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迁移流动对城镇区域劳动力市场的影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劳动力市场论文,城镇论文,人口论文,区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24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1668（2009）05－0063－08
新古典经济学的边际生产力理论及人力资本理论无法对贫困、收入不平等及经济歧视现象提供令人满意的解释。新古典理论家们根据人力资本理论提出的反贫困措施——向劳动者提供教育及培训也没有获得预期的效果，于是一些学者放弃了劳动力市场的竞争性假设，转而强调劳动力市场的分割属性，强调制度及劳动力市场的结构性因素对收入和就业的影响，逐渐形成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巨文辉，2005）。该理论认为相同人力资本而处于不同的劳动力市场，劳动收入也不一样。就我国劳动力市场，蔡昉（1998）认为主要是城乡二元分割；郭瑞云（2000）认为还存在国有企业内部劳动力市场和体制外市场的分割；许经勇、曾芬钰（2000）提出我国劳动力市场分割表现为城乡分割、行业分割和地区分割；朱镜德（2001）把现阶段我国的劳动力市场划分为城市不完全市场、城市完全竞争市场、农村完全竞争市场；张展新（2004）认为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城乡分割、部门分割弱化的同时，城市劳动力市场存在产业分割；李建民（2002）则认为我国劳动力市场存在多重分隔，包括城乡分隔、地区分隔、部门分隔及正式劳动力市场与从属劳动力市场的分隔。这些研究成果充分说明我国劳动力市场的高度复杂性。
随着我国工业化、城市化进程的加速，外来迁移人口成为城镇劳动力供给的重要来源。根据区域劳动经济学理论，人口的迁移流动必然受城镇劳动力市场供求状况影响，反过来也必然影响城镇劳动力市场。在我国产业结构调整、国有企业改革、城镇就业压力加剧的条件下，迁移人口与城镇人口的在就业方面究竟是何种关系，对劳动力市场产生何种影响一直是学者们争论的焦点之一。目前国内关于区域劳动力市场分割的研究还不是很多，主要集中于城镇两级劳动力市场分割和城乡二元劳动力市场分割，而关于经济区域劳动力市场的分割及其演变路径的研究几乎没有涉及，对流动人口在全国劳动力市场的统一与分割中起何种作用，也没有提出合适的研究方法和结论。本文将对不同来源的迁移人口与城镇人口的失业率、劳动参与率等方面进行分析，利用空间统计的方法探究城镇劳动力市场一体化的特点与趋势。
1 我国城镇迁移流动人口劳动供给状况
随着迁移流动的制度性约束弱化，城镇劳动力来源呈现多样化，人口迁移规模越来越大。利用2000年全国人口普查0.95‰的原始抽样数据，根据迁移人口的来源地类型，我们将迁移人口分为来自农村的农民工、非农迁移人口和来自城市的城－城迁移人口①，以分析不同来源的劳动力劳动供给状况。
1.1 总量状况
按照抽样比推算，从1995年11月1日至2000年10月31日迁入城镇的15岁及以上人口共9049.79万，来自农村和城镇的分别为4770.63万和4279.16万。城镇之间的互相迁移并没有增加全国城镇劳动力的总供给，只是在区域分布上发生变化，一般表现为中小城镇向大城市迁移的过程，而农村人口的迁入直接增加城镇劳动供给。从农村迁入的人口中，农民工有3673.47万，占77.0％，农村非农业人口1097.16万，占23.0％。同期，从城镇迁入农村的有514.21万，抵消后城镇净迁入4256.42万，净迁入率12.26％。
1.2 结构状况
迁移人口总体来说年龄明显轻于城镇本地人口。不同年龄人口的迁移意愿不同，年轻人的迁移意愿一般高于中老年人。人力资本理论认为，迁移决策是迁移者在对成本与收入作出比较后作出的，迁移收益是迁移后各年净收益的累积，因而与迁移后所居留的时间长度有关，也即个人从终身收入的角度来判断迁移是否值得。年轻人未来工作时间更长，可以长期获得迁移所带来的收益差，迁移的社会成本也相对较低，因而更乐意迁移。在迁移人口中，来自农村非农人口的平均年龄最小，市镇迁入人口平均年龄最大，如表2所示。
城镇各类人群教育结构也存在显著的差异。农村非农迁移人口学历层次最高，其次为城－城迁移人口，这两类人群平均学历水平都高于城镇本地人口，学历层次最低的为农民工。我国的高等教育资源主要集中在城镇地区，农村学生接受高等教育需从农村将户籍迁入城镇，并转为非农业户口。农村非农人口迁移中，45.6％为在校学生，因而此类人群学历水平很高，而且年龄结构也很轻。
1.3 城镇不同类型人口劳动供给状况
从劳动参与率来看，农民工的劳动参与率最高，为79.54％，比城镇本地人口高出12个百分点，比城－城迁移者高出14.5个百分点，农村非农人口参与率最低，仅为43.19％。迁移人口劳动参与率的巨大差异可以从他们的迁移目的中得到解释。
67.78％的农民工迁移目的是务工经商，远远超过其他类迁移人口。打工挣钱是其最原始的迁移动力，或者说不工作农民工就不迁移。相比之下，农村非农人口迁移原因主要是学习培训，占44.21％，非农人口迁移更多的是追求个人人力资本投资。城－城迁移者主要原因是拆迁搬家，比例达到32.88％。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得到以上三个群体的主要特征：农民工是以打工为目的；非农人口迁移是学习为目的，主体是在校学生；城－城迁移主要是以拆迁搬家为目的，很大部分拆迁户迁移地仍然是在本市范围内，并且是整个家庭的移居，因此，城－城迁移人口的参与率与本地人口的参与率相差不大。
从失业率来看，城镇本地人口的失业率最高，达到8.96％，农民工的失业率最低，仅2.92％，二者相差6个百分点，其他群体的失业率与本地人口的失业率相差不大。
从劳动供给时间来看，农民工的劳动时间最长，市镇迁移者的劳动时间最短。65.31％的农民工周工作七天，按制度工作时间周工作五天的仅占12.12％，农民工平均周工作时间6.44天，劳动供给强度远远超过其他群体。农民工的进入不仅直接提高城镇劳动力供给总量，而且由于其劳动强度较大，因此真实劳动供给的增加幅度超过劳动力的增长幅度。来自城镇的迁移人口按制度工时的比例最高，为58.92％，平均周工作5.64天，是周工作天数最少的人群。
2 人口迁移对城镇本地人口劳动就业的影响
刘易斯认为，发展中国家在工业化初始阶段，传统部门的劳动力无限供给，农业劳动力边际生产率为零或接近于零。现代部门并不是按劳动力的边际生产率来支付工资，只要能提供超过传统部门制度收入的30％左右就可以雇佣到所要的劳动力，工资长期保持不变。由于现代部门的劳动力边际生产率超过劳动者的工资率，因此现代部门获得大量利润用以追加资本投资，这样现代部门规模逐渐扩大，不断地吸收农业劳动力。刘易斯二元经济理论并不能解释发展中国家大城市也存在较高失业率的事实，刘易斯的理论前提是城市里没有失业，现代部门才能不断吸收农业劳动力。针对发展中国家城镇的实际情况，托达罗从预期收入的角度提出另一人口迁移模型，即个人是否迁移取决于预期收入与成本的比较，预期收入是就业率与工资率的函数，在工资收入比较稳定的条件下，失业率升高，迁入率就要下降。
迁移人口对本地人口就业的影响可能是替代或者结构性补充关系，我们可以做出这样推断，如果是替代关系，那么迁入人口的增加势必引起本地人口的就业紧张，失业率上升，同时部分劳动力因被替代而退出劳动力市场，出现参与率下降，相反则就为补充关系。
（1）城－城人口迁入率与其自身失业率没有关系，与城镇本地人口的失业率也没有关系
说明城－城迁入人口的迁移几乎不考虑所迁入城市的失业率，二者不存在就业上的替代。按理说，这两类人口有着较高的同质性，在总就业岗位一定时，一方的加入会导致另一方就业机会的下降。为什么出现这看似矛盾的结果呢？笔者认为主要是由于以下两点原因：其一，城－城迁入者大都是拆迁搬家的，而他们原来就是本市的，从一个街道（区）到另一个街道（区），并不影响整个城市的失业率和参与率，他们本身就是城市本地人口的一部分。其二，这部分人中迁移目的是务工经商的比例很低，只有13.29％，说明很大部分人口是已就业者，或者说未参与者的迁移并不是为了求职。同时以务工为迁移目的的城－城迁入者，他们的迁移往往是伴随着就业岗位迁移的，或者说伴随着岗位的创造，他们属于单位外派的比例相对较高。
图2 2000年全国各省市区城－城迁移人口迁入率与失业率的关系
（2）农村非农人口迁移几乎不考虑自身群体的就业状况，但却考虑了城镇本地人口的失业率
此类人口中的经济活动人口，分配录用和工作调动的比例明显高于其他两类人口，而这两种就业渠道与城镇本地人口的就业有着紧密的关系。此类人群的务工经商比例最低，且绝对量也很少，同类竞争压力小，因而对迁入地同类人群的反应不灵敏。但本地人口失业率高时，将压缩此类人口中的分配录用与工作调动机会，两类人群存在一定的替代关系。
图3 非农乡－城迁移人口迁入率与失业率关系
（3）农民工的迁移决策考虑了自身群体的失业率，同时也考虑了迁入地本地人口的失业率
迁入地农民工失业率越高，农民工迁入率越小；迁入地本地人口失业率越高，农民工迁入率也越小。从参与率的角度来看，农民工对本地人口的参与率几乎没有影响，31个省市自治区二者的相关系数为0.14，城镇本地人口并没有因为农民工迁入的增加而加快退出市场的动机。这说明，第一，农民工的迁移是理性的，务工经商是其目的，失业意味着迁移决策的失败。因此农民工迁移决策前收集了相关信息，充分考虑了存在的失业风险。第二，由于农民工根据城镇失业状况来决定迁移方向，当本地就业压力大时，迁入就要减少，因此二者存在一定程度的替代关系，但应该看到当农民工与城镇市民就业发生冲突时，农民工会做出适当的反应，选择离开或者不再迁入此地，因此农民工的流动对城镇本地人的就业产生的冲击不大，所从事的大都是结构性空缺的岗位。
图4 农民工迁入率与失业关系（左图为农民工失业率，右图为本地人口失业率）
3 人口迁移对区域劳动力市场的影响
在没有制度性约束的前提下，按照预期收入理论，劳动力会从失业率高的地区向失业率低的地区流动，最终使得失业率和工资率收敛，全国劳动力市场相对均衡，一体化程度提高。为定量反映劳动力流动对区域劳动力市场的作用，本文通过计算区域劳动力市场的变异系数以及自相关系数来反应劳动力市场的变动趋势。变异系数越大，说明区域劳动力市场差异越大；自相关系数越大，说明劳动力越能在全国市场范围调剂配置，劳动力市场越统一。当变异系数小、自相关系数高，说明区域劳动市场走向统一，相反则割裂程度愈重。
3.1 失业率收敛检验
变异系数是反应变量离散程度的一个指标，系数越大，个体差异越大，反之个体越发均衡。计算公式如下：
变异系数
δ为标准差，
为平均值，n为样本数。本文的样本数为全国大陆31个省市，失业率为2000年的全国人口普查数据。计算结果如表6所示。
改革开放以来，虽然我国城镇劳动参与率出现普遍的下降，但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标准差和变异系数都在变大。与此相反的是，尽管城镇失业率出现普遍的升高，但变异系数缩小了。这看似矛盾的现象也存在一定的合理性，我国区域经济差异非常显著，因此收入势差造成的人口迁移是必然的。由于迁移人口的劳动参与率高于迁入地和迁出地人口，使得迁入地参与率上升，迁出地参与率下降。农民工的迁入地主要是东部地区的城镇，城镇人口的迁入地主要是比较大的城市，而我国大城市区域分布也是很不平衡的，主要集中在东部地区。迁移使得东部省份的劳动参与率上升，而使中西部劳动参与率下降。只要人口持续迁移，这种差异就日益扩大。失业率的趋同说明即使农民工迁入东部地区城镇，但在地区的选择上有足够的理性，使得各地区就业市场供求趋于一致，失业率达到大致相等水平，劳动力流动促进全国劳动力市场趋于统一。
3.2 空间自相关检验
自相关系数分为全局空间自相关指标Moran I和局域空间自相关指标Local Moran I。Moran I用来检验整个研究区域的空间模式，计算公式为：
1990、2000和2005年全国全局空间自相关系数大部分都通过显著检验，与劳动市场联系最紧密的失业率空间自相关系数呈下降趋势。说明如果把全国劳动力市场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区域之间联系越来越不紧密，或者分割越加严重。为什么全局的自相关系数与变异系数产生矛盾？空间自相关是通过计算所有地域与周边地域的关联性综合后得出整体的关联。虽然整体差异减小，但并不能代表属地与周边的关联性就增强，但这种区域差距缩小而分割又加剧应如何解释呢？
下面我们再从局域自相关来分析。根据迁移理论，当一地的失业率上升，本地的失业人口会向周边地区迁移以寻求工作，并且来本地就业的外来人口相对减少，周边地区的失业率也应该上升，因而本地失业率与周边地区的失业率理应成正相关。当某地失业率的局域自相关系数为负值，说明本地的失业人口并没有按理论预期向外地迁移，本地与周边的差异是扩大的，这反映的是分割的，反之正相关反映的市场是趋同的，某地失业率升高会带动周边地区也升高。1990年有10个地区自相关系数为负，2000年有15个省市直辖市为负，通过检验的区域也由21个减少为4个，说明区域劳动力市场是趋于分割的。但到2005年市场发生了显著地变化，空间自相关为负的区域降到11个，通过检验的区域也上升为5个，区域劳动力市场趋于统一。
至此我们发现共有两个矛盾之处，一是全局自相关与变异系数的矛盾；二是全局自相关与局域自相关的矛盾，全局自相关判断为统一性趋弱，局域自相关判断为自2000年后统一性趋强。对此解释是，我国劳动力市场正从省际分割走向大经济区域分割，可以从我国经济发展格局和制度变迁中得到解释。1990年时，我国依然实行计划经济体制，城镇劳动力市场还是以统包统配为主要特征，各地劳动力市场属性高度一致，因为在表面上看来是高度统一。实行市场经济体制以后，我国经历了国有企业的改革、改组与改造，城镇大量职工下岗，地方就业保护开始涌现，劳动力市场逐步走向隔离，经济差异和制度隔离在劳动力市场分割中充担主要因素。迁移人口的就业更多地表现为从家乡迁出到某地寻找工作，就业失败再回到家乡，然后再迁移到另一地寻找工作。此时流动人口规模也不大，临近区域间的劳动力市场关联性不大。到新千年之后，随着沿海开放地区不断发展，逐渐形成长三角、珠三角地区、环渤海、东北工业基地等经济区域，区域内工资收入、就业机会差异逐渐缩小，人口流动的自主性提高，当迁移者在某地就业失败时，会滞留在大区域劳动力市场内继续寻找工作，形成在一定距离范围内的二次迁移，使得区域内劳动力市场的联系更加紧密。这时劳动力市场的区域隔离演变为文化共性和一定距离范围的隔离。
随着经济发展的进一步发展，劳动力流动越发自由，地区失业率收敛理所当然。但当大经济区域分割效应超过区域内融合效应时，就会产生全局自相关和局域自相关不一致的现象，这个矛盾只能说明大区域劳动力市场分割日益加重，也是变异系数与空间自相关系数不一致的原因所在。
从空间地图上可以发现全国有6大劳动力市场，东北劳动力市场，包括黑龙江、吉林、辽宁；环渤海劳动力市场，包括河北和山东；华东劳动力市场，包括江苏、安徽、江西、浙江、福建、江苏、上海；珠江流域劳动力市场，包括广东、广西、湖南、贵州、重庆、四川，华中劳动力市场，包括湖北，华西北劳动力市场，包括河南、山西、陕西、甘肃、宁夏、内蒙古、新疆。
4 结论
（1）农民工迁移具有很强的理性。农民工在选择目的地时，不仅考虑到迁入地本地人口的失业状况，也考虑到农民工群体的就业状况，在预期一个较为满意的就业概率后才选择迁移。农民工与城镇居民在就业上存在小量的替代关系，但对城镇人口就业冲击不大。而城－城迁移人口和农村非农迁移人口对迁入地人口的失业都无明显影响，因为这些人口迁移的目的务工经商的比例很低，主要是拆迁搬家和上学培训的，非参与劳动人口比例高，另有一部分仅仅是就业者改变住所而已，或者迁移者带着就业岗位一并流动。
（2）全国劳动力市场由高度统一走向省际隔离，再演变为大经济区之间的隔离，融合和分割并存。改革之初由制度所产生的区域隔离主要表现为城乡隔离，城镇劳动力市场属性高度一致，或者说是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劳动力市场。实行市场经济体制以后，区域经济差异拉大，就业机会也不均衡，区域间劳动力市场开始断裂，形成省际隔离。随着进城农民工规模的不断扩大和区域经济区的形成，农民工在相邻的区域内频繁迁移，使得劳动力市场的隔离形式转变为大经济区之间的隔离。区内逐步融合，区间分割加剧，跨大经济区的流动相对较少。这也完全符合迁移的距离理论，只是这时的圆点是上次的迁入地。这种分割主要源于经济分割和文化的异同。然而，大经济区内劳动力市场的统一主要是依靠外来农民工的流动来实现的，城镇人口的流动与迁入地的失业率无关，城镇本地人劳动力市场依然是非统一的，也不会自然走向统一。这种表面上的统一是借助于外生于城镇劳动力市场的农民工，因而这种联系不是有机的，是外生力量嵌入的，在本质上来说劳动力市场依然是分割的。
（3）完善区域内劳动就业和保障机制，促进大经济区之间的人口流动。劳动力在区域内流动性较强，这无疑提高了人力资本的配置效率。但目前区域内制度性的分割并没有消除，主要表现在劳动保障方面。由于各地方的社会保障体系并没有很好的衔接，劳动者迁移流动就要面临着利益的损失，阻碍了一体化进程。由于区域劳动力市场是走向统一的，劳动力资源也是共享的，因此区域内劳动相关部门须加强交流和合作，形成统一的劳动保障机制，降低劳动力流动成本。沿海三大经济区需进一步加强人才交流，畅通就业信息渠道，改善经济区之间人口流动运输网络，促进劳动力跨区域流动，最终形成全国统一的劳动力市场。
收稿日期：2009－01－14；修订日期：2009－04－21
注释：
① 农民工是指来自农村、户籍性质为农业的城镇迁流人口；农村非农迁移人口是指来自农村、户籍性质为非农业的城镇迁流人口；城－城迁移人口是指来自市、镇的街道或居委会的城镇迁流人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