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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014.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5656 （2000）03—0042—05
一、扩张性财政政策的局限
1998年国家采取了以扩大投资为重点的扩大内需政策，动用了两个1000亿元大规模增加政府对基础设施、储备粮库、农林水利、环境保护等的公共投资。从扩张性财政政策运行一年多的实际情况来看，在初期确实是扩大了内需，使供给过剩、库存增加的状况有所缓解。但是，进入1999年以来，也就是在扩张性财政政策运作未满一年的时候，便出现了经济增长回落、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增长回落的状况。1999年1 季度我国GDP增长率达8.3%，1—2季度降为7.6%，1—3季度进一步降为7.4%。尽管GDP增长率是累计计算的，但仍可看出GDP增长速度的逐季下降趋势。社会消费品零售额1季度增长率为7.4%，1—2季度降为6.4%， 1—3季度进一步降为6.3%，也呈回落态势（注：国家统计局.全国主要经济统计指标[J].中国统计，1999，（5），（8）， （11）.）。由于政府投资没有有效带动社会投资和消费需求的相应增长，投资高峰期过后，投资增幅也很快回落。这样，原来设想通过扩张性财政政策刺激经济增长的期望值很大，而实际表现平平。过去，政府投资一直主导着我国经济的走势，政府调控了投资的规模也就调控了整个经济的走势。
为什么过去我们行之有效的利用扩张性财政政策启动经济的做法这一次未能取得预期效果呢？笔者认为问题的症结在于扩张性的财政投资对经济增长的刺激效果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投资乘数的大小，而投资乘数又与居民消费倾向有直接关系。
二、投资乘数与居民消费倾向
人们之所以认为扩张性财政投资能够刺激经济增长，是因为投资拉动的需求具有乘数作用。宏观经济理论认为，当总投资增加时，可以使总收入的增加若干倍于增加的投资。因为增加了投资，就要增加投资所需要的生产资料的生产，从而可以增加就业，增加企业和工人的收入；企业和工人把这一收入再用于生产和生活消费，又转化为另一些企业工人的收入。如此循环往复，投资的增加可以导致收入的成倍增加和消费需求的成倍增加，刺激生产，增加就业。然而，这一循环往复的过程长短，投资乘数的大小，是和人们取得收入后把多少钱用于消费，多少钱用于储蓄联系着的。投资乘数K的计算公式是：
K＝△Y／△I＝△Y／（△Y－△C）＝1／（1－△C／△Y）
式中△C／△Y是边际消费倾向（增加的收入中用于消费的比例），而乘数K则等于“1减边际消费倾向的倒数”。边际消费倾向越高，投资乘数愈大；反之，边际消费倾向越低，投资乘数愈小。如果边际消费倾向为0.9，那么乘数K就为1／（1－0.9）＝10，即社会增加1000 亿元投资，将增加2000亿元的需求。如果人们增收100元而只消费50 元（边际消费倾向为0.5），那么乘数K只有2，社会增加1000亿元投资， 只不过增加2000亿元需求（注：高鸿业.西方经济学（下册）[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1996.488—491.）。实证分析表明，过去投资扩张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强主要是由于居民边际消费倾向高，从而投资乘数大所致。本次投资扩张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小，作用时间短，主要是由于居民边际消费倾向明显变小，从而投资乘数降低所致。
三、居民消费倾向和投资乘数的实证分析
表1和表2给出了我国1980—1998年各年度居民平均消费倾向、各时期的边际消费倾向及投资乘数的变化情况。
表1 我国城乡居民（1980—1998）各年平均消费倾向
城镇居民 农村居民
年份
人均消费平均消人均纯消费平均消
收入支出费倾向收 入支出费倾向
1980 477.6
412.40.8635191.3 162.2
0.8479
1981 498.3
456.80.9167223.4 190.8
0.8541
1982 538.0
471.00.8755270.1 220.2
0.8153
1983 572.3
505.90.8840309.8 248.3
0.8015
1984 661.1
559.40.8462355.3 273.8
0.7706
1985 739.1
673.20.9108397.6 317.4
0.7983
1986 899.6
799.00.8882397.6 317.4
0.7983
1987 1002.2 884.40.8825462.6 398.3
0.8610
1988 1181.4 1104.0
0.9345544.9 476.7
0.8748
1989 1375.7 1211.0
0.8803601.5 535.4
0.8901
1990 1510.2 1278.9
0.8468686.3 584.6
0.8518
1991 1700.6 1453.8
0.8549708.6 619.8
0.8746
1992 2026.6 1671.7
0.8249784.0 659.8
0.8416
1993 2577.4 2110.8
0.8190921.6 769.7
0.8352
1994 3496.2 2851.3
0.81551221.01016.8 0.8328
1995 4283.0 3537.6
0.82601577.71310.4 0.8306
1996 4838.9 3919.5
0.81001926.11572.1 0.8162
1997 5160.3 4185.6
0.81112090.11617.2 0.7738
1998 5425.1 4331.6
0.79842162.01590.3 0.7356
资料来源：根据《新中国50年》，中国统计出版社1999 年版， 第591～592页数据计算。
表2 我国城乡居民各时期消费倾向和投资乘数
时期平均消费边际消费投资乘数
倾
向 倾向
1980-1998 0.8339 0.7584
4.14
1980-1989 0.8619 0.8995
9.95
1990-1994 0.8397 0.8000
5.00
1995-1998 0.8002 0.5871
2.42
注：本表数据根据表1计算得出。
根据表1和表2的数据，80年代以来居民消费倾向的变化以下几个特点：
1.80年代城乡居民消费倾向普遍较高，而且居民（特别是城镇居民）消费倾向受投资需求主导，投资增长较快的年份消费倾向一般也较高。如1985和1988年我国出现投资膨胀，这两年投资增长率分别达到38.8%和25.4%（注：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1999.184.），相应地这两年城镇居民消费倾向分别达到0.9108和0.9345的较高水平。
2.90年代以来，居民消费倾向出现了明显的下降趋势。城乡居民的平均消费倾向分别从1989年的0.8803和0.8901下降到1998年的0.7984和0.7356。特别是1995年以后居民消费倾向下降的速度明显加快。 从表2可以看出，1995—1998年城乡居民平均消费倾向和边际消费倾向均为80年代以来各时期的最低值。
3.进入90年代以后，消费倾向的变化开始脱离投资变动对它的影响，表现出本身“独立的性格”。如1992—1994年出现经济过热、投资膨胀，但消费需求没有像以前那样随投资膨胀而膨胀，而是出现了不同的走势，从表1可看出这三年的消费倾向稳中趋降。
80年代居民消费倾向较高且受投资需求变动主导有其客观必然性。那时我国经济尚处于计划经济时期和经济转轨初期。在三大需求中，消费需求虽然像一艘巨轮，却一直靠投资需求引航。在短缺经济条件下，由于经济运行中存在明显的增长“瓶颈”，政府调控经济运行的方式主要是直接调控投资，只要把握了投资需求这一引航的方向，也就把握了消费巨轮甚至整个经济的发展方向。当时，消费需求随投资需求同步变化，实际上是两个因素结合作用的结果：一是与基本建设中有40%作为人工费用转化为消费基金有很大关系，二是由于长期商品短缺使居民患有消费“饥渴症”。当投资膨胀时，居民随之增加的收入几乎全部拿到市场上去购物，全部转化为市场购买力。在这种情况下，居民有较高的消费倾向并受投资需求主导也就不足为怪了。
90年代以来，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短缺经济时代一去不复返了，居民消费倾向的变化开始脱离投资变动的影响而按本身固有的规律运动，居民消费倾向出现一定程度的下降是对原有过高的消费倾向的一种纠正，因而是正常的。但是，近几年来，特别是1995年以后，居民消费倾向下降幅度之大，趋势之明显，却不能不引起人们的高度关注。1998年城乡居民消费倾向降到了近20年来的最低点。
近几年来居民消费倾向下降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几项改革同时出台，都要老百姓拿钱，使得居民支出预期不稳定。据河北省城调队测算，仅就住房、医疗、教育三项改革来说，1992—1998年全省城镇居民人均支出增加4040元， 其中1998 年人均支出高达1144元，占同期可支配收入的22.5%（注：河北省城调队.影响城镇居民消费的原因分析[J].城市调查资料，1999，（10）：1—6.）。 目前城镇居民消费倾向下降的主要原因是对各项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心中无数”，担心住房、医疗、教育、养老、失业等一系列改革增加的负担过重。
2.城乡居民收入增长速度放慢，制约了居民消费的增长。“八五”时期我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递增8%，而1996—1998 年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长率降为4.4%。 农民收入增长速度近几年也呈现回落态势。1996年全国农民人均纯收入比上年增长9%，1997年降为4.6%，1998年进一步降为4.4%（注：国家统计局.新中国五十年[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1999.591—592.）。城乡居民收入增长缓慢，降低了居民对未来收入增长的预期，在其需要较多支出的各项改革出台之际，出现缩减生活消费支出就成为一种必然。
3.就业压力大，收入增长不稳定也是影响居民消费倾向下降的一个重要因素。近几年来，城镇职工下岗问题日益突出，据统计， 1995 ～1998年，国有企业下岗职工数量分别为564万、891万、940万和610万（注：高尚全.中国就业形势分析及治理对策[J].宏观经济管理，1999，（8）：10—13.）。随着改革的推进，国有企业隐性失业的显性化将是一个长期过程。根据劳动部的预测，“九五”时期我国城镇需要解决就业的劳动力供给大约为7000万人，而同期由经济发展和自然减员所提供的就业岗位仅有3400万左右。因此，在“九五”期间城镇中仍有3600多万的职工处于失业状态（注：张成考.浅谈再就业工程的实施与创新[J].劳动经济与人力资源管理，1999，（8）：61—63.）。 城镇下岗职工增多，再就业困难不仅使其自身收入不稳定，而且对农村富余劳动力也有着较强的“排斥”作用，直接影响到农民收入稳定增长。城乡居民就业压力大、居民收入不稳定，使人们防范心理增强，从而尽可能多地增加储蓄，减少消费。
居民消费倾向的变化，直接影响到投资效果。从表2可看出80 年代我国城乡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平均为0.8995，投资乘数K为9.95， 即社会增加1000亿元投资，能形成9950亿元需求。而1995—1998年城乡居民消费倾向降为0.5871，投资乘数K只有2.42，也就是说， 通过扩张性财政政策增加1000亿元投资，只形成2420亿元需求。投资乘数之小，远远达不到原来人们乐观的设想，因此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效果不佳也在情理之中了。
四、几点政策建议
根据上述分析，近几年来居民边际消费倾向的下降大大抵消了投资扩张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如能采取有效政策制止居民边际消费倾向下滑趋势，甚至使其有所回升，则投资乘数会提高，同样的投资总量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就会增强。为此，应采取以下政策措施。
1.加大政府对社会保障资金的支持力度，改变居民对未来前景的不确定预期。目前，困扰人们的不是一般的可计量的支出预期增加，而是对未来在医疗、住房、失业、子女教育等方面究竟要增加多少支出，心里没底。为此，政府应该尽快给老百姓一个清单，使人们心里有数。尽快明确、兑现政府的社会保障承诺，解除老百姓的后顾之忧，增加居民对未来的安全感。美国罗斯福“新政”时期推出的社会保障制度改革，使得失业者和在业者都增强了对未来的安全感，由不敢消费转为敢于消费，正是这方面的成功范例（注：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宏观组.宏观政策调整与坚持市场取向[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107—108.）。所以，在继续实行扩张性财政政策的资金作用方向上，除了基础设施投资外，还应考虑对社会保障基金的建立给予足够强度的支持，必要时可发行专项债券用以补充社会保障基金的不足，使社会保障发挥积极作用，增强居民的安全感，由此来置换出居民的部分存款，使居民消费倾向逐渐转向正常。
2.调整分配政策，努力提高居民整体收入水平，稳定和提高居民收入预期。这方面可考虑采取以下措施：一是择机进一步提高城镇中低收入者的主体收入水平。1999年国家增加了城镇中低收入者的工资水平，但与老百姓预期增加的各项支出相比，只是杯水车薪，因而对刺激消费的作用并不理想。因此，国家应在条件成熟时进一步提高职工的收入水平。二是运用积极的财政政策，建立职工工资的正常增长机制，逐步解决居民收入滞后于经济增长的局面。三是使最低工资、最低生活费的保障工作落到实处。
3.认真解决消费信贷存在的实际问题， 努力扩大消费信贷规模。1998年我国商业银行相继推出了住房、汽车消费等信贷业务，在上海、温州等经济比较发达的城市消费信贷发展顺利，全国大多数地区尚处于起步阶段。因存在贷款期短、抵押担保难、手续繁杂、有关法规不完备等实际问题，多数居民对消费信贷的热情不高，消费信贷规模很小。因此，政府要抓紧消费信贷的有关立法工作，商业银行要学习上海等地的经验，认真解决消费信贷中存在的实际问题，积极探索、努力扩大消费信贷规模，提高居民消费倾向。
4.千方百计增加农民收入，提高农民消费倾向。近几年来，农民消费倾向下降的主要原因是受收入不稳定预期的影响，改变农民收入不稳定预期必须千方百计提高农民收入。首先，减轻农民负担是增加农民收入的可靠保证，这方面潜力很大，可以把它和精简乡镇机构、改革费税制度、加强村民自治等结合起来。其次，要加大对农业和乡镇企业的政策扶持，保证农业和非农产业的稳定发展，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提高农民收入。第三，加快小城镇建设，增加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就业机会，从而提高农民收入。从长远来看，城市化是增加农民收入的根本途径。我国目前城市化水平只有30%左右，远低于世界47%的水平，也低于发展中国家37%的水平（注：唐之享.小城镇建设：农村改革和发展的第三次高潮[N].中国经济时报，1999—12—22（6）.），因此大有潜力可挖。
收稿日期：2000—0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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