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全球化与“新特里芬悖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特里论文,悖论论文,经济全球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特里芬悖论”及其现代形式
1960年，在《黄金与美元危机——自由兑换的未来》一书中，特里芬(Triffin)敏锐地指出了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内在矛盾，认为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核心矛盾在于国际清偿能力和国际流动性完全依赖于一个国别货币的外部供给。在金汇兑本位制的条件下，国际货币体系的稳定取决于美元的稳定，而美元的稳定取决于美元的黄金基础和对美元的信任，这种信任本质上取决于美国的国际经济地位和国际收支状况。但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运行又必须以美国提供国际清偿力、保持国际收支逆差为条件。在对国际资本流动进行严格管制的条件下，美国提供国际清偿力的主要途径就是经常账户逆差和对外直接投资。而美国的长期国际收支逆差必然导致美元信任危机，形成对美元－黄金联系制的投机性冲击，动摇布雷顿森林体系基础，这就是“特里芬悖论”。
20世纪90年代以后，“特里芬悖论”再度重现：即国际货币体系的稳定取决于美元的稳定，美元的稳定取决于美国的国际收支平衡，但全球清偿力供应又依赖于美国的国际收支逆差，美国的“铸币税特权”又推动美国的经常账户逆差不断扩大，从而形成了所谓的“新特里芬悖论”。
最早提出“新特里芬悖论”的是马克麦考利(McCauley)(BIS,2003)，他在国际清算银行2003年第一季度的经济评论中，从美国与东亚国家资本流动关系出发，考察在美国经常账户赤字不可持续条件下，美国国际金融中介地位与其吸收国际投资头寸状况恶化之间的冲突。他认为，美国通过相对安全的负债来吸引东亚资本，弥补美国的国际收支逆差，使得东亚成了实际意义上美国的“准银行”。但是这种“准银行”的货币（美元）供给有赖于美国对东亚地区的直接投资和美国的经常账户逆差。所以当美国的经常项目赤字不可持续时，“准银行”的“货币供应”就会收缩，这又反过来影响美国的金融市场，对美国的国际金融中介地位造成威胁。
国际货币体系要解决“特里芬悖论”有三种选择：一是如凯恩斯所设想的，通过国际合作，成立国际中央银行，发行国际货币，一劳永逸地解决国别货币充当国际本位货币的矛盾。1968年SDR的设立实际上就是朝这一方向变化的尝试。但基于国际经济一体化的水平和货币发行国的利益，这一尝试目前实际上已经停止；二是恢复黄金本位，恢复美国的国际收支平衡，缩减美元的供应，以通缩维持国际货币体系的稳定。但这种由自然物控制人类经济发展的体制既不符合全球经济发展的要求，也无从解决各国的国际收支平衡。经过上世纪80年代的调研和论证。这一方案被最终放弃；三是实行“无规则的规则”，由国际货币的市场竞争机制解决国际货币和国别货币的矛盾，信用货币和浮动汇率制就是解决“特里芬悖论”的权宜之计。
黄金非货币解决的是“特里芬悖论”中美元作为国际本位货币与黄金供应有限性和分布不均衡性的矛盾，但并没有解决以国别货币充当国际货币的矛盾。现行国际货币体系实际上不是一个有效的国际货币制度，只是一种市场机制，试图以国际本位货币间的竞争性替代和汇率的自由浮动解决国别货币充当国际货币的矛盾，即当一种国际本位货币失去市场信任时，这种货币就会贬值，其国际本位货币地位将被其他国际本位货币替代，失去“铸币税”特权，从而促使本位货币国保持经济的稳定性，维护其货币信誉；同时，如果汇率浮动能起到调节各国国际收支的作用，解决各国的国际收支不平衡，外部平衡的实现就不必以牺牲内部平衡为条件，这也是浮动汇率拥护者的理由。因而，如果这一“市场机制”能有效运行，国际货币体系的竞争性均衡就能实现，“特里芬悖论”也就不复存在。
二、“新特里芬悖论”的形成机理
20世纪80年代，美元、马克和日元与发达国家的大三角经济结构形成了一个相对有效的国际本位货币“垄断竞争”结构，其主要表现为：尽管美国在全球经济和国际货币体系中依然占据主导地位，但在技术创新和劳动生产率上的相对优势已经下降，日本和西欧的经济增长率和劳动生产率提高的速度要高于美国。根据麦迪森的计算[1][2]，1950-1973年，美国、西欧和日本的劳动生产率年均复合增长率分别为2.77%，4.77%和7.74%。1973-1990年则为1.41%，2.35%和2.97%。这种劳动生产率上相对优势的变化就表现为美元地位的相对下降和美元的贬值。1985年后，与美元贬值相适应，欧洲经济和货币一体化的进程加快，日本也进一步开放市场，加快了日元国际化进程，欧盟和日本有能力吸收美元贬值的冲击，“大三角”经济是相对稳定的。显然，美国经济势力的相对下降有助于国际本位货币“寡头垄断市场”的稳定。
20世纪80年代发达国家国际收支调节的有效性还在于各国采取了合作策略。麦迪森(1997)在评论战后经济增长时指出：东西方的分裂加强了资本主义经济之间的利益协调，美国以一种负责任和慷慨的方式发挥着领导作用，向欧洲提供了大量的援助，促进了互相关联的合作程序和自由贸易政策。1987年初的“卢浮协定”，显示了西方共同努力，谋求美元稳定的努力。为了避免金融危机，日本甚至不惜代价，压低本国利率，要求本国投资者增大对美国金融市场的投资（布伦纳，2003）。[3]
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发展中国家中，经济成功起飞和持续增长的主要是小国和地区，如东亚四小龙和四小虎，对国际货币体系的运行不具影响力。而发展程度相对较高的巴西和墨西哥等拉美大国，正陷于债务危机的泥潭，失去了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话语权。中国与印度这两个发展中国家的大国正处于经济起飞的前期，在全球经济格局中还微不足道。
在这一背景下，尽管这一结构是“一币独大”的，汇率的国际收支调节机制还不够灵敏，但发达国家间国际收支的调节是相对有效的，美国还能接受国际纪律的约束，以收缩国内经济服从外部均衡的要求。1992年后，克林顿政府通过国内的财政紧缩和货币贬值，在1996年后实现了国内财政收支的平衡和国际收支的相对平衡，从而也为美国经济，乃至全球经济的增长创造了宏观条件。
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国际的政治和经济环境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原来相对稳定的多元国际本位货币体系的基础开始动摇，国际经济又出现了“一枝独秀”的单极化倾向。由于冷战结束，西方发达国家间的政治同盟开始松动。美国基于经济和军事上的强势，呈现出国际政治关系的“单边化”倾向。而随着欧盟经济一体化的深化和规模的扩展，欧盟在国际政治关系上的独立性增强。而从广场协议以来，以日本为代表的亚洲国家与美国经济增长的同步性已大大地削弱了（关世雄，2003）。[4]根据关世雄的计算，两者的相关系数从1971-1984的0.731下降为1985-1998的0.175，说明区域内的贸易增长要高于区域间贸易增长。经济区域化倾向的出现也动摇了发达国家间国际合作的政治基础，在汇率和其他经济政策上难以实现有实质意义的合作。
20世纪90年代以来，基于技术革命基础上的经济和金融全球化是加重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矛盾的又一重要因素。20世纪90年代新技术革命对国际经济的最大影响是空间的缩小和时间的缩短，或距离的消失，并冲击了一切妨碍全球化的制度和习俗，把民族国家卷入国际竞争的大潮。在技术革命和经济全球化的推动下，跨国公司成为全球生产的组织者和协调者，并实现了按价值链组织全球分工，降低了成本，提高了利润水平，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出现的低通胀、高增长就是技术革命和全球化的重大成果；经济全球化也使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卷入全球化的大潮，加快了全球制造业向低成本地区转移的趋势，其直接效应就是发展中国家在全球贸易中的比重提高，出口竞争力增强，贸易顺差增加。从表1可见，1995-2000年间，发达国家的全球贸易比重由68.9%下降到63.5%，发展中国家由30.3%上升到33.6%。特别是东亚和东南亚国家的贸易比重由10.1%上升到18.7%，其中高技术制成品由10.9%上升到29.1%。发展中国家，随着出口导向的FDI流入，出口竞争力提高，从总体上看呈现贸易收支的顺差。这样，在实体经济层面，发展中国家的比较优势得到了体现，制造业向发展中国家转移成为全球经济发展的长期趋势；经济全球化也加快了发达国家经济结构的调整，使其国内经济成为以服务业为主导的经济，2000年，服务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美国为73%，英国为74%，德国为71%，法国为74%，日本为62%（世界经济统计，2003）。而在全球经济中，发达国家通过治理结构、全球价值链以及地理配置这三个核心要素组织国际生产体系，以提高效率和利润水平。2001年，跨国公司的国外分支机构销售额高达18.5万亿美元，比1990年提高了3倍多，而2001年世界的出口额只是7.5万亿美元。2001年，跨国公司所创造的增加值为3.5万亿美元，而全球的GDP总额为31.9万亿，占11%（世界投资报告，2002）。[5]
如果说经济全球化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发展中国家的出口竞争力，而金融全球化则导致全球财富的重新分配和发展中国家的福利损失，使美国的财产性收入提高，刺激了消费和投资，扩大了美国国际收支逆差。首先，美国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进行了金融自由化改革，使美国成为全球金融创新的发源地。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1/3的投资是在金融行业。1990-1999年间，制造业占GDP的比重从28%下降到22%，而金融和不动产业从4%3上升到5%。1990年至2000年间，美国4个主要的证券交易所的交易值从18 867亿美元上升到329943亿美元。上市公司筹资额从31052亿美元上升到152144亿美元，增加了将近4倍（世界经济统计，2002）。美国资本市场成为全球最大的市场，吸引着全球的资金流向美国，使美国可创造金融资产，弥补经常账户的逆差；其次，从金融全球化角度看，发达国家的投资基金和养老基金成为全球最主要的套利者，以获取发展的收益。弗朗索瓦指出，“金融全球化的一个主要的原动力就是通过操纵在新兴金融中心进行的金融投资，实现让他人支付一部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退休人口社会保障的目的”。[6]这些投资基金在全球的活动既加剧了发展中国家的经济震荡，另一方面，也造成了财富效应，加剧内部经济的不均衡。根据布恩(Boone,2001)等对西方私人财富结构的研究，1980年到2000年间，西方的财富结构中，金融财富的比重总体上均是提高的，但美国最高，占77.4%。日本、法国和意大利相对较低，为46.1%，51.4%和52.2%；最后，美国的财产性收入在90年代后半期后急剧增长，使美国的消费增加，储蓄减少。
表1 世界贸易结构(%)
项目 发达国家 发展中国家 东亚和东南亚
年份 198520001985200019852000
总值 68.963.530.333.610.118.7
高技术制成品 83.263.416.635.410.929.1
资料来源：世界投资报告，2002。
在传统的双赤字理论中，强调的是当期的流量平衡，而没有考虑财富存量的收入效应。伯库斯等(Backus,et al.,1994)曾构建了一个两国一般均衡的随机成长模型，认为一国发生长期劳动生产率提高时，将使其产出提高，价格水平下降。这时，资本就会大量进入这个国家，刺激投资，提高消费水平，从而使储蓄小于投资，产生贸易收支逆差。而将财富效应加入这个模型，就更有可能扭曲流量平衡。从这个模型可见，当没有资本流动时，一国的投资是有限的，不会产生吸收理论中边际支出倾向大于1的状况。但在经济和金融全球化时代，技术创新国的跨国公司能在全球迅速获得创新红利，提高股价，并吸引资本向创新国集聚。全球性的组合投资又将进一步产生财富效应，刺激消费扩张。这样，根据吸收理论，关键货币国和技术创新国的边际支出倾向完全可能大于1。根据王聪等人对美国1947-2003年间吸收对国民收入的回归分析，发现美国的吸收系数一直大于1，且随着年期的逼近而加大，1983-2003年间的吸收系数高达1.21[7]。这可使我们理解，为什么美国的经济增长必然带来贸易逆差的扩大，美元贬值难以改善贸易收支。因为，货币贬值具有国民经济的激励效应，国民经济增长既会直接引起进口增加，也会通过财富效应增加进口，从而出现贬值——出口增加——经济增长——进口更多增加的循环。
三、基于金融脆弱性的发展中国家低汇率、高储备政策
亚洲金融危机后，东亚地区各经济体货币大幅度贬值，储备急剧增加，其本质上是金融全球化条件下，发展中国家金融脆弱性的反映。奥布斯持费尔德和泰勒(Obstfeld and Taylor,2002)认为，金融全球化阶段可从所谓的“不可能政策三角”的不同组合进行认识。根据这一假说，一个国家在资本自由流动、固定汇率制和自主货币政策之间只能实现两项目标。融入国际金融市场的过程，实际上是从固定汇率制向浮动汇率制“有效政策三角”转化的过程。这一假说对解释发达国家布雷顿体系后的金融全球化是有效的，但对发展中国家却显得无能为力。奥斯托等(Agusto,et al.,2002)根据新的金融全球化经验教训，认为国际金融市场是一个不完全市场。一个国家要成功融入国际金融市场，并从中获益，取决于3个条件，即货币国际化、资产和要素价格的灵活性、法律和监管等制度运行的质量。货币国际化是指一国货币具有良好的信誉，能在国内和国外发挥价值保存功能，其基础是可信的宏观经济政策和稳定有效的微观结构。[8]
低汇率、高储备政策实质上是一种基于制度非均衡的补偿政策。从经济效率角度看，东亚资本流动的风险转换特征是宏观金融稳定所得和储备福利损失的均衡问题。根据利率平价理论，两国的实际利差R应等于两国预期货币汇率变动率
加对外国投资者的风险补偿ρ，用公式表示：
其中取决于两种概率：货币当局放弃现行的汇率体制的小概率π；维持现行汇率制度的概率1-π，这样，
。ρ主要取决于通胀预期、汇率的升贬值预期、国际储备和经济发展状况等，用公式表示：
由于发展中国家经济和金融的不稳定性，即使在实际利率高于外国时，依然必须支付风险补偿，以稳定金融。当一国汇率相对低估，储备充足，宏观经济稳定时，π趋于0，汇率变动就趋于0；而当发展中国家国际储备增加，经济增长率高，货币预期升值时，风险补偿就会降低，表现为实际利率的下降。反之，则必须提高，否则就会导致资本外流。因而，在金融相对开放的条件下，低估汇率，增加储备不仅能保持货币和金融的稳定，而且能减少风险补偿，降低实际利率，促进经济增长。显然，当货币和金融稳定与风险补偿减少的收益之和高于资本流动的风险转换的福利损失时，低汇率、高储备政策就是可行的。
我们可以用函数B=f(ρ,I)表示宏观金融稳定福利所得，ρ可视为国际与国内投资的风险转换差率，即风险补偿，与B具有负函数关系，ρ越小，表示金融越稳定，福利损失就越少，即满足f′πO,f″πO；I表示投资水平，因为低利率政策与低估汇率能稳定宏观经济，吸引外资，提高投资水平，促进经济增长，与B为正函数关系，即满足f′φ0,f″φ0；同样，我们可以用函数C=f(ρ,D)表示福利损失，ρ与C为正函数关系，D为储备规模，与C也为正函数关系，即满足f′φ0,f″φ0。由此得成本和收益图（图1）：横轴代表金融稳定的福利所得和所失，纵轴表示风险补偿，BB曲线为一条向右下方倾斜的收益曲线，CC曲线为一条向左上方倾斜的曲线，两条曲线的交点为成本和收益均衡点。图形也显示，随着经济体制的改善，货币和金融体系稳定性提高，风险补偿就会降低，国家的福利水平就会提高，低汇率、高储备政策的作用减少。
四、全球国际收支失衡与人民币汇率
显然，当今发达国家间的“国际本位货币竞争市场”发生了本质性变化：一是美元的垄断程度不断提高，在美国经常账户逆差占GDP5%的情况下，美元储备占全球外汇储备的比重又上升到72%，国际本位货币制度似乎又回到了以国别货币作为国际货币的老路；二是国际货币体系的合作和制约基础受到了破坏，各大国之间不愿意或没有能力相互吸收国际收支调节的冲击，也无法对美国的国内经济政策进行制约，国际本位货币市场成为一个“无政府规制的高度垄断性市场”，其稳定完全依赖于对美国经济的信心；三是在高度垄断的国际本位货币竞争市场中，汇率调节国际收支的功能下降。当前，基于美元在“国际货币竞争市场”中的垄断地位，美元汇率高估是不可避免的，也只有通过美元高估，新兴国家才能获得国际收支顺差和美元储备，才能稳定经济。美元的高估，也必然对美国的低储蓄率和双缺口造成直接影响；四是技术革命和全球化还进一步导致全球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的不均衡。
图1 风险补偿与福利均衡
显然，要在当前的国际环境中，缓解“新特里芬悖论”，发达国家，首先是美国，必须承担起国际收支调节的主要责任，采取相对紧缩的财政政策，这样，货币贬值才有助于美国减少国际收支逆差，稳定对美元的信任；日本这样已经具有巨额国际收支顺差的国家，不应指望发展中国家的货币贬值缓解国内经济压力，而应放弃政府对外汇市场的干预，承担一定的调节责任。东亚国家应在经济和货币合作的前提下，考虑改变囚徒困境式的贬值竞争方式，以汇率上的合作博弈减少福利损失，减轻发达国家经济结构调节的压力。从全球最佳合作策略看，如克鲁格曼所言，应建立汇率目标区（克鲁格曼，1999），形成有国际纪律约束的国际货币体系，而不是任由“寡头垄断市场”调节全球国际收支。在这一体制中，如果各国均按照一定的规则（如购买力平价、劳动工资平价、储备水平等）建立相对稳定的汇率关系，既能对国际本位货币国的“铸币税特权”进行限制，又能减轻发展中国家由于过度贬值导致的福利损失，提高全球货币体系的稳定性。
从中国在全球汇率政策博弈立场看，我们一方面要加强与美国在汇率政策中的磋商和合作，强调美中两国的相互依赖关系和中国作为发展加转制国家的金融脆弱性问题，将中国与东亚国家汇率水平相联系，共同调节汇率水平。其次，要与欧盟建立策略同盟关系，支持加强欧元作为国际本位货币的地位。支持欧元实际上就是要恢复“国际本位货币竞争市场”的有效性，减轻对我国国际收支调节的压力。最后，中国有必要大力推进东亚经济一体化和货币一体化，通过加强区域合作增强在国际谈判中的地位，避免区域内福利减少型内部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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