实验
分布地区
亚、非、拉 北欧、西欧、日本
后工业社会
资源 信息
技术 加工
整体设计
人与人的斗争
从业人员
专业技术人员
产业结构 第三产业
方式 加工
轴心原则理论知识的集中化、具体化
方法基础决策论，系统论
分布地区 美国
从表2我们可以看出，由于轴心原则的不同， 引起社会其它方面的相应区分。如前工业社会以传统主义为轴心，相应的产业结构是第一产业，主要从业人员就是农民、渔民、非技术工人；工业社会以经济增长为轴心，相应的产业结构是第二产业，主要从业人员是半技术工人、工程师；而即将到来的后工业社会是以知识为轴心，其产业结构是第三产业，主要从业人员将是各类专业技术人员。通过对以上三个不同社会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技术在社会发展中不仅改变了生产力，同时也改变了生产关系，即劳动力逐渐分化为不同的阶层，白领阶层不断壮大，蓝领阶层相对缩小；生产工具也从传统走向现代化、精密化。但是，这种变革仅仅发生在经济领域，根本的上层建筑并未动摇，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本质和财产关系并没有改变。新阶层的出现和扩大仅仅意味着原先工业无产阶级的相对缩小和职业结构组成的变化。而统治权作为一种价值和利益的综合，不能总是用技术手段来“命令”。专家治国论者在权力方面仅仅是政治家的一种，即政府的决策将越来越依赖于理论的指导，理论知识成为创新和政策分析的来源。但是，技术阶层不管他们掌握了多少知识，都不可能成为国家的决策者。所以新阶层的出现并没有改变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关系和阶级矛盾。
我们知道，贝尔又将每一个社会分为三个不同的领域，每一个领域又有各自的轴心原则，那么他又是怎样运用这些轴心原则来分析每一个社会的呢？
二 轴心原则的运用
最能体现贝尔轴心原则方法论特征的乃是其三领域对立的观点。他着重强调了社会的分立和多原则支配的性质，并据此重新对社会领域进行划分，特别是将上层建筑中的政治与文化分离看待，给出三项各自不同的独立范围，即：“技术——经济”结构、政治和文化，并由此来分析社会的变化。
首先，“技术——经济”结构属经济生活领域，它关系到生产的组织和产品、服务的分配。它构成了社会的职业和科层系统，并涉及技术的运用。在现代社会中它的轴心原则是“功能理性”，强调的是低投入、高产出，即以功利和效益原则为基础，通过发明、淘汰和更新生产机器和工艺程序来获得。它的轴心构造是官僚等级制度，这种制度的产生是分工专业化和功能切割的结果，也出于工作协同统一的需要。经济体系的一条简单的变革原则就是不断更新产品或生产流程，因为只有这样，才能确保自身的最佳效益，遵守少投入、多产出的要求。这一体系本身是具体化的世界，职位的传递和社会交换只在角色之间进行，这是由于任务的执行必须服从组织的目的。因此，企业的管理从本质上说也基本属于技术官僚的范畴。
其次，政治作为社会公正和权力的竞技场，它掌管权力的合法使用，调节冲突以便维持传统或宪法所体现的公正观念。其轴心原则是合法性，在民主政体中表现为被统治者授权于政府进行管理的原则。这种合法统治暗含的条件即要求平等的思想，认为所有人在政治问题上都有发言权；但是，在现代社会中，由于这种要求平等的呼声不断高涨，所以平等权不断扩张，通过政治参与的权力表达出对物质和文化的需求，扩展到社会生活各方面的权力——民权平等、法律平等、机会均等，等等。政治领域的轴心结构为代表制，它允许通过有组织的安排来反映社会不同方面的特殊利益。贝尔承认政治中的许多决策具有技术官僚的特征，但是又认为政治决策主要依靠的是谈判协调和法律仲裁，而不是技术官僚的理性判断。确切地说，政府的决策离不开理论的指导，正如他在后工业社会中预言的那样，技术官僚的理论将是政府制定政策和分析政策的根源。
第三，在文化领域方面，他主要是指象征形式领域，尤其限制在“表现的象征主义”方面，如绘画、诗歌、小说，或由祈祷、礼拜和仪式所表现的宗教含义，这些都试图以想象的形式去开挖并表达人类生存的意义。它们来源于人类面临的生存环境，不受时代的限制，基于意识的本质：如怎样应付死亡，怎样理解悲剧和英雄性格，怎样确定忠诚和责任，以及爱、牺牲、同情等等；在历史的意义上，文化中还渗透了宗教。现代社会文化的轴心原则即自我表达和自我满足。它是反体制的，以个人兴趣为衡量尺度，个人的感觉、情绪和判断压倒了质量与价值的客观标准。
贝尔通过表格3、4来概述了三领域在不同社会中的各自特征：
表3：社会一般模式图＜ 3 ＞
领域技术——经济结构 政治
轴心原则
运用工具来增加资源
合法权力的规定
轴心结构 生产的组织 统治权的建立
中心价值 与自然的联系
公正
个人与社会秩序的联系
作为仪器工具的个人 法律的地位
基本的过程
演变和分化 演员和舞台的界定
结构的疑难 传统物质缺乏的崩裂权利和义务的特征
变化的模式 线状的交错的
领域 文化
轴心原则 存在的意义
轴心结构美学和宗教的权力
中心价值（神的）超然存在
个人与社会秩序的联系 被终极决定的自我的意义
基本的过程 传统和信仰的调和
结构的疑难“解放”和“约束”的重新和解
变化的模式
回跃
表4：现代社会模式图＜ 4 ＞
领域技术——经济结构政治
轴心原则
功能理性 平等
轴心结构
官僚主义代议制
中心价值 物质的增长 政府的赞成
个人与社会秩序的联系 角色的断裂
参与制
基本的过程
专门化和替代 讨价还价和合法和解
结构的问题
具体化 权力、能人统治和
中央集权化
领域文化
轴心原则 自我意识
轴心结构
意义和作品的再生产
中心价值新奇性和原始性
个人与社会秩序的联系 整个人的权限
基本的过程 调和流派的分裂
结构的问题后现代主义的反唯名论
表3是社会一般模式图，它构造出社会分析的一般体系， 简要概括了三领域的不同特征，与一般社会学家的主张基本相同；表4 给出的是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发展模式图，体现了不同轴心原则下各领域的不同特征。
从以上两表中可以看出，三领域的变化方式不同，变化的节奏亦不同；它们时而协调发展，时而发生不可避免的断裂。这是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一个突出的基本的特征，通过轴心原则我们可将这些断裂清晰地归纳如下：
1.“技术——经济”结构规定的是等级和权力的官僚形式，而政治强调的是平等参与和满足。
2.“技术——经济”结构规定的是效率和价值，而文化则强调解放和自由。
3.“技术——经济”结构将角色分离和规定任务，而文化则强调自我满足和个性表达。
正是这一系列的断裂导致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种种矛盾。追溯资本主义的发展史，就可清楚地知道为什么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会出现领域间的断裂和矛盾。这正是贝尔分析社会的第二个焦点，即通过对历史和具体复杂经验的充分观照来分析社会。贝尔运用韦伯和桑巴特的理论即“禁欲苦行主义”和“贪婪攫取性”去分析，并且认为它们分别表现为“宗教冲动力”和“经济冲动力”。在资本主义上升时期，这两股力量难分难舍，相互支持，促进了资本主义的不断发展。禁欲苦行的“宗教冲动力”造就了资产者精打细算，兢兢业业的经营风范；贪婪攫取的“经济冲动力”则养成了他们挺进新边疆、征服自然界的冒险精神和勃勃雄心。这两股原始冲动的交织混合形成了现代理性观念。随着现代科技的不断发展，经济几乎呈指数级增长，而“宗教冲动力”却不断耗散，资本主义经济和文化不再相互扶持，而转为相互“敌视”。贝尔认为较符合历史的解释可能是这样的：“资产阶级精打细算，严谨敬业的自我约束逐渐同他们对名望和荣耀的孜孜以求发生了冲突。当工作与生产组织日益官僚化，个人被贬低到角色的位置时，这种敌对性冲突更加深化了。工作场所的严格规范和自我发展、自我满足原则风马牛不相及，难以和平共处”。＜ 5 ＞在社会上，经济越来越受到政府节制， 但文化却不受任何限制，一味强调自我满足和个性表达，政府已成为实际的决策部门，专管众多机构之间因相互依赖和竞争而造成的问题。
贝尔运用历史的观点分析了资本主义社会形成的原因，那么他怎样解决这一系列的矛盾呢？如前所述，后工业社会的来临并不能从实质上解决这些问题，因此，他又不得不提出其“三领域对立学说”，即：经济社会主义、政治自由主义和文化保守主义。这三位一体学说的原则是：首先，通过最低收入原则，使人人获得自尊和公民身份；其次，基于认人唯贤的原则承认个人成就带来的社会地位；最后，强调历史与现实的连续性，并以此作为维护文明秩序的必要条件，去创建未来。＜ 6 ＞以下我们将从贝尔的出身和经历来追溯其思想发展的渊源和三领域对立学说形成的原因。贝尔出身于一个移民的犹太家庭，美国人和犹太人的双重身份一直是他心中的一个“秘密”，这使得他有一种找不到“根”的感觉，正如他所述：“我找不到最终的落脚点，因为我没有最终的答案”。＜ 7 ＞而且， 他经历了作为一个深信宗教能提供终极意义而同时又不是一个宗教成员的所有矛盾的痛苦，他认为文化和宗教的核心是“记忆”。在文化领域，他反对任何形式的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认为这正是资本主义文化领域产生断裂的原因，但这归根结底是文化中的信仰问题。因此，在后工业社会中，他提出一个冒险的答案，即：“文化重新向某种宗教回归”。他认为宗教是人类意识的一个组成部分，是对生存“总秩序”及其模式的认知追求；是对建立仪式并使得那些概念神圣化的感情渴求；是与别人建立联系，或同一套将要对自我确立超验反应的意义发生关系的基本需要；以及当人面对痛苦和死亡的定局时必不可少的生存观念。宗教能够重建代与代之间的连续性，这正是保持文化连续性不可缺少的重要一环。而且，宗教本身就是一种信仰，现代主义的矛盾正是缺乏信仰而导致的一种精神危机。因此，贝尔提出的文化保守主义和新宗教的思想，就是要尊重传统，反对文化领域的民主化。可是，尽管他一再地表示反对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但他事实上是一个后现代主义者，因为他正是通过运用后现代主义的“解构”和“消解”的策略来否定现代主义的。
经济社会主义的思想则来源于他从小贫困的生活，这使他意识到每个家庭应该得到最低收入以保证需求，而且财富不应当成为医疗保健和受教育的特权基础。但他所讲的社会主义不是中央集权或生产资料集体所有制，而是经济政策的优先权问题，认为社会资源应该优先用来建立“社会最低限度”，以便每个人都过上自尊的生活，从而保证一个公民应有的社会身份。因此，围绕其经济领域的“最低限度”原则，他提出了“公众家庭”的概念，广义地讲，它是满足公共需求的欲望和媒介，与个人的需求背道而驰。在此，他对“需求”和“欲求”作了一些区分，认为“需求”的概念是主宰一切的概念，在数量上，所获得有一定的限度，它依家庭的目的（即自然的需求）而决定；而“欲求”则是漫无限度和无法满足的。市场经济就是用来满足个人欲求的，而公众家庭则是要满足共同的需求，就是要提供一些个人无法用金钱为自己购买到的商品和服务。但是，由于物质的相对短缺，公众家庭的实施必须有相应的政治规范，即承认共同利益和满足个人与群体的各种需求。
在政治上，贝尔提出了自由主义即人人平等的观点。平等和自由的问题，就是个人之间的差异问题，以及政府在减少这些差异或遏制其不当影响时所起的作用问题。贝尔所谓的平等，即：条件的平等、手段的平等和后果的平等；意思是作为一个公民，应当能充分行使作为政体中的一个公民的应有的权利以及机会的平等；但机会平等竞争后会产生不平等的后果即地位、收入和权威的区别，以致达到不能互相比拟的程度。因此，为了减少后果悬殊，为了使人人平等，减少利用财富等手段获得其它特权的行为，某些人的自由将不免会被限制或牺牲。只有通过对消费者有选择的征税以及建立那些适用于一切人的必要的社会公用事业，就可达到大家共同期望的目标。那么有关自由和正义的相对原则就是按照每个人所赢得的成就予以分配，按照适应于每个领域的权力和特权进行分配。
以上是贝尔文化保守主义、经济社会主义和政治自由主义的主要观点，从中可以看出，贝尔殚精竭虑、苦心经营的这一思想确有其蜮人之处，是理想化的社会模式，正如有的学者提出的那样：在贝尔设想的新教堂的屋顶之下，个人将作为民主的一分子，既有充分参政的权利，又不唯我至上，具有比较发达的公民意识和社会公德。他将从丰裕社会得到社会地位和褒奖。他尊重传统，顾虑将来，反对无节制地享乐纵欲，而愿为公众作出牺牲，与社会患难共济。同时作为社会经济制度与文化思想体系之间平衡机制的政治机构，也将以长远的公众利益和文化绵延为重，纠正它以往对私有财产的辩护或对群体要求无止尽的忍让，在较为均衡的自由与平等、需求与欲求、效益与福利的基础上仲裁各矛盾，缓冲不断加剧的种种冲突。
三 几点结论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在贝尔的社会分析方法中，概念图式和轴心结构的价值在于允许人们多角度地去理解社会变革，通过轴心这一基本特征，更清楚地辨别各个社会的异同，即从不同目的、不同视角、不同层次来分析社会。从这一方法论角度讲，贝尔的方法确有其一定的实用价值。
首先，因为社会的发展本身就是不平衡的，而且，即使在同一社会制度下，社会各领域的发展有时也并不协调。尤其是文化领域，它不仅与本国、本民族、本地区的传统文化有着难以割舍的亲缘关系，又是一个能最快接受外来思想的先锋。它不仅影响着人们的思想、观点和素质，还对社会经济、政治以及其它领域的发展产生影响。因此，确立一个有利于社会稳定发展的文化轴心是必要的，只有这样，才能弘扬时代主旋律，使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同步协调发展，才能促进整个社会健康前进。
其次，在分析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和危机时，贝尔并没有笼统地指责现存资本主义制度的缺陷，而是通过分析其政治、经济和文化各领域的内部断裂和领域之间断裂的原因来展示其矛盾和危机，入木三分，一针见血，使人能清楚地看到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内部千疮百孔的局面，从而从本质上对其加以抨击。
第三，贝尔的这种方法有许多给人启迪的方面。比如，我们可以把“技术”中轴当作是一颗恒星，而把三个社会本身围绕的轴心即“传统主义”、“经济增长”和“理论知识的集中化、具体化”当作是绕技术而旋转的行星，那么社会中三领域各自的轴心就是更小的卫星了。同样地，这些所谓的“行星”和“卫星”不仅在公转，也在自转，它们如果都不偏离自己轨道的话，那么整个社会也就处于协调发展的状态；反之，社会将出现不同程度的混乱。而一个社会协调平衡的原因则来源于三领域之间无形的引力，并且这种无形的引力又是与三领域自身密切相关的。因此社会作为一个复杂的大系统，要使其正常运行，必须努力协调好各个领域的关系，而且要兼顾内外因素的作用，只有这样，才能使社会发展协调化、有序化。
然而，我们也应该看到贝尔社会分析方法论背后的某些消极的观点。正如某些学者分析的那样，贝尔通过运用技术这一中轴将某些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同时划归为工业化国家，认为各国之间的区别仅仅在于技术水平或生产力水平的高低之分，这明显抹杀了社会制度和阶级性的对立。尤其是在运用新阶层理论来掩盖传统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矛盾方面，更值得我们注意。事实上，新阶层即白领阶层的出现，并没有缓解两个对立阶级之间的矛盾。尽管随着信息社会的到来，白领阶层在不断壮大，但他们依然是被雇佣阶层，国家的权力依然掌握在少数资产阶级手中，剥削关系并没有改变。只是现在资产阶级改变了其剥削形式。因此，在对贝尔社会分析方法借鉴的同时，更应该看到，他作为资产阶级的政治哲学家，必然会极力维护资本主义制度，努力为其作辩护。在此，我们必须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真正做到为我所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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