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天下体系”的秩序特征、存亡原理及制度遗产，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存亡论文,遗产论文,试论论文,秩序论文,特征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8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9550（2011）08－0004－26
一 引言
中国学者赵汀阳关于“天下体系”的开创性的论述① 用一个传统的政治概念重构了立足于中国的关于世界图景的认识系统，引起国内外知识界积极和广泛的关注。在后续的讨论中，一项“有意义”的质疑是，“天下理论并非对古代天下概念的写实，而是在歪曲的基础上重新构思的天下”，对此赵汀阳辩称，“天下理论确实并非古代概念的完全写实，不过仍然源于古代思想，是古代思想的一种当代演变”。② 这实际上回避了天下观念对于古代现实的影响，忽视了作为理论范型的“天下体系”与历史上存在的“朝贡体系”之间的逻辑关系，削弱了“天下体系”理论的历史实践基础。
晚近对朝贡体系的研究成果表明，赵汀阳的回避策略似乎是明智而经济的。张锋的研究指出，朝贡体系下的中外关系背后有复杂多变的动机和战略。③ 周方银指出，中国采用怀柔策略而周边邻国臣服这组策略构成纳什均衡，使得朝贡体制处于一种具有自我实施性质的稳定均衡状态，这种情况尽管曾经存在，但在多数情况下并不成立，更为普遍的情况是，当中国怀柔政策既定时，周边邻国采取骚扰政策比心悦诚服更符合其利益。④这意味着，至少在朝贡体系中，天下并未成为或并不总是一个“利益普遍共享的体系”。中国及周边国家仍是从自身的而非天下的、具体的而非抽象的利益出发，确定彼此间的关系。“天下”理论成为对历史现实无足轻重的乌托邦想象。
将“天下体系”的历史形态与理论范型做比较而得出上述令人气馁的结论不足为奇。然而更合理的方法是，应回到东西方比较的框架之内，在相同的层面上进行比较分析，即把东西方政治制度的理论范型相比较，把东西方历史的发展及互动进行比较。这种比较表明，天下体系对东方世界观念和历史现实的影响确凿存在，且历久弥新。尽管基于利益而合作的“有机团结”在东方世界发展进程中越来越重要，但基于礼制认同的“机械团结”并未因此消失，依旧在朝贡体系中发挥着重要影响。
二 世界体系的类型学陈述
一个世界体系⑤ 中的国际行为体⑥ 之间的基本关系，从它们的功能来判断可以分为同质和异质两种，从它们所持立场来判断可以分为合作与竞争两种。⑦ 两两搭配，理论上可以得到四种基本范型：同质合作、异质合作（或分工）、水平竞争及垂直竞争⑧。
从行为的角度看，同质合作譬如众人协力推大石，行为的目标相同且在时间和空间上保持一致性。同质合作特别强调时间的共时性和空间的同一性，如果不具备这些性质，合作可能失败。异质合作，又称分工，系行为的目标相同而在时间或空间上相互衔接配合的状态。时间不同而空间相同的分工，如工厂值班安排上白班、中班和夜班的交接；空间不同而时间相同的分工，正如亚当·斯密（Adam Smith）在《国富论》中谈到的制针业的著名案例，工人分别处于抽铁丝、拉直、截断、削尖、磨光和安装针头的岗位，同时完成各自环节的工作，环节与环节之间紧密衔接。⑨ 当然也有空间和时间都不相同的分工，如果企业允许工人把自己的任务承包下来，在其自觉合适的时间完成再交付企业统合，好比中国资本主义萌芽时期纺织业的“账房”，它支配机户、染坊、掉经娘、络纬工、牵经接头工等，提供计件工资，⑩ 但并不要求这些单位在共同的时间和空间完成任务。
竞争与合作的本质区别在于行为体的具体目标不一致或不兼容。考虑生产相同产品的企业，虽然从抽象意义上看它们都是在争取利润的最大化，这似乎是一个共同的目标，但从行为体的具体目标来看，它们的目标是相互独立和不兼容的。在市场出清的条件下，甲企业获利多则乙企业获利少，甲乙之间表现为水平竞争的关系。又如，有丙企业以甲、乙两企业生产的产品为原材料，丙企业为了自己利润最大化的目标会极力压低采购的成本也即甲乙企业的售价，而甲和乙则试图抬高售价来增加自身利润，此时丙与甲乙之间就表现为垂直竞争的关系。尤其需要指出的是，同样的行为在不同的目标下来评价，可能得到不一样的判断。虽然从企业的微观目标的角度来看是竞争的行为，但从全社会的宏观目标的角度来看则可能是合作的。例如，甲、乙、丙之间的竞争行为，从全社会的角度来看也可能是一种促成社会协力、实现总产出最大化的合作或市场分工。
上述不同维度的合作与竞争之间还存在较复杂的关系。例如分工可能加强社会中的共性或同质性，从而提升社会团结的程度，它甚至“不仅限于改变和完善现有的社会，而是使社会成为可能。”(11) 但是，分工如果失范，则可能异化为破坏社会团结的竞争甚至残酷的斗争。例如劳动与资本的分工一旦异化，可能演变为非常尖锐的劳资冲突，甚至转变为“永无休止的敌对状态”。(12)
将合作与竞争的基本关系扩展到国际或世界体系的层面时，至少可以从制度和器物这两个方面来考察国际行为体之间的关系。制度有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之别，(13) 前者如国际法或国际协定，后者包括国际惯例、共同的意识形态或其他不言而喻的基本共识等。器物层面的合作与竞争主要描述的是不同国际行为体之间的物质利益关系，例如战争、维持和平、投资、贸易、援助等皆在此之列。从制度的层面看，不同世界体系的类型或国际行为体间的关系是可以清晰界定的，这也为我们的分析提供了定性的基础。器物层面的国际关系往往复杂多变，反映着世界体系或国际行为体动态演变的过程，需要我们从数量上把握并研究其规律。换言之，制度定义了国际体系的性质，而器物反映国际体系的变动。按照前文的分类，我们可以从制度层面将历史上出现过的和现存的国际体系做如下类型化处理。
所谓“异质合作”是指合作本位观念影响下的国家对于有制度上异质的国家并存之世界体系的看法。当代中国的文化基因中传承了“天下体系”合作本位的制度特征并有所显现，因此对制度上存在根本差异的国家仍能秉持合作的态度，在其看来是一个“异质合作”的世界。在冷战格局下，意识形态的差异被无限放大，世界各大阵营之间主要表现为竞争的极端形式对抗状态，是为“异质竞争”。此外，在传统的西方竞争本位视角之下，当代由儒家文明、伊斯兰文明与基督教文明等不同形态文明构成的世界同样是一个异质而竞争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体系之中，联合是策略性的和暂时性的，冲突才是本质和永久的。(14)
三 天下体系的制度特征：合作本位
传统中国的天下观是合作本位的，这种合作基于对礼制的共同认同。先贤圣王在时，他们自身即是礼制的创设者和代表者，各邦国主要通过先王的协调来理顺关系并实现和平与合作，恰如《尚书·尧典》称颂唐尧“协和万邦”的功绩。先王既没，中央王朝及各诸侯国皆应按照先王制定的仪礼制度相处，在理论上，这套先王之制是超越时间、空间而为天下的各构成单位所一体遵从，具有“同质合作”的典型特征。
天下体系中的各行为体应各安其分、各尽其职，如有逾越渎职处，应按照先王之制处理。《国语·周语》对此有形象的说明。按照先王之制，不同区域对中央王朝须尽不同的义务。如果各诸侯国不按制贡献，天子应首先反省自己的德行、政令、礼乐教化是否不足。如果没有不足处，则针对不同的情况和区域，实施法律惩戒、派兵讨伐、调遣诸侯征讨、派遣使者谴责或者通过文书去晓谕性的处罚。(15)
这套合作机制一旦自中央到各地都成为共识，则会让天下体系中各部分对其余主体的行为有稳定的预期，这将极大地消除主体间交往中的不确定性，为器物层面的合作或有序竞争奠定制度层面坚实的合作基础。不过，天下体系对先王之制有敏感的依赖，如果这项共同认同的制度被破坏，则体系会因之受损。例如，周穆王以“不按季度贡献祭品”为名苛责于犬戎并违制发兵征讨，致使荒服区域的所有国家脱离了周朝为核心的天下体系。上述情况表明，天下体系中的秩序还立基于“责任与义务相对于礼制的共同性”，对于率先毁弃责任或义务而违背先王之制的主体，即便是中央王朝，其他主体可以解除其对该主体的责任或义务。孟子说：“失道者寡助”。(16) 又说，“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17) 都是这个道理。其中包含着类似“欺骗一个行过骗的人不会受到集体惩罚”的机制，该机制强化了天下体系的稳定性。
应当指出，前述传统中国的天下体系，看似具备“诸夏/夷狄”式的“中心/外围”结构，实际上无论区位距中央的远近或民族距华夏的亲疏都不是最重要的差序标准。《论语·八佾》中孔子有“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的感叹，已经肯定了夷狄能够坚持礼制。(18) 春秋大义中称“诸夏用夷礼则夷之，夷狄用诸夏礼则诸夏之”，(19) 更将天下体系在地域或民族等方面的开放性从理论上给出了最清晰的说明。后世随着技术进步带来的人类交往范围的扩大，中国之天下体系的开放性在实践中也愈加突出。传统上被认为是荒服的夷狄，只要接受儒家的先王礼制，甚至可以成为中国为中心的天下体系的核心。(20) 清朝雍正皇帝在《大义觉迷录》中一道反驳华夷之防的上谕中说道：“在逆贼等之意，徒谓本朝以满洲之君，人为中国之主，妄生此疆彼界之私，遂故为讪谤诋讥之说耳。不知本朝之为满洲，犹中国之有籍贯。舜为东夷之人，文王为西夷之人，曾何损于圣德乎？”又说，“上天厌弃内地无有德者，方眷命我外夷为内地主”，(21) 虽然有混淆籍贯与民族的嫌疑，但雍正皇帝无疑抓住了先王之制所支持的“合法性”的关键。
由上可知，只要存在共同的礼制体认，天下体系的中心/外围在身份上是可以相互转换的。这也反映了该体系下各部分的同质性，而这种同质性通过埃米尔·涂尔干（Emile Durkheim）所谓的“同情心”机制(22) 成为天下体系下社会团结的源头和基础。在“同情心”机制作用下，通过一系列正式制度的促成和维护，在天下体系这个共同体内部形成了共同的情感、信念、意识形态等非正式制度方面的投资和积累。
天下体系的同质合作属性决定了它是倾向于内生稳定的系统。如果没有足够的外部冲击破坏礼制，那么，按照体系自身的逻辑，从中心到外围各部分都缺乏破坏既有的同质性为争取可能的更大效率而竞争的动力。(23) 器物及制度层面的两大效应在天下体系的扩展和稳定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其一是空间的规模效应。它表现为随着天下体系涵盖规模的扩大，体系的边际规模收益不断递减。这意味着某一时期，技术水平决定的财政能力恒定的前提下，天下体系的规模存在极限。一旦增加新成员的边际收益为零，中心国家就会停止增加新成员，或者减少既有成员之间的人员、器物往来。前者如清朝末期接受西婆罗洲华侨首领罗芳伯建立的兰芳共和国内附为藩属，(24) 后者如明朝宣德皇帝后期开始限制各国的朝贡数量。(25)
其二是时间的累积效应。它表现为天下体系持续的时间越长，改变或破坏该体系内各项制度或关系所需的成本就越高，所谓“祖宗之法不可变”，历时越长久而形成的信念或意识形态，越是难以变更。(26) 例如朝鲜长期接受明朝为中心的天下体系，以“小中华”自居，在明朝为清朝所灭之后，虽然接受了清朝的宗藩关系，但长期以“反清复明”为己任，于1704年建大报坛由国王祭祀明朝皇帝，直到1908年才迫于日本人压力撤祀。(27) 一个君主王朝在本国成为历史陈迹，但在邻国几百年间却一直被虔诚地崇祀，这在西方世界来看也许是奇特的现象，在天下体系中却有自洽的逻辑。明朝与朝鲜的宗藩关系久远，且对朝鲜有“再造藩邦”的恩情，可谓完全履行了先王之制的要求，朝鲜也完全认同自己在体系中相对于明朝的角色，致力于履行自身义务。朝鲜还自认为是中华世界中唯一由“夷”而入“华”的成员，在满清入关、神州陆沉后只有朝鲜才能保存中华大义，所以一开始就看不起取明而代之的清朝。为此，清朝大施德化政策和优待的礼遇，直到乾隆皇帝统治的中期，朝鲜对清朝的敌意才逐渐走向和好与认同，并逐渐在正式制度上衷心向清朝履行藩国职责，行事大之礼，尽管在非正式制度上仍存芥蒂，甚至贯穿清朝之始终。(28) 明朝与朝鲜的关系较好地展示了天下体系在制度层面基于同质合作的稳定性以及社会团结的紧密性。
毋庸讳言，传统中国的天下体系一方面强调依照先王之制来实现国际治理，另一方面也强调体系内的等级秩序，并且这种等级秩序是关于先王之制的共识的重要组成部分，亦是应对国家间变动不居的器物变化、实现在动态中治理的关键机制。(29) 概括地说，先王之制中对国家间行为和关系的具体规定，可谓其正式制度部分；而通过这些制度形成和维系的“尊王攘夷”的大义观，是先王之制更为深层次的非正式制度部分。(30) 后世文明的进步、器物的发展，必然带来先王之世不曾遭遇的情势；即便在先王之世，也存在正式法规和契约无法穷尽的事实。因此从理论上讲，由于交易费用的存在，不可能事先制订考虑全部可能性的完全合同来界定国际主体间的行为。此时，等级秩序的意识形态共识就成为国际合作得以实现的黏合剂，它弥合了正式合同中那些可能引发道德风险的缝隙，消除了体系内国际行为体进行逆向选择的动机，避免了各种机会主义行为对天下体系的破坏，使得各国际行为体在缺乏正式规则作为指导或仲裁依据时，能够根据“默会的知识”实现符合先王之春秋大义的行为调整。总之，各方对等级秩序的衷心认同使得先王之制成为天下体系内可以充分“自我实施”的制度。
四 西方世界体系：竞争本位
以传统中国的天下体系为基准，近代西方世界体系，国际行为体之间的基本关系呈现出截然不同的特征。(31) 近代西方世界体系并非传统中国那样排斥竞争，(32) 而是竞争本位。根据亚历山大·温特（Alexander Wendt）的总结，现实主义、自由主义或建构主义对霍布斯文化、洛克文化和康德文化(33) 的解释，无非是分别倚重器物层面的强迫、器物及正式制度意义上的自利或非正式制度（或观念）层面基于相互认同的合法性，来解释国与国之间的敌对、竞争和朋友关系。其中霍布斯文化下“一切人与一切人为敌”，从制度层面判断，国家间为异质竞争。洛克文化如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强调竞争，(34) 不过这种竞争建立在对彼此主权同质性承认的基础上，为同质竞争。康德文化较为特别，但按照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的解释，这种文化下国家间的朋友或合作关系，系器物层面的压迫或利益驱动所致。即便根据建构主义的解释，朋友关系系于“自我相对于他者的身份”的认同，这种“我与他”的划分，(35) 从制度尤其是最基本的非正式制度的视角看，同样是竞争性的，无非是包含善意的良序同质竞争罢了。尤其在传统中国天下体系中“自我相对于我们的身份”的参照下，康德文化“我与他”的竞争性表现得尤其明显。综上，无论是霍布斯结构、洛克结构还是康德结构，它们在制度或定性的层面分析，都应被列入竞争的象限之中。其中，霍布斯结构属于异质竞争的范畴，而洛克结构与康德结构则同属于同质竞争的范畴，二者的区别在于器物层面上康德结构更强调合作，而洛克结构在器物层面同样强调同质对手间的竞争。
近代西方世界体系之所以呈现出竞争本位的特征，主要在于政治上受到霍布斯传统的渊源性影响以及经济上“斯密之手”的强化。作为理论范型的康德结构和洛克结构，实际上都可溯源至霍布斯状态。霍布斯文化未见得一定会向洛克文化及康德文化“进化”，(36) 但洛克文化若无相关条件的维系则很可能“回归”(37) 或“堕落”(38) 到霍布斯状态，当康德文化在结盟条件不满足时同样可能退化为霍布斯文化。(39) 而斯密关于“看不见的手”的比喻以及立基于此的分析，强化了以“原子式的个体”作为政治经济分析之基本单位的义理基础。根据该理论的表述，人们是否追寻或认同集体的身份或利益无关宏旨，个体只需追求自身的利益或目标，一只“看不见的手”会自动实现集体的利益。这一阐释的流行，根本上解除了西方世界对从中世纪宗教整一性基础上解放出来的分立的自由个体在“霍布斯丛林”中走向斗争或自我毁灭的担忧，从而让集体或体系的正面意义随其必要性的消除而逐渐丧失，甚至最终在霍布斯文化下把体系推向了“政治不正确”的敌对面——体系的观念成了“自由的公敌”，体系的行动成了“致命的自负”。
然而在竞争本位的西方世界体系中，“看不见的手”在实现“体系利益”时面临难以克服的“囚徒困境”，(40) 唯一的“纳什均衡”往往不聚焦于能令各方境遇大大改善的象限。在表3中，虽然两个国家都选择“合作”时双方各有5的收益，但在竞争本位文化中，任何一方关于“合作”之选择的承诺是不可置信的，最终的结果是双方各损失5，整个体系的损失达到最大。竞争本位世界应有的帕累托改进实际上却未能出现。
从博弈论来看，解决上述困境主要有两个途径：一是对背叛承诺的行为引入外部惩罚或制裁，然而在超国家的法律和政府缺失的体系中，这种外生的惩罚和制裁难以实现；二是假定这项博弈会无限重复下去，并且未来合作的收益按照利率折现后，高于其首次博弈中采取机会主义行为获得的一次性收益。(41) 但是恰如帕默斯顿（Palmerston）所言，“我们没有永恒的朋友，我们没有永久的敌人。我们的利益才是永恒和永久的，追求那些利益系我们职责所在”，(42) 有限的朋友关系无法穷尽长久的利益诉求，竞争本位的行为体终会中断博弈，但在任意固定或有限的序贯行动（sequential－move）中，合作行为将从最后一阶段博弈开始破裂，由此前溯，合作一开始就无法实现。
但是，在传统中国的天下体系中审视，出现上述结果是不可思议的。天下体系的决策依据是体系的总收益最大化，是“我们”而非“我”之收益的最大化。(43) 体系中各主体的行为当然地服从于礼制，别说在（合作，合作）的象限上按照一比一的比例分配，如果按照礼制其中一方的分配为零甚至为负，体系收益最大化的象限（合作，合作）同样是当然的选项。换言之，只要为礼制所容，体系内部的分配不会影响各行为主体的选择。这里，维持礼制中规定的主体间关系才是决定行为最重要的因素，个体的利益往往不在考虑之列。这相当于天下体系中违背礼制的行为会自动触发一种内化的惩罚机制，让不合作主体厌恶于这种内化的惩罚，因此内心中不愿违制。在这个体系的理想范型中，即便贵为天子，也应当放弃权位，背负犯罪的父亲逃走，而不能违背“孝义”或干预“法律”。(44) 这里，父与子的关系是必须维系的，父为子隐、子为父隐是毋庸犹豫的选项，根本无须考虑丧失天子之位的损失。不仅在假定的情景下理当如此，在历史上也有此类决策相印证。殷末，武王伐纣，孤竹国君二子伯夷、叔齐谏阻未果，“义不食周粟”，最终饿死在首阳山。(45) 不食周粟而死，对个体而言，其损失可谓无穷大了。但在殷商为中心的天下体系中，食周粟而“不义”，虽然对个体而言可以存活，但对体系的损失是相对于“不食而死”的高阶无穷大。(46) 为此，舍生取义是天下体系下的理性行动。除了内生惩罚机制外，天下体系内各主体对“先王之制超越时间、空间而为天下的各构成单位所一体遵从”的信念让博弈各方从类似无限重复博弈的视角来看待彼此关系，这是天下体系中合作容易达成的另一项理论缘由。
由此可知，天下体系中的文化类型，是与霍布斯文化、洛克文化和康德文化截然不同的文化，沿用温特所使的英国学派语言命名，(47) 或可称之为孟轲文化。(48) 在温特那里，从相互认同的层面建构康德文化，已然是难以企及的极高的“终点”，但这种朋友关系严格说来刚刚进入孟轲文化的“起点”。在天下体系中，“四海之内皆兄弟也”，(49) 兄弟以上，尤有夫妇、君臣、父子等关系。在这一系列的关系中，竞争本位的利益界定和博弈规则是不可想象的。因此，在西方是建构的或创造的理想，在中国不过是复归的或古典的现实。有天下体系与近代西方世界体系为参考点，当代中国与西方的关系，冷战格局下的世界体系以及当代儒家、伊斯兰教与基督教世界在基本关系上的分类就不难理解了，受传统的影响，从中国视角看，当代中国与西方存在异质合作的特性；而在竞争本位视野下，冷战、文明的冲突等都在异质竞争之列。
五 中国封贡制度的运行与崩溃
以上从理论范型上分析了中国与西方国际体系制度层面的基本差异，(50)，本节对天下体系较为具体和典型的历史版本——封贡体系——进行分析，(51) 讨论该体系中不同行为体在制度与器物层面相互影响的运行规律以及近代西方世界体系“东渐”而造成天下体系崩溃的政治经济逻辑。
（一）合作本位和稳定导向的治理逻辑
以中国为中心的封贡体系很久以来就存在，周边国家的统治者长久与中国的统治王朝保持着“封贡”这种特殊的封建从属关系。(52) 之所以能长久存在，因为该体系具备合作本位和稳定导向的特征。
合作本位，需要该体系内各方对不同时期、不同阶段如何合作具备共同知识，并且对彼此的行动有高度可靠的预期。我们用一个简单的“制度—行为”互动模型来揭示封贡体系中的行为逻辑。
由上可知，封贡体系中的观念和行动都可追溯到原初先王之制的意识形态，其间对变化起决定性影响的是各阶段正式制度方面的创新。换言之，自上而下的强制性制度变迁的效力，大于自下而上的诱致性制度变迁的效力。然而，由于中国面临的社会交往网络的范围相对固定，正式制度上的创新往往得不到环境变迁带来的利益回应，容易被淘汰掉。实际上，正式制度上的因袭远多于创造，不仅朝代内部“祖宗之法不可变”，自汉朝“罢黜百家”以降，历朝历代也往往以儒家解释的“三代之制”作为调校的公共参照系。因此各方对于体系中的合作有相对同质的认识。由此造成的后果是，即便中央王朝不断更迭，或是周边国家出现政权的更替，甚或两者同时发生，但新的中央王朝和新的周边国家仍然能够基于同质和较高确定性的观念、正式制度和行动，复制式地重建起类似上一期或前朝的封贡关系。即便是清朝取代明朝，时人有“亡天下”之忧，(53) 海外亦有“虏，予仇也，誓不忍共戴一天”之愤，(54) 但清朝入主中原后带来的环境变动，仍未根本超越已有的典章制度、器物活动的范围，因此“新”体系的治理模式、意识形态和器物秩序，与“旧”体系也并无本质区别。由明至清，最终被证明仍不过“易姓改号”之亡国而已，天下并未“无父无君，入于禽兽”，甚至后世不少中外学者都认为，清朝而非明朝与朝鲜的关系才是最典型的宗藩关系，其“双边关系也最为紧密，其交往的准则乃是儒家的礼仪规范”。(55) 天下及其封贡体系的生命力和文化感召超出了明朝遗民的判断，对“外来政权”的以夏变夷取得了最后的成功。这里，对于特定王朝（如明朝）的关系虽然仍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发挥了影响，(56) 但旧王朝消亡之前达到最高的时间累积效应在其消亡之后，特定的关系随时间衰减，而与新王朝建立关系的空间规模效益逐渐增加，在同质合作框架下，新的合作关系会在对观念、制度和行动的多重稳定预期中生长出来，最终在新的参与者之间重构原有的封贡关系。如朝鲜、琉球、安南、暹罗、苏禄等国先后开始向清朝入贡并受其册封及奉其为正朔。
合作本位主要表现在朝贡体系内各行为体之间对彼此的认知及由此采取的行动上，而稳定导向则说的是朝贡体系各行为体尤其是中央王朝内部的行为特征。秦汉一统，终结了封建末期礼崩乐坏的乱世，从观念和组织上重构了天下，也令国家的行为发生了由追求效率向谋求安全或稳定的大转向。汉初，“皇帝－官僚－军队”为构件的治理者集团剪除了作为竞争者或潜在竞争者存在的“王侯－商人－游侠”集团的政治号召力、社会控制力和暴力，令治理结构由多重治理者竞争的形态变为单一治理者统治的形态，从而让中国走上并锁定于以安全或稳定为导向的发展路径。(57) 史家有“秦汉而后，宇内一统，无事求富强以胜敌”之议。(58) 自此，中央王朝内部“帝国理念”渐成共识，中国成为统一之国，“分裂之时，国民无不望其统一；而凡分裂之时，必直变乱之际，至统一则安定也”。(59)
从更大范围进行审视，帝国统一观的出现并非对天下观的否定，反倒为在器物上明显扩大的封贡体系提供了稳定的内核，从而也能为边缘参与者提供更多的公共产品。就制度层面来看，封贡体系内中央王朝的册封是向受封各国输出治理正统性的重要手段，(60) 而统一和稳定的中央王朝有利于正统性的输出和长期维系。例如琉球、朝鲜等国的正统性就来源于明朝的确认，国王在得到册封之前只能以“权摄国事”(61) 或“权知国事”的名义奏告。并且由于明朝的长期影响，朝鲜的仁祖甚至在明朝灭亡后还要冒险建庙崇祀明朝皇帝以维持自身正统性，以免朝鲜臣民因不满其甘愿成为清朝藩属而叛乱。(62) 就器物层面来看，统一和稳定的中央王朝更有力量履行对周边国家的责任，并且引导或促使封贡体系内各国正确履行对体系或先王之制的义务和职责。封贡关系最稳定的时候，也是中央王朝以安全保障、合法性承诺以及朝贡贸易等方式向周边邻国提供公共产品的时候，此时中央王朝的“怀柔”与周边邻国的“臣服”构成一组纳什均衡。(63) 中央王朝强盛时期能够履行对越南、朝鲜等国政权的安全和经济责任，但到内忧频仍、外患不断之时，自顾尚不暇，虽有心履行其之于“天下”的责任，却是力有不逮，以其为核心的封贡体系也只能以瓦解告终。
总之，中央王朝的帝国化，当被视为以夏变夷的过程。中心的范围和规模虽然扩大了，但向外扩展地看，在王化程度不高的边缘地带仍然存在，“天下”仍旧被理解为一个一体多元化的“多主制”政治共同体。(64) “天下”在制度上是“无外”的，封贡体系各主体在器物上却是有界的，中央王朝的帝国统一观，为边界以内的体系核心区域提供了强大的凝聚力，令整个体系在空间上展现出内法外儒的气象。
（二）西方世界的冲击与天下体系的式微
竞争本位的国际体系在欧洲出现亦有其自然禀赋的原因。欧洲文明的摇篮地中海地区有“群海联合体”之称。这里要想依靠广袤无边、大部分不能耕种或自然条件十分恶劣的陆地山区而有文明的革新非常困难。(65) 一些地区由于多山的缘故，还存在“长期的种族分裂、政府分裂和语言分裂的传统”。(66) 多数国家没有足够的土地，加之降雨量少，土地产出很少且不固定，每有歉收常常被迫紧急通过海运大量进口，因此很早就存在一个“专门的、复杂的，也必然是灵活的粮食海运贸易”。(67) 悠久的贸易竞争传统对欧洲国际体系竞争本位的“基因”有着至关重要的贡献。(68) 比较而言，像中国这样的文明，尽管也有极长的海岸线和充足的与海洋打交道的机会，但内陆丰富的资源让发展海洋贸易的机会成本远远高于地中海，除非外部环境或者技术变革引起陆地对海洋资源利用的相对价格出现持续的变化，(69) 拥有广阔内陆腹地的沿海国更加强调对土地耕作的利用而不是发展贸易、推动竞争（重农抑商）的状态很难发生改变。
不能认为欧洲更为进取的竞争本位国际体系就一定比中国更为保守的天下体系更具生产性。恰恰相反，在两个世界相互隔绝的时代，由表3可知，天下体系（合作〈怀柔〉，合作〈臣服〉）策略所组对应的支付值高于竞争本位国际体系（竞争，竞争）策略组能够获得的支付值。按照经济史学家奥格斯·麦迪逊（Augus Maddison）的计算，1700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约占全世界国内生产总值的1/4；到1820年，这个比重进一步上升到1/3。(70) 威廉·艾伦·科尔（William Alan Cole）和菲莉丝·迪恩（Phyllis Deane）从国民收入的角度进行了比较，也认为20世纪初中国国民总收入远多于任何欧洲国家。(71) 可见在两个世界发生碰撞之前，合作本位的天下体系的生产性并不弱于（甚至优于）西方国际体系。
在同质竞争的压力与东方世界的引力双重作用之下，西方国际体系中的国家走上向外扩张之路，以克服（竞争，竞争）的“囚徒困境”。东方世界那些“想象的异邦”是如此富庶丰饶，与之交战或交易的预期利润远高于欧洲本土艰苦博弈后的预期利润。在“一个由政治、宗教和日益增加的商业利益所决定的纲领”(72) 指引下，凭借航海技术(73) 和武器(74) 的发展，西方探索世界的步伐越走越远，直至与东方天下体系发生冲撞。最终，基于不同自然禀赋的社会交往网络在漫长的博弈过程中交织成一张更加完整的交往网络。东西方世界的博弈如表4所示。
表4与表3的区别是，当西方世界选择“竞争”的条件下，天下体系的参与者选择“合作”的支付值比针锋相对地选择“竞争”的支付值要高。这意味着面对选择“合
作”的天下体系中的对手，西方国家并不像最初对待“野蛮的印第安人”般赶尽杀绝。(75)首先，东西方冲撞之时，中国为核心的天下体系尽管在器物发展上落后于西方，但文明程度和综合实力比美洲的印加帝国等要高，不会因为恐惧于欧洲式金属盔甲、马匹(76)或受制于天花病毒(77)而全无还手之力。因此殖民者不得不调高对天下体系中之合作者的支付值。其次，东方文明在西方世界久负盛名，欧洲内部也有反对以野蛮行径对待东方文化的呼声。例如，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后，法国文豪雨果在《就英法联军远征中国致巴特勒上尉的信》中写道，“在世界的某个角落，又一个奇迹；这个奇迹叫圆明园……有一天，两个强盗进入了圆明园。一个强盗洗劫，另一个强盗放火……在历史面前，这两个强盗，一个将会叫法国，另一个将会叫英国。我先要提出抗议……我希望有朝一日，解放了的干干净净的法兰西会把这份赃物归还给被掠夺的中国。”(78)
因为上述变化，东西方异质博弈的纳什均衡不再是(竞争，竞争)的均衡，而是存在两个均衡。其一是(合作，竞争)的均衡，也即天下体系的参与者选择合作，而其博弈对手、竞争本位的西方殖民者仍保持其侵凌之姿态。典型的案例是法国殖民统治下的越南。越南早期是中国古代政权统治之下的一部分。公元10世纪建国后得到宋朝的承认，成为中国历史悠久的藩属国或朝贡国。明清之际，中国与越南是典型而实质的封贡关系，不仅在制度上规定有相对紧密的贡期，(79)而且朝廷对越南还要遣使敕封，而是否敕封在清朝是“衡量中外朝贡关系亲疏强弱的标志”。(80)实际朝贡的次数也能说明中越封贡关系的亲密。明代从洪武至崇祯朝，除了建文、洪熙等历时太短的时期外，越南都曾遣使朝贡。清代的朝贡更是自清初顺治朝就已经开始，直到封贡体系瓦解前夕的道光王朝(1820-1850年)还在进行。(81)19世纪中后叶，法国入侵越南。清朝履行中央王朝的义务出兵保护，最终迫于形势签署《中法新约》丧失对越南的宗主权。自此，越南脱离了天下体系成为法国殖民地。越南与法国的策略构成了(合作，竞争)的均衡点。然而，此时越南的“合作”与天下体系下的“合作”是截然不同的，已经转变为竞争本位国际体系下的合作，其特征是越南与法国之间不存在意识形态层面上的社会团结，其表现是越南丧失了完整自治的主权独立性，不再是一体多元化的多主制政体中的一员。在新的国际体系中，越南除非对法国采取竞争策略获得的收益高于合作的收益，否则难以争取到新体系中的独立资格，显然这超出了当时越南的能力。实际上，天下体系的多数成员都面临越南一样的局势和选择。
其二是(竞争，合作)的均衡，其含义是东方天下体系的成员更弦易张采取竞争的策略，此时西方竞争本位国家的战术应对是放弃竞争，这样更符合西方国家的利益。采取竞争策略而实现新均衡的原天下体系成员的典型代表是日本。日本虽然也是中国为核心的天下体系的老资格成员，但由于地理上远离大陆，久有不臣之心。隋朝大业三年(公元607年)，日本遣使朝贡，国书中有“日出处天子至书日没处天子无恙”(82)的说法。此时日本国内是圣德太子摄政推行改革，其“日出处”与“日落处”之所指，“恐怕绝不仅仅是地理上的含义”。(83)645年大化革新后不久，日本与隋朝的继承者唐朝的军队在朝鲜半岛发生“白村江之战”。日本战败后认识到中国的强大与先进，频频派送遣唐使到中国学习，将唐朝的政治制度、文化、宗教、建筑形式等全面输入本国。明朝初期规定日本的贡期为“十年一贡”，但日本为了从朝贡贸易中获利，遣使次数远多于规定。例如明朝永乐元年(公元1403年)之后的7年中，日本8次朝贡，多于一年一贡。(84)其后，由于倭寇的侵扰，明朝停止了日本的朝贡。1592年，日军再度跨海入侵朝鲜，在明朝与朝鲜联军打击下，日军元气大伤最终退回本土。德川幕府建立之初，有意与中国恢复朝贡关系，但考虑到此前日本的侵略行为以及倭寇侵扰形势，明朝拒绝了日本幕府的要求。(85)清朝取代明朝之后，日本进入锁国时期，两者并未建立直接的朝贡贸易关系。不仅如此，日本幕府还仿造中国为核心的天下体系，指令对马、萨摩藩与朝鲜和琉球(86)分别建立了日本式的朝贡贸易体系，通过这个体系以及葡萄牙、荷兰及部分中国商人，间接参加到以中国为核心的朝贡贸易网络之中。(87)在上述背景之下，就不难理解日本在东西方世界交汇的节点上，何以成为亚洲多数国家及地区应对近代化的例外。对于“试图取代中国而占据中华理念的主导地位”(88)的日本而言，西方世界的冲击以及“西洋化”为其实现夙愿提供了契机和手段。“明治三杰”之一的福泽谕吉顺势提出日本应脱离亚洲的行列，“与西洋的文明国家共同进退”，模仿西洋人的态度方式对付中国和朝鲜，(89)为日本实行一个多世纪的“脱亚入欧”国策奠定了思想理论基础。此后，日本迅速西洋化、近代化或工业化，以进取的竞争之姿崛起于东洋，让其他西方国家放弃在日本本土的竞争和控制，成为亚洲国家里唯一与西方博弈而达到了(竞争，合作)均衡点的国家。不仅如此，日本还顺利融入西方竞争本位的国际体系，迫使其亚洲邻国与其达成(合作，竞争)的均衡。(90)
与处于天下体系边缘的越南、日本等国不同，作为中央王朝的中国在选择策略时具有更加复杂的心态和更为踌躇的历程。理智上，中国似乎应当像日本一样改以竞争为本位，最终“师夷长技以制夷”。然而中心区域根深蒂固的天下一家思想，让中国难以从内心接受“西学为体”的几千年未有之巨变。陈寅恪在《王观堂先生挽词序》中写道，“凡一种文化，值其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现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则其所受之苦痛亦愈甚。”类似的，中国作为天下体系的核心，同时也是被天下体系的“宏大程量”所化最深的主体，正值天下体系衰落乃至分崩离析之时，不能如越南等国一般安居于竞争本位国际体系中的合作者，又不能如日本一般完全转换为新体系中的一员，也属自然。无论如何，西力东渐之下，以中国为核心的天下体系已然式微，从边缘区域坍塌至中心地带。
实际上，中国与西方国际体系的博弈迄今尚未达到均衡点，其间，中国甚至进行过以他国(苏联)为中心、成为新的天下体系中相对边缘的合作者的尝试，终于因为苏联无法理解中国对天下体系所要求的共同礼制的期许而失败。(91)时至今日，“中学为体”还是“西学为体”之类的争议仍不时涌现，中国要屹立强国之林，最终是否会不得不转向融入以竞争为本位的国际体系？
六 天下体系的制度遗产及其创造性转换
(一)全球化图景下合作国家群落的可能性
东西方世界的交汇不能单向地看成西方世界影响了东方世界，西方在冲击东方的同时，也因东方世界的反作用而发生变化。决定(3)式中γ的“基于自然禀赋的社会交往网络”，虽然就自然禀赋看东西方都没有明显的变化，但交往的网络却因为技术、军事、政治、经济的变化而由原来的区域网络真正转变为全球网络。各自原有的自然禀赋影响的那些属性，在新的网络中因相互碰撞或融合产生了新的内容，无论是原属竞争本位的还是合作本位的国际行为体，其偏好与行动都可能面临新的变化。
从静态的观点看，(合作，合作)组合是不稳定的策略组合，要么如表3所示，各方会陷入(竞争，竞争)的囚徒困境；要么如表4所示，选择以合作为策略的国家似乎将不可避免地诱使对手选择竞争而将自己置于劣势。然而，从演化博弈的视角看，结论可能发生改变。
首先对表3和表4的静态博弈作一般化的处理。假定全球化的世界上有1+X+Y个国家，其中X个国家选择合作，而Y个国家选择竞争。国家1如果选择“合作”，同时它遇到X类型国家，产生的总支付为A，且国家1分配到的比例为α(0＜α＜1)。国家1如果选择“合作”，但遇到Y类型国家，则产生的总支付A全部被Y国家获得。国家1如果选择“竞争”，遇到X类型国家，则合作总收益A全部归国家1。当国家1选择“竞争”，不巧遇到也选择“竞争”的Y类型国家，产生的总支付A将扣除竞争损失B之后在两国间分配，国家1获得的比例为β(0＜β＜1)。用支付矩阵可表示如下(参见表5)：
如果竞争损失B小于交往产生的总收益A，也即A＞B，则表5等同于表3，此时的纳什均衡解为(竞争，竞争)。如果竞争损失B大于交往总收益A，则表5等同于表4，此时(竞争，合作)与(合作，竞争)都是均衡解。东西方交汇之后的全球化世界为后者，也即有A＜B。
由于存在X个合作策略国，Y个竞争策略国，则国家1选择合作或竞争的期望生存适应性分别为：(92)
当(5)大于(6)时，国家1作为合作本位者的生存适应性较高，当(5)小于(6)时，国家1作为竞争本位者的生存适应性较高。演化均衡是：
将(5)和(6)代入(7)，得到：
Y/X=(1-α)A/β(B-A) (8)
不难证明，当世界上竞争者与合作者的比例Y/X大于(1-α)A/β(B-A)时，作为合作者的预期收益或期望生存适应性要高于竞争者，此时，合作者的数量会增加；反之，当Y/X小于(1-α)A/β(B-A)时，竞争者的期望生存适应性高于合作者，此时竞争者的数量会增加。因此，无论是竞争策略还是合作策略，都是“演化稳定策略”。
这一结论为中国保持并创造性地运用天下体系遗留下来的合作理念奠定了基础。不必更换为竞争本位的身份，中国仍有可能在全球化的世界中加入或形成一个稳定的合作本位的国家群落，这个群落将以相对稳定的比例与竞争本位国家群落共存。不难想象，在合作本位的国家群落内部的核心区域，(合作，合作)的策略将成为共识，参与者将获得并分享稳定的合作剩余。
进一步的问题是，如何让合作本位国家群落的规模变大，进而创造更多的合作剩余。由(8)可知，当Y的规模一定、其他条件不变时，三个因素对X的规模有影响。首先，α越大，X越大。这意味着合作剩余的生产和分配向中央集中的“草帽型”体系结构有助于合作本位国家群落规模的扩大。历史上以中国为核心的天下体系正是这样的结构，因此秦朝以来天下体系的核心区域及其涵盖的范围有稳步扩大的态势。一个附带的结论是，如果体系中出现多个中心，则体系的扩张能力将被削弱。
其次，β越大，X越大。其含义是，核心国家假如采取“竞争”策略，在碰到对手也采取“竞争”策略时，核心国家承担的竞争损失份额越大，则合作本位国家群落的规模更容易扩大。背后的逻辑是，核心国家慑于更大份额的损失，会非常慎用“竞争”策略，其“合作”策略将形成一种可置信的声誉或承诺，吸引更多国家与之合作。
最后，B/A越大，X越大。也即，竞争损失与合作收益的比越大，则所有国家选择“竞争”策略所面临的玉石俱焚的压力就越大，于是各国更倾向于采取“合作”的策略。一个推论是，全球化本身有助于合作的扩大。因为全球化条件下，各国利益交织、相互依赖加深，彼此的合作未必能扩大这些利益，但彼此的对立势必要损害这些利益，所以，顾及于那些锁定在其他国家的政治经济利益，各国也会更倾向于“合作”策略。
(二)创造性转换的案例讨论：由“厚往薄来”到“早期收获”
天下体系毕竟一去不复返了。鉴于其内含的“世界秩序观以各国之间不平等的观念为基础”，(93)试图照搬式地复兴天下体系有悖于世界潮流。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天下体系留给当代中国的制度遗产能够或者应当被弃如敝屣。之所以不能够，是因为中国的文化作为历时延续的系统从未断绝，要跳出历史的惯性或屏蔽“路径依赖”的影响，几乎是不可能的。之所以不应当，则是因为天下体系中的一些经验和教训，对于全球化时代构建新的合作本位的国家群落有借鉴的价值。恰如新儒家强调“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换”一样，已然式微的天下体系同样可以经过“创造性转换”，“开出”新的符合现代性和普遍性的合作机制。
事实上，从中国倡导或参与的国际合作实践中，我们不难发现天下体系的蛛丝马迹。这些“遗迹”或许是历史惯性、路径依赖的潜在影响使然。从创造性转换的视角看去，对于当下以及未来都具备十分重大的意义。将东亚地区主义与欧洲及美国的国际经济合作机制进行比较，我们能够非常清晰地看到合作本位与竞争本位的现代版本在风格上的差异。
欧洲一体化由煤钢联营起家，经由关税同盟、统一市场、共同货币等阶段，走向了成员国家向联盟让渡主要经济主权的更高层次的共同体。表面上看，欧洲经济一体化拥有极高的合作水平，实际上，这是一种竞争导向(competitive-oriented)的经济一体化，(94)其实质是通过共同的市场、经济政策和治理机构“使地区或国家政府暴露于竞争之下”，欧洲“经济一体化的基本意义是实际或潜在竞争的增加”。(95)联盟层面的合作或规制遵循辅助性原则(principle of subsidiarity)，其背后的含义仍是自由竞争优先(free competition first)。在外部危机冲击下，这种竞争导向经济合作的脆弱性暴露无遗。因害怕违背辅助性原则，在美国次贷危机演变为国际金融危机之际，欧盟只是发出模棱两可的信号而未能采取断然措施阻断危机的蔓延。“当2010年2月希腊债务危机凸显之时，它的欧洲伙伴在提供贷款和同意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介入上犹豫不决。随着危机加剧，决策者开始责怪‘投机’，或建议采取禁止某些金融产品、设立欧洲的信用评级机构之类的临时措施。决策者们在这些无谓之事上浪费时间，按照各自的想法发出相互矛盾的信号，对此，市场的理解就是决策者们对危机束手无策。”(96)不仅如此，竞争导向的一体化还将妨碍共同体中的强国对弱国的救助。鉴于强国已经按照条约提供了大部分地区公共产品，当危机发生时，强国倾向于质疑救助其他国家的必要性并责怪这些国家是“扶不起的阿斗”。例如，在欧洲主权债务危机之中，德国就一直不愿承诺向希腊提供直接的资金援助。(97)这与1997-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发生之后中国迅速有力的行动形成鲜明对比。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之后，中国迅速做出人民币不贬值的承诺，并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安排的框架内并通过双边渠道，向泰国、印度尼西亚等国提供各种形式的援助。即便1998年中国国内遭遇特大洪灾，但中国对周边的承诺和援助也未中止。
美国的国际经济合作战略更具竞争色彩。其竞争性自由化战略要点有四：其一，从全球、区域及双边等不同层次发起而形成以美国为中心的自由贸易协定网络。通过综合运用三个层次的谈判，营造对各层次谈判各方的压力，促使其主动寻求与美国合作，获取对美国最有利的谈判地位和利益，同时给尚未加入谈判的国家造成一种被排除的忧虑。(98)其二，这些协议被鼓励反映美国的价值观和经济准则，包括美国市场的竞争性准入方式和商业法规，并同时支持美国在全球的外交政策和军事目标，从而恢复美国在多边贸易体制谈判中的领导地位。其三，强调在服务、电子商务、知识产权、政府管制的透明性、环境和劳工标准等方面制定出详细规定，以便在未来的世界贸易组织多边谈判中取得谈判议题的制度优先权。(99)其四，特别强调所签订协议的先例性和可推广性，让协议的范本能作为一种模式应用在其他地方。例如希望美国与新加坡和智利的自由贸易协定能作为一种标准成为与东南亚和拉美其他国家自由贸易的基础。(100)从谈判程序上看，美国针对各个潜在对象国制造竞争氛围，进而从中遴选那些表现好的国家(more advanced)协商“贸易与投资架构协议(trade and investment framework agreements)”和签订“双边投资条约(bilateral investment treaties)”，作为将来过渡到签署正式自由贸易区协定的准备。(101)
与欧美主导的区域经济合作机制强调竞争不一样，东亚地区经济一体化带有明显的合作导向(cooperative-oriented)的风格，其中，中国的作用尤其独特和关键。中国在与东盟的自由贸易协定框架中，设定了早期收获计划(early harvest program)的安排，其含义是选择双方感兴趣的优先领域率先减免关税，同时采取能够获得直接好处的贸易和投资便利化措施。(102)对中国而言，早期收获计划并不在于直接获利，而是为了表达合作的良好意愿，为后续的全面合作提振信心。因此，中国应东盟国家的需求，在开放农业部门问题上做出了重大让步，而东盟多数成员国在这一部门相对于中国有竞争优势。(103)正是因为早期收获计划的存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协定对东盟成员国的吸引力，比日本或韩国要与东盟签订的类似协定更大，(104)从而让中国与东盟的经济合作走在了“10+1”合作的前列。其后，早期收获计划成为一种范例，中国与巴基斯坦的自贸协定、巴基斯坦与马来西亚的自由贸易协定乃至印度与东盟的自由贸易协定都包含了早期收获计划的内容。
这种以经济让步换取全面合作的方式，与传统朝贡贸易体系中的“厚往薄来”观念颇为神似。尽管在短期内，“厚往薄来”的举措能够为地区合作注入强劲的动力，但从历史经验看，核心区域的财政压力将随之不断增长，最终迫使其采取措施限制“厚往薄来”的力度。这种限制可能对已有的合作网络造成严重的打击，反倒使核心区域与边缘区域的关系恶化，不利于合作网络的扩展。策略演化均衡模型的结论也表明，当合作的产出和分配向中央集中而非向四周分散时，合作国家集群的规模将扩大。为此，不能直接照搬“厚往薄来”的历史经验，而必须在具体措施上做出切合时宜的变通或创造性的转换。这意味着中国在通过早期收获计划树立其他国家对于区域合作的信心之后还有大量的工作要做。更重要的任务是在已有的贸易合作框架之外，着力构建以中国为中心的区域生产网络和地区最终消费市场，以确保地区生产能力的提升以及中国在地区产出和分配中的相对优势地位。此外，这样做还可以消除其他国家通过自己的早期收获计划形成新的合作中心对中国为核心的地区合作群落扩张能力的威胁。
总之，现代中国从传统中国的历史中继承了丰富的制度遗产。完全摒弃这些来自祖先的礼赠，既不可能也无必要。事实上，除了由“厚往薄来”到“早期收获”之外，还有大量的经验有待开发、提炼。例如亚洲的合作导向一体化的问题，由“天下体系”的“等级制”转向全球化时代“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的问题等，都是未尽的课题。唯有以现代的观念和普世的胸怀加以创造性的转换，深埋在历史中的资源才能转化为我们参与全球政治经济博弈的财富和凭借。归根结底，合作本位的东方观念与行为有其演化的优势，中国参与乃至倡导“一个用和平共处原则建立新的国际准则以取代基于弱肉强食法则的现行准则的进程”，(105)这种努力最终势必获得全世界的理解与尊重。
注释：
① 参见赵汀阳：《“天下体系”：帝国与世界制度》，载《世界哲学》，2003年第5期，第2－33页；赵汀阳：《天下体系：世界制度哲学导论》，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
② 赵汀阳：《天下体系的一个简要表述》，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8年第10期，第58页。
③ 张锋：《解构朝贡体系》，载《国际政治科学》，2010年第2期，第54页。
④ 周方银：《朝贡体制的均衡分析》，载《国际政治科学》，2011年第1期，第29－58页。
⑤ 世界体系真正具备世界性的历史并不悠久，但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各地的人们都生活在他们自认为或想象的完整和连续的世界里，那些遥远陌生的地域，作为“想象的异邦”而为他们所“熟悉”。
⑥ 虽然我们主要讨论的是国家之间的关系，但国际组织等其他国际行为体同样可以用这里的框架来分析。
⑦ 从逻辑来看，似乎还存在“无涉”这种没有关系的关系，但作为一个世界体系来考察时，全无相互影响的无涉已经被排除在外了。
⑧ 阿夫勒·格雷夫（Avner Greif）将水平的社会结构与集体主义的文化信仰相联系，而将垂直的社会结构与个人主义的文化信仰相联系。参见Avner Greif,“Cultural Beliefs and the Organization of Society:A Historical and Theoretical Reflection on Collectivist and Individualist Societies,”The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Vol.102,No.5,1994,pp.912－950。
⑨ ［英］亚当·斯密著，郭大力等译：《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1972年版，第6页。
⑩ 许涤新、吴承明主编：《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5页。
(11) 许涤新、吴承明主编：《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第24页。
(12) ［法］埃米尔·涂尔干著，渠东译：《社会分工论》，北京：三联书店2000年版，第314－317页。
(13) 参见［美］道格拉斯·C·诺思著，刘守英译：《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上海三联书店1994年版，第4页。在这个译本中，“formal”和“informal”译做“正规”和“非正规”。此外，诺思的学生和写作此书的助理之一、后来在台湾清华大学任教的刘瑞华也翻译了此书，在他的译稿中“formal”和“informal”对应于“正式”和“非正式”，本文沿用后者的译法。
(14) 代表性的著作参见［美］塞缪尔·亨廷顿著，周琪译：《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北京：新华出版社2010年版。
(15) 《国语·周语·祭公谏穆王征犬戎》。
(16) 《孟子·公孙丑下》。
(17) 《孟子·梁惠王下》。
(18) 朱熹对这段话的注释称，“程子曰：‘夷狄且有君长，不如诸夏之僭乱，反无上下之分也。’尹氏曰：‘孔子伤时之乱而叹之也。亡，非实亡也，虽有之，不能尽其道尔。’”参见［宋］朱熹注：《四书集注》，南京：凤凰出版社2005年版，第64页。
(19) 高怀民：《春秋大义》，载《中华百科全书》，台北：中国文化大学出版部1983年版。
(20) ［美］谢淑丽：《亚太地区安全：势力均衡还是大国协调？》，载王正毅、［美］迈尔斯·卡勒、［日］高木诚一郎主编：《亚洲区域合作的政治经济分析——制度建设、安全合作与经济增长》，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77页。
(21) 转引自黄裳：《笔祸史谈丛》，北京：北京出版社2004年版，第5页。
(22) 这种机制认为，只有我的意象和他人的意象相互切合，我们两人之间才会形成一种团结。如果这种切合来源于两个意象的相似性，就称做“黏合（agglutination）”。这只是因为两个意象在整体上和部分上相互类似，能够紧密地联结在一起，完全融为了一体。总之，它们也只有通过这种融合形式才能相互结合。参见埃米尔·涂尔干：《社会分工论》，第25页。
(23) 传统中国追求稳定而不惜看轻效率的倾向参见冯维江：《侠以武犯禁——中国古代治理形态变迁背后的经济逻辑》，载《经济学（季刊）》，第8卷第2期，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24) 档案记载，罗芳伯“初意，欲平定海疆，合为一属，每岁朝贡本朝，如安南、暹罗称外藩焉……虽作藩微外，实有归附本朝之深心焉”。参见高延著，袁冰凌译：《婆罗洲华人公司制度》，台北：中研院近史所1996年版，第14页。兰芳共和国的基本情况还可参见吕振羽：《简明中国通史》，北京：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680－682页。
(25) 田培栋：《明代社会经济史研究》，北京：燕山出版社2008年版，第95页。
(26) 建构主义或理念主义认为，“共有观念的结构越是深入行为体的身份和利益，对变化产生的阻力就越大”，实际上，所谓的“深入”在天下体系之内与其作为空间意义理解毋宁作为一种时间概念来理解。参见［美］亚历山大·温特著，秦亚青译：《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349页。
(27) 孙卫国：《大明旗号与小中华意识》，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第12、118页。
(28) 孙卫国：《大明旗号与小中华意识》，第422－423页。
(29) 秦亚青将差序格局或体系成员的不平等原则视为天下体系的根本。参见秦亚青：《国际关系理论中国学派生成的可能和必然》，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6年第3期，第7－13页。
(30) Oliver E.Williamson,“The New Institutional Economics:Taking Stock,Looking Ahead,”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Vol.38,2000,pp.595-613.
(31) 在此，我们的叙事规则是“以中国为依据去理解西方”，参见赵汀阳：《天下体系：世界制度哲学导论》，第13页。
(32) 李约瑟曾将中国社会形容为“非竞争性的社会”，参见［美］李约瑟著，劳陇译：《四海之内：东方和西方的对话》，上海：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24页。
(33) 温特用这三种意象表达无政府主义下的三种国际体系，霍布斯文化中的主体位置是“敌人”，洛克文化中的主体位置是“竞争对手”，康德文化的主体位置是“朋友”。参见［美］亚历山大·温特著，秦亚青译：《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326页。
(34) 温特指出威斯特伐利亚体系是洛克文化，参见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第339页。
(35) 恰如哈特与奈格里所言，民族国家“是一部制造他者的机器”，参见［美］麦克尔·哈特、［意］安东尼奥·奈格里著，杨建国等译：《帝国——全球化的政治秩序》，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21页。
(36) 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第386页。
(37) 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第339页。
(38) 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第359页。
(39) 赵汀阳：《天下体系的一个简要表述》，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8年第10期，第57－65页。
(40) 值得关注的是，戴维·萨利（David Sally）将斯密《道德情操论》中的同情共感（sympathy）引入博弈之后发现，理性人之间的博弈存在包括非囚徒困境合作均衡解的多态均衡。罗卫东指出，这种用“同情共感”心理机制强化“看不见的手”机制的做法，可能使后者能够有效地抵挡“囚徒困境”的冲击而继续被人们所信赖。由后文可知，上述思想试验在传统中国的天下体系中，早已进入被广泛遵循和实践的境界。参见David Sally：《带有同情的博弈》，载《新政治经济学评论》，2006年第1卷第2期，第177－190页；罗卫东：《同情与博弈：一个基于思想史的导论》，载《新政治经济学评论》，2006年第1卷第2期，第207－209页。
(41) 参见［美］阿维纳什·迪克西特著，郑江淮等译：《法律缺失与经济学：可供选择的经济治理方式》，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8－19页。
(42) 这段话常常被简化为“没有永恒的朋友，没有永恒的敌人，只有永恒的利益”。参见Palmerston,“Speech to the House of Commons,”Hansard,March 1,1848,http://hansard.millbanksystems.com/commons/1848/mar/01/treaty-of-adrianople-charges-against。
(43) 盛洪从微观角度对家庭主义与个人主义的决策目标和过程进行了分析，认为个人的效应在个人主义中不受他人的影响，而个人的效用在家庭主义中会受到其他家人效用的影响，例如因为家人的快乐而快乐。并且，若干个人一旦组成家庭，就会获得远大于孤独个人本身的效用，这使得家庭的总效用远大于家庭成员游离于家庭之外时个人效用的总和。参见盛洪：《论家庭主义》，载《新政治经济学评论》，2008年第4卷第2期，第72－97页。这项微观机制的结论，同样可以类推于天下体系之于西方世界体系的比较。
(44) 在《孟子·尽心上》中，孟子的学生桃应假设了“舜为天子，皋陶为土，瞽瞍杀人”的伦理情景向孟子发问，孟子认为舜不应该干预皋陶的执法，也不应该任父亲受刑，而应该放弃权位背着父亲逃走。
(45) 《史记·伯夷列传》。
(46) 这意味着“义不食周粟”而死的损失足limA＝∞，“不义而食”的损失足limB＝∞，有lim(A/B)＝0。
(47) 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第314页。
(48) 赵汀阳将区别于温特三种文化范型的中国文化称为“天下文化”，鉴于本文在处理“天下观”与“华夷观”之间的关系上与赵汀阳有所不同，故没有直接沿用。
(49) 《论语·颜渊第十二》。
(50) 与霍布斯文化、洛克文化和康德文化一样，作为一种理论范型的天下体系或其孟轲文化不能被视为确切或“完全写实”的历史存在，而是观念上的一种抽象和提炼。
(51) 在一些文献中，封贡体系也被称为朝贡体系。本节中的封贡体系为秦汉之后的朝贡制度，如韩国学者全海宗所言，它“与其说是先秦时代朝贡制度的适用或发展，毋宁说是秦汉统一以后作为统一国家的中国在完善其对外关系过程之中逐渐形成的一种制度”。参见［韩］全海宗：《汉代朝贡制度考》，载［韩］金海宗著，金善姬译：《中韩关系史论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19－129页。
(52) 王绳祖：《国际关系史》（第一卷），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5年版，第1－2页。
(53) 顾炎武对“亡国”与“亡天下”有清楚的辨析，认为“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参见《日知录·正始》。
(54) 此话为朝鲜孝宗心腹大臣宋时烈所说。参见黄景源：《江汉集》卷32《明陪臣传·宋时烈》，载《标点影印韩国文集丛刊》第225册，第81页。转引自孙卫国：《大明旗号与小中华意识》，第91页。
(55) 如美国学者费正清、邓嗣禹的研究，韩国学者全海宗的《中韩关系史论集》，台湾学者高明士的《从天下秩序看古代的中韩关系》，台湾学者张存武的《清代宗藩贸易》、《清代中韩关系论文集》以及香港学者黄枝连的《天朝礼治体系研究》系列三卷本（上卷《亚洲的华夏秩序：中国与亚洲国家关系形态论》、中卷《东亚的礼义世界：中国封建王朝与朝鲜半岛关系形态论》、下卷《朝鲜的儒家情境构造：朝鲜王朝与满清王朝的关系形态论》），均持上述观点。参见孙卫国：《大明旗号与小中华意识》，第9－10页。
(56) 如1647年顺治就颁诏称“东南海外琉球、安南、暹罗、日本诸国，附近浙闽，有慕义投诚纳款来朝者，地方官即为奏达，与朝鲜等国一体优待”，但4年之后才有琉球首次遣使朝贡，而安南更迟至1660年才首次入贡，直到乾隆年间封贡国（1790年缅甸受封）方增加到7个。相比之下，朱元璋以汉驱元之后，诏谕海外诸国，仅2年时间就有10国先后来朝。可见清初前朝影响远高于明初，这从一个侧面也可佐证时间累积效应的存在。参见李云泉：《朝贡制度史论——中国古代对外关系体制研究》，北京：新华出版社2004年版，第62－63、136页。
(57) 参见冯维江：《侠以武犯禁——中国古代治理形态变迁背后的经济逻辑》，载《经济学（季刊）》，2009年第8卷第2期，第488－494页。
(58) 吕思勉：《中国社会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7页。
(59) 吕思勉：《中国社会史》，第317页。
(60) 早在汉朝已经向日本、缅甸、越南、老挝、爪哇等地当时的君主赐相当于诸侯、宰相规格的印章。南北朝时期的日本倭五王先后10次向刘宋政权朝贡并以臣子的身份请封，以图实现“称雄日本列岛，凌驾于其他各国之上，并对不包括百济在内的朝鲜半岛南部拥有军事干涉权”的目的。参见朝鲜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朝鲜通史（上卷第一分册）》，吉林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46页；李云泉：《朝贡制度史论——中国古代对外关系体制研究》，第21－27页。
(61) 程鲁丁：《琉球问题》，上海：中国印书馆1949年版，第82页。
(62) 孙卫国：《大明旗号与小中华意识》，第117－118页。
(63) 参见周方银：《朝贡体制的均衡分析》，载《国际政治科学》，2011年第1期，第54－55页。
(64) 参见［美］何伟亚著，邓常春译：《怀柔远人：马嘎尔尼使华的中英礼仪冲突》，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32页。确如何伟亚所言，用领土间关系（interdomainal relations）而非国际关系（international relations）来表示天下体系中各行为体的关系更为恰当，不过出于习惯，我们还是用后者。
(65) ［法］费尔南·布罗代尔著，唐家龙等译：《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第一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20、30页。
(66) ［英］G·R·波特编，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译：《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9页。
(67) ［英］E·E·里奇、［英］C·H·威尔逊主编，张锦冬等译：《剑桥欧洲经济史》（第四卷），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39页。
(68) 许倬云指出，“每个特定地区因应它的特定环境可以做许多选择，等选定了以后就变成文化的基本调子。这个基调就等于生物的基因，人的群体里面也有基因留下的约定信息不断地传递下去，形成特定的应付方法，在没有其他新的条件、新的情况发生以前，就会不断用老的方法应付下去”。参见许倬云：《中国古代文化的特质》，台北：联经出版社2006年版，第6页。
(69) 强调变化的持续性非常重要，因为并非所有的价格变动都会引起产权结构或人的行为发生转变。参见［冰岛］斯拉恩·埃格特森著，吴经邦等译：《经济行为与制度》，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74－75页。
(70) Augus Maddison,Chinese Economic Performance in the Long Run,Pails:Development Centre of the Organization for: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1998,p.40.
(71) 参见［英］科尔、［英］迪恩：《国民收入的增长》，载［英］H·J·哈巴库克、［英］M.M.波斯坦主编，王春法、张伟、赵海波译：《剑桥欧洲经济史》（第六卷），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6页。
(72) G·R·波特编：《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第3页。
(73) 16世纪航海成为欧洲的数学家、航海家等广泛合作的国际性的新科学。参见E·E·里奇、C· H·威尔逊主编：《剑桥欧洲经济史》（第四卷），第98页。
(74) 正是凭借欧洲船载大炮的威力，葡萄牙人才能保护自己在亚洲的贸易不受东方竞争者的打击。参见E·E·里奇、C·H·威尔逊主编：《剑桥欧洲经济史》（第四卷），第172页。
(75)例如，西班牙殖民者“向被征服的印第安人强征贡物和强制劳动，然后让他们改信基督教并给予保护。对于野蛮的印第安人则进行无情的战争”。这些措施因得到殖民者国内政府的制度化支持(国王敕令形式)而合法化，遂令许多美洲土著民族因此消亡。参见G·R·波特编：《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第611页。
(76)印加帝国的金属主要用于制作工艺品，其冶炼技术尚不足以制作金属铠甲，马匹也是印加人从未见过的巨大野兽，当面对全副金属铠甲的欧洲骑士时，他们倍感恐慌，战斗中往往因此一败涂地。参见Barbara A.Somervill，Empire of the lncas，New York：Infobase Publishing，2009，p.53。
(77)1531年，西班牙殖民者皮萨罗能率领168个人就征服有几百万人口的印加帝国，天花病毒居功阙伟。王旭东、孟庆龙：《世界瘟疫史：疫病流行、应对措施及其对人类社会的影响》，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41页。
(78)[法]维克多·雨果著，程曾厚译：《雨果文集》(第1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61-362页。
(79)都是三年一贡。
(80)李云泉：《朝贡制度史论——中国古代对外关系体制研究》，第143页。
(81)李云泉：《朝贡制度史论——中国古代对外关系体制研究》，第77-78、145页。
(82)[唐]魏徵等：《隋书》(第六册)，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1827页。
(83)于长敏：《日本文化史略》，长春：吉林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28页。
(84)李云泉：《朝贡制度史论——中国古代对外关系体制研究》，第77页。
(85)高淑娟、冯斌：《中日对外经济政策比较史纲：以封建末期贸易政策为中心》，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47-48页。
(86)琉球向萨摩藩派遣朝贡使团的详细情况参见[美]罗伯特·K·酒井：《作为萨摩藩属地的琉球群岛》，载[美]费正清编，杜继东译：《中国的世界秩序：传统中国的对外关系》，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05-125页。
(87)高淑娟、冯斌：《中日对外经济政策比较史纲：以封建末期贸易政策为中心》，第50-54页。
(88)[日]滨下武志著，朱荫贵等译：《近代中国的国际契机：朝贡贸易体系与近代亚洲经济圈》，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46页。
(89)[日]福沢諭吉：「脱亜論」，载『時事新報』，1885年(明治18年)3月16日。
(90)日本有此“成绩”，相当程度上得益于中国甲午战败后根据《马关条约》向日本支付的赔款。这些赔款不仅直接用于军备扩张和振兴工业，而且还帮助日本建立起金本位制度，使其国内信用制度更加健全的同时还让日本金融市场与欧美紧密联系，极大地增加了日本对外的竞争能力。参见张宇燕：《中国的战争赔款与日本的工业化》，载张宇燕：《说服自我》北京：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239-244页。
(91)中苏同盟之后，中国将苏联视为“老大哥”，两国关系为兄弟关系，背后是中国传统上家庭主义为基础的天下体系观的反映。中国对兄弟关系的期许与苏联理解的同志关系不尽相同。例如，关于军事同盟的运作方式，中国希望的是“单向援助”，而苏联要求的是“共同行动”。前者意味着中苏双方的行为是无条件服膺于共同的“大家庭内”的秩序和责任，而后者意味着苏联的行动是以中国的行动为条件的，这有违“兄长之道”。不仅如此，苏联参与创建并进入战后国际体系，而被排斥在该体系之外的中国则会认为苏联背叛了同盟(新天下体系)，加之苏共在二十大中的自我批评降低了莫斯科的威信，而中国由于“一五计划”的顺利完成和成功参与处理波匈事件声望提升，中国越来越相信马克思主义的主流已经到了东方，有意与苏联平分秋色甚至取代其在社会主义阵营中的领导地位。最终中苏同盟破裂。相关事件参见沈志华：《中苏同盟破裂的直接表现与内在逻辑——对中央情报局“国家情报评估(NIE)”的评估》，载《国际观察》，2005年第5期。
(92)此处是对叶航、汪丁丁、罗卫东等的利他者生存适应性模型的应用。参见叶航、汪丁丁、罗卫东：《作为内生偏好的利他行为及其经济学意义》，载《经济研究》，2005年第8期，90-91 。
(93)罗伯特·K·酒井：《作为萨摩藩属地的琉球群岛》，第125页。
(94)对竞争导向经济一体化与合作导向经济一体化的比较研究参见Feng Weijiang，“Cooperative-oriented Integration in Asia and the Role of China and Japan，”International Studies，Vol.1，2011，pp.2-8。
(95)Jacques Pelkmans,European Integration:Methods and Economic Analysis,London:Pearson Education Limited,2006,p.3.
(96)Zsolt Darvas,"Fiscal Federalism in Crisis:Some Facts and Lessons； From the US to Europe," Forthcoming Bruegel Policy Contribution,June 10,2010.
(97)Robert Wielaard,"Greece Debt Crisis:Germany Holding up European Union Bailout," The Huffington Post,March 19,2010.
(98)荣沛芳：《美国的策略与欧盟的动向》，载江启臣等著：《东亚经济整合趋势论丛》，台北：台湾经济研究院2009年版，第299页。
(99)何永江：《竞争性自由化战略与美国的区域贸易安排》，载《美国研究》，2009年第1期。
(100)Robert B.Zoellick,"American Trade Leadership:What Is at Stake," Remarks Delivered at the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Washington,D.C.,September 24,2001.
(101)Robert B.Zoellick,USTR Letter to OMB on "Competitive Liberalization" through Multiple FTAs,December 3,2001.
(102)E.Medalla,and J.D.Balboa,"The Impact of ASEAN-China FTA Early Harvest Program:the Case of the Philippines with Focus on Short-run Effects on the Agriculture Sector," Research Paper Series,2007,http://ideas.repec.org/b/phd/rpseri/rps_2007-01.html.
(103)Ariel H.Ko,"Not for Political Domination:China's Foreign Economic Policy towards Vietnam,Singapore,and Malaysia in the Open Era," http://theses.gla.ac.uk/2235/.
(104)Gary Clyde Hufbauer,and Yee Wong,"Prospects for Regional Free Trade in Asia,"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Working Paper,No.05-12,2005,http://ssrn.com/abstract=830106.
(105)张宇燕：《中国经济现代化背后的政治意图》，载张宇燕：《说服自我》，第187-18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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