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伦理观的理论特色与实践意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主义论文,伦理论文,意义论文,特色论文,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当代美国学者麦金太尔（Alasdair Macintyre）认为，马克思的学说存在两个巨大的遗漏，一个是马克思没有阐明道德在工人阶级运动中的作用问题，“马克思的第二个巨大的遗漏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的道德问题”。（注：麦金太尔：《伦理学简史》，龚群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282页。）麦金太尔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这一批评是不成立的，恰恰相反，科学阐明道德在工人运动中的作用，科学阐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道德问题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任务，马克思主义伦理观的理论特色正是在阐述这两大问题的过程中得以彰显。自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世界社会主义出现严重危机以来，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号召力和影响力被明显削弱，马克思主义的道德理想被认为是不切实际的幻想。能否正确认识马克思主义伦理观的理论特色及其实践意义，直接关系到对马克思主义当代价值的正确判断。如果我们不能正确认识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的理论特色和实践意义，就不能正确理解“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以“以人为本”为核心的科学发展观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继承与创新。
马克思主义伦理观的根本出发点
马克思主义伦理观的理论特色首先表现在，它以实现工人阶级的根本利益作为其根本的出发点。马克思主义的产生、存在与发展始终与工人阶级的历史命运紧密相关。要说明道德在工人运动中的作用，不可能用近代哲学的道德资源，因为，这些道德资源就其本质而言是资产者的道德。在《神圣家族》中，马克思、恩格斯在引证爱尔维修的论点时写道：“感性的印象和自私的欲望、享乐和正确理解的个人利益，是整个道德的基础。人类智力的天然平等、理性的进步和工业的进步的一致、人的天性的善良和教育的万能，这就是他的体系中的几个主要因素。”（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版，第165—166、304、401、407—408、275、626页。）马克思不可能将这些道德资源拿来教育工人，因为这些道德说教强调的都是一般的人、抽象的人的道德属性，看不到工人与资本家在利益上根本对立，而工人运动就是要打破这种对立，使工人阶级这一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弱势群体的根本利益得到实现，这便是马克思主义伦理观的根本出发点。马克思、恩格斯指出：“过去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运动。”（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83、291、772、773、274—275、291、293、275、92页。）离开利益抽象地谈论道德，这不是马克思主义应有的立场；为弱势群体这个“沉默的大多数”作利益上的辩护，正是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合法性依据。
马克思、恩格斯一生的理论创造和实践努力，就是为了揭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秘密、为了实现工人阶级的根本利益，这本身就是一种崇高的道德追求。马克思深刻地指出，私有制使人们变得如此愚蠢而片面，以致一个对象，只有当它为人们拥有的时候，也就是说，当它对人说来作为资本而存在，或者它被人直接占有，被人们吃、喝、穿、住等等的时候，总之，在它被人们使用的时候，才是自己的，尽管私有制本身也把占有的这一切直接实现仅仅看作生活手段，而它们作为手段为之服务的那种生活是私有制的生活——劳动和资本化。因此，一切肉体的和精神的感觉都被这一切感觉的单纯异化即拥有的感觉所代替。人的本质必须被归结为这种绝对的贫困，这样它才能够从自身产生出它的内部的丰富性。马克思指出：“在现代制度下，如果弯腰驼背，四肢畸形，某些肌肉的片面发展和加强等，使你更有生产能力（更有劳动能力），那么你的弯腰驼背，你的四肢畸形，你的片面的肌肉运动，就是一种生产力。如果你精神空虚比你充沛的精神活动更富有生产能力，那么你的精神空虚就是一种生产力，等等，等等。如果一种职业的单调使你更有能力从事这项职业，那么单调就是一种生产力。”（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版，第261—262页。）马克思认为，现代工场手工业即现代分工把工人变成畸形物，它压抑工人全面地生产志趣和才能，人为地培植工人片面的技巧。在这里，马克思的现实批判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不道德性。尽管当代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阶级状况同马克思所描述的状况已有很大的不同。但是，就世界范围而言，情况并没有实质性的改变。
恩格斯通过自己的亲身调查，为我们客观地描述了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挤压下工人阶级处境和整个社会的道德状况，“人类分散成各个分子，每一个分子都有自己的特殊生活原则，都有自己的特殊目的，这种一盘散沙的世界在这里是发展到顶点了。这样就自然会得出一个结论来：社会战争，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已经在这里公开宣告开始。正如好心肠的施蒂纳所说的，每一个人都把别人仅仅看做可以利用的东西；每一个人都在剥削别人，结果强者把弱者踏在脚下，一小撮强者即资本家握有一切，而大批弱者即穷人却只能勉强活命。”（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版，第165—166、304、401、407—408、275、626页。）在当时，有人曾提出工人的“道德堕落”问题，恩格斯对此作了批判性分析。首先，工人的整个状况和他们周围环境使他们道德堕落，工人有很多人很讲道德，即使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也不愿意去偷，而这些人不是饿死就是自杀。其次，“生活的毫无保障、挣一天吃一天的日子，一句话，就是把英国工人造成无产者的那种东西，对他们的道德所起的破坏作用比贫穷还要厉害得多”（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版，第165—166、304、401、407—408、275、626页。）。恩格斯指出，工人由于没有任何保证使自己能够获得最必要的生活必需品，自己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完全受偶然事件的支配，因而，只好尽可能地利用时机占点便宜算了。这样造成了一些人屈服于自己的命运，随波逐流，有一些人成了命运的玩物，过一天算一天。再次，所谓工人的“道德堕落问题”常常是由于工人劳动的强制性。最后，人口的集中和大城市的形成，更加扩大了工人的道德堕落现象。恩格斯认为，人口集中和大城市的发展虽然助长了一些工人的道德堕落，但是“它更促进了工人的发展。工人们开始感觉到自己是一个整体，是一个阶级；他们已经意识到，他们分散时虽然是软弱的，但是联合在一起就是一种力量。这促进了他们和资产阶级的分离，促进了工人所特有的、也是在他们的生活条件下所应该有的那些见解和思想的形成，他们意识到了自己的受压迫的地位，他们开始在社会上和政治上发生影响和作用。”（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版，第165—166、304、401、407—408、275、626页。）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现代大工业造成了工人的片面发展，但同时也造就了它的对立面即共产主义的产生。因为，大工业及其所引起的生产无限扩大的可能性，使人们能够建立这样一种社会制度，在这种社会制度下，一切生活必需品都将生产得很多，使每一个社会成员都够完全自由地发展和发挥他的全部力量和才能。资本家“狂热地追求价值的增殖，肆无忌惮地迫使人类去为生产而生产，从而去发展社会生产力，去创造生产的物质条件；而只有这样的条件，才能为一个更高级的、以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创造现实基础。”（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版，第649页。）只有在这种更高级的社会里，人的自主活动才同物质生活一致起来，而这点又是同个人向完整的个人发展以及一切自发性的消除相适应的。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人的全面发展只有在“真实的集体”中才能真正实现，“个人力量（关系）由于分工转化为物的力量这一现象，不能靠从头脑里抛开关于这一现象的一般观念的办法来消灭，而只能靠个人重新驾驭这些物的力量并消灭分工的办法来消灭。没有集体，这是不可能实现的。只有在集体中，个人才能获得全面发展其才能的手段，也就是说，只有在集体中才可能有个人自由。在过去的种种冒充的集体中，如在国家等等中，个人自由只是对那些在统治阶级范围内发展的个人来说是存在的，他们之所以有个人自由，只是因为他们是这一阶级的个人。从前各个个人所结成的那种虚构的集体，总是作为某种独立的东西而使自己与各个个人对立起来；由于这种集体是一个阶级反对另一个阶级的联合，因此对于被支配的阶级说来，它不仅是完全虚幻的集体，而且是新的桎梏。在真实的集体的条件下，各个个人在自己的联合中并通过这种联合获得自由。”（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版。第84页。）在这里，马克思、恩格斯科学说明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的道德问题，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既是一个理想性的道德目标，又是一个永无止境的历史发展过程。这一目标体现了理想性与现实性的统一，随着历史的发展，它将被赋予更丰富的内涵。由于它具有鲜明的无产阶级“党性特征”，共产党人才将它视作执政的题中应有之义。
马克思主义伦理观的理论定位
马克思主义伦理观的另一个理论特色是它与劝善的唯心主义伦理观相反，唯心主义伦理观把个人意志放在前面，它主张意识不受生活的决定，“自由选择”不受社会条件的决定；而马克思主义则把社会关系放在前面，这是道德理论的根本性变革，因为有了这一规定性，道德理论才可能具有彻底性。历史上曾经发生的、现在正在进行的变了种的殖民地战争，牺牲了几十万、几百万、几千万生灵。谁之过？似乎没有凶手。存在主义说“战争上没有无辜的牺牲”，谁都有责任，谁都没有责任，这就是存在主义自由理论的“用途”。而马克思主义伦理观却彻底地指出，元凶就是生产资料私有制。马克思和恩格斯早在青年时期就指出，战争不是劫数，而是人为造成的，他们发现了战争与剥削阶级的经济利益、生产资料的私人所有者的扩张性追求之间的规律性联系。在《共产党宣言》中，他们用短短两句话概述了他们新获得的认识：“人对人的剥削一消灭，民族对民族的剥削就会随之消灭。民族内部的阶级对立一消失，民族之间的敌对关系就会随之消失。”（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83、291、772、773、274—275、291、293、275、92页。）“当我们把目光从资产阶级文明的故乡转向殖民地的时候，资产阶级文明的极端伪善和它的野蛮本性就赤裸裸地呈现在我们面前，它在故乡还装出一副体面的样子，而在殖民地它就丝毫不加掩饰了”。（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83、291、772、773、274—275、291、293、275、92页。）要消除人类间的、民族间的不平等的秩序，必须消除私有制，“只有在伟大的社会革命支配了资产阶级时代的成果，支配了世界市场和现代生产力，并且使这一切都服从于最先进的民族的共同监督的时候，人类的进步才会不再像可怕的异教神怪那样，只有用被危害者的头颅做酒杯才能喝下甜美的酒浆”。（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83、291、772、773、274—275、291、293、275、92页。）一切自以为已经超越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都不能在理论和实践上驳倒或达到马克思主义理论所具有的这种彻底性。
马克思主义被认为是黑暗中的一股力量，亦或被认为是吹奏起人类变革的嘹亮号角，其原因就在于它揭示了社会历史的发展规律、指明了人类解放和进步的伦理维度。社会主义的现实发展也同样证明了马克思主义是合规律性和合道德性的统一。“马克思的大部分听众都不愿一直听那种没有嘹亮号角的信息”（注：J.A.熊彼特：《从马克思到凯恩斯》，韩宏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版，第57页。），但是，“缺乏嘹亮号角的信息”不仅是现当代西方社会理论的一个特征，也是马克思主义在当代的一个“境遇”，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和道德性受到了空前的怀疑和责难。在西方，有的学者认为，虽然我们需要一种在思想中把握我们时代的方式，需要一个使未来变得比现在更好的计划，但是，这个计划不再提到资本主义、资产阶级生活方式、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和工人阶级。因为，“资本主义”不可能再作为人类不幸之来源的名称起作用，“工人阶级”也不再作为拯救力量之名称起作用。这是当代自由主义的浪漫幻想，打破这一幻想的依然是冷酷的现实。虽然后现代主义对“现代奴役”的悲叹与无奈比马克思早期著作中的异化理论要逊色百倍，但是它终究道出了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一定的“真”。在所谓各种“文明的冲突”背后往往是资本在作怪，其结果是造成无数的不幸和灾难；打着“行善”幌子的“强者”一定要将冷酷进行到底，只见其“恶”不见其“善”，这也是现实。同一个现实，用不同的方式把握，其结论和境界迥异。既然今天的现实仍然是马克思所批判的“现实”的延续和变种，那么弗朗西斯·福山所谓的“大写的历史”就没有终结。
马克思主义把握现实、“掌握群众”的过程，也是其伦理维度被理解和认同的过程。换言之，如果马克思主义缺乏其道德上的合理性和号召力，那么，社会主义的实践便是不可能的。但是，在这里有一个理论上的难题，马克思把抽象的伦理研究看作本质上是思辨的东西而予以反对和摒弃。事实上，马克思在其思想发展过程中，确实同哲学人本学划清了界限，尽管他曾运用过哲学人本学方法对现实社会进行伦理批判。“共产主义根本上不进行任何道德说教”，这是马克思的名言。但是，这句名言被有些人理解为马克思对道德的轻视，马克思主义也因此被指责为缺乏伦理基础的政治上的犬儒主义。马克思的这句名言出自《德意志意识形态》，是马克思同施蒂纳进行论战时提出来的：“对我们这位圣者来说，共产主义简直是不能理解的，因为共产主义者既不拿利己主义来反对自我牺牲，也不拿自我牺牲来反对利己主义，理论上既不是从那情感的形式，也不是从那夸张的思想形式去领会这个对立，而是在于揭示这个对立的物质根源，随着物质根源的消失，这种对立自然而然也就消灭。共产主义者根本不进行任何道德说教，施蒂纳却大量地进行道德的说教。共产主义者不向人们提出道德上的要求，例如你们应该彼此互爱呀，不要做利己主义者呀，等等；相反，他们清楚地知道，无论利己主义还是自我牺牲，都是一定条件下个人自我实现的一种必要形式。”（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版，第165—166、304、401、407—408、275、626页。）这段文字基本表达了马克思主义的道德观，它向我们揭示了马克思主义道德应有的位置。道德不是一种应然法典，它不是现实生活之外的一种规则，不是一种先验的价值论，它只能是现实的反映，道德渊源于历史过程本身，并不受任何狂想或幻想所左右，道德同其他社会意识形态一样决定于社会存在。道德理想并不是神学的或抽象哲学的规范，而是本质上属于社会和历史的要求，而且，它的实现必须通过“个人的受物质制约的生存方式由物质条件加以消灭”的过程。抽象、思辨的道德理论正好相反，它们总是认为有不变的道德命令，现实受它的指挥和安排，当理想与现实存在矛盾时，除了道德说教，便无计可施。而“共产主义者根本不进行任何道德说教”，因为道德说教根本改变不了现实。马克思主义所理解的道德，既不与现实相对立，也不屈服于现实，它是与现实的运动相一致的“存在”。
既然马克思主义道德理论触及到了资本主义私有制，那么，它就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规范伦理学。马克思主义道德理论的功能主要表现在其“批判”和“改造”两个层面的统一上。所谓批判功能指的是它对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不合理性的揭露；改造功能指的是它超越现实的道德态度。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说，“资产阶级在它已经取得了统治的地方把一切封建的、宗法的和田园诗般的关系都破坏了。它无情地斩断了把人们束缚于天然酋长的形形色色的封建羁绊，它使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它把宗教的虔诚、骑士的热忱、小市民的伤感这些情感的神圣激发，淹没在利己主义打算的冰水之中。它把人的尊严变成了交换价值，用一种没有良心的贸易自由代替了无数特许的和自力挣得的自由。总而言之，它用公开的、无耻的、直接的、露骨的剥削代替了由宗教幻想和政治幻想掩盖着的剥削”。（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83、291、772、773、274—275、291、293、275、92页。）在这里，对资本主义的控诉具有二重性。一方面，马克思、恩格斯指出了资本主义的进步性，“它无情地斩断了把人们束缚于天然酋长的形形色色的封建羁绊”，这就使工人阶级能够看到没有幻觉掩盖的压迫；另一方面他们又深刻地揭示了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不人道性，即不道德性。马克思主义的敌人常常从伦理上责难马克思主义。比如，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驳斥了这样一些责难：共产党人力求消灭私有财产，他们要消灭文化，他们力求消灭家庭、取消祖国和民族。对于这些责难，马克思主义的回答是：资产阶级已经在做这些事情。“从宗教的、哲学的和一切意识形态的观点对共产主义提出的种种责难，都不值得详细讨论了”。（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83、291、772、773、274—275、291、293、275、92页。）因为，所有类似的责难都是站在占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的立场提出来的。而马克思主义就是要站在工人阶级的立场上宣判资本主义制度的不合理性，不仅是宣判死刑，而且要求执行死刑。
马克思主义道德理论对资本主义的宣判，没有必要借用哲学家们常用的伦理概念，诸如“正义”、“道德律”、“同情”、“宽容”等等。这是因为“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83、291、772、773、274—275、291、293、275、92页。）工人阶级的斗争之所以是合情合理的，这不仅是因为这种斗争体现了工人阶级的需要和利益因而也体现了他们的伦理观，而且因为他们的伦理观在一定的历史阶段是最合理、最正确的，它代表了历史发展的方向。在这里，历史的判断对于任何特定的社会形式而言，它是相对的；从总的历史过程来看，这种判断是绝对的。因为，直到现在，世界历史的总体结构并未越出马克思的批判所指。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预测说，“生产的不断变革，一切社会状况不停的动荡，永远的不安定和变动，这就是资产阶级时代不同于过去一切时代的地方。”（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83、291、772、773、274—275、291、293、275、92页。）资本世界中越来越多的结构危机、股票行情暴跌、社会福利水平降低和成千上万人的生存受到威胁，难道不是每天都在证实着这个预言吗？早在1845年，恩格斯就曾声明，“为所有的人创造生活条件，以便每个人都能自由地发展他的人的本性，按照人的关系和他的邻居相处，不必担心别人会用暴力来破坏他的幸福”，（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版，第165—166、304、401、407—408、275、626页。）这便是不可转让的人权，亦可称之为“最大的善”。
马克思主义伦理观的实践意义
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唯物主义著作中，道德总是与社会经济、政治制度直接相关，它为一定的阶级、集团的根本利益作伦理辩护。如果离开一定的社会经济、政治制度和一定的阶级、集团的根本利益谈道德，道德便会流于空谈。也就是说，我们认识和研究道德意识形态，必须“始终站在现实历史的基础上，不是从观念出发来解释实践，而是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观念的形成”。（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83、291、772、773、274—275、291、293、275、92页。）历史发展到今天，与马克思所处的时代相比，人类社会的各个领域都发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变化。但是，马克思所揭示的各种社会矛盾依然存在。如果我们不能从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出发、不是从现实出发，而是从一些抽象的观念出发，那么，科学的道德认识便会离我们越来越远。一个客观存在的理论现实是：各种从抽象观念出发的道德理论层出不穷，它们并没有越出马克思的批判所指。
急速推进的世界经济全球化使人们感到世界只是一个“村落”，于是“全球伦理”、“普世伦理”便应运而生，这些道德理论与自由主义政治哲学结合在一起成为一种强大的理论势力。但是，这些理论表面上是从现实出发，实际上是一些抽象的观念出发（如“生命”、“自由”、“人道”等）。也就是说，马克思所批判的“抽象的人本学”、“抽象的人道主义哲学”依然很有市场。马克思认为，抽象的人本学和人道主义总是把人类现实归结为彼此孤立的个人的单独存在，归结为这些个人的个人感受，总是脱离社会关系、社会矛盾去描述人，这样就不能充分具体地理解人类生活，就会对人的本质作抽象的、非历史的理解。在这样的哲学前提之下，所谓“新的道德”、“和谐与爱的社会”、“合乎目的的社会”等道德意识形态便会产生。这些理论在分析人类的道德进步时，总是采取非历史主义的方法，让道德观念凌驾于一切之上。从这里可以看出，马克思主义的道德意识形态理论与抽象的人本学、人道主义的道德观是不相容的，也正因为如此，阿尔都塞看到了将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化的理论与实践上的后果。
我们除了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道德理论批判形形色色的唯心主义道德观念、理论外，还要运用这一理论为社会主义制度、为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辩护。但是，同马克思主义的道德意识形态理论的批判功能一样，其辩护功能也同样受到多方面怀疑与责难。社会主义制度伦理的最根本的任务和最基本的价值是实现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当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受到忽视时，就会发生社会主义制度的“合法性危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整个社会的利益格局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出现了不同的利益阶层，因此有的人认为人民的利益已不再具有整体性，还提“人民的整体利益”和“人民的根本利益”已无实质性的意义。这是试图对社会主义制度伦理进行釜底抽薪式的瓦解。但是，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群众路线，坚持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不管在怎样复杂的情况下，都能清醒地认识到最大多数人的利益是最紧要和最具决定性的因素这一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如何实现社会中最大多数人的利益，这是历史上许多进步思想家共同思考的问题，在马克思之前，这一问题没有得到科学地解决。比如空想社会主义者探讨了西方工业化初期无产阶级的贫困现象，并将消除这一现象作为道义上的课题提出来，为实现贫困的无产阶级的利益，他们设计出了较为详尽的“乌托邦”计划，但是现实证明这种设计是不科学的。马克思通过科学研究，认识到历史上的进步阶级的阶级利益和人类普遍利益有某种吻合，并进一步发现无产阶级能够持久地体现人类解放的根本利益，这就奠定了共产主义理想的现实基础，从而产生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的人民利益观。马克思主义的人民利益观具有如下三个方面的科学依据：第一，马克思主义的人民利益观建立在科学世界观的基础上；第二，通过对资本主义经济的研究，超越了古典经济学的狭隘自然主义的资产阶级思想局限；第三，依据唯物史观和科学的研究，马克思主义者将实现无产阶级根本利益的希望寄托于无产阶级自身。经过八十多年的革命与建设，中国共产党人真正实践了马克思主义的人民利益观，使社会主义的制度伦理得以真正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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