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改革的经验，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经济论文,经验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改革年代，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主要成就，是提前（1995年）实现了国民总产值翻两番（与1980年相比）的战略任务，在人民实际收入显著提高的基础上，居民生活达到了“小康”水平。中国改革的成就说明了什么？中国改革与俄罗斯改革有何不同？研究中国经验可以得到哪些有益的启示？
第一，中国没有花费很多精力去破坏和批判旧体制，而是集中力量建立新体制。
第二，中国的改革从一开始就面向人，面向人的需要。满足居民对食品和日用品的基本需求，是新建经济结构的主要任务。这就保证了改革在初始阶段便得到广大群众的拥护。
第三，国家领导人研究了本国和外国的经验，得出了必须从本国特点出发，而不能照抄别人处方的结论，果断地走上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中国特色”是根据人口众多、资源有限的基本国情提出的重要决策。
第四，中国没有发生破坏性的经济自由化。经济改革的主要方法是渐进的、分阶段的、经过实践检验的向市场的过渡。这种改革方法被形象地表述为“摸着石头过河”。
第五，市场的主体不是通过破坏现存的国家机构来形成的，而主要是用新的商业机构填补空白。就是说，从改革一起步，就减少经济赤字。为此，不仅动员了国内资金储备，而且积极地吸引了国外资本。
第六，在全力调动微观经营积极性的同时，中国领导人没有放弃对经济的宏观控制。在经济失衡达到临界点时，立即采取控制措施。
第七，改革开放几年的实践就已经表明，在发展多种形式的经济所有制——集体经济、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合资经济（有外资参与）的过程中，形成完全自然的走向市场的道路。沿着这条道路走下去，不仅能保证市场立体的快速发展，而且在按不同所有制形式改变国民经济结构的同时，调整生产和投资结构，使其更接近现实的经济和社会环境的要求。
在中国，人们普遍认为，尽管发生过许多错误，但总的来说，其改革战略是正确的。它把实现改革的自发的（自下而上）和集中统一的（自上而下）两种方法结合了起来。这种方法的实质在于，从一开始，作为决策者“默许”部分地破坏原有的（被认为是稳固的社会主义的）规范。当取得一定结果时，政府就借助法律和法令，改变旧的规范，并引进新的规范，强化已经取得的成果，抛弃那些严重阻碍社会经济进步的制度。
换言之，从中国改革的起步阶段，就抛弃了执行不符合实际的计划或决议的方案，进行了在严重经济危机状态下不得已而采取的果断的实验。看来，这些实验比较正确地回答了现存的问题。中国学者对中俄初始阶段的改革进行了比较，他们认为，中国第一是“提出理论，然后就严格照此办理”；第二是“下河学游泳”。这很有道理。
随着改革的推进，对各种新措施在实践中进行检验的方法，越来越广泛地运用到中国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在激烈的改革大潮中，“摸石头”的战术，有助于避免全面的意外后果。同时，随着改革的深化，寻找较少失误的向市场关系过渡的救命“石头”是越来越困难了（中国经济学家也承认这一点）。
众所周知，中国的经济改革是从推广家庭承包开始的。起初，家庭承包是在边远地区把农民的收入与其劳动成果直接挂钩，使农民脱贫的办法。这种办法很受欢迎，迅速在各地农村自发地推广了。正是由于采用了承包制（与提高商品价格的措施一起），在最初5年中， 农作物的产量提高了1／3，农民收入提高了两倍多。城市居民的食品供给也相应地得到改善，工业的农产品原材料供给也有了保障。而中国农业的这些成就是在没有实行土地私有化的情况下取得的。
中国农村家庭承包制之所以能够迅速推广并取得成效，是由于在过去20年全面集体化过程中，农业人口没有丧失农业劳动技能，保留了依赖土地的传统，没有离开农村。就是说，保留了发展农业的主要条件——能担负家庭承包并有能力真正在田间耕作的人还健在。
从这个意义上讲，自古以来，俄罗斯农村的情况就比较复杂。在广袤的土地上农村萎缩，农民纷纷离开土地，整个一代人的农业劳动技能丧失了。实际上能够经营和愿意重新经营农业的人没有（或所剩无几）了。显然，俄罗斯大片的耕地和中国小块土地的利用有本质上的区别。这决定了两个国家采用家庭承包、租赁或其他农业劳动形式的规模肯定是有差异的。不过，取得长期使用土地的权利将大大刺激农民劳动的积极性。这一事实已被中国改革实践所证明，值得俄罗斯在今后农业改革中予以考虑。
中国改革的成就，在很大程度上也是靠城市个体和集体经济的高速发展取得的。同农村家庭承包的情形一样，实践走在官方决议的前头。尽管由此产生了不少与法律相矛盾的行为（为逃税隐瞒收入，侵吞公共财产，投机倒把等），但从改革初始阶段国内商业活动就活跃起来了。其结果是，公共饮食业、生活服务、零售商业、交通、建筑等服务业的状况明显改善了。
从事此类活动（也包括制造简单的工业产品）的小型国有企业和长期无利润的企业开始转为承包和租赁，卖给集体或个人。结果，这些企业一般都开始取得较好的效益。在小型商业发展过程中，制定了一些措施，克服妨碍其发展的各种不利因素。
这种情况令人想起俄罗斯经营活动政策方面的诸多错误和明显的失败。在小企业界实施的决定、决议往往明显地妨碍劳动者经营活动的积极性。
中国的经验表明，恰恰是这种对小生产者（不是投机倒把者）的正确态度，使得以国产的（不像我国靠进口）日用品供应国内市场，以自己适宜的价格和质量满足绝大多数居民的需求。在劳务领域更是如此，从改革一开始，多数转到集体和个人手中的服务行业不断扩大供应，适应需求，最终保证根本上改善劳动人民的物质生活和精神心理状态。总之，这样做，对一个国家来说付出最小，而收益极大，保证了改革进程获得支持，进而保证了社会的稳定。
最复杂的任务是增强大中型国有企业的活力。虽然千方百计地提高这些企业的自主经营能力，但仍有1／3以上的企业亏损，另有1／3的企业接近亏损。实践证明，国有企业仅仅扮演经营主体的角色，不成为所有制的实际主人和市场的真正主体，就不可能做到自负盈亏，就只能背负着经营危机。与之相联系的是，为了取得生产效益，仅限于“两权分离”（所有权属国家，经营权归企业）原则是不够的。于是决定继续往前走——对所有权本身进行分离，变国有企业为生产资料的所有者（与国家共有），它可以支配其财产和利润并负担亏损债务。
随着改革的深入，股份制作为大中型国有企业所有权分离的一种实现手段得到积极的运用。从1992年开始，加快经济发展和市场改革步伐的方针宣布之后，股份制就成为国家对大中型企业的官方政策，尽管此后股份制一直处于试验的状态。
按照1993～1994年通过的法律和法规，在涉及国家安全、国防工业最新工艺、具有战略意义的稀有金属开采有直接关系的部门和国家垄断行业（外贸、银行系统）不实行股份制。在能源、交通和通讯领域，只允许代表国家利益的法人具有控股权的情况下实行股份制。就是说，中国领导人竭力限制经济基础设施部门的私有化。
独具特色的是，在现存股份制企业中封闭式股份公司占优势，即企业自己的工作人员为股东的企业是多数。在这类企业中，企业劳动者的利益得到了保障，由以往劳动创造的社会财富也有了保障。
在中国，作为法人的公司，其注册条件是主体必须具备生产基地，而且其产品要有社会需求。这样一来，股份制就有了不致崩溃的保证（不像俄罗斯没有预防破产的措施，在很短期间几乎所有企业都走上非国有化道路）。在中国，甚至官方肯定了企业实行股份制以后，仍建议可视具体情况，选择最佳经营方式。这并不奇怪，在实行股份制的同时，继续完善承包责任制，实行租赁和各种混合经营方式。正因如此，在中国国家经常留有余地，避免事件的不良发展。由此，中国领导人在1995～1996年，当国家推行的（而不像改革之初半自发的）结构改革走到尽头时，便把重点由深化国有企业市场改革转到改善企业管理上来。
在中国，活跃市场关系的任务的特点是，改革前夕极端尖锐化的需求短缺，迫使在全国范围内及时而迅速地建立（准确地说是——不妨碍建立）一批有效益的生产企业。
随着各种形式所有制的发展，在中国出现了一些独立的所有制主体，经营活动活了，规模扩大了，最终产品增加了，出现了交换产品的自然需求。为适应现实需求，生产和投资结构改变了。经济对市场信号反应的最初标志出现了，于是，在更大程度上亿万居民的基本需求开始得到满足。
初步走向市场的成绩使市场存在的合法性、市场在中央计划经济中的补充作用得到认可。正是在经济长期停滞之后的改革取得初步成就的基础上，在此后的几年里（而不是先验地）在中国出现了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突破”。1984年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中认为，商品生产是社会主义内部固有的客观基础，就是这种突破的证明。
关于“社会主义计划商品经济”这一问题的提出，其特色在于，它既不同于马克思对该问题的经典论述（在社会主义经济中否定商品生产），也不同于新经济政策时期列宁积极地、但暂时地（在社会主义建成之前）利用商品货币关系的思想，又不同于80年代社会主义阵营许多国家推行的，与其说是寻求与社会主义的兼容性，不如说是否定社会主义。
从80年代中期开始，建立“社会主义计划商品经济”，就成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而当时在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根本性的改革过程才刚刚开始。尽管那些年提出过诸如“计划为主，市场为辅”（1979）、“计划商品经济”（1984）、“国家调控市场，市场引导企业”（1987）等许多理论模式，但正如今天中国学者强调的那样：改革的根本目的是在确保宏观控制的条件下，实现对经济活动的市场引导，也就是在资源配置上发挥市场的基础作用。
1992年中共十四大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目标模式，其实质并不是中国经济市场容许程度的新理论，而是试图在实践上实现对经营活动进行市场调节的决定性的步骤。这一步骤与生产力结构——对占国家工业总产值得40%、占国家财政收入60%的国有大中型工业企业的最重要、最复杂的改造纳入市场轨道，联系在一起。
早在1984年，中国就宣称必须完成这一步骤，而1988年这个问题就已经十分尖锐地提出来了。由于不断加剧的国民经济的失衡和1989年政治的不稳定，加之对国有大中型企业经营机制可能转变的具体形式没有充分的准备，所以相应的决策被搁置了。只是经过3年国民经济调整、 即1992年初邓小平南巡之后，才采取了相应决策。南巡后，邓小平得出了加快改革进程的国内条件和国际环境均已具备的结论。
中共十四大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要性的论断，在学术界取得某种共识，同时激发了沿改革道路继续前进的健康情绪。这个论断说明，尽管存在客观的经济困难，存在理论争鸣，思想有反复，但中国的市场关系继续发展并积蓄着力量。
有一种看法，认为在改革过程中，俄罗斯在很短时期内就成为比中国更市场化的国家了。这种看法与实际情况是否一致呢？如果根据自发的、主要不是国家调控的过程，根据国有制破坏的程度来判断市场经济的性质，那么这种看法是对的。然而，如果计算国内出现的独立的、致力于用本国生产的商品供应广大的国内市场的商品生产者，以及致力于积极参与世界市场经济出口的商品生产者的数量，那么结论恰恰相反。
自然，接下来的问题是：在这种中国模式的改革中，“社会主义”一词对于“市场经济”概念是否只是该国正在发生的完全不同性质进程的理论挡箭牌呢？我以为不是。为什么？
问题不在于中国80年代巨变时代没有拒绝（正如许多国家的作法）“社会主义的选择”，而这里正在建设中的社会今天就叫作“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生活日益证实一个真理：问题不在乎名称，重要的是在这个名称下真正干什么事情。事实上，中国正在以“软办法”进入21世纪的市场，没有发生其他国家那样的巨大的社会损失：既没有毁灭性的经济自由化和物价上涨，也没有极度的通货膨胀；既没有居民物质状况的灾难性恶化，也没有居民社会保障因素的大破坏。
把发展生产力作为中心任务并把它作为评价国家经济政策的标准，这样，就彻底取消了限制社会经济发展的任何借口。中国领导人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解决上述问题。第一，改革之初，把力量调整到生活日用品和服务性生产上来（农业、轻工业、服务业迅速增长）；第二，集中精力解决劳动力就业问题（乡镇企业蓬勃发展，吸收大量农村富余劳力，建立个体、集体经济，谨慎地实施企业破产法，避免城市大规模失业；第三，采取措施，提高作为社会主要生产力的工作人员的培训的质量，改善教育和职业教育系统，创造性地借鉴国外管理生产和培训干部的经验。
如今在中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纲领中保留了“社会主义的特征”。其前提是：（1）以公有制（国家和集体）为主，以个体、私有和国家资本经济成分为辅；（2）以按劳分配为主， 以其他收入分配为辅，既考虑劳动积极性，又考虑公平“原则”；（3 ）保持并加大居民日用品及其社会保障发展领域；（4 ）利用各种调节杠杆防止两极分化并逐步达到“共同富裕”。
借助法律的、经济的和行政的手段，保持社会各阶层利益的平衡，是中国国家宏观调控的一项紧迫任务。可以确信，中国改革的纲领在其实际内容上日益明显的特色，是从资本主义借鉴来的市场经济的效率思想与社会主义保留下来的劳动者社会保障思想相结合。
正如中国经验表明的那样，能否成功地把国家经济带入世界经济体系，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一战备是在国外意志（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建议）压力下制定的，还是首先考虑民族利益的前提下制定的。
中国宣布“向世界开放”的政策以后，作为对其经济进行投资的国外企业家看到这里缺少发达的基础设施、工人技术水平低、法制基础薄弱。然而，所有这些障碍在1979～1980年得到逐步解决。显然，中国政治的稳定是外国投资者对中国进行投资的主要的、决定性的因素。无疑，不能否认，中国有这样一个特殊性——国外投资的绝大部分（70%）是华侨投资。但也应该承认，在国家处于政治危机的情况下，整个中国市场对投资、商贸、发展劳动密集型生产的吸引力可能急剧下降（见证之一，就是1989年6月中国事件之后，国外伙伴的暂时减少）。同样， 毫无疑问，当俄罗斯政权危机令国外企业家不能确信明天他们将与谁共事的时候，此种危机正是国外向俄经济极少投资的一个主要原因。
同时，相似的经济基础条件告诉俄罗斯，更应注意学习中国的经验。首先，两国都是大国，国内需求市场起决定性作用，应以国内投资为主，保证国内市场的发展。外部因素只起补充作用，出口生产的发展必须为进口积累外汇。同时，以出口导向为主、把国外资本作为经济过程的决定性条件的政策对俄罗斯未必不适用。第二，应当注意，改革之前的那种国家所有制的垄断状况必然导致生产下降，并在经济活动大规模自由化的情况下，导致生产的衰退和极度的通货膨胀（这种情况在接受西方“休克疗法”药方并实行货币主义政策之后的俄罗斯已经发生了）。
从直接的行政命令管理逐渐过渡到主要以经济方法调节内部经济关系，成为中国国内经济活动反垄断、反集权的基本目标。他们采取了一系列对外经济活动自由化的措施：提高生产、外贸部门外汇留成；取消国家出口补贴；提供税收优惠；贷款优惠等等。
出于与世界竞争的考虑，中国出口政策的主要任务是提供进口外汇。他们促进制成品出口的优先增长，从总体上不断提高资金密集型和科学密集型产品的比例，努力使更多的出口产品达到国际质量标准。在建立出口生产基地时，国家既投入相当多的资金，也采用指令性方法使某些企业转产，完成出口定货。
在吸引外资方面，采取了相应的优惠政策引进高新技术时，海关和税收给予优惠，最大限度地发挥合资企业的作用。主要标准为总投资中外资占50%以上，出口产品占70%以上，外汇收入与支出顺差。其特点是，随着地区利用合资能力的增强，经济政策的调整达到了“双向目标”；鼓励各地对满足国内落后地区需求的外资实行“开放”政策。
中国外经政策的变化表现在从改革开放阶段在数量上占优势的吸引外资的办法，逐步转向鼓励外资的“质量”，引导外资投向对中国有利的企业；对那些继续利用外资没有经济效益的企业，进行直接的行政限制。
正如中国实践所证明的那样，鼓励与限制措施相结合，积极地利用经济法则、经济杠杆与进行行政调控相结合的办法，能够在外部增长因素充分发挥作用的情况下，优先保证民族利益的实现。
可以断言，保持国家对市场过程的调控，是中国改革成功的一个最重要的条件。在市场过程中，既有直接的调控，也有纯行政的间接调控。事实上，国家控制涉及市场基础设施的各个组成部分。政府鼓励组建各个生产形式的私人企业，并经常报道这些企业的统计数字；借助行政杠杆和借贷税收政策调控引进外资的进程；采取刺激或控制各地“开放程度”的措施，以法律和经济手段限制生产和生活需求的膨胀；不允许价格失控和自由化；积极保护已改革的国有企业职工的社会利益。
显然，关于中国现在已彻底摧毁了中央对经济的调控体系的说法，没有反映事实的真相。在指令性计划系统中保留的工业产品指标不高于7%；对先前的许多指标不再进行核算； 计划内其余指标包括为国家发展而生产的一系列最重要的产品。这本身也可以说明国家控制的投资、价格等的范围大大缩小了。
实际上，中国在相互矛盾的（但就改革结果而论又是必然的）新旧经济机制并存的情况下，国家保留了削弱或加大控制市场过程的能力。
近两年来，中国采取措施，加强国家宏观调控，以减少诸如日渐增大的不同地区，不同所有制之间的差别，中央和地方政权的矛盾、官僚机构的营私舞弊等十分严重的矛盾。保护国有财产，制止地方投资和税收的恣意妄为是中国严格监控的主要对象。
中国不止一次地站在大力加速市场改革的“门槛”上（早在1992年通过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方针的时候，许多专家曾预言“市场的崩溃”），继续按照经过18年试验的方案进行改革，目标是实行十分缓慢、渐进的市场改革，建立国家可以调控的、社会可以调节的市场经济。
“休克疗法”方案（如俄罗斯的方案）可能将人口众多而资源保障比俄罗斯差得多的中国真正置于死地。迅速改革而不造成混乱并保持社会政治的稳定，既是中国经济改革成功的主要条件，也是保证国家现领导人权力在握的主要条件。
中国经济现有资本的有机构成（物化劳动比重小，活劳动比重大）中，剩余产品商品化的程度不高。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由于要求市场发挥资源配置调节的作用，该过程实际上被拉长了。只有增加自愿回收的比例，即把部分必要产品“拿到市场上”，才能加快这个过程。这往往要伴之以人民生活的恶化。客观上讲，在大规模短缺经济中，获得大量剩余产品和适度相对自由再分配的途径，就是通过相当严厉的国家调节，特别是对税收和投资的调节，它既决定着再生产过程的可能性，也决定着明确的社会目标。
在我看来，这种形势证明中国改革战略策略的明智性。我想，这应引起我们的注意并思考俄罗斯改革的实践问题。至于中国改革的诸多成功事例，在俄罗斯改革开始时也是很有益的（可修正俄国的政策）。今天，这些经验的运用对我们一蹶不振的经济来说，显然已经晚矣。
不以摧毁而以建设过程为主的中国经济改革取得的无可争辩的成就是：（1）在多年改革过程中经济持续增长；（2）人民生活水平切实提高；（3）国内社会政治稳定。其结果是中国经济实力增强了， 在国际舞台的威望提高了。
根据1996年通过的社会经济发展计划，至2000年，国民总产值提高4倍（与1980年相比），人民生活达到中等富裕的水平，到2010 年国民总产值比2000年再翻一番。为了完成这一战略计划，确定了两项根本性的国民经济改造任务，包括了国民经济现代化过程的全部内容。第一，把传统计划经济机制改造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机制；第二，由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向集约型转变。显然，与中国以往改革阶段所解决的问题相比，这些任务要复杂得多，在实施过程中还可能出现前所未有的问题。
中国最近召开的一些官方会议的决策反映了近三四年深化市场改革出现的和多年改革积累的一系列问题。今天，中国有些矛盾表现得相当明显。对这些矛盾的严重性估计不足，就会给改革造成重大损失（不解决这些矛盾，就不可能保证经济持续稳步的发展）。每个矛盾都与被改革的实体各方面原来的平衡的破坏有关。因此，今天在确定中国经济发展前景时，重点已经从发展速度转向提高管理质量、管理效率，取得地区、部门和个人利益的平衡，保持国家社会政治稳定。我想，这一系列发挥中国经济功能的质量指标，正是其经济向集约增长的基础。
当然，最复杂的任务是提高作为经济基础的国有工业企业，特别是大中型企业的生产效率。这些企业效益低下的原因具有客观性：都是国有资本密集型的采掘工业企业。这些企业多数分布在不发达的、改革力度小的内陆地区；国家的价格政策对它们不利；加之必须负担大量的社会支出等等。因此，即使十分缓慢地提高这些企业的活力，也只能依靠国家实行有利于初级产品生产的投资和税制改革。由于相当巧妙地把重点转移到“减轻”生产结构（改变重工业—轻工业的关系），中国在过去几年的改革中获得了一定的“安全系数”中国应该回到解决原来的问题——经常成为经济短缺根源的问题：必须为这样一个大国提供独立的、不间断的资源保证。
现在，最危险的大概是中央与地方政权的矛盾。不过，由于中国总是有倾向地方“个人主义”的特点，可指望（根据地方经济潜力的增长和经济问题尖锐程度的减弱）国家宏观努力和直接的行政干预，来防止各级政权间的直接冲突。
中国今天必须解决的问题比改革之初要复杂得多，在近期经济继续保持平衡增长的情况下，市场机制的建立过程可能放慢或者如18年改革经验所表明的那样，只有循序渐进的改革，才能保证国家社会经济的进步。
如今，中国的煤炭、水泥、粮食、棉花、矿物肥料、钢、电力等最重要产品的产量已经居世界领先地位。2000年前的任务是计划年均经济增长8%。保持这样的速度并不断增加各种工农业产品的生产， 中国就能够于下个世纪初在国际舞台上取得更显著的经济成就和政治地位。不过，即使经过自己的努力在许多产品产量的绝对指标方面在世界上领先，中国在可预见的未来也不可能达到发达国家生产的中等水平，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将仍然是一个落后的、贫穷的国家。
21世纪前10年，中国仍将主要致力于解决国内经济问题，而不是与外部世界竞争。不过，经济潜力的增长客观上将把中国变成国际市场上重要的竞争者，这时中国接近许多国家的机会就大大增加了。进而，诸如土地减少、劳动力资源匮乏及生态学等因素的压力客观上将促使经济主体向境外寻找出路。克服国家疆域狭小的困难不仅靠积极地占领国外市场，而且也要靠移民，包括向俄罗斯的西伯利亚及远东地区移民。向俄罗斯地区大量移民的方式之一，是在俄罗斯劳力短缺的边界试验区自然的（通过年轻的有劳动能力的中国男子与俄罗斯妇女结婚）同化（但并不丧失其民族意识）。显然，抵制这一过程是没有意义的和徒劳的。
至于说中国另一个潜在因素——非自然经济的，而是强制的——向外扩张，当然存在。而抵制这种因素的办法只能靠发展友好睦邻关系。俄罗斯有能力控制其严重的经济和政治危机（最近几年没有出现摆脱因素的前景）。目前与中国发展大规模经济合作的可能性很小。但是这种机会还是有的，而且这些机会首先和我国的能源、冶金、石油化工、交通运输等领域相关。应该利用这些机会，不过应该像中国在20年中进行的经济改革那样，多加小心，要注意保护民族利益。
摘自《俄罗斯经济杂志》总第472—47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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