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向互动与诠释圆环：中国哲学方法论省思，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方法论论文,圆环论文,互动论文,中国论文,双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在时下的有关讨论中，“全球化”堪称一个见仁见智、众说纷纭的问题。笔者认为，我们并没有充分的理据把全球化归结为“同一化”，即不同文明体系之间向着西方的趋同。仅就人类社会已走过的实际历程看，我们的确不得不承认，各民族文化共同体真正意义上的普遍联系确实是在西方文化的主导下出现的。尽管在人类历史的古代时期，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埃及文明、印度文明与中国文明都曾经创造过灿烂的辉煌，但是它们都没有能够由此而将独立发展的各民族文化共同体聚集为一个统一的“世界文明”形态。只有西方现代文明的出现，才使得走向统一的“世界文明”具有了现实的可能性。尽管植根于古希腊与古罗马文明之中的西方文化曾经长期处于落后状态，但在经过了文艺复兴、工业革命、启蒙运动的巨大变革后，走出了中世纪的西方文化以其成熟的现代形态体现出了强劲的生命力。西方现代文化在处理人与人之关系方面所成就的以工业化为主体的社会形态、在处理人与自然之关系方面所成就的现代科学技术乃至于在处理人与超越世界之关系方面所具有的基督教价值系统，自15世纪的地理大发现之后就具有了全球性的影响力乃至示范力，人类社会与文化由此开启了一个从前现代不断走向现代亦即从分散的“民族历史”不断走向统一的“世界历史”的新时代。这事实上就是走上了今天所谓全球化的历史进程。随着这一进程的不断推进，人类文化的发展进入了“西方文化中心论”时代，西方文化所成就的现代性被看做是一个完备的价值系统，非西方文化的发展道路在自觉不自觉中被规约为以丢弃自身的民族传统为前提而按照西方式的现代性形塑“现代”形态。这种状况虽曾因为现代社会主义以及工业东亚等多元现代化模式的出现而一度被弱化，但在20世纪末苏东剧变和亚洲金融风暴出现之后，以美欧为代表的西方文化与非西方文化之间本已存在的势差再次呈现出被强化之势。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之下，“全球化”被某些人直接等同于“西方化”就不难理解了。
但是，如果能够在人类文化发展的更为悠长的镜头中透视全球化问题，我们就不难读出其中的另一种涵义。将全球化等同于西方化，认为全球化的实质就是逐渐在全球范围内推行源起于西方的社会制度、价值取向、思维方式乃至生活方式，这在归根结底的意义上是持守了一种一元文化观。就西方文化的发展历程来看，这种一元文化观正是在西方文化的不断世界化中发育生长的，黑格尔与马克斯·韦伯的有关主张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与此同时，以一种多元文化的基本理论立场来看待人类文化的发展历史应当说也是西方现代文化中其来有自的传统。正是西方学者关于比较文化特别是比较宗教的研究，首先指明了在人类社会发展的早期人类文化是多元开展的这一历史事实，德国思想家雅思贝斯所提出的“轴心时代”的观念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根据他的研究，在公元前8世纪至前2世纪的这一广阔时间区段里，不少各自独立发展的人类文化共同体先后经历了从原初文明向确立了稳固的基本精神方向的成熟形态转进的过程，从而形成了“轴心文明”（注：参见雅思贝斯著《历史的起源与目标》，魏楚雄等译，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这一过程是通过“超越的突破”即将有限存在的个体与“绝对实在”（上帝、天等）相联系而实现的。根据“轴心文明”的观念，不仅只有经过了“超越的突破”的文明系统才有可能获得日后进一步发展的内涵空间，而且这些轴心文明在日后数千年的发展中，只要它在“超越的突破”中所获得的展开自身的理论内涵空间尚有进一步拓展的余地，就会在归根结底的意义上继续按照在“超越的突破”中所贞定的基本精神方向作“惯性运动”。从人类文化的整体历程来看，中国文化、西方文化与印度文化，正是对于人类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最为重要的影响的三大“轴心文明”，从而成为世界文化的三大主流传统。
从轴心时代的视角来观照人类文化的发展走势，人们发现，一方面是各轴心文明大都经历了一个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逐渐展示其完整的理论内涵空间、在充分体现出理论成就的同时亦将自身的困限暴露无遗的过程；另一方面则是各轴心文明在今天尽管具有不尽相同的存在形态，但却并未彻底消亡，而是各自不同程度地依然保持了对于当代社会与人生的影响力。在这样的视野下，我们可以进一步具体分析西方文化的基本存在境遇。如果“全球化即西方化”的主张在文化理念上能够成立，那么，由此导致的一个逻辑结论就应当是：在今天，西方文化理当能够独立地承担起为人类的未来指引光明前途的历史任务。但在今天这一论断即使对于不少西方人士而言，也是难以毫不犹豫地加以肯定的。显然，西方现代文化所表现出来的巨大的生命活力、在西方文化的主导之下现代人类社会相比传统社会而言所取得的巨大的历史性进步是不容否认的。但是，在这一过程中西方文化已经暴露出严重问题也是毋庸置疑的。就其大端而言，这些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人生意义的失落。自文艺复兴以来，作为西方人传统的生命意义之终极依归的基督教价值系统已经被划入打碎、抛弃之列，但是代之而起的以知识论为中心的现代哲学和科学又不可能为人提供终极的价值与意义。由此，正如当代基督教神学家田立克所指出的，人生意义的失落成为今日对于人类最大的威胁。二是唯科学主义带来了非人性化的倾向，人反而沦为科学技术的奴隶。伴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而出现的唯科学主义的价值取向，将人的“生活世界”彻底事实化了，实际上是消解了价值世界，人由此而丧失了人之所以为人的本性。科学技术本来应当是为人服务的工具，但是由于人性的异化和迷失，人反而沦为科学技术的奴隶，科学技术反而成为戕害人性的“撒旦”。核武器成为悬在当代人类头上的“达摩克斯”之剑，就是一个明证。三是无度的戡天役物打破了自然本有的平衡，所带来的生态危机已经到了足以威胁人类之生存的地步。工业革命与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在给人类带来巨大的物质性成就的同时，由于片面地把自然当做征服的对象，也带来了严重的负面影响。一方面是经济的发展带来了全球性的环境污染与生态危机，另一方面对自然资源无节制的开发利用甚至已经到了竭泽而渔的地步。严重的环境污染与生态危机则对于当前人类的存在产生了直接的威胁。（注：参见刘述先《时代与哲学》，载《中国哲学与现代化》，台北时报出版公司1980年版。）
由此，我们认为，正像中国文化与印度文化在经过几千年发展后，在充分表现出了历史性成就的同时也体现出了内蕴的问题一样，西方文化在“后现代”阶段也已更为完整地层示了其理论内涵空间，同样体现为一种成就与问题交织在一起的存在形态。在这个意义上，有理由认为，仅仅依靠西方文化的指引，人类很难在未来的全球化过程中找到更为光明的前途。即使不论西方文化自身在人生意义的失落、人性的异化和迷失等方面所存在的严重问题，仅就人类与自然的关系而言，如果西方文化不仅在理念上而且在实践中成为规范全体人类的基本指导原则，并且整个人类均达到了当代西方已经达到的生产力水平与生活水平，那么，人类既有的自然资源在几十年之内就会枯竭，人类生存的基本生态环境就将不复存在，人类就只能陷入万劫不复之地。这清楚地昭示我们：以西方文化为主导而进行人类各民族文化之间的交流与互动，只能是世界历史的一定阶段人类文化发展过程中的一个特例，是以偏执的方式更为充分地突显了不同的人类文化共同体之间展开交流与互动的内在必然性。尽管西方文化是现代化的策源地，但在世界文化发展演进的总体历史视野中，它只能是特定形态的现代化而非穷尽了人类文化之现代性。因而，其价值系统不是亦不可能是完备的。时至今日，人类文化发展的历史已经超越了建立在一元文化观基础之上的、简单区分中心与边沿的历史时期，而进入到了一个多元文化并存发展、集中全世界各民族文化共同体之智慧精神以解决“地球村”所面对的共同问题的历史新时期。因此，应当有理由认为，面向21世纪，全球化进程对于非西方文化而言，既是挑战，更是机遇，其中内在地包含了推进各文化共同体之间真正意义上的交流与融合不断向纵深发展的现实可能性，各文化共同体之间在平等互利基础上的互动正在成为时代潮流。
二
因此，面对全球化的时代潮流，中国哲学一方面要继续按照以西方文化为代表的人类现代文化的要求来进一步推进中国文化价值系统之现代转化的历史进程，另一方面又不仅要在中国文化建设中体现出自身优良的民族特质，而且要将中国文化独异的智慧精神融入人类文化之中，以真正对于全球化时代人类的社会与人生产生现实的影响。为达此目标，必须根本改变长期以来形成的在中国与西方、传统与现代之间二元对立、非此即彼的僵硬思考模式以及在理论与实践之间实际存在的脱节状况，并进而在三个向度达成互诠互释、双向回流的“诠释圆环”，以真正实现立足于实践基础上的“古今中西”思想资源的融会与贯通。由于这是一个关涉面相当广泛的问题，限于篇幅，在这里只能是主要从方法论的层面对其中涉及的某些观念试作简要的辨正与勾勒。
首先，在“传统”与“现代”之间。正如人们已经注意到的，强调时间对于空间的首要性，是在源起于西方的现代化过程中所成就的现代性的一个重要的特质。正如后现代哲学的代表人物之一福柯所指出的：“从康德以来，哲学家们思考的是时间。……与此相应，空间遭到贬值，因为它站在阐释、分析、概念、死亡、固定、还有惰性的一边。我记得十年前参加过对空间政治问题的讨论，人家告诉我，空间是一种反动的东西，时间才与生命和进步有关系。”（注：包亚明主编：《福柯访谈录——权力的眼睛》，严峰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51～152页。）与此相关联，“自从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张把一种人类社会的历史线型发展作为共同的规律带给了世界，各文化都在时间维度上定义自己社会的性质和规划自己发展的方向。时间成了一种给发展程度定性和确立世界等级制度的标尺；”（注：张法：《谈谈后现代及其与中国文化的关联》，《文艺研究》1997年第5期。）由此，现代性思维在“前现代”与“现代”之间坚持了一种非此即彼的僵硬思考，从而使得“传统”与“现代”之间最终陷入了尖锐的对立。
现代性思维的这一理论特质对于20世纪中国哲学影响甚巨。就其大端而言，这种影响至少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其一，“时代性”维度成为人们评价中国哲学传统基本的乃至某种程度上具有惟一性的尺度。而由于以科学、民主为标志的现代文化并没有在中国文化传统中产生，因而，中国哲学传统就在整体上被指认为是“前现代”的亦即是在整体上与现代精神逆向的思想系统。时至今日，虽然就中国思想文化界的总体状况而言，人们对中国文化传统“同情的了解”明显增强，但是，依然仅仅从时代性这一个维度来看待中国哲学传统，将之简单地归结为“前现代”文明甚至是农业文明的产物，认定它在工业文明乃至后工业文明的今天必然在整体上已经失去积极意义的观念仍然时有所见。在这样的思想视野之下，面对今天西方文化主导下汹涌而来的“全球化”浪潮，很难设想中国哲学除了自觉不自觉地走向被认作是代表了人类文明之当代形态的“西方化”之外，还有别的道路可循寻。其二，与此相联系，在20世纪中国哲学的发展历程中，现代性的思想资源与民族哲学传统的思想资源之间在相当程度上是处于对峙状态。全盘西化派有关彻底地丢弃中国哲学传统是中国哲学得以现代化之基本前提的论断虽然是一种一偏之见，但是，这种主张在某种意义上恰恰可以说是以一种极端的方式突显了现代中国哲学视野中“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巨大张力。这种张力在立足于民族文化本位的现代新儒家与力图用现代西方文化来全盘改造中国文化的全盘西化派之间长期激烈的碰撞中得到了具体的表现。在发生学的意义上，作为一个现代学科的“中国哲学”就是以自觉按照西方哲学的价值系统、观念框架、问题意识乃至话语系统书写自身为历史起点的。中国哲学的这一“先天不足”，再加上世界范围内“西方文化中心论”的影响，使得中国哲学在走向现代的过程中在一定程度上出现了肢解、扭曲甚至丢弃民族哲学传统的现象。
面对全球化的浪潮，要想使中国哲学不仅自立于民族文化之林而且能够将自身独异的智慧精神贡献于当代人类，就必须根本改变这种状态。为此，必须解构在现代性思维的主导下由于机械地持守时代性之一维而形成的“传统”与“现代”之间二元对立的僵固思维模式，而达成两者之间更为辩证的连接，使传统的思想资源与现代的思想资源之间从过去的彼此锢蔽乃至对立的状态变为互相向对方“敞开”的状态，并进而达成互诠互释、双向回流的“诠释圆环”。在彼此之间的良性互动中，一方面以现代的思想资源撞击传统、激活传统，使“传统经由创造的转化而逐渐建立起一个新的、有生机的传统”（注：林毓生：《中国传统的创造性转化》“自序”，北京三联书店1988年版。），从而使现代的思想资源真正能够与民族文化传统接榫并在其中扎根，以为中国文化的现代开展确立内在于自身民族传统的精神动源；另一方面从民族文化传统的视角展开对于现代思想的诠释与批导，进一步厘清现代精神的意义与问题，通过将中华民族独特的智慧精神融入现代思想资源，在推进中国哲学进一步走向现代的同时，亦使现代精神更具丰满而康健的存在形态。
其次，在“中国”与“西方”之间。在这方面，有两种表面上看来直接对立的主张值得我们认真加以反省。一是长期以来在中国哲学界产生了相当影响的“全盘西化”论。就其思想的根源性而言，这种主张的产生与上文已经论及的现代性思维中对于时间性之首要性的强调直接相关。由于时代性成为评价各民族文化共同体的基本尺度，而在诸民族文化共同体中只有西方文化才是现代文化，而其他非西方文化则只能是被看做“非现代文化”或前现代文化，在由前现代向现代的不断发展的序列中，西方文化就自然而然地占据了中心地位，而非西方文化则只能是被边缘化。由此，时间序列中前现代与现代的对立被置换为空间序列中西方与非西方的对立。这可以说是在20世纪中国哲学发展演进的过程中“西方文化中心论”之所以会产生相当影响的一个基本的思想背景。与“全盘西化”论的具体取向正好相反，在世纪之交的文化反思中，有人提出了面向未来的中国哲学应当完全消除西方哲学乃至西方现代学术分途的影响，按照中国传统学术的“本来”面目来重新书写中国学术思想传统的主张。在他们看来，20世纪中国哲学作为一个现代学科确立的历史，就是用西方哲学宰制中国学术文化传统的历史，其结果是严重扭曲乃至丢弃了中国思想文化的真精神。为了根本改变这种状况，面向未来的中国哲学应当走“以中解中”之路，即用纯粹的本民族的思维和语言书写“中国哲学”。
上述两种观点虽然在中国哲学面向未来的建设上一者主张对西方文化全盘肯定而另一者则主张予以拒斥，但在突显“西方”与作为非西方的“中国”思想资源的对立这一根本的理论关节点上它们则保持了相当的一致性。在笔者看来，这两种主张都不具有理论的可能性与现实的可能性。哲学诠释学已经揭明，作为人类基本存在方式之一的理解活动，均是带着特定的“先见”或“前理解”、在具体的时空条件下进行的，理解者浸淫于其中的文化传统构成了“前理解”的主体内容。理解是一个“视界融合”，即理解者立足于先在的“前理解”而形成的视野与理解对象在向理解者打开自己的过程中所呈现的视野相互融合，以形成新的意义世界的过程。因此，在两个各自具有独异精神特质与深厚理论积淀的伟大文化传统之间所进行的理解活动，所形成的意义世界不可能只反映其中某一文化传统的精神特质，而只能是多多少少同时带有两者思想印记的“共在”。而在一个全球化的时代，恰恰是中国文化传统与西方文化传统共同构成了中国人“哲学”地思考世界与人生的先在的存在背景或曰“理解起点”。作为现代中国人，我们的哲学之思不仅无法逃遁中国文化传统，而且亦无法游离于西方哲学的影响之外。在今天，我们固然不能安于使中国哲学成为西方哲学的附庸，但试图彻底割断与西方哲学的关联而确立“纯之又纯”的“中国哲学”，这也是一种非历史主义的态度。
立足于这样的认识，我们认为，只有同时“进入”到中西文化与哲学传统之中，在中西哲学之间达成互诠互释、双向回流的“诠释圆环”，中国哲学才能得到健康的发展。由于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各自依托于不同的思想文化背景，其间的差别不可避免地会在各自的哲学系统中表现出来，并最终使得较为充分地体现了各自思想文化背景之基本精神特质的两种哲学系统之间呈现出巨大的张力。因此，中国哲学学科不断得到确立的过程，同时也是中西哲学系统之间的差异逐渐得到更为充分地突显的过程。而同处在“哲学”这一精神理念之共性之中的两大哲学系统之间的差异互见，又正好为它们之间进一步展开对话与批评提供了现实可能性，并规约了基本的问题域。这样，就学理系统的建立本身而言，中国哲学不断成长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不断以西方哲学来诠释、批评中国文化与中国哲学的过程。而与此同时，则使中国哲学也逐渐具备了对西方哲学展开反批评的现实可能性，从而为中西哲学之间进入到一个真正可以在相互之间展开对话的更高发展阶段提供了前提。面向未来，中国哲学要成为一种既在理论形态上达到人类哲学之一般高度而又充分体现中国气派与中国文化之精神特质的学理系统，就必须在真正走出“西方文化中心论”并保持开放的文化心态的前提下，切实挺立中国哲学的主体意识，使充分体现中国哲学之自性不再是以“自在”的形态而潜存，而是在明确的理论自觉中成为“自为”的要求，在充分地成就中国哲学之自性的自觉意识中推进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之间所达成的“诠释圆环”在既相互批评又相互借鉴的互诠互释、互补互生之中不断升进到更高、更深层次，既促使中国哲学更趋成熟，又通过将中国哲学的智慧精神融入到当代人类文化之中以为包括西方哲学在内的人类哲学的进一步发展提供新的精神资源，从而有力地推动人类哲学走向更高的发展阶段。今天以西方为主导的人类文化既面临着对新的发展方向与发展道路予以重新思考的课题，又面临着在文化内部对宗教、哲学与科学之间的关系予以重新调适的问题。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之下，代表了中国文化对宇宙、社会与人生根本问题之独异的形上智慧的中国哲学加入到人类哲学多元开展的大潮之中，必将对人类面向未来保持更为清明、理性与康健的思考起到良好的促进作用。
第三，在“理论”与“实践”之间。理论与实践的辩证连接与双向互动，一方面要求中国哲学面向未来的发展必须植根于全球化时代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实践之中，另一方面又要求中国哲学在发展演进的过程中，不断将自己的价值理想贯注于现实。就前一个方面而言，把理论联系实际的要求简单化、庸俗化，把哲学的思考直接等同于对于现实政治的政策性解说的浅薄做法固然是今天我们理当予以摈弃的。但是，哲学作为时代精神的精华，在归根结底的意义上它又是与人类的实践活动有着密不可分的内在联系的。只有深深地植根于中华民族现代复兴的宏伟实践中，面向21世纪中国哲学的发展与创新才能接引到永不枯竭的源头活水，才能通过“通古今之变，融中西之学，究天人之际”的理论创造，成为中华民族现代复兴的历史进程中时代精神之精华，古老的中华文明才能真正焕发出与时俱进的生命活力。因此，在归根结底的意义上，面向21世纪的中国哲学在“传统”与“现代”、“中国”与“西方”之间的“诠释圆环”应当以全球化时代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实践为理解平台与精神指向。换言之，“传统”与“现代”、“中国”与“西方”诸种思想资源之间的互诠互释与良性互动不仅是以中华民族现代复兴的实践为载体，而且必须体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代要求。就后一个方面而言，中国哲学不断发展的过程同时也应当是一个将其价值理想不断贯注于现实的过程。哲学作为站在时代前沿的深沉之思，它应当亦能够反作用于现实。不仅如此，在全球化时代的中国进行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主体内容的中国特色现代化建设，是一项前无古人、无所依傍的伟大创举，能不能创造性地推进中国特色现代化的建设事业并最终实现中华民族在历经磨难与困苦之后的伟大复兴，堪称是对中华民族聪明才智的历史性考验。中国哲学作为中华民族智慧结晶的最高表现形态，理当以其对于现实卓有成效的超越性、前瞻性、总体性的指导、转化与提升，为中华民族迎接挑战、完成创举做出自己独特的贡献。为此，面向21世纪的中国哲学绝不能再满足于锢蔽在书斋之中进行纯粹的概念范畴的推演，而是必须自觉地保持向现实敞开的向度，积极地切入现实生活，在不断对于重大的时代课题进行总结反思的同时，亦将自己的价值理想不断贯注于现实，以切实发挥中国哲学对于当代中国的社会与人生的指导作用。
在打破现代性思维主导下形成的非此即彼、二元对立的僵硬思维模式之后，在“传统”与“现代”、“中国”与“西方”之间达成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实践为“理解平台”的“诠释圆环”，意在使在当代中国共时性地呈现在同一个平面上的古今中西的多种文化资源之间形成具有互补结构的辩证联结，从而为通过新的综合与新的创造推进中国哲学的发展并最终将之贡献给当代人类提供丰富的思想资源。应当有理由相信，方法论的变革，将有望为中国哲学的发展拓开新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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