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异而识同 籍无而得有——对文艺学学科的反思和展望，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艺学论文,学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二十世纪即将带着它的沧桑与困惑，光荣与梦想与我们挥手作别。在迈进二十一世纪门槛之际，回首走过的路，不仅是体味历史，更重要的是要总结经验，分析问题，使我们在未来的道路上走得更好、更稳。对文艺学学科的反思也是如此。
文艺学作为一门研究文学的学问，早期是从西方传进来的，“文艺学”本身就是现代汉语中的外来词。长期以来，在这个领域里基本是被“欧洲中心论”统治着，我们在文艺学学科中所使用的概念、定义、观念、原理，绝大多数都是“舶来品”，实际上存在一个东方“缺席”的问题，并没有真正具有世界性意义的文学理论。50年代，我们的文艺学基本上是以前苏联为模式的，大抵都没有超过季莫非也夫的《文学原理》、毕达可夫的《文艺学引论》等为代表的文学理论体系，其问题是与中国的传统文论与创作实际脱节。60年代，周扬组织编写高校文科教材，之后，出版了蔡仪主编的《文学概论》和以群主编的《文学的基本原理》。这两本教材已注意到如何结合、联系中国的实际，也引用了一些中国古代文论的资料和话语，但总体仍未跳出前苏联文艺学的框架。80年代以来，在文艺学学科建设中出现了大批的著作，其中很多著作着重吸收了西方现当代的文艺学和美学理论，前苏联的模式基本上被打破了，但沿袭、套用现当代西方的观念、话语，又有了一些大体接近的新的西方模式。
90年代，随着国际关系的变化和科技的发展，不同文化之间相遇相识的机会很多，“欧洲中心论”已经动摇，多元文化的格局正在形成，横向开拓和寻求参照是这个时期的特点。在这种新的文化背景下，人们逐渐认识到，不管是前苏联的模式还是新的西方模式，都无法建构一种真正具有世界性的诗学体系和理论。面对东西方文化必然交汇发展的前景，从本学科的现实出发，建立新的视野，把研究的目光转向全球，通过跨文化、跨国别的文学研究，去探求跨越文化、国别，特别是能够涵盖东西方文学特征和性质的文学理论，将是二十一世纪文艺学学科建设不能回避的重要工作。这种新的真正具有世界意义的文学理论体系，将由创造、传统继承和多元融合三方面的要素组成，需要东西方各国的共同参与方可望实现。
要探讨和寻求全球范围内各民族共同拥有的“诗意表达”，首先就必须面对东西方文学、文化的巨大差异。因为中西文论来自两个不同的文化母体，在言说的方式上也很不相同。所以要建构话语和理论，首先就必须进行文艺学（诗学）的比较研究，就是要超越传统文艺理论内在的区域性限制和学科界限，通过比较，求同识异。
在世界比较诗学的研究史上，中西比较诗学的研究起步较晚。关于如何比较研究中西诗学，王国维、鲁迅、朱光潜、宗白华、钱钟书、王元化等一批著名学者，都曾进行过有益的探索，做出过一定的贡献。本世纪80年代以来，这一领域的研究已日益蓬勃地展开，并且出版了一些这方面的专著，但应该看到，我们所寻求的，世界性的“诗学对话”尚未真正开始。
中西文艺学（诗学）的比较，是根植于不同文化土壤、不同理论体系之间的比较，确实难度很大。进行这种比较，必须对中西文论都有相当的了解。西方文论，从古希腊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开始，经过长期的发展，文学的概念、范畴，一般都有严格的科学内涵，其理论的发展脉络和历史也是比较清晰的。较之西方，中国古代文论家，多是凭借传统的理论和个人的体验来评论作品，他们的志趣主要不在于探讨深奥的哲理，而在于总结经验，阐明自己对文学创作的具体看法和主张，而且多采用评点的形式，通过生动的比喻、形象的语言来表达思想。这种理论的形态带有直观性、经验性的特点，所以批评的效果经常是评者与读者共同创造的。这样的理论是需要“解读”的，而要准确地“解读”又十分不容易。首先是要对它进行历史的“还原”，历史的“还原”必须建立在资料搜集和积累的基础上。这方面的工作，过去我国从事古代文论研究的学者已做了许多，有不少成果问世，但我们拥有的是一座丰富的理论宝库，要拿它同另一种形态的理论作比较，使其有可能“相遇”、“对话”，还要寻求一种彼此沟通的渠道。
重要的是构搭“相遇”的“桥梁”和“寻求”“对话”的“中介”。
中西文论有许多难以沟通和相互理解的因素，是因为彼此都有自身的思维方式和文化框架，但中西文论都是人类文艺实践经验的结晶，必然蕴涵人类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所决定的共同性，应是同中有异，所以可以通过比较，从表面差异很大的中西文论中寻找它们的共同规律。针对中国古代文论的许多概念、范畴，如意境、形神、文气、风骨等理论弹性较大的特点，可以在“还原”的基础上，对它们作一番“破译”的工作，以当代话语进行新的解读，再与西方文论作比较，在比较中寻找中西文论的“同”和“异”，做到“借异而识同，籍无而得有”，找出文学的共同规律，也认识各自的特点和在不同文化背景中产生的文学的特殊规律。
中西文艺学的比较研究，是在“异质”、“异源”的文化之间进行，彼此差异的跨度很大，要相互沟通、理解很不容易，故要有“对话”的中介，即找出一些文学创作中必然会出现的问题，互证互对，互比互识，在比较中看中西文论家在各自不同的文化系统中如何对这些问题作出回答，形成怎样的概念、范畴和理论，有哪些“同”和“异”，从而进一步实现中西诗学的互识、互证、互补。
文艺学（诗学）的比较研究，是文艺学的一个新方向，是文艺学学科适应世界格局一体化要求而进行自我更新与现代转型的具体方式。比较是为了寻求共通的话语，但在对话中，我们不能没有自己的“语言”。中国古代文论是中国古代文艺思想、美学思想的结晶，随着世界文化交流的日益频繁，它在世界诗学中的特殊地位和理论价值，也越来越受到重视。由于语言和文化的“边界”，西方学者要真正跨越文化，把握它的实质，困难仍然很多。所以，要使中国的传统文论能够走向世界，在与各民族诗学比照、交流的过程中，共同熔铸新的诗学话语，中国的诗学研究者应肩负起更多、更重的责任。我们应该摆脱过去“西学为体”的模式，用一种开放的眼光来审视中国传统诗学，以西方的诗学为参照，打通中西方诗学那堵“墙”，对它们进行比较研究，一方面是寻找本民族诗学在世界诗学中的地位，一方面是发现本民族诗学和世界上其它民族诗学之间的汇通点。这对中国诗学走向世界和世界性诗学的形成都是很有意义的。
回顾和反思文艺学走过的道路，是为了寻找这一学科更新的契机以及建设的条件。21世纪的文艺学（诗学）将是一个多元共生而又不断发展的学科，这对文艺研究者来说，是艰辛的探索，更是充满机遇的挑战。我们只能从“我”做起，以一种开放的眼光和方法，求同识异，努力开拓自己前行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