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社会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社会学论文,中国论文,现代化进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本文总结了中国社会学自1978年恢复重建以来取得的成绩，指出社会学在我国现代化进程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并对中国社会学面临的任务及其发展前景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文章认为，中国的现代化是在与其他国家不同的时空条件下进行的，并且面临着一些特殊任务，因此，为适应改革和现代化的迫切需要，进一步肩负起参与、研究和推动中国现代化的使命，有必要把探索建立中国特色的社会学作为一个长期奋斗的目标。
一、中国社会学重建后的工作和成就
中国社会学的恢复和重建是从1978年开始的，由于它适应了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需要，所以进展顺利、发展很快。
首先，在机构和队伍的建设上，截止到1996年，全国已有26个省、市、自治区成立了35个社会学研究所，17个省市、25所大学成立了社会学系或社会学专业。全国现有从事社会学研究和教学的专业工作者队伍约3000人，其中教授和研究员约160人，副教授和副研究员约500人。中国社会学会现有会员5000多人。另一方面，报考社会学专业的学生也越来越多，目前全国约有近2000名本科生、300名硕士研究生、50 名博士研究生，80年代初期举办的中国社会学函授大学，已先后培养了约4 万名学生。同时，社会学的学科建设也在日趋完善。在恢复重建之初，由于学科发展中断了27年，连一本社会学教材也没有。为适应教学的需要，1980年由费孝通教授亲自主持，组织力量编写了第一本《社会学概论》。以后，各校各所又先后编写了《社会调查方法》、《社会统计概论》、《中国社会学史》、《西方社会学史》、《中国农村社会学》、《社会保障》、《社会工作》、《城乡社区发展》、《社会行政和社会管理》、《社会政策》、《社会现代化》、《社会指标体系》及分支社会学等教材，已能初步满足社会学教学的需要。
在科研方面，广大社会学工作者发挥社会学贴近生活贴近实际的特长，积极投身于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研究了大量社会生活中的重大问题，提出了很多好的研究报告、优秀论文和著作，或为制定政策提供了依据和资料，或是澄清了干部和群众的认识，从而产生了较大的社会影响，受到了社会的欢迎和重视，社会学也终于在社会上站住了脚跟。回顾18年来的发展，社会学研究的一些主要课题有：关于小城镇问题的研究；关于城市家庭婚姻的大型问卷调查；关于现代化理论的研究；关于社会转型问题的研究；关于社会结构、社会变迁的研究；关于社会阶级阶层问题的研究；关于社会分化和整合的研究；关于民工潮的调查和研究；关于乡镇企业对社会发展的作用的研究；关于发展小城镇和城市化的研究；关于户籍制度改革的研究；关于单位制的研究；关于中间组织的研究；关于国家与社会关系的研究；关于国情的调查与分析（百县市调查和百村调查）；关于社会形势的分析与预测；关于青少年的价值观和青少年犯罪问题的研究；关于各种社会问题的理论分析；关于社会发展和社会安定的关系；关于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关于社会工作；关于农村扶贫和城镇贫困问题的研究；关于收入分配和分配不公程度的研究；关于公平和效率关系的理论研究；关于社会指标体系的研究；关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研究和实践；关于住宅问题的社会学研究。
这些课题所涉及的都是现代化进程中已经、正在和将要发生的重大问题，社会学家从社会学视角加以研究，开启了公众的视野、思路，提出了解决方案和办法，取得了较为显著的成就，产生了较大的社会影响，如：
（1）关于小城镇问题的调查和研究
80年代初期，社会学刚一恢复，费孝通教授就亲自率领社会学界同仁对农村改革后的发展问题进行了研究，提出了小城镇大问题的研究报告，指出，农村在实行联产承包制后，在农业生产大发展的同时，也出现了大量的剩余劳动力，因此，下一步应该重视发展小城镇，并推动乡镇企业的发展，以推进农村经济的全面繁荣。这个报告受到中央领导的重视和肯定，在社会上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小城镇问题的研究丰富了社区理论、社会变迁理论和农村发展理论，也为中国社会学立足本土为现实服务的踏实学风树立了榜样，影响是深远的。
（2）关于现代化理论的研究
现代化问题是多种学科共同关注和研究的重大课题，也是整个社会普遍关注的大问题。社会学工作者以社会学的特有视角来研究和阐述现代化问题，首先从翻译开始，然后由描述性的介绍到深入的分析，由研究国外的现代化理论转到研究中国现代化本身，深入研究了现代化的理论、过程和各阶段的特征，研究了中国现代化的特点、环境和机遇，有利因素和不利因素，以及我们应该采取的战略和步骤。80年代中期以后，参加此项研究的社会学者越来越多，有大量研究论文和专著问世，同时涌现了一批这方面的专家。
（3）关于社会结构转型和社会变迁的研究
现代化过程不仅是经济发展和经济结构的转变，而且是社会结构的转变，用社会学的视角看即是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农村社会向城市社会，封闭社会向开放社会的转变。也就是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这种转变有其自身的规律、是不可抗拒的，是“另一只看不见的手”。
80年代中期我国社会学家即开始研究社会结构转型的客观必然性，研究中国社会结构转变的特点，这种转变对现代化的巨大意义，转变的量化标准及转变过程中的种种问题，此外，还进行了中国社会结构转型与欧美国家社会转型的比较研究。他们提出，中国在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的过程中，政府和市场构成了两种不同的推动力量，二者灵活地结合起来，形成了很强的推动力，这在世界现代化发展史上是一个较好的范例。另一方面，社会学家专门研究了社会结构转型的一般性和特殊性。凡是现代化国家都经历过由传统社会结构向现代社会结构的转型，在转型过程中，由于农民大量进城，生产生活方式都发生了质的变化，因此会出现许多社会问题。学者们指出，中国社会结构转型的特色是，在社会结构转型的同时还要实行由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轨，由此也产生了除去一般社会转型病如贫富差别、城乡矛盾、家庭破裂、离婚率增加、社会风气不正及社会治安问题以外的诸如价格双轨制、民工潮、买卖户口等特有的社会问题。
社会学家的这项研究对这些问题作出了理论上的解释，回答了为什么我们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经济高速增长了，社会各项事业发展了，绝大多数人生活普遍改善了，而干部群众还有很多意见。其原因就在于我们既处在社会结构转型时期，同时又在实行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轨。而两类社会问题重叠在一起，加上我国又是一个人口众多和发展不平衡的国家，群众意见大量增加也就不足为奇了。
（4）关于农村社会和农村发展的研究
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是中国现代化最根本、最关键的问题。因此，农村问题的调查和研究一直是中国社会学界最关注的问题。这方面的研究范围很广，涉及到农村的家庭婚姻、家族和宗族、农民工、农村社会分层、农村的社区、农村基层组织、乡镇企业、小城镇建设及农村的发展道路等等。研究成果颇具学术价值。
今后，中国农村研究仍将是社会学研究最重要的组成部分。
（5）关于社会指标体系的研究和应用
社会指标是研究测度科技、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发展时不可缺少的一个重要根据和方法。在国家社会科学“七五”计划中，“社会指标研究”被列为重点课题。由社会学家承担的该项研究不仅在理论上对有关问题作了探讨，而且运用社会统计指标的方法，对100 万人口以上的约100多个国家作了社会指标的分析对比， 计算出中国的社会发展水平在其中居第68位。政府工作报告等国家的几个重要文献都引用了这个成果。以后，课题组对30个省、市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作了对比研究，引起不少省市领导的重视，把它作为决策的重要依据，推动了地区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
（6）关于社会调查和国情调查
中国社会学历来有重视社会调查的传统。1988年，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牵头主持了大型课题“百县（市）经济社会调查”。这一课题历经9个年头，先后组织了全国约3000名社会科学工作者， 调查了119个县（市）1949年以后的经济、社会、文化变迁的情况， 访问了约2万—3万名干部，并对3万多个农户和城镇居民作了问卷调查， 然后按照统一的提纲，相继写出105本县（市）情报告（每卷平均40 万字，其中包括约25000个数据），现已有90卷定稿（全部书稿1998 年出齐），并由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出版。此项成果把中国每个省3—5个县（市）在80—90年代的情况如实地记载下来，成为了解认识国情的重要材料。目前正在着手组织对全国100个村的调查。 如果说百县（市）情调查是从中观层次上认识国情，那么，百村调查则是从微观层次上更深入、更细致地了解认清国情。这是又一项大型社会调查工程。
（7）关于社会形势分析和预测的研究
从1992年夏天开始，社会学家协同实际工作部门的同志着手研究社会形势，这包括对当年的社会发展、社会改革、社会安定、社会心理等方面的社会形势走向进行分析，并对下一年的社会形势进行预测。1993年出版了第一本社会形势蓝皮书，以后每年出一本，现已出了5本。 现在，社会蓝皮书已成为各界了解全国社会形势的比较权威的读物。
二、社会学在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第一，社会学理论和知识的传播及研究成果的普及，为广大干部和群众认识社会、认清国情、分析形势增加了一个视角，提高了政府部门对社会发展的重视程度，对全面贯彻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方针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社会学工作者对现代化理论、社会发展战略、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等问题的研究成果表明，现代化建设是一个系统工程，涉及到经济、社会的各个组成部分和各种要素，只有考虑到诸构成要素的全面发展以及它们之间相互促进、相互制约的各种情况，才能持续协调地发展，才能有高效益和高速度的发展，才能避免或尽量避免现代化过程中出现严重的社会问题。社会学的这些研究成果，在提高全社会对社会发展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地位和作用的认识上产生了积极效果。1982年，国家在制定六五计划时，明确把国民经济发展计划改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从此成为惯例，把原来的经济发展计划变为除经济发展以外还包括了科技、教育、文化等各项社会发展的系统计划。与此相适应，政府中主管社会发展的部门和机构也相继成立，国家计委成立了社会发展司，国家统计局成立了社会统计司，国家科委成立了社会发展司，民政部成立了社会福利和社会进步研究所，还成立了社会工作与社区服务研究中心，公安部、监察部也都成立了社会发展和社会问题的研究机构。此外，各级政府在制订发展战略和工作计划时亦不同程度地改变了过去只注意抓经济发展而忽视社会发展的观念，树立了全面整体发展、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观念，从而有力地推动了社会发展的各项工作。
第二，社会学研究成果被应用于各级政府和部门的决策过程，直接为改革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服务。社会学重建以来，广大社会学工作者对我国在改革和发展中的重大热点和难点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这些研究成果受到各级党政部门的重视，被直接运用到实际工作中去。如前述小城镇问题研究，课题组所提出的分析和建议，受到中央领导和各地政府的高度重视，成为制定发展乡镇企业，发展小城镇计划的重要依据。又如从1983年开始，天津市政府委托天津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和统计部门，在天津市进行“千户（问卷）调查”，主要内容是居民对市政府前段工作的评价和对以后工作的期望。调查成果成为天津市政府改进工作的依据。这项“千户调查”已坚持多年，收到了良好的效果。再如对农民的分层研究，提出了农民已分化成8个阶层的结论， 此项研究被农业部农研中心采用，他们依照这个分析框架于1994年对全国农村进行了较大规模的调查，初步弄清了农民分化和流动的现状，为有关农业的决策提供了认识前提。另一些专项调查和研究，如家庭婚姻、人口控制、扶贫、民工流动、青少年犯罪、养老保险、社会保障等，其研究成果也都不同程度地被实际工作部门所吸纳。
第三，社会学的发展为调查社会，认清国情、地情提供了新的调查方法，对提高社会调查的水平、质量和扩大调查范围起到了促进和推动作用。社会学有其一整套进行社会调查的方法和规则，如问卷调查方法、参与观察方法、抽样方法、数据统计分析方法、模型方法、预测方法以及计算机的使用，等等。十多年来中国社会学工作者逐步掌握了这些方法和规则，并尽可能地使之中国化，同时将其推广应用到社会各界（包括某些自然科学的学科）。特别是电子计算机应用于分析处理调查的资料和数据，极大地提高了工作效率，提高了调查研究的科学性和对社会现象、社会问题分析预测的准确性。前述百县（市）情调查这样的大型调查，就使用了社会学的调查方法，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第四，社会学的发展为社会管理、行政管理、企业管理以及做好社会工作，提供了必要的理论和方法。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国家的行政管理和社会管理逐渐分离，社会管理显得越来越重要。社会管理是涉及多种社会因素的系统工程，十分需要社会学知识的帮助。这些年来，各类企、事业单位在制订发展规划和进行科学管理时吸收了大量社会学的研究成果，取得了良好的效果。这种情况在社会学分支学科如农村社会学、城市社会学、工业社会学、教育社会学、体育社会学、法社会学、医疗社会学、环境社会学、劳动社会学和相关社会管理工作的关系中表现得更为明显。
第五，社会学知识在干部、群众中的普及也促进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事业的发展。从本质上讲，社会学是研究个人和社会的关系的，它强调社会秩序和社会进步，强调和谐和协调发展。随着社会学知识为广大干部和群众所掌握，人们处理各种关系的水平就会相应提高，生活方式也更加科学合理。
总起来看，18年来，我国社会学发展是迅速的，成绩是突出的，而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社会学的发展适应了我国现代化事业突飞猛进发展的需要。恩格斯说过，社会的需要，比办几十所大学的推动力还要大。社会学本来就是伴随着现代社会的出现而产生的，它也将伴随着现代化事业的发展而得以成长和发展。我国的现代化事业呼唤着社会学的发展。邓小平同志在改革开放之初即发出了社会学要赶快补课的指示，1996年，江泽民同志在中共十四届六中全会上又提出了要加强社会学等学科学习的号召。中央领导同志的这些指示，正是适应中国现代化事业发展要求而提出的，这是社会学得以迅速发展的主要原因。
第二，社会学的健康发展，得益于我们有一个正确的发展方针，这就是社会学研究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社会学要为社会主义现代化服务。对此，费孝通教授曾作过明确的阐述。他说要建立“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密切结合中国的实际，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社会学”，“我国的社会学必须是反映具有社会主义性质和中华民族特点的中国社会的社会学。它的内容既不可能是建国以前的社会学的简单恢复，也不可能是任何外国社会学的直接引进，我们虽要批判地继承所有过去社会学的成果，但必须立足于当前中国社会实际为主，通过实践的考验逐步发展我国自己的社会学”。多年来，中国的社会学工作者坚持了这个方针，保证了我国社会学事业的健康发展。
第三，中国社会学在重建过程中，既重视理论研究，又加强应用研究，坚持了一手抓社会学理论和方法的学科建设，一手抓社会调查为现实服务的方针。这本是中国社会学的优良传统，在这方面费孝通、雷洁琼等老一辈社会学家为我们树立了榜样。在他们的带动下，这一正确方针得以实行。正因为这样，社会学重建不久就在社会上打开了局面，取得了各方面的支持，社会学本身也发展起来了。实践证明，为现实服务，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实践服务，是社会学生命力之所在。
第四，在引进国外社会学理论和方法的过程中，能够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正确对待各种社会学的理论流派和方法，不盲目照搬，而是有选择地吸收和借鉴，使其为我所用。这些年，社会学界同国外同行的合作、交流是很多的，在这些交流和合作中，我们都能坚持洋为中用、以我为主的方针，所以，恢复以来中国社会学的成长和发展总的来说是健康和有序的。
三、中国社会学面临的任务
我国的现代化事业正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在行将跨入21世纪的时候，中国现代化进程中还有许多重要问题，迫切要求社会学来回答，中国社会学任重道远。除上述诸多重大课题尚需继续进行外，社会学还面临着许多新的研究课题，它们大体可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1.社会保障问题
社会保障是社会稳定的基本条件，没有完善的社会保障机制，就不可能有良好的社会秩序和社会环境。我国的社会保障制度目前还很不完善、很不健全。在农村，社会保障的水平低、覆盖面窄，社会保障的功能不强，还是以家庭保障为主；在城市，主要以单位保障为主。存在于城乡的两种保障体制很难适应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需要；以单位为主的保障体制又构成了国有企业改革的障碍。中国要建立什么样的社会保障制度，这是一个很值得探索的问题。我们要在研究其它国家社会保障的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结合中国的国情探索出一条适合我国发展水平和社会特点的社会保障路子来。
2.城乡关系问题
在计划经济条件下，我国形成了城乡二元结构，这种结构曾经对我国现代工业体系的建立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随着经济体制由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化，城乡二元结构所造成的问题越来越严重：一是它阻碍了城乡人口的合理流动，造成了不安定因素；二是不利于全国统一的劳动力市场的形成，阻碍市场经济体制的健全发展。正确处理好城乡关系对于市场经济建设至关重要，现在该是着手研究、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了。
3.阶级阶层问题
阶级阶层问题是个大而新的课题。在由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化过程中，农民和城市居民都出现了分化，阶级阶层问题又成为一个十分重大的课题摆在了社会学工作者面前。对这个问题社会学界已经进行了一些研究，但对中国目前的社会结构还缺乏共同的认识，主要原因是对中国目前社会结构的实际情况还缺乏了解。所以进行调查是阶级阶层研究的第一步。继已臻完成的大型项目“百县（市）经济社会调查”以后，目前又在广泛组织力量，开展“中国百村经济社会调查”，此外，还对私营企业主、外来打工族、乡村社会阶层开展了专题调查，相信在深入调查的基础上，这方面的研究有望获得新进展。
4.可持续发展问题
在人类经济发展取得了很大成就，社会财富极大增长的同时，人类对环境的破坏空前严重，在人口、资源、环境与经济发展的关系上，出现了一系列尖锐的矛盾。由此引出了可持续发展问题。我国对可持续发展的研究已经引起了社会学家的注意，已有部分研究人员参与了若干相关课题的研究，而这方面的研究还需要进一步加强。
5.贫困问题
贫困问题是现代化过程中必须攻克的难题，也是社会学关注的重点之一。贫困的发生不仅有自然地域原因和经济原因，而且有社会和文化根源，因而贫困的消除，不仅要从经济上入手，还要着力解决社会和文化方面的问题。扶贫必须着眼于增加贫困地区的自我发展能力，解决扶贫传递系统的效率问题，解决脱贫的内在机制问题。
此外，关于社会学理论和方法的研究，也是社会学自身要继续完善提高所面临的学科建设的重要任务。
四、中国社会学的发展前景
（一）走向一个综合研究中国社会发展变迁的大学科
社会学是一门年轻的学科，它自19世纪40年代产生至今， 不过160年的时间，却迅速成长为一个重要的社会科学学科，在一些西方国家甚至成为从业人员最多的学科之一。究其原因，盖由于它适应了现代社会形成和发展的需要。可以说，现代性以及现代性在世界范围内迅速扩展的现代化问题，是社会学这个学科须臾不可离开的活力源泉。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社会现代化提出了对社会学的迫切需要，这就表明，现代性以及中国社会的现代化是社会学安身立命之根。因此，社会学者的使命感就是满腔热情地去参与、研究和推动中国社会现代化。
而像中国这样的后发现代化国家，一方面背负着沉重的历史包袱，另一方面又有久被压抑的发展冲动；一方面急迫需要实现社会现代化，另一方面又身处与西欧和北美当年搞现代化时完全不同的时空条件之中；人口压力、资源压力、就业压力、生存压力一起集聚到当代人的肩上，历史又仿佛赐予了一种也许是最后一次的难得的发展机遇，激励人们不顾种种压力去奋力一争。在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中，中国社会既要快速发展，又要保持稳定；既要拉开差距，又要基本公平；既要发展高科技，又要争取高就业率；既要激励竞争，又要缓解冲突；既要大胆引进，又要自力更生：如此等等高难度的目标，高难度的任务，给社会学提出了高难度的要求，这对社会学的解释能力构成了严峻的挑战，同时也为社会学的大发展提供了难得的机会。
之所以提出走向一个综合研究中国社会发展变迁的大学科，是因为相比较而言，社会学研究具有更强的综合性。社会学对于社会现象和社会过程的研究，总的说来更加重视从经济、政治、文化诸多维度综合地看问题，这一学科特性正适合当代社会发展的需要。社会的现代化过程，是一个要求经济、政治文化协调发展，达到综合优化的过程，因而社会学式的多维综合观照，具有学科优势。事实上，在80年代中期，正是社会学家较早地提出了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的观点，此后，更强调社会发展和自然生态、人口控制的综合平衡问题。为社会发展所必需，是一个学科可能获得大发展的根本前提和重要动力，这也是我们断言社会学将发展为大学科的客观依据。
社会学的大发展，不仅要有客观需要，还要有主观可能。可喜的是，经过18年来的不懈努力，这种主观条件也基本具备了。
（二）走向规范化的学术建设
加强学术建设是社会学发展的内在要求。
中国社会学经过了18年的恢复和重建，到现在已经具有相当的规模，可以说恢复和重建的任务基本完成了，今后的主要任务在于加强社会学的学术建设。
学科建设和学术建设并不是界限分明的两个概念，通常，学科建设中包括学术建设，因而视学术建设为学科建设的组成部分，但有些学术建设是跨学科和非学科性的，并不是学科这个词完全包容得了的。简言之，学科建设中，有些是学术性的，有些不是学术性的。学科建设的主要内容包括：人才培养和调配、分支学科的设置、研究手段和设备建设、确定研究课题和领域、机构设置和科研管理等。同样，学术建设中有些是学科性的，有些不是学科性的，但不管怎么说，今天我们所说的学术建设，是以往18年学科建设合乎逻辑的继续和发展。
加强学术建设是近来许多社会学者的共同心声。关于“社会学不等于社会调查”，“应该把‘社会学研究’与‘社会（问题）评论’区别开来”的议论就表明了他们在思考社会学的学术建设问题。社会学者的学术意识正在增强，这是非常可喜的现象。出现这种现象，一方面是社会学学科成长和发展的标志；另一方面也表明在客观上，中国社会现代化事业要求社会学确定它的地位和作用，社会学必须表明自己独立存在的价值，确认自己在社会上、在学科群中的恰当形象。
在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策研究机构林立、研究力量不断加强的情况下，社会学研究必须表现出它的独立存在的价值。如果我们拿出来的研究成果和人家的差不多，而人家又在获取资料和信息以及权力资源方面占有明显优势，那么我们将何以表明自己独立存在的价值？我们的唯一优势就在学术性。学术研究在可积累性、可传承性上具有比较优势，我们必须发挥这一优势。只有重视学术建设，我们才能在众多研究机构的比较中表明我们独立存在的价值。
加强学术建设是艰巨而长期的任务，建立一个学科也许有几年时间就可以了，一个学科要在学术上走向成熟则往往需要更长时间的积累，需要几代人的努力。因此社会学的学术建设应该有一个长远的规划，并且要从当前的需要和可能出发，去干眼下能干而又干得成的事。我们当前的工作重点，是踏踏实实地去培育必要的学术环境、学术气氛和学术条件，为人才的成长和学术的成熟做一些铺路性质的工作。这包括以下五个方面：（1）强化学术意识；（2）树立问题意识；（3 ）健全学术规范；（4）承续学术传统；（5）开展学术对话。
这里，我们想特别强调规范化的学术建设问题。学术建设涉及一个群体的事情，因而，规范化是其必然的要求。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社会学者在呼吁规范化的问题，这是一种好现象。我们认为，社会学规范化的学术建设，应当包括两个方面，即科研方面和管理方面。在科研方面，规范化的学术建设涉及到：（1 ）操作层面：如为研究者基本认同的研究方法，以及在撰写论文时要交代学术缘起，要有注释和文献目录等。（2）知识层面：要有基本的、 大致为学者所接受的理论和概念系统，以便在同一种话语体系中进行学术对话和交流，学者在发挥个人独创性的同时不能有过分的主观随意性，创新的东西应当是在相应领域与前沿研究对话的结果，从而使学术研究依照传承和积累的逻辑前进。 （3）道德层面：社会学研究者应当具有自律精神，应当有科学工作者必须具备的学术道德和学术品格。要尊重别人的成果，引用别人观点要注明出处，更不能抄袭、剽窃。社会学的规范化学术建设不止包括上述的研究方面，还应包括科研管理方面，如课题论证要符合严格的程序和规范的格式，发表论文要有正规的审稿制度，成果评价要有科学标准，等等。总之，规范化的学术建设所包括的内容很多，这里并没有穷尽它的内涵，只是提出一些初步的看法。我们认为，规范化的学术建设是社会学学科发展到今天所面临的一个重大问题，规范化水平的提高非但不会限制学术创造的自由，而且会真正推动学术的健康发展。
（三）探索中国特色的社会学
建立中国特色的社会学是一个大题目。这里仅从时空条件、特殊任务、目标和策略几个方面谈一点探讨性的意见。
1.时空条件
中国社会正在发生的变革，是春秋战国以来两千多年未曾有过的。五千年文明古国正在进入现代社会，这几千年未有之巨变，对于中国社会学来说，真是千载难逢的良机。作为一代社会学者，能够在我们生活的几十年时间里观察到这种巨变的全过程，比之西方社会学家，是十分幸运的。在西欧，传统社会转变为现代社会用了几百年的时间，超出了一个人的生命时间。谁也观察不到这个全过程。对韦伯和迪尔凯姆来说，工业资本主义已经是一个既成的结构、已经基本完成了的过程。他们只能解释这个过程，不能记录这个过程；只能研究这个过程，不能体验这个过程。到了帕森斯，他一辈子也没看到美国社会结构有多大变化，他的四个功能要求（适应、目标达到、整合和模式维持）基本上描写的是一个稳定了的社会结构，而不是转型中的社会结构。为了弥补这个缺陷，他们很喜欢做跨国的比较研究，从这里找一点历史感，找一点动感。
因此，中国社会学者应当抓住机会，进行切实的努力，发挥自己的才智，作出无愧于伟大时代的学术贡献。
2.特殊任务
中国社会学当前的任务，说起来，就是研究城乡关系问题、社会分层问题、社会保障问题、青少年犯罪问题，等等。这些都是经验性论题，不是实质性（Substantive）论题，是描述性论题不是解释性论题。 那么，实质性论题是什么？是传统性、现代性和后现代性的前所未有的大汇聚、大冲撞、大综合。
第一，传统性、现代性和后现代性在欧美历史上是历时性的关系，在当代中国，却是共时性的关系，三个不同时代的东西集中压缩到一个时空之中。第二，在欧美，这三者是一个取代另一个，一个批判另一个，一个排斥另一个的关系；在当代中国，却必须把这三个本来相互冲突的东西熔为一炉、融成一体，还要相互包含、相互吸收、相互协调，和谐与共。而且这个合三为一的结果，还必须是有秩序的、共生共长的、充满生机的。第三，这个过程不容许是一个慢慢进化的过程，它必须在不太长的时间里完成。
从这个实质性论题反观经验性论题，例如研究社会保障问题，就不只是技术性地去规定养老金怎么筹集、医疗费怎么计算、福利费怎么发放等等，那是政策和行政部门的事。社会学就要看到，这实质上是一个社会怎样组织、怎样构造的问题，是怎么权衡社会公平和社会效益的问题，是国家与社会、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问题；在中国，也是传统性、现代性和后现代性的统一问题。中国过早跨入老龄社会，这使我们这个还未实现现代化的国家几乎面临着与发达国家同样的问题，我们不但不能取代、反而要发挥家庭养老这种传统形式。又如城乡关系问题。西方国家走过的那条工业化、城市化的道路，在中国遇到了重重困难。中国还有九亿农民，如要全部城市化，就要再建几百个乃至上千个50万以上人口的大城市，这么多大城市往哪里摆呢？实际上，中国是把工业化办在农村，工农一体、城乡一体，也是传统性、现代性和后现代性压缩在一个空间里。看看苏南农民兴办的“城市”，非常漂亮的小楼，旁边就是农田，上班去工厂，又挣工资，又有粮菜地，城市人有的好处他们有，农村人有的好处他们也不放弃，亦工亦农、亦城亦乡。就凭这一个传统性、现代性、后现代性在同一时空中的大汇聚问题，就足以使中国社会学有鲜明的特色，就足以使中国社会学自立于世界。
3.目标和策略
到目前为止，我们尚未能摆脱用西方社会学的概念来套中国事实的窘境，这实属不得已，因为我们至今仍未创造出一套最适于解释中国事实的概念语言。小平同志讲，我们不但要承认自然科学比人家落后，也要承认社会科学比人家落后。中国社会学重建18年来，取得了很大成绩，但我们确实还需要清醒地估量一下，在学术水平上我们到底提高了多少，同国际水平相比，还差多远，然后制定一个切实可行的策略去缩小这个差距。为此，具体可从三个层面进行考虑：
第一层，方法和技术层次。在这个层面，西方社会学和我们共通性较强，可借鉴之处也多。尽管对抽样调查方法的局限性，台湾和祖国大陆学者已有质疑，但在方法和技术层面上，有些东西还是可以搬用的。社会统计学从布莱洛克以后已有很多新突破。不只是多变量统计分析，还要更好地处理多因多果的问题，probit模型，logit模型， 通用结构方程，这些东西，国内还很少用。另外，像法国学者的话语分析、叙事逻辑，也可借用。
第二层，微观或特定领域的综合研究。80年代以后兴起的一些新兴的社会学分支，如新经济社会学，力求在微观层面上与经济学进行对话，达到两门学科的综合，其代表人物有哈里森·怀特、马克·格拉诺维特等，他们在劳动力市场、竞争市场的经济学范畴中引进了社会网的概念和方法， 推动了网络分析的理论和技术的发展； 再如， 以鲍威尔（Walfer W.Powell）和迪马奇奥（Paul J.Dimaggio）为代表的组织研究中的新制度主义将制度理论和行动理论结合起来，增强了对于社会组织的解释力。这样一些微观理论，我们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可以借鉴的，但比方法技术层次的借用要难一些。
第三层，宏观理论。西方社会学的宏观理论是它构成文化霸权的王牌。这些宏观理论都是在与当代中国不同的时空下形成的，严格地说，那些理论的创立者们在创立其理论时基本上没有考虑到中国的情况，而社会科学不同于自然科学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受时空条件的强烈制约。因此，生搬硬套西方的理论是不可取的，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西方社会学理论无疑又对我们有着重要的借鉴作用，这就需要深入研究那些宏观理论。
当代值得重视的宏观理论，主要是法国的后现代社会文化理论、德国哈贝马斯的交往行动理论和卢曼的社会系统理论、英国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和美国的新功能主义及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理论等。其中，法国社会思想家敏锐地把握到七八十年代以来的经济社会变迁，断言已经出现了社会断代的标志，一个不同于现代社会的“后现代”社会业已来临。他们对启蒙理性的崇高地位发起了挑战。哈贝马斯则一方面维护理性主义的基本立场，认为现代性是一个未完成的过程；另一方面，他也对晚期资本主义展开了批判，尤其是对其合法性和合理性危机的批判，为他所创立的交往行动理论赢得了世界性声誉。
一个国家的社会学的独立地位，首先是由其宏观理论作为标志的。希望再过若干年，我们也能够拿出可以与《交往行动理论》、《现代世界体系》这样的巨著相抗衡的著作来。这样一步一步地、一个层次一个层次地踏实努力，中国特色的社会学就可以建立起来。
*本文系作者根据纪念中国社会科学院建院20 周年的专题报告改写而成。参加本文研究和讨论的有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的陆学艺、景天魁、沈原、黄平、张其仔；由陆学艺、景天魁执笔、定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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