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培育东亚认同的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东亚论文,中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冷战结束后特别是进入新世纪以后，中国对外战略首次在双边合作的同时，开展了地区合作，成为地区合作的积极参与者和推动者。本文认为，中国参与地区合作的目的，是要融入东亚地区，或者更广义的亚洲，使中国成为“东亚的中国”或“亚洲的中国”，以此获得中国国家利益与邻国国家利益的结合，以便保证和平发展道路的实现。这将是中国历史观和战略观的重大变化。因此，中国必须重新思考地区秩序和地区价值，从现在开始培育东亚认同，才能从根本上解决一系列难题，实现战略目标。
中国融入东亚地区的独特意义
20世纪70～80年代，东亚地区合作开始蓬勃发展，冷战结束后，建立自由贸易区的进程加速，更提出了建立“东亚共同体”的目标。这一轮地区合作的高涨由多种原因造成，其中一个重要的因素是中国改革开放和参与东亚合作。此前，自二战结束后，东亚曾出现“雁行模式”的带动，从日本到亚洲“四小龙”到东盟“五小虎”，经济发展促进了地区内合作。欧洲与北美的整合引起了东亚各国的担心，刺激了地区意识的上升。30年来中国的参与给东亚提供了经济快速增长的动力、巨大的市场，以及日益增强的地区合作的推动力。
中国参与东亚合作的目标何在？笔者认为，概而言之，即要使中国成为东亚的中国，而非让东亚成为中国的东亚。
这在中国历史上将是破天荒的事。自古以来，中国一直是这个广袤地区（包括陆地与海洋）的中心。正如日本学者滨下武志的研究所指出的，东亚历史上就是一个伟大的地区，建立了以中国为中心的朝贡和贸易体系，在16～19世纪，这一体系达到了高峰，是世界发展的前沿。当然，这种帝国的册封是等级制、多中心和竞争性的。日本和越南一方面向中国朝贡，另一方面又接受朝鲜、琉球和老挝的朝贡。①作为中心的中国对于从属的“夷狄”主要采取怀柔、宽厚、教化的和平政策，而不是侵略和压迫。
这种经历使中国理所当然地认为自己是世界的中心，万物皆备于我，中国文化天然优越，这对于中外文化交流产生了不利的影响。在西方殖民主义的炮舰打开中国的大门之后，中国精英讨论的“东西文化之争”即“中西文化之争”，“中国”代替了“东亚”，甚至是“东方”。梁漱溟曾指出，中国文化可以“家国天下”概括，除了中国，就是“天下”。历史上中国的发展，是作为一个世界来发展的，而不是作为一个国家。②“中国”与“天下”的区别很模糊，“天下”似乎是围绕着中国而又扩展出去的广阔的地方。那时并没有地区的概念。从没有地区概念，到接受地区概念，从中国就是东方，到中国是东亚的一部分，将是中国历史观的根本变化。
这也将是中国外交战略观的根本变化。新中国建立之后，对外战略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的变化：
第一阶段，20世纪50年代。面对冷战两个阵营的对抗，中国必须解决自己的身份定位问题。中国不得不放弃原定的计划，走向“一边倒”，加入社会主义阵营。这时，东亚是两个阵营争夺的前沿阵地，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都爆发于此。
第二阶段，60年代。当中苏交恶之后，毛泽东根据国际局势的变化，提出了两个“中间地带”的理论，即在美苏之间，有两个“中间地带”，一是广大的亚、非、拉国家，一是欧洲国家、日本和加拿大等发达国家，都是可以争取的国家。与此同时，他把亚、非、拉称为“第三世界”，明确宣布，中国是不发达国家，属于“第三世界”。
第三阶段，70年代。1969年珍宝岛事件后，毛泽东担心中国成为美苏之间的“夹肉面包”，于是推动中美复交，摆脱了战略危险。为了解除发展中国家的疑虑，毛泽东一再重申，中国属于第三世界，永不称霸，永不做超级大国。③从以上三个阶段来看，中国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地区战略，“中间地带”也好，“三个世界”也好，都是广泛而模糊的，也没有回答一个难题，即实际上其中有不少国家追随美国，或者倾向苏联，应当如何对待它们。
第四阶段，80年代。邓小平开启了改革开放的伟大进程，中国对外战略进入了全方位外交的新局面。这时中国仍没有明确的地区战略，但是却为地区战略扫除了一些障碍。为了促进中国的现代化和经济发展，中国对于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的经验产生兴趣，经济交往和政治交往开始密切。中国领导人开始解决过去因意识形态而遗留的问题，改善了与东南亚和东北亚的关系，与非建交国纷纷建交。
第五阶段，从20世纪90年代至21世纪初。中国开始直接参与区域合作，甚至开始倡导成立新的区域组织，外交实践走在理论的前面。由于重视中美关系，江泽民多次出席亚太经合组织(APEC)的峰会，打破了参与区域合作组织会受制于人的疑虑。由于亚欧会议的需要，东北亚与东南亚开始联合起来，成为“10+3”的滥觞。1997年东亚金融危机促使东亚国家进一步联合起来。中国主动地提出与东盟建立自由贸易区的设想，成为区域合作的推动者。2001年，上海五国转变为上海合作组织。
第六阶段，从2002年至今。2002年中共十六大政治报告中，首次将地区合作与睦邻友好并列，提出把“同周边国家的交流和合作推向新水平”。④2007年中共十七大政治报告重申了这一观点，并将其目标定为“共同营造和平稳定、平等互信、合作共赢的地区环境”。⑤应当肯定，区域合作已进入中国外交战略。尽管中国也参与了其他地区的合作，但重点却是周边地区，中国的地区意识已经十分明确。
从目前中国的地区战略看，其目的也很明确，即为中国的发展创造有利的周边环境。什么样的地区环境才是中国所希望的？应当是“和平稳定、平等互信、合作共赢”，这三个词涵盖了政治、安全和经济的丰富内容。
虽然中国地区战略已经从无到有，从模糊到清晰，但毕竟刚刚起步，还有待发展。在“10+1”和“10+3”合作中，东亚各国都赞同推进建设“东亚共同体”，中国也积极支持，但在中国的地区战略中，还没有提及这一目标。换言之，在“东亚共同体”的目标中，中国应如何界定自己的地位和作用，还是不明确的。另一个对于中国至关重要的地区组织——上海合作组织，也面临着发展目标和中国定位的问题。
更深层次的问题是，地区其他国家对于中国的定位和要求如何？中国的地区战略应当针对其他国家的要求，进行双向互动，而不能只从中国的愿望考虑。中国的战略已经针对“中国威胁论”、“中国崩溃论”和“新殖民主义论”等做出了反应，目前也得到了地区国家的积极评价，但是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它们的疑虑。由于中国经济规模巨大、人口众多，各邻国认为中国将来仍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因此它们都采取“对冲”政策，两面下注，或者多面下注，尽可能地把其他大国引入，在各大国之间保持平衡政策，让大国互相制约和竞争，以便得到更大的好处，规避可能的伤害。⑥这对于地区合作的深化有销蚀作用，对于中国的战略仍有深深的不信任。
因此，中国的地区战略必须更加明确，中国推动地区合作的目的不是称霸地区、控制地区、或者主导地区，而是要把中国变为东亚的一部分。中国的意愿是真诚的，因此不只是口头表达，而且要通过地区合作的机制来实现它。对于这点，国际和国内都会有不赞成和不相信的声音。美国的主流思想中现实主义理论根深蒂固，“霸权稳定论”和“均势论”大有市场，很难相信新兴大国能主动限制自己的权力。中国的邻国也不会放弃戒备的政策，只能经过长期的实践来验证。中国也有许多人不赞成，有的认为中国太大，很难融入地区；有的认为东亚的情况与欧洲不同；还有的认为中国这样会损害本国的国家利益。然而，正因为中国的特殊情况，才更需要融入地区。中国人口众多，资源匮乏，如无地区经济整合，自身的发展难以实现。中国是世界上安全挑战最严峻的大国，如无地区支持，无法独自应对。中国的和平统一事业要获得成功，也离不开邻国的支持。中国作为大国，自然会发展与其他大国的关系，建立跨地区的联系，但是，如果没有地区邻国的接受与认可，就失去被世界接受和认可的基础。
正如任何战略选择一样，融入地区的战略也要付出相应的代价。主要的代价是，中国必须给地区邻国提供更多的公共产品，在地区事务中承担更大的责任，在地区内有争议的问题上更加克制和忍让，寻求解决的新思路。由此能获得的是，中国和平发展道路的更大保证，以及在东亚和亚洲这样极其复杂的环境中建设“和谐地区”的更好条件。这一选择符合中国的长远利益。
中国融入地区的历史观的转变和战略性的转变，必然要求重新思考地区秩序和地区价值，以便为培育东亚认同奠定认识基础。
中国对外战略的地区秩序观
地区意识正在东亚各国兴起。地区意识是在超越个人意识、家族意识、民族意识和国家观念基础上产生的一种群体意识，是在特定的地理空间内居住的人群逐渐提高归属和认同的结果。在归属和认同不断提高的过程中，自我与他者的界限变得模糊，并能产生某种超越，从而将他者的利益视为自己利益的一部分。
东亚地区意识形成的因素很多，如经济联系与经济利益的密切，如外界力量的促进，如防止战争、维护和平的愿望，如国际关系中的民主与平等的条件，等等。⑦但就每个参与国而言，接受地区认同的动因和理念大有差异。东盟国家多为中小国家，只有联合起来才能共同促进经济发展，才能抵御其他区域组织的竞争压力，也才能提高地区内各国的发言权。其中的大国印尼在经济繁荣时发挥了领导作用，也提高了国际声望，在经济乏力时也仍能借助区域组织积聚力量。其中的小国新加坡通过地区组织，解决了在马来人环绕之中的以华人为主的国家的困境。日本要通过东亚合作解决追随美国的不平衡状态。韩国的东亚论在20世纪90年代浮现出来，一方面是国际形势的巨变重新提出了韩国的定位问题，另一方面与朝鲜半岛南北统一的考虑有关。
中国融入东亚的重要理念是，解决中国这一新兴大国所引起的国际秩序的变化，寻求容纳中国的国际体系框架。因此，中国需要树立新的地区秩序观。中国已经提出对于地区的发展目标，推动“和谐地区”的建设。但是，怎样才是“和谐地区”？如何推动“和谐地区”？有无可能建立“和谐地区”？必须以新的理念思考和回答这些问题。
首先，要在地区建立和平稳定的机制。这并不是新的观点。问题是许多人不承认建立和平与稳定的机制的可能性。例如，美国学者谢淑丽撰文指出，对亚太地区和平与稳定的最大威胁是地区内大国的战争，这一观点几乎所有人都同意。尽管亚洲国家专注于经济事务，但它们对安全的界定仍是传统的，即避免威胁国家生存的军事冲突。她还列举了对中国的经济和军事力量带来的威胁的关注，以及中日争夺地区主导权造成的恐惧。⑧其实，她的观点与实际情况不完全符合。印度外交部长慕克吉最近指出，印度面临的主要挑战依次是：消除贫困，推动发展；国际民主化，印度“入常”；减少战争和冲突的威胁，老的冲突根源与新的威胁结合在一起；扩大全球合作应对全球问题的新理念。⑨东亚各国尽管强调的重点不同，但都认识到，经济合作和相互依存的加深已经减少了传统战争与冲突的可能性。⑩实际上，东亚各国已经在经济、商贸、投资、金融、反恐、反跨国犯罪、保护环境等方面开展了密切的合作，建立了大量的合作机制。特别可喜的是，军事与安全合作在增强，如共同进行海上搜救演习，互相观摩军事演习，等等。不能说已经消除了疑虑和猜忌，但是各国都努力增进互信。
其次，和平稳定的机制已经开始有法律和条约的保证。过去学术界普遍认为，欧洲地区整合重法制保障，而东亚缺少法制。然而，情况正在改变。中国与东盟、日本与东盟、韩国与东盟、印度与东盟的“10+1”合作，都签订了“和平友好条约”，规定双方不以武力相向，不威胁以武力解决争端，而且当一方受到第三方武力威胁时，另一方应加以援助。上海合作组织已于2007年的比什凯克峰会上签订了睦邻友好条约，以法律条约形式消除各国之间战争与冲突的可能性，是欧亚地区的首份类似条约，意义十分巨大。在上述各国之间仍存在着各种争端和问题，但各国都愿意以和平手段去解决，暂时不能解决的就先搁置争端。
再次，在平等协商、互利共赢的基础上，发挥中国的作用，不追求“主导权”。日本一直担心，中国要与它争夺东亚的主导权。东南亚国家中也有人担心，中美争夺世界的主导权，中日争夺地区的主导权，城门失火，殃及池鱼。中国不追求地区“主导权”，因为时移势易，在全球化、多元化的背景下，传统的“主导权”已失去意义。在全球化的冲击下，任何国家和地区都接纳多个大国、多种组织、多元力量。在地区内外，每个国家都有优势与劣势，都可能发挥特定的作用，但要追求绝对的“主导权”，却是不可能的。即使唯一的超级大国美国，其近年来犯的战略错误，在很大程度上缘于不认识新形势，追求美国对世界的“主导权”，或称“美国治下的和平”。不仅如此，美国深陷伊拉克战争泥沼之中，证明它要在中东建立绝对的主导权，也不可能。中国在现代化的道路上任重道远，与地区内的日本、印度、韩国等相比，也只有部分相对优势，追求“主导权”费力又不讨好，只能重蹈传统大国的覆辙。
在未来几十年中，中国要基本实现现代化，快速经济增长继续成为地区发展的引擎，中国大市场会有量与质的提高，巨大的人力资源也可为地区所用。中国可为地区合作贡献更多，可以在更多的问题上提出倡议，发起制度建设，也可以听取和接受别国的倡议，进行协调，共同落实。地区内的每个国家，都有贡献的可能，只是推动和落实的能力不同。各国的平等不等于平均主义，中国应当量力而行地提供更多的公共产品，包括物质的和精神的公共产品。
中国应把推动建设和谐地区作为一个长期的过程、渐变的过程、合作的过程。彼得·卡赞斯坦提出，全球化和国际化共存互补，使地区成为深嵌于美国帝权框架中的多孔化地区。多孔化地区一方面是抵御负面制约的缓冲地带，另一方面也是利用新机遇的平台。(11)自然，他是从美国的视野出发，分析地区和美国帝权的关系，但是，它也生动地说明了，美国的全球影响力不容忽视，但在各个地区并不能主宰一切，在各个地区的影响力也不同。地区秩序塑造行为体，同时，地区秩序也是行为体所造就的。权力不仅存在于政治行为体，而且也存在于政治行为体生存的社会和制度环境。
对于中国的对外战略来说，“和谐地区”的含义之一，就是正视美国的存在，与其进行积极的合作，支持美国在本地区发挥建设性的作用，减少其消极性的作用。“和谐地区”的含义之二，是与地区国家一起协调对美国的政策。近年来的经验证明，尽管地区各国的态度各异，但是对于美国的政策仍有很多相似之处。“和谐地区”的含义之三，是处理好与日本的关系，包括与日美同盟的关系。日美同盟是冷战时的军事同盟，至今也仍有冷战思维，这是毫无疑义的。但是，只要日本还未成为“正常国家”，日美同盟就必然存在。日本要成为“正常国家”，又与亚太地区的秩序安排、东亚地区合作的建立以及中日关系的调整密切相关。这就像多条绳索打成的结，只有所有的绳索松开，才能解开。中国的战略应当去解开绳结，而不是使它绷得更紧。面对着大量的矛盾与摩擦，绷紧比解开容易得多，但离“和谐地区”更远。总而言之，中国的地区秩序观是从现实出发的前瞻观点，是与地区内外的国家积极互动得出的选择，也是以自身努力去造就地区秩序的行为。
在东亚也像在世界一样，具有几种主要的对未来的设计和展望：美国主导的“秩序世界”，欧洲的强调民主、法治、福利的“全球治理”，发展中国家希望的经济互利、政治平等的“公平世界”，以及中国提出的“和谐世界”。中国的“和谐世界”最有包容度，它本身就不搞对抗，进一步又可博采众长，进行协调。当我们推动“和谐地区”与“和谐世界”建设时，必须考虑到“秩序世界”的现实，从现实出发，才能有针对性地提出发展的目标。“公平世界”的要求既是中国与发展中国家所共有的，也是发展中国家对中国对外战略的要求。尽管东亚与欧洲的具体条件不同，但是“全球治理”中的具体内容值得中国借鉴。中国的地区秩序观应当是动态的、开放的形成过程。
中国对外战略的地区价值观
在东亚地区认同的培育中，价值观的问题已愈显重要。共同的利益是地区认同的深厚基础。在20世纪90年代初，尽管学术界、政界和经济界都有人倡导东亚地区合作，但是未成气候。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后，东亚各国痛感必须联合起来，才能抵御外来冲击，地区合作从此走上快车道。可见，即使在价值观上还有异议，也仍然能进行务实合作。然而，为了推动东亚合作的深化，尤其要推动建立经济共同体、政治安全共同体和社会文化共同体，必须要加强文化理解，培育共同观念，特别是共同的文化价值观。
东亚是世界各个地区中唯一在价值观上引起争议的地区，具有独特性。二战后西方学者普遍不看好东亚的现代化，其中一个原因是认为东方文化或者儒家文化对于现代化有束缚作用。但在20世纪60至70年代，随着亚洲四小龙的兴起，西方学者又开始把儒学视为现代化的动力。80年代和90年代新加坡的李光耀和马来西亚的马哈蒂尔倡导“亚洲价值观”，至今议论不绝。笔者认为，把“亚洲价值观”说成“儒家价值观”或“中国价值观”，显然是片面的、不准确的。马来西亚的大多数国民是马来人，信奉伊斯兰教。新加坡虽然大多数人口是华人，但也具有多元文化的影响。把“亚洲价值观”说成“亚洲的”，也是夸大其词，因为中亚、西亚、南亚与东亚都很不相同。将之视为“东亚价值观”比较接近一点，尽管各国还有差异。
无论“亚洲价值观”争议如何起伏，中国政府从未就此表态。其原因大约有三。一是中国集中力量发展经济，当时对于文化问题还无暇顾及。二是在强调实现中国现代化的目标时，必须学习和借鉴西方的市场经济、个人自强自立等文化意识，必须协调与西方大国的关系，不愿刻意强调中西文化的差异。三是中国还未参与地区合作，地区意识还不强，地区认同尚未提上议事日程。然而，今天情况发生了根本变化。
首先，中国政府在国内战略上已经提出了科学发展观与和谐社会的理念，为了回应人民对于社会文化的重大关切和紧迫要求，提出了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目标，其中的重大任务是建立核心价值观体系。这就为中国参与地区合作的价值观认同创造了条件。
其次，中国参与地区合作的程度不断加深，目前已进入新的阶段，在创造东亚经济共同体、政治安全共同体和社会文化共同体时，必须促进东亚认同，价值观作为认同的基础，已经无法回避。
再次，中国仍然愿与西方国家维持良好的合作关系，但是不得不面对西方媒体特别是美国媒体的偏见。德国前总理施密特指出，这源于根深蒂固的双重恐惧：对共产主义政权的反感和对迅速崛起的中国的反感。(12)尽管国家间的关系基于务实的利益考虑，但是西方某些人不断鼓吹“价值观外交”与“价值观联盟”，中国外交必须在新的压力下考虑地区文化认同。
中国在考虑东亚认同时，既要学习和吸收“亚洲价值观”的合理因素，又要超越“亚洲价值观”，根据新的时代要求、地区发展和中国战略，提出新的理念。新的理念就是倡导具有东亚文化特色的人类共创共享的价值观。
地区文化认同当然要体现东亚的文化特色，能够凝聚东亚各国人民的共识。李光耀和马哈蒂尔敏锐地提出“失根的危险”，在全球化迅猛发展的条件下，越来越多的东亚精英赞同他们的观点。日本原驻联合国大使谷口诚教授就批评有些日本政府领导和知识分子，只讲日美有“共同价值观”，而日中之间就没有。他认为，他们讲的价值观源于西欧，为什么我们不能有源于自己文化的“亚洲价值观”呢？日中两国应当向东盟学习，共同努力建设东亚认同和东亚共同体。(13)在东亚各国中，日本长期奉行“脱亚入欧”和“脱亚入美”的政策，近年来在日本出现响亮的“重返亚洲”、“东亚共同体”和“亚洲价值观”的声音，发人深省，更证明提出地区价值观基础的时机已趋成熟。
东亚地区价值观应当由东亚各国共同探讨。笔者曾撰文，主张分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不同领域去概括，最后再加以提炼，也做了一些尝试。(14)中国可以特别贡献何种文化价值观？显然，和平、发展、合作、和谐，最值得提出。其实，绝大部分东亚国家都赞成这些价值观，但会从不同的文化背景去阐发它们，这就可以互相启发，互相补充，得到更深刻的共同理解。例如，“和谐”在中国文化中源远流长，内容丰富，运用于地区合作可以强调包容、协商、求同存异、和而不同，等等。东盟国家以协商一致为合作特色。新加坡学者阿米塔·阿查亚指出，协商一致要追溯到爪哇村落中的特别的决策方式，在磋商过程中绝不能有敌对情绪，成功的前提是“满意度”，避免公开的反对意见，尤其在开始阶段。协商一致不等于完全同意，但只要一方利益不被忽视，它就不会公开反对。需要指出的是，在所有被归为“多边主义”的西方理论中，或者在西方倡导的国际制度中，都缺乏“包容性”这个特点。例如北约被很多西方国家称为“多边组织”，但考虑到包容性原则，其实是很大的误解。(15)日本著名的思想家池田大作把东亚文化特性概括为“共生的道德气质”，也包含类似的丰富的内容。(16)因此，“和谐”作为地区价值观有广泛的认同度，而且也体现了与西方文化的差异。
与此同时，应当把地区价值观提升为人类共创分享的价值观。这是一个双向过程，一方面东亚各国要学习、吸收、借鉴其他文化的精华（包括西方文化和非西方文化），另一方面，我们应当向世界贡献地区文化价值观。东亚各国已经学习和吸收了西方文化中的优秀价值观，如民主、自由、人权、市场经济、法治，等等。虽然东亚文化中也包含这些价值观的因素，但是西方首先将其文化完成了现代化的提升，又进行了世界性的传播。东亚不应讳言这点，但要反对那种认为只有西方文化才是“普世价值观”，只有西方模式一种实现方式并将其强加于人的做法。东亚各国还应继续学习和吸收所有人类文明成果，以便更好地应对全球化和现代化的挑战。但仅仅这样做还不够。世界各种文化都具有普遍化的潜力，应当将其变为现实的能力。
东亚文化的宽容、包容、和谐、协商，是长期以来多样文化共存交融的结果。中华文化圈、印度文化圈、伊斯兰文化圈在这里汇合，近代以来又加入了西方文化的影响，使文化丰富多彩，人们对多样文化的接受度大大提高。今天，应当充分发扬和提升这种精神，在世界上传播东亚文化精髓。这对于克服基督教与伊斯兰教在中东的文化冲突，克服和预防各种文化、宗教和民族冲突，将有不可估量的价值。
中国文化在这方面可以发挥独特的作用。世界上大多数民族都有特定的宗教信仰，中国的汉民族内虽然也有各种各样的宗教信徒和民间信仰者，但总体不是宗教信仰的民族。中国历史上以儒家伦理规范社会，保持了庞大帝国的巨大人口的凝聚力和文化延续性。外来的佛教最终与道教和儒家思想达到了共生与融合。明代西方传教士进入中国，礼部尚书徐光启与十几位高官都皈依了天主教。对于他们而言，信仰天主教与儒家思想并不相悖，正如儒道佛共存一样。直到今天，在世界的文化对话中，可以明确地说“天主教”学者与“伊斯兰教”学者或“佛教”学者对话，只有涉及儒学的学者情况不同，因为他可能是“基督教”儒学学者，也可能是“佛教”、“伊斯兰教”儒学学者，也可能是无神论儒学学者。中国文化不像宗教那样具有排他性，对任何文化都能兼容并蓄。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中国的发展曾经受到冷战意识形态的影响，十年浩劫对文化产生了巨大破坏。所幸改革开放之后，邓小平拨乱反正，提出了吸收一切人类文明成果的思想，继承和发扬了中国文化的精髓。很多西方有识之士都从新的视角看待中国文化和东亚文化，认为现在轮到西方吸纳东方的智慧了。美国学者狄百瑞写道，在迅速变化的世界里，我们所需要的并不是要去征服新的世界、进行星球大战等，而是一种新的地球的或行星的地方主义，正像儒家所做过的那样，从自我反省和自我约束开始。意识到万物之间的内在联系性，以及个人在相互依存的世界之中的地位，从中发展出对人对己的同等责任感，以及对维持生命的环境的相互支援感。(17)现在是中国和东亚文化展示的大好机遇。
把东亚文化提升为人类共创共享价值观，除了向世界展示、陈述外，还必须以实际的成绩来证明。正如日本经济学家山泽逸平等人所说，东亚的差距要想不妨碍东亚的统一，就必须实现最低限度的同化，同时还需兼备最大限度的实现相互共存的伸缩性。“亚洲价值”一词表现了东亚的统一性，意味着承认规则，不受束缚。建立有效的东亚经济体系，共同进行改革，才能达到与欧、美竞争的效率。(18)东亚各国还必须在安全问题上更加密切地合作，减少猜疑，增强互信。东亚各国必须大力促进人文合作，增进人民之间的互相理解。
“亚洲价值观”的提出，第一次向世界提出了不同于西方的发展模式和价值理念，第一次呼唤地区意识，也第一次预告在国际舞台上东亚将与北美、欧洲成鼎足之势。其不足之处在于，只是强调东亚与西方文化的差异，而没有关注双向的吸收过程；比较重视文化传统的发扬，对于现代化实践的作用和本土文化的更新讲得不够；只是就亚洲而论亚洲的文化，没有上升到提供人类共创共享的价值观。现在我们已可站得更高，看得更远。
中国必须培育东亚文化认同
经过改革开放三十年的成功和进步，中国对外战略已到了考虑软实力和文化认同的关键时刻。2007年中国共产党十七大的政治报告中，首次提出了“建设国家文化软实力”的任务。培育东亚文化认同也是题中应有之义。面对新的任务，中国对外战略必须克服许多困难和障碍，才能适应形势的要求，实现历史性的转变。
首先，培育东亚文化认同，必须克服中国人根深蒂固的文化中心主义和民族主义，在思想上把爱国主义、地区主义和国际主义结合起来。现在是世界第四次民族主义高涨时期，东亚也不例外。由于现代化的成功，东亚各国都增强了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综合国力上升，人民的爱国主义热情昂扬。但有些人的狭隘爱国主义和狭隘民族主义抬头，特别对许多涉世尚浅的青年有较大影响，值得关注。而且中国人的文化中心主义和民族主义也是历史悠久的。对中国文化非常了解的韩国驻华大使金夏中写道，中国人“自诩博大”，心理上相当自负，因为往昔的成就今天有高度的自我满足感，确信自己处于地理和文化的中心，中国文化优于其他文化。中国人不太乐意接受别人的批评。所有这些都妨碍了中国的思想创新。(19)培育东亚认同，就要摒弃文化中心主义和狭隘民族主义，认识中华文明和文化只是世界诸多文明和文化之一，客观地认识中华文化的精华与糟粕、优势与不足，向其他文化虚心学习。历史上受惠于中华文化的韩国文化和日本文化，在传承发扬文化方面做得很好，国民的文化素质也很高，作为文明发源地的中国，在重建文化方面还相形见绌，必须急起直追。
培育东亚认同并不意味着放弃国家和民族认同，恰恰相反，地区认同是对国家和民族认同的补充。这是东亚地区认同的一大特点，与欧洲不同。在欧洲，单一的地区认同正在逐渐显现。(20)为什么出现东亚与欧洲的差异，已经超越本文所要阐述的内容，本文要强调的是这一特点对中国外交战略的影响。中国还在现代化的过程中，仍在建设现代国家和民族认同，离开这个基础就谈不到地区认同。但是，在全球化狂飙突进的条件下，已经不可能孤立地建设民族国家，地区相互依赖与全球相互依赖都在加深，为了促进中国进一步地开放，融入世界市场和国际体系，相应的必须提倡地区主义和国际主义。认识东亚所具有的特点，就可以更自觉地使民族国家认同与地区认同、国际主义结合起来，相辅相成，相互协调，使中国人的文明素质更上层楼，使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走得更顺畅。在中国遭受汶川大地震时，上述结合已经成为一个很好案例。灾难激发了全民团结和爱国主义，日本、韩国、新加坡和俄罗斯等国派出了救援队，世界各国包括一些最不发达的国家都给予了物质援助，使中国人民深受感动。连一贯情绪化的网民都对日本表达了感激之情。中国政府全力救灾，快速反应，秉持开放态度，发挥了现代国家的领导作用。
其次，在培育东亚认同的过程中，既要充分提炼和发扬东亚包括中国的文化精华，又要防止把世界分割成“东方”与“西方”、“我们”与“他们”的两分法，造成非黑即白的简单化、片面化的思维。中国在对待东西方文化的态度上有过长期的争论，也走过弯路，但在改革开放后取得了很大的进步。邓小平提出，学习一切人类文明成果，指导中国的战略较好地处理了引进与传承的矛盾。然而，问题并未解决，特别是在今天重建核心文化价值体系时，如何认识西方价值观，又变成了突出的问题。中国新一代领导人已经意识到这一挑战，提出了新的思想。温家宝总理写道：科学、民主、法制、自由和人权，并非资本主义所独有，而是人类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共同追求的价值观和共同创造的文明成果。只是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不同的国家，其实现形式和途径各不相同，没有统一的模式。(21)当然，怎样把这一思想贯彻到核心价值观的重建中去，还需要中国的内外战略付出巨大的努力，进而成为人民的共识。
东亚各国提倡的开放的地区主义，含义是多方面的，从文化上说，就是要兼收并蓄。东亚各国之所以成为现代化的优等生，较好地处理了东西方文化的关系，是重要的原因。中国采取正确的态度和政策，为融入东亚创造了更好的条件。中国可以分享其他国家处理东西方文化差异的经验和做法，也可以向其他国家更好地学习。
再次，中国建设软实力的政策应首先着眼于在东亚地区实施，减少文化误解和预防文化冲突的努力也应首先投放于本地区。在本地区内加深经济相互依存，增加文化理解，改善中国形象，增强中国的话语权，赢得人心民意，有更大的必要和可能。与此同时，文化误解在中国与地区邻国之间发生，将会给中国对外战略带来直接的伤害。在奥运火炬传递过程中，中国留学生与韩国青年发生的冲突，很出人意料，其后续效应还未结束，值得引起警惕。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取得了巨大成绩，其中一个原因是依托东亚，与东亚发展同甘共苦，水涨船高，互相促进，达到双赢。今天，这一关系已走到了历史的关键时刻，中国培育东亚认同，将成为东亚共同体建设的重大推动力。
注释：
①王正毅等编：《亚洲区域合作的政治经济分析：制度建设、安全合作与经济增长》，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41～42页。
②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学林出版社1987年版，第168～169页。
③国际战略基金会编：《环球同此凉热——一代领袖们的战略思想》，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1～9页。
④江泽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48～49页。
⑤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48页。
⑥温都尔·明尼克：《军事演习促使中泰关系升温》，载［美国］《防务新闻》2007年8月6日。
⑦李文：《东亚合作的文化成因》，世界知识出版社2005年版，第197～205页。
⑧［美国］谢淑丽：《亚太地区安全：势力均衡还是大国协调？》，载王正毅等编：《亚洲区域合作的政治经济分析：制度建设、安全合作与经济增长》，第176页。
⑨普拉纳布·慕克吉：《今天的世界——印度的观点》，载印度大使馆编：《印度新闻》2008年第2期。
⑩同上。
(11)［美国］彼得·卡赞斯坦：《地区构成的世界：美国帝权中的亚洲和欧洲》，中译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3页。
(12)《“中国是一项伟大的实验”——德国前总理赫尔穆特·施密特谈中国的儒家学说、共产主义和文化传统》，载［德国］《每日镜报》2008年4月6日。
(13)王柯编：《东亚共同体与共同文化认知》，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245、247页。
(14)参见俞新天：《东亚认同的发展与培育》，载《当代亚太》2007年第4期，第3～10页。
(15)［新加坡］阿米塔·阿查亚：《观念、认同与制度建设——由“东盟模式”到“亚太模式”？》，载王正毅等编：《亚洲区域合作的政治经济分析：制度建设、安全合作与经济增长》，第136、131页。
(16)《池田大作集》，上海远东出版社2003年版，第309页。
(17)［美国］狄百瑞：《东亚文明——五个阶段的对话》，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30、131页。
(18)山泽逸平、木下俊彦、关志雄：《与亚洲的对话：亚洲的经济体系——日本与东亚能否在全球化中共存》，载杨栋梁主编：《东亚区域经济合作的现状与课题》，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34页。
(19)［韩国］金夏中：《腾飞的龙》，中译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年版，第49页。
(20)［美国］彼得·卡赞斯坦：《地区构成的世界美国帝权中的亚洲和欧洲》，第76～77页。
(21)温家宝：《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任务和我国对外政策的几个问题》，载《人民日报》2007年2月27日。
标签：炎黄文化论文; 和平与发展论文; 文化价值观论文; 东亚文化论文; 政治文化论文; 社会价值观论文; 美国政治论文; 日本政治论文; 国家经济论文; 世界政治论文; 中国学者论文; 西方世界论文; 东亚历史论文; 经济学论文; 中国军情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