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研究·
苏俄政策转变时期列宁维护俄共（布）执政安全的思想及其启示
栗智宽
（南京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江苏 南京 210023）
〔摘 要〕 苏俄政策转变时期，为有效应对纷繁的执政考验以维护俄共（布）的执政安全，列宁进行了艰辛的探索并形成了一系列重要思想。列宁提出，执政中的共产党需采取必要且可行的办法破解民生难题以夯实执政的群众基础；要重视并改善党的思想宣传工作以守护执政的意识形态疆界；要改进并加强党的建设工作以提升执政的科学性。在我国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当下，深入研究列宁在政策转变时期维护俄共（布）执政安全的思想，对在新时代不断提升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水平与防范化解风险能力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与实践价值。
〔关键词〕 政策转变；列宁；执政安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苏俄政策转变时期，是指1920年末至1921年初——苏俄由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向新经济政策过渡，亦即俄共（布）“从一心注意政治军事任务转向建设和组织工作”[1]（P34）的重要历史时期。这一时期，随着苏俄对波作战的结束及国内颠覆势力的溃败，俄共（布）面临的执政考验开始由外部环境转向其自身与苏俄国家发展的内生困境。为有效应对这些执政考验，维护俄共（布）的执政安全，列宁进行了艰辛的探索并形成了一系列重要思想。
对照组输液量小于镇静组（t=-2.83，P＜0.01），其余指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表1）。
一、振兴国民经济破解民生难题——夯实执政的群众基础
对于一个国家的执政党而言，民心所向是其执政安全最根本的前提。民心向则政基稳，民心背则政基危。可以说，执政党要想长期处于安全的执政场域，就必须时刻谨记要以人民的意志与利益为中心探索执政方式、发展民生事业、建构政治文明，并能够根据执政的现实进程及时体认与消解拂逆这一前提的张力因素。否则，丧失执政的群众基础，执政党的执政安全就无从谈起。对处在政策转变时期的俄共（布）而言，彼时他们正面临失去群众认同的重大危险。
大气污染防治方面，《意见》明确，编制实施打赢蓝天保卫战三年作战计划，以京津冀及周边、长三角、汾渭平原等重点区域为主战场，调整优化产业结构、能源结构、运输结构、用地结构，强化区域联防联控和重污染天气应对，进一步明显降低PM2.5浓度，明显减少重污染天数，明显改善大气环境质量，明显增强人民的蓝天幸福感。
1920年末，落后的俄国在经历帝国主义战争与国内战争的双重洗礼后民生疾苦、经济萧条、百废待兴。其主要表现在：其一，人口数量锐减，劳动力严重不足。1913年俄国人口为15920万，1917年1月1日为16400万，1920年仅有13420万[2]（P43-44）。其二，工厂企业受到破坏、交通转运艰难，工业产品供不应求。1920年大型工业总产值仅为1913年的13.8%，产品的供应比战前缩减了七分之六，国营企业的开工率只有60%[3]（P484）。其三，农民生产积极性受挫、农业产量下降，群众日常口粮短缺。1920年的农业总产值仅约占战前的一半，而战前的水平也只不过是贫穷的沙俄农村水平[4]（P514）。概言之，彼时多领域的经济危机给苏俄人民的生活带来了严重困难，工农群众通过对自身生活状况的纵向对比并未产生获得感，因而对俄共（布）的执政理念与执政能力提出质疑，削弱了其执政的政绩合法性，造成了党的执政危机。对此，列宁有着清醒的认识，他说：“这个冬天农民陷入了毫无出路的境地，因此他们的不满是可以理解的。”[1]（P319）他还说：“我们说过，工人忍受了前所未有的牺牲。现在农民处于最困难的境地，这种情况我们是知道的。”[1]（P319）基于这种认识，列宁极具针对性地指出，要破解这一危局维护执政安全，首要任务是以“振兴国民经济，满足工农群众的生活需要”为中心做出适当且必要的改变以稳固执政的民心之基。为达成这样的目标，他主张推行以下办法。
1.采取将“重点制”与“平均制”统一起来的办法促进工业生产
所谓“重点制”，是指俄共（布）在苏俄国内战争期间将生产资料优先供给维持战争机器运转的生产部门的生产组织办法。这一办法在当时有力地支援了苏俄红军，对击败反革命势力起到了巨大作用。但是，“重点制”的采用存在着严重的隐患，即它不仅会导致工业发展不平衡，特别是对以民生工业为代表的轻工业发展造成影响，还会因军事工业分布的地域性带来工人就业状况与劳动所得差距较大的问题。这些影响和问题正是引起工人阶级对俄共（布）执政不满的重要原因之一。
众所周知，粮食征收制是苏俄在内忧外患的政治军事斗争环境下开展粮食工作所采取的办法。这一办法的显性逻辑是在满足农民阶级基本需要的前提下，临时性地征收他们的余粮并严控其分配环节以保障前线的粮食供应。而其隐性逻辑即是以剥夺农民阶级的方式“把粮食征收制同建设共产主义联系在一起”[2]（P40）。如果说，在战时农民还可以基于支持苏维埃政权、保卫社会主义俄国表现出英雄主义和自我牺牲精神来忍受粮食征收制的话，那么在战争胜利后农民还未看到粮食工作办法的转变则不得不让他们对执政的俄共（布）失去信心，进而致使起义的出现。
二要进一步厘清地方政府、项目法人、规划设计、监督评估和建设管理等单位的责权，强化移民安置工作全过程监督管理。
2.实行“租让制”借助资本力量切实提升国家经济实力
苏俄国内战争结束后，有“机会主义者”提出，伴随战争结束的不仅有苏俄发展环境的绝对安全，更有苏俄经济的完全独立。列宁对这一绝对化的论调进行了批判，并明确指出：“只要我们苏维埃共和国还是紧挨着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一个孤立地区，那种认为我国经济完全可以独立和各种各样的危险已经消失的想法，就是十分可笑的幻想和空想。”[1]（P138）
在列宁的思想上，国内战争的结束确实意味着苏俄赢得了“独立生存的权利”，但这一“独立生存的权利”的内涵是：苏俄“争得了能够同那些现在不得不与我们建立贸易关系的资本主义列强并存的条件”[1]（P23），亦是苏俄人民“可以利用政治工具的作用展开苏维埃国家的经济建设”[5]，并没有延伸出它已完全冲破资本主义利益战线获得了经济独立发展的权利。且在现实的苏俄发展实践中，经济基础的薄弱与发展进程的缓慢更是导致工农群众对俄共（布）执政不满的重要因素。那么如何改变这一现状，快速提升国家经济实力以应对经济战线的考验，并运用与资本主义列强建立贸易关系的条件，就成了当时俄共（布）所需面对的重大问题。对此，列宁反复思考并得出结论说：“当我们国家在经济上还极其薄弱的时候，怎样才能加速经济的发展呢？那就是要利用资产阶级的资本。”[1]（P42）在他看来，资本的固有属性是自我增殖，而其自我增殖的重要途径就是创造并使用现代产业技术与装备机器促升社会生产率，进而推动国民经济的发展，就苏俄而言，无论是资本增殖的正向途径还是正面结果都是它迫切需要的。也就是说，资本的固有属性不会因社会制度的不同而发生变化，社会主义的苏维埃俄国可以通过对引入资本的正向引领，将其固有属性转化为经济的增长。可这又自然地引出了执行策略问题，即通过何种方式去利用资本？列宁指出，那就是采用“租让制”，用苏俄的国土空间换取各国列强的金融资本、先进技术，进而带动国家经济的整体提升。
在列宁这一思想的指导下，苏俄于1920年11月23日颁布了《租让法令》意在吸引外国资本家到苏俄开发国家无力开采的自然资源、兴办国家无力顾及的企业，进而帮助提升苏俄的经济实力。但是，这一法令没有立即得到工农群众的拥护，反倒是引起了人们对它可能产生的负面影响的担忧。他们说，资本家是精明狡猾的家伙，在社会主义国家通过租让项目引来外国的资本家是非常危险的。鉴于此，列宁做了大量说服工作，并具体指出了实行“租让制”的好处：一是从经济角度看，“不实行租让，我们就不能实行我们的纲领和国家电气化；没有租让，就不能在10年内恢复我国的经济，而只有我们恢复了经济，我们才不会被资本打败。”[1]（P80）在这里，列宁明确表述了租让制在推动苏俄电气化进程、复苏苏俄国民经济、赢得同资本主义“经济战争”的最终胜利中所能发挥出的重要作用。二是从政治角度看，实行租让制能够引起资本主义国家间的矛盾，弱化他们对苏俄的战争威胁，为苏俄的和平与发展进一步奠定基础。1920年底，列宁就租让问题在俄共（布）莫斯科组织积极分子大会中指出，战后的资本主义世界存在着美国同日本的战争矛盾、美国同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的殖民矛盾以及德国同协约国的经济矛盾这三种矛盾。租让堪察加等地给美国，可以加剧美国同日本的战争矛盾和同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的殖民矛盾以转移他们在苏俄身上的注意力；对于德国同协约国的经济矛盾，列宁则认为用租让的办法引进德国电力等领域的先进企业使德俄两国互利，将增加德国同协约国的对抗因素争取德国反对协约国。“因此从政治观点看来，必须真心赞成租让，或者不说什么真心，而是经过通盘考虑赞成租让。”[1]（P71）由此可见，在列宁的思想上，实行“租让制”可以消解资本主义列强侵犯与国内经济凋敝的双重危机，它有利于保护苏俄疆域安全，有利于复苏苏俄国内经济，有利于巩固俄共（布）的执政地位。
3.反思“粮食征收制”向农民做出适当妥协以重塑工农关系
列宁对工人阶级的态度高度重视，他说：“很明显，在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里，无产阶级中间出现的或无产阶级政党和无产阶级群众之间出现的分裂不仅是危险的，而且是极端危险的，尤其在无产阶级只占这个国家人口的很少数的情况下。”[1]（P272）列宁正是从工人阶级对“重点制”不赞同的现实出发，提出了改变单一“重点制”，将“重点制”与“平均制”统一起来促进工业生产、发展民生事业的办法。1920年12月，列宁在讨论工业发展的会议上指出，不仅俄共（布）的党员是唯物主义者，“工人也是唯物主义者；如果你提出重点制，那就请你给我们面包、衣服和肉吧。”[1]（P211）他的意思是，工业生产的重点制已经给工人基本生活物品的供给造成困难，因而顺应工人阶级要求，改变现行工业生产组织办法是紧迫且必要的。他还进一步指出，“平均制”即是与“重点制”相对的生产组织办法，它的采用将有利于轻、重工业协同发展，有利于缓解工人就业矛盾，并会在更大程度上满足工农群众对工业用品的需求，因而应当大力推行。
这一问题引起了列宁的高度重视，他接见来自基层的农民代表了解农民诉求，并要求相关负责同志调查具体情况。如他在1920年11月底《致谢·帕·谢列达和尼·巴·布留哈诺夫》的信中指出，直接征收农民的活牲口、将田地征收为国营农场却不耕种的行为引起了农民的极大不满，“农民甚至说，这是在抢我们”[6]（P18）。1921年初，列宁又在《致尼·彼·哥尔布诺夫》的信中提到，莫斯科省的莫杰诺沃村村民“请求：减少干草和粮食的征收额（我们害怕征粮队）”[6]（P73）。对此，列宁指出，在战争期间“我们实际上从农民手里拿来了全部余粮，甚至有时不仅是余粮，而是农民的一部分必需的粮食”[7]（P208），这种办法对保卫苏维埃俄国来说是有功劳的，但它却对农民的生产生活造成了困扰，甚至对俄共（布）的执政造成了威胁。基于这种认识，列宁主张用“妥协”消解“威胁”。他说：“我们知道，在其他国家的革命还没有到来之前，只有同农民妥协，才能拯救俄国的社会主义革命。”[7]（P51）这里的意思是，在世界革命陷入低潮的背景下，要维护俄共（布）的执政安全、消除农民的不满，就必须为党农之间的关系注入实质性的“粘合剂”，即必须同农民达成妥协，转变现行的粮食政策以满足他们的需求。而在列宁看来，这一实质性的“粘合剂”就是“粮食税”。他说：“只有这样的粮食政策才能适应无产阶级的任务，只有这样的粮食政策才能巩固社会主义的基础，才能使社会主义取得完全的胜利。粮食税就是向这种粮食政策的过渡。”[7]（P209）“值得指出的是，在列宁的思想上，实行粮食税实际上是在经济革命中进行战略退却，但这一退却在当时的苏俄是现实且必要的，因为它不仅能够满足农民的现实需要赢回农民阶级对俄共（布）执政的支持，还有利于推动苏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向前发展，因而在战略全局上具有积极的意义。
亳州市政府在亳文化译介工作中起着主导作用，通过设立主管部门，出台译介政策，搭建译介平台，构建译介整体规划体系，进行任务分工，合理布局等逐步系统地推进译介工作的顺利进行。
二、重视并改善党的思想宣传工作——守护执政的意识形态疆界
随着国内外反对势力的覆灭，在政策转变时期，各类社会思潮在苏维埃俄国的传播载体主要是宣传小册子、理论报刊等，其传播途径主要是组织集会灌输或个人交流，其所包含的具体内容在很大程度上只能停留于理论传播层面，并不能付诸于实践让工农群众看到“疗效”。在列宁看来，正是这一短板的存在将使俄共（布）赢得意识形态宣传战的胜利。他说：“要知道，现在用言语既不能说服工人，也不能说服农民，只有用榜样才能说服他们。”[1]（P37）这里的意思是，对于俄国的工农群众而言，从1905年起，他们的政治觉悟就在同地主与资本家的数次斗争中逐步提升起来，近三年又在同国外武装力量与国内反革命势力的政治军事对抗中生存了下来，这些经历使他们不会再轻易相信不能转化为现实的空洞话语，野心家们要让他们真正相信那些社会思潮，就必须让工农群众看到它们转化为现实的效益。对比这些社会思潮宣传的凌虚化与学理化，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与俄共（布）党的主张则有条件在共产党的执政过程中逐步变为现实，让工农群众看得见、感受得到，这正是其可以“落地”的现实优势。为此，列宁要求全党必须着眼于工农群众的现实需要，“着手进行真正的经济建设，改造党的全部工作，使党能够领导苏维埃的经济建设，取得实际的成就，并且多用行动少用言语来进行宣传。”[1]（P37）而这样做的目的在于“必须使他们相信：没有资本家他们也能改善自己的经济；为了消除冲突，他们既不需要警察的棍子，也不需要资本家制造的饥饿，而是需要党员的领导。”[1]（P32-33）在主张改进共产党人的具体工作，用执政实效维护并扩大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影响力与引领力的同时，列宁也主张充分运用并拓展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与党的政策的宣传途径。他要求工程师、农艺师、教师率先垂范参加所擅长领域的宣传工作；要求电影局等单位进一步利用电影、唱片进行宣传；要求党和苏维埃的有关部门把组织生产检查工作同宣传配合起来等。由此可见，列宁在政策转变时期对党的意识形态与政策宣传工作是高度重视的，此后一段时期苏俄党和国家意识形态领域的安全与列宁的这一时期的探索与实践是不无关系的。
1.党的意识形态在宣传内容上要贴近鲜活的社会现实，要适应工作重心转移的需要
实际上，社会思潮之所以能够对执政党的执政合法性构成威胁，最重要的原因即是它们的现实解释力与价值引领性在一定程度上获得了群众的支持与认可，进而使其背后的意识力量对象化为现实反对力量。在列宁看来，正是因为国内战争结束后俄共（布）的意识形态宣传内容没有与时俱进地贴合工农群众的日常生活，没有反映他们关注社会生产的要求，没有回应他们对社会主义前途的重大关切，还停留在战争时期做军事动员和政治斗争的层面，因而失去了其现实解释力与价值引领性，为多元社会思潮的复兴与渗入提供了空间，才出现了党在意识形态领域的被动局面。为扭转这一局面，列宁指出随着国内战争的胜利，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已逐渐从军事斗争任务转向经济建设工作，意识形态的宣传内容也应同过去诀别，要从军事动员转向工农群众新的现实生活、转向党和国家新的工作重心，使意识形态宣传与党和国家工作的前进方向一致。基于这种认识，列宁在拟定的《关于生产宣传的提纲》第一条就写道：“现在，由于俄罗斯联邦在军事上的胜利和它所处的整个国际形势，生产宣传应当重新放在第一位，应当加强并且从组织上予以落实。”[1]（P16）他在这篇提纲中还具体指出，作为意识形态宣传重要媒介的报纸应做出改版，指导性的报纸应在政治版面对错误思潮进行针对性地批驳，以巩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指导地位；生产性报纸的主要版面应以广大劳动群众切身生活的需要为中心，重点刊发有关经济发展计划、工农生产劳动状况、“训练工农参加管理、检查苏维埃机关和经济机构各项法令和措施的实际执行情况、广泛地和定期地同做群众工作的读者交换意见。”[1]（P17）在他看来，通过改版报纸这一普及性的传播媒介，尽可能多地提供工农群众普遍关心的内容并获取他们的反馈，可以很好地解决党的意识形态宣传内容与工农群众的关心内容脱节的问题，并将有助于工农群众了解党为转变工作重心、解决民生问题所做出的努力，从而提升党在意识形态层面的价值凝聚力、巩固俄共（布）对意识形态工作的话语权。
值得指出的是，列宁虽然认为“平均制”是解决现存工业生产问题、增强无产阶级对俄共（布）执政认同的好办法，但没有因此而否定“重点制”继续存在的必要性，他要求将这两点结合起来。列宁说：“这是一个困难的问题，因为必须想办法把重点制和平均制结合起来，而这两个概念却是彼此排斥的。但不管怎样，我们多少学过一些马克思主义，懂得在什么时候用什么方法可以而且应当把对立面统一起来。”[1]（P210）显然，列宁在这里强调的是两者的统一结合，而不是单方面的废止。事实上，早在1920年9月，俄共（布）中央委员会就已经通过了将工业生产组织办法由“重点制”转向“平均制”的决议，但其贯彻遇到了很大阻力。当时有人谈道：“统一的经济计划要求经济建设分别轻重缓急，因此执行计划时贯彻重点制是无可争辩的。”[1]（P11）列宁也注意到了这方面的情况，他提出将“重点制”与“平均制”统一起来，就是统筹考虑工人阶级要求与工业建设序列两方面因素的结果。因此，他一再强调说，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进行民生建设，不能仅依据短期利益而制定有关的法令，而是应该将现实需求与长远利益结合起来，“去研究一下如何进行结合以及得到了什么结果的实际经验”[1]（P212）。
2.党的意识形态在宣传方式上要“多用行动少用语言”
意识形态安全是国家总体安全的重要战略支撑，也是执政党维护执政安全无法绕开的重要议题。在苏俄政策转变时期，伴随社会利益格局的变动与重塑，其意识形态领域暗流涌动，各类社会思潮“你方唱罢我登场”。从整体上看，这一时期苏俄的社会思潮以多元性与离散性为鲜明特征。其多元性主要表现为民粹主义加剧、无政府主义弥漫、工团主义抬头；其离散性主要体现在多元社会思潮的受众目标明确且彼此拒斥。应当明确的是多元社会思潮的表象化与异质化是苏俄“国家自由”在其思想文化领域的逻辑延伸与现实彰显。可是，这些社会思潮既没有反映苏俄的社会现实、助力社会发展，也没有丰富国内工农群众的精神生活、匡正行为失范。反倒是对工农群众进行反社会主义的错位价值引领，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主流意识形态进行多维度的批驳，对俄共（布）的执政合法性进行系统性的质疑，进而在意识形态领域对俄共（布）的执政安全构成重大隐患。为应对来自意识形态层面的考验，列宁主张改进并加强党的意识形态与政策宣传工作。
三、改进并加强党的自身建设——提升执政的科学性
实验结果显示，采用PDCA管理后，我院中提前抽血标本、试管错误、漏抽血标本、登记错误、样本遗失的情况较质量管理前更优，组间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1。
执政党自身的先进纯洁与团结统一是保证执政安全的核心要求。政策转变时期，俄共（布）党内面临的主要问题恰来源于这两个方面：一是“干部上级任命制”与“战斗命令服从制”的负面效应日益显现，命令作风与官僚主义使俄共（布）党的正面形象受损；二是党内反对派的活动使党的政策难以得到各级党员领导干部与工农群众的认真领会和坚决贯彻，党的先进性、纯洁性与战斗力受到挑战。这些现实状况使得俄共（布）党的战斗堡垒有从内部瓦解的风险。对此，列宁要求全党必须具有危机意识、忧患意识，要充分认识到在这一时期应对党建考验的重要性与紧迫性。在提出问题的同时，列宁也身体力行深入思考了相关问题，并形成了重要思想。
1.切实提升党的执政能力、消除官僚主义弊病是维护执政安全的关键举措
在政策转变时期，俄共（布）的执政主题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其历史使命与功能定位面临着一系列的转变升级。其中，最为迫切的是，俄共（布）需要将自身的执政能力与国家建设发展的现实需要有机结合起来，实现从能够保卫国家向能够建设国家的转变。然而，俄共（布）的党员与领导干部在十月革命后三年的时间里，更多面对的是政治军事战线上的考验，并没有很好地在国家建设与发展层面经受历练。这就使他们在面对丰富的国家建设内容时，暴露出自身素质与治理能力不足的问题，党的很多干部在工作岗位上庸碌无为、刚愎自用，并由此带来了官僚主义的复活。列宁敏锐地意识到了这种危险，并在有关会议上引喻火车转轨表达了对这一现实状况的担忧。他说，完成事关国家前途命运的工作重心转移，就好比将一列火车转移到另一条轨道，“要让这列火车转上另一条轨道，而有些地方连轨道都没有，那就需要集中精力，需要知识，需要极大的毅力。由于农民和工人群众的文化水平不能适应这一任务，同时我们几乎99%的人都已习惯于军事政治任务，我们这里官僚主义又复活了”[1]（P354）。
为有效应对官僚主义给俄（共）布带来的执政危险，列宁主张采取以下办法。第一，通过有针对性地学习来增强执政本领，从根源上解决官僚主义复活与滋长的问题。他说，“问题的实质在于我们的人员不善于处理问题，他们用知识分子的和官僚主义者的主观计划来代替实际工作。”[1]（P355）他接着说：“而目前在我们这里对这个问题持错误态度的正是共产党员著作家和共产党员行政管理人员，他们不能理解，这方面应该多向资产阶级专家和学者学习，少玩弄些行政手段。”[1]（P34）这就是说，克服官僚主义关键要从增强党员领导干部的执政本领入手，要让他们向有能力、有经验的专家学者学习，真正做到实干，而不是将问题片面地归咎于所谓旧的专家名流的蓄意破坏。第二，倡行制度规约，主张切实发挥工农检察院和中央监察委员会对各级党员领导干部的监督作用。值得指出的是，作为苏俄国家监察机关的工农检察院在1920年初即宣告成立，设立这一机关就是为了促进国家职能机构的办事效能，同官僚主义等不正之风作斗争。但那时苏俄还处于国内战争的关键阶段，“优秀的工人都派到前线去了，而农民群众限于文化水平又不能大量提供工作人员”[1]（P49），所以工农检察院的工作几乎处于停摆状态，并未起到监督检查的作用。此时，基于官僚主义复活的现实情况，并且“因为党和苏维埃机关错综交织，联系密切”[1]（P433），列宁着重要求工农检察院切实履行所属职能，扮演好在反官僚主义斗争中的利剑角色。对于中央监察委员会，列宁则同样要求相关负责人切实担起责任，“以使监察委员会确实成为真正体现党和无产阶级良知的机构”[1]（P37）。第三，坚持密切联系群众，积极吸收并借鉴基层工农群众反对官僚主义的实际经验。列宁说：“如果我们要同官僚主义作斗争，那我们就应当吸收基层群众来做这项工作。我们应当知道：某个工厂有些什么经验，它们为驱逐某些官僚主义者做了什么，某个街区的管理组织和消费合作社有什么经验。”[1]（P245）在列宁看来，群众的力量与智慧亦是反对官僚主义的重要动力源，如果能够做到从群众那里汲取相关经验和现实做法会使党的反官僚主义工作事半功倍。
湾区经济具有高度开放、创新引领、宜居宜业、区域协同、集聚发展等显著特征。在历史上，湾区经济的发展主要经历了四个阶段：港口经济、工业经济、服务经济、创新经济。
2.辩证看待党内反对派问题
列宁认为要辩证地看待党内反对派问题以提升执政的科学性，做到既能同“反对派中的不健康分子进行斗争”[1]（P34），也能够汲取其中的健康分子提出的“许多完全健康的因素”[1]（P306）。国内战争胜利后，俄共（布）面临着苏俄建设的诸多现实问题。站在政策转变的路口，俄共（布）党中央围绕苏俄未来建设的若干问题展开了一系列讨论。可是，随着讨论的不断深入，原本正常的问题探讨却变成了争论，进而演化成了派别活动，使俄共（布）党中央内部产生了裂痕。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即是以托洛茨基为首的反对派在公会管理方式、职能设定和组织架构等问题上与党中央意见分歧的公开化。此后，以布哈林为首的缓冲派、以施略普尼柯夫为首的新工人反对派等派别的活动也日益频繁，党内斗争日趋复杂化与尖锐化。在此基础上，“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都已经聚集到（显然现在还在继续聚集到）反对派的周围，他们造谣生事，散布极其恶毒的言论，制造流言蜚语，千方百计地诬蔑党，诽谤党，加深党内冲突，破坏党的工作”[1]（P306）。
针对因党内斗争导致的危急处境，列宁提出，不应再使党的工作在争吵徘徊中停滞，而是应该团结全党在全俄代表会议决议的基础上前进。他具体主张：第一，规范党的议事程序，事关党的重大问题必须以民主集中的方式通过党的正常程序加以解决，在党中央内部就某一问题无法达成共识时，可以交由全党进行讨论以明辨真理。同理，当党的地方代表大会产生难以解决的分歧时，也可以向中央委员会申诉。第二，完善党的组织制度并执行铁一般的纪律，严禁派别活动在党内出现。第三，要将原则性问题与非原则性问题区别开来，对反对派在原则问题上所犯的错误要不留余地的批判，对非原则性问题则可以经过讨论在寻求“最大公约数”的基础上适当让步。与此同时，列宁对民主与集中的辩证关系也加以阐述，他指出，尽管不允许企图分裂党自身、分裂党与工农群众联系的派别活动存在，但要允许不同声音在党内有活跃度，特别是在对待反对派的问题上不能绝对化，他们所提出的符合实际的意见是值得认真思考并借鉴的。例如，列宁在谈及工人反对派在加强基层组织建设的意见时指出，“反对派把尽快实现转变、尽量吸收年轻的新生力量、吸收地方工人担任比较重要的职务作为自己口号，他们的这种意图、倾向和纲领自然是非常健康的。”[1]（P34）列宁在谈及托洛茨基的“党内进行思想斗争，并不是要互相排挤，而是要互相促进”[1]（P307）观点时也表示了认同。可见，列宁在注重维护党的团结统一、维护党中央权威的同时，对维护党内持不同意见同志的正当权利、营造党内民主氛围也是高度重视的。
四、列宁思想对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执政的现实启示
站在新时代崭新的历史起点上，习近平总书记明确强调：“全党要清醒认识到，我们党面临的执政环境是复杂的，影响党的先进性、弱化党的纯洁性的因素也是复杂的，党内存在的思想不纯、组织不纯、作风不纯等突出问题尚未得到根本解决。”[8]（P61）这就是说，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环境也并非绝对安全，应对党的执政考验、维护党的执政安全仍是全党要重视的现实问题。在新的历史方位上，列宁的相关思想对维护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安全仍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1.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筑牢中国共产党执政的民心之基
在列宁的思想上，俄共（布）之所以能够赢得广大工农群众的支持，完成从革命党到执政党的身份转变，关键在于它能够坚守马克思主义政党的人民立场，能够适时通过制定正确的战略策略满足工农群众的现实需要。苏俄国内战争结束后，随着执政环境的变化与群众民生需求的丰富，当俄共（布）迟滞的民生政策与工农群众的现实向往产生离心力，进而致使执政的民心根基动摇时，列宁要求全党必须站稳执政立场，倾听群众呼声，提出解决办法，以重新赢回民心，维护其执政安全。列宁注重民生发展、坚守马克思主义政党人民性的思想与实践，仍应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过程中被发扬，并应用以在新时代进一步巩固中国共产党执政的民心基础。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确立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把推进民生和社会治理工作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的两项根本任务，致力让发展和改革的成果更多、更好、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这亦是我们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使命初心的外化彰显。步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向往的需求层次与需求质量进一步提升，这更是要求我们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围绕“人民美好生活需要”这一民生主题在执政过程中不断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安全感、幸福感，只有时刻关注解决人民群众最急最忧最怨的问题，紧紧联系人民，不忘思考执政为了谁、依靠谁的问题，才能为我们党的长期安全执政筑牢民心之基。
2.必须坚持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绝对领导，守护中国共产党执政的意识形态疆界
在政策转变时期，意识形态领域的诡谲多变严重威胁着俄共（布）的执政安全，面对多元社会思潮对俄共（布）执政的攻讦，列宁主张用实际执政成效树立“榜样”予以回击，并积极拓展传播媒介宣传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与俄共（布）党的政策，进而维护俄共（布）执政的意识形态安全。在新时代，伴随我国国际地位、经济实力的提升及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意识形态领域的形势更加严峻，威胁我们党执政安全的各类思潮甚嚣尘上。在此背景下，坚持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绝对领导、提升主流意识形态传播力与认同力的意义重大，其不仅关系到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发展的生命力，还关系到抵御西方社会思潮对我国思想领域侵蚀的防范力，更关系到人民群众与中国共产党血肉联系的粘合力。因此，我们要借鉴列宁的相关思想在新时代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现实“榜样”对内凝聚价值认同，对外讲好中国故事，并使用融媒体立体化地守护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疆界，维护党和国家的意识形态安全。习近平总书记也曾指出：“做好意识形态工作，宣传思想部门承担着十分重要的使命，必须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9]（P196）他还具体谈到：“做好意识形态工作，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创新。……积极探索有利于破解工作难题的新举措新办法，充分运用新技术新应用创新媒体传播方式，占领信息传播制高点。”[9]（P197）由此可见，习近平总书记对意识形态工作及其传播创新的重视与列宁的前述思想在现实指向上是高度一致的，可以看出前者对后者思想的继承与发展。
3.必须坚定不移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不断提升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
在列宁看来，维护执政安全的核心要求是确保执政党始终是铁一般的党，始终葆有先进性与纯洁性。为此，执政党在执政过程中必须注重加强党的自身建设，不断提升党的执政能力与领导水平，进而能够对可能出现的各种执政风险做出预判以及时规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在提升执政能力与领导水平上也在不断寻求新突破。自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系统性地推进党的建设，以适应不断变化着的复杂执政环境、防范化解各类执政风险。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夺取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的伟大胜利，关键在党。‘打铁还需自身硬’是我们党的庄严承诺，全面从严治党是我们立下的军令状。”[10]（P161）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亦强调：“要深刻认识党面临的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境考验的长期性和复杂性，深刻认识党面临的精神懈怠危险、能力不足危险、脱离群众危险、消极腐败危险的尖锐性和严峻性，坚持问题导向，保持战略定力，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8]（P61）这些话语反映出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在新时代扎实推进党的建设以克服执政危险、维护执政安全的坚强决心，其所折射出的理论内涵与列宁的思想要求更是一脉相承，这也是列宁思想跨越时空界限在新时代中国的现实彰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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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
〔作者简介〕 栗智宽（1995—），男，北京人，南京师范大学东方社会主义研究所研究人员，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生，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东方社会发展理论研究。
〔中图分类号〕 A8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7155(2019)03-0011-07
DOI： 10.3969/j.issn.1671-7155.2019.03.002
收稿日期： 2019-04-03
基金项目： 2018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从十月革命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在逻辑及当代启示”（项目编号：18AZD039）及江苏省研究生科研与实践创新计划项目“新时代坚持维护党中央权威的理论研究”（项目编号：YCX18-1144）的阶段性成果。
（责任编辑 张 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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