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两次毛泽东“热”现象的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两次论文,现象论文,毛泽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提要 文章认为尽管“文革”中及90年代初出现的毛泽东“热”现象表现不同、导向不同，但广大中国人民发自内心对毛泽东热爱的真热感情始终是两次“热”现象的主流，是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文章提出今后对毛泽东及其思想的认识应更理性化、科学化，应在更广阔的文化背景下去探讨毛泽东及其思想，因而要重视和加强对中国人民的文化建设。
关键词 毛泽东 现象 传统文化
Thoughts on Fads for Mao Zedong on Two Different Occasions
Xu Luhang
Abstract The paper argues that although the phenomena called fads for Mao Zedong,one occurring during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and the other in the early nineties,were quite different both in manifestation and in orientation,yet the main stream on these two occasions was the same sincere feeling and fervent love for Mao Zedong coming out straight of the depth of hearts on the part of the broad masses of the Chinese people and should be regarded as the inevitable outcomeof the historical development of China.The paper proposes that a broader cultural background should be provided for a more reasonable and scientific comprehension in the intelligent study of Mao Zedong and his thought hereafter,and it is deemed necessary to lay strong emphasis on building a Chinese civilization at a higher cultural and ideological level.
Key words Mao Zedong phenomenon traditional culture
“文化大革命”中席卷中华大地的对毛泽东崇拜的狂热潮，至今仍在中、老年人中记忆犹新。时隔24年，在90年代初又掀起了一股遍及全中国，甚至包括港、台地区的毛泽东“热”。这两次毛泽东“热”现象有没有必然的联系？有哪些实质性的不同？应该引起我们对哪些问题的思考？本文拟就此谈谈个人不成熟的看法。
一、“文化大革命”中对毛泽东崇拜的狂热潮
60年代前，中国人民对毛泽东的热爱和崇敬基本上还是自发的和自然发展的，这与毛泽东个人在中国革命历史上所发挥的重大作用基本上是相称的。其间中国民主革命取得的胜利，1949年创建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毛泽东所起的巨大的作用，无疑使中国人民把毛泽东视为“大救星”。毛泽东在人民中获得了巨大的声望。
60年代始，毛泽东“热”升温，而加温者首先是林彪。1959年林彪接替被罢免的彭德怀出任国防部长。此后，他在人民解放军中搞起了神化毛泽东及毛泽东思想的崇拜运动。1964年5月，在林彪的授意下，军队首先公开出版了《毛主席语录》，全体官兵人手一册。一场“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运动首先在军队中开展起来。这场运动，从整体上看，是林彪根本背离了完整、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科学体系这一原则，而将毛泽东思想“庸俗化”、“简单化”的左倾运动。但从广大的解放军战士和人民群众来说，他们是以发自内心的对毛泽东的热爱来学习毛泽东思想的。大家也确实从毛泽东的著作中汲取了如何待人处事和工作的价值观、人生观方面的一些准则。不可否认象雷锋、王杰及各行各业的先进模范人物得以涌现出来，与这一点有重要的关系。但是在宣传这些先进模范人物的事迹中，又夸大精神的作用，夸大毛泽东思想的作用，将他们的成长一概说成是毛泽东思想哺育的结果，毛泽东思想是克服一切困难的“源泉”，毛泽东思想“无往不胜”。今天看来，这种说法带有明显的偏差。由于广大人民对毛泽东的热爱，由于先进模范人物的现身说法，“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一时成为吹遍全国的风气。毛泽东的各种指示已经成为政治甚至其它方面的准则。“文化大革命”中对毛泽东崇拜的狂热潮正是在这种基础上发展而来的。
“文化大革命”中能够出现对毛泽东崇拜的狂热潮，应该说，与人民群众对毛泽东的热爱有重要关系。对于大多数人民群众和青少年来说，他们根本无法洞悉“文革”的真正起因和要达到的目的，只是“毛主席怎样说，我们就怎样做”，从根本上说，他们对毛泽东的崇敬，是发自内心的和真诚的。毛泽东曾经8次接见红卫兵和革命群众。当年在天安门广场上，“毛主席万岁！”的呼喊声与激动的呜咽声交织在一起，如同排山倒海的海啸，那般情景和气氛，确实近于狂热，在场人无不认为这是他们表达热爱的一种重要方式。毛泽东8次接见红卫兵这一举动，使中国人民，尤其是青少年对他的“热爱”、“崇敬”达到了高潮。
“文化大革命”中出现的对毛泽东崇拜狂潮又是与林彪、“四人帮”为了达到他们的目的而竭力进行造神运动分不开的。他们从鼓吹“天才”、“顶峰”、“一句顶一万句”，到“四个伟大”、“三忠于、四无限”，将毛泽东的形象塑造成一个神。在这种作用的影响下，人人小红书（《毛主席语录》——作者注）不离手，毛主席语录不离口。无论军队、机关、学校，还是工矿企业，都建立起了对着毛泽东像“早请示晚汇报”的制度。甚至吃饭前也要手举小红书，先呼“祝毛主席万寿无疆！”三遍，后呼“祝林副统帅身体永远健康！”三遍。各部门无论男女老幼普及跳“忠”字舞。有的军队基层连队中，出现了在额头、胸口、胳膊上刺“忠”或“为人民服务”等字样，将最原始的表达信仰的形式和现代迷信结合起来。各地不少部门争制各式毛泽东像章，像章越做越大，越做越精，从铝制到瓷制、从塑料制品到有机玻璃制品，以致出现像章的制造使用金、银、铜等稀有金属材料。
“文革”时期出现的对毛泽东崇拜的狂热潮，直到1971年9月13日“林彪事件”发生才开始急骤降温。
二、90年代初毛泽东“热”的再现
“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有人鼓吹要“全盘否定”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片面认为建国后的一些失误以及“文化大革命”都是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错误。因而一段时间对毛泽东及毛泽东思想的评价和研究受到冷落。
从90年代始，即1989年政治风波后迄今，毛泽东“热”又勃然兴起，尤其是1993年毛泽东诞辰100周年之际，风行全中国的毛泽东“热”再掀高潮。
毛泽东生平及毛泽东思想已经作为一门新兴学科——“毛泽东学”创立了起来。专门的研究机构及有关综合性的研究所、室达数十个。有关研究学会、组织，几乎遍及各省市。专门的学术刊物也相继出现。这支“毛泽东学”研究队伍挖掘了大量可靠、翔实的毛泽东及毛泽东思想的研究资料。诸如《斯大林和毛泽东的莫斯科会谈》①，由前苏联著名外交家、汉学家费德林回忆写成，文中披露了1950年双方在莫斯科会谈时许多鲜为人知的第一手材料。如《从第一次郑州会议到庐山会议前期毛泽东纠正“左”倾错误的文献14篇(1958.11-1959.4)》②。这些文献反映了这一阶段毛泽东对纠“左”的思想认识和一些情况，对于我们全面把握、分析毛泽东如何从纠“左”转到反右的思想认识的发展过程有重要帮助。再如《毛泽东关于外交工作方针的四篇谈话和论述》(1949.1-1958.9)③、毛泽东《在“八大”预备会议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④、毛泽东《关于设中共中央副主席和书记的问题》⑤的讲话、《1958年毛泽东关于把党和国家的重点转到技术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上来的论述选载》(1958.1-3)⑥等一批珍贵的文献陆续发表。
有关学会还组织了专门的学术活动。仅近两年来，召开的全国性的有关毛泽东及毛泽东思想各种学术会议就有30多次。为纪念毛泽东诞辰100周年，各省、市、县，各机关、学校、工矿企业、军队等，均召开了规模不等的纪念会、研讨会、座谈会。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十多年来，据不完全统计，已出版的有关专著有300多种，发表的论文达6000多篇。⑦这里还不包括近年来的研究成果。在出版和发表的专著、论文中不乏有高水平的优秀作品，如李银桥的《走下神坛的毛泽东》、许全兴的《毛泽东晚年的理论与实践》、张广信主编的《毛泽东思想体系》丛书（共8本）、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科研局编的《毛泽东的足迹》。辞书中有王跃等主编的《毛泽东墨迹大字典》、袁竞主编的《毛泽东著作大辞典》、邢崇智等主编的《毛泽东研究事典》、张惠芝等主编的《毛泽东生平思想研究目录大全》、何平主编的《毛泽东大辞典》以及由辽宁、安徽等6省市专家学者编撰的《毛泽东诗词鉴赏词典》等。1993年12月，为隆重纪念毛泽东诞辰100周年，由几家出版社联合出版了大型纪实性丛书《中国出了个毛泽东》共32卷、600万字。毛泽东研究开创了历史上最好的时期。
“毛泽东像章热”也是90年代初“毛泽东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毛泽东像章在“文革”中盛极一时，从90年代始，重又红火起来。全国很多地区都有出售毛泽东像章的小摊小贩，一般要价都较高。很显然，“文革”中多得不计其数的毛泽东像章现在已成为历史文物，又是收集鉴赏的艺术品。全国各地出现了一批毛泽东像章收藏家，形成了一支有2000多人的毛泽东像章收藏研究队伍，他们成立了全国性社团，收藏的像章总计约有20万枚，并以《当代文物》为阵地，发表了近20篇研究文章⑧。他们还在北京、上海、广东、福建、武汉、成都等地举办展览，引起了轰动。
尤其毛泽东诞辰100周年之际，人们对毛泽东纪念品的收集更为热衷。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出售一种带有毛泽东肖像的镶钻石金表，尽管价格高达上万元，但人们仍排长队竞相购买。
近年来，表现毛泽东生平及其战斗历程的电影、电视成了广大观众收视的热点。如电影《毛泽东的故事》、《秋收起义》等，如21集大型电视艺术片《毛泽东诗词》、12集纪录片《毛泽东》、6集连续剧《西行漫记》及12集连续剧《中国出了个毛泽东》等，都是观众喜看的优秀作品。如今连小学、甚至幼儿园的儿童，都着迷地观看毛爷爷的故事，都知道了毛爷爷的伟大。
强劲的毛泽东“热”风还从大陆吹到港、台地区。香港市场出售一张名为《毛泽东伟大舵手》的激光唱片，其中有20多首歌唱毛泽东的歌曲。在香港一些街头，也出现了许多销售有关毛泽东制品的摊档，出售的制品有手绘毛泽东肖像的丝领带、手帕、毛巾和帽，还有印着毛泽东肖像及其语录、诗词的T恤、围巾、布袋等。香港一家公司为纪念毛泽东诞辰100周年，特与内地合作生产一种纪念手表，外壳刻有毛泽东肖像，内部全部采用瑞士名牌零件，这种手表在香港成为抢手货。还有一家银行则限量供应毛泽东诞辰100周年纪念金印，金印用纯黄金材料，设计精美，购买者十分踊跃。香港还有一些专门研究毛泽东诗词的学者，影响较大的是刘济昆，他曾编有一本《毛泽东诗词演义》，成为香港及至东南亚的热门书，1990年他又编有《毛泽东诗词全集》，在香港一版再版。
毛泽东“热”也悄然吹到台湾地区。1991年4月30日，台湾宣布中止“动员戡乱时期”。当日，台湾海风出版社立即派人前往香港与刘济昆签署版权合约，计划在台湾出版《毛泽东诗词演义》和《毛泽东诗词全集》⑨。1992年，《毛泽东诗词》作为毛泽东著作首次在岛内发行，共收录毛泽东诗词63首，是为目前海内外出版的同种书中所收最多的。在台湾，早有一些对毛泽东诗词表示兴趣的学者在潜心研究，毛泽东诗词有广大的读者市场。1993年由台湾“行政院”新闻局印赠的《历史年历》中，出现了毛泽东以及其它中共领导人的照片，还有毛泽东的手书。这是破天荒非同寻常的事情。除此，在台湾学术界，也加强了对毛泽东生平及其思想的研究。
毛泽东“热”正在走向世界。长期以来，国外学者不惜花费重金设置机构、出版书籍、刊物，致力于对毛泽东及毛泽东思想的研究，试图以此解开中国共产党产生和发展的奥秘。80、90年代，国外学者的研究开始转向新的领域，如从心理学、社会学角度审视毛泽东本人及其思想发展的内在逻辑等，研究重点也转移到毛泽东社会主义思想上来。同时，近年来也出版了一些有份量的专著，如美国学者特里尔的《毛泽东的后半生》、赖斯的《毛泽东的路》、施拉姆的《毛泽东的思想》、日本学者野村浩一的《毛泽东：人类智慧的遗产》等。再如韩国自80年代以来，各大学有关中国问题的硕士、博士论文，则有10%以研究毛泽东为主题。
毛泽东的形象也开始被作为历史伟人搬上世界银幕。如美国好莱坞一家电影公司正积极筹拍历史巨片《毛泽东》。
90年代初的毛泽东“热”在1993年12月纪念毛泽东诞辰100周年之际达到高潮。
三、两次“热”现象的比较分析
从“文革”中及90年代初出现的两次毛泽东“热”现象的比较中，我们可以看出以下几点：
首先要肯定的是两次毛泽东“热”有着必然的联系。广大中国人民发自内心的对毛泽东热爱的真挚感情，始终是两次“热”现象的主流。正如薄一波指出的：“毛主席在全党和全国人民中的崇高威望，是历史形成的”。⑩毛泽东为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民族解放事业，为中国共产党、人民军队的创立和发展，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及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建立了永远不可磨灭的功勋。他为世界被压迫民族的解放和人类进步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中国人民感激和爱戴他，这都是自然的和毛泽东应得到的感情回报。即使是对应全盘否定的“文革”中所出现的毛泽东“热”，也不能笼统地斥之为“疯狂年代的疯狂现象”，还应进行历史的具体分析，否则会挫伤广大中国人民热爱毛泽东的真挚感情。毛泽东“热”现象，是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
其次，“文革”中毛泽东“热”与90年代初毛泽东“热”的导向不同。“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四人帮”这些政治野心家们，为达到不可告人的目的，利用中国人民对毛泽东的感情，用政治高压和极力煽动的手段，使毛泽东“热”升温到狂热，致使对毛泽东的个人迷信盛行，并造成利用对毛泽东的迷信掩盖了毛泽东发动“文革”的错误，以及林彪、“四人帮”得逞于一时的严重后果。而90年代初出现的毛泽东“热”，则得到党和国家的正确引导，从加强对毛泽东、对毛泽东思想采取科学态度的多种形式广泛地宣传，将中国人民对毛泽东热爱的真挚感情引向健康发展。
再次，两次毛泽东“热”的表现不同。“文革”中的毛泽东“热”是非理性的，多数人仅出于“谁反对毛主席就打倒谁”的朴素的“阶级”感情，对毛泽东的热爱流于表面形式，对毛泽东思想的学习仅限于用教条的方式背诵小红书。90年代初的毛泽东“热”则更多是出于理性的，是自“文革”结束后，对毛泽东、毛泽东思想“全盘否定”的那种倾向进行反思的结果。再有，由于一度放松了思想教育，导致党风不正、官僚主义和腐败现象增多、资产阶级自由化泛滥而被利用发展为1989年的政治动乱，加之国际上出现的苏联、东欧剧变，这个现实促使人民去思考，又把注意力转向了毛泽东。当然，不容否认，90年代初毛泽东“热”中也有一些人是带有另外的动机。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国家的经济和人民生活水平有显著的提高。然而由于种种原因，也确实有部分人较周围的人，生活水平提高得不快。他们认为，当前提倡“竞争”带动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只能造成贫富分化。他们怀念50·60年代的平均主义、大锅饭制度；他们误认为市场经济带来了贪污腐化，远不如计划经济更能让社会清廉等等。因此，他们怀念毛泽东带有明显的对当前改革开放政策不满的情绪。但这样的人毕竟很少。除此，即使是在90年代初的毛泽东“热”中，也不能忽视在文化相对落后的地区和文化层次较低的社会群体中，仍然出现把毛泽东作为一个神加以烧香供奉；把毛泽东作为出外保平安的护符加以随身、随车携带的个别现象。不过从主流上看，这个时期人民的头脑已冷静得多了，对毛泽东及其思想再不仅是发自内心的单纯的“爱戴”，而是有了强烈的欲望，要历史地、科学地认识毛泽东；要完整地、准确地研究、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
我们还可以从这两次“热”现象中得到重要的启示。
自鸦片战争爆发以后，中国不断遭受来自外国的侵略，中华民族的危机日甚一日；同样的，由于西方文化的传入，中国固有文化也遇到前所未有的冲击。“五·四”运动的先行者们提倡新文化、批判旧文化，无疑是一种史无前例的觉醒，是对中华民族前所未有的启蒙。它明白地昭示了这样一个深刻道理：在社会发生根本变化的情况下，中国需要进行一场深入而广泛的文化建设。唯有这样，中华民族才能应付前所未有的挑战。但是，由于“五·四”先行者们对传统文化采取激进的一概打倒的态度；由于这场运动很快转变为救亡图存的政治运动；由于以后国内战争、侵略和反侵略战争连绵不断，这场本应该进行的文化建设，一直无法进行。
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人民面临着的是尽快修复战争创伤、加快生产、巩固人民共和国的艰巨任务。以后又由于种种失误和“左”的干扰，即使毛泽东提出“从孔夫子到孙中山都要进行总结”的愿望，也无法实现。正是缺乏这样一个文化建设，在“文革”时期的毛泽东“热”中，才表现出对毛泽东种种非理性和狂热的情绪。例如，由于解放后科学知识的普及和人民政府的努力，对各种迷信活动，均受到社会的批判和种种限制。然而，当人们采取“早请示、晚汇报”、“跳忠字舞”、甚至在身体上刺字表“忠心”等纯粹传统宗教迷信的方式用于表达对毛泽东热爱情绪时，当时却绝少有人对这种做法提出异议甚至抵制。正是这种带迷信色彩的“热爱”情绪，成为林彪、“四人帮”为所欲为的一个必要的条件。而这种情况至今尚未完全绝迹。由此可见，当现时的人们对传统的文化没有真正进行理性思考和认真的清理时，传统文化中的糟粕是和精华一样，同样能左右人们的行为。同时我们也应清醒地认识到，人们真正用科学和理性的方式来对待毛泽东，对待一切事物，这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这也说明文化建设的长期性和艰巨性。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们摆脱了“左”的种种束缚，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方针，使我们的国家和社会走上了蓬勃发展的道路。十五年来，由于思想领域的拨乱反正，全国人民进行了种种反思，以及社会上兴起的各种各样的“文化热”，这些都应该看做我们民族久已需要而又迟迟未能进行的一个大文化建设工程的组成部分。正因如此，90年代初毛泽东“热”就显得理性多了：既充分肯定毛泽东的丰功伟绩，又实事求是地指出他的失误和错误。没有一个和谐、宽松的社会环境，没有科学、认真的态度，这种情况的出现，是难以想像的。
我们正在向现代化前进。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世界上新兴的现代化的国家和地区发展的历史证明，现代化的那些因素，必须与本地区本民族传统文化中的优秀因素相结合，才能成为一个国家和地区稳步迈向现代化的可靠保证。中国有悠久的传统文化。中国在迈向现代化的过程中，在对世界优秀文化的吸收同时，还需要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秀成份包括毛泽东优秀思想的继承和发扬；在对西方腐朽文化抵制的同时，也需要对我们传统文化中的糟粕进行清理。没有这样一个深入的文化建设的过程，国家政治和人民的整体素质难以有根本的提高。应该说，这也是两次毛泽东“热”给予我们最重要的启示。
我们应当珍惜当前的大好时机，进一步重视和加强文化建设。在此基础上，扎实、深入地对毛泽东及其思想进行研究、宣传、教育，对于提高全体人民的素质、加强社会主义的民主化、法制化及进行现代化建设，有着重要意义。
注释：
①（苏）恩特·费德林《斯大林和毛泽东的莫斯科会谈》，李凌宇译，《党史研究资料》，1990年第8期。
②《党的文献》，1990年第4期。
③《党的文献》，1992年第1期。
④⑤《党的文献》，1991年第3期。
⑥《党的文献》，1991年第6期。
⑦石仲泉《国内当代毛泽东研究根况》，《中共党史通讯》，1992年3月25日。
⑧魏峡《“毛泽东像章热”与党史研究》，《中共党史通讯》，1993年10月10日。
⑨李井涛《毛泽东诗词在港台的传播》，《社科信息》，1993年第5期。
⑩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第1293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