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构、完善和发展有中国特色的藏学研究体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体系论文,特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藏学这门民族学大系中独立而完整的重要学科，近年来在国内外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政治界、学术界、教育界乃至科学技术界日益引起愈来愈广泛的注意，形成为一股藏学热、藏学潮，而且表现出各自不同的特色。由于人们的出发点不同、目的不同，即就是引用同一材料，得出的结论也大相径庭。我国是藏学的发祥地，是藏学的故乡，占有天时、地利、人和及资料的绝对优势，完全有必要、也有能力建构起具有自己特色的藏学研究体系，以创造出更加辉煌的藏学研究成果，为广大藏区的两个文明建设服务。
一、国外藏学研究的历史回顾
大量资料表明，早在17世纪20年代伊始，国外学者即对我国藏族社会的历史、文化进行考察研究。欧洲的“传教士”及“探险家”曾迭次窜入我国青藏高原，名义上从事“传教活动”，实则是为他们的国家之后侵略广大藏区了解情况、探明道路。他们搜集到了一批有关藏族的社会历史、宗教、语言、文化、民俗与生活资料，撰写并发表、出版了一些游记、著作及考察报告，是为西方国家学者研究藏学的肇端。迨19世纪20年代，匈牙利学者乔玛(1784-1842)经中东抵拉达克，在藏传佛寺居住7年，学习藏文、搜寻藏文文献，嗣受
于英国东印度公司，担任孟加拉的亚细亚学会图书馆副馆长，如鱼得水，又搜集到大量藏文资料，致力于藏族历史、宗教及语言文字的研究，且先后出版了《藏英词典》、《藏文文法》等藏学工具书与论著，从而开了外国人凭借藏文文献研究藏学的先河。遂后，沙皇俄国也于19世纪30年代由外蒙古（今蒙古国）的喇嘛寺庙将一部分《甘珠尔》、《丹珠尔》运回俄国。不久，北京版的全套《甘珠尔》、《丹珠尔》亦被运回巴黎和东京。及至1879-1883年间，英印政府又通过寺院关系，先后两次派遣印度人达斯（《英藏辞典》编者）潜入西藏地区窃走了一部分藏文木刻本。至1924年，英国派驻尼泊尔的代表何德逊再通过尼泊尔的关系由拉萨运走全套藏文大藏经《甘珠尔》和《丹珠尔》，赠送给东印度公司。如是，由于藏文资料的一次次外流，英、俄、法、匈、印、德、意、日等国学者中从事藏学研究的人便越来越多，他们或借用外文资料、或借用汉文资料、或直接使用藏文资料、或几种文字资料并相参阅，开展藏学研究。特别令人气愤和惋惜的是英国人斯坦因于本世纪初的1906-1907年间，自我国新疆南部与甘肃敦煌千佛洞盗走了大批古藏文资料。接着，1908年法国的伯希和亦由千佛洞盗走了一大批极其珍贵的古藏文写本及手稿。此门一开，俄、德、日、瑞（典）等帝国主义分子亦争先恐后地劫走了一批批古藏文资料与文物，致使千佛洞珍稀资料遭受空前的浩劫。
考其外国学者研究藏学的轨迹，最初是着重于藏族的宗教、语言、文化以及生活习惯等方面的一般性介绍与研究。迄及19世纪40年代以后，逐步注意了对藏族历史的研究，且有了成果。譬如法人巴考、杜散和英人托马斯合作，依据本国所盗敦煌古藏文写卷，翻译出了《敦煌文书之吐蕃史料》一书，令学界对吐蕃时代的历史状况有所了解，从而成为国外使用敦煌吐蕃史料研究藏族历史的先声。尤其应当指出的是，到19世纪末叶，以英国为代表的西方殖民主义者，居心叵测地关注起西藏的“政治地位”来，编造所谓的“保护国”、“宗主权”等等神话，其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就是为它侵略我西藏地方大做舆论准备（如1888、1903年英帝国主义发动的两次侵藏战争即是印证），妄图把西藏从我国分裂出去，变为它的殖民地。对于英帝国主义的入侵，西藏人民给予了坚决反击；而对于英帝捏造的谬论，当时的我国学界也有人撰文予以批驳。然而由于清朝政府后期的腐败无能，这种斗争也寥若晨星，显得软弱无力，根本未形成一股强大的势力，此所谓国不强，学术亦不兴所致也。
由上述情况可以看出，外国学者最初研究藏学，尚是零零星星的，不系统、规模也不大，亦不带有政治色彩，虽有10多个国家的学者在从事藏学研究，但却属凤毛麟角，根本谈不上国际藏学热。俟后随着帝国主义者侵华阴谋活动的日益猖獗、侵华战争的开始，一些带有不良政治倾向的外国学者打着研究藏学的幌子，站在反动立场上为侵略者服务，也还算不了国际藏学热。真正掀起国际藏学研究热潮的，是1959年3月达赖集团叛逃印度以后才渐渐开始的。到目前为止，据不完全统计，国际上研究藏学的国家和地区已发展至33个，如日、美、英、法、德、匈、俄、印、荷、捷、澳、意、奥、波、保、比以及尼泊尔、锡金、瑞士、蒙古、阿根廷、丹麦、希腊、挪威、芬兰、新西兰、加拿大、不丹和港、台等。其所以发展得如此之快，是因为达赖集团叛逃时不惟攫走了大批极为重要的图书、档案、资料与珍贵文物，且挟持了一批颇有文化、宗教素养的僧侣官员，这些人无疑对那些有不良政治倾向、研究人员又不足的组织机构来讲，是求之不得的。于是，日、美、英、法、德、意等国家的研究机构你争我抢地重金聘请这些人到它们那里培养人才、进行研究，一时间国际上藏学研究队伍空前地壮大起来，许多国家新建或扩大了原有的藏学研究机构，诸如藏学研究中心、学会、馆所，乃至在大学增设类似的藏学机构，竟达200个左右。这些研究机构多年以来也举办过不少学术会议，进行过多方面的研究，出版并发表了一大批藏学研究专著及论文，因限于篇幅，兹不赘及。其内容涉及藏族历史（通史、断代史、地域史）、宗教（苯教、特别是藏传佛教的经典整理与研究、吐蕃时期的西藏佛教〈宁玛派、噶当派、萨迦派、噶举派、觉囊派、格鲁派等〉）、地理、文化（含民间文学）、艺术（美术、戏剧、音乐、舞蹈、木刻、雕塑）、语言文字（现代藏语方言研究、书面藏语研究、实用藏语研究、多续语研究、象雄语研究、汉藏语比较研究）、科学技术、考古、文物、民族学、人类学、版本及目录等各方面，殊是文化人类学方面的研究成果更为突出，有不少研究成果、尤其研究方法很值得我们借鉴和参考。
然而近年来国外有一些“学人”打着学术研究的旗帜，处心积虑地进行反共反华及分裂中国的活动。他们从政治与国际法的角度，歪曲历史，利用西藏问题大肆攻击我国。尤其是受美国中央情报局资助的国际法学家委员会，前些年根据达赖集团提供的“材料”，公然向联合国写了一份谓之《西藏问题与政治》的报告，联合国遂尔就此搞了一个所谓的《西藏问题决议》。接着，一些反动人士与组织也从国际法角度歪曲我国对西藏的主权，鼓吹“西藏独立”。特别是1987年范普拉赫《西藏的地位——从国际法角度对西藏历史、权利与前景的分析》一书的问世和分裂分子夏格巴·旺秋德丹(1907-1989)的《藏区政治王统史》（又名《新蜂游戏海》或曰《万月映照池》，英文版谓之《西藏政治史》、一名《藏区政治史》的出版，更助长了达赖集团与国际反动势力叫嚣“西藏独立”的气焰，给藏学研究罩上一层浓厚的阴影。
针对国外藏学研究的种种无稽之谈，我国藏学界同仁从历史、文化、思想、政治等领域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以无可雄辩的史实针锋相对地予以反击、批驳。其中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的青年教师张植荣同志在国内藏学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独辟蹊径，从国际关系和国际法的角度对西藏地方的归属、主权、地位诸问题进行了更加系统的研究，撰写了《国际关系与西藏问题》一书，揭示了西藏问题从二战后中外关系互动的脉络和主要特点，阐明了我国对西藏有毋庸置疑的主权的合法性。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公开发表的《西藏的主权归属与人权状况》的长篇文章，更以铁的事实从西藏的主权归属、所谓“西藏独立”的由来、达赖集团的分裂活动以及中央政府的政策、旧西藏的封建农奴制、人民获得了人身自由、人民享有的政治权利、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的改善、宗教信仰自由、教育和文化的发展、人民健康和人口发展状况、生存环境的保护、国家对西藏发展的特殊支持等12个方面，对帝国主义及其御用工具——国外藏学界别有用心的知识分子和达赖集团炮制的各种谬论与捏造的所谓“事实”进行了极为深刻的批判，从而捍卫了我国对西藏的主权及国家统一。
二、国内藏学研究简说
我国的藏学研究到底始于何时？有的人以为从吐蕃王朝建立、特别是藏文创制以后，即开始了藏学研究；而多数人则认为真正把藏学当做一门学科来研究，是伊始自本世纪20年代。笔者也同意后一种意见。倘使若前一种意见，那岂不是说对于汉学的研究始自秦汉、对蒙古学的研究始自元代了吗？所以说，在吐蕃时代，在唐宋以迄20世纪20年代前，我国学人尚未把藏学作为一门专门学科进行研究。
（一）解放前的研究概况
手头资料告知，当时的藏学研究机构仅有武昌佛学院及太虚法师创办的北京藏文佛教学校、汉藏教理院等。从这些机构的设立和创办可以看出，我国藏学研究的开端（或曰草创阶段）当首推对藏传佛教的研究。自30年代起，有志于藏学研究的学人纷纷赴西南、西北藏区进行专项考察，先后出版、发表了百余种专著、论文、译文及调查报告，几乎涉及藏传佛教的方方面面，尤以历史、经论翻译、寺院调查等最为突出。出版和发表上述内容的出版社与刊物有：商务印书馆、上海佛教书局、北平沧海丛书社、北碚以及《海潮音》、《边政公论》、《蒙藏月报》、《蒙藏旬刊》、《康藏前锋》、《新亚细亚》、《西北研究》、《开发西北》、《新青海》、《西陲宣化》、《川边季刊》、《边事研究》、《康导月刊》、《东方杂志》和《燕京学报》、《申报》等。出版的专著、译著有：李翌灼的《西藏佛教史略》；吕澄的《西藏佛学原论》、《汉藏佛教关系史料集》（收入《藏传佛法源流》〈附工布教史摄颂〉、《道果语录金刚句》、《大手印金璎珞要门》、《成就八十五师祷祝》等）；法尊的《西藏民族政教史》及其译著《阿底峡传》、《宗喀巴大师传》、《辨了不了义善说藏论》、《密宗道次第论》等；释妙丹的《蒙藏佛教史》（上、下册）；恒演翻译的宗喀巴《菩提道次第纲要表》；大勇翻译的宗喀巴《菩提道次第略论》；李荫亭、金鹏合译的土官·洛桑却吉尼玛《西藏佛教源流总说》；任乃强、刘立千合译的沈朗绛村《西藏政教史鉴》；王沂暖译的多杰索那木坚赞《西藏王统记》；周希武的《玉树调查记》等。发表的论文有：张其勤的《西藏宗教源流考》等；吕澄的《西藏传本〈摄大乘论〉》；李安宅的《拉卜楞寺概况》、《川边数县边民分布概况》、《论西北藏民区应用创化教育》、《喇嘛教育制度》、《拉卜楞寺大经堂——闻思堂的学制》等；韩儒林的《佑宁寺及其名僧》、《明史乌斯藏大宝法王考》等；李有义的《杂古脑喇嘛寺的经济组织》等；金鹏的《汉僧与西藏佛教之诤》等；法尊的《元明间与中国有关之西藏佛教》；马长寿的《钵教源流》；于式玉的《拉卜楞红教喇嘛现状起源各种象征》、《拉卜楞藏族民间文学举例——民歌》、《拉卜楞藏民妇女之梳发》等；李式金的《青海高原的南部重镇——玉树城生活素描》、《玉树的民风》等；周希武的《论青海种族的消长》等；谷苞的《卓尼番区的土司制度》、《卓尼番区朱扎七旗的总承制度》等；黄正清的《甘川康边区土官分布概况》；顾颉刚的《中华民族是一个》、《如何使中华民族团结起来？》、《中国边疆问题及其对策》等；吴景敖的《唐代的茶马市》、《甘肃茶马市易谈往》等；杨质夫的《夥尔三十九族之调查与研究》、《塔尔寺研究》等；李得贤的《十四世达赖转生记》；吴均的《青海省环海及河南北之藏族》、《玉树藏族部落之变迁》；许公武的《土司制度略考》；楚明善的《清代之治边制度与政策》；化吉的《甘青的三大佛寺之一——卓尼禅定寺》；陈圣哲的《拉卜楞经济概况》；丁明德的《拉卜楞之商务》；杨敏曾的《青海罗卜藏丹津战地考》；方范九的《青海玉树二十五族之过去与现在》；俊逸的《玉树二十五族述略》；李自发的《青海广慧寺小学》；李化方的《塔尔寺之宗教源流与蒙藏社会》；马铃梆的《顾嘉堪布传—祁连山藏民教育的创办者》；雪心室的《章嘉》；啸秋的《岷县四土司溯往》；黄子翼的《嘉木样呼图克图》；冒鹤亭的《嘉木样五世传》，等等。
上述的著、译、论涉及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宗教、民俗、生活以及人物传记等。相对来讲，介绍、研究宗教的学人和成果较多，且有一定深度，此亦可以说是解放前研究藏学的一个特点。第二，皆因国民党政府奉行的是大汉族主义及民族歧视、民族压迫政策，根本未把藏学当做一门独立学科有组织有计划地进行系统深入的研究，所以只能是学界少数人单枪匹马地做些一般性的介绍或叙述，尚谈不上跟国外别有用心的研究藏学的人相匹敌、对垒。第三，从解放前所发表的论著看，其立场、观点也暴露了他们自己的大汉族主义思想和偏见，当然应予摒弃。
（二）解放后的藏研概况
首先，《共同纲领》、《宪法》、《民族区域自治法》等法规的制定与颁布，使我们的藏学研究有了法律和制度保证。其次，党和人民政府的民族平等团结政策的贯彻执行，使我们的藏学研究有了政策保证。再次，党的基本路线及改革开放方针的确定与贯彻，使我们的藏学研究有了更加宽松的社会环境。第四，中央民族学院（今中央民大）、西北民族学院、青海民族学院、西南民族学院、西藏民族学院、云南民族学院、西藏大学、西藏农牧学院的相继成立，西藏、青海、四川、甘肃、云南社会科学院的先后建立，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少数民族文学艺术研究所、世界宗教研究所以及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的先后组建，南京大学、北京大学、西北大学、河南大学、兰州大学、重庆大学、青海师范大学等普通高校中部分学者对藏学研究的日益重视，且有了相当研究成果，使我们的藏学研究有了组织保证和人员保证。第五，《民族研究》、《民族语文》、《民族文学》、《中国少数民族》、《中国社会科学》、《中国藏学》（汉、藏文版）、《中国西藏》、《西藏研究》、《西藏文学》、《青海社会科学》、《青海教育》（汉、藏文版）、《章恰尔》（藏文版）、《攀登》（汉、藏文版）、《西北史地》、《西北民族研究》、《敦煌学刊》、《甘肃社会科学》、《甘肃民族研究》、《四川民族研究》、《四川社会科学》、《民族》、《青海民族研究》、民族出版社的《民族团结》以及各有关民族高等院校《学报》的创办，民族出版社、中国藏学出版社、西藏人民出版社、四川民族出版社、甘肃民族出版社、青海人民出版社、青海民族出版社、中央民大出版社等的次第成立，都为国内藏学研究成果的出版与发表提供了广阔的园地，使藏学研究获得了旷古未有的发展，进入了全新时期，取得了非常丰硕的成果。其中出版的专著有：
中央民族学院藏族文学编写组编写的《藏族文学史》，藏族简史编写组编著的《藏族简史》，王沂暖和唐景福合著的《藏族文学史略》，佟锦华的《藏族文学研究》，黄奋生的《藏族史略》，王辅仁、索文清合著的《藏族史要》与《西藏社会的飞跃》，黎宗华、李延恺合著的《安多藏族史略》，安应民的《吐蕃史》，王辅仁的《西藏佛教史略》及其与陈庆英合著的《蒙藏民族关系史略》，牙含章的《达赖喇嘛传》与《班禅喇嘛传》，陈庆英的《元朝帝顺八思巴》及其主编的《中国藏族部落》、《藏族部落制度研究》，蒲文成主编的《甘青藏传佛教寺院》及其合著《觉囊派通论》，佘素的《清季英国侵略西藏史》，周伟洲的《英俄侵略我国西藏史略》，王忠的《新唐书吐蕃传笺证》、《松赞干布传》，金鹏的《藏语简志》，格勒的《甘孜藏族自治州史话》与《论藏族文化的起源形成与周围民族的关系》，祝启源的《唃厮啰——宋代藏族政权》，唐景福的《中国藏传佛教名僧录》，杨贵明等的《藏传佛教高僧传略》，石硕的《西藏文明东向发展史》，多杰才旦的《西藏的教育》，朱解琳的《藏族近现代教育史略》、《甘宁青民族教育史简编》，刘文璞、李延恺任正副主编的《藏族教育的改革与发展》，谢佐、何波的《藏族古代教育史略》，何波、刘旭东的《中国西部民族地区职业教育研究》，杨士宏的《卓尼杨土司传略》，张广志的《奴隶社会并非人类历史发展必经阶段研究》，丁汉儒等的《藏传佛教源流及社会影响》，东噶·洛桑赤列的《论西藏政教合一制度》，蔡景峰的《西藏传统医学概述》。绛边嘉措的《〈格萨尔〉初探》，陈庆英、马林的《青海藏传佛教寺院碑刻集注》，索南才让的《藏族名人小传》和《西藏密教史》，黄明信、陈久金的《藏历的原理与实践》，陈光国的《青海藏族史》，刘励中的《藏传佛教艺术》，以及《中国藏族地区科技发展与现状》、《当代中国的西藏》、《西藏风物志》、《青海风物志》、青海6个藏族自治州（含1个蒙古族藏族自治州）《概况》、《迪庆藏族自治州概况》、《甘孜藏族自治州概况》等等。译著有（因篇幅关系，恕不署其著、译者姓名）：《巴协》、《王统世系明鉴》、《贤者喜筵》、《布顿佛教史》、《西藏王臣记》、《红史》、《青史》、《白史》、《汉藏史集》、《安多政教史》、《颇罗鼐传》、《章嘉国师若必多吉传》、《萨迦世系史》、《汉蒙藏史略》、《夏琼寺志》、《佑宁寺志》、《莲花生大师本生传》、《三世四世达赖喇嘛传》、《四部医典》、《晶珠本草》、《月王药诊》、《青海史》、《宗教流派晶镜史》、《玛尔巴译师传》、《七世达赖喇嘛传》、《六世班禅喇嘛传》、《米拉日巴传》、《西藏中世纪史》、《吐蕃僧诤记》、《敦煌吐蕃藏文文书》、《东北藏古代民间文学》、《藏族佛画艺术》和《藏传佛画度量经》（编译）、《仓央嘉措情歌及秘传》以及《格萨尔王传·英雄诞生》、《霍岭大战》等。论文集有：《民族研究文集》、《中国民族关系史论文选集》、《中国民族关系史论集》、《西藏史研究论文选》、《藏族史论文集》、《中国民族史研究》、《西藏教育研究》、《藏学研究》、《藏学研究论丛》（1-8辑）、《藏学研究论丛》（藏汉合璧）、《藏学研究》（1-5，中央民院铅印本）、《藏学研究论文选辑》（1-2，青海藏学会铅印本）、《格萨尔学集成》(1-4)、《〈格萨尔王传〉研究文集》、《格萨尔研究集刊》、《中国藏学研究论文选》（英文版）、《于式玉藏区考察文集》等等。工具书有：《藏汉大辞典》、《格西曲札》、《藏文字典》、《佛学词典》、《藏汉对照词典》、《藏汉合成词词典》、《藏汉词汇》等等。藏文著作有：《喜饶嘉措文集》(1-3)、《因明七论庄严华释》、《佑宁寺志》（3种）、《藏文典籍目录》、《圣地清凉山志》、《红史》、《新红史》、《五部遗教》、《藏族历史年鉴》、《医学百科全书·藏医分卷》、《藏历运算大全》、《根敦琼培著作》(1-3)、《智者入门》、《嘛呢全集》、《青史》、《西藏王臣记》、《王统世系明鉴》、《安多政教史》、《白史》、《拉达克王统记》（油印本）、《塔尔寺志》、《拉卜楞寺志》、《卓尼〈丹珠尔〉目录》、《第一世嘉木央传》、《朗氏家族史》、《松石宝库——西藏简明通史》（上、中、下3卷）、《底阿宗教史》、《藏族编年史》、《诗镜》、《诗学通论》、《色多藏文文法》、《司都藏文文法》、《丹达尔藏文文法》、《藏族历代文学作品选》(1-3)、《藏文古体诗格举例汇编》及《格萨尔王传·英雄诞生》等60余分部。而发表的藏学研究论文数以千计，涉及政治、经济、历史、宗教、语言、文字、文学、戏剧、音乐、美术、因明、量学、天文、历算、藏医、藏药、教育、建筑、雕塑、堆绣、地震科学乃至民俗民风、生活习惯等藏学领域的各个方面，兹不赘及。
（三）解放后藏学研究的特点
如前所述，解放前的藏学研究是无组织地单枪匹马地对藏族历史、宗教、语言、生活习俗等进行一般性的介绍，尽管也有某些专门系统的研究，并出版了少量专著，然而却未将其当做一门独立的学科有组织有计划地进行系统深入的研究。而解放后则不同：
(1)党和人民政府对藏学研究给予高度重视，建立专门机构，组织专业人员，创办各种刊物，拨出专项经费，制定长短期计划，分期分批地开展研究。
(2)指导思想明确（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其根本指导思想）、方法对头（坚持历史唯物主义与辩证唯物主义方法、坚持实事求是的方法、坚持群众路线与群策群力的方法）。
(3)研究的出发点正确（立足藏区、立足国内、放眼世界、放眼未来）、目的明确（继承和发展藏族光荣而优秀的文化传统、去其糟粕，为广大藏区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建设服务）。
(4)多民族（藏、汉、回、土、满、蒙古）、多层次（中央、省〈区〉、州、地、县；大中专学校，科学院、研究所、研究室；高职、中职、初职；专业工作者、实际工作者）、多学科（综合、文史哲经、宗教、教育、建筑、美术、天文历算、医药卫生、地震、科技、民族关系；古代的、近代的、现代的、当代的）。
(5)我国作为藏学的故乡，资料极为丰富，既有文字资料（不计其数的藏汉文资料），又有大批的活资料（众多的僧侣知识分子，丰富的民间艺人的腹藏材料，脍炙人口的口碑矿藏），既有实物资料（寺院建筑、金石碑铭、崖刻壁刻、卷轴壁画、木雕石雕、泥塑金身等），又有考古发掘和地下遗存（无论西藏，还是甘青，都发掘出了以数十万计的文物，这是国外所不可能得到的无价之宝和实证）。
(6)研究成果丰富（较之国外和解放前多得多）、可信（地上的、地下的、死的、活的、文学的、实物的资料应有尽有）、科学（比较符合广大藏区的过去与今天的客观实际）、水平高（佐证资料丰饶、真实、说服力强，因而非常可靠）。
(7)不独研究藏区的过去，尚研究藏区的现在，尤其重视藏区、藏学未来的发展走向；抑或说不仅总结藏族历史上成功的、在当今仍然有用的经验，并且还总结、继承藏族优秀的文化传统，进而构建藏族社会主义的新文化。
总之，正如《诗经》里所说：“周虽旧邦，其命惟新。”这就是新中国藏学研究的主要特点。
三、建构有中国特色的藏学研究体系的设想
始已述及，藏学已成为国际性的热门学科，而且方兴未艾。现在是挑战与机遇并存。我们一定要抓住时机，应付并战胜国外某些存有政治偏见的人藉研究藏学而攻击我国的逆流，使我们的藏学研究再上一个新台阶。“天下事有难易乎？为之则难者亦易矣，不为则易者亦难矣。”只要我们齐心协力，奋勇向上，那么我们的目的就一定能够达到；且在完成这个历史使命的过程中构筑起有中国特色的藏学研究体系来。
（一）解放后，殊是改革开放以来，从中央到地方以至高等学校的藏学研究机构已陆续建立，并且在逐步健全，研究队伍亦在不断壮大。现在从全国来讲，就是要以中国藏学研究中心、中国社科院民族研究所、西藏社科院及边疆研究中心为龙头，组织、协调地方有关研究机构（含相关院校）与研究人员一起，共同完成带有藏学全局性的重大项目，并在经费上给地方以支持，在工作上给地方以指导；而从地方来讲，就是要由当地社科院牵头，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有计划地组织、联合本地研究人员协同研究带有地方特色的重要项目。
（二）无论全国也好，地方也好，在研究历史问题的同时，更要重视现实（这是藏学研究领域最薄弱的环节），并依据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个总的要求，设立项目（例如青藏高原的经济、科技、教育、管理、开发、发展等诸问题），还要将其研究成果（如经济开发、符合藏区实际的科学技术发明等）推向社会、推向市场（此系必须注意的问题），其目的自然不言而喻。
（三）过去注重了藏族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当然无可非议）方面的研究，今后自然还要继续从事此方面的研究；但更须注意挖掘、整理、研究、总结藏族自然科学（天文历算、医疗卫生、人体科学、畜体科学、解剖学、地震科学）、理工科学（数学、建筑设计及施工等）、边缘科学等方面的成就、特长，藉以批评“藏族无自然科学可言”的错误观点，以为藏区的经济建设服务。
（四）皆因社会、宗教和自然环境方面的制约，藏族社会的文化教育、科学技术还相当滞后，人才（特别是科技、教育人才）极端匮乏，严重影响了生产技术的进步、经济的发展、教育的普及、人口素质的提高、人民生活的改善。为了改变这种落后面貌，帮助藏族人民跟上时代发展的步伐、跻入先进民族行列，就要百倍注意研究如何尽快发展藏族教育、培养藏族自己的人才问题，为决策部门提供理论根据和切实可行的方案。
（五）要充分体现我国是藏学研究的“源”、而非“流”这一根本特色，最大限度地利用卷帙浩繁的藏文典籍、异常丰富的考古发掘的实物资料以及浩如烟海的民间文化，以创造出更多、更具说服力的成果。
（六）要更加重视藏族与国内其它兄弟民族关系的研究，尤其是现代化进程中民族关系的研究，从中看出藏民族在祖国大家庭中的崇高地位和重要作用，进而揭示谁也离不开谁的历史必然性。如前所提，藏学家王辅仁、陈庆英合著的《蒙藏民族关系史略》早经面世。现在就缺藏汉、藏满、藏土等民族关系史研究的专著问世，我们期待着这一天早日到来。
（七）要特别重视投入更多的人财物力，千方百计地进行有关藏区的基础研究、应用研究，以促进藏族社会的发展。
（八）要注意将信息科学引入藏学研究领域，以中国藏学研究中心为轴心，把国内外的藏研信息（尤其研究走向和方法）向有关地区、部门幅射；并由中国藏研中心同全国有关机构建立起信息网络，确定有关人员及时将下情上达（中心）、上情下达，以避免人财物力的浪费。中心每年发函、发表向各地了解情况。同时，建议中国藏研中心进一步办好《藏学研究动态》，扩大信息量，以指导地方上的藏学研究健康发展。
（九）在藏学研究中同样要实行竞争机制。凡涉及全局性的重大课题，由藏研中心面向全国招标，限时限量、按期保质地完成任务。并由藏研中心牵头在全国范围内每2-3年重奖一批名藏学研究成果卓著者，以快出人，才快出成果。
四、藏学研究中必须处理好的几个关系
众所周知，藏学是一门综合性的大学科，内涵十分丰富，牵涉到方方面面，因而必须处理好各方面的关系。诸如：
（一）处理好整体与分支学科——历史（如藏族通史、吐蕃史、萨迦史、帕竹史、教育史、科技史、医学史、文学艺术史、戏剧史等）、政治、经济、文化、宗教、哲学等等之间的关系。既要考虑藏学研究的全貌，又要重视专项的、深入系统的研究。
（二）处理好一般（全藏区）与个别（安多、西藏、四川、云南等地域性）的关系，从个别入手，带动一般。
（三）处理好中心（中国藏学研究中心）与地方（含各地相关的社科院、藏研所、民研所、民族院校以及有关的科研所）之间的关系，中心可着重研究事关西藏政治归属、人权、在国际社会的影响，还要研究以西藏为主的历史、宗教、哲学、经济、文化、教育、制度等；地方则要发挥各自的优势，侧重研究本地区的政治、经济、历史、宗教、哲学、文化教育、文学艺术、以及科技、藏医、藏药等，切莫避长就短，眉毛胡子一把抓。
（四）处理好研究历史与研究现实的关系，尤其要注意研究藏区的现实。研究历史是为了现实，古为今用；同时要力争并踊跃地接受决策部门交给的研究任务，用高水平的研究成果去赢得当地政府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