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民主主义论》与中国革命话语体系的建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新民主主义论文,中国革命论文,话语论文,体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A8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4527(2014)03－0047－08 话语体系，是关于思想观念的表达系统，包括概念、范畴、基本原理及相应的表达方式等。这些概念和基本原理，通过一定的表达方式凝结成为话语体系的中心思想，而话语体系又是围绕这个中心思想来展开的。建构话语体系，是为了获取话语权。所谓话语权，从字面意义上理解，“就是说话权、发言权，亦即说话和发言的资格和权力”，其更深层次则“主要是指关系国家生死存亡的意识形态主导权”。①中国革命话语体系，是关于中国革命问题的系统表达，涉及中国革命的性质、对象、任务、动力、道路和前途等一系列重大问题，其中心思想就是何谓中国革命，怎样进行中国革命。以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为标志建构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话语体系，准确把握了中国国情，科学分析了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是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重要成果。这一话语体系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向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话语转化，不但使党赢得革命时期的话语权，而且深刻地影响到当代中国的话语方式。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话语体系形成的渊源 《新民主主义论》是毛泽东1940年1月在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讲演，原题为《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经过整理后，该讲演以《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为题，登载在1940年2月15日延安出版的《中国文化》创刊号上。同年2月20日，在延安出版的《解放》杂志第98、99期合刊上，首次以《新民主主义论》为题发表并作了一定修改。《新民主主义论》共15部分，系统全面地论述了中国民主革命的一系列重大问题，连同之前发表的《〈共产党人〉发刊词》和《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等文章，初步构建起新民主主义革命话语体系的主体框架。新民主主义革命话语体系主要从马克思主义、三民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等三个方面，汲取理论营养和话语素材建构起来。 (一)马克思主义是新民主主义革命话语的基础 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其理论体系和话语风格对新民主主义革命话语体系的建构，具有最重要和最直接的影响。马克思主义的不断革命论、革命发展阶段论及无产阶级领导权等理论，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话语体系中都有集中体现。 不断革命论和革命发展阶段论相统一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革命发展观，也是毛泽东建构新民主主义革命话语体系的基本理论依据。马克思主义认为，无产阶级不但要“帮助”资产阶级完成民主革命，而且必须坚持自身政治上和组织上的独立性，进一步推动革命向社会主义方向发展。1843年，马克思在分析暴力革命对政治解放的促进作用时就提出：“只有宣布革命是不间断的，才能做到这一点”。②恩格斯在《共产主义原理》中对革命的阶段性作了专门阐述，他说：“共产主义者不能指望在资产阶级取得统治以前就和资产阶级进行决战，所以共产主义者为了本身的利益必须帮助资产阶级尽快地取得统治权，以便尽快地再把它推翻。”③通过总结1848年欧洲革命的历史经验，马克思和恩格斯进一步丰富了不断革命的思想。在《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告同盟书》中，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我们的利益和我们的任务却是要不断革命，直到把一切大大小小的有产阶级的统治全都消灭，直到无产阶级夺得国家政权，直到无产阶级的联合不仅在一个国家内，而且在世界一切举足轻重的国家内都发展到使这些国家的无产者之间的竞争停止，至少是发展到使那些有决定意义的生产力集中到了无产者手中”，同时明确要求把“不断革命”当作无产阶级的战斗口号。④毛泽东在科学分析中国革命性质和“社会主义向上高涨、资本主义向下低落的国际环境”的基础上，明确指出：“中国革命的终极的前途，不是资本主义的，而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⑤也就是说在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之后，还要继续进行革命，最终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 列宁在领导俄国革命的过程中，继承马克思不断革命的思想，又结合俄国革命实际，深入探讨落后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理论，进一步完善了革命发展阶段论。在列宁看来，俄国无产阶级在完成民主主义的任务后，“将立刻由民主革命开始向社会主义革命过渡，并且正是按照我们的力量，按照有觉悟有组织的无产阶级的力量开始向社会主义革命过渡。我们主张不断革命。我们决不半途而废。”⑥二月革命的胜利使“俄国资产阶级革命或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已经完成了”，⑦此时，俄国出现了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和苏维埃两个政权并立的局面。为了将革命引向深入，1917年4月，列宁发表了《论无产阶级在这次革命中的任务》，明确提出：“俄国当前形势的特点是从革命的第一阶段向革命的第二阶段过渡，第一阶段由于无产阶级的觉悟和组织程度不够，政权落到了资产阶级手中，第二阶段则应使政权转到无产阶级和贫苦农民手中”。⑧1920年6月，列宁在为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草拟的文件《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初稿》及其说明中，针对落后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提出了系统的斗争策略。提纲特别指出：“对于封建关系或宗法关系、宗法农民关系占优势的比较落后的国家和民族”，其共产党“必须帮助这些国家的资产阶级民主解放运动”，同时，无产阶级在革命中“也应该担负起领导者的作用”。⑨科学的革命发展阶段论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话语体系中表现得尤为明显。毛泽东创造性提出“新民主主义革命”概念，明晰了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区别与联系，做出中国革命需要分“两步走”的正确判断。同时，毛泽东还强调中国的无产阶级不仅要担负起领导民主革命的重任，而且“所要建立的中华民主共和国，只能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一切反帝反封建的人们联合专政的民主共和国”。⑩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继承和发展，体现出新民主主义革命话语体系的科学性。 (二)新民主主义革命话语体系批判地继承了三民主义 三民主义是孙中山创立并倡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学说。1905年，孙中山提出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十六字方针，当作中国同盟会的政治纲领。同年12月发表的《〈民报〉发刊词》中，他进一步将其概括为民族、民权和民生三大主义。在1924年初召开的国民党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孙中山对三民主义作了重新解释，增加了明确的反帝反封建的内容。毛泽东将前后变化发展了的三民主义区分为“旧三民主义”和“新三民主义”。他认为“新三民主义”，就是“孙中山先生在《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所重新解释的三民主义”，即“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三民主义”，只有这种三民主义才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治基础”和共产党人“愿为其彻底实现而奋斗”的政治原则。(11)毛泽东将三民主义中“唤起民众”、“平均地权”和“节制资本”等合理内核和话语内容，批判地借鉴到新民主主义革命话语体系中来，并赋予其新的内涵。 受苏俄和中国共产党的影响，孙中山在其晚年逐渐认识到工农大众对革命的巨大作用，确立了唤起民众、依靠民众的政策。1923年元旦，孙中山发表《中国国民党宣言》，分析了民众的重要性：“前代革命虽起于民众，及其成功，则取独夫而代之，不复与民众为伍。今日革命则立于民众之地位，而为之向导，所关切者民众之利害，所发抒者民众之情感。……故革命事业由民众发之，亦由民众成之”。(12)孙中山在其国事遗嘱中，更是明确指出：“积四十年之经验，深知欲达到此目的，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13)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话语体系中，“唤起民众”也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政治话语。毛泽东将中国革命几十年的经验教训总结为：“根本就是‘唤起民众’这一条道理”，“只有动员占全国人口百分之九十的工农大众，才能战胜帝国主义，才能战胜封建主义”。(14) “平均地权”和“节制资本”是民生主义的两个基本原则。孙中山认为“土地权之为少数人所操纵”是造成经济组织不平等的重要原因，要消除这种不平等，应当“由地主估价呈报政府，国家就价征税，并于必要时依报价收买之”。(15)对于企业中那些“有独占的性质，或规模过大为私人之力所不能办者，如银行、铁道、航路之属，由国家经营管理之，使私有资本制度不能操纵国民之生计”。(16)毛泽东批判地吸收了“平均地权”和“节制资本”的内容，又对其加以完善，提出了“新民主主义经济”的概念。在土地问题上，新民主主义经济主张“没收地主的土地，分配给无地和少地的农民”，实现孙中山提出的“耕者有其田”；在资本问题上，由于中国的发展还十分落后，所以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并不没收其他资本主义的私有财产，并不禁止‘不能操纵国民生计’的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但是社会主义性质的“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国营经济”必须是“整个国民经济的领导力量”。(17) 总之，在毛泽东看来，新民主主义与三民主义在革命原则上有基本的一致性，但“我党的新民主主义纲领，比之孙先生的，当然要完备得多；特别是孙先生死后这二十年中中国革命的发展，使我党新民主主义的理论、纲领及其实践，有了一个极大的发展，今后还将有更大的发展。”(18)可以说，新民主主义革命话语体系既吸收了三民主义的合理内核，又结合新的时代特征完成了对它的超越。 (三)新民主主义革命话语体系实现了具有民族特色的表达方式 中国革命的主体是工人、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西方的话语方式和深奥的书本理论很难为他们所理解掌握，这客观上要求党在进行革命宣传时，必须使用易于广大民众理解的话语方式。在建构中国革命话语体系时，毛泽东通过吸收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优秀元素，实现了具有民族特色的表达方式。 新民主主义革命话语体系中，毛泽东一方面引经据典，语句多排比、对仗；另一方面，又大量使用了比喻和拟人修辞，融入俗语、俚语等传统文化元素。在论述“中国向何处去”时，毛泽东用了“欣欣向荣”、“愁眉锁眼”、“甚嚣尘上”、“首当其冲”、“粗枝大叶”等成语，又配合使用“把全国人民打入闷葫芦里了”、“当作一番开台锣鼓”等俗语，强调了时局的危急性和研究中国革命问题的迫切性。在比较几种社会形态，突出共产主义的时代进步性时，毛泽东指出：“封建主义的思想体系和社会制度，是进了历史博物馆的东西了。资本主义的思想体系和社会制度，已有一部分进了博物馆(在苏联)；其余部分，也已‘日薄西山，气息奄奄，人命危浅，朝不虑夕’，快进博物馆了。惟独共产主义的思想体系和社会制度，正以排山倒海之势，雷霆万钧之力，磅礴于全世界，而葆其美妙之青春。”(19)简单几句话，就把封建主义、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三种社会形态的前途命运生动地展现出来。其中，“日薄西山，气息奄奄，人命危浅，朝不虑夕”一语，出自西晋李密的《陈情表》，是李密用来形容其“九十有六”的祖母的语句。毛泽东以此形容资本主义制度也如同一个上了年纪的老人，行将就木，失去了生命力。而对共产主义的描述，毛泽东则用四句文言句式与资本主义相对比，突出了共产主义朝气蓬勃的发展势头。 毛泽东以中国人自己的话语表达方式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进行诠释，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大众化，创造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的话语方式，使得这套话语更容易为广大民众所接受。这种转化不仅仅是词语和符号的转换，更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内涵同中国传统文化优秀成果的结合，是形式与内容的有机统一。 二、构成新民主主义革命话语体系的基本要素 “任何一个理论的话语体系的形成，都依据其核心概念或范畴的确立为基础因为核心概念或范畴是理论之网的网上纽结。”(20)在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的过程中，毛泽东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提出“新民主主义革命”、“两重任务”与“两步走”以及“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等一系列新概念和新范畴，建构起新民主主义革命话语体系的主体框架。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 “新民主主义革命”是新民主主义革命话语体系的核心概念，是对中国革命的性质、对象、任务、动力以及中国革命与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关系问题的解释话语。1939年12月，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就明确提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概念，在写作《新民主主义论》时又对它进行了完整、系统的阐释。 第一，毛泽东对中国的基本国情作了分析，因为“认清中国的国情，乃是认清一切革命问题的基本的根据”。(21)毛泽东指出：中国从周秦始就是一个封建社会，“自外国资本主义侵略中国，中国社会又逐渐地生长了资本主义因素以来，中国已逐渐地变成了一个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现在的中国，在日本占领区，是殖民地社会；在国民党统治区，基本上也还是一个半殖民地社会；而不论在日本占领区和国民党占领区，都是封建半封建制度占优势的社会。这就是现时中国社会的性质，这就是现时中国的国情。”(22)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社会，“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成为主要矛盾，而“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乃是各种矛盾中的最主要的矛盾”。(23) 第二，中国的社会性质和主要矛盾，决定了中国革命的性质、对象、任务和动力。“现阶段中国革命的性质，不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的，而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24)是为着彻底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统治而进行的革命。中国革命的对象“不是别的，就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就是帝国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和本国的地主阶级”。(25)革命的动力包括无产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其中，无产阶级不但是革命最基本的动力，而且是革命的主要领导力量。 第三，在新的时代背景下，中国的民主主义革命，已经“不是一般的民主主义，而是中国式的、特殊的、新式的民主主义，而是新民主主义”。(26)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和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人类历史的发展方向发生了根本变化，世界革命的性质“已不是旧的世界革命，旧的资产阶级世界革命早已完结了；而是新的世界革命，而是社会主义的世界革命”。(27)中国的民主革命是“反对国际资产阶级、反对国际资本主义的革命”，“它就不再是属于旧的世界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范畴，而属于新的范畴了；它就不再是旧的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的世界革命的一部分，而是新的世界革命的一部分，即无产阶级社会主义世界革命的一部分了”。(28)实际上，毛泽东建构的整个革命话语体系就是以“新民主主义革命”为核心展开的，围绕这个概念进一步形成了关于什么是中国革命，怎样开展中国革命以及中国革命的前途是什么等问题的话语表达，体现了中国革命的特殊性和新的时代特征。 (二)“两重任务”与“两步走” “两重任务”与“两步走”是新民主主义革命话语体系的基础性概念，这两个概念涉及对中国无产阶级的分析、对民族资产阶级的评价，是对中国革命具体步骤和革命前途的集中凝练。 毛泽东在科学分析中国社会性质和国际环境的基础上，明确提出了中国革命的两重任务，即“中国革命是包括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的革命(新民主主义的革命)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性质的革命、现在阶段的革命和将来阶段的革命这样两重任务的”。(29)这两重革命任务都需要无产阶级的政党——中国共产党来领导，“离开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任何革命都不能成功”。(30)这个判断源于毛泽东对中国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分析与认识。在毛泽东看来，中国的资产阶级可大致区分为“带买办性的大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前者是“直接为帝国主义国家的资本家服务并为他们所豢养的阶级”，是革命的对象。(31)而民族资产阶级则是带有两重性的阶级，一方面因其受帝国主义的压迫和封建主义的束缚，有一定革命积极性，另一方面，他们在经济上和政治上的软弱性，又使其没有彻底反帝反封建的勇气。这种两重性决定了民族资产阶级不可能成为中国革命的领导力量。相比之下，中国的无产阶级除了具备一般无产阶级的优点以外，还有自己“特出的优点”，即身受三种压迫，革命斗争性最坚决和彻底；觉悟性强；与农民阶级有天然的联系，便于工农结成亲密的联盟。(32)所以，只有无产阶级才能担负起中国革命两重任务的重担，这也是区分旧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一个重要标志。 “两步走”是“两重任务”概念的延伸，是对中国革命发展道路的话语表达。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等文章中，毛泽东反复强调中国革命要分两步走：“中国现时社会的性质，既然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性质，它就决定了中国革命必须分为两个步骤。第一步，改变这个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形态，使之变成一个独立的民主主义的社会。第二步，使革命向前发展，建立一个社会主义的社会”。(35)也就是说，中国的革命是“包括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两个阶段在内的全部革命运动；这是两个性质不同的革命过程，只有完成了前一个革命过程才有可能去完成后一个革命过程。民主主义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准备，社会主义革命是民主主义革命的必然趋势”。(36)这就明确规定了中国革命的发展前途，“不是资本主义的，而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37)“两重任务”和“两步走”概念是共产党人关于中国革命道路问题的成功探索，它厘清了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区别与联系，真正做到了马克思主义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使党在中国革命领导权问题上，进一步提升了自身的话语地位。 (三)“新民主主义共和国” “新民主主义共和国”是毛泽东在社会形态问题上的话语创新，它既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必然结果，又是中国革命“两步走”过程中必要的过渡环节。在《新民主主义论》等著作中，毛泽东较为系统地阐释了“新民主主义共和国”概念的科学内涵。他指出：“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和新民主主义的文化相结合，这就是新民主主义共和国，这就是名副其实的中华民国，这就是我们要造成的新中国”。(38) 毛泽东从国体和政体两方面分析了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所谓国体，“就是社会各阶级在国家中的地位”(39)，新民主主义共和国是“各革命阶级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统一战线的专政”，“即是一个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和其他一切反帝反封建分子的革命联盟的民主共和国。”(40)所谓政体，则是“政权构成的形式问题，指的一定的社会阶级取何种形式去组织那反对敌人保护自己的政权机关”。(41)关于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政体，毛泽东提出要采取“民主集中制”，因为“只有民主集中制的政府，才能充分地发挥一切革命人民的意志，也才能最有力量地去反对革命的敌人”。(42)这种政权的组成形式，可以采取“国民大会、省民大会、县民大会、区民大会直至乡民大会的系统，并由各级大会选举政府。”(43) 新民主主义的经济话语在吸收三民主义“平均地权”和“节制资本”等合理内容的基础上，又增加了新的科学内涵，形成了党的新民主主义“三大经济纲领”的话语雏形。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毛泽东提出：“没收地主的土地，分配给无地和少地的农民，实行中山先生‘耕者有其田’的口号，扫除农村中的封建关系，把土地变为农民的私产”。(44)“大银行、大工业、大商业，归这个共和国的国家所有”，“但这个共和国并不没收其他资本主义的私有财产，并不禁止‘不能操纵国民生计’的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45)这与党在解放战争时期制定的“没收封建阶级的土地归农民所有，没收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陈立夫为首的垄断资本归新民主主义的国家所有，保护民族工商业”的“三大经济纲领”(46)具有思想理论和话语表达上的一致性。 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同时也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这是新民主主义革命话语体系从“文化革命”的历史任务和新文化的本质特征两个层面对新民主主义文化进行的解读与诠释。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决定了革命的对象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表现在文化领域，就是要推翻帝国主义文化和封建主义文化在中国的统治，“不把这种东西打倒，什么新文化都是建立不起来的”。(47)因而，从革命的历史任务角度来说，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就是“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而由于文化革命反对帝国主义，所以“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是民族的”，是“主张中华民族的尊严和独立的”，是“带有我们民族的特性”的文化；它反对封建主义，所以“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是科学的”，“是反对一切封建思想和迷信思想，主张实事求是，主张客观真理，主张理论和实践一致的”文化；由于文化革命的主体是人民大众，所以“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是大众的，因而即是民主的”。(48) 由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所构成的“新民主主义共和国”概念，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关于社会形态的论述中不曾出现过，是毛泽东运用马克思主义原理结合中国具体实际，进行的话语创新。它准确回答了“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是“建设一个中华民族的新社会和新国家”的总体设计与宏伟蓝图。(49) 三、新民主主义革命话语体系的历史地位与现实影响 新民主主义革命话语体系是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基础，以三民主义合理内核为借鉴吸收，通过具有民族特色、民族风格的话语方式表达出来的，关于中国革命问题的一系列概念、范畴和原理的有机组合。它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话语表达，从话语的层面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向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转化。此后，中国共产党人逐渐扬弃三民主义，通过自己的理论体系和话语方式夺取了革命的话语权。新民主主义革命话语体系对当代中国社会的政治话语、大众话语乃至学术话语，产生了重要影响。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话语体系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话语表达 中国共产党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武装起来的革命政党，从建党伊始，就致力于运用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革命。但是，由于党尚处幼年时期，缺乏革命斗争经验，特别是还不善于将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理论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一度只是照抄照搬经典著作中的语句和苏联经验。第一、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党内先后出现了一系列关于中国革命问题的教条主义的理论思想和话语表达，给党和革命事业带来重大损失。(50) 大革命和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惨痛教训，使党深切认识到，必须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国情结合起来，探求适合自己国情的革命道路，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1938年10月，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作了《论新阶段》的报告，明确提出“没有抽象的马克思主义，只有具体的马克思主义。……因此，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替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与中国气派”。(51)基于这种原则，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摒弃教条主义作风，把产生于西方发达国家的马克思主义灵活地运用到中国这个落后的东方国家的革命实践中，创新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和话语表达。《新民主主义论》、《〈共产党人〉发刊词》和《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等著作，标志着毛泽东新民主主义理论及其话语体系的基本成熟。事实上，新民主主义革命话语体系就是新民主主义理论的话语形态，它紧紧围绕“新民主主义革命”概念，阐述了中国革命的“两重任务”和“两步走”的发展道路，指明了建立“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革命目标，清晰而准确地表达出中国革命的性质、对象、任务、动力和前途等重大政治问题。新民主主义革命话语体系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的话语表达，其话语内容既是对马克思主义革命学说的继承，又结合中国具体实际和时代特征进行了发展与创新。 (二)新民主主义革命话语体系使中国共产党掌握了革命话语权 新民主主义革命话语体系的形成，使共产党人有了与国民党三民主义分庭抗礼的革命话语。此后，中国共产党逐步舍弃了三民主义在革命宣传中的主体地位，打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旗帜，形成了关于中国革命的话语方式。 三民主义是两次国共合作的政治基础。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为了促成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实现，公开宣言：“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为中国今日之必需，本党愿为其彻底的实现而奋斗”。(52)在初期的抗战宣传中，共产党人基本都是以三民主义为号召开展的。1938年武汉会战后，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国共两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内的政治斗争日益加剧，这种斗争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对革命话语权的争夺。1939年4月召开的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确立了“溶共”、“防共”、“限共”方针，又颁布了《防制异党活动办法》、《共党问题处置办法》等一系列反共秘密文件。此后，国民党顽固派在军事上频繁制造摩擦的同时，在思想政治领域也加大了反共宣传力度，特别是在革命和建国问题上，提出以“忠孝仁爱信义和平之八德”当作“救国之道德”，把经过歪曲的三民主义称为“建国之信仰”和“国家建设唯一无二之法门”。(53)张君劢、叶青等文人政客也相继发表反共言论，诋毁、抨击共产主义。1938年12月，张君劢发表《致毛泽东先生一封公开信》，要求共产党人“不如先将马克思主义暂搁一边，使国人思想走上彼此是非黑白分明一涂，而不必出以灰色与揜饰之辞”。(54)叶青更是主张“三民主义可以满足中国现在和将来的一切要求。它的实现，中国便不需要社会主义了，从而组织一个党来为社会主义而奋斗的事也就不必要了”。(56)甚至连已经投降日本的汪精卫集团，也打着三民主义的旗号，进行反共宣传。面对“甚嚣尘上”的“妥协空气”与“反共浪潮”，如何提出自己的“主义”，发出自己的声音，以批驳反共势力和投降派，争取和教育广大民众，成为中国共产党必须解决的紧迫课题。 在此背景下，1939年底至1940年初，毛泽东完成了《新民主主义论》等文章的写作，为共产党人构建自己的话语体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毛泽东在给吴玉章的一封信中提到：“写了一篇理论性质的东西，目的主要为驳顽固派”。(56)这篇“理论性的东西”指的就是《新民主主义的政治和新民主主义的文化》一文，也就是后来的《新民主主义论》。正是在与反共势力进行论战的过程中，毛泽东明确表达了中国共产党的观点和立场，创新出与国民党三民主义完全不同的关于中国革命问题的话语体系。尤其是“新三民主义”概念的提出，更打破了国民党对孙中山三民主义的话语垄断。在毛泽东看来，只有包括“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三民主义，才是真三民主义，“没有三大政策，或三大政策缺一，在新时期中，就都是伪三民主义，或半三民主义”。(57)毛泽东还进一步分析了三民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异同。他指出：三民主义中的“革命的民族主义、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这三个政治原则，同共产主义在中国民主革命阶段的政纲，基本上是相同的”，(58)但二者在一部分具体政策、有无社会主义革命阶段、宇宙观和革命的彻底性等方面还有较大区别。因此，“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比我们的新民主主义差，新民主主义的确比三民主义更进步，更发展，更完整。现在的新民主主义在将来还会发展得更完善。”(59) 总之，通过驳击国民党歪曲了的三民主义，中国共产党完成了对新民主主义革命话语体系的建构，确立起党对中国革命的解释权和话语权。正如毛泽东说的：“清凉山上插了一面旗子，叫做新民主主义”。(60)此后，党基本不再以三民主义为主体进行革命宣传，而是将三民主义纳入新民主主义，在新民主主义的“旗子”下独立阐发自己的革命主张。 (三)新民主主义革命话语体系实现了政治话语、大众话语和学术话语的统一 毛泽东创立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话语体系首先是政治性话语，但又突破单纯的革命宣传与政治说教，内在地包含了大众话语和学术话语，成为政治、大众与学术话语的有机统一。这种融合统一对当代中国的话语方式产生了深刻影响。 第一，新民主主义革命话语体系的创立和发展是为了争夺革命的话语权，领导广大民众进行革命，其主要内容属于政治话语的范畴。例如，毛泽东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具体划分为“旧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提出“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科学概念，并规定了其“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国体和“民主集中制”的政体等，这都是政治性的话语表达。这些表达方式在很大程度上建构了当代中国的政治话语框架。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60周年、70周年、80周年、90周年大会的讲话中，都提到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基本国情、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任务、新民主主义的革命性质以及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等内容。(61)毫无疑问，这些话语直接来源于新民主主义革命话语体系。另外，党对社会主义建设战略目标的总体设计，也沿用和发展了毛泽东“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构建模式。(62) 第二，生动鲜活的大众话语成为新民主主义革命话语体系的语言载体。针对宣传工作中部分政治话语生硬晦涩，不能为广大民众所理解掌握的问题，毛泽东在《〈中国工人〉发刊词》中提出：“多载些生动的文字，切忌死板、老套，令人看不懂，没味道，不起劲”。(63)整风运动时，毛泽东又撰写了《反对党八股》一文，要求全体党员学习群众语言，以人民群众的话语方式传播马克思主义和党的政治主张，做到“有的放矢”。新民主主义革命话语体系继承中国传统文化元素，吸收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话语素材，创造出具有民族特色、民族风格的语言形式。大量成语、老话、俚语、俗语的运用，使原本严肃的革命斗争和枯燥的政治宣传变得生动活泼，成功把马克思主义的西方话语转化为一般群众能够理解掌握的大众话语，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化。 第三，学术话语的使用，增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话语体系的学理性。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毛泽东强调科学的革命态度是“实事求是”，并且指明真理的评价标准，即“究竟谁发现了真理，不依靠主观的夸张，而依靠客观的实践。只有千百万人民的革命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尺度”，(64)体现了科学的认识论。在国家学说领域，毛泽东分析了不同类型的国家形态，对国体和政体概念作了严格界定，创造性地提出以各级国民大会作为政权的组织形式，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理论宝库。当代中国的学术话语，特别是政治学、历史学和哲学等人文社会科学的主流话语，都不同程度受到新民主主义革命话语体系的影响。以历史学为例，现有的历史教科书及大部分近现代史专著，对近现代中国的社会性质、革命对象、历史分期、革命的领导阶级等基本问题的认识，对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北伐战争等历史事件的分析，对孙中山、鲁迅等历史人物的评价，基本都继承了《新民主主义论》等著作的话语，是其进一步发展和延伸。另外，像“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65)“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66)等话语表达，早已成为我们在学术研究中耳熟能详的经典语句。 总之，以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为标志建构起的中国革命话语体系，其话语内容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中国革命实际和时代特征的结合，形式则是民族的大众的表达方式。它的创立和发展，是内容与形式的有机统一，从话语表达的角度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向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转化。通过这一话语体系，中国共产党牢牢扭住了中国革命的话语权，赢得了广大民众的理解、认同和支持。新民主主义革命话语体系是政治话语、大众话语和学术话语的统一，对当代中国的话语方式仍具有持续性的影响。 注释： ①张国祚：《关于“话语权”的几点思考》，载于《求是》2009年第9期。 ②③《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3、692页。 ④《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92页。 ⑤⑩(11)(14)(17)(19)(21)(22)(23)(24)(25)(26)(27)(28)(29)(30)(31)(32)(35)(36)(37)(38)(39)(40)(41)(42)(44)(45)(47)(48)(49)(57)(58)(63)(64)(65)《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50、675、689－690、565、678、686、633、664－665、631、647、633、666、669、668、651、651、639、644、666、651、650、709、676、648－649、677、677、678、678、695、706－708、663、690、688、728、663、698页。 ⑥《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650页。 ⑦《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25页。 ⑧《列宁专题文集论社会主义》，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9页。 ⑨《列宁专题文集论资本主义》，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56、280页。 (12)《孙中山全集》第7卷，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2页。 (13)《孙中山全集》第11卷，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639页。 (15)(16)《孙中山全集》第9卷，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120、120页。 (18)《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61页。 (20)陈锡喜：《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和话语体系》，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63页。 (43)《解放》第98、99期，延安解放社1940年2月20日，第28页。新中国成立后，在编辑《毛泽东选集》时，毛泽东将此处的“国民大会”、“省民大会”、“县民大会”、“区民大会”、“乡民大会”改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省人民代表大会”、“县人民代表大会”、“区人民代表大会”、“乡人民代表大会”。见《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77页。 (46)(66)《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253、1471页。 (50)这几种革命话语，分别以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和王明为代表。针对这几种右的和“左”的错误话语，中国共产党在革命过程中给予了总结与纠正。详见1945年4月20日，党的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的相关说明，见《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22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74－88页。 (51)《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5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651页。 (52)《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4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370页。 (53)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宣传部：《国民精神总动员之理论与实施》，1941年版，第60、63页。 (54)张君劢：《致毛泽东先生一封公开信》，载于《再生》第10期。 (55)转引自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传》，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563页。 (56)《毛泽东书信选集》，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46页。 (59)(60)《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21、258页。 (61)具体参见《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六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180－200页；《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七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十三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166－193页；《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十五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143－175页；《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九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十七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431－452页。 (62)从十五大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文化的基本目标和基本政策”，到十八大确定的“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社会主义生态文明”五位一体的总布局，在某种程度上是对《新民主主义论》中政治、经济和文化相结合的“新民主主义共和国”概念的丰富和发展。标签：新民主主义论论文; 三民主义论文; 资本主义制度论文; 中国近代史论文; 政治文化论文; 社会主义革命论文; 世界主义论文; 新民主主义革命论文; 社会帝国主义论文; 无产阶级政党论文; 帝国主义时代论文; 社会主义社会论文; 世界政治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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