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文化观的现代阐释，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鲁迅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提要 本文从文化理想与文化建设的路径道术两个层面对鲁迅的文化观进行现代阐释。鲁迅早期的文化观是当时最为全面的文化观。然而在近现代启蒙与学术的两难中，对启蒙使命的义无返顾的承担，使得他的文化观在开放性、包容性和宏阔度上出现第一次“收缩与回撤”。而后期对“阶级论”的认同与归属，则是他文化观的一定程度上的再次紧缩。鲁迅文化建设的路径道术主要是社会批评与文化批评。“批判性”是鲁迅留给本世纪的最可贵的文化遗产。
关键词 鲁迅 文化观 文化建设 人文精神 批判性
作为本世纪的文化伟人，鲁迅的文化观无疑是意蕴深邃丰富且值得深入研究的，对于21世纪中国的文化建设而言是宝贵的文化资源。因而对鲁迅的文化观进行现代阐释，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
一、鲁迅文化理想探析
所谓文化理想，是指特定的社会背景和时代氛围下，某一文化传统通过自身深刻的文化反省而对其今后的历史走向的一种历史期待和理论预设。它是一定的知识阶层或个体的文化观念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显性表征，是其参与文化建设的指导方针，最为鲜明地反映着文化观的核心。鲁迅作为思想文化领域的革命家而登上20世纪历史视屏，是与他全新的文化理想分不开的。
鲁迅满腔热忱地吟出“我以我血荐轩辕”的诗句，并非要通过暗杀等路径血肉相搏性命相拼以杀身成仁，而是以“新文明”为历史使命和以文化建设来实现其文化理想和人生理想。对刺杀任务的犹疑[1]和对“竞言武事”的“辁才小慧之徒”[2]的轻蔑，即是明证。
梁启超曾总结近代中国文化反省的发展经过了“器物——制度——文化根本”这样一个逐层递进的历史过程[3]，而鲁迅在《文化偏至论》、《破恶声论》等早期文言论文中，反对“竞言武事”、“制造商估”和“立宪国会”，即已站取了从“文化根本”上进行反省和检讨的高度。他主张“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他的“致人性于全”的“立人”思想和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人国”思想，表明他的文化建设在根本取向上具有鲜明的全方位“再造文明”的气度和意义。反映了他文化理想的立意高远和文化发展战略眼光的闳阔开放性和充分的包容性。
“再造文明”原是胡适在1919年《新思潮的意义》一文中总结新文化运动时的一个说法[4]。我们综观鲁迅早期的论文，不难发现鲁迅在其时的文化理想便有着“再造文明”的丰富内涵。这主要表现为鲁迅文化理想的深刻的人文性或曰人文精神。
“人文精神”是近年来学术界讨论很多而含义仍很含混的一个概念。本文认同这是一个有着中国自身文化传统而又与西方“人文主义”有直接渊源关系的说法。就其“人自身的完善和解放”这一定义而言，鲁迅的“致人性于全”无疑是极富人文精神的；而若以“‘人文精神’不但包括了‘人文主义’的所指，更包括了对于整个社会的一种理想的文明状态的描述与追求”[5]这一定义来衡量，则我们从鲁迅早期文化理想中能寻绎出以下一些内容。1.对物质主义和技术时代对人的自由的压制和对人性的扭曲给予严厉的批判，提出“掊物质而张灵明，任个人而排众数”，从而“人既发扬踔厉矣，则邦国亦以兴起”；2.对唯科学主义是崇，斥“本向上之民所自建……而足充人心向上之需要”的宗教为迷信，致使“浇季士夫，精神窒塞，惟肤薄之功利是尚，躯壳虽存，灵觉且失”，以及“辄欲以所拾质力杂说之至浅而多谬者，解释万事”的“以科学为宗教”的文明发展趋势，提出质疑和批判，倡导“易信仰而非灭信仰”，甚至主张“伪士当去，迷信可存，今日之急也”；3.对强势文明对弱势文明的渗透与征服而导致的古老而优秀的文明的衰落和消亡如“逞神思而施以人化，想出古异，諔诡可观”的神话的消亡这一文明发展态势，表示忧虑和惋惜，指出“吹索抉剔，以动物学之定理，断神龙之必无”这样的非人文的思想和做法是“自白其愚”，肯定“龙之为物，本吾古民神思所创造”，“神思美富，益可自扬”；4.分析并指出近世文明“借暴力以凌四夷”，而“不以艺术思理，足为人类荣华者是尚，惟援甲兵剑戟之精锐，获地杀人之众多，喋喋为宗晖光”[6]的暴力、侵略与战争的畸型发展路向，主张“收艳羡强暴之心，而说自卫之要”的“宝爱和平”思想。从中我们可以看出他对文明的内在演进逻辑和人类的自我管理能力的质疑。而两次世界大战对人性的摧残与毁灭尤其是奥斯威辛集中营的罪恶，正证明了鲁迅敏锐而深刻的洞察力和预见性。
所有这些，都有力地印证了鲁迅早期的文化观乃是当时最为全面的文化观。然而，由于鲁迅上述文化观是在“四邻竞集而迫拶”的严峻情势和深重的忧患危机意识下形成的，因而，不可避免地要受到当时历史文化情境下话语实践的影响和制约。刘禾对“国民性”这一知识范畴和鲁迅的国民性理论的形成所作的卓有成效的分析和研究[7]，即是对这种“影响和制约”的有力说明。本文在此特选取鲁迅对学术的态度的探析，试求由此来反映鲁迅对《新青年》启蒙阵营的自觉认同和站取后，他的文化理想的演化与变异。
简而言之，“学术”可视作对真理的偏重于学理层面的探寻和追求。它通过学人们本乎良知而富有创造性的工作，建立起一个民族的知识——价值体系和文化传统。对于文化建设而言，学术具有根基性的地位和积累、建构作用，是一个民族的文化可持续性发展的带有根本性、全局性和长远性的动力的泉源，但学术之本在于它自己独立的园地和耕耘者辛勤而又聪明的劳作，这一本性又决定了它的“效用”的潜隐、迟滞和久远性，而不是显在、快捷和暂且性。也正是这一特性决定了学术在近现代中国的历史命运：“或忍受主流文化的巨大压力；或附丽于主流文化的观念、意识，成为装饰历史战车的花朵，绚烂而难葆永久之鲜活”[8]。循此思路，我们将鲁迅早期文化观与胡适及“学衡”派的文化主张作一粗略的比较分析。
胡适在总结新文化运动时曾归纳出“评判的态度”、“研究问题与输入学理”、“整理国故”等内容、并指出根本宗旨乃是“再造文明”。而直接标举论究学术的《学衡》派的宗旨则是“论究学术，阐求真理，昌明国粹，融化新知，以中正之眼光，行批评之职事，不偏不党、不激不随”，坚守“智识贞操，学问良知”以“论究学理、培植文化”。将这些主张旨归，对照前述有关鲁迅文化观之人文精神的分析描述，我们不难发现其内在的一致性或曰趋同性。鲁迅反对“言非西方之理弗道，事非合西方之术弗行，掊击旧物、惟恐不力”的“稍稍耳新学之语”的近世人士，主张“稽求既往，相度方来”，“比较既周，爰生自觉”、“洞达世界之大势、权衡较量，得其神明”，“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取今复古，别立新宗”，均可看出“评判的态度”、“中正之眼光”和“昌明国粹、副化新知”的含义。而且，如学衡派批评新文化运动中以近代西方文化代表整个西方文化的论调是“仅取一偏，失其大体”，批评提倡新文化者“于欧西文化无广博精深之研究，故所知既浅，所取尤谬”一样，鲁迅也批评这些“学于殊域者”，“近不知中国之情，远复不察欧美之实，以所拾尘芥，罗列人前”（《文化偏至论》）。
无须作更多的引证和列举。这里，指出他们之间的趋同性，目的意在说明何以鲁迅后来对胡适、尤其对学衡派给于决绝的否定。《学衡》创刊于1921年1月，1922年2月鲁迅即在《晨报》副刊上发表《估〈学衡〉》一文，指出“夫所谓《学衡》者，据我看来，实不过聚在‘聚宝之门’左近的几个假古董所放的假毫光”。而鲁迅与胡适的分歧，就我们所知最早见之于文字记载的是1921年1月3日致胡适信中关于改变“新青年”的性质的讨论中就“是否发表新宣言说明不谈政治”问题的不同态度。胡适在致陈独秀信中认为“若要《新青年》‘改变内容’”，“非恢复我们‘不谈政治’的成约，不能做到”，而鲁迅“代为声明”的复信则明确回答：“我却以为不必”。因为在鲁迅眼里，“《新青年》其实是一个论议的刊物”[9]。
造成这种“反转”与对立的根本原因乃在于鲁迅在近现代启蒙与学术的两难中，对启蒙使命的义无反顾的承担。爱护真理和追求真理贯彻了鲁迅的全生命，但他主要不是从学理、学术层面，而是从革命和改造社会的启蒙事业出发的，他对章太炎的评价即反映了这一点：“太炎先生虽先前也以革命家现身，后来却退居于宁静的学者，用自己所手造的和别人所帮造的墙，和时代隔绝了”，“我认为先生的业绩，留在革命史上的，实在比在学术史上还要大”[10]。笔者认为，正是这一选择使得鲁迅的文化观出现第一次收缩与回撤。
当然，这里的所谓收缩与回撤，是一个并不准确恰切的定性和描述，是就开放性、包容性和宏阔度而言的。事实上，我们知道，就文化与知识结构而言，由理工到医学再到弃医从文，鲁迅是明显地偏向于人文型的知识分子。他深厚精湛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学养与造诣，辑校古籍的才识和治小说史、文学史的功力与成就，无不说明了他若一心治学术，将会在很多领域取得令世人瞩目的学术成就。即如治学方法上，鲁迅提出“凡论往古人文，加之轩轾，必取他种人与是相当之时劫，相度其所能至而较量之，决论之出，斯近正耳”[11]这正如《学衡》诸公注重学术研究中的“心性之体会”、“同情之默应”[12]和陈寅恪倡导的“所谓真了解者，必神游冥想，与立说之古人，处于同一境界，而对于其持论所以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诣，表一种之同情，始能批评其学说之是非得失，而无隔阂肤廓之论”[13]这一学术研究的方法和态度相契应。然而，历史的巨大整合力量使得鲁迅站取了启蒙阵营。“五四前后的启蒙思潮是以标举冲决罗网、解放人性而逐渐获得其主流文化的现代性和合法性地位的。虽然接踵而至的救亡运动使得启蒙未能得到更丰富、更深刻的精神创获，但它却得到了鲜明的急于用世的现实性品格”[14]。我们并非历史决定论者，相反，我们认为就鲁迅的情形而言，这种整合的结果既体现了历史意志，更是有着深切人间情怀和饱满救世热情的鲁迅的个人选择。
关于“历史意志”，我们知道鲁迅在教育部任职期间，曾被为普及社会教育而举办的夏期讲演会聘讲《美术略论》，提倡美育，然而“临时教育会议竟删美育”，鲁迅闻之，在日记中愤而写下：“此种豚犬，可怜可怜！”[15]其中的愤激与无奈，可以想见。从1913年2月发表在《教育部编篡处月刊》上的《拟播布美术意见书》可以看出，鲁迅对美术的深刻独到的见解和倡导美育的热情。仅从这一经历遭际可知，学术研究的困境和真正全方位再造文明的艰难、甚至无计可施。至于个人选择，我们熟悉鲁迅早在弃医从文时便已将实践他文化理想的立足点落在启蒙事业上。“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造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呐喊·自序》）。只是由于《新生》的流产和译介外国文艺的受挫——“后来周树人、周作人两先生合译《域外小说集》，他们都能直接从外国文字译书，他们的古文也比林纾更通畅细密，然而他们的书在十年之中只销了二十一册”[16]，才使鲁迅感到未尝经验的无聊：“我于是用了种种法，来麻醉自己的灵魂，使我沉入于国民中，使我回到古代去……”（《呐喊·自序》）在我们看来，鲁迅这时事实上是在从事着真正的“整理国故”和学术研究工作——搜集研究中国古代的造像和墓志等金石拓本并于后来辑成《六朝造像目录》和《六朝墓名目录》。但相对于他执著的启蒙理想和情怀来说，这寓在屋里钞古碑的生活自然是“寂寞与悲哀”的，是“生命的暗暗的消去”了。
然而，当新文化运动兴起，当“科学、民主、自由、平等”等代表着新文明的词汇进入鲁迅的视听中时，所引起的兴奋和震动恐怕比他初次接触到“进化论”思想时还要强烈。因而，虽然他此前已“反省”、“看见自己”“决不是一个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英雄”，他还是发出了“听将令”的呐喊。虽然他早就看出若人的“灵府荒秽”，那么“纵唱者万千，和者亿兆，亦绝不足破人界之荒凉”，但他还是投身“烛幽暗以天光、发国人之内曜”的启蒙运动，以期“人各有己，不随风波，而中国亦以立”（《破恶声论》）。这乃是知其不可而为之，如西绪弗斯般的悲壮而伟大的事业。
认清了这一点，就不难理解他致力于改造国民精神与陈寅恪的“救国经世，尤必以精神之学问为根基”[17]之间的分歧，也就不难理解他对学衡派的异于启蒙的声音的不能容忍和他后来对胡适“进研究室”的主张的反对了，譬如1925年3月29日致徐炳昶信：“前三四年有一派思潮，毁了事情颇不少。学者多劝人踱进研室……乃是他们所公设的巧计，是精神的枷锁……不料有许多人，却自囚在什么室什么宫里，岂不可惜”[18]。因为这时在以致力于思想革命，社会改造和政治改造来实现其文化理想的鲁迅眼里，对学术的价值和地位已有了新的认识和评判了——“我每遇到学者谈起清代的学术时，总不免同时想：‘扬州十日’，‘嘉定三屠’这些小事情……失去全国的土地，大家十足做了二百五十年奴隶，却换得这几页光荣的学术史，这买卖，究竟是赚了利、还是折了本呢”[19]。
鲁迅的启蒙理想和情怀是如此执著，以致五四新文化运动转入低潮，“《新青年》的团体散掉了”以后，他在厦门大学时，仍“对于此后的方针”“徘徊不决”：“做文章呢，还是教书”？[20]我们认为，这里鲁迅所说的“做文章”，是指他的“社会批评”与“文化批评”这一启蒙事业，而“教书”则是潜心于学术研究和教书育人。因为这时鲁迅“除教文学史外，还拟指导一种编辑书目的事，范围颇大，两三年未必能完”[21]，这里的“编辑书目”，是厦大国学院计划编印《中国图书志》，由鲁迅负责小说类。但鲁迅对这一工作颇为冷漠：“这也只能做到那里是那里。”因为鲁迅清楚启蒙与学术的冲突乃至扦格不入：“因为这两件事，是势不两立的：作文要热情，教书要冷静。兼做两样的，倘不认真，便两面都油滑浅薄，倘都认真，则一时使热血沸腾，一时使心平气和，精神便不胜困惫，结果也还是两面不讨好。”[22]但鲁迅徘徊之后的决断，仍旧是“做文章”——引发了此后上海十年的辉煌。
鲁迅后期文化观的核心是“阶级论”即“无产阶级文化”。“社会主义”是19～20世纪全球范围内最为重要的社会思潮和运动，国际国内蓬勃兴起的共产主义运动实践，尤其是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和社会主义国家的建立，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这一切自然会令鲁迅瞩目心仪，他在30年代大量阅读并翻译有关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书籍，均表明他将建立现代民族国家和新文化的希望寄托在无产阶级政党和无产阶级大众身上。然而由于当时中国无产阶级革命的领导、倡导和宣扬者的误读和改写（受国际国内“左”倾路线和思潮的影响），使得所谓无产阶级文化带上明显的“左”的印记和色彩。对此种现象和倾向，鲁迅已作出基于他的文化观的有力的批评，但最终并未能得到完全彻底的矫正。因而，从这个意义上说，鲁迅对“阶级论”的认同和归属，是他文化观的一定程度上的再次收缩和回撤。在对“第三种人”和“自由人”的批判人，即有所表现。限于篇幅和学力，本文在此不拟展开分析和论述。
二、鲁迅文化建设路径和道术之探析
如果说鲁迅文化观由开放宏富逐渐收缩回撤的演化变异具有深化的意味和历史借鉴意义的话，那么对鲁迅所实践的文化建设路径和道术的探析，则更具有深远的现实指导意义。
任何美好的文化理想或全面的文化观，都要付诸文化建设的实践之中。因而，文化建设路径和道术的择取，具有决定性的意义。鲁迅实践的文化建设路径道术，主要是社会批评和文化批评。这与文化理想的立足点是侧重于“思想革命”和社会政治改造的启蒙策略有关。“批判性”是鲁迅留给本世纪文化建设最可贵的文化遗产之一。
文化反思和文化批判是知识分子的神圣历史使命，也是知识分子的真价值之所在。所谓知识分子，按照通常的理解，是读书人、有知识人。然而，严格说来，“知识分子”这个概念还另有其深刻的人文内涵，并不泛指一切“有知识的人”。“当然，它首先是指以某种知识技能为其专业的人，但他们的兴趣却不能仅仅局限在自己的专业领域，必须超越于个人及其所属团体私利之上，而深深关怀着人类一切有关公共利害之事”[23]。在这个意义上，知识分子成为良心与理智的化身，“人类终极的关怀者”，既是道德主义和理性主义之代表，其使命便是做人与讲理，同时他们又是全社会之“造新血之机关”。“社会上有清明之气，政治上有是非之辨，全靠有一部分人出来作所谓清议，亦就是所谓舆论”[24]，以担当起“提携和诱导”知浅德薄之人的使命和责任。
以这样的视角来看，我们说鲁迅不仅堪称知识分子之楷模，而且他的文化批评和社会批评还是20世纪中国文化最宝贵的传统。
鲁迅的文化批评和社会批评，在统治者的秩序及文化体系中，从来都是站在那些被统治被压迫的人民的立场，以他丰瞻的学识、宏阔的文化视野和敏锐的眼光，来看那些所谓历史、知识与文化究竟遮蔽和掩盖了一些什么，戳破“瞒和骗”的伪装，“真诚地、深入地、大胆地看取人生”——“揭其障蔽，便是公道耳”[25]，从而成为“引导国民精神的前途的灯火”。鲁迅的文化批判和社会批判主要是通过“论时事不留面子，砭锢弊常取类型”的杂感的写作来进行的。这些杂感既针对现实与时代（如大量的时事短评）、又关涉历史与文化（如《流氓的变迁》等），是社会思想和社会生活的艺术的记录，写出了整整一个时代的风貌，铭刻着对人民的爱和对丑恶势力的恨，描写了人民的苦难和斗争、愿望和理想。鲁迅的这些杂感既写得深刻透彻，事理分明，一针见血，道人之所未道；又写得贴切泼辣，论证生动。更重要的还在于，鲁迅的这种社会批判和文化批判通过媒体（书刊报纸等）和大众，和社会建立了一种密切的、有机的联系，对公众生活和时代氛围产生广泛的影响，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对有效的社会变革产生积极的作用。因此，鲁迅的社会批判和文化批判这一实践其文化理想的路径和道术，其文化建设的意义是不证自明的。所谓鲁迅传统，正如汪晖先生在阐发鲁迅传统的当代意义时说的那样：“鲁迅传统的特点，是他的那种深刻的反思特点和深刻的批判性。”[26]
当然，注重和强调鲁迅社会批判和文化批判的意义，并不是说这仅是鲁迅唯一的文化建设路径和道术。鲁迅还以他忘我的牺牲和富有创造性的工作，实践着他文化建设的另一重要的路径和道术，那就是创办文艺社团出版书刊、移植译介异邦文明成果、倡导新兴木刻运动和培养携掖文艺新人等工作。
早在本世纪初，鲁迅就体认到书刊对于文化建设的重要性。肯定沐新思潮者“厉声而呼”，“日鼓舞之以报章，间协助之以书籍”，虽文词诘诎聱牙，使人难于知晓，但“顾究亦输入文明之利器也”[27]。而他一生中，由他主持创办编辑或经他指导协助而创立的文艺社团和刊物之多，译介外国文化之艰辛与成果之丰硕，辑校整理的古籍之珍贵以及培养扶助的文学青年之众，已是世所公认的事实。即如美术一项，鲁迅幼小时便喜爱“老鼠成亲”之类的民间艺术，在“三味书屋”读书时曾描画小说的绣像数本，且终生葆有对美术的喜爱和偏好，广为搜采。以致在30年代，在他不遗余力地提倡和推动下，中国的新兴木刻运动蓬勃地发展起来，并留下了文字甚丰的美术论述。所以有人称誉鲁迅是“中国革命美术的哺育者和导师”[28]。
我们知道近代中国社会的文化特征之一是报刊业的兴起。鲁迅的卓越之处在于既以他的文化取向和社会态度通过社会批判和文化批判这一路径充分利用媒体的效用来实践他的文化理想，又通过自身的创造性活动推动和促进媒体的成熟和发展。在建立知识分子和社会公众、社会公共事业之间的有机联系方面，起到了不可磨灭的历史作用，树立了典范。
三、结语
本文并非对鲁迅文化观和他在文化史上的历史成就和地位进行全面检视和评价，而是力求平情立言地指出鲁迅文化观的演变和鲁迅传统的批判性特点，目的旨在为讨论当代的文化问题和21世纪文化建设问题提供一种思考的向度。我们知道在文化观念上后来的“文艺与工农兵结合”、“上山下乡”、“反右”以及“文化大革命”等一系列文化建设上的走势与策略，相去鲁迅的文化观何其远矣！过于倚重思想领域的斗争和意识形态激情泛滥，都是不从文化根本上进行全面、切实、有效的建设的结果。而对鲁迅传统的阐释和他的批判性的强调，乃是在当前进入媒体的知识分子越来越多的文化情境中对“批判性”的瞩目。随着现代社会信息技术的发展、媒体在公众生活和文化建设中占据着越发重要的位置，同时媒体又日益受控于市场的规则、消费主义的文化以及其他社会力量。在利益标准、物化机制和交换原则广泛渗透，精神萎缩、道德失范、艺术衰颓使人怵目而“大众文化”却凭借其利润效果和现代传媒迅速播散，客观上操纵着文化主流，使文化趋向均质化、模式化、平庸化、粗鄙俚俗化，使大众有丧失自由选择的空间和自我决断的资禀与能力的趋向和危机的当下文化情境中，知识分子如何保持清醒和独立，坚守自己的立场和行使批判的职能，同时，有效地利用媒体的优势参与文化建设而不是“炒作”，又促进媒体更健康地发展，乃是面向21世纪每一个知识分子必须予以认真思考并作出回答的。而这一点，或许正是对鲁迅文化建设之路径和道术的探析，尤其是对他的“批判性”这一传统作出现代阐释的价值与意义所在。
收稿日期：1997—03—20
注释：
[1]许广平《民元前的鲁迅先生》，见《许广平忆鲁迅》，广东人民出版社1979版，第494页。
[2]《文化偏至论》，《鲁迅全集》卷1，第44页。
[3]梁启超《五十年中国进化概论》。
[4]胡适《新思潮的意义》，见《胡适学术文集·新文学运动卷》，中华书局，1993年版。
[5]张汝伦、林晖《关于人文精神》，见王晓明编《人文精神寻思录》，文汇出版社，1996年版，第160页。
[6]以上引文均见《破恶声论》，《鲁迅全集》卷。
[7]刘禾《一个现代性神话的由来——国民性话语质疑》，《文学史》第一辑，陈平原、陈国球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38页。
[8][14]孙尚扬《在启蒙和学术之间：重估〈学衡〉（代序）》，见《国故新知论——学衡派文化论著辑要》，孙尚扬、郭兰芳编，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5年版。
[9]《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导言》，《鲁迅全集》卷6，第238页。
[10]《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鲁迅全集》卷6，第546页。
[11]《科学史教篇》、《鲁迅全集》卷1，第26页。
[12]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下册，中华书局，1988年第2版，第634页。
[13]陈寅恪《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审查报告》，《学衡》1931年3月第74期。
[15]《鲁迅日记一九一二年七月十二日》，《鲁迅全集》卷11，第99页。
[16]胡适《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导言》。
[17]《吴宓与陈寅恪》，清华大学出版社，1992年。
[18]《华盖集·通讯》、《鲁迅全集》卷3，第25页。
[19]《算帐》，《鲁迅全集》卷5，第514页。
[20]、[22]《两地书·六六》，《鲁迅全集》卷11，第184页。
[21]《两地书·四二》，《鲁迅全集》卷11，第179页。
[23]蔡翔《此情谁诉——中国知识分子的历史性格》，浙江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第3页。
[24]张东荪《思想与社会》，上海商务印书馆，1946年版，第192页。
[25]《书信340125致姚克》，《鲁迅全集》卷12，第329页。
[26]《鲁迅传统的当代意义》，《中华读书报》1996年10月30日。
[27]《破恶声论》、《鲁迅全集》卷8，第25页。
[28]张望《鲁迅美术活动年谱》，见《鲁迅论美术》，人民美术出版社，1982年版，第33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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