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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到2013年，我在印度呆了差不多三个月的时间，不算长也不算很短。我没有虚度这段光阴——四处旅行，不停提问。加上2009年在印度北部两周多的观光，以及阅读有关印度文化和历史的书籍，我一度以为对于印度这个国家我是颇有些了解的，至少没有浮泛从众地将它定义为一个地广人多、经济落后、治安糟糕的鬼地方。 然而，因为近两年工作的关系，我开始频繁地与印度同事、与公司的印度团队打交道，才越来越意识到，我对印度人所谓的了解，是停留在一个旅行者的层面，是对于印度中下层社会的认知。比如对印度人身份的刻意强调，又比如通过宗教仪式与谈论信仰灵魂，来获得更高的幸福指数。而这些出没于高级写字楼的印度人与我曾经接触过的本土印度平民差异巨大，正如他们常用的口头禅一样：“我可不是那种印度人”。 跨国职场印度人想扮演的自己 如同全世界人民都熟知巴西人普遍热爱足球一样，印度人对板球的痴迷也是举世皆知。从理论上说，正在进行的ICC T20板球国际锦标赛理所当然是绝大多数印度人的关注点，特别是这一重大国际赛事是首度在印度举办。 然而，我所在的外资公司就一款相关手机应用产品对印度员工和印度白领阶层的抽样调查报告，却给出了一个令人震惊的答案：超过70%的受访者表示，他们对板球毫无兴趣，因为工作过于繁忙，根本不会关注赛程与赛事结果。这其中就包括我们德里分公司负责人之一巴鲁哈先生。我忍不住在社交软件上追问：老兄，说实话，你真的一点也不关注板球比赛吗？几乎是毫无悬念地，巴鲁哈风轻云淡地回复：当然，我可不是那种印度人。 这样的句子，让我想起上一份工作的印度同事、高级英文编辑顾问法赛尔先生。大约一年之前，在驻华外交官和资深记者考察内蒙古的欢迎晚会上，出生于穆斯林家庭的法赛尔豪爽地把一杯白酒一饮而尽之后，对于我讶异的表情和脱口而出的提问，几乎用完全相同的语调，给出了完全相同的答案。 也许为了区别于“那些印度人”，我接触到的印度职场精英几乎是无一例外地努力去除传统认知概念上的印度化特征。譬如，他们大多拒绝传统印度着装，男士的西式衬衫和长裤折线熨烫得一丝不苟，女士——特别是来自北方城邦的女性——则更青睐职业套装或者衬衫牛仔裤。社交酒会或者同事下班小酌聚会，他们往往乐于参与其中，小酌一杯，有关宗教禁忌饮酒的话题之于他们，几乎是一种冒犯。当然，他们会以印度重大节日（往往与宗教有那么点联系）为理由申请假期，但对于信仰问题，他们总是以智慧的口吻表示：信仰是关乎心灵安置的事情，我们十分乐于探索，但请假纯属为了与家人团聚，烧香祭祀的事情与我们可没有关系。 另外一种去印度化则不是外表层面这么简单。诺贝尔奖得主、经济学家阿玛蒂亚·森曾在著作《惯于争鸣的印度人》中总结出，印度人善于理性思考，乐于公众辩论，但懒于务实工作。不过，跨国企业中的印度精英则给人恰恰相反的印象：自信、勤力、低调。这一点可以在萨蒂亚·纳德拉（微软首席执行官）、桑德·皮查伊（谷歌首席执行官）、拉吉夫·苏里（诺基亚首席执行官）、阿伦·萨林（沃达丰前首席执行官）等世界级印度精英身上得以印证。他们并非所领导公司的创始人，但全部是备受尊敬的经理人，他们在担任这些大公司的掌门人之前，已经在一些公司担任过诸多职务，通过逐步晋升走到了跨国企业的金字塔顶端。 当然，印度人的低调绝非默默无声地埋头苦干。他们会抛开中国人对“枪打出头鸟”的顾虑，对团队甚至企业面临的困局勇敢发声，正如拉吉夫·苏里在任职诺基亚移动网络部门期间，是公认帮助诺基亚解决方案与网络业务成功扭转困境的人物。他们也会毫不犹豫地展示自己加班工作的辛苦和认真。譬如我所在的公司，印度团队因为线上直播板球比赛加班至当地时间12点，印度同事会纷纷在80人的工作群里大呼“12小时连轴工作好过瘾”，全不顾虑打扰中国同事的好梦。 与此同时，海外印度精英对自身族裔的认同感又极其强烈。某种程度上，重视本族裔的团结互助可以说是印度人在计算机、医药甚至金融等领域的跨国企业中牢牢占据生物链高端的重要因素之一。印度裔精英阶层很注意帮助本族裔，常常是一个公司来了一个印度经理，如果站住脚，在招聘和工作安排上就会刻意提携本族裔的人，很快就会有一批印度手下。被提携的人也如此炮制，这样藤藤蔓蔓，形成各种团队，自然在管理职位往上走的时候有更多的竞争力。 暗流汹涌：一言难尽的南北之争 尽管在面对外国同事时齐心协力，但印度精英之间的隔阂波澜暗涌，特别是印度南方与北方因为历史与文化产生的隔阂，其程度有甚于中国的南北之争与德国的东西之争。 某种程度上，印度南北部差异其实是来自外部力量的渗透，如上古雅利安人，以及伊斯兰化的雅利安后裔波斯种群。印度北部无论人种、语言、文化都一定程度上近于各文化期的波斯。从外表上看，北方印度人（除去东北部几个邦，这几个邦较多的居民长相几乎与中国人无异）轮廓更为欧化，身材更为高大，肤色也相对浅一些；南部印度人则大多肤色黝黑，身材和面部线条更为圆润饱满。 就语言来说，北方大多数邦对于传统文化和语言的尊崇程度较高，更有意愿推广印地语，从而摆脱英印时期的殖民阴影，而南方因为历史原因，文化认同感较弱，方言更加错综复杂，甚至于接壤的两个邦之间使用连语系都各不相同的语言，往往只能用借英语交流。 从文化层面上来看，虽然印度教在印度全境都堪称第一宗教，但南北地区宗教教义也有区别。种姓制度尽管已经成为历史，但北方人种姓意识仍然较强，高种姓人群数量更多，而南方人的种姓意识较为淡漠。 在国家角度上，南方经济更发达，计算机、制药和外包服务业中心更多扎根于孟买、金奈、班加罗尔等南方大城市，北方则以农业和旅游业为经济主导，这导致南方受过中等以上教育的人口比重高，而北方文盲较多。然而，出于国防安全考虑，印度政府为了抗衡北方两个强邻，将战略中心放在了北部地区，特别是东北和西北诸邦。 在这些因素的交织影响下，印度北方人普遍认为南方人粗鲁无礼，不讲传统，崇洋媚外，缺乏国家意识；南方人则觉得北方人愚昧保守，傲慢懒惰，不愿接受新鲜事物。加上印度人热爱辩论的共性，一旦南北印度人就工作上的问题产生分歧，往往争执得不亦乐乎，谁也不肯稍让一步，反而与外国同事有不同意见时，印度人倒是表现得十分理性克制。 我所在的公司有一项针对印度英语人群的文化类App产品，希望名称使用带有印度色彩的英文词汇，四位德里办公室的北印度同事很快就一个词汇达成共识，而当两位北京办公室的南印度女同事不约而同地提出，这个词语对于南印度用户可能有不同解读时，北印度人立刻爆发了。在人数众多的工作群里，他们完全不顾保持良久的风度，不惜以尖刻的语言攻击南印度文化，甚至直接质疑南印度同事的智商，即便南印度女同事息事宁人地表示“虽然我们不能说服彼此，但这种交流对我来说是很有意义的，谢谢指教”，北印度同事仍然不依不饶地回复“不必客气，尽管我不得不说，对我们而言，同你的争论就是浪费时间，浪费集体的时间”。这导致两位印度女士直接伏在办公桌上哭了起来，并引发了各国同事的群愤。 当然，在后来的工作中，两位女士同德里办公室的配合一如既往地高效，但私下里提到德里办公室的同事们，南印度女士们便不屑地撇撇嘴，表示：“北印度人就是这样没有素质，我们实在不愿意影响工作，但工作之外，让我们搭理他们？做梦吧。” 更残酷的竞争：印度式精英教育的现状 互联网上曾经流传过一个关于印度的段子：在麻省理工学院的计算机专业新生课堂上，美国教授进行着例行点名，当点到一个印度学生时，他笑着说：“你们的印度理工学院也很厉害啊，你为什么选择麻省理工？”印度学生苦着脸回答：“因为我没考上印度理工学院。” 在我们听来，这只是一个段子，然而对于印度人而言，这是真而又真的事实，甚至国际社会也就这一点做了验证。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60分钟”节目曾评论：把哈佛、麻省理工、普林斯顿大学加在一起，就是印度理工学院在印度的地位。美国《商业周刊》则指出，印度理工学院的毕业生是“印度历史上最热门的出口产品”。连比尔·盖茨也在2003年一场硅谷庆典中表示，印度理工学院是“不可思议的学校”。 除了印度理工学院，印度本土最为著名的高校还有印度管理学院，每年约有30万名优秀的印度中学毕业生会毫不犹豫地报考这两所院校，然而它们的录取率不到2%。与之相比，哈佛的录取率是13%。 事实上，就政府针对教育的投资而言，中国政府的金额无疑高于印度政府。不过，印度在教育上花费的资金占政府总开支的比例高过中国。另一方面，中国的教育投资更多地花费在基础教育上，印度则投入到精英教育之中。这使得中国制造业训练了2亿名熟练工人，而印度三分之一的人口仍然是文盲，但400万名软件、金融、医药从业者大大受益。 正如印度工业联合会全球能源与环境委员会主席苏拉戌·帕拉胡在接受采访时所言：“从1950年代开始，印度社会中信息的相对开放，让各个阶层的孩子从小就意识到只有努力学习才有可能成为人上人。在有限的教育资源面前，竞争是非常重要的。” “说实话，我的家庭并不富裕，我的爸爸只是个中学老师，妈妈是家庭主妇，他们简直是精打细算，才能供我在私立中学读书，接受英语教育，”我的印度同事、拥有一个本科学位和两个硕士学位的卡比尔女士这样说，“你不能想象我经历了多么残酷的竞争，才从几万个金奈学生中，幸运地成为SMR大学（南印度泰米尔纳度地区首屈一指的大学，计算机科学工程系的综合能力排名第一）计算机工程的学生，但如果我考不进SMR会怎么样，我真的不敢想象，也许是又一个像我妈妈那样的家庭主妇，为我的孩子接受更好的中学教育、考上SMR而精打细算。” “我曾经接到过五份硕士录取通知书，其中两份来自美国，两份来自英国，包括伊利诺伊大学和密歇根大学，但我还是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印度理工学院，”德里办公室的同事伽罗娜表示，“最起码，印度理工的硕士生可以毫不费力地找到一份年薪在8万美元之上的工作，不论是印度本土公司，还是跨国公司。在印度，这可是一份了不起的薪水。” 残酷的竞争导致挤过高校独木桥的印度人普遍拥有更强烈的自信，而印度大学鼓励独立思考和发出个人声音的教育方针，又让他们毫无顾虑地在跨国团队里发出属于自己的声音，因而得到更多的、来自高层的关注，这恰恰可以解释为何许多来自印度的工程师后来成为跨国企业重要实验室里的骨干。标签：印度理工学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