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全球化悖论的反思：中国寻求新的文化认同，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悖论论文,中国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些西方理论家指出，全球化已经产生了重大的文化影响。他们认为，在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由于在以往数十年中受到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影响日益增加，其生活和生产方式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随之而来的是其世界意识的变化。地区或国家边界不再是限定个人意识存在的地理极限。人们心智活动的范围可以扩展到全世界。结果是，人们通过现代通信技术媒介与他人交往联系的方式，不断改变着地理空间观念。现在，全球已可想象为一个整体。这就意味着个人可以成为这个世界的一部分，与它互动，周游世界，认识、了解它，更重要的是模仿它。基于个人主义、消费至上和富足的西方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生活方式就在眼前，美好诱人，似乎唾手可得。
全球化因此不仅意味着人们对全球的理解空前深化，而且带来认识世界思想方法的改变。它还使人们成为全球整体的有机组成部分，这必然会引起文化身份认同方式的重大政变，因为全球文化影响日益侵蚀着以往据以形成身份认同的主要资源——地方和民族文化。然而，全球化一定会导致地方民族文化的解体并最终消失吗？以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文化为根基的全球文化必将取代地方民族文化吗？此外，美国在全球政治、经济中的主导地位是否预示着新的全球文化实际上就是美国文化？这种全球文化是否会将美国的价值观念、行为方式推行到不同于美国文化且可能与之对立的文化之中从而使之美国化？美国主导的西方文化随着中国扩大开放政策涌进中国。这是否将严重损害中国文化的独立完整？这一切对中国共产党建设社会主义的理想有什么影响？因为社会主义理想与作为全球文化根基的发达资本主义价值体系是针锋相对的。
以上难题一直困扰着众多的理论家及中共领导人。中共党内有人警告，美国式西方资本主义价值观将会腐蚀并部分取代中国文化价值观，他们或忧心能否保持中国文化的完整纯洁，或担心能否坚持中国文化的社会主义方向，或二者兼而有之。但是，以美国价值观主导的全球文化对中国文化的威胁究竟有多大？根据西方的全球化研究文献，全球化的最终结果将是各地民族文化的解体及其被一个统一的全球文化所取代。地区、国家和地方之间的文化差异不断缩小以至消失。全世界将逐步变成同质的全球文化。那时，“中国”仅是地理实体，而不再承载文化或文化传统。因为，人们迄今为止一直是基于特定的地域文化社区以塑造文化认同、形成自我形象并界定自身在世界中的位置。在全球媒体传播的统一的文化意象和观念的不断冲击下，这种情况到那时将彻底改变。正如豪所说，在现代性被全球化的情况下，遥远异地的社会影响将全面渗透并塑造人们对世界和自己的认识理解。由此看来，中国文化显然面临“麦当劳化”或“可乐化”的现实危险。
有些学者质疑以上观点。他们指出，伴随全球化的文化同质化过程极为复杂。这一过程是否必然导致基于发达资本主义价值观的统一的全球文化，尚无定论。抗衡的力量和相反的趋势隐然显现，这包括文化碎裂化、文化杂合化、衰落文化的复兴和文化对全球化的抵制。这种复杂性还表现为它质疑基于民族文化的常规文化观念。常规文化观认为，的确有一种与中华民族密不可分的“中国”文化；正是这个中国文化面临着迅猛全球文化浪潮的剧烈冲击。然而，部分西方学者质疑将民族与文化连在一起的观点，认为文化仅附着于特定地域、或“地方”、或民族社区，所谓“民族文化”不过是政府构建和维持的、借以向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民众灌输统一国家意识的工具而已。因为，统一的国家意识有助于国家的政治统一并使民众效忠国家。可是，以政治力量构建的民族文化是脆弱的，难以抵挡全球化的冲击。与特定地域和社区联系的文化在此显示出优势，因为地域与文化的联系密切牢固。全球化对这两种文化的影响显然有所不同。
在当代中国讨论全球化及其文化冲击的话语中，关于存在着一种“中国”民族文化的观点颇为盛行。他们认为，正是这种民族文化受到全球化文化冲击的威胁。在国家层次，几乎无人关心全球化对中国少数民族文化的负面影响。对中国领导人和许多中国学者及中共理论家而言，保卫中国文化已成了一种信条。他们虽然看到对外开放带来了可能腐蚀、弱化中国文化的各种因素，但他们决不会放弃对中国文化的保护而听任全球文化宰割。他们并不认为中国参与全球化（特别是经济全球化）必然导致中国的西方化或美国化。面对全球化对中国文化的挑战，他们认为中国政府拥有保卫其经济、政治及文化主权的能力和决心。在他们看来，保护中国文化就取决于民族国家在全球化时代继续发挥重大作用。民族国家仍然是国际政治秩序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为了本国人民和国家利益，各民族国家有责任和能力来调节并管理全球化进程。其中包括保卫民族文化。因为在作为文化传统的国家和作为国家政治制度综合体的国家之间，存在高度的一致性。而且，国家政府有能力制定并调控影响民族国家文化品质特性的各种政策，禁止严重损害民族文化的种种文化形式和做法。国家政府还能通过发扬民族文化，以意识形态的、政治的或商业的方式来提升国家利益。
有些中国学者和党的理论家另有看法。他们警告指出，中国日益深入地参与全球化进程，实际上已经危及中国文化的根本，其严重程度已达到出现“文化危机”的地步。而且，人们看到中国政府面对全球化在文化问题上扮演着双重角色。一方面，国家领导人大声疾呼必须保护中国文化，因为它是民族国家的精神支柱。中国政府绝不容许全球化的文化冲击泛滥到腐蚀甚至窒息中国文化的地步，也不容许以西方资本主义价值观为主体的全球文化逐渐取代中国文化。另一方面，中国领导人坚持进一步改革开放的政策。这必然使中国受到全球化更多的影响。文化领域的改革意味着扩大中国的文化市场，增加全球媒体接触中国观众的渠道。这就意味着，他们努力建造的环境，必然极大地削弱国家调控全球化文化冲击的能力。这两种立场之间的矛盾与冲突，并不容易调和。一些党的理论家和中国学者因此面对尴尬的两难处境。因为他们大体支持以开放为特色的经济改革的总体方向，但忧心并警告其明显而消极的文化后果。
当代中国全球化及其文化影响话语中的这两种立场方法的矛盾与冲突，正是本文讨论的主题。本文首先讨论中国学者和党的理论家提出的各种立场观点。我们将会从中看到，在如何应对全球化带来的日趋严重的对中国经济和文化的冲击与挑战问题上，几乎毫无共识，但却有相当多的焦虑和不安。本文第二部分详述了中国领导人关于全球化对中国文化影响的看法，强调他们坚信中国民族国家有能力管理和控制全球化文化的影响。我以为他们的这一信念是与其如下已定愿望相冲突的：扩大中国文化市场并使其多样化，鼓励中国参与地区和全球文化市场。因为中国文化事务的日益市场化，势必削弱中国民族国家对文化领域的管理能力。中国政府文化政策中存在的这一张力，加深了部分中国学者和党的理论家的忧虑：中国正在走向一个它最不愿意看到的境地，即中国文化因西方化或更糟的美国化而失去其文化特质。作者在本文的最后部分通过探讨一种可能性来回应上述的两难处境。这种可能性就是，全球化在中国的文化影响及中国文化的商品化并不必然意味着以美国文化和价值主导的全球统一文化将淹没中国文化。因为与全球文化同质化趋势并行的还有文化碎裂化趋势：市场经济日趋多样化和细分化，从而形成有利于个体文化甚至特质文化生成的“地域”。这样，中国政府将部分地和意外地达到避免中国文化彻底“美国化”的目的。然而，其结果肯定与中国政府的期望相去甚远。
中国知识分子关于全球化与文化的观点
中国关于全球化问题研究的文献浩如烟海，并且仍在迅速增加。西方从事全球化问题研究的学者对此所知甚少。虽然这些文献基本上是对西方全球化研究理论问题的延伸讨论，但其重要性不容置疑。因为他们把西方理论运用于中国实际，试图解决中国在参与全球化（特别是经济全球化）中遇到的具体的困难和问题。为了深入理解全球化的原因和后果以及中国如何应对全球化，中国知识分子研究并力求理解全球化理论。评述中国全球化研究文献并非易事。这不仅因为其数量巨大，而且它涉及各种理论和政治问题。正如所料，这里没有一致的意见。在文化领域，从敌视全球化及其文化影响的观点，到要求在西方影响下进一步改造和现代化中国文化的观点，应有尽有。居于两个极端之间的观点因与党和国家政策一致而占据了主导地位。这种观点支持中国参与全球化进程。它相信中国政府能够管理这一进程并使之有利于中华民族，相信国家的干预能够限制全球化带来的消极文化影响。持有这一观点的众多学者和党的理论家坚信中国有能力掌握自己的命运。全球化并未危及中国的主权，实际上还有可能强化它。中国全球化文献因此可以根据其观点分成几个组群，这样就可以对他们进行分别讨论。
中国知识分子如何看待中国在参与全球化（特别是经济全球化）后所面临的文化变迁呢？对全球化及其文化冲击持批评态度的学者，无不强调自1978年中国实行对外开放以来所发生的文化巨变。住在美国的华人学者刘康的有关著作在中国颇有影响。他被认为是中国“新左派”的代表之一。他认为，虽然存在明显的趋势，但全球化在中国的影响并未造成基于西方观念的同质全球文化。他的论点是，20世纪80年代初以来的中国文化场景已变得极为复杂。在城市青年中发生了明显的文化转变。他们吸收并炫耀来自西方流行文化的物质享乐和个人主义观念及方式。这些观念方式经由国际媒体传入中国。刘康认为这个过程就是“信息殖民主义”。日益增多的互联网接触，在塑造新一代城市青年过程中特别重要。这些青年经常通过滑稽模仿及“恶搞”中国传统革命文化来表现自己。中国城市青年的新网络文化包含过多性信息。其中不乏肆无忌惮的露骨性描写。这让中共和上一代人惊骇不已。因为在上代人成长的环境中，对男女关系和性问题是相当保守的。网络文化虽然引人注目，但它毕竟只是当代中国文化的一个层面。源自中国革命传统的文化主旋律（名为“群众文化”）仍在继续，并且被结合进诸如肥皂剧这种全球文化形式之中。这种新的文化形式吸引了一个庞大的观众群体（特别是农民和老年城市居民）。他们仍感动于历经革命年代严峻考验而生生不息的家庭观念和感情。另外，先锋派文艺理论和艺术上的后现代主义对党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理论形成了挑战。这里已经出现了一个五光十色且变动不居的文化领域。在这一领域，“文化符号的蔓延扩散”产生了多样文化和思想观念，对党的文化理念构成挑战。刘康总结道，中国如今出现了极为多样化的文化市场和文化消费者。然而，在此仍然存在着因国际媒体日益深入中国文化市场而形成的文化同质化压力。
刘康描述的情景是：文化碎裂化、文化特质消退、混乱日增、新一代青年文化的价值观与其前辈大为不同。他的看法在一些中国知识分子和党的理论家中间引起了回应。因为他们也吃惊地看到，全球化影响日益腐蚀着中国的文化和传统。他们认为，是西方国家在推动全球化。全球化的动力主要来自于由美国主导的组织机构，诸如世贸组织、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各种财力强大的跨国公司。它们并非中立的慈善组织。因为它们所奉行的游戏规则是由美国和其他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决定的。因此，随全球化而来的，必然是全球文化的美国化，是世界各地各民族文化的解体。在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日常生活受到西方（特别是美国）价值观和行为模式日趋严重的影响。田德文感叹道，西方的物质生活方式，尤其是美国式的大众消费文化，随着全球化而在中国渐成时尚。这种时尚所代表的价值观念符合西方国家的利益，而不符合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的利益。他认为，在文学、艺术、出版、生活方式、制度、价值观和学术研究的众多领域，甚至在科技领域，美国价值观的影响也日益增强。并且，中国文化发生的这些变化也出现在世界其他文化中。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经历着“全球美国化”。全球文化同质化是险恶的，中国无法置身其外。有一名中国学者坦率地指出，全球化就是美国化，全球化就是资本主义化，其目的就是要把社会主义送进坟墓。
一些中国学者就中国青年问题，批评全球化对中国文化的影响。因为，青年比其他社会阶层更多地吸收并表现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生活方式的影响。根据一项青年价值取向研究报告，在中国青年中发生了一系列重大转变。从理想转向现实，从统一价值观转向多元价值观，从集体主义转向个人主义，从盲从转向独立，从政治转向经济。这些转变的结果是，青年人的“民族国家观念”弱化。青年中流行的享乐主义对社会主义理想形成挑战。日益突出的个人主义腐蚀着传统美德。
中国青年中价值取向的重大变化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它促使一些中国知识分子和党的理论家，呼吁面对中国文化被西方化或美国化的危险要提高警惕，中国政府应当采取行动保护中国文化。例如，郁建兴提出中国应“制定一种具有可操作性的‘文化政治战略’，积极应对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文化的冲击与挑战”。因为如仲言所说，“保护和发展自己的民族文化，不仅是一个民族生存发展的需要，甚至也是维护民族独立和主权的必要条件”。胡惠林也认为，中国需要制定“国家文化安全”战略，因为国家文化安全是国家主权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果一个国家不能决定并立法管理本国文化，该国的安全就得不到保证。因为文化是国家统一和稳定的基石。中国政府因此必须采取有力措施，保护中国的“文化生态”，规范文化产业，以确保其中心文化特质的安全。
然而，保护什么却成了保护中国文化中争论不休的问题。因为显而易见，无论国家干涉与否，中国文化绝不可能免于全球化带来的影响。在中国学者和党的理论家中间，现已较少有人坚持实质中国文化的想法。所谓实质中国文化，就是那种历经数千年、继续于当代并繁荣于未来的中国文化。的确，有理论家现已认为实质中国文化的想法是消极的。因为将文化“理想化”可能妨碍中国制定适当的政策来应对全球化带来的文化影响。如果发展到“文化实质主义”，那将是有害的。这种倾向必须反对。否则，它将引起对他国文化的过分否定性反应。无论是在发达国家还是在发展中国家，人们越来越感受到全球化对文化造成的冲击。有人因而提出“保卫文化纯洁性”的要求。有时这种要求如此强烈，以至形成了意识形态或宗教原教旨主义信仰和运动。这就会加剧国家之间的紧张关系，甚至引起冲突。当它与高涨的民族主义连在一起时，尤为危险。打开国门，让外国的一些文化因素进来，无疑将稀释这种“文化实质”。这既可能有积极影响，也可能有消极影响。关键是利用积极方面来发展中国文化并使之现代化，同时尽量减少其消极影响。俞可平作为中国全球化讨论的主要学者，对中国文化实质主义论点逐渐失势叙述如下：“在中国现代历史上，始终存在着‘两化论’和‘国粹论’两种主要观点。随着中国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西方的流行音乐、时尚、书籍、杂志及生活方式逐渐进入中国，国粹论也随之失去了市场。一个超越当地或民族认同的新的文化认同或价值认同已经出现。在这个意义上讲，文化全球化已经是一种现实。一些中国学者称之为‘全球文化’。”
有些党的理论家正面接受了“全球文化”的概念。另一些则对此深表不安。后者认为“全球文化”一个极为重要的方面，涉及全球性媒体企业对各国文化日益增加的渗透与侵蚀。各国政府即使想要但也极难控制这一过程。王英霞指出，“媒体产业的全球化与近年来的经济全球化密不可分。”中国的情况尤其如此。国际“媒体巨头”面对中国的巨大市场别无选择，无不力求在迅速发展的中国信息经济市场中占据较大份额。它们在竞争过程中势必对当地传媒和文化形成威胁。“正是媒体产品的文化性，使得跨国媒体企业有可能对所在国的文化产生侵蚀作用。”但是，王英霞并不认为事情必然会很糟。因为外国媒体必须根据当地的语言文化特点调整其文化产品，以满足消费者倾向选择基于或近似当地文化产品的市场需求。此外，媒体（特别是国际媒体）由于其行业的文化敏感性质，能够而且应该置于政府的严格监控之下。
有中国学者相信，无论在一国内还是国际间，都应采取政治措施保护文化的多样性。世界在全球化的影响下日益缩小。这对世界各国文化产生了显著影响。世界各种文化之间的冲突、互动、吸收和同化，正以空前的规模和速度进行。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全世界各种文化将相互融合而成为统一的同质文化。但它的确显示了为确保文化多样性进行政府干预和国际合作的必要性。这包括保护世界“文化生态”，政府采取措施保护重要文化遗址和文化习俗不受损害。特别是保护各种文化团体社区免于赶超发展和唯利是图行为的压迫排挤，应成为政府应对全球化文化冲击的必要措施。政府应当利用推动全球化的电子数字技术，确保那些受到全球化威胁的文物和无形文化遗产在“民俗村和博物馆”中得以录制、保存和研究。
全球化对中国语言“纯洁性”形成的威胁，是中国学者和党的理论家忧心的另一个问题。英语显然正在成为全球性语言。英语通过传媒渗入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众多的中国青年如饥似渴地学英语。这表明即使在民族文化中根深蒂固的中文汉语，也未必能免于语言全球化的侵蚀。鉴于此，有人惊呼“优美”的汉语已经受到威胁。中国学者作家警告学英语者需有谨慎态度，别忘了学好汉语。“英语说到底只是认识世界的工具……中文则是我们的根基，是我们文学的根源。”特别是中国文学，必须在应对全球化挑战中振奋复兴。
另一些中国学者和党的理论家关于全球化文化影响的看法却比较乐观。他们认为，任何国家或国家集团都无法控制全球化的进程。所以全球化并不等于文化的美国化。美国并不比发展中国家对全球化进程有更多的控制。全球化对美国像对其他国家一样，是一把“双刃剑”。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若能谨慎地参与全球化进程，就能够从中受益。中国文化的美国化，并非全球化的必然结果。正如经济全球化并不意味着世界经济同质化一样，政治全球化和文化全球化也不预示国家民族特征多样性的终结。中国理论家也指出，在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也有人反对全球化，批评并抵制所谓“全球文化”的扩张。此外，作为经济全球化重要内容的信息技术革命，极大地推动了文化和信息交流。吸取他国文化精华的学习过程，由于全球化而变得方便快捷。在全球化的新时代，不同文化之间“互利和共同发展”已经成为可能。在此过程中，基于“和平宽容”的中国文化能够作出更大的贡献。中国应对全球化的方式应当是积极自信的。中国不应当把自己看作文化全球化中被动的受害者。因为中国在全球化过程中能够作出许多文化贡献。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将放弃其特有的民族特色，而是表明中国可以积极参与全球化进程，并为之贡献其文化价值。例如，庞朴举出中国传统中“天下平”的理念，认为它可以用于协和全球化过程中的矛盾冲突。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也持有类似观点。他相信中国可以给西方世界提供“天人合一”的观念。这一观念有别于西方文化的实践。为此，应有“文化之间的交流”。另一中国学者更进一步认为中国文化因其具有精神的和反思性特点而可以成为一种全球文化。而以物质主义为特征的西方文化则做不到这一点。
一些中国的理论家业已承认，随着各国文化特性的消解，在地区、国家或地方各层次正在形成一种造就生活在“地球村”中“世界人”的环境条件。这类世界人生活在充满全球文化信息的社会环境中。他们在思想和认同上与其说是中国人、美国人、法国人或俄国人，不如说是“世界人”。并且，“世界人”所吸收的全球文化是世界各民族文化融合的结果，而不是被某种特定文化同质化的文化。在这种情况下，普世价值将可能超越国家界限、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而成为全球价值。应当积极评价这种变化。因为它可能有助于减缓由狭隘的文化偏执造成的冲突，并消除与之相随的各种文化误解。有中国学者的研究似乎建议，中国在文化全球化问题上，采取学习他国文化以发展本国文化的文化国际主义态度。另有学者则认为，中国应学习其他文明来发展自己的文化文明。一些党的理论家甚至从文化全球化中看到了创造全球社会主义文明的机遇。因为社会主义毕竟代表着全球人类的社会理想，而不是一地一国的特殊现象。
由此可见，在中国学者和党的理论家中既有恐惧并反对文化全球化者，也有对之持肯定态度者。两者之间一直进行着激烈的争辩。他们的分歧并不限于文化全球化问题。其争论围绕着如何对待全球化，特别是如何对待经济全球化及其对中国的影响。对于新自由主义理论家而言，市场代表着最公正、最理性的资源配置机制。因而，选择以自由市场方式参与全球化，就意味着选择并支持思想和价值观的自由传播。因为它是真正的市场经济和自由社会的本质特征。由此看来，中国需要更多的全球化。这些自由主义理论家，看好资本主义民主国家（特别是美国）公民所享有的种种自由；认为将其实施于中国就可解决许多政治问题并纠正不少文化弊端。具体而言，中国真正的政治改革有赖于发展一种“现代”政治文化。在这种政治文化中，取代盲从权威政治习俗的是公民在政治和法律面前平等的信念，是对政府公职的公开竞选，是自由公平的媒体。中国自由主义者因而钦佩西方国家的政治制度和文化，并希望中国能仿效实行。只有这样，中国才能从一党专制转向民主政治。此外，一些中国知识分子看到全球化在传播自由主义价值观念，认为这将为最终实现全球民主治理创造条件。
但是，这种欢迎文化全球化的观点在中国显然不是主流意见。批评新自由主义立场者指出，“尽管在部分中国人群中，崇美情绪蔓延，世界主义倾向严重，对中华民族的认同和爱国主义仍是主流共识”。被认为属中国新左派的曹田予挖苦地设问，“把中国变成美国好不好？自由派认为太好了，就怕做不到”。他还认为中国政府的政策立场有不当之处；因为它未能有效管理文化变迁，避免中国文化的美国化。他指出，对中国的挑战是“它所追求的另类现代性，超越了……资本扩张逻辑，而以彻底的人道主义为归宿”。然而，曹田予这种另类现代性的理解，在许多方面却来源于包括自由主义在内的西方政治传统。在他看来，中国道路应“把平等和公正原则落实到社会经济生活的核心领域，即财产（从而生产）的民主控制和剩余的公正分配，从而在资源上为每个人的发展提供了保证。它与传统社会主义的区别，在经济上主要是利用市场体制；在政治上则在于民主化、党的领导作用的方式和公民社会的建立等方面：它吸收了自由主义在人权、民权和民主方面的积极成果”。新左派像新自由主义一样，都是少数派。主流意见仍认为政府应采取措施，保护中国文化免受文化全球化的腐蚀。它并不认同新左派建议的“非中国特色”的文化试验。特别是党的理论家多负面看待两方化的各种表现。例如，高书生在权威的《人民日报》上发表意见，认为“在涉及基本政治经济制度、意识形态、价值观念、文化建设和基本生活方式等问题上，我们是不能随意使用‘与国际接轨’一词的”。因为随着全球化而来的，是由市场经济和信息经济扩张而产生的世界“文化危机”。中国决不能让西方和美国价值观念在文化领域肆意泛滥。在这方面，中国政府应发挥重要作用。
中国领导人关于全球化、文化与民族国家的观点
中国学者和党的理论家在全球化文化影响问题上有各种观点和看法。但中国全球化话语中的一个突出问题是，中国文化决不能被“美国化”或“西方化”。否则，中华民族的统一完整将遭到破坏。因为“保护和发展自己的民族文化，不仅是一个民族生存发展的需要，甚至也是维护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的必要条件”。河清认为，坚持自己国族的“文化精神”（“国性”），是关乎中华文化存亡的根本。他驳斥了民族国家不再能保护国家经济、政治独立的“全球化”迷信，坚信中国在保护中国民族文化中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
中国领导人同意上述观点。他们显然认识到了全球化对中国民族文化带来的威胁，并多次强调必须加强保护中国文化。江泽民认识到在“扩大对外开放”的过程中，中国将接触“各种思想和文化”。他指出，个别国家利用经济全球化企图把它们的价值观念、经济体制和社会制度强加给其他国家。为了应对这种威胁，“必须把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作为文化建设极为重要的任务，纳入国民教育全过程，纳入精神文明建设全过程”。朱镕基在2003年也强调，要加倍努力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其中包括贯彻执行公民道德建设大纲，强化爱国主义教育和培育民族精神，也包括保护文物和保护文化遗产。
这种对“民族精神”的关注，反映为中国领导人对中华民族光荣历史的论述和他们对爱国主义作为现代中国公民重要品质的赞扬。尽管外来的文化、经济影响日益增加，但“对外开放”被认为并不必然导致中国文化认同的消失。弘扬中国人民爱国主义传统和民族精神就能抵制外来的负面影响。如《人民日报》上所讲，“文化认同……必然与民族精神相联系”。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性，的确是江泽民许多讲话的一个重点。例如，在纪念中共建立80周年的重要讲话中，弘扬爱国主义精神被列为中共应对外来消极影响的首要措施。“我们要在人民群众中大力弘扬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社会主义精神，反对和抵制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等腐朽思想，增强民族自尊、自信和自豪感，激励他们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不懈努力。”同样，温家宝在2004年强调“弘扬以爱国主义精神为核心的民族精神，特别要加强对青少年的思想道德教育”。
这种对民族精神的诉求，不仅是中共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外寻求合法性的需要，而且是抵制全球化带来的腐蚀中国民族文化和国家认同的各种消极文化和思想的需要。中国领导人因此间接承认了全球化的确可能严重损害中国主权。但他们仍然认为，通过弘扬民族精神和加强政府管理就可以避免这种危险。
中国领导人不断强调，中国政府必须坚决保护文化遗产，发展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先进文化，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国家能够且应当保护中国文化的观点，反映了对国家主权和民族国家在全球化冲击下依然发挥重大作用的基本信念。如中国外长唐家璇在1999年所讲，“尽管冷战后国际局势发生了重大变化”，主权概念依然重要。主权平等、互相尊重主权和互不干涉内政的原则绝未过时。对这些原则的任何偏离、违背将破坏国际社会公认的准则。江泽民在2002年再次强调，“所有国家主权平等、互相尊重领土主权完整以及互不干涉内政的原则仍然是国际关系的基础”。钱其琛在2004年也指出，尽管信息化和经济全球化迅速发展，民族国家的独立性并未削弱。保护国家主权因而成了民族国家的极重要的职责。中国领导人认为，参与全球化进程绝不容许损害国家主权。中国根据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保护其主权，在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中增进其民族利益。唐家璇强调，“中国政府和人民将一如既往地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江泽民认为，“中国共产党人是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坚强柱石”。因此，正如钱其琛所指出的那样，中国外交的目的就是保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
中国领导人相信，民族国家既然有能力保卫国家主权，当然就能保护其民族文化。中国是个国力日益增强的大国，只要中国提高警惕，就能够应对各种对其主权与文化的威胁。温家宝总理继承了其前任朱镕基的立场，不断强调国家政策措施对文化建设的重要性，包括保护中国文化遗产不受全球化的消极影响和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他指出：“随着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不断增长，必须把文化建设摆到更加重要的位置。要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弘扬以爱国主义精神为核心的民族精神，特别是要加强对青少年的思想道德教育。积极开展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加强农村、社区和企业等基层文化建设。普及科学知识，弘扬科学精神。倡导科学、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进一步发展文学艺术、新闻出版和广播影视业，实施精品战略，提供更多健康向上、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精神文化产品。”温家宝总理的这段讲话，表明了全球化给开放的中国带来了文化挑战。它也显示人们意识到经济改革所产生的某些文化变迁的确可能损害中国文化。他曾指出，“电视和网络的普及，使得健康或有害、积极或消极的精神文化产品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在全球传播，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人们的心理、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这就需要国家采取措施，确保“民族和文化遗产”得到保护。此外，还要维护那些与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相联系的价值观念。这将通过思想道德教育在人民群众中培养爱国主义精神而完成。中国领导人因此并不认为，中国日益深入参与全球化将限制其管理文化事务的能力；尽管人们强烈意识到，政府必须采取有力措施以确保文化事业的正常发展。中国领导人确信，只要中国政府和其他民族国家共同行动，就能管理全球化进程。他们因此也坚信，能够控制并管理全球化的文化冲击。温家宝表示，这需要各国政府和非政府组织之间前所未有的密切合作，发扬光大各民族的优秀文化成果以化解世界面临的种种道德危机。
然而，考虑到经济全球化对中国市场影响日深，从以上颇为乐观的看法中尚看不出全球化给中国政府在文化方面带来的严重挑战。但在中国领导人决心深化中国文化市场改革并将之向全球经济进一步开放的情况下，全球化对中国政府的文化挑战将极为突出。如温家宝所讲，我们要“积极推动文化体制改革和机制创新，加大对公益性文化事业的扶持力度，完善文化产业政策，发挥市场机制作用，促进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共同发展”。“继续加强文化市场和互联网的建设与管理，坚持不懈地进行‘扫黄’‘打非’斗争。积极扩大对外交流”。另一方面，他要求通过发展文化产品市场使文化进一步商品化。其他中国领导人也赞成这一立场。如胡锦涛在2004年提出发展一个超越中国国界的文化市场：“中国将致力于促进亚洲文化交流，鼓励现代传媒合作，共同建设亚洲文化市场。”此外，文化市场被看成是一个潜在的全球市场。中国领导人要求通过实施“走出去”的经济战略来充分利用全球市场。可是，无论是中国的、区域的还是全球的文化产业市场，其逻辑的发展将不断摆脱民族国家的各种控制。中国政府对文化市场的“管理”，必将采用类似于其对经济管理的日益放任的方式。另一方面，中国领导人清楚地表明，政府必须规范文化市场。如温家宝所讲，我们应“抓紧制定文化体制改革总体方案和文化发展纲要”。其中包括“扫黄”，“打非”，“搞好文物、档案工作和自然、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同样，应当加强“互联网的建设和管理”。也就是说，中国政府将退出某些文化领域而交由市场调节；与此同时，一旦它认为中国“民族精神”受到威胁，将对另一些文化领域实施更坚决的干预。
全球化的悖论：文化一体化与文化碎裂化
中国领导人因此日益陷入自己造成的两难困境：建设和发展文化市场需要政府政治措施的干预保护，而这种干预保护显然有损于建设真正文化市场的前提条件。随着经济改革的深入和文化市场的发展和多样化，国家将需要不断增加干预市场以达政府文化建设之目的。这样，中国政府在对待文化市场时就同时表现出两种矛盾趋势：一是不断强化但并不一贯的独裁倾向，一是对市场采取日益明显的放任自由方法。这只是中国面临的因积极参与全球化所产生的诸多矛盾冲突中的一种表现。
目前，中国领导人仍希望中国与全球资本的密切接触和国际资本在文化市场的扩张，不会有太多的消极影响。一方面，他们担心在中国（特别是在中国青年中）日益盛行的消费至上、享乐主义和个人主义，担心“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理想的消失。在这里的问题是随着文化多样性取代文化一体性而发生的文化碎裂化、文化混乱和“中国”文化认同的丧失。另一方面，中国领导人担心全球文化的同质化倾向，担心由互联网、卫星电视、电影及其他文化媒介传播的西方（特别是美国）文化成了主流文化。他们发现了一个特别令人担忧的事实，在互联网所有信息传播总量中，用中文的信息量只占1％。这里的问题是文化的一体化。中国文化因参与全球化而受到美国文化价值观念的不良影响并因此日趋与之一体化。他们高声疾呼这种情况将不会发生，中国政府绝不会放弃文化主权，绝不会任由全球文化同质化倾向自由发展，决不容许中国文化被美国化。这些说法反映了中国文化政策中的干涉主义倾向。
后一种看法可能暗合了这样一种事实，即文化全球化中的同质化倾向面临各种制约因素。因为市场不断被分割成各种多样市场，势必引起消费者需求愿望的多样化。这个过程必然会对全球化带来的文化同质化倾向形成重大障碍。日益多样化的市场，有助于构建数量巨大的认同标识。因为中国人常用各种令人眼花缭乱的新产品、新生活方式和新文化品位来界定自己的身份地位。此外，在全球资本进入中国社会的影响下，以年龄、阶级和地区为标准的新的社会分层正在形成。在今日中国，文化日益多样化和碎裂化，因为各种特殊文化借以生成的“场所”大量涌现。这里，并不是毫无疑问地转向由全球化统一趋势引起的文化同质化。正如阿里夫·德里克所指出，“全球化……不仅带来了全球一体化，而且产生了全球性分散化”。刘康用分散的、混乱的、贪婪的和日益个体化等来描绘当代中国文化。该描绘恰当地反映了中国社会市场化和全球化以来出现的五光十色的多样文化图景。
尽管可能避免那种完全的全球文化同质化（这并非民族国家有意干涉的结果），但全球化中不可否认的文化同质化趋势却无法轻易扭转。因为全球化包含着一体化原理。它可能否定中国政府为保护基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且有中国特色文化的各种努力。这种一体化原理反映了资本主义发展不可改变的逻辑。在这里，个人之间的相互关系必须通过市场社会的非个人的契约关系来实现。当资本主义影响涉及中国社会各个角落时，市场那种“冷硬的现金支付”和“极端自私计算”就会冲击并腐蚀那些调节人际关系、界定中国文化的优秀传统道德观念。江泽民对“金钱崇拜”和“极端利己主义”的批评，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传统道德和社会主义价值观面临的冲击与挑战。然而，江泽民等中国领导人的道德高调和苦心教诲，并不会有多少长期效果。经济规律最终必将发挥作用：基于市场经济的社会，其经济实践和取向不可避免地促使社会成员顺从竞争、个人主义和消费至上等市场惯例。中国领导人从邓小平到胡锦涛，无不大力推动中国的市场化改革，促使中国参与全球资本主义经济。根据中国领导人依然信奉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上述政策的文化后果必然是改造中国文化以适应中国社会中资本主义转向的各种要求。这种情况显然正在发生。在以下意义上讲，中国领导人的理论坚持有其逻辑的一致性：“生产力”发展将产生与之发展水平相适应的文化观念及制度。但当这些中国领导人看到如下事实而悲伤哀叹时，其逻辑一致性便荡然无存：资本主义和经济全球化给中国带来的文化影响，截然不同于他们所预期的、在一个基于繁荣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中中国人应有的行为表现。
中国政府经济政策产生的这些消极文化影响，促使中国领导人更加坚定地通过国家机构倡导推行积极健康的“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社会主义”文化，并禁止在市场主导社会中流行的所谓不健康的文化观念。为了解决经济政策与文化影响之间的这种矛盾冲突，中国政府不得不采取更多的干预措施来界定和强化那种健康的“中国”文化。可能的结果将是形成一种定义越来越窄的“中国”文化，其中包括中国传统价值观念（江泽民称之为“鲜明中国特色”），民族主义和体现“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价值观。这种臆想的民族文化将面临严峻考验。因为全球化发展使中国人民接触到越来越多的各种外国生活方式、价值观念和道德习俗，受到市场社会人际关系特点的影响。此外，政府保护“中国”文化的决心从一开始就面临阻碍。因为它同时坚持发展“文化市场”并与推动全球文化变迁的国际媒体企业联系密切。
中国政府参与全球化的政策，就这样使自己陷入无法摆脱的文化两难困境。国家不断失去对文化变革进行调节控制的能力。全球化产生了两种相反的文化发展趋势：一是市场原理推动的文化同质化，一是建构大量身份认同的文化碎裂化。这两种相反趋势的同时作用，将迫使中国政府不断要求公民遵从由国家规定的中国民族文化道德规范。因此，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在中国政府目前建构“中国文化”和解释“中国历史”中处于如此显要的位置，就丝毫不足为奇了。政府宣传和教育机构在这里仍然有较强的调节控制能力。中国政府近年来通过爱国主义和民族精神教育，有力地支持了政府外交并加强了其合法性。即使中国文化领域变得更加全球化和碎裂化，民族主义仍将是中国文化组合中的显要成分。只要中国民众至少在一定程度上认同“中国”，民族主义的重要性就依然存在。但是，除对民族的基本认同外，中国文化将变得更加斑驳陆离、面目不清。民族国家因深陷全球化带来的两难困境，对中国文化的这一变化也是爱莫能助。
［本文原载于《国际杂志：中国》2006年3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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