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进流通现代化的理论依据与政策选择，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理论依据论文,政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问题的提出
这个题目想说明的是政府在流通现代化中的作用，探讨其政策选择和理论依据。
关于政府与流通的关系，历史上有过两个极端。一个极端是西方主流经济学的观点。新古典经济学虽然在其理论体系中没有流通这个概念，但却表达了对流通的认识和态度。在它的价格理论中，只讲供求数量变化，没有对交换行为的分析。它的理论前提是，只要给定供给和需求函数，交换可以无障碍地进行，市场机制会自动实现对资源的合理配置，流通是一个“不成问题的问题”。既然如此，政府合乎逻辑的行为就是恪守经济“守夜人”的本分，无须过问流通问题。另一个极端是斯大林的理论和计划经济的实践。斯大林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中明确提出：流通是资本主义经济固有的东西，是社会主义通往共产主义道路上的障碍。因此，流通在社会主义经济中没有合法地位，流通的职能被国家计划分配所取代，可以说政府全面接管市场。
当然，这两种主张都是脱离实际的，在经济生活中是行不通的。绝大多数原社会主义国家放弃计划经济，实行市场取向的经济体制改革，以及西方市场经济国家以各种方式干预经济生活，实行政策调整，都以不同的方式证明了流通是现代经济回避不了的问题。在市场经济中，政府对流通不应当无所作为。因此，在当前与经济全球化相伴而行的流通现代化浪潮中，各国政府都采取了积极的立场，出台了一系列推动和促进流通发展的政策措施。中国作为正在实行经济转型的国家，处于流通现代化的起步阶段，政府更应当发挥重要的历史作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府为推进流通现代化，制定了一系列相应的政策，取得了显著成绩。但是，为了更好地完成这一历史使命，当前有必要深入探讨政府在流通现代化中发挥作用的理论依据及制定政策应当遵循的原则。这种探讨有助于减少政府行为的盲目性和随意性，提高政府对流通干预的质量和效率。
二、流通现代化的动因和目标
为了明确政府在流通现代化中的行为空间和作用方向，有必要分析流通现代化的动因和目标。近年来，理论界对于流通现代化问题作了许多有益的探索。有些学者侧重研究流通现代化的内涵、外延，也有一些学者侧重构建评价流通现代化的指标体系。这些研究在一定程度上接触到流通现代化的动因和目标。
比如，李飞认为，流通现代化是指公元1500年以来乃至以后，伴随工业化社会和信息化社会形成而发生的流通领域的变革过程。他认为，这是一个动态过程，包含着不同的发展阶段，涉及到流通手段的各个环节，涵盖着物质、制度与观念不同层面的现代化进程。[1]
晏维龙认为，流通现代化是随着社会、经济、技术的发展而不断适应生产、消费以及流通自身发展而与时俱进的过程。它包括流通观念、流通组织、流通经营、流通布局、流通技术、流通制度等各个方面的现代化进程。[2]
曾永寿的观点是，流通现代化是以经济全球化为背景，以信息革命为支撑，在供应链和分销网这一现代营销理论指导下商业流通领域的全面改造、提升和创新活动。[3]
关于这个问题有理论深度的文献还有不少，这里不一一列举。我认为这些看法都有一定的道理。从终极和源头上来看，流通现代化是由现代生产力发展所推动的经济过程。流通现代化的一个目标是更好地体现和不断完善市场机制配置资源的调节作用。
首先考察生产力发展对流通的推动作用。从源头上看，交换关系的产生就是生产力发展的结果，由交换的反复和扩大而形成的流通，也是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的产物。到了近现代，流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愈益重要，则是与不断壮大的生产力逐步改变世界范围内商品和要素供求格局分不开的。中国流通现代化的一个重要推动力量，就是短缺经济向过剩经济转化。生产力推动流通发展主要是通过三个途径。
一是通过生产促进流通。工业革命后，大量生产的体制要求创造大量销售的体制。以超市为代表的所谓“商业革命”就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下出现的。
二是通过消费拉动流通。生产力的发展为消费开辟了前所未有的选择空间。同时，生产力的发展又大大提高了居民收入水平，使消费观念、消费结构和消费方式现代化。一个典型的例子，是正在发生的供应链管理的整合趋势，继以生产为主导的供应链之后，正在形成以消费为主导的供应链。所谓高效率的消费者反应系统，就是流通响应消费拉动的产物。其实质是，在商品分销系统中，分销商和供应商以消费者需求为中心而进行密切合作的战略同盟。
三是生产力发展形成的先进技术直接推动流通设施、流通技术与流通方式的改进和升级。20世纪90年代以来，计算机和信息技术正在彻底改变流通领域的面貌。运用这些技术可以实现流通业务的流程改造，显著提高流通业的管理水平，并创造出在线交易或网上市场，促进现代物流与商流的分离，形成供应链管理的技术基础。正在推介中的无线射频或电子标签（RFID）技术，据说它有可能取代条形码技术，大大提高流通中的防伪识别能力，从而显著提高流通的质量和效率。
诚然，在先进生产力推动流通现代化变革的进程中，企业始终是这一过程的主要推动者。出于追逐利润的需要，企业为争取竞争中的优势地位，会积极关注和接受来自生产和消费两个方面的作用，并从自身实际出发采用先进科学技术，提升企业竞争力。但是，政府的作用不可或缺。流通现代化毕竟不只是“企业工程”，它还是“国家工程”、“社会工程”。现代流通体系带有明显的外部经济性，发达、高效的流通惠及广大企业和家庭，带有一定的准公共产品的性质和特点。正是依据这一特点，有些学者认为流通是战略产业，政府有必要、有责任推动流通现代化进程，在流通产业的规划、布局、结构上予以政策引领，并提供必要的资金支持。对于中国这样一个流通发展滞后的国家，为了实现流通产业的跨越式发展，政府应当承担起自己的历史责任。
其次，流通现代化的一项重要任务或者说目标是更好地发挥和完善市场机制的作用。从根本上来说，这是由流通与市场机制的相互关系所决定的。对什么是市场机制，研究的文章很多，但对它与流通的关系较少涉及。其实，市场机制是一种理论抽象，它发挥作用离不开流通这个载体。现实中并没有脱离流通的市场机制。市场机制中价格规律、供求规律、竞争规律以及利润规律，都要以流通为自己的实现形式。流通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是适应市场机制扩大调节作用的内在要求。当然，流通不单纯是市场机制的载体，它也是政府调控的载体，是社会调节的载体，它的发展要受许多外部条件的制约。总的来说，如果一个国家流通滞后，市场机制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就很难发挥出来；流通越发达，市场机制的作用就越充分地体现出来。所以，流通现代化的一个目标就是让市场机制合理配置资源有一个更有效的实现形式，一个更理想的载体。
那么，政府在流通与市场机制这一关系中扮演什么角色呢？
第一，流通现代化的一个重要内容是构建完整的市场体系。市场体系发育的过程也是流通现代化的过程。流通体系与市场体系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因为流通是“过程连续的市场”，而市场表现为“空间结构的流通”。理论界对流通有狭义和广义之分，但不管是哪一种意义上的流通，都对应一个同样范围的市场体系，而市场机制正是通过这样的市场体系发挥作用的。在发达市场经济国家，市场体系已经过一二百年的自然发育过程，但是它的进一步成长和发展，也不可能完全依赖自发演化而排斥政府的干预。
第二，由于种种原因，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不是完美无缺的，存在所谓的“市场失灵”。因此，需要政府对市场机制发挥补偏救弊的作用。政府的这种补充调节机制也要借助于流通发挥作用。比如，国家对某些重要商品进口和出口的决策，以及重要商品的收储和投放，都要通过流通施加影响。即使国家从生产结构上进行调整，也要通过流通对上下游产业乃至最终产品市场来施加影响。因此，流通现代化应当体现这两种调节机制的合理匹配，并以很高的质量和效率传递与实施这种复合调节功能。
三、中国流通现代化的特殊性
以上讨论的是流通现代化、市场机制和政府干预的一般关系。总体上属于流通现代化的共性问题。由于中国国情不同，中国流通现代化有其特殊性。
首先，中国正处于经济转型之中，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为市场机制发挥作用的载体，流通体系和市场体系只能是从无到有，由不发达到发达。在市场体系的培育中，固然需要企业的主动性，允许市场有一个自发的成长过程，但是完全听任市场自然成长是不可取的。市场体系建设需要政府的介入和参与。
其次，流通现代化必须考虑中国二元经济的存在及其发展趋势。中国经济发展不平衡，流通现代化进程不可能在全国按一种速度、一种模式进行。在发达市场经济中，历史上依次出现的“流通革命”及其相对应的流通业态，到了中国难免会偏离原有的顺序和节奏。流通产业对外开放后，各种不同的流通方式、零售业态、营销模式几乎在同一时间立体化地展现在国人面前，并且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生存的土壤，这是举世少有的。二元经济的存在要求政府在推进流通现代化的进程中，既要遵循一般规律，又要从中国国情出发，不能简单照搬发达国家的经验。
再次，中国由封闭型经济走向开放型经济。加入WTO使中国经济融入世界经济。国内流通与国外流通彼此衔接，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相互联通。这种跨国流通与世界市场对我国经济和企业造成很大冲击。这已经不仅仅是流通范围、流通规模的扩大，而是竞争的格局、通行的规则、调控的机制都发生了很大变化。中国政府必须处理好内贸与外贸的关系，引进来与走出去的关系，外商企业与民族企业的关系，国内流通法规与世贸规则的关系等。利用流通国际化提高整个国家和国内企业在世界市场上的地位，是流通现代化的一个重大课题。目前，中国是一系列重要商品的生产大国和消费大国，对世界范围内的供求关系影响很大，但在价格形成中的作用微乎其微，这绝对够得上“世界之谜”。医治这种对中国来说的“市场之痛”，仅仅靠企业自身努力是难以奏效的，必须依靠政府和行业组织协同努力。
四、驾驭大流通需要政府的大智慧
讨论当今的流通现代化已很难局限于商品流通的范围。这一方面是因为生产力的发展已使商品流通超出国界，贸易全球化已成为经济全球化的重要内容。另一方面，市场机制配置资源也远远超出商品流通的范围。在市场经济中，商品流通与要素流通、现货流通与期货流通、国内流通与国际流通、金融产品流通与衍生品流通、实体流通与虚拟流通，它们在现实经济生活中已融会贯通，共同构成市场机制配置资源的载体。离开大流通孤立地讨论商品流通只能是一种理论上的探索。实际上，一些重大经济问题必须在大流通架构中寻求解决，一些重要商品的供求平衡必须在大流通中实现。商品流通中的矛盾常常需要在商品流通之外去解决。例如，现货市场中的风险，需要利用期货交易去规避；城乡商品流通中的阻隔，需要调整资本市场的结构去打破；进出口中存在的顺差或逆差，需要调整外汇价格去理顺。在大流通中，更需要政府通过各种政策变量去补充和辅助市场机制的调节。
大流通不只是理论研究领域的延伸，而是流通现代化使流通过程扩大化、立体化。它不仅把商品市场化了，而且把先前调节商品供求的工具和手段，如货币、资金、外汇、土地、劳动力等也市场化了，甚至把它们的一些衍生品也市场化了，统统纳入市场机制的调节范围。这一切使商品流通失去了以往的主体性、独立性，其边缘逐渐模糊化。大流通使政府对纯粹的商品流通调控变成复杂调控系统的一部分，政府对商品流通的调控必须适应整个大流通的格局。在新的形势下，政府要学会驾驭大流通，这对政府的能力和政策选择提出新的更高的要求。
五、政府在构建和谐流通中的作用
流通现代化使商品乃至要素的生产与需求在时空中的矛盾找到了更加富有成效的解决途径，但付出的代价是流通中利益关系复杂化了。它使商品流通中原来简单的利益关系变得繁纷复杂。随着商流与物流的分开，随着企业之间的竞争越来越转化为供应链与供应链之间的竞争，随着交易成本变动重新改变企业与市场的边界，以及流通产业与更多产业之间相互融合，政治、历史、宗教、文化等因素对流通领域的渗透，流通中的矛盾变得扑朔迷离。这些矛盾，在中国市场经济发育不成熟、市场体系不够健全的现实条件下，更增加了解决的难度。而担负纾危解难的政府机构自身也需要通过改革实现职能转变。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一切构成了一个相当突出的困局。
当前，我国流通中的矛盾非常突出，既有政府与企业的矛盾，也有企业与消费者的矛盾；既有外资企业与民族企业的矛盾，也有国内商业企业之间的矛盾；既有厂家与供应商的矛盾，也有供应商与零售商的矛盾；既有零售商内部的矛盾，也有零售商与银行之间的矛盾；甚至还有由此引发的行业协会之间的矛盾。可以说，流通现代化是这一切的始作俑者。因为正是流通现代化开启了矛盾之门，它带来了利益矛盾的普遍化、分散化、外在化。这些变化的深刻根源在于生产力的发展使人们的潜在需求释放出来，需求多元化、高级化是诸多矛盾的主导方面。另一方面，市场机制调节范围的扩大，使过去由大一统的行政调节掩盖着的复杂的利益结构得以充分地外在化。过去表面上的利益一致性现在还原为利益多样性或多元化。这些正是流通现代化的积极因素，因为市场是同多元利益联系在一起的，否认多元利益，就否定了市场。但是，与此同时也充分暴露出整个社会尚未形成解决这些矛盾的合理机制。
不难看出，流通现代化把一个构建和谐流通的任务摆在政府面前。如何解决这些问题，需要政府统筹安排、协同调理，既需要推进相关法律法规的建设，又需要重视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还需要倡导和推广新的商业道德和市场文化。在整顿和规范市场秩序中，既要抓好制度建设，又要重视非正式制度的建设。这一切需要政府各有关部门的通力合作，需要全社会的重视和参与。
我们生活在一个全新的时代，先进的生产力不断搭建越来越广阔的流通舞台。在这个舞台上，市场机制和政府干预这两个主要角色不断演绎出各种各样悲欢离合的戏剧，而且在可预见的未来，不会落下帷幕。政府如何演好自己的角色将是一个常演常新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