努力保持宏观经济稳定，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宏观经济论文,努力论文,稳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保持宏观经济稳定，是指保持宏观经济总量的基本平衡，抑制通货膨胀，防止经济发展出现大的波动。这是促进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和保持社会稳定的重要条件。八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通过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中关于宏观调控目标、政策和有关措施的规定，体现了保持宏观经济稳定的要求。李鹏总理去年在五中全会关于《建议》的说明和最近在八届人大四次会议的报告中，也都强调了保持宏观经济稳定对未来发展、改革、稳定的重要性。
一、保持宏观经济稳定的重要意义
保持宏观经济稳定，最重要的是实行稳健的宏观经济政策，使经济增长的潜力尽可能得到利用，又不导致通货膨胀率上升。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当需求不足造成经济不景气甚至出现大的萧条时，政府实行扩张的财政、货币政策，可以扩大需求，刺激经济增长，增加就业。但是，如果扩张的力度过大，或者在经济增长的潜在能力已经利用、需求已经过大时，仍然通过扩张的财政、货币政策刺激需求，就会引发严重的通货膨胀，造成经济剧烈波动，从而损害经济增长。
二战以后，一些西方市场经济国家吸取历史的教训，把保持宏观经济稳定，抑制通货膨胀，作为客观经济政策的重要目标。力图通过反周期的宏观经济政策，保持适度的经济增长率和较低的通货膨胀率，避免出现三十年代那种大危机、大萧条。这些国家在处理经济增长和通货膨胀关系上的经验教训值得借鉴。例如，联邦德国二战后从战时统制经济转向市场经济时，就注重保持宏观经济稳定，采取从紧的货币政策。政府最重要的职能，一是反对垄断，保护竞争；二是紧缩通货，实行“管住货币，放开价格”的政策，结果经济迅速得到了恢复和增长，通货长久保持了稳定。1967年5月，联邦德国议会通过了《经济稳定和增长促进法》，规定国家宏观经济政策的目标是“保持整个经济的平衡”，具体说来，就是“在市场经济规则范围内力求达到经常的和适度的增长，并在这一前提下同时保持稳定的价格水平、高就业水平和对外经济平衡”。其中，经常的和适度的增长，是指经济增长不应出现剧烈起伏，增长率有助于实现其他三项目标，既能将失业率降到最低限度，又不影响币值稳定。
日本在战后初期也采取了紧缩性的货币政策。1949年实施的“道奇计划”，主要内容是减少财政支出，限制政府的物价补贴金额，将财政预算由赤字变成黑字（盈余），同时中止复兴金融公库对产业的长期资金贷款。“道奇计划”的实施，使日本经济迅速恢复了稳定，并为日本以后的高速增长奠定了基础。在高速增长时期，日本也很注意保持价格稳定。在1957年至1970年高速增长时期，日本消费物价年均上涨率为4.6%，与经济增长率之比为0.46∶1。
美国在六、七十年代曾执行了膨胀性的货币政策，1973—1975年的经济衰退宣告了这一政策的破产。最近几年，美国权威人士认为，美国年经济增长率在2.5%左右，通货膨胀率在1—2%，失业率在5—5.5%，是比较适当的。如果经济增长率超过2.5%，由于担心出现经济过热和通货膨胀率上升，掌管联邦货币政策的联邦储备局就会通过提高银行隔夜拆借利率和公开市场业务等手段，收紧银根，抑制需求，适当降低经济增长率。例如，1993年第四季度美国经济回升，1994年初开始出现经济过热的迹象，联邦储备局在1994年曾连续七次调高利率，以减轻通货膨胀的压力。
这说明，发达市场经济国家对保持宏观经济稳定，是相当重视的，并力求通过宏观调控手段，保持低的通货膨胀率。韩国在1972—1979年推行进口替代和着重发展化工业的政策，国家投资规模庞大，并提供负利率的优惠贷款，结果很快造成经济结构失衡，出现严重的通货膨胀，市场关系受到严重扭曲。1979年当局准备采取抑制通货膨胀的政策，但为时已晚，结果酿成1979年底到1980的社会政治危机。1980年新政府上台后，采取了“不惜一切代价保持价格稳定”的方针，严格控制货币供应量增长速度，调整产业结构。经过两三年的努力，通货膨胀率从1980年的40%下降到5%以内，除1980年经济增长速度下降到—5.2%以外，以后年份一直保持了经济和出口的高速增长。韩国有一些经济学家认为，保持经济稳定，主要内容就是保持经济有效率的适度的增长和物价的基本稳定。只有经济稳定发展，物价基本稳定，才能有利于宏观经济比例协调，使相对价格变动能够比较准确地反映资源的稀缺程度，从而有助于在市场导向条件下资源配置的优化。韩国学者认为，韩国GNP年增长率8%是适度的，物价上涨率应控制在2%。如果经济增长率超过8%，就容易导致经济比例失调和通货膨胀。
我国的历史经验也充分证明了保持宏观经济稳定的重要性。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发生了三次经济过热和较为严重的通货膨胀。第一次是在1984—1985年，国民生产总值分别比上年增长14.7%和12.8%，其重要原因是银行贷款和财政支出都比较松，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分别比上年增长25.6%和38.8%，造成社会需求过大，导致1985—1986年全国零售物价指数分别上升8.8%和6%。第二次是1987—1988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再度膨胀，分别比上年增长20.5%和23.5%，虽然带动国民生产总值分别增长10.9%和11.3%，但也造成了社会总需求膨胀，导致1987年、1988年物价总水平上升7.3%和18.5%。不得不从1988年第四季度开始紧缩，造成经济大幅度波动，1989年、1990年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下降为4.4%和4.1%。第三次是1992—1994年固定资产投资再次高速增长，分别比上年增长42.6%、58.6%和27.8%。这一方面带动了经济快速增长，国民生产总值分别增长14%、13.3%和11.6%，三年平均为12.96%；但是另一方面也推动了通货膨胀，全国零售物价总指数1993—1995年分别为13.2%、21.7%和14.8%。三次较为严重的通货膨胀都使物价大幅度上涨，尤其是后两次达到了两位数。其共同的特点都是投资规模过大，经济增长速度过高，导致货币供应量大幅度增长。
经验证明，实行扩张性货币政策，即使在短期内有可能使经济增长速度上去，但从长期看，必然导致严重通货膨胀和经济的大起大落，最终是不利于经济发展的。世界银行对31个发展中国家的实证分析也表明，通货膨胀常常导致价格扭曲，带来低效益，从而无助于经济增长，甚至会破坏国民经济。严重通货膨胀的主要危害在于：（1）加剧经济结构的恶化。在经济过热、工业超高度增长时，农业和基础工业的发展相对缓慢，产品结构向下游产品倾斜，结果是长线更长，短线更短，导致资源配置状况恶化，结构更加失衡。（2）通货膨胀造成价格信号失真，加剧分配领域和流通领域的秩序混乱，助长囤积居奇和分配不公。结果是从事工业不如经营商业，经营正常的商业活动不如投机倒把，囤积居奇。这必然挫伤人们从事正常投资和生产经营的积极性。（3）用通货膨胀刺激经济增长，即使短期内会使经济出现较快发展，但这种短期的高增长必然带来比例失调并使生产超出了资源供应能力，最终造成经济衰退，使经济增长出现剧烈波动，因此，从长远看是不利于经济增长的。（4）通货膨胀将影响经济增长的质量，城乡居民的实际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甚至有可能下降。而且，严重的通货膨胀还会使人们的涨价心理预期增强，从而形成不正常的消费行为。（5）危及社会稳定。国际经验表明，通货膨胀，经济不稳定，将加剧分配不公，使社会腐败现象蔓延，引起公众不满。经济稳定和持续增长是社会稳定的基础，是国家长治久安的基础。
二、“九五”时期保持宏观经济稳定的任务相当艰巨
《纲要》提出了“九五”期间宏观调控的目标：国民生产总值年增长8%左右；明显降低物价上涨幅度，首先要使物价上涨率低于经济增长率；固定资产投资率30%；实行适度从紧的财政政策，逐步减少财政赤字，实现财政收支基本平衡；实行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保持人民币币值稳定；保持国际收支基本平衡；人口自然增长率控制在年均10.83‰；五年新增城镇就业4000万人，城镇失业率力争控制在4%左右，向非农产业转移4000万农业劳动力。这些宏观调控目标，是在全面分析各方面条件和综合平衡的基础上提出的，既反映了促进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要求，也反映了抑制通货膨胀、保持宏观经济稳定、避免经济大起大落的要求。
现在国际、国内条件对我国经济发展都比较有利，国内社会安定，储蓄率很高，外汇储备较多，市场有很大潜力，基础设施和基础产业正在加强，体制条件和投资环境不断改善；国际上看好中国经济发展的前景，中国市场对外资有很大吸引力。因此“九五”期间我国经济继续保持较高的增长速度是可能的。同时，我们也要看到，“八五”期间在经济高速增长（GNP年均增长12%）的同时，也带来了严重的通货膨胀（年均物价上涨率11.4%）。“九五”期间既要保持国民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又要把“八五”末期过高的物价上涨率降下来，并防止再次出现严重通货膨胀，保持宏观经济稳定。如何同时实现这两个方面的目标，这是难题所在。中共中央《建议》和八届人大四次会议通过的《纲要》都强调，“九五”期间要把抑制通货膨胀作为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要实行适度从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这反映了对抑制通货膨胀问题的重视，以及对其难度的充分估计。
第一，“九五”的物价起点比“八五”高得多。1990年零售物价总指数只有2.1%，而1995年为14.8%。如果“九五”前两年不能消化前几年积累起来的通货膨胀因素，使物价指数回落到比较低的水平，相反又积累起新的通货膨胀因素（就是说旧帐未还清又欠新帐），那么整个“九五”的形势将很严峻。
第二，经过多年的价格改革，我国农业、能源等基础产业价格偏低的不合理状况虽然有所改变，但目前仍存在一些问题。“九五”期间，需要进一步调整粮、棉等农产品价格，缩小工农产品“剪刀差”，并使农业内部产品比价关系基本合理；需要逐步提高煤、电、油、运等基础产品和服务的价格，使比价趋向合理，以促进基础产业的发展。这些价格的结构性调整，最终都将通过成本推动，影响全国的物价总水平。据测算，在1978—1994年，我国物价上涨幅度平均在7.5%左右，其中，在“七五”、“八五”期间，中央出台的价格结构性调整措施对零售物价总水平的影响，平均每年约有2—3%。严格地讲，这2—3%的物价上涨并不是当期通货膨胀因素引起的。但由于我国正处在体制转轨时期，随着对外开放的扩大，某些商品还需同国际价格逐步接轨，因此价格的结构性调整引起物价总水平的上升难以避免，必须作为一个因素考虑在内。
第三，投资需求膨胀的压力仍然存在。固定资产投资是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投资一方面形成当时的需求，另一方面投资又形成未来的供给。但这有一个时间差和投资结构及效益的问题：投资扩大所形成的需求扩张在前，所形成的供给增加在后；结构合理、效益好的投资，在扩大需求之后，很快会增加有效供给，而结构不合理、投入多产出少的投资，则在扩大需求之后，不能相应增加有效供给。固定资产投资同经济增长和通货膨胀都有密切关系：一方面投资扩张与经济增长加速、投资紧缩与经济增长减速直接相关；另一方面投资过度扩张是通货膨胀的重要原因，而投资紧缩则是抑制通货膨胀的重要措施。因此它是一把双刃剑，把握运用得当，则会有力地推动经济增长；否则就会导致通货膨胀，对宏观经济稳定和经济持续快速增长产生很大的负面影响。所谓得当，既包括投资总量是否适当，也包括投资结构是否合理，投资效益是高还是低。从“九五”的情况看，由于“八五”的在建规模偏大，结构又不尽合理，结转到“九五”时期的在建项目很多。特别是由于投资主体的自我约束机制和投资风险约束机制还没有形成，新的金融体制和宏观调控体系也尚未完全建立，在投资决策分散化和本位利益驱动下，盲目投资的扩张冲动仍然相当强烈。各方面要求多上新项目的呼声很高。各地区由于需求的压力、就业的压力和互相攀比的压力，都希望加快发展。发达地区认为应当尽快追赶亚洲“四小龙”，落后地区强调过去发展慢了，现在应当加快发展。表现在投资安排上，往往是层层加码，层层安排重点。结果造成投资规模过大，战线太长，重点太多。另一方面当前地方和企业投资的主要来源，是银行贷款和利用外资，包括自筹资金有很大部分也是银行贷款。在银行贷款和利用外资中，银行贷款的比重又占绝大部分。一旦在“倒逼”机制的作用下放松银行和信贷的闸门，投资扩张将重新加剧。因此，《建议》和《纲要》都提出要实行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这是从体制和发展的实际情况出发提出的正确决策。
第四，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将要求更多的财政和金融资源的支撑。“九五”期间国有企业改革正处在攻坚阶段。由于历史的原因，国有企业的债务包袱和社会负担很重，近年来国有企业的亏损额和亏损面都有所上升，生产经营困难加剧。这除了体制的原因之外，还由于结构不合理，增长方式是速度型的，主要依靠增加投入。尽管在“九五”时期企业改革的步伐会加快，但完全解决这些问题显然需要一个较长过程。由于国有企业效益差，消化煤、电、水、运等基础产品价格上升的能力有限，加之企业工资等支出刚性很强，因此，“九五”期间企业成本推动物价上升的压力也不容忽视。另一方面，为了支持国有企业的改革和发展，国家需要付出一定的财政资源和金融资源。近年来，银行不良贷款不断增加，其中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对国有企业难以回收的贷款增加。“九五”时期仍可能出现这种问题。由于历史欠帐较多，国有企业技术设备差，需要加大技改力度，这也要求在“九五”期间增加资金投入。
综上所述，“九五”期间要保持经济较快增长，又要继续理顺价格关系，对南非求拉动和成本推进导致物价上涨的压力，要有足够的估计，对保持宏观经济稳定，必须充分加以重视。
三、努力增加有效供给，适度抑制需求扩张
我们在“九五”时期要继续抓住机遇，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推动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同时要继续抑制通货膨胀，保持宏观经济稳定。为此，必须从各方面采取有力的措施。
首先，要大力加强农业，加快农业发展。我国人多地少，自然灾害频繁，抗灾能力又比较弱，如何保证粮、棉、油、糖等重要农产品的稳定增长，同保持物价稳定和社会稳定密切相关。由于历史的原因，我国农产品与工业品的比价偏低，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又比工业慢；另一方面我国居民消费支出中，食品消费的比重较大，刚性较强，随着城乡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对农产品需求还将不断增加。因此，今后农产品价格的上升仍将是推动物价上升的重要因素。据统计，在1994年的价格上涨中，农产品价格上涨的推动作用约占60%。大力加强农业，千方百计促进粮食等基本农产品的稳定增长，才能缓解物价上涨的压力。经验证明，农业的稳定和发展是宏观经济稳定的基础。
其次，加快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进程，把提高经济效益作为经济工作的中心。“八五”期间投资率平均为33.2%，高投资率一方面促进经济高速增长，另一方面也推动了通货膨胀。“九五”期间要把抑制通货膨胀作为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就要适当降低投资率。在这样的前提下，要实现国民经济的快速增长，关键在于提高投资效率和经济效益。在投资率适当降低时，如果投资效率相应提高了，同样可以保证达到较高的增长速度。
第三，积极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国有企业改革滞后和经济效益低下已成为我国改革与发展过程中的障碍，也是诸多社会经济问题的重要根源。搞好国有企业改革，要着眼于搞好整个国有经济，突出重点，分类指导。要通过存量资产的流动和重组，对国有企业进行战略性改组，搞好大的，放活小的。把企业改革、改组、改造和加强管理结合起来。同时搞好配套改革，特别是完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和投融资体制的改革，为国有企业改革创造良好的外部条件。
第四，注重调整投资结构，强化对“瓶颈”性的基础设施和基础产业的投资。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对基础设施和基础产业的投资总体上逐步加强，有利于缓解“瓶颈”制约的矛盾，但与国民经济的迅速发展相比，仍显比较落后。煤炭和石油工业由于资源布局不均衡，受运输能力制约，加上老矿、老油田资源衰减，后劲不足，在部分地区供求矛盾比较突出。而且，有些地区在基础设施建设中缺乏统筹规划、合理布局，出现重复建设和盲目建设现象。地区投资增长东西部差距扩大。“九五”时期要按照合理布局、规模经济和专业化协作的原则，加强能源、交通、通信、重要原材料等基础产业、基础设施的投资，同时加强对机械电子、汽车、石化等支柱产业的重点投资。对于不同地区的投资，可采取不同方式。例如，在东部沿海地区，基础设施滞后于经济发展的制约作用比较明显，对基础设施的需求较大，投资收益预期比较高，民间和外资都有投资积极性，应当更多地发挥它们的作用。而在中西部地区，对基础设施和基础产业的投资，其作用是先导的，是带动整个地区经济发展和吸引外部投资的前提条件，但其投资收益预期不如东部，投资的回收期较长，因此，更需要依靠政府的投资。
第五，加强市场法规体系建设，建立和完善适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市场秩序。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相继放开了绝大多数商品和服务的经营及价格，这对于市场体系的建立和市场机制的完善具有积极的推动意义。但由于规范市场交易和价格的法律法规和管理措施相对滞后，市场竞争不充分、流通秩序混乱、生产商的定价行业不规范，乱涨价、乱收费现象相当普遍。“九五”时期要进一步制定和完善市场规则，加强市场管理和物价监督，反对垄断，打破地区封锁和部门分割局面，限制不正当竞争。这是控制物价上涨幅度，保持宏观经济稳定的重要环节。
第六，继续实行适度从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进一步完善宏观调控体系。要努力振兴国家财政，完善和深化税制改革，强化税收征管，开辟、扩大税源，逐步取消税收减免，同时要调整财政支出结构，严格支出管理，逐步减少财政赤字，实现财政收支基本平衡。要适当控制货币供应总量，保持币值稳定；积极调整贷款结构，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在任何一个现代市场经济国家中，都需要宏观调控。“九五”时期，要逐步建立计划、金融、财政之间相互配合、相互制约、综合协调的宏观调控体系，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这对于抑制通货膨胀，保持宏观经济稳定，是至关重要的。
总之，“九五”期间，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随着改革的深化和市场体系的完善，随着宏观调控水平的逐步提高，是能够做到保持宏观经济稳定，促进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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