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元杂剧《诈妮子调风月》的结局，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妮子论文,风月论文,结局论文,元杂剧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元杂剧中，婢女形象塑造得最鲜明动人的有两个：一是《西厢记》中的红娘，一是《诈妮子调风月》（以下简称《调风月》）中的燕燕。红娘以其正直、勇敢、机智的艺术光采烛照千古；燕燕以其聪明、泼辣、倔犟而蜚声剧坛，有口皆碑。然而对两剧的结局处理，批评家们多有责难，尤其是《调风月》一剧的结局，非议居多。认为这是一种妥协的、屈服的、拼凑而成的大团圆结局。
结局对剧中主要人物性格发展历史的完成，保持全剧思想的完整性、统一性，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戏剧结局要安排得巧妙和得当，是颇不容易的。因而结局的被批评和责难，即使名剧也难幸免。元杂剧中确有不少结局是不成功的，正如臧晋叔在《元曲选序》中所言，“故一时名士，虽马致远、乔孟符辈，至第四折往往强弩之末矣”。《调风月》的结局处理，是真实还是空幻，是成功还是失败，本文就这一颇有争议的问题，谈一管之见。
一
《调风月》剧中的燕燕是金朝洛阳一家女真贵族的侍婢。她精明能干，深得主人的信任，但地位的卑贱低微，使她在爱情婚姻问题上踯躅却步，疑信参半。燕燕一上场，便道出了对婚姻的看法。她唯恐被欺骗，决计置身于婚姻纠纷之外。可这样一位颇富主见的燕燕，“才说贞烈，那里取一个时辰”，竟很快坠入情网。贵族公子小千户的到来如同一粒石子在燕燕平静的心湖泛起了层层涟漪。看对方，“家门不是一跳身”，高贵得使人羡慕；面貌又象“官定粉”捏成的“魔合罗”，漂亮得使人喜爱。更主要的是他对自己一往情深：“在意殷勤”自不必说，那满耳的语言儿也“栽排得淹润”，尤为难得的是那“自勘婚”“自说亲”那样主动，对星月赌誓那般志诚。这一切，不由燕燕得出“他怎比寻常世人”的结论。这结论正是她多思多虑的结果，恰与先前的清醒认识相吻合。正因她自以为未违初衷，所以这位往常“冰清玉洁难亲近”，“笑别人容易婚”的婢女，终于投进小千户的怀抱。这位贵族官僚的少爷、世袭千户的继承者，主动“许下我包髻、团衫、绸手巾”，诚心诚意地娶她做“小夫人”，她怎不信以为真呢？更何况燕燕了解小千户的人品，“忒达地、忒知根”。燕燕作为一个婢女，深知自己处境的低微及“眼里无珍一世贫”的悲惨，能当上世袭千户的小夫人便可以摆脱被役使的奴婢的地位，实现从良的愿望。事实上，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一个婢女能争得小夫人的位置，也不失为弃贱从良的一种手段，不失为无边苦海中一条救生的绳索。
元代，蒙古贵族入主中原，他们把沿途俘虏的人口分赠亲属左右作奴隶，甚至一般自由民、色目官吏、富贾也到处拘略和强制良民为奴婢，因而元代奴婢之多为历代所罕见。《辍耕录》载：“今蒙古、色目人之臧获，男曰奴，女曰婢，总曰驱口。盖国初平定诸国日，以俘到男女匹配为夫妻，而所生子孙永为奴婢。①”。这样，奴婢一代一代因袭，永无出头之日。鲁迅在《灯下漫笔》中指出，中国古代社会里“人有十等”，层层压迫，甚至十等里最末一等“台”，即最低等的奴隶，他底下虽然没有臣，但是“有比他更卑的妻和更弱的子在”。那么他的儿子呢，“也很有希望，他日长大，升而为‘台’，便又有更卑更弱的妻子供他驱使了”。妇女处在社会、家庭的最底层，所爱的压迫也最深重。这种等级观念影响之深，实则是中国传统思想代代相因的结果。儒学的鼻祖孔丘，主张男主女从，以女从男好比以地承天，男尊女贱如天尊地卑，《论语·阳货》中毫不掩饰地说：“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至董仲舒更推广为三纲说，而程朱理学的极盛更不知造成多少妇女一幕幕的惨剧。男尊女卑的圣训变成天经地义，妇女的地位每况愈下，几乎被排斥在社会政治生活之外。元代，是中国封建社会中传统思想的巩固时期，兵戈南下更使妇女坠入痛苦的深渊。象燕燕这样处在社会最底层的奴婢更是苦不堪言。元代明文规定：奴婢可以任主子凌辱②；奴婢无辜遭到主子毒打因伤致死，主子可以免罪③；敢骂其主者，“枚一百七，居役二年”④；“敢告其主者处死”⑤。套在奴婢身上的枷锁压得她们喘不过气来。因而挣脱枷锁，改变处境，向往“人”的生活便成了当时娼奴的共同追求。关汉卿笔下的的谢天香，一心指望的是“除籍不做娼，弃贱得为良”，做个“儿女成双”的“自在人”（《谢天香》）。燕燕正是经过勇敢而艰辛的斗争，在当时奴婢如云的社会里“弃贱从良”，当上了世袭千户的小夫人。人，作为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她的追求与生活愿望无不受制于一定的社会环境。燕燕作为一个婢女，社会地位决定她不可能一跃而为世袭千户的夫人，聪明的燕燕自然也不会存此奢望。燕燕的生活要求只是“过今春，先交我不系腰裙”，“专等你世袭千户的小夫人”。唐传奇《霍小玉传》中，小玉所希望的也只是与自己所爱的人欢爱八年即永遁空门，可就连这一微薄的生活要求也终归破灭。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中，“从良”是多么不易啊！作为一个婢女的燕燕，从良的唯一途径就是做个“小夫人”，这是特定的历史环境决定的。
关汉卿的同情总是在被压迫者一边，同时又不断地探索他们的出路。尽管作者还不可能从根本上寻求一条完满解决问题的道路，但已清醒地认识到妓女、丫环都应该弃贱从良，跳出人间的苦海，过真正的人的生活。《调风月》的结局，正是作者从同情被压迫人民的立场出发，反映了那一历史时期人民群众的意志和愿望，符合历史的要求。
二
就全剧来看，燕燕做了小夫人是情节组成的合理部分。在第一折，燕燕便唱出了“专等你世袭千户的小夫人”，这是燕燕梦寐以求的目标。为着实现这一目标，燕燕进行了不屈的斗争。在矛盾冲突刚开始即小千户郊外踏青又爱上贵族小姐莺莺时，燕燕不是逆来顺受，听任命运的摆布，而是采取了针锋相对的抗争。她对小千户视为珍宝的定情信物极端蔑视，近乎疯狂地吼道：“我敢摔碎这盒子，玳瑁纳子交石头砸碎。这手帕剪了做靴檐，染了做鞋面，捋了做铺持。一万分好待你，好觑你。如今刀子根底，我敢割得来粉零麻啐！”（第二折〔上小楼〕）在这里，“刀子根底”正是燕燕倔犟性格的象征。燕燕刚强、泼辣的举动自然激怒了小千户，于是矛盾冲突继续发展。小千户竟用如此毒辣的手段，撺掇老夫人指派燕燕去莺莺家为他求亲说媒。在这种人性灭绝的强权与残暴面前，燕燕的内心并未屈服，善罢甘休。她利用说亲的机会，想破了这门亲。破亲不成，便不顾亲朋满座，更不顾部尚书、世袭千户的赫赫声威，在小千户与莺莺的婚礼上尽情控诉小千户的背信弃义，诅咒他们的婚姻，以发泄心中的积怨和愤恨，戏剧冲突因而达到高潮。这场大闹既是燕燕那“刀子根底”锋芒的必然展露，也是燕燕气性高的性格的合理发展。一个位卑势弱的小丫头竟一正压百邪，凌厉的攻伐终于大获全胜，相公夫人不得已“许以第二夫人做”。这胜利不是乞求来的，而是通过斗争得来的。在《拜月亭》、《谢天香》剧中，女主角虽也作了某种方式的斗争，但她们的结局却并非斗争的结果，而是出于意外的奇遇，是“绝处逢生”的大团圆结局。而燕燕作了小夫人，完全是她经过不懈的斗争获得的，没有恩赐，也非奇遇。“这些被压迫的女性，原来也都是淳良、温柔的，由于她们能坚持自己的正常生活愿望，使得反常社会吞噬不了她们，反过来，却使反常社会在她们身上碰了钉子，倒了霉。”⑥燕燕是这样，关汉卿笔下的赵盼儿、谭记儿同样如此。因而燕燕做了“小夫人”决非屈服、妥协，而恰恰是燕燕倔犟的、不好惹的反抗性格的完成。这一结局符合人物的行动逻辑，又是情节结构的合理发展。
有人说，若要写够燕燕的倔犟，就该让她出走。试想，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她能走出去吗？“诸奴婢背主而逃，杖七十七”⑦，捉回仍送归其主。即便逃离了这家，又能找到什么别的出路呢？十九世纪的挪威，易卜生笔下的娜拉走后怎样？鲁迅在《坟·娜拉走后怎样》一文中指出，娜拉的结局，不是堕落，便是回来。十九世纪的挪威尚且如此，那么处在专制禁锢的十三世纪中国元代的燕燕，不论怎样挣扎也逃脱不了鲁迅所预言的两种命运。
关汉卿的创作方法是现实主义的，他所创造的形象深植于现实的土壤。燕燕作为一个婢女，她的行动、生活追求符合其地位和身份。而作家的追求层次的产生，受制于一定的历史环境，追求目标的实现，也离不开历史提供的条件。关汉卿再伟大，也写不出历史尚未提供条件的作品来。
三
优秀的文艺作品应具有一种向上的精神感召力，能给人鼓励和振奋。关汉卿总是选择一些带刺的不好惹的女性作为他笔下的正面人物，突出现实生活中带有积极意义的东西，启迪人们怎样面对人生、积极战斗。因而，关剧中很少呻吟之声，更多的是诅咒之语；很少哀怨之词，更多愤慨之声；没有厌世绝望，而充满激烈的抗争。燕燕便是关汉卿笔下一群不好惹的女性中很突出的一个。燕燕积极反抗并获得胜利，必将鼓舞着处在社会底层、失去了正常生活权力的人们为争取人的生存权利而斗争，只有斗争，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
《调风月》的结局，表现了关汉卿对人性的尊重。燕燕为了摆脱“半贱不良身”的奴隶命运，为争做“包髻白身”的自由人，象飞蛾投火一样舍身追求着光明。她以飞蛾自喻，“咱两个堪为比并：我为那包髻白身，你为这灯火清”（第三折〔紫花儿序〕）。在这个女奴身上，人的意识已经觉醒。她所追求的爱情一开始就包含着挣脱奴隶枷锁争取人身自由的功利目的。她要求幸福、自由，不能容忍人格、尊严被污辱践踏。因此，她发现小千户弃旧迎新后的大闹，既是对灭绝人性的奴婢制度的抗议，也是对幸福、自由的奋力追求。经过抗争，“包髻白身”的目标实现了。关汉卿身处于元蒙入主中原把人成批沦为娼奴的黑暗时代，身处于扼杀人束缚人更为酷烈的宋明理学之间，却从这些被剥夺了做人权力的非人身上发现了人的意识的觉醒，呼唤着人性的激扬发展，确是前无古人的。列宁曾说过，“判断历史的功绩，不是根据历史活动家有没有提供现代所要求的东西，而是根据他们比他们的前辈提供了新的东西。”⑧从这一角度来看，关汉卿的贡献是很了不起的。在中国戏曲史上，燕燕是第一个为争取人身自由而积极反抗的婢女形象。同时期的《西厢记》，婢女红娘也与老夫人斗争过，但红娘的斗争，只是为了她的主子莺莺与张生的爱情，丝毫不是为了改变自己的地位，甚至未曾想到要改变它，所以红娘只能算是“高尚的卑贱者”。而燕燕的斗争纯然是为了摆脱自己被奴役的地位。通过斗争，奴婢的地位改变了，人的资格取得了。故郑振铎说，燕燕是一位“真正的有血、有肉、有情感的‘红娘’”。在中国古代戏曲里，纯然为自己的而不是为了她的主子的爱情作斗争的人物，恐怕只有关汉卿所写的这位燕燕而已。
妇女问题一直是封建社会中比较突出的社会问题。提出妇女问题，反映妇女所受的巨大压迫，一直是文学史上一个重要的主题。从《诗经·氓》，到汉末长篇叙事诗《孔雀东南飞》，晋以后的梁祝故事，唐传奇宋话本，无不将妇女问题鲜明地提出来。异族统治的元代，阶级压迫深重，民族歧视严酷，反映妇女问题更成为有元一代文学的尤为杂剧共同的历史使命。
《氓》表现了对女性被遗弃命运的不平，对男性特权社会的控诉。女主人公从天真痴情的少女，到忍辱负重委曲求全的妻子，最终成为可怜的弃妇。但遭弃后的她只能独自悲伤──“静言思之，躬自悼也”，无可奈何地规劝女性：“于嗟女兮，无与士耽。士之耽兮，犹可说也。女之耽兮，不可说也！”对这位无辜遭弃的少妇，我们更多的是一掬同情之泪。《孔雀东南飞》中的刘兰芝表现了一定的反抗意识，姑且不论。
长诗的结尾，以松柏梧桐交枝接叶鸳鸯相向日夕和鸣来象征他们爱情的不朽，这与晋以后瑰丽的民间传说“梁祝化蝶”一样，都是对叛逆的歌颂，都是反映人们对幸福爱情的追求。刘兰芝、祝英台以身殉情的反抗自有其现实意义，但这毕竟是一种消极的反抗，而且这种以死向社会抗争的力量毕竟是微弱的，也只能以悲剧结局。《调风月》中的燕燕在强权的压迫下，不是自怨自艾，独自悲伤；更没有选择当时千百万被欺凌被侮辱的妇女所选择的自杀道路，而是向不平等的社会冲击抗争并终于取得胜利。这种积极反抗的精神，给人以感召力。某些地方剧改编时，以燕燕悬梁自尽结局，这既有悖于人物行动逻辑，恐怕也背离了作者的创作原则。我们不能以燕燕的死否，来评定结局的成败。
一个地位低微的婢女，做了世袭千户的小夫人，一个被统治阶级视为卑贱的妓女可以封为“汧国夫人”（白行简《李娃传》），这本身就是对封建礼教与门第观念的攻击和嘲笑。她们的最终胜利，明显地鼓舞着青年男女冲决封建罗网，破除门第观念，争取人身自由。因而《调风月》的结局在当时有其积极意义。
注释：
①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卷十七“奴婢”条
②《元典章》卷四十五
③《元典章》卷四十二“打死无罪驱”条
④《元史》卷一百四《刑法三·大恶》
⑤《元史·刑法四·诉讼》
⑥戴不凡《关汉卿笔下妇女性格的特征》，载《关汉卿研究》第一辑
⑦《元史·刑法二·户婚》
⑧《评经济浪漫派》，《列宁全集》第二卷第150页
标签：关汉卿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