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学话语形态之嬗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文学论文,形态论文,话语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433X(2014)06-0143-05 从上古至当代，中国文学经历了数千年的发展历程。历来的文人学者从自己独特的经历与眼光出发，对中国文学演变的脉络进行了剖析。近代以来，黄人和林传甲等，对文学史的书写使得文学的分期与发展的内在动因更为明晰，然而仍难以准确把握中国文学总体风貌。本文试图从中国文学话语形态嬗变入手，寻绎中国文学内在的谱系，或能更深入阐释文学发展的过程。 一、纪事之语 纪事之语是中国文学话语原初形态。从殷周书契、钟鼎铭文到《尚书》中的训诰誓命，中国文字逐渐成熟，中国文学由此孳生，因而产生了纪事之语。在叙事中，记载人物言语彰显了所叙史实的内涵。在记言中，多以纪事为旨归。纪事是这类文献的核心内容，记言之法使得纪事之文更为翔实、生动，也更有文学性。 最初的纪事之语为典册之文。《说文解字》释“典”为五帝之书，故有五典之说，可见官府纪事之语起源甚早。《隋书·经籍志》论述了典册之文的教化之功： 其王者之所以树风声，流显号，美教化，移风俗，何莫由乎斯道?故曰：“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疏通知远，《书》教也；广博易良，《乐》教也；洁静精微，《易》教也；恭俭庄敬，《礼》教也；属辞比事，《春秋》教也。”[1] 可见典是帝王之书，非寻常著述，其功用在于美教化，移风俗，而诸经所起作用各不相同。其中纪传事语是史官文化的传承，论辩之语以传道为宗，歌乐诗礼为纪事之语的形象化，故纪事之语承载着道德的使命，可称之为典文谱系之文。据其话语形态可分为纪传、论辩及歌乐事语三类。 1.纪传事语：史家之微言。典文谱系中，纪传之文最为典型。史传用语往往言简意赅，《春秋公羊传》“微言大义”的特征可以说是这一谱系中所有作品共同遵循的原则。正因为如此，史家之意常在言辞之外。《国语》就是典型的纪事之语，关于《国语》的地位与述作之意，韦昭《〈国语〉解》序说《国语》的意义非同诸子之书：“所以包罗天地，探测祸福，发起幽微，章表善恶者，昭然甚明，实与经艺并陈，非特诸子之伦也。”[2]序文中指出了《国语》之文记述史事的意义，将它与经典并论，与诸子之文相区别。又如《战国策》别名《国策》、《国事》、《事语》，即国是之语。可见纪事之语与典册相关。这样的话语以典则为基本特征，与汉赋铺陈、唐诗之奔放不同，和后代小说戏剧曲折多姿的情节相比差异更大。 就纪传事语的作者而言，记述者为谁有时并不重要。《尚书》及鲁之《春秋》作者均未在纪事中标明，即使如《左传》、《国语》相传为左丘明所作，后人还是发现这一时期许多篇章在润饰中日渐完美且叙事风格并不一致，无疑具有集体叙事的性质，集体作者是族群利益的代言人。即使是个人的记述，作者的史官身份也决定了史书记述有为君王代言的特点。如《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中记述了历史典籍的生成：“秦王为赵王击缶”就具有鲜明的倾向性。同样，《左传·宣公二年》所载“赵盾弑其君”书写与历史事实显然有一定差距，体现了史官尊王尚礼的倾向，从中可以看出作者的身份、职责与使命。因此，纪事之语是一定时期社会历史的记述，记述的对象与内容适应了记述者所属的社会集团的要求。 2.论辩事语：圣人之辩说。纪传事语之外，以诸子之文为主体的论辩之文同样当属于事语，为典文谱系之文。五经中的《礼记》、《周易》具有鲜明的论辩特征，诸子之文尤以论辩为主。诸子之文虽多诸子个人手笔，然而重在叙事而不重修辞，重论大道而不重抒情。《荀子·正名》的观点很有代表性，“说行则天下正，说不行则白道而冥穷。是圣人之辨说也。诗曰：‘颙颙卬卬，如圭如璋，令闻令望，岂弟君子，四方为纲。’此之谓也。”[3]在儒者所谓的君子那里，文辞是道的体现，言行为四方之纲纪，表达的不是个人的好恶，而是社会的要求，故荀子称之为“圣人之辩说”。尽管有“说合于心”之论，但“心合于道”是述作者立论的前提。“道”与集体精神、天下之事联系在一起。在百家争鸣时代，诸子之文也多是如此。《庄子》中尽管多愤激之辞，也是对社会的批判，不是对自我追求的表达，只不过庄子的“道”将自然、社会与人融为一体来论述了。就诸子文章形式而言，《论语》有重视文的思想，庄子有诗性的表达，但总的说来，不是诸子之文的本意。如“《墨子》之说，传先王之道，论圣人之言，以宣告人。”[4]《韩非子》更以切事情、明是非为首务。秦汉以来，贾谊《新书》、刘安《淮南子》、刘向《新序》、扬雄《法言》、桓谭《新论》、颜之推《颜氏家训》、王通《文中子》等，乃至唐宋以来之古文，明代前后“七子”与唐宋派、清代桐城派之文，见解虽各有异同，但为文多以道为先。此类文章虽言之有文，然不以能文为本，旨在论道，当为论辩事语。 3.歌乐事语：歌者之讽颂。散体文之外，别有歌乐纪事。此类纪事之文以诗体说世事，纪事讽谏，记述下情以达于上。朱熹对《孟子》中“诗亡然后《春秋》作”的阐释揭示了歌乐与史册的关系，“‘《诗》亡’，谓《黍离》降为《国风》而《雅》亡也。”[5]据朱熹之论，《诗》亡是《雅》言的衰朽，作为事语的《风》不能与《雅》相提并论，《春秋》述国之大事，传史者之志，承载着《雅》言的使命，是对《诗》义的传承。因此，《诗经》所代表的是事语的另一种形式——歌乐事语，作为典册之文，《诗经》甚至比《春秋》更重要。至于汉代，乐府篇什皆缘事而发，是经过文人润色并由乐府演唱的乐歌，《汉书·艺文志》以为“采诗”功用在于“王者所以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正也。”[6]乐府虽源于民间，而为王者所用。此外，记述时事之民谣，为史官所采，即为乐歌事语。至于屈原之作，述情近于《国风》，兼有事语与辞文的特征，体现出事语到辞文的渐变过程，故不在事语中论述。 纪事之语具有鲜明的集体叙事性，纪传之文多为史官手笔，论辩事语出于百家，歌乐事语往往为史官所采集修饰。事语之体以先秦为渊薮，后代时有述作，构成了典文谱系之文。 二、修辞之文 文人修辞之文是文学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与纪事之语不着意于文辞的特点全然不同。纪事之语多记述国之大事，修辞之文则多叙情怨，非典则之文，也不是俗语，文辞丽雅是其显著特征，构成了中国文学的另一个重要部分——雅文谱系。 修辞之文与纪事之语相比，是为情文。林传甲谓：“自作史者以名臣循吏列传于前，儒林文苑列传于后，于是治化、辞章遂判而为二[7]46。儒林未必与文苑同一，然此论指出了文苑传之立为修辞之文自觉的开始。推源修辞之起，始于上古的南音与文人修辞之文有许多相近之处。上古沟通神人之灵者为巫覡，故修辞之文或出于巫官。据王逸《楚辞章句》之论，楚辞屈原赋中《九歌》源于沅湘娱神之歌，屈原之作是民间乐歌的雅化。修辞之文与文人情感及个性相关，早在《易·乾》中“修辞立其诚”已提及修辞须有真诚。此后屈原赋中“发愤以抒情”之语明确表达了著文以达衷情的思想。修辞之文以能文为本，不以立意为宗。《文选》是修辞之文选粹，也是对辞文的标举，《文选序》对选文标准的论述是对修辞之“文”涵义的界定： 至于记事之史，系年之书，所以褒贬是非，纪别异同，方之篇翰，亦已不同。若其赞论之综缉辞采，序述之错比文华，事出于沈思，义归乎翰藻，故与夫篇什，杂而集之。远自周室，迄于圣代，都为三十卷，名曰《文选》云耳。[8] 萧统《文选》所收录的文章皆有“事出于沈思，义归乎翰藻”的特征，有意与“记事之史”、“系年之书”、“褒贬是非”、“纪别异同”等事语之文区别开来。钟嵘《诗品序》将兴、比、赋依次定为“诗之三义”，并以为“干之以风力，润之以丹彩，使味之者无极，闻之者动心，是诗之至也。”[9]2同样强调了文辞感动人心的作用。就其作者而言，尽管兰台之史也可能作修辞之文，随着造纸法的发明、印刷技术的进步，作者日趋平民化，雅言日渐通行。修辞之文长于述情，其情感表达主要有言说、铺叙与歌咏三种方式。 1.言说之文为修辞之文的基本形态。修辞之文以有韵为正宗，但修辞之文中也有无韵之文，传奇小说与小品即是。唐宋传奇与纪传事语相近，然而多夸饰虚构，有意为文，经纬情辞，为“义归翰藻”之文。相对于出言典奥的纪传之文，其言辞近于白话。与后来通俗小说相比，则为文士雅言，故归入雅文之谱系。小品文则形式多样、不拘一格，与曲折多姿的传奇相比，显得言近旨远、引人深思，可谓“事出于沉思”之文。在修辞之文中，言说之文辞为雅言，铺叙之文辞则为长言，歌诗之文又为嗟叹之长言。《乐记》阐述了长言的由来：“说之不足故言之，言之不足故长言之，长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10]在修辞达情之文中，言说、铺叙、歌咏，形成了一个逐渐深化、情韵悠长的言说体系。 2.铺叙之文为言说之文的延展。汉赋与六朝骈语也是典型的修辞之文。唐宋律赋、明清抒情之赋是这一传统的演化与延续。关于赋体修辞之文的特征，《文心雕龙·诠赋》即已指明：“赋也者，受命于诗人，拓宇于楚辞也。于是荀况《礼》、《智》，宋玉《风》、《钓》，爰锡名号，与《诗》画境，六义附庸，蔚成大国。”[9]27尽管赋与《诗》有着密切关联，然而，受命于诗人、拓宇于楚辞之说指出了赋有着全然不同于《诗经》的特征。“与《诗》画境”明确区分了二者差异，认定二者属于不同的篇章。《雅》、《颂》之篇多述国事，而汉赋中艺术成就最高的是那些抒发个人情志的骚体赋与抒情小赋。 赋体之外，骈文也以铺叙见长。作为文之一体，盛于六朝，至于清代阳湖派以骈体擅声，李兆洛编《骈体文钞》。溯其起源，前人早已认定骈偶始于《易·大传》坤“为文”之说，汉代邹阳、谷永渐近俪体，崔瑗、蔡邕好用对句。作为文体的骈文发展，《四六丛话》已记其原委。论骈文之渊源：“《选》实骈俪之渊府，《骚》乃词赋之羽翼。杜少陵云：‘熟精《文选》理。’王孝伯云：‘熟读《离骚》，便成名士。’是知六朝、唐人词笔迥绝者，无不以《选》、《骚》为命脉也。”[11]指出六朝、唐人以《选》、《骚》为命脉，骈体本源实出于此。骈文讲究对仗，以典丽著称，甚至近于制诰之体，但相对于典文谱系之篇什，骈文又是适俗之时文。同时，相对于近于典册之论辩事语，骈文之雅是为俗。宋初文风，承袭晚唐，骈文风行。元明世风尚俗，骈文尚雅，故而中衰，此后在清代乾嘉间随着汉学的炽盛而再次兴起。 3.歌诗之文是修辞之文的极致。先秦民歌的雅化是修辞之文的开端，汉唐文人诗、南朝文人拟乐府及唐以后由俗词雅化形成的宋代文人词构成了歌诗之文的核心内容，明清时代同样存在着民歌的雅化，文人诗词的创作是唐诗宋词的延伸。清新质朴的民间歌谣在文士笔端被抒写为高雅蕴藉的文人诗歌。载圣道、观民风之诗则非诗人述情之篇，不属修辞的歌诗之文。根据歌诗之文的时代特征，可以大致分为雅歌与雅词两种形式。 雅歌为文人之诗与歌，以唐诗为代表。在早期的雅歌形式楚辞体中，歌者的吟咏已经体现出了修辞娱情的特性，修辞特征突出，不以纪事为主，故李泽厚《美的历程》将它归入楚汉浪漫精神中。深受乐府熏染的汉魏六朝文人诗歌自然属于雅歌，清丽婉转与缠绵悱恻的西曲文人辞似也可归入雅歌。唐代诗歌中乐府旧题虽然未必能歌，仍然呈现出古朴形式与独特的风韵；古体取效两汉文人诗；格律诗歌则因循齐梁间永明体而加以变革。宋元诗歌被后人指斥为粗疏浅俗，或因其述情不深。明代诗歌多拟作。清代诗歌则流派纷呈，蔚为大国。 雅词则是俗词的文人化。唐代中叶时，民间词曲即已影响到文人诗词的创作。敦煌词中保留的大量民间词展现了词从民间俗词向文人雅词的过渡。在五代北宋的文人词中也存在着雅化与俗化的不同路径。元明清三代文人词俱有可采，尤其是清词中兴成为清代文坛上值得关注的新气象。从词的形式看，王国维《人间词话》将“雅”、“郑”对举，方之“淑女与倡伎之别”。吴梅《词学通论》论词以清真为归，这样的雅词自然是文人精工修饰之词。 故修辞之文为雅文谱系，以汉唐时代为核心，文人诗词为歌诗之文，赋体、骈文为铺叙之文，传奇小品为言说之文，皆具有修饰文辞、长于述情的特点，作者多为文士，多采用类似、比较、意象、隐喻和自然描绘的语言。修辞之文既非神圣之史，也非市井之文，构成了中国文学的雅文谱系。 三、说唱之词 宋元以后，说唱之词蔚为大国，以其独特的风貌构成了中国文学的又一个谱系——俗文谱系。远古时期的原始歌谣是说唱之词的起源。如果说事语的记述起源于史官，修辞之文源于巫官，说唱之词或与乐官相关，与班固所论小说家言相近。 与纪事之语的上下传播方式、修辞之文以线性为主的传播方式不同，说唱之词是非线性传播的媒介。口说的传达成为说唱之词承载的使命。明代张尚德《三国志通俗演义引》所论揭示了俗文学在传播中与典雅之文相比所体现出的独特性： 史氏所志，事详而文古，义微而旨深，非通儒夙学，展卷间鲜不便思困睡。故好事者以俗近语隐括成编，欲天下之人入耳而通其事，因事而悟其义，因义而兴乎感[12]。 此论指出了俗文学的感人魅力，即使用通俗之语来表达，采用说唱方式来传播，尤为重要的是多通过“入耳”的声音来增强其传播效果。与典文学强调叙述者自身立场、雅文学专注于特定的读者不同，俗文学面向的受众多，接受者对作品的理解更趋于多样化。 源于说唱之词的俗文学与典文学、雅文学迥然不同，不属于正统的文的范畴。早期的文学史家对俗文学的看法大相径庭，林传甲所著文学史谓：“古以治化为文，今以词章为文”[7]39，“治化之文”近于典文学，“词章之文”则近于雅文学，然而不及俗文学。而黄人《中国文学史》论及小说戏剧之关系时则有新的拓展：“小说为工细白描之院本，院本为设色押韵之小说。”[13]认定院本与话本形式上虽有差异，然而皆为说唱之本，是俗文学之代表。 关于俗文学的内涵，学者多以为俗文学就是民间的、大众的文学。然而由文人创作的、适合大众审美情趣的作品也可以看作俗文学。从这个意义上看，俗文学并非全由民间文学构成。在吟唱歌词、扮唱曲剧、说书话本影响下的所有词曲、戏剧及小说作品等构成了中国文学俗文谱系。俗文学古已有之，唐代“变文”对“说”与“唱”的文学的影响尤为深远。随着说唱艺术的发展，戏曲演事与小说叙事区别开来，说与唱的文学分道扬镳，各成体系。正因为如此，说唱文学话语可以分为演唱文学与讲述文学两类。 1.演唱文学。说唱之词中以歌唱形式展现出来的是演唱文学。演唱文学指的是吟唱与扮唱之文学。扮唱文学具有虚构性与表演性。主要通过代言者来推进故事、抒发情感。除了戏曲外，宋元诸宫调如《董解元西厢记诸宫调》中有扮唱成分，故当归入扮唱文学中。而吟唱文学是扮唱文学的基础，然而弹唱歌曲从叙述的角度言缺乏代言之特征，故更近于口说的文学。在此基础上据其地域与音乐之差异，又可以分南北演唱之文学。 吟唱之曲是演唱文学最初的形态。前人谓乐府亡而词兴、词亡而曲作。然乐府多为王者所用，属于歌乐事语。在表演中，吟唱歌词至少有以下几种形式：第一，近于原创古辞的民歌。除汉魏乐府外，远古以来的民歌与民谣，南朝《西曲》原辞、《吴声歌》中的原始民歌、北朝民歌，以至于明代《山歌》及清代《粤风》、《粤讴》、《白雪遗音》等，出自民间歌者的即兴吟唱歌咏，构成了中国民歌的壮丽画卷。至于《国风》之篇什，自古有“采诗”之说。而汉乐府古辞又经文人润饰，或非民歌本来面目。《国风》被奉为经典，汉代与六朝乐府既已“登大雅之堂”，故当属于事语之文，不属于纯粹之俗文学。第二，以敦煌曲子词为代表的唐宋以来民间词是民歌之新变与音律化。第三，散曲作为一种通俗文学样式构成了与词相媲美的另一个部分。然而曲与词不同，尤其是北曲“以俚俗为文雅，虽词章才子，对此无所措手矣。”[14]故散曲可列入通俗文学，并与说唱相关。 扮唱文学是演唱文学之核心。扮唱之词当起源很早，宋以后渐盛。两宋杂剧中之大曲、金院本，来源虽或有异，但对元杂剧之创制皆有影响，故可归于扮唱曲剧之词中。而戏剧则为扮唱歌词之总汇，故曲词连缀为一体即能塑造人物，又传达作者之观念，成为中国文学之一翼。元曲影响虽广，但所有剧目都不见于《四库全书》中，无疑皆属于俗文学之篇什。从上流社会的角度看元曲作者俱为俗人，此后其他时代戏剧作者也多是如此。故用于扮唱的曲剧剧本均可认定为俗文学。而演唱自然有吟唱与扮唱之分。 2.讲说文学。讲说文学作为与演唱文学话语形式不同的文学样式，是说唱文学的另一个重要方面。其特征是由叙述人来叙说，甚至包括讲唱。讲说文学有口头讲述与书面叙述两种方式。口头讲述在多次重复中逐渐定型并产生了话本，书面叙述又源于口头讲述。 口头讲述是讲述文学本初的形态。从传播的方式看这种叙述则是口传叙事，它的特征是由全知叙述人来说唱。被后世称为“讲唱文学”的平话、变文、宝卷及弹词与鼓词，以叙事为要，当属于口头讲述文学，而平话又为章回小说之雏形。 书面叙述之文学在发展中渐成叙述文学之主流。书面讲述源于话本，与六朝志怪小说、唐代传奇并不相同。寓言异记类小说显然孳生于传记之文，当属于事语谱系。唐传奇之作者多为文人雅士，有着浓郁的述情意味，不以叙事为能事，所作自然属于雅文学之范畴。至于宋之平话，元明之演义，虽盛行于民间，史志皆不录，不能登大雅之堂，自然源于民间口传的叙述作品。无论是宋代话本还是宋元拟话本、元明以来之讲史都与说话及宋话本有关联，后来的章回小说与白话短篇，同样受到了话本的深刻影响，并形成了长于叙事的传统。 可见，说唱之词以宋元明清时代为盛。文辞近于俚俗，创作适于传播，较之典、雅谱系之文明白晓畅。其中，吟唱之曲种类纷繁，然而皆出自民间；扮唱曲剧，以娱乐观者为上。说书话本，皆为市井而作；尽管数百年来口头之语或变为案头之文，然皆通俗易懂，故演唱与讲说之文构成了中国文学之俗文谱系。 综上所述，中国古代文学可分为典文、雅文与俗文三种话语形态，俱起自文学发轫之初，终于新文学之建立，贯穿中国文学发展之始终。典文学以《尚书》、《春秋》为津要，以史家载道之语为核心。雅文学以《楚辞》、《文选》为精髓，以文士抒情之辞为特质。俗文学以白话小说、戏剧为主，抒写世俗风情为旨趣。史家之文以记史实，文士之文多叙情怨，平民之文善说世情。纪事之语、修辞之文，说唱之话交互交融，逐渐由典文学、雅文学向俗文学递嬗，构成了中国数千年文学的壮丽画卷。标签：文学论文; 中国文学论文; 艺术论文; 文化论文; 春秋论文; 读书论文; 国语论文; 文选论文; 国风论文; 尚书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