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韩东盟八国入境我国旅游与进出口贸易关系的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东盟论文,日韩论文,进出口贸易论文,八国论文,关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 问题的提出
国际旅游是各国居民跨越国界的旅游活动，由此而引起资金、货物和信息的国际流转；国际贸易是不同国家(或地区)之间商品和劳务的交换，由此而引起人员和资金的国际流动。国际旅游与国际贸易有着密切的联系，国际旅游引发国际贸易，国际贸易推动国际旅游[1]。早在2000年，Kulendran和Wilson以澳大利亚为例，采用协整分析和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方法，分析了与美、英、日、新(西兰)四国旅游与贸易的关系，为国际旅游与国际贸易的互动提供了事实证据[2]；2001年澳大利亚学者Jordan Shan和Wilson以中国为例，发现与众多伙伴国在入境旅游与进出口贸易之间存在着双向因果关系[3]；2003年Satheesh和Russell以美国堪萨斯州为例，分析了国际旅游对农产品贸易的促进作用，并认为国际旅游可促进跨国贸易的发展[4]；此后，Khalid和 Al-Qudair分析了伊斯兰国家旅游与贸易互动，发现不同国家之间的关系较为复杂，可以划分为不同的类型[5]。我国旅游与贸易互动关系的研究起步较晚，2008年孙根年提出了旅游与贸易是相互联系的，并依据对24个伙伴国数据的统计，分析了入境客流量与进出口贸易市场占有率的关系；刘珍珍、章锦河采用灰色关联度方法，分析了我国进出口贸易和入境客流量的关系，发现两者之间的关联度在70％[6]；孙根年、王洁洁、马丽君等依据近20年统计数据，分析了中日、中韩及大陆与香港旅游与贸易互动，为此提供了更多实证案例[7-9]。其实，旅游与贸易的互动关系具有阶段性特征，不可能是固定不变的；在分析旅游与贸易的互动关系时，要求我们从某种“大数统计特征”出发，在杂乱无章的现象和事实中，寻求可以把握的必然联系和相对稳定规律，以便解释现象、分析过程、预测趋势。
东盟(ASEAN)，包括印尼、马来西亚、新加坡、菲律宾、泰国、越南等10国。1997年中、日、韩应邀参与，召开了东盟与中日韩“10+3”会议，新的区域合作机制应运而生，成为全球化时代东亚区域合作的主要渠道。本文所选取的8个国家，分别是日本、韩国、菲律宾、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越南和泰国。由于空间距离近，经济增长快，又与我国东部沿海地区相望，是我国对外开放重要的旅游与贸易伙伴。据不完全统计，从1986年到2009年，日韩东盟8国入境我国旅游从62.5万人次增长到1165.95万人次，占我国接待亚洲游客的82.99％，占接待外国入境游客的47.80％；与此同时，进出口贸易从197.16亿美元上升5958.85亿美元，占我国与亚洲各国贸易额的79.06％，占我国对外贸易总额的36.70％。因此，深入研究日韩东盟各国入境我国旅游与进出口贸易的关系，对于通过旅游拉动贸易和通过贸易促进入境旅游发展，最终实现入境旅游与进出口贸易的协调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2 概念模型与理论假设
国际旅游与国际贸易是两个相互关联的系统。国际旅游在全球范围内促进了人员的流动，强化了各国之间文化和信息的交流；国际贸易在世界范围内扩大了商品和服务的供销范围，促进了各国之间的经济交流。早在2000年，澳大利亚学者Kulendran和Wilson在解释“旅游与贸易互动关系”时，曾提出了著名的“马可·波罗假设”及“兴趣与关注假设”，该理论是基于旅游与贸易关系的循环假设；孙根年课题组在分析中国与日本、韩国及香港旅游与贸易互动关系时，增加了“反馈—循环”假设。本文在借鉴上述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从动态演化过程提出一个旅游与贸易互动的三阶段演化模型(见图1)。该模型在逻辑层面首次增加了“容量限制”假设，并将“旅游与贸易互动”关系的时间演替划分为三个阶段，与逻辑层面的“马可·波罗假设”、“兴趣与关注假设”、“反馈循环假设”，“容量限制”假设相联系，试图更全面地阐述旅游与贸易互动关系及动力机制。旅游与贸易互动三阶段模型介绍如下。
图1 旅游与贸易互动关系的“S型曲线”
第一阶段：旅游与贸易低水平且缓慢起始阶段(initial stage)。一般而言，先由国际旅游引发国际贸易，即可称之为马可波罗假设。本假设的哲学基础是：双边贸易是由人的旅行活动引发的。早在300多年前，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来到中国，其目的是为买进或卖出商品，由此拉开了中国与意大利之间的国际贸易，马可·波罗的中国之行可看作是国际商务旅游的先驱。该阶段的特点是，两国之间的出入境旅游和进出口贸易水平较低，并且发展速度较为缓慢，该阶段的旅游多为商务旅游，随着商务旅游的增大，两国之间的贸易增长较快，贸易增长速度高于旅游增长，表现为商务旅游推动国际贸易。进入20世纪，广大殖民地国家纷纷独立，由于国家主权和对人员、商品跨越国境的限制，国际旅游与国际贸易受到国际政治关系的影响，当国家之间建立了外交关系后，先锋的旅游者通过商务旅游推动国际贸易，一个商务客的成功引起其他人的效仿，由此推动两国旅游和贸易逐步扩大。在旅游与贸易互动的起始阶段，两国之间旅游者人数较少，引发的进出口贸易也较小，但是随着旅游规模的扩大，双边的进出口贸易逐渐增长。此阶段，旅游与贸易之间的关系，多呈现斜率较低的直线方程或者是开口向上二次曲线(或指数曲线)。
第二阶段：国际旅游加速增长阶段(acceleration stage)。随着两国之间贸易的增长，促进了两国之间的经济联系，提高了居民对伙伴的关注和兴趣，推动了出入境旅游的加速增长，国际贸易推动了国际旅游的发展，这可称之为关注和兴趣假设。其哲学依据是，国际贸易促进了国家之间的经济联系，经济联系推动了人员的交往，引起更大规模的出入境旅游。具体而言，主要有三条路径：①商务旅游的示范效应，引发了观光旅游者、休闲旅游者的关注和兴趣，从而激发了他们的“跟风”旅游行为；②商品和货物的“广告效应”，引发民众对原产地自然环境和社会经济的关注与兴趣，由此推动了观光旅游和度假旅游；③先锋旅游者的“推荐作用”，推动了后期旅游者出境旅游，其目的地选择贸易伙伴的诱因更多。因此，在商务旅游者的推动下，两国之间进出口贸易继续增长；由于上述三大效应，出入境旅游增长更快，国际贸易推动了国际旅游。旅游与贸易之间的关系，多呈现开口向下的二次曲线、S型曲线或对数方程前半期。
第三阶段：水平较高的平缓发展阶段(terminal stage)。针对特定的目的地和伙伴国，随着出入境旅游的发展，很快就会进入容量限制，两国之间的旅游将进入平稳增长阶段。本假设的哲学依据是：为了保证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GDP的增长率将超过人口自然增长率。随着双边贸易和出入境旅游的增长，在人口增长相对较低的前提下，出入境旅游的增长逐渐接近其容量限制，贸易增长对旅游推动力逐渐降低，出入境客流量增长逐渐平缓稳定。此阶段，随着双边经济总量的增长，双边进出口贸易继续增长；但是，由于受到旅游偏好和市场容量的限制，针对特定国家出入境旅游的增长逐渐减慢。此阶段，出入境旅游与进出口贸易的互动关系，更多表现为贸易对旅游的推动作用，可用对数直线方程模拟。
3 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3.1 数据来源
依据相关统计资料，日韩及东盟8国是我国重要的旅游与贸易伙伴，在整个亚洲入境旅游和对外贸易中分别占84％和70％。各国在人口多少和经济规模上差异较大，入境旅游与进出口贸易发展的时间长短也不相同。其中，文莱、老挝、柬埔寨入境客流量较少，《中国旅游统计年鉴》中无独立的统计数据；缅甸经济落后，外加近年来政治动荡，入境旅游与双边贸易不稳定，故舍去这4个国家。研究所采用的数据包括两个序列：①入境客流量数据，取自国家旅游局编写的《中国旅游统计年鉴》；②进出口贸易数据，取自国家商务部编写的《中国贸易统计年鉴》。本文以“有规范的旅游统计数据”期为准。其中，日本、菲律宾、泰国、新加坡数据为1986—2009年，韩国采用1991—2009年数据，印尼和马来西亚采用1992—2009年数据，越南数据为1996—2009年。
3.2 研究方法
(1)采用近20年的统计数据，在“旅游与贸易互为格兰杰因果关系”的前提下，分国别采用时间序列的非线性相关分析，分析日韩东盟8国入境我国旅游与进出口贸易的发展，揭示其发展过程与阶段性，以及倾向率、增长率和市场份额的变化，认识8国入境旅游与进出口贸易概况。
(2)依据本文提出的旅游—贸易互动三阶段模型及各国入境旅游与进出口贸易数据，本文采用四种模型构建旅游与贸易互动方程，分别是：①直线方程y=a+bx，②指数方程y=Aexp(bx)，③二次多项式
，④对数直线方程y=aln(x)+b。包括入境旅游与进口贸易、出口贸易及进出口贸易三个层面的回归方程，定量认识旅游与贸易互动的关系以及所处的阶段。
(3)为了验证三阶段模型和认识旅游拉动贸易强度变化，本文以1992年和2002年为拐点，计算各国入境客流量与进出口贸易增长率及弧弹性；并以近10年来的统计数据以及所构建的推拉方程，分析处于相对均衡状态下入境旅游与进出口贸易的点弹性和旅游带动贸易强度系数变化。
所谓弹性系数，是指两个相互联系的经济变量增长速度的比率。由于时间间隔的不同，可分为点弹性和弧弹性。点弹性是指曲线上某个点切线的斜率，弧弹性是指曲线上两点之间弧线的斜率。由于本文数据以年为单位，在各阶段比较时采用弧弹性，而在分析拉动作用时采用点弹性。
4 入境客流量与进出口贸易的关系
4.1 日韩东盟8国入境我国旅游的发展
依据旅游引力模型，在正常国际关系和不受危机事件的影响下，某客源国入境我国旅游的规模，主要受该国人口、人均GDP和空间距离的影响。日韩东盟8国，经济发展水平可分为3个等级，日本、韩国、新加坡经济发达，2007年人均GDP在21200—37700美元；菲律宾、印尼、泰国、马拉西亚属于中等发达国家，人均GDP在1440—6400美元；越南经济比较落后，2007年人均GDP只有780美元。从人口的多少来看，印尼、日本人口众多，分别为1.28亿和2.29亿人；新加坡人口最少，2007年只有498万人，其他5个国家人口在2746万—9198万。从空间距离来看，马来西亚相对较远，远隔南中国海与广东相望，其他国家空间距离相对较近。
表1给出了20年来8国入境我国旅游发展及统计特征值。从表1可以看出：日本、新加坡、菲律宾、泰国入境我国旅游起步早，发展历史相对较长；而韩国、马来西亚、印尼入境旅游起步较晚，直到1990年才有统计数据；由于前期的武力冲突，越南入境我国旅游更晚，1996年才有统计数据。汇总1986—2008年8国入境我国旅游，累计接待客流量最多的是日本和韩国，分别为4732万人次和3686万人次，在所统计的8国中分别占37.3％和29.1％；其他6国累计接待的客流量为357万—1010万人次，在8国中的占有率2.8％—7.9％，从大到小依次是马拉西亚、新加坡、菲律宾、泰国、印尼和越南。
为了反映近年来入境旅游的变化趋势，以2001—2007年数据计算趋向率和增长率。趋向率(倾向率)是平稳增长期直线回归的斜率，单位：万人次/年。倾向率最大的是韩国和日本，平均每年净增加48.75万人次和25.9万人次，其他6国的趋向率为4.17万人次/年—9.46万人次/年。平均增长率是按几何增长假设计算的环比增长率，增长率最大的是越南和韩国，平均增长率分别为26.4％和17.17％；增长率最小的是日本只有7.67％，其他5国的平均增长率为10.73％—12.40％。
4.2 日韩东盟8国对华进出口贸易的发展
进出口贸易规模主要受GDP和人均GDP的影响。在日韩东盟8国中，日本和韩国经济规模最大，2007年GDP分别4.38万亿美元和1.05万亿美元；越南GDP最小只有710亿美元。东盟6国中新加坡人均GDP最高，2007年达到34640美元，越南最低只有780美元。表2给出了日韩东盟8国进出口贸易的变化。
从表2可以看出，由于政治关系的影响，韩、越进出口贸易起步较晚，1990年时刚刚开始；其他6国进出口贸易起步较早，1986年时就具有较大规模。汇总1986年—2008年各国进出口贸易额，日韩与我国进出口贸易最大，分别为2.22万亿美元和1.15万亿美元，在所统计的8国中分别占46.53％和24.13％。越南进出口贸易最小，只有987亿美元，占8国的2.07％；其他5国进出口贸易在1678.37亿美元—3715.6亿美元，占8国进出口贸易的3.5％—7.79％。从2001年到2008年，日韩东盟8国与我国进出口贸易快速发展。以倾向率划分，日本和韩国进出口贸易增长份额最大，每年增长240亿美元和222亿美元；其他6国的倾向率较为接近，介于26—62.78亿美元/年；从增长率来看，日本进出口贸易基数大，年均增长率为14.9％；其他7国进出口贸易的增长率均在20％以上。
4.3 入境我国旅游与进出口贸易的推拉关系
现实世界是复杂多样的，不同国家旅游与贸易互动关系，因其人口与经济发展水平，旅游—贸易互动所处阶段，以及所采集数据时段的不同，很难用一个标准的模型去刻画。为了定量分析8国入境我国旅游与进出口贸易的关系，本文首先采用本底趋势线模型[10]，对1989年“六四风波”、2003年“SARS危机”和2008年“汶川地震”影响期的旅游数据进行内插订正；然后采用4种模型对旅游与贸易的关系进行分析，这4种模型分别是：直线方程、指数方程、二次多项式、对数方程。在散点图观察和模型测试的基础上，选取相关系数R和F检验值最大的方程，为旅游与贸易互动的理想方程(见表3)。
我们将双边贸易划分为进口贸易、出口贸易和进出口贸易，分析了三者与入境旅游客流量的关系，以便认识入境旅游与进口贸易、出口贸易的关系。从所统计的时段来看，多数国家包括了1986—2009年数据，时间序列为24年符合建模要求；同时，也包含了1991—2008年这个关键时段，是日韩东盟8国入境我国旅游与进出口贸易发展相对稳定的时段；从相关系数R和F检验值来看，在95％的置信度水平下，相关系数R均大于0.935，F检验值均在55.90以上，方程通过检验，符合预测要求。
4.4 旅游与贸易互动阶段划分与弧弹性比较
为了定量分析日韩东盟8国入境我国旅游与进出口贸易的阶段性，以及在此基础上统计各阶段进出口贸易与入境旅游平均增长率及弧弹性，本文依据时间序列数据绘制X—Y关系散点图，并根据拟合曲线的变化趋势和拐点，将其划分为2—3个阶段。由于篇幅所限，本文略去所绘制的14幅统计图表，仅展示1986—2009年日本入境我国旅游与进出口贸易关系(如图2、图3)。从图2、图3可以发现，1990年和2002年是两个拐点，依此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1978—1990)，入境旅游与进出口贸易很小，但贸易增长快于旅游增长，为旅游拉动贸易阶段；第二阶段(1990—2002)，进出口贸易增长较慢，入境旅游增长较快，为贸易推动旅游段；第三阶段(2002—2009)，进出口贸易增长较快，入境旅游增长较慢，入境旅游旅游容量限制阶段。
由于缺乏前期入境旅游数据，本文依据三阶段假设和相关统计数据，将日韩东盟8国入境我国旅游与进出口贸易划分为2—3个阶段(表4)。从表4可看出，除越南和韩国之外，1990年和2002年是多数国家的拐点，1990年之前为第一阶段，1990年—2002年为第二阶段，2002年—2009年为第三阶段。越南旅游与贸易起步较晚，2005年为其拐点，1996年—2005年为第一阶段，2005年—2009年为第二阶段；韩国经济发达，1990年之前受政治关系制约，无正常的旅游与贸易交往；1991年两国建交之后，旅游与贸易互动迅速进入第二阶段。
比较各阶段入境旅游与进出口贸易的增长速度，可以发现其演化的规律性：①第一阶段，旅游(贸易)弹性小于1.0，贸易增长相对较快。以越南为例，第一阶段入境旅游增长率20.89％，进出口增长率分别为23.55％和20.95％，贸易增长相对较快；②第二阶段，旅游(贸易)弹性相对较高(“约等于”、“等于”或“大于”1.0)，入境旅游增长相对较快，如韩国、日本、泰国、越南。在上述8国中，菲律宾和马来西亚的情况比较特殊，前者以“贸易立国”，后者距我国相对较远，这些因素可能影响到弹性系数，但与第三阶段相比较，入境旅游的增长相对较快；③第三个阶段，由于受到旅游偏好和容量的限制，入境旅游增长速度相对较慢，而进出口贸易增长的速度较快，如日本、新加坡、菲律宾等国家。
4.5 每万人次入境旅游引起的进出口贸易强度变化
2009年受到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我国与主要伙伴国进出口贸易大幅下滑，对国民经济增长构成严峻的挑战。分析旅游与贸易的互动关系，弄清在相对均衡状态下，每万人出入境旅游将引发多大的进出口贸易，为通过出入境旅游拉动贸易或为通过进出口贸易促进入境旅游提供科学依据。
表5给出了每万游客引起的进出口贸易强度。根据数据的走势变化，可划分为4种类型：
(1)韩国、日本市场：入境游客引起进出口贸易强度的变化，呈现两端高中部低的弧线。1992年分别是2.33和2.55亿美元/万人，1999年降至1.34和1.83亿美元/万人，2007年升高到2.17和3.37亿美元/万人；入境游客引起出口贸易强度的变化，1992年分别是1.51和1.73亿美元/万人，1999年降低为0.79和1.75亿美元/万人，2007年高到1.17和2.56亿美元/万人。总体来说，韩日商务游客较多，在中国推销本国商品意识较强，进口贸易强度大于出口贸易强度，平均而言高出0.5—0.8亿美元/万人。
(2)新加坡、印尼市场：入境旅游起步较早，每万名游客引起进口贸易强度的变化，呈现缓慢增长的趋势。1992年分别是1.32和1.31亿美元/万人，1999年分别是1.15和1.67亿美元/万人，2007年升高到1.90和2.60亿美元/万人；每万名入境游客引起出口贸易强度的变化，1992年是1.12和0.53亿美元/万人，1999年为1.28和0.97亿美元/万人，2007年高到3.21和2.64亿美元/万人。总体来说，由新加坡和印尼游客引起的进出口贸易强度相当，2006年以来对出口贸易的拉动作用更强，约高出0.3—0.5亿美元/万人。
(3)菲律宾、马来西亚和泰国市场：入境旅游起步较早，由此引起的进出口贸易强度变化，呈现前低后高快速增长的趋势。1992年引起的进口贸易强度为0.11—0.67亿美元/万人，1999年上升到0.63—1.57亿美元/万人，2007年升高到2.70—3.71亿美元/万人，旅游对贸易的拉动作用逐渐增长；每万入境游客引起出口贸易强度的变化，1992年为0.15—0.61亿美元/万人，1999年提高到0.46—0.70亿美元/万人，2007年高到0.90—1.96亿美元/万人。总体来说，3国商务游客逐渐较多，在中国推销本国商品意识较强，进口贸易强度大于出口贸易强度，平均而言高出0.5—1.2亿美元/万人。
(4)越南市场：入境旅游起步较晚，引起进出口贸易强度变化一降一升。对进口贸易的拉动作用，1996年1.31亿美元/万人，2002年降至0.78亿美元/万人，2007年降到0.58亿美元/万人；引起出口贸易强度变化的趋势是，1999年1.87亿美元/万人，2002年下降为1.50亿美元/万人，2007年升高到2.15亿美元/万人。两者相比较，越南游客入境旅游进口贸易意味较浓，这与越南经济发展相对落后，更需要中国制成品有关，平均而言，引起的出口贸易强度高出1.1—1.5亿美元/万人。
5 结论与讨论
国际旅游与国际贸易是相互联系的。本文从动态演化的角度，提出了旅游与贸易互动的三阶段模型，即：第一阶段旅游引发贸易，第二阶段贸易推动旅游，第三阶段偏好与容量限制，整个演化过程大致呈现一条S型曲线。在此基础上，以日韩东盟8国为例，选取1986年—2009年统计数据，构建了入境客流量与进口贸易、出口贸易、进出口贸易的推拉方程，并进行了相关性R和F检验；以1992年和2002年为分界点，分析各国入境旅游与进出口贸易平均增长率及弧弹性，在某种程度上验证了三阶段假设；最后，分析了1992年以来每万人次游客入境我国旅游，所引起的进口贸易和出口贸易强度变化。结果发现：从1996年到2003年，入境旅游引发的进出口贸易强度较小，大约在0.50—1.80亿美元/万人；2006年以来，随着我国逐渐成为世界经济大国，入境旅游引发的进出口贸易强度达到1.50—3.40亿美元/万人，旅游对进出口贸易的拉动作用逐渐增强。
5.1 国际旅游与国际贸易互动的动力机制
从宏观层面来看，国际旅游与国际贸易互动是国家层面的经济联系与文化交往[11]。一方面，任何贸易都是由人和人的活动推动的，国际旅游是国家层面人的跨国旅游，这种旅游活动必将推动各国之间商品和货物的交流；一方面，国际贸易促进了各国之间的经济联系，经济联系推动了人员交往，即国际贸易推动了国际旅游。从微观层面来看，广义的国际贸易包括了四个方面，即货物贸易、服务贸易、投资贸易和加工贸易，货物贸易引起对伙伴国的关注和兴趣，投资贸易和加工贸易引起管理和技术人员的交流，服务贸易中包括旅游服务贸易，贸易对旅游的促进作用毋庸置疑；现代旅游包括商务旅游、观光旅游、休闲度假旅游、文化旅游等，虽然商务旅游是引发国际贸易的直接原因，但其他旅游活动是否包含商务活动，或者可否在下次旅游时成为商务旅游者其实是很难排除的。由于目前入境旅游采用抽样调查，缺少针对东盟各国的调查资料，微观的机制分析尚待完善。
5.2 旅游引起进出口贸易强度变化与经济发展水平的关系
一个国家的进出口贸易结构，是由该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和供需结构决定的[12]。那么，由入境旅游带动的进出口贸易强度，与各国之间的人均GDP和供需结构是什么关系，本文依据日韩东盟8国进行分析。
表6为近3年日韩东盟8国人均GDP与入境旅游进出口贸易强度。从表6可看出，日本、韩国、马来西亚和泰国经济较为发达，人均GDP和工业化水平均超过我国，由入境旅游带动的进口贸易强度超过出口贸易，说明这些国家居民入境中国旅游具有更强的出口意愿，引起中国货物贸易的逆差。印度尼西亚和越南经济相对落后，人均GDP和工业化水平不敌中国，由入境旅游带动的出口贸易强度超过进口贸易，说明这些国家居民入境中国旅游具有更强的进口意愿，引起中国货物贸易的顺差。新加坡和菲律宾两国情况恰好相反，前者经济发达带动出口贸易强度较大，后者经济落后却带动进口贸易强度较大，这主要与两国人口和经济性质有关。菲律宾人口多、面积大，自然资源丰富，国民经济奉行的是出口导向型经济，所以，入境旅游带动的进口贸易强度更大；新加坡地处马六甲海峡，人口少面积小，依托新加坡港转口贸易发达，入境旅游带动出口贸易强度更大。
5.3 模式的普遍性与各国旅游与贸易互动的特殊性
国际旅游与国际贸易互动是一个动态过程，不可能固定不变或直线式演进。本文在广泛观察调查的基础上，借鉴旅游地生命周期理论，提出了旅游与贸易互动的演化模式，将伙伴国旅游与贸易的互动划分为三个阶段，即：旅游引发贸易的初级阶段，贸易推动旅游的扩张阶段和容量限制的平稳阶段，该模式具有较为普遍的适应性。但是，各国之间人口多少、经济发展、空间距离[13]和开放历史差异较大，同时，由于统计资料和观察时段的不同，旅游与贸易互动呈现不同的曲线形态，本文采用四类方程进行数学模拟。1978年之前我国闭关锁国，1978年改革开放之后，入境旅游与国际贸易才获得发展，而本文的统计数据从1986年开始，所以，多数国家第一阶段相对短缺；由于80年代中越战争和政治关系的影响，越南入境我国旅游与进出口贸易起步较晚，第一个阶段较为明显，这在某种程度上是个验证。
5.4 旅游引发贸易强度变化及其政策意义
研究国际旅游与国际贸易的关系，就是要搞清楚在什么条件下或什么阶段，单位出入境游客能引发多大的进出口贸易，或单位进出口贸易能推动多少出入境客流量，从而为通过旅游带动贸易或为通过贸易推动旅游提供科学依据。虽然这只是均衡状态下，出入境客流量与进出口贸易额的比值，但却是推动出入境旅游与进出口贸易协调发展的关键参数。尽管在个别时期由于某种因素，导致出入境旅游或进出口贸易发生偏离，如2003年SARS导致入境旅游衰退，或经贸代表团访问导致进出口上涨，但是，由于旅游与贸易之间存在着协整关系必将回到均衡状态。从本文的研究结论来看，日本、新加坡、印尼、泰国等是我国传统的旅游与贸易伙伴，入境旅游与进出口贸易已进入第三阶段，旅游对贸易的拉动作用较大；而越南、缅甸等是新的旅游与贸易伙伴，进出口贸易对入境旅游的带动作用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