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验教育”与教育改革，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教育改革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伟大的人民教育家、爱国主义战士陶行知敢于“向传统教育和洋化教育进攻，创立生活教育理论，主张教、学、做合一，注重理论和实践的联系，力图打破劳心劳力的分裂”[1]，从而形成了完整的教育思想体系。他把自己一生所进行的教育改革称之为“试验教育”。当前，在教育改革的浪潮中，我们深入探讨陶行知在教育改革中的成功经验，研究“试验教育”及其与教育改革的关系，无疑能得到许多有益的启示。
一
何谓“试验教育”？
“试验教育”的概念是陶行知在1919年4月发表的《试验教育的实施》一文中提出的。它的内涵包括两个部分：一是试验主义，一是新教育。
试验主义是用试验的方法研究一切事物的原理、规律，发现、改造和创造新事物，促使事物发展的一种科学主张。陶行知断言：“非试验的教育方法，不足以达救国之目的也”[2]。
“试验教育”另一个内容是“新教育”。
“新教育”是一种救国的教育。陶行知认为“教育是国家万年根本大计”[3]。我们处于二十世纪新世界之中，应该造成一个新国家，就需要有一种新的国民教育。“人民贫，非教育莫与富之；人民愚，非教育莫与智之；党见，非教育不除；精忠，非教育不出”[4]。“新教育”能使国家富强，使人民得以安居乐业。
“新教育”是培养创造性人才的教育。陶行知说，教育何谓之新，何谓之旧呢？“能发明之则常新，不能发明之则常旧。故新教育之所以新，旧教育之所以旧，亦视其发明能力之如何耳”[5]。
那么，“试验主义”与“新教育”的关系如何呢？“新教育”应该是一种试验的国民教育。搞教育离不开试验。试验是使科学进步的有力武器，因此，也是教育改革最有效的方法。“新教育”的“新”，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有“试验主义”与之结合。“革而新之，其惟试验”[6]。
二
“试验教育”有下列明显的特点：
第一，“试验教育”思想具有明显的科学性。这是因为它以唯物主义作为哲学基础的。
陶行知首先承认了唯物辩证法的宇宙观，即宇宙是在不断变化的、发展的。“宇宙是在动。……教育怎能不动”[7]。动的原因，在于人类的生活变化。马克思说过：“一般说来教育取决于生活条件”[8]，“教育的根本意义是生活的变化”，“过什么样的生活便是受到什么教育”，“生活无时不变，即生活无时不含有教育的意义”[9]。也就是说，教育既然是人类最基本的特殊的活动之一，那么随着人类生活不断的发展变化，教育也应该不断改革以适应发展的需要。陶行知在世界上第一个明确指出，教育改革是教育的本质属性，是由于它本身的发展规律所决定的。除此而外，教育决定于生活的变化，也反映出它的物质决定精神、存在决定意识的唯物主义思想。教育只有通过改革才能适应生活，才能促使生活的变化，又反映出精神对于物质、意识对于存在具有反作用的辩证法思想。
“教学做合一”的理论，是符合马克思主义认识论这一基本思想的。
“教学做合一”是试验教育思想重要的核心内容之一。它强调实践在整个教学过程中的作用。陶行知认为，从参与教学过程的教、学、做、事的四个因素来讲，“事”是教学做的内容，是教学做的出发点。“教与学都以做为中心”[10]，在做的同时出现教与学。对事说是做，对己说是学，对人说是教。“教学做是一件事，不是三件事”[11]，是不能分开的。它是一个整体的实践活动。由于人的实践活动是一个循环往复以至无穷的发展过程，“教学做合一”的实践不断发展，就使受教育者从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中由感性认识发展到理性认识，再回到实践以验证。“教学做合一”正好解决了人们在教学过程中这一系列认识论中的重要问题。
其次，“儿童中心”论是“试验教育”的心理学基础。
杜威化了一生的精力对儿童的学习心理作了深刻的研究。在他看来，在传统的课堂里没有给儿童以一种应有的地位，人们很少给儿童进行活动的余地，消极地对待儿童。因此，他大声疾呼，教育应该改革。学校的重心应该转移。儿童应该变成太阳，教育的一切措施围着他们转动。“儿童是中心，教育的措施便围着他们而组织起来”[12]。
陶行知继承了杜威这一思想，他认为应该认识到幼年人在生长的历程中有能力，有需要，并且有创造力；应该认识到儿童是活的，儿童对学习是以兴趣行事的。我们应该把儿童的生活力、创造力解放出来。陶行知这一认识，重视了儿童在教学过程中的地位。学习的主体应该是学生本身，无疑是正确的。毛泽东说过：“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不是在事物的外部而是在事物的内部，在于事物内部的矛盾性”[13]。教育的任务就应促使学生心理诸因素的良性发展。
第二个特点，“试验教育”思想具有完整的系统性。
“试验教育”思想是一个完整的体系。它几乎囊括了当时中国教育理论与实践的各个领域，在这一庞大体系中有一个总纲就是“生活教育”理论。
“生活教育”理论是陶行知针对半殖民地半封建旧中国的帝国主义“洋化教育”与封建主义的“传统教育”而提出的彻底改革的教育理论。
什么叫“生活教育”呢？其一，陶行知说：“生活教育是生活所原有的，生活所自营，生活所必需的教育”[14]。教育是人类生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由于生活的不断变化，人们为了适应生活，创造生活，才使得教育不断的延续、发展。其二，“生活是大众惟一的教育”，大众“运用它来增加自己的智识，增加自己的力量，增加自己的信仰”，所以“社会即是学校”。但是，自从阶级社会产生以后，士大夫“他们有特殊的学校给他们的子弟受特殊的教育”[15]。这种“特殊”的学校就是后来存在于社会的学校。陶行知这一认识和列宁说的“不论是西欧的还是俄国的中学，就其实质来说，都是阶级学校，而且只是为很少一部分居民的利益服务”[16]是一致的。这一“阶级学校”观点，奠定了“试验教育”改革观的基础。其三，他认为“生活即教育”，强调教育应以生活为中心。从内容上讲，教育应该紧密联系实际；从方法上讲，教育离不开生活实践。而根据毛泽东的观点，人的社会实践包括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因此，教育必须和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相结合。否则，“没有生活作中心的教育是死的教育，没有生活做中心的学校是死学校，没有生活做中心的书本是死书”，“我们是现代化的人，要过现代化的生活，就是要受现代化的教育”[17]。所以，旧教育是必须改革的。
“教学做合一”是改革旧教育，实施新教育，培养创造型人才的好方法。这样，“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就构成了“生活教育”理论体系的基本内容。这些思想无不体现在陶行知的教育实践中。
第三个特点，“试验教育”是适合中国国情的教育思想。
陶行知热爱祖国，热爱人民，对中国国情非常了解，对当时帝国主义的入侵，军阀混战，灾难深重的中国非常焦心。他对1925年的评述是：“这一年是近来中国最不幸的时期，也是中国教育界最不幸的时期。全国国民简直是在天灾人祸、内乱外患里翻筋斗”[18]，“中国大多数人都饥荒极了，不但在肉体上，而且在精神上”[19]。他把振兴中华的希望寄托于政治工具的同时，还寄希望于教育，认定“教育是立国的根本”，教育“是国家所托命的”[20]。但是，当时的旧教育呢，他认为有三大罪状，它把人教“穷”，把人教“弱”，把人教“坏”。旧学校“重教太过”，“只劳心不劳力”，“教育与农业都各干各的，不相闻问”，“重城轻乡”，旧学校把小孩子“管得太死”。所以说中国的教育走错了路，“现在已经到了山穷水尽，不得不另找生路”[21]。
陶行知的“试验教育”针对我国人口众多，文盲多的特点，推行工学团、艺友制、小先生制等多种办学形式和教学形式，使尽多的人得到学习的机会，这也是最适合中国国情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教育思想。
三
“试验教育”的思想与实践对当前教育改革有什么启示呢？
第一，“沿袭陈法”——教育改革之大敌。陶行知认为有五种表现有阻于教育改革。一曰依赖天工，二曰沿袭陈法，三曰率任己意，四曰仪型他国，五曰偶尔尝试。目前“沿袭陈法”尤为时盛。此种人“以承旧贯为能事。行一事，措一词，必求先例”。“徒执古人之成规，以解决今之问题”。
“沿袭陈法”今有多种表现。例如：
1.自我满足。每当学校工作总结，年终评估时，自我感觉都非常好。似乎在世界上，至少在中国，他们的学校是办得最好的。
2.唯命是从。服从上级领导，按上级指示办事，是我们工作中的优良传统。但是，绝对化也不利于教育改革。我国许多改革措施是自上而下的，需要通过实践的验证。如果是“陈法”就应该停止，如果是错误就应该纠正。例如“会考”，是陶行知早就批评过的教育行为，他针对1932年施行的会考制写了一篇《杀人的会考与创造的考成》，文中说：“学生是学会考，教员是教人会考，学校是变了会考筹备处”。他愤怒地疾呼：“停止那毁灭生活力之文字的会考”。可惜这个历史事件在六十年后的今天又重演了。
3.畏难情绪。教育改革的确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是这个“难”却不是在科学本身，而是在于改革过程中所受到的压力和阻力。教育界现在提倡科研，也说改革。但是如果某个教师由于实施某项改革措施而使学生的成绩下降，你有千万条理由都会受到批评。试验好像只能一次即成而不能失败。教师的畏难情绪由此而生。
4.埋头教书。教书不育人，也不用去管是以什么教育思想指导教学工作，更不必去搞教育改革。“学生成绩好了，一好百好”。“三十年如一日就是这样教的”。
如此种种不胜类举。在教育工作中“沿袭陈法”实为“上”策。风险不担，“成绩是主要的”。陶行知曾指出因循之结果：“失机宜”、“习于惰”、“妨他人之进步”、“引他人之因循”。如此下去教育“何能求其进步也”！
第二，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当前基础教育改革的焦点。中国的教育，自从1985年颁布《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之后，经过十年改革，成效显著，令人兴奋。然而当今改革的焦点是什么呢？
“试验教育”启示我们，使我们深刻认识到其焦点是我们错误地对待学生。没有给学生以活的空间，活的课堂，活的教学内容，活的教学方法。如何才能给学生这些“活”的因素呢？我认为关键在于贯彻“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同时，坚决贯彻“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
“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具有重大意义。一般认为它是改造现代社会最强有力的手段之一，是提高社会生产力的一种方法，是造就全面发展的人的唯一途径。然而，还有一个重要意义，它是改造旧教育制度强有力的武器。它能改变学校性质，能把学校改造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能使学生从旧教育制度的枷锁中获得解放，走进社会的大课堂，与工农兵相结合；能扩大教学内容，深刻改变教学方法，使学生能从多渠道、多方法获得改造自己的机会；使学生手脑并用，在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相结合，教学、科研、生产相结合的环境中成长；它也增加了评价学生的渠道，不再是单一的以知识考核作为衡量学生素质的标准。
第三，唯一出路——全面贯彻社会主义教育思想。陶行知“试验教育”的理论与实践告诉我们，任何一种教育实践必须要有一定的教育思想作为指导，并且在实践中一定要忠于自己的思想，否则所进行的实践就要失败或者走样而达不到预期的目的。
当前，中国应该遵循的是什么样的教育思想呢？简单归结起来，笔者认为应包括如下内容：
1.教育是有阶级性的。中国的教育与一切剥削阶级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的教育不同，它是为广大人民服务的，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全体人民都享有平等的受教育权。我们承认教育是改造旧社会，建设新社会的有力武器。
2.教育目的，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有文化的劳动者和接班人。
3.教育工作方针是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
应该特别指出，在这些内容中，应以承认教育是以有阶级性为前提，以贯彻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为基础，否则实现教育目的就成了一句空话。
这个教育思想就叫社会主义教育思想，它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教育思想。全面贯彻这一思想，必将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中起到极大的推动作用，必将在人类的教育事业建设中竖起伟大的丰碑。
注释：
[1]《陶行知研究集粹》，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11页。
[2][5][6]《陶行知全集》，四川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一卷，第90页。
[3][4]《陶行知全集》一卷，第87、51页。
[7]《陶行知教育文选》，教育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
[8]马克思《工资》，《马克思恩格斯论教育》，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
[9][14][15][17]《陶行知全集》，二卷，第490—496页。
[10][11]《陶行知全集》，二卷，第182页。
[12]杜威：《学校与社会》，《杜威教育论著选》，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1年版。
[13]《毛泽东选集》一卷，第289页。
[16]列宁：《民粹派空洞计划的典型》，《列宁论国民教育》，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
[18][20]《陶行知全集》，一卷，第243页、96页。
[19][21]《陶行知全集》，二卷，第33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