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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号] I—05: C912.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3887（1999）02—0028—33
进入90年代，随着人文学界跨学科研究趋势的强化，文学人类学这一新兴的分支学科也随着综合性的“文化研究”的兴盛而引起更多学者的兴趣和关注，其实际走向依然可划分为文学批评家的文学人类学、文化诗学和文化人类学家的文学人类学两大线索，在此之外还有美国人类学界分化出的“人类学诗学”一派，以及民俗学界出现的“民族学诗学”，接受美学家提出的文学人类学等，试分述如下，最后归结到文学人类学在中国大陆的进展情况。
一、文学批评家的“文学人类学”
文学批评家的文学人类学主要体现在以神话和仪式的模式为基础研究文学的所谓“原型批评”派。作为取代英美的新批评派而崛起的一种批评流派，原型批评是自觉地借鉴和运用文化人类学的视野和模式的产物。它的产生也同本世纪以来西方文学发展中的神话倾向密切相关。它们的大量出现对文学批评家提出了人类学知识和素养的新要求。（注：葛尔德（ Eric
Gould）：《现代文学中的神话意向》（ Mythical Intentions in Modern Literature），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81 年，第134页、160页。）以原型批评相号召的一批学者首先体现了文化人类学视角在文学研究方面的特有价值，他们是威尔赖特、鲍特金、弗莱、维克里、约翰、怀特等。
弗莱或许是在文艺学领域中第一个提出文学人类学设想的人。他的原型理论代表作《批评的解剖》把探求文学原型发生及置换规律视为文学人类学的主要内容。弗莱认为，批评能否科学化，取决于对文学现象内在结构规则的认识程度。以往的文学理论关注的是外在的文学体裁的划分，而缺乏对文学内在结构的理解，忽略了单个作品与文学整体的联系，这正是原型批评所要纠正的。文学源自古代神话，神话又同宗教仪式互为表里。因此，神话和仪式是滋生文学结构模式的温床，神话学和比较宗教学将成为确认原型模式，构建文学人类学体系的基础层次。（注：叶舒宪：《探索非理性的世界》，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124～125页。）弗莱本人正是从古希腊神话和希伯来《旧约》神话着手，去描述和概括西方文学的基本结构模式的。至于他晚年的力作《伟大的编码：〈圣经〉与文学》，则将重心转向对具体作品的破译性解读，让人们在这部流传了两千年的宗教圣典中看到原型模式系统的决定性作用。关于神话对某一特定文化所具有的原型意义，弗莱说：植根于某一特定社会的神话体系及时的留下了该社会成员所共有的幻想和语言经验的遗产，因而，神话系统有助于创造一种文化史。（注：弗莱：《伟大的编码》（The Great Code），中译文见《神话——原型批评》，西安：陕西师大出版社，1987年，第391页。）
关于神话体系的模式作用如何在科学取代神话时代之后通过文学而继续活跃在文化之中，弗莱又做了如下说明：神话体系由于其早期的神圣性质会以一种无机的方式固存在社会意识之中。（注：弗莱：《伟大的编码》（The Great Code），中译文见《神话——原型批评》，西安：陕西师大出版社，1987 年，第396页。）正因为神话会在每一时代的文学中不断发出回响，所以着眼于原型的人类学批评也就相应获得了某种超时空的价值，成为审视和解读文学的一种长久性方式。
令人遗憾的是，弗莱在界定原型批评的性质时虽然提出了文学人类学的设想，却并没有在这方面去做更深入系统的理论建构。而且他的文学经验视野也仅限于西方文学的范围以内，似乎只能算是“半人类学”。真正意义上的文学人类学势必以东西方文学经验的整合及各种少数的和弱势的话语的发掘为其基础。
由于弗莱在理论批评界的导向性作用，后继者们也大都热衷于采用人类学的视角去解读现代派经典作品，很少有人去建构文学人类学的理论。美国批评家维克里（John B.Vickery）是弗莱之后最有影响的原型批评家之一，他在60年代所编的一本流传颇广的论文集《神话与文学：当代理论与实践》中，大力提倡人类学的文学研究。集中所收布洛克（H.M.Block ）《文化人类学与当代文学批评》一文宣称：只要浏览一下当时的批评刊物，便可看到人类学的观念和技巧如何渗透到文学批评之中。人类学的渗入不仅改变了原有的批评标准，而且可以使人们看出当代伟大作家创造性构思的动力源头。（注：维克里编：《神话与文学》（Myth and Literature），尼布拉斯加大学出版社1966年第129页。）维克里本人在70年代和80年代的批评实践就是沿着这一方向展开的。在这位批评家看来，不了解《金枝》以及它所提供的模式，要想真正弄懂现代主义的经典作品是根本不可能的。诗人和小说家们在自觉吸取人类学研究成果的同时已经把自己的文学创作变成了某种“宗教意识的人类学”（The Anthropology of Religious Consciousness ）。（注：维克里：《〈金枝〉的文学影响》（ The Literarylmpact of
the Golden Bough），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73年，第233 页。）经过维克里的努力，文学批评与人类学的关系大大密切了。弗莱曾把《金枝》看成一部文学批评著作，维克里更进一步，用《金枝》所提供的人类学方法来解读《金枝》，把它视为给现代文学奠定原型基础的伟大传奇作品。
维克里在80年代出版的《神话与本文》一书表明，他的原型解读式批评方法又有了新的发展。他不再满足于从众多作家笔下去发现共同的神话模式，而把关注的中心放在每一作家对原型所作了的个性化改造和复杂多变的想象反应，这就相对避免了人类学视角的单一性，使批评更切近于文学艺术的特质。
二、文化诗学：新历史主义的文学人类学研究
对文学人类学具有重要参考价值的第二个批评派别是80年代兴起的新历史主义文化研究和文化诗学。也有学者习惯于用“文化批评”这样更为宽泛的称呼。在追溯这一派理论由来时，人们一致举出英国的文化唯物主义研究实践和法国哲学家福柯的影响。
新历史主义的中坚人物葛林伯雷在80年代重讨文艺复兴文学的运动中曾专门撰文批评弗莱的莎士比亚研究，认为他的研究过于偏执于某种超越的理念，一种组织原则和一种先知性的生活幻相。因此在弗莱的《批评的解剖》、《时间的戏弄：莎士比亚悲剧研究》和《自然景观：莎士比亚喜剧与传奇剧的发展》中虽时有精彩的火花闪现却没有震撼人的建构力量。他还批评弗莱把文学凌驾于历史之上，从而忽略了新历史主义的挑战，并对近年来的理论大变革熟视无睹。当我们看了葛林伯雷于80年代初发表的旨在挑战文学研究既定范式的《文艺复兴自我造型》，就不难理解他为何对弗莱的保守表示不满了。其实，在文学之外的人类学理论中寻找文学研究变革的理论动力这一点上，弗莱和新历史主义是一致的，只是由于年龄、知识背景上的代沟，弗莱受惠较多的是以弗雷泽为代表的古典人类学家的方法，而新历史主义则主要吸取60至70年代新一辈美国人类学家的文化阐释方法并试图将它与福柯的权力／话语理论对接组合。葛林伯雷在阐述他的“文化诗学”构想时写道：
我在本书中企图实践一种更为文化的（cultural）或人类学的批评——说他是“人类学的”，我们是指类似于吉尔茨，詹姆斯·布恩，玛丽·道格拉斯，杜维格瑙，保罗·拉宾诺，维克多·特纳等人的文化阐释研究。与此类工作有着亲缘关系的文学批评，因而也必须意识到自己作为阐释者的身份，同时有目的地把文学理解为构成某一特定文化的符号系统的一部分；这种批评的正规目标，无论多么难以实现，应当称之为一种文化诗学（注：葛林伯雷：《文艺复兴自我造型导论》赵一凡译，《文艺学和新历史主义》第79～80页。）。关于文学与文化的关联方式，葛林伯雷所提出的三重功能模式与弗莱的文化三层次说大不相同。文学不是作为文化之塔的顶层高居于生活方式和历史、制度的层次之上，而是以三种相互联系的方式在文化的意义系统中发挥自身的功能：一是作为特定作者的具体行为的体现，传统的作者传记型文学研究（无论是历史的还是心理分析的）关注的就是这一方面。二是作为文学自身对于构成社会规范的编码的表现，侧重于意识形态分析的文学批评对这一方面探索最多，其弊端是沦为机械的文学反映论。三是作为对这些社会规范编码的反省观照，这一方面的研究趋近于社会学研究，结果容易丧失文学艺术本身而沉陷到“历史背景”中。提出“文化诗学”的研究方法，就在于沟通、协调上述三种话语，防止由单一视角的偏执所造成的见木不见林式的盲视，以便在文化的整体网络中重构艺术作品、作家和读者之间的有机联系。很显然，新历史主义所主张的这种阐释方法比弗莱关于整合文学经验的种种努力更为精细和复杂，甚至要求超出狭隘的艺术经验，通过扩大的“文学”观念去整合我们的文化经验。由此可见，“文化诗学”和原型批评虽在恢复文学的外部关系方面方向一致，但其理论重心已从文化中的文学移向了作为文化文本的文学。
按照美国《新文学史》杂志主编拉尔夫·科恩的看法，文化批评有别于一般文学批评的特异之处就是批评家努力使读者自己意识到作品强加给他们的观念形态。按照这一标准，从弗莱到新历史主义，可以看出文化批评告别形式主义时代而走向自觉的历程。
三、人类学家的“文学人类学”
与文学批评家们追求的个性化倾向不同的是人类学家提出的文学人类学设想。他们更加倾向于把文学现象当作文化现象来看待，侧重于从传播和符号作用方面寻求理解文学特性的新思路。
波亚托斯在提交第11届人类学民族学国际会议的长篇论文《文学人类学：走向一个新的整合领域》中，对文学人类学的整体构想和研究程序、研究范式做了全面论述。关于文学人类学的研究对象，波亚托斯认为应当从文学和人类学的结合部引申而出。鉴于当今研究的人类行为越来越趋向于跨学科和跨文化的全面视野，在文学理论、文学创作同人类学下属的各分支领域之间的不合理鸿沟也就显得引人注目了。这就意味着对于以人的生活习惯和人的物质、精神产品为对象的研究者来说，原有的界域必然要被打破。在诗学和文学理论，特别是小说和其他叙述形式的理论方面，有待开掘的丰富材料和尚未受到重视的多种角度均取决于跨学科界域的努力。另一方面，由于人类学涉及到多种研究人的角度和方法，人类学家和文学理论家都有责任去探索新的角度、开辟新的研究层面，这势必促使我们对文化的成员和每一文化的特质均有更深入细致的认识。根据波亚托斯的自述，他最初是通过对叙事作品中人物的非语言信息的跨学科研究，以及对作者和读者之间借助于这些非语言活动而完成的转换过程的研究，而提出文学人类学的观念的。（注：波亚托斯（Fernando Poyatos）：《小说中非语言交流的形式和功能：作者—人物—读者关系新论》，见国际符号学会会刊《符号学》（Semiotica ）第21卷3～4斯，1977年，第295～337页。）正是对文本中的非语言交流系统的分析，尤其是对作品中描述的超语言的（paralinguistic）活动和人体动作的分析，展示了文学人类学的多种研究可能性。因而可以说，非语言交流系统构成了文学人类学之基础。我们通过对此类行为的分析可以把握到文化的模式， 包括普遍的模式和人类生物学的（ anthroponemic）模式。在19世纪的欧洲文学中，非语言系统往往是现实主义的要素。根据非语言交流的作用方式，波亚托斯将现实主义划分成六种类型，即物理的现实主义、变形的现实主义、个人化的现实主义、心理的现实主义、相互作用的现实主义和文献式的现实主义。（注：波亚托斯：《文学人类学：走向一新的科际整合领域》（
LiteraryAnthropolog:Toward A New InterdiscipLinary Area）见《文学人类学》一书，本杰明出版公司，1988年，第7页。 ）后者对于人类学的比较文化研究或许更具有价值。
在波亚托斯看来，文学人类学的基本方法应是“符号与传播”的方法，他为此而构拟出一套模式，称之为“符号类型学模式” （ the signtypology model），藉以分析和发现叙事文学中的人类普遍要素和文化特殊要素。描述这些要素在叙述者和读者之间相互作用的过程。
1.符号系统，指的是作品中显示文化特性的成分。2.子系统，指的是在系统之中的各种道具、姿势、表情等描述。3.范畴，指构成子系统的成分；4.子范畴，指的是各种姿势、表情的形式与功能；5.形式，在身体系统中构成身体行为的核心成分，能够揭示符号过程的深层次；6.类型，由文化或亚文化所规定的对特定器物的使用方式、动作方式。（注：波亚托斯：《文学人类学：走向一新的科际整合领域》（Literary Anthropolog:Toward A New InterdiscipLinary Area）见《文学人类学》一书，本杰明出版公司，1988年，第43页。）
对于研究者来说，根本的任务就是区分和处理这些交流传播的符号，其中大部分是非语言交流。研究的结果将显示出在文学中蕴含的人类学因素，特别是文化与符号的密切关系。进一步的分析可以称为文化素（cultureme）模式和历时性、共时性方法。 文化素指的是通过符号感觉到或认识到的文化单位。人类学家常用分解出文化素的方式去分析一个文化整体；而文学人类学的跨学科特性也将体现在下面两种分析的结合，即符号的分析和文化素的分析。在文学中描述的某个符号，如小说中写到的眨眼便因文化而异，可以构成一个文化素；而一个文化素中可以包含几种符号系统、子系统、范畴、子范畴、形式和类型。两种分析的结合不仅使我们深入认识文学中的人类学因素，而且也使文学分析本身更进一层。
波蒂斯—温纳，美国波士顿大学的职业人类学家和符号学家，也从人类学立场出发考虑“文学人类学”建构。她指出：人类学本身就在实质上是一种跨学科的学科（an interdisciplinary discipline）。 人类学研究的核心概念“文化”，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一个跨学科的概念。跨学科的工作问题就是如何在不扭曲原学科的条件下使两个学科获得内在关联。人类学和文学这两个学科都没有截然不变的界线，如果有界线也是人为的和任意的。文学人类学的着眼点在于文学与其文化背景的关系，考察文化对于文学表现形式的铸塑作用。由此得出的模式可以同别的文化中的文学模式进行比较，最重要的发现将是相似性之中的差异性。（注：《关于文学人类学的讨论》中波蒂斯·温纳（Irene PortisWinner）的发言，见《文学人类学》一书，第327～328页。）
美国特拉华大学的语言学教授恩尼格对于建立文学人类学提出了深思熟虑的看法。他在讨论会上将自己的看法表述为9点纲领， 特引述如下：
1.文学人类学是人类学的下属分支学科，而不是文艺学的。2.文学人类学的目的是通过文学分析去发现人类学的素材。文学是标，关于某一人种的信息是本。3.决定文学人类学研究领域的单位是一种社会单位，一个人种；而不是文学单位，如一种文体或一部文学作品。4.文学人类学的方法并不是把文学当作自足的实体而从内部研究的方法，而是把文学当作社会的实体，从而在外部背景关联中研究的方法。5.由于并非所有的有文字的文化都创制狭义的文学，由于所有的有文字的文化都创制出多种书面文献，所以文学的概念应加以扩大，使之能包括各种书写文本，表现性的文本，描写性的文本，意欲的（conative）文本，审美的文本。所有这些文本都将作为人类学素材而加以分析。6.对于文学人类学而言，审美的文本是作为一种内在统一和谐的艺术品而被建构出来的文本，它比描述性、表现性和意欲的文本要次要些，后者在建构过程中更关注文本外部的因素：作者、接受者和相关的世界。7.为了展开跨文化的比较，文学人类学必须考虑无文字社会根本无法创制书面文本的事实。而有文字的社会也在创制书面文本的同时保持着口头文学的传统。8.旨在发现某一人种的文化知识的文学人类学还必须考虑：语言的文本（书面或口头的）只是文化文本（culture texts）的一个层面。 文化知识还储存于其他文本之中，如“身体的文本”（somatic texts）、“ 对象的文本”（ objectual
texts
）和“环境的文本”（ environmental texts）。这些文本也都是文化知识的对象化，即对象化到符号系统之中。9.文学人类学将在两个条件下获得成就：一是它认可如下事实，即文学是把握一个民族的文化知识的众多途径之一；二是它检验它所假定的发现，并同通过其他途径获得的发现加以对照。（注：《关于文学人类学的讨论》中恩尼格（Werner Enninger）的发言， 《文学人类学》一书，第332页。）
由于上述学者都从人类学立场出发来构想文学人类学，使这门新辟学科成为文化人类学的下属分支，而不是文艺学的分支，这自然引起某些争议。渥太华卡尔顿大学的比较文学教授萨坎尼（Stephane Sarkany）便认为，应当在“文学人类学”（literary anthropology ）和“文学的人类学”（anthropology of literature）之间做出区分。这不光是术语的问题，它关系到学科建构的方向。我们究竟是对文学文本中社会文化状况感兴趣，还是对作者、读者在符号活动中不同作用感兴趣？除了这两种理解之外，还应考虑到第三种理解：“文学人类学是在广阔的文化视野中对文学文本的研究分析。”（注：《关于文学人类学的讨论》中恩尼格（Werner Enninger）的发言，《文学人类学》一书， 第335页。）这一看法已经同文学批评家的文学人类学相去不远。
四、文化主体性与“人类学诗学”
20世纪后期人类学发展的一个重要倾向是美国人类学家倡导的“人类学诗学”一派，目前也已经有广泛的影响。该派对人类学研究的正统方法有所不满，认为不能仅用统计抽样和符号学等“硬”科学方法去研究作为客体的文化，应兼顾文化的主体性。与文学批评家所倡导的文学人类学亦有不同，人类学诗学的根本宗旨并非借用人类学的理论方法去研究文学，而是用诗学和美学的方法去改造文化人类学的既定范式，使之更加适合处理主体性感觉、想象、体验等的文化蕴含。
人类学诗学的产生首先以人类学家的文学创作为基础和前提。现代派诗歌大师庞德曾告诫年轻的学诗者：“去寻找一种尚未有人写过的文化吧，”诗的灵感就会降临。道理似乎并不深奥：庞德发现不少年轻诗人都在仿效他的创作，所以难以写出每个人的个性体验。转向另一种陌生文化必然会激发出前所未有的感受和体验，庞德本人就是在遥远的东方异城——尤其中国古诗——中找到创新之灵思的。这样一种向异文化寻觅诗思的倾向已成为本世纪西方诗坛的一大特色，而人类学作为探索原始文化和异文化的先驱学科，自然成了一大批文人所关注和热衷的领域。于是有了像斯坦利·戴蒙德（Stanley Diamond） 这样的诗人兼人类学家和爱德华·萨丕尔（Edward Sapir）、劳伦·艾斯利（
Loren Eiseley）、 露丝·本尼迪克（Ruth Benedict）那样的人类学家兼诗人不断涌现。据统计，从事职业人类学研究工作的人以美国为最多。1982年美国人类学学会的会员人数已愈5000。有人玩笑地说，这里恐怕是世界上人类学家人口密度（以每平方公里计）最高的国度了，其中直接从事文学创作的人至少也在千数以上。毫无疑问的是，“美国人的想象图景日益受到美国人类学家的影响和制约”， （注：丹·罗斯（ Dan Rose ）：《寻觅体验：斯坦利·戴蒙德的人类学诗学》，伊凡·布雷迪编：《人类学诗学》，若曼与雷托费尔德出版公司，1991年，第 225页。）正像非洲土著的假面之于毕加索，玛雅雕像之于亨利·摩尔，想象图景的变革必然带来艺术风格上的革命。处于后工业社会中的西方艺术家自觉寻找新的想象图景，这同人文学者自觉要求理解异文化的趋向是成正比例发展的。
人类学家从事诗歌创作的动因还有不同于一般诗人之处，那就是对异文化体验的主体性把握和有效传达。在文化人类学发展的初期，人类学家总是作为外部观察者用西方学术的规范和术语来传达他们对异文化的认识。自从本世纪中期“文化相对主义”原则逐渐为绝大多数人类学家所认同以后，一种从异文化内部去体认该文化的方法论应运而生。因为每种文化都有其自身独特的价值系统和生活方式，用西方思想学术的单一角度和语汇去理解和把握未免捍格难入。如何缩小观察者与被观察者之间的心理距离，更加真实、确切地从他文化内部去观察和表述，成为许多人类学家追求的新境界。即使在实地考察作业结束之际人类学家的身体已离开当地，但他的心理认同仍然可以持续存在——努力内化（甚至同化）到他者的生活方式中去。
60到70年代以印度尼西亚岛民社会中的大量实地作业而著称的美国人类学家吉尔兹（Clifford Geertz）于1983 年出版了《地方特有的学识：解释人类学新论》（ Local Knowledge :Further Essays in Interpretive Anthropology）一书，使上述内部研究法升华为一套新方法论原则，并由此开辟出“解释人类学”这一分支；与此同时还有学者提出“现象学文化人类学”乃至“第一人称文化人类学”等种种不同名目，从而使这种新的方法倾向蔚为壮观，呼声日益高涨。吉尔兹指出，最近十余年来的人类学家基于实地作业的经验而提出的方法论问题至关重要。在异文化的土著人中的实地生活给人类学者提供了从该文化内部去捕捉其体验的语汇，从而有可能将人类学家在先前的专业训练中习得的那套科学术语暂时搁置于土著生活以外。这种“捕捉”并非建立在土著与人类学家之间的交流基础上，而是建立在从观察者立场去解释土著生活的基础上。这里所说的“搁置”也不是放弃不用的意思，而是为了更好地进入土著文化体验的一种条件。成功的人类学家应当掌握双重的身份和语汇，既能精细入微地体会土著生活、地方习俗的特有含义，又能将其恰当地放入全球性文化结构的总体坐标之中。（注：吉尔兹：《地方特有的学识：解释人类学新论》，纽约，基本丛书公司1983年，第69页。）这种要求的哲学实质似乎是要兼顾文化的普遍性与特殊性，这已比吉尔兹早年倡导的“从土著的观点出发”（注：吉尔兹：《从土著的观点出发：论人类学理解的性质》（Fromthe Native's Pointof View:On the Nature of Anthropological Understanding ），道尔金（J.L.Doligin）缩：《象征人类学》（Symbolic Anthropology），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77年，第480～492页。）的单向要求更加全面和稳妥了。
与此同时，不少人类学家尝试文艺创作，藉以传达他们在异文化中实地生活之体验，一些专业刊物也开辟专栏专号，为这种新尝试推波助澜。
五、文学人类学在中国
随着西风东渐以来人类学知识在中国的传播，文学人类学研究从20世纪初便开始在中西学术的交融中出现。1902年西方的“神话”概念经日本传入中国，给传统的文史研究带来重要变革。茅盾从比较神话学的角度梳理汉族古神话，郭沫若从婚姻进化史角度解说甲骨文，闻一多从神话民俗入手重审《诗经》《楚辞》的文化渊源，李玄伯、卫聚贤从图腾理论入手考察古帝王世系，凌纯声以职业人类学家的眼光破解上古礼俗和文学密码，郑振铎借鉴《金枝》的巫术理论透析汤祷传说……凡此种种，都为国学方法的现代转型提供了具有启示性的示范。新时期以来，随着比较文学跨学科研究的勃兴和大批人类学著作的汉译传播，以原型批评为先导的文学人类学研究热潮正在兴起。
1987年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推出弗雷泽《金枝》节本的中译本。同年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了集中介绍弗莱的文学人类学观点的译文集《神话—原型批评》。随后上海、北京、浙江、四川、山东等地出版社竞相出版人类学译丛、比较文学丛书和民俗文化丛书，一批本世纪以来的人类学、宗教学和神话学著作相继汉译，这自然大大促进了知识结构的更新换代和学术心态的调整，给新兴的文学人类学批评提供了基础条件。
进入本世纪最后十年， 学术界有必要对几年来的译介引进工作加以反省和清点，另一方面也提出跨世纪的继往开来之目标。一些理论刊物便以专栏的形式体现这种双重需要。《文艺争鸣》于1990年推出“方克强的文学人类学批评”和“中国文学与原型批评笔谈”两个栏目；1992年又辟有“叶舒宪的文学人类学研究”专栏。《上海文论》1992年开辟“当代批评理论与方法研究”专栏，首期刊出“文学人类学与原型批评”小辑。其中方克强的《新时期文学人类学批评述评》（注：方克强：《文学人类学批评》，上海：上海社科院出版社，1992。）一文首次尝试对这一批评流派的实践进行理论总结。这些信息量集中的学术专栏起到了承前启后、为原型批评和文学人类学研究的中国化进程推波助澜的作用。
在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问世的著作中，我们可以明显察觉到在原型等新视野的拓展作用下，中国文学的传统研究思路已发生重大变化，由于切入文化无意识底层而或多或少具有的文化研究的人类学性质。至于以原型批评为主要分析工具写出的单篇论文，在90年代以来已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在全国的学术刊物之中，范围涉及民间文艺、外国文学、现当代文学和古典文学的各个领域，成为学术转型期引人注目的一个发展方向。
对于新时期的文学人类学研究取向， 谢天振从比较文学的角度做了回顾与展望：“由于成功地借鉴和运用国外大量比较神话学、民俗学、人类学、结构主义、主题学、原型批评等理论和方法，这一领域的研究突破了单纯收集、整理材料的阶段，而对许多传统的材料作出了富有新意的解释。……未来几年这方面的研究是不会使人们感到失望的。”（注：谢天振：《中国比较文学的最新走向》，《文艺研究》1994年第2 期。）如何从中国文化的实际出发对人类学等理论方法加以清理和综合，并发扬各种弱势话语的互补优势，建构真正多元对话基础上的文学人类学，已成为即将到来的新世纪摆在中国学者面前的重要理论课题。
1996年8月在长春召开的中国比较文学学会第五届年会上， 一批中青年学者发起组织了“中国文学人类学研究会”。1997年7 月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国家教委重点规划教材《比较文学》中增设了“文化人类学与比较文学”专章，这标志着文学人类学研究从个别的边缘性尝试走向新兴的学科建制方向。同年11月在厦门召开“首届中国文学人类学研讨会”，大陆和台湾的五十多位代表出席。
收稿日期：1998—0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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