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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性就经验层面而言是西方社会在现代化过程中形成的内在规定性，它体现在现代西方社会的结构、运行机理与文化精神之中。当代西方社会发展中的困境、矛盾引起了人们对现代性的反思与批判，构成了当代西方社会现代性理论中的发展题域，它从政治、社会、文化、心理等各个维度对现代性发展的后果进行了全方位的反思。了解这些理论，对于以现代化为发展目标的中国来说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
自启蒙运动以来，西方社会历经二百多年的发展并没有完全出现启蒙理想所设想的那种社会前景，而是出现了一个充满矛盾的双重性世界。进步与倒退、解放与压抑、确定性与风险性杂陈并存，成为现代社会的独特的现象与品格。现代性的双重性引起了人们对西方社会发展的性质、产生困境的原因与后果的反思与批判。
现代性批判首先对近代以来的社会发展的进步性质提出了质疑。自启蒙运动以后，科学技术的进步与工业的发展使人类对自己的理性力量充满了自信，相信理性的力量会使人类创造出一个“自由、平等、博爱”的美好世界。这种进步信念、理性精神与社会理想自此成为现代性的基本内涵，现代社会发展的进步性成为现代性证明自身合理性的重要理据，也因此成为现代性质疑的首要问题。从启蒙思想家到社会进化论者，从空想共产主义者到马克思主义，在发展观上都是进步论的信奉者。在20世纪之前，进步主义发展观虽然受到了来自非理性主义的质疑与批判，但其受到的影响毕竟有限，未能颠覆进步主义的发展信念。
从20世纪开始，西方资本主义在发展中呈现出的矛盾及其危机后果引起了人们对西方社会发展的反思，逐渐形成了对现代社会发展的两种不同的态度：启蒙主义及其传人对社会发展的进步性及现代性在反思基础上大体持肯定和乐观的态度；而浪漫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则对现代性持悲观的甚至拒斥的态度。20世纪初，马克思·韦伯对现代社会的理性化及其冲突性的双重后果进行了分析，指出理性化在社会秩序与组织规则中的渗透是资本主义合理性所在，但它导致了人的自由的失落和文化的世俗化。发展的悖谬使韦伯对现代社会发展表现出矛盾的心态。二战前后，早期批判理论家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则直接颠覆了进步观与启蒙精神，认为“现代人的堕落本性与社会进步是分不开的”[1]（P96）。他们认为在现代社会中启蒙理性已经蜕变为神话，变为现代社会的意识形态。理性的工具化已经成为现代社会的统治精神和主宰原则，人也成为牺牲品。后现代论者福柯认为，历史不是朝向博爱社会进步，启蒙运动所宣扬的进步观念其实只是控制和塑造人的权力机制，现代社会“只是法制取代了战争状态，人在规范系统的范围内使用它的暴力，然后从控制到控制”[2]（P78）。而哈贝马斯作为现代性的坚守者也对现代性的内在困境进行了反思与诊断，认为现代社会取代传统社会是一个历史进步，有着多方面的成就。但现代社会确实存在着病态现象，如社会的失序、政治的不民主、意义的丧失等。哈贝马斯称之为“生活世界的殖民化”。而吉登斯也强调：“现代性是一种双重现象。”[3]（P6）它既意味着人们有更大的选择余地，也意味着不确定性的增强，其意义是双重的，在晚期现代性中危机成了常态。
其次，现代性批判理论对当代发展问题的原因进行了不同的解析，尽管内容不同、思路不同，但大多是从制度维度、精神维度及二者冲突的视角展开的。福柯认为现代性问题根源于现代社会形成了一种新的控制与统治形式。这种新的控制形式不是指以各种制度和法律形式体现出来的有形的权力，而是指存在于教育、知识、各种规训与惩戒之中的文化的规范性力量，它把个体不断地构造、生产成为一个符合社会规范的主体[4]（P75）。鲍德里亚也同样把现代发展悖谬归源于社会结构对个体的控制，但他不像福柯那样只着眼于文化的控制，而是将文化系统放在与物质系统的联结中展开分析。他认为后现代是一个消费主导型的社会，在消费社会中消费不再是基于真实的需要，而是基于对附着在商品中的身份、地位、权力、品位等符号意义的需要。由于社会关系具有区分性与竞争性，因此对物的符号意义的追求表现的其实是对人际关系的满足的追求，通过这个过程人就被整合到不同的社会区分系统中而被控制。哈贝马斯是一个在挖掘现代发展困境根源方面有重要建树的思想家，他着眼于资本主义的运行逻辑：“他将社会划分为两个领域：系统和生活世界。前者对应于劳动和工具理性，后者对应于交往和价值理性……他试图解释它们的分离——尽管也相互联系着——的格局。”[5]（P129）系统指称的是经济和行政运行机理，其操控媒介是金钱和权力，生活世界指称的是由教育、媒体和家庭构成的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其融合媒介则是语言。这两个领域有着不同的功能要求，工具-目的理性可带来社会经济技术的进步，而交往-价值理性则可带来主体间的相互理解、融合和社会整合。但由于两种理性模式发展的不平衡性，使金钱和权力操控着人的生活世界，导致生活世界的殖民化。
二
如何认识现代性批判对当代发展问题的分析的意义？
现代性批判在本质上是一种文化分析与批判。这意味着其批判的轴心与座标主要不是人的物质存在方式，而是人的文化精神存在状态，虽然现代性理论中不乏对社会的经济政治系统的分析，但其轴心与旨归是人的文化精神存在问题，而不是社会问题。正因此，现代性批判的核心主要不是社会层面的问题，而是人的个性、精神、心理层面上的问题。如马克斯·韦伯的批判聚焦于制度化的工具理性对人的自由的压抑；福柯认为现代社会作为无所不在的规训-控制系统造成对人的本性与本能的压抑；鲍德里亚是从附着在消费品上的符号与意义上去寻找人被控制的原因，这其实是将人的物化问题归结为文化问题；而哈贝马斯力图从社会批判与文化批判的结合中去发掘现代性的内在困境，但其“生活世界”仍然是个文化座标。“他与韦伯一样把文化作为现代性的起源……把资本主义解释为目的合理性行为的制度化。其实都是从文化入手解释现代社会制度的形成。”[6]（P244）以文化批判为座标来分析现代社会的发展困境这自有其合理之处。文化生活承载着人的精神生活和人生的意义与价值，并且，社会发展的价值评价最终都要指向人的存在与发展上。因此，文化批判是社会批判中不可缺少的重要层面。但如果以文化批判作为社会批判的核心范式，那么，就可能将发展问题的把握变成价值与道德的把握，其理论虽然也不乏启发与精到之处，但其说服力与深刻性必然会受到影响与限制。
+会融合需求的普遍性认同与人的个性自由的关系问题等，都是整个人类面对的共同问题，从而具有一定的普世性意义。其三，现代性理论对发展困境的分析涉及到政治制度、社会与精神生活、道德伦理等多方面问题，在理论上不乏精彩与富有启发之处。如韦伯对两种理性内在矛盾的分析成为整个现代性批判理论的重要范式。鲍德里亚对物质-消费社会通过其符号与意义来实现对人的控制的分析，将早期法兰克福学派对人的物化与异化的分析更加深入了一步。哈贝马斯对系统与生活世界功能分化的肯定，及其对立冲突的辩证论证，也是很有理论价值的。吉登斯从现代性的视角来看待全球化现象，及其对风险社会的辩证分析也是富有启发性。
现代性批判对发展困境的分析也存在着不少缺憾与局限。其一，其文化分析的视角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其分析的现实性与历史厚度。现代性批判者大多是用理性的社会化去解释社会中的普遍性、规范性、系统性、统一性、功能性现象，将人的自由意志、个性的实现和本能欲望的满足看作是评价发展的尺度与发展的终极指向，并多是从二者的冲突中分析发展困境与悖论的根源。这一分析虽然道出了社会发展中的某种共同性的东西，但由于它不是以现实的经济生活和政治生活的经验分析为基础，其分析缺少一种历史的厚重感。其二，他们的批判大多抛开了马克思主义社会批判中的经济分析与阶级分析方法，这影响了他们在理论上的深刻性。马克思主义虽然不是分析社会问题的惟一有效的方法，但毕竟是一个不可或缺的方法，有着不可代替的理论意义与价值。现代发展困境中的许多问题：“为什么两种理性会发生冲突？”“为什么系统可以入侵生活世界？”“消费品的符号与意义何以能够对人实现控制？”“生态危机和核威胁等社会风险为何难以遏制？”等都可以借助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方法找出深层原因。这在根本上是利益的冲突问题，但经济利益的分化与冲突却往往不在现代性批判者的视野之内。这使他们的分析有些无视当今国际国内冲突的现实经验，就像是和者寡众的“阳春白雪”。其三，由于上述两方面的原因，现代性批判在对发展困境的超越上没能给出一个令人信服的答案。韦伯表现出对困境的无奈与悲观；福柯放弃了对社会的宏观改造的希望，而是寄希望于个体在监狱、避难所、医院、学校对规范进行抗争的“微观政治”；哈贝马斯则寄望于“生活世界的复兴”，其路径是以交往理性为基础的“话语民主”；吉登斯将现代性困境的超越寄望于通过更多的民主与对话来实现一种积极的、建设性的新现代性。这些超越的谋划大多都避开了现代政治经济制度这些坚硬的外壳，而放在了人际沟通、个体行为心理的改变等软性内容上。这至多可以说是一种“清醒的浪漫”[7]（P116）。
三
现代性的批判并非对中国的发展全无意义。现代性批判产生于西方发达国家，但其发展问题有的是源于工业社会内在的运行机理，因此现代性内涵中含有现代化国家都要面临的一些共同性的问题。
首先，中国在现代化过程中必然会遇到源于现代社会内在机理的普遍性发展问题。现代性是现代化的结果和内在规定性。现代性是根植于社会深层的本质的东西，其基础就是工业化。正是在工业化与其特有的生产与交往方式的基础上产生了市场经济的计算理性、契约化；组织系统的科层化；政治与社会生活的民主化、法制化；文化精神中的科技理性、世俗化、主体意识等。对此，哈贝马斯深刻地指出，现代社会发展中的风险及其内在规定性是根植于体制性的、自我生成的东西，“因此我们就不能通过一个决定将其动摇甩掉”[8]（P123）。“只要一个民族步入了现代化和全球化的世界历史进程，现代性的问题就不是一个我们可以抽象地探讨和简单地取舍的问题，而是一种历史演进机制的问题。”[9]中国发展的特殊性不意味着可以完全脱离发展的普遍性的制约。虽然在中国的境遇中现代性本质上“不在场”或尚未生成，但科技理性、契约理性、制度理性、民主与法制精神等都正在生成之中。“在一个相当长的阶段上，认识、认同并维护现代性的全部内涵，对于当代中国人来说仍然是必要的。”[1]（P39）在认同现代性中的普遍性内涵的同时，对其内在的发展困境有一个超前性认识，这对中国的发展是很有必要的。
其次，全球化加速了现代性问题的扩张，使各国之间的相互影响和作用加强，这要求当今各国在发展问题上必须有一种全球性的目光，其中包括了解现代性的发展困境。由于在全球化过程中发达国家是主导性力量，它在全球化中的辐射力和影响力最强，因此，了解现代性的内在困境是我们把握全球性发展风险的必要功课：其一，在全球化时代，各个民族的本土化的社会体验、生活方式和个人环境已经在发生着转变，它“被迫采用开放的观点，必须为它们提供存在的理由和证明”[3]（P5）。也就是说全球化的扩张在后发国家中首先激起了传统与现代的冲突与对抗，正因此现代性问题在后发国家中成了一个热门话题，这是传统与现代的冲突的反映。其二，全球化的另一后果在吉登斯看来是由生态危机、大规模贫困、核威胁和压制民主等因素导致的全球性风险和人为不确定性的增强。所有这些风险与不确定性虽然可能起源于一国或数国，但由于全球性的紧密相联，其结果必定波及全人类。发展中国家不能不对此有必要的认识与防范。
再次，对现代性问题的了解也有助于对中国发展的特殊性的把握。中国的历史与现实经验是现代性在中国生成的基础与土壤，因此，对中国发展问题把握离不开对中国独特性的把握。个性的东西决定着共性在现实中的表现形式和演进轨迹，因此产生于现代社会内在机理的普遍性问题在何时、以何种方式、怎样的背景下在中国表现出来，这取决于中国独特的发展经验和发展境遇。但个性中总是包含着共性内容，对共性的把握能够给我们以前瞻性与深刻性。中国的现代性虽然还没有完全生成，但中国在发展中已经呈现出的矛盾的异质性、凝聚性、浓缩性的特点，表明各种前现代的、现代的、后现代的问题已然交织在一起。如果说发达国家的现代化依次经历了从传统到现代、从现代到后现代的变迁，那么，在中国这两个变迁已经浓缩在一起发生，并且这两个变迁又与中西的冲突缠绕在一起。这表明我们不可能绕过现代性的限定，可能是我们面临着比西方国家更复杂的问题。但现代社会也给我们带来了多种机遇，关键是我们应该区分哪些是西方所独有的问题，哪些是生成于现代社会的内在机理的必然性的东西。在全球化趋势不断加强的今天，深入地了解现代性是我们了解自身、了解西方，决定我们如何与之相处的前提条件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