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社会主义必须借鉴资本主义文明成果，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资本主义论文,成果论文,文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在落后的东方国家建设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新的时代课题。马克思揭示了人类社会走向社会主义的历史趋势，也留下了晚年关于东方社会发展道路的理论遗产。后发展国家在建设社会主义中必须借鉴和吸收资本主义文明成果，是马克思东方社会主义理论中的一个重要原则。
社会主义是对资本主义的扬弃和超越。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类社会形态的演进以生产方式的矛盾运动为基础。资本主义的历史过渡性，在于其是这样一个矛盾过程：它所创造的奇迹般的现代生产力最终成为其自身的否定因素。大工业的社会化生产力和私人占有制的矛盾，构成了资本主义社会不可调和的基本矛盾，并且决定了其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的历史趋势。由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将西欧资本主义高度社会化的现代生产力归为社会主义的现实物质基础，其构想的未来社会主义社会显然具有高度现代化的发达社会的特征。易言之，马克思主义经典意义上的社会主义，是一种超越资本主义文明形态的西方式的发达社会主义。
马克思晚年将唯物史观辩证地运用于俄国问题的研究，形成了其关于俄国道路的著名设想。1877年，在《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中，马克思明确肯定了俄国跳跃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的非西方道路的可能性。在他看来，“如果俄国继续走它在1861年所开始走的道路，那它将会失去当时历史所能提供给一个民族的最好的机会。而遭受资本主义制度所带来的一切极端不幸的灾难。”（《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129页）马克思表示同意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观点，即俄国应当发展其特有的农村公社的历史条件，这样，“就可以不经受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切苦难而取得它的全部成果。”（同上）1881年，在《给维·伊·查苏利奇的信》中，马克思在多年研究俄国问题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和深化了其俄国道路的思想。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并非俄国和一切国家发展的必由之路，“这一运动的‘历史必然性’明确地限于西欧各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268页）俄国之所以具有非西方式发展的历史可能性，原因在于：“俄国是在全国范围内把‘农业公社’保存到今天的欧洲唯一的国家。……一方面，土地公有制使它有可能直接地、逐步地把小土地个体耕作变为集体耕作，并且俄国农民已经在没有进行分配的草地上实行着集体耕作。……另一方面，和控制着世界市场的西方生产同时并存，使俄国可以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把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切肯定的成就用到公社中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435、436页）马克思俄国设想的要旨是，俄国由于其特有的农村公社的公有制遗产，以及大工业时代“世界历史”的国际环境，它可以越过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的历史灾难，通过社会主义革命而吸收资本主义的一切肯定性文明成果，即大工业、世界市场、科学技术以及与此相联系的现代文明成果。
马克思晚年的俄国设想是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重大发展，它表达了一种新的社会主义理论。如果说《共产党宣言》揭示了人类社会由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的一般历史趋势，那么俄国设想则指出了东方民族非西方的社会发展的多元路向。这种一元多线的历史观，体现了马克思唯物史观的深刻的辩证性。俄国设想关于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命题，充满了马克思主义历史辩证法的思想智慧。在俄国设想中，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不再是“历时态”之时间的更替，而是“共时态”之空间的并存。落后的东方俄国的社会发展道路将是一个辩证的历史过程：跨越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历史羁绊，吸收资本主义创造的现代文明成果。俄国有可能跳跃西欧式的资本主义发展阶段，但资本主义现代化的文明成果则是不可逾越的。马克思俄国设想对资本主义跨越与吸收的辩证法，确立了东方社会主义正确对待资本主义文明的方针，揭示了东方国家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道路。这一东方后发展社会主义理论，是对经典的西方发达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补充和发展。
二
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和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建立，表明东方落后国家的革命不只是作为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信号”而“互补”，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可以不在西欧无产阶级革命胜利的示范和帮助下率先建设社会主义。但是跨跃了“卡夫丁峡谷”的俄国，面临的是政治上先进和现代化迟滞的矛盾，正如列宁在《论粮食税》中所写的，“现在我们俄国无产阶级，无论在政治制度方面或在工人政权的力量方面，比任何英国和任何德国都要先进，但在组织像样的国家资本主义方面，在文化程度方面，在‘施行’社会主义的物质上生产上的准备程度方面，都比西欧最落后的国家还要落后。”（《列宁选集》第四卷，第513页）这种经济、文化的滞后不会因为创造了人类历史最先进的制度而改变，俄国要补现代化的课。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是艰难曲折的，列宁也经历了从照搬马克思经典理论，脱离现代化实际而追求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理想，到从国情出发，寻找马克思主义与俄国实际、社会主义与现代化有机结合的转变过程，此即由“战时共产主义”到“新经济政策”的转变。1918年初，国内战争爆发，使苏俄迅速转入战时体制，经济上实行完全国有化，建立了激进的国家垄断制计划经济，取消商业、货币、银行和市场，消费方面实行严格配给制，对农民实行严厉的“余粮收集制”。这一产品经济和命令经济的“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的实行，使生产窒息、破坏，并且引起了严重的政治危机与经济危机。这是人类史上第一次相对完整地照搬马克思经典理论的共产主义实验，反映了苏俄“直接过渡”的左倾指导思想。列宁在1922年的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报告中指出：“直接过渡到纯社会主义的经济形式和纯社会主义的分配，不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如果我们不能实行退却，……那我们就有灭亡的危险。”（《列宁选集》第四卷，第661页）
列宁在实践中产生的新经济政策的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学说史上的崭新理论，是东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创造性探索。其相对战时共产主义思想，是急剧的战略转折，是“退却”。这一“退却”的实质，是经济体制的深刻改革。
马恩东方社会主义理论提出了“吸取资本主义制度所取得的一切肯定成果”，是东方落后国家“跨跃”的前提，但未具体探讨如何吸取并得出相应结论。同时，马恩否定了国家资本主义，认为它丝毫不能改变资产阶级剥削无产阶级的事实。列宁从实践与理论上进行了大胆探索。
列宁在《论粮食税》中指出实行新经济政策，主要是由于连年战争、农业的欠收、牲畜死亡和余粮收集制的实行，使俄国面临政治和经济的严重危机。因此以粮食税取代余粮收集制为突破口，使农民可随意处理大部分余粮，进而活跃农业、商业，发展工业，改善城市供应，形成工农联盟的新经济基础。文中，他不仅回答了为什么要学习资本主义，而且进一步回答了应如何学习和利用资本主义的问题。他认为，俄国的经济是多种成分并存的过渡经济，其中占优势的是小商品农民经济。因此需要一种适合俄国国情的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形式，即培植、发展国家资本主义。在坚持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的科学态度以及对俄国国情深入了解的基础上，列宁对资本主义作出了客观的正确的评价和历史的理性的科学分析。他认为“国家资本主义在经济上无比地高于我国现时的经济”，“国家资本主义会是一个巨大的进步”，“没有建筑在现代科学最新成就上的大资本主义技术，……社会主义就无从设想。”“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是社会主义最完备的物质准备，是社会主义的入口。”“从物质经济、生产意义上讲来，我们还没有走上社会主义的‘入口’，而不通过我们尚未达到的这个‘入口’，就不能走进社会主义的大门。”因此，列宁提出，“我们的任务就是要学习德国人的国家资本主义，用全力仿效国家资本主义”，“我们应该利用资本主义（特别是要把它引导到国家资本主义轨道上去），作为小生产和社会主义之间的环节，作为提高生产力的手段、途径、方法和方式。”（《列宁选集》第四卷，第507、508、510～511、509、525页）
在如何培植和发展国家资本主义问题上，列宁专门论述了粮食税、贸易税和租让制等几种过渡形式。他认为无论从理论上还是实践上，全部问题就是“怎样把不可避免的资本主义的发展引导到国家资本主义轨道上去……怎样保证在不久的将来把国家资本主义变成社会主义。”（《列宁选集》第四卷，第519页）列宁进而强调，评价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优劣，不能抽象地把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相比，还要将资本主义与俄国特定的前现代的小农生产相比。对前者来说，资本主义是祸害；而对后者，资本主义则是幸福。列宁进而指出，由于贫困和经济破坏的严重性，国家还拿不出工业品，向农民换取我们必需的全部粮食，同时还不能立刻恢复起巨大的社会主义的国营工厂的生产，所以必须实行粮食税，以求尽快地改善农民生活和帮助他们提高生产力。粮食税的基本精神和经济意义在于：“要用一切办法来发展而且无论如何也要发展流转（即自由贸易），不要害怕资本主义，因为在我国（经济上剥夺了地主和资产阶级，政治上有工农政权），给予资本主义活动的范围是十分狭小，十分‘适度’的。”而“租让制政策施行成功，就会使我们获得为数不多，但却具有现代先进资本主义水平的模范——大企业；经过几十年以后，这些企业就会完全归我们所有。合作制的成功，就会使我们把小经济发展起来，并使小经济易于在相当期间里，在自愿结合基础上过渡到大生产。”（《列宁选集》第四卷，第527、523页）
列宁认为，必须向资本家学习，向资产阶级专家学习，学习和利用资本主义的技术和管理经验；为培植国家资本主义，为建立强大的物质技术基础服务，即使付出一定代价也是值得的。他甚至主张把千百万普特最宝贵的产品交给资本家代价。他说：“当我们已经能够而且应当管理国家的时候，我们就应该不吝惜金钱，竭力把那些受过资本主义训练的、文化程度极高的人吸引过来……”“我们给全世界资本主义一定的‘贡献’，在某些方面向他们‘赎买’，从而立刻在某种程度上使苏维埃政权的地位得到加强，使我们经营条件得到改善。”他还指出共产党要“一面指导工作，一面向那些有知识的人（专家）和有组织大企业经验的人（资本家）学习”。“为了领教要不惜破费，……只要学习能收到成效就行。”（《列宁选集》第四卷，第514、521、538、540页）
列宁在《论粮食税》中阐述了其新经济政策的实质，即小农经济占优势的落后俄国，不可能直接进入社会主义，只能按市场经济原则来组织经济活动，以商品经济为中介，通过发展国家资本主义迂回过渡到社会主义。列宁的新经济政策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东方道路的理论，开启了探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先河。
三
联系当代社会主义实践，社会主义运动自20世纪下半叶从高峰跌入低谷，最主要原因是这些东方落后国家在建设社会主义中都没解决好一个带有根本性的矛盾，即先进的社会主义社会形态与落后于资本主义的生产力长期并存，貌似先进的生产关系对社会生产力的严重阻碍。苏联、中国两个社会主义大国向世界宣告的“赶美超英”计划，非但屡屡落空未能实现，相反，苏联国民经济在冷战中被长期军事竞赛的巨额负担所拖垮，处于民穷国困境地；中国则在极左路线困扰下，20多年经济徘徊不前，到70年代末几乎陷于崩溃边缘。总结历史教训，我们在指导思想上长期没有解决好社会主义与现代化的关系问题。其表现在：第一，教条主义地把马克思对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进入社会主义的设想，勉强运用到东方落后国家，从而导致脱离国情和超越历史阶段的左倾冒进。第二，未能处理好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全盘否定和拒斥资本主义文明成果，闭关自守，思想僵化，致使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在消灭资本主义的阶级斗争中偏离了现代文明的轨道。
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是对马列东方社会主义理论的丰富和发展。邓小平理论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当代中国的现代化实际相结合，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初步回答了中国这样的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东方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而对外开放，正确对待资本主义创造的现代文明成果，则是邓小平理论的一个重要命题。资本主义社会经过几百年发展，在经济、科技、教育、文化和社会管理等方面，积累和创造了丰富的现代文明成果。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和平发展的全球化时代，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必须实行对外开放，大胆借鉴和吸收人类社会包括资本主义社会创造出来的全部文明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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