滇印贸易的历史与发展前景_云南发展论文

滇印贸易的历史与发展前景_云南发展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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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129.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8691 (2000)—01—082—06

云南地处祖国西南边陲,自古以来就是西南地区的对外门户,在西南地区和东南亚、南亚各国的通商往来中,起着重要的交通要道和桥梁作用。云南和印度的贸易有着悠久的历史,早在公元前4 世纪,四川、云南就和缅甸、印度发生了贸易关系。汉、晋以来,由川、滇通往缅、印的这条古老的商道,成为我国南方的一条陆上丝绸之路。19世纪下半叶至20世纪30年代,印度和云南的现代工业、交通运输、商品生产都有了较大的发展,贸易往来也随之扩大,印度在云南的进出口贸易中,曾经起过重要作用,是主要的贸易对象国。当前,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趋势下,云南和印度的经济贸易合作,已步入新的发展时期。发展滇印贸易和经济合作,回顾历史和展望未来,可以提供有益的借鉴。

一、古代的滇印贸易

据印度史书《政事论》和《摩奴法典》的记载,早在公元前4 世纪时,四川的丝绸和丝已运销到印度,并已通过印度转销到西亚和欧洲。公元前2世纪汉武帝派张骞出使西域, 在大夏(今阿富汉)见到了蜀布、邛竹杖。(注:司马迁:《史记·西南夷列传》和《史记·大宛列传》。)由此可见,在两千多年以前,川、滇、缅、印这条古老的商道,已是南方的一条陆上丝绸之路。1956年从晋宁石寨山发掘的西汉滇王墓葬群中,发现了印度的琉璃珠和海贝,这是云南和印度通商的一个可靠证据。自汉武帝为通身毒(今印度)道,加紧对云南的开发,于元封二年(前109)设置益州郡,汉明帝永平十二年(69)设置永昌郡, 永昌郡(今保山、德宏地区)就是四川、云南通缅甸、印度的交通要道,永昌郡也是我国西南一个重要的陆路对外通商口岸。《后汉书·哀牢传》和晋代常璩的《华阳国志·南中志》记载,永昌郡出产的琉璃、轲虫(海贝)系来自印度,永昌郡有身毒之民,应是当时经商而来的印度人。唐宋时期,云南地方政权南诏国、大理国和印度的大秦婆罗门国(今阿萨姆)、孟加拉国的小婆罗门国(今吉大港附近)等均有贸易往来。唐代樊绰的《蛮书》和唐代贾耽的《边州入四夷路》,对通往缅、印的交通道路都有记载,并说“交易之处,多诸珍宝,以黄金、麝香为贵货”。直到元明时期,海贝仍然是云南的一种流通货币。从总的情况来看,古代的滇印贸易,主要是丝绸、琉璃等贵重物品,其数量和价值都不会很大。

二、近代的滇印贸易

近代的滇印贸易是在殖民地、半殖民地时代开展的,英帝国于1849年吞并印度,1886年侵占全缅甸,从此,印、缅两国均成为英国的殖民地。中国则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帝国主义为了掠夺资源、扩大商品市场、获取更大利润的需要,发展了当地的工业和现代化交通。在印度,从加尔各答到阿萨姆东北流萨地亚(中缅印边境)的东孟加拉铁路于1862年开始修筑,1884年全线通车,全长3227公里。在缅甸,仰光至密支那的铁路,1899年全线通车,长1173公里,曼德勒至腊戎铁路1903年建成,长291公里, 仰光至八莫的伊洛瓦底江内河航运1404公里通航轮船。作为中印贸易起连接作用的仰光至加尔各答1248公里,通航海轮。 在云南, 昆明至越南海防的滇越铁路于1910年全线通车,长850公里,昆明至缅甸腊戎的滇缅公路1939 年建成通车,长1146公里。由印度阿萨姆铁路线上雷多经缅甸到中国与滇缅公路汇合的史迪威公路,长约700多公里。在工业方面, 西方资本主义的侵略,破坏了东方社会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结构。英国先从印度进口棉花,对印度出口洋纱、洋布,使大批手工业者破产,当英国吞并印度后,才在印度建立棉纺工业,到1876年,印度的动力纱锭达到100 万锭以上。(注:[美]西·甫·里默:《中国对外贸易》,第71页。)中国的农业和手工业也日益和国际市场联系起来。这就构成了近代滇印贸易的经济基础,使滇印贸易推进到了一个新的发展是时期。

19世纪末叶,云南对外通商以来,印度在云南的对外贸易中曾经起过重要作用,在进口方面,30年代以前,印度棉纱是云南最重要的进口商品,占进口总值的首位。

印度棉纱主要从滇南蒙自和滇西腾越两条运输路线进口,早在蒙自开关通商以前,印度棉纱就经由广西北海进口,由南宁、百色、广南运到昆明,用马帮驮运,全程共需54天,据1889年创设蒙自关第一次报告中称:“当时北海关代理税务司毛司氏估计,经过北海关之云南贸易,进口棉纱达海关银100万两。”(注:转引自张肖梅:《云南经济》第6章,第9~10页。)蒙自开关后,1890年进口12060担,值海关银261672两,占进口总值的56.1%。据《蒙自县外贸志》根据蒙自海关统计资料的计算,“从1890年到1924年,蒙自关进口棉纱以印度纱占首位,据32年的资料(缺1891和1892年数字),共进口棉纱2974045担, 其中印度纱2474186 担,占棉纱进口总数82.3%,开关初期,几乎全是印度纱。”(注:蒙自县外贸公司编:《蒙自县外贸志》,油印本,第123~125页。)腾越一路,早在开关以前,已有大批马帮驮运棉纱进口,但到开关以后才有统计资料可查,据腾越关税务司英国人聂必迩光绪三十二年(1906)腾越关商务报告中说:“查洋货进口,共值关平银1443216 两,去年则有1747820两,总数内有八成为棉花及棉制品。 所占本口第一大宗货物即系棉纱。去年估值在849089两,本年则减至606767两。”据此,棉纱在腾越关进口总值中所占的比例,1905年为48.6%,1906年为42%。在30年代以前,缅甸尚无动力棉纺工业,缅甸归英国的印缅总督管辖,印度棉纱垄断了缅甸市场,腾越关进口的棉纱都是印度纱转口。

印度纱的进口,滇南一路除本省蒙自、昆明、曲靖、玉溪、昭通等地销售外,还销到四川南部和贵州西部,滇西一路除本省滇西地区外,还销到四川西昌、雅安等地。1910年滇越铁路通车后,进口成本降低,销路更是大增,1910年全省印度纱进口92300担,从1912年到1920 年的9年中,全省棉纱进口1317317担,其中印度纱1054635担, 占进口总数的80%。

第一次世界大战和战后时期,我国工业趁机发展,特别是纺织工业发展很快,“民国三年(1914)至十四年(1925)间,我国共有纱厂87家,其中属于华商者53家,华商纱厂共有纺锤1768500锭, 本国的纱厂剧增,产量日大,适欧战停止,由上海直达海防商轮渐多,运输便利,……于是,本关(蒙自)进口之国产棉货,乃与日俱增。”(注:转引自《云南通志长编》下册,第598页。)据蒙自海关统计,1929 年棉纱进口国币12579504元,其中经转口的国产棉纱只有366618元。到1930年棉纱进口18371206元,其中洋纱8613693元,国产棉纱转口9557513元,国产纱已超过洋纱。 1931 年棉纱进口13996514 元, 其中洋纱进口仅1714892元,国产纱转口已占绝对优势。30年代中期, 蒙自关主要是国产纱转口,洋纱进口已微不足道。抗日战争开始后,仅腾冲海关从缅甸进口印度纱,而总值也已大为下降,1937年仅有266038海关金单位,只占全省进口总值的2%,1938年因日本侵占上海等沿海城市, 由腾冲进口的印度纱增加到563760海关金单位,占全省进口总值的9.4%。 1937年云南地方官僚资本的云南纺织厂建成,有5200纱锭,以后又有裕滇和云茂纱厂的建成,从此,本省棉纱逐步代替了进口棉纱,仅边疆少数民族地区仍进口印度纱用作手工织布。

云南对印度的进口商品主要是棉纱,其它还有棉布(斜纹布、花剪绒、卡叽布、丝绸),药材等。

在出口方面,云南对印度的主要出口商品有生丝、石璜、茶叶、白银等,但由于多为经缅甸转口或外省转运出口,在云南的海关统计中难以找到完整的资料,现略述如下:

生丝:云南出口生丝主要来自四川,个别时期也来自山东、江苏。据腾越关商务报告中所说:“1906年出口总值关平银268783两,而黄丝、石璜占四分之三有余。”腾越关生丝出口,1910年913公担, 价值关平银228250两,1930年2546公担,价值关平银1169187两, 最高的1938年4526公担,价值国币320万元, 以上出口有一部分是经缅甸转销到印度的。例如云南福春恒商号于1924年前后在四川设丝厂,其狮球牌泽纺丝畅销缅甸、印度市场。该号又在山东博山设丝厂,年产丝三、四千大箱,运往上海,出口印度、波斯(今伊朗)。(注:施次鲁:《福春恒的兴衰》,见《云南文史资料》第42辑,第54页。)庆正裕商号在江苏南京办丝厂,生产100/150分洋庄丝,合销缅甸、印度。(注:参看解乐三:《庆正裕商号回忆录》,见《云南文史资料》第42辑,第120页。)

石璜:产于大理州下关,因印度气候炎热潮湿,需用石璜来杀虫蚁、防蛇、制颜料、配油漆、涂墙壁等用。1910年到1930年前后,云南洪盛祥倾全力经营外销,组织驮马四、五百匹运输,每年由二、三千驮(150~250吨)增至六、七千驮(450~525吨)。(注:董彦臣:《凤尾山石磺业发展简况》,见《云南文史资料》第42辑,第318~321页。)1920年曾达到775吨,价值关平银96045两。

茶叶:云南紧茶,专销西藏,明清以来均用马帮驮运,由丽江至拉萨需走三、四个月,逢冬季大雪封山,骡马不能行走,因此每年只能做一次生意。1923年前后,旅印侨商铸记和恒盛公商号,利用印、缅现代化的交通工具,开拓了由佛海(今勐海)马帮驮运至缅甸景栋,改汽车、火车至仰光,换轮船至印度加尔各答,再转火车、汽车至葛伦堡,改马帮驮运至西藏拉萨,全程只用40多天,大大节约了时间和运费,降低了成本,加快了资金的流转,使销藏紧茶迅速发展,由原来每年只做五、六千包(每包40公斤),增加到数万包。(注:张相时:《云南恒盛公经营史略》,马家奎《回忆先父马铸材经营中印贸易》,见《云南文史资料》第42辑,第199~202、212~214页。)据思茅海关统计,1936年出口达海关金单位276057元。

白银:缅甸是白银的生产国和出口国,从腾越海关出口到缅甸的白银,主要是转口到印度的。造成白银出口到印度的主要原因有二,一是印度棉纱的大量进口,使出口所得外汇不足以偿付,需要以白银抵补;二是在1937年印度、缅甸分治以前,缅、印同属英国总督管辖,缅甸实际上只是一个省,而根据中英缅甸条约,滇缅边境贸易可免税,而在印度白银有25%的进口税。据腾越关商务调查称:“出口净银,自光绪三十一年起,每年约在200余万两(关平银)。 ”又据腾越海关代理税务司泽礼呈报:“近二年出口银数增加甚多,民国二年(1913)值关平银852000两,三年(1914)1716000两,四年(1915)值2581000 两。 ”1930年前后,印度需要大量白银,在缅甸购买,滇商庆正裕、茂恒、永昌祥、永茂和、福春恒等,趁机由香港购进墨西哥条银,转运缅甸,获利甚丰,其中茂恒一家即转口白银300万盎司。直到1932年9月英国政府宣布滇缅边境白银进口照征关税,此项业务才停止。同一时期,也有黄金转口生意,仅茂恒一家即达黄金3万余两。(注:茂恒经营白银、 黄金情况可参阅古高荣、杨润苍《茂恒商号及其云茂纺织厂始末》,见《云南文史资料》第42辑,第88~89页。)

1942年8月至1945年,滇缅公路中断后,滇商用马帮驮运, 除茶叶运往西藏外,还将药材、猪鬃、山货等运往印度销售,然后购进货物到国内销售。同一时期,利用美国空运援华物资的飞机回程,开通了由云南到印度的空运贸易,共运送48397吨的物资,其中主要是运美国、 苏联的战略物资大锡、钨砂、水银、猪鬃等。

滇藏贸易、滇缅贸易和近代滇印贸易的发展有密切的联系,也可以说后者是前者的延伸。滇藏贸易在明代就已发展起来,遥远的路程,全靠马帮驮运,同时还要受气侯的制约,贸易发展受到很大限制,到了近代,现代化的火车和轮船,远比马帮驮运要优越得多,不仅节省时间,降低费用,加快资金周转,而且也安全,这就导致了传统的滇藏茶叶贸易,由大理、丽江至拉萨的马帮驮运,改为由佛海经缅甸、印度至拉萨的马帮、火车、轮船的联运。滇藏贸易延伸到印度,同时也使滇商扩大了业务经营范围,经营西藏羊毛到印度,西藏药材经印度转口到香港、上海等地的业务。滇藏贸易延伸到印度的开拓者有中甸人马铸材和鹤庆人张泽万等,马铸材于1920 年在印度噶伦堡开设铸记商号。 张泽万于1900年即经西藏到印度考察,后又于1919年派其子张相诚再次到印度进行调查,1924年张泽万派张相诚在印度加尔各答建立恒盛公印度分号,并发展到噶伦堡。滇缅公路中断以后,由大理、丽江经拉萨到印度的贸易又有过繁荣的年代,当时在这条运输线上的马帮曾有五、六千匹骡马在往返运输进出口货物。

滇缅贸易有着悠久的历史,明清以来,即有很多云南人侨居缅甸,从事手工业和经商开采矿业,近代工业交通发展以后,印度商人到缅甸经商,与云南商人有较多的业务往来,生丝由缅甸转口印度,棉纱由缅甸转口云南,最初就是在缅甸的云南商人与印度商人成交的,后来滇商才直接在印度设立分支结构,例如茂恒商号经营印度棉纱进口,先在缅甸购买。后直接向印度厂家订购,并在加尔各答、大吉岭、噶伦堡设立分支结构。

滇藏和滇缅这两方面的贸易扩展,使滇商在印度设立商业机构和侨居印度,更促进滇印贸易的很大发展。

三、当代的滇印贸易及发展前景

建国以后,由于各种原因,云南和印度的贸易急剧下降,棉纱进口仅中缅边境少数民族地区通过边民互市进行,供织布之用,据海关不完全统计,从1953年到1961年共进口棉纱1437.7吨,价值人民币385 万元,从缅、印转口到西藏的茶叶,1951~1954年约值178172美元,此后调拨西藏茶叶,改由川藏、青藏公路运输。50年代曾由香港进口印度治疗高血压药寿比南,但数量、价值均很少。90年代以来,滇印贸易重新引起重视,云南和印度的学者和官员相互进行了访问,探讨滇印贸易和经济合作的途径,昆明市首先在印度设立贸易机构,一些外贸企业也到印度去考察经济,经过各方面的努力,已取得初步的成果。滇印进出口贸易总值,1996年为1134万美元,1997年为2209万美元,1998年达到2279万美元。

滇印贸易走过了漫长的历史里程,在不同的时期,都发挥过重要作用。古代的南方陆上丝绸之路,开创了丝绸、琉璃等贵重商品的贸易,促进了中印两国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对沟通中西关系也起过作用。近代的滇印贸易是在近代化工业和交通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商品是为广大人民群众需要的棉纱、棉布、丝绸、茶叶、石璜等,交易的品种和数量都扩大了,出现了旅居印度的华侨和企业,滇商的活动范围扩大到国内许多地方,这都说明云南的对外贸易进入了新的发展时期。当前,中印两国都在摆脱了殖民地、半殖民地的统治之后,又经过了半个世纪的经济建设,有良好的经济基础。同时,滇印贸易经历了从贸易往来,到贸易、投资、技术交流等经济合作的过程,在日益发展的经济全球化的大趋势下,必将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在新的形势下,发展滇印贸易有两个重要的方面,一是贸易往来,二是中印缅孟地区的经济贸易合作,这将是较长时期的发展方向。

贸易往来的基础是经济上的互补性,近几年来,滇印贸易有了新的发展,主要原因是通过双方的努力,在双方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又找到了新的互补性,例如云南冶金工业的迅速发展,需要铁矿石、氧化铝、锌等金属矿砂,而有些是印度可以供应的。1998年云南从印度进口铁矿砂近40万吨,1999年上半年已达45万吨。氧化铝从印度进口,1997年达到2万吨。印度需要的磷矿石和磷化工产品,云南可以提供, 云南对印度出口的黄磷已近3000多吨,磷矿石出口也即将开始,数量可达100 万吨以上,其它如香料油、猪鬃、焊锡等也已进入印度市场。除资源上的互补性,在科学技术迅猛发展的今天,新产品、新材料不断出现,例如电子、机械、化工、医药等方面的新产品,都可以在品种上互通有无,调剂余缺,以补各自的不足。此外,云南还要为西南地区和印度的贸易发展,发挥桥梁和通道作用,通过每年的昆交会,邀请印商参展和洽谈业务,或组团到印度参展访问,为西南地区的工商企业提供信息及中介服务。云南企业应借鉴近代滇商经营印度贸易的经验,根据业务需要,在国内外投资办厂、设点,经营灵活。要在面向国外,背靠大西南,积极为西南地区扩大对印度的贸易和经济合作中发挥作用。

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发展区域性经济合作,已成为各国发展经济、参与国际经济活动的重要内容。随着中印缅孟地区经济合作的启动,为滇印贸易提供了新的推动力。云南省和西藏自治区的昌都、林芝地区,印度东北的6个邦,缅甸、孟加拉国的陆地面积约为157万多平方公里,人口约2.4亿多,1995年国内生产总值约为600亿美元。从地缘经济的角度看,这是一个地理上毗邻的地区,是一个多民族地区,社会经济和生产力水平也很接近,发展这个地区的经济,增加居民收入,对民族团结、社会稳定和地区安全都有重要意义。该地区山水相连,在环境保护、水能资源的开发利用,有着共同的利益。地区内的生物资源、土地资源、矿产资源、水利、航运、旅游等资源都很丰富,具有资源开发和发展经济的巨大潜力,如能四国进行合作,使生产要素合理配置,就能形成互相促进共同发展的局面。

中印缅孟地区的经济贸易合作,将是多方面的:

1.开放边境贸易,扩大商品交换,能够较快地取得成效。边境贸易的扩大,缅甸将起重要的作用,因为只有缅甸同中国、印度、孟加拉三国都有边界。如果缅甸与三国过境贸易进行双边会谈,分别达成一些协议,确定双方在边境开放一些边境贸易口岸,确定进出口商品的关税税率,人员往来和货币管理办法,则四国都可通过边境贸易使市场活跃起来。开放边贸和建设一批边贸口岸,将会促进各国的少数民族贫困地区,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转换,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提高人民生产水平。

2.位于喜马拉雅山脉、横断山脉以南的地区,有雅鲁藏布江—布拉马普特拉河,恩梅开江、迈立开江—伊洛瓦底江,怒江—萨尔温江等大江,还有很多中、小河流,蕴藏着巨大的水能水利资源,如能通过勘测规划,使水电、水利灌溉综合利用,先从小型着手,逐步发展到中型大型项目。随着这些项目的建设,可以为当地提供照明和生活用电,保护森林,发展农产品加工和小型工业,并形成一批小市镇,水利灌溉设施可以固定耕地,发展农业生产。这些对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有着重要作用。发展这些项目,还可争取国际金融组织、联合国开发结构、发达国家政府等的扶贫资金援助。

3.在农业生产上,土地资源的开发利用潜力很大,由于同属热带季风气候,炎热多雨,生物品种基本相同,农作物和农业机械等技术方面,可以互相交流。在农产品上进行合作,互通有无,协调出口市场价格。

4.在工业生产上,根据各国的自然资源、生产技术等条件,高技术大生产的要求,可以就共同需要的产品,例如汽车、电力设备、通讯设备、钢材、化肥、化工原料、纺织原料、家用电器、建筑材料、轻工业用品等进行合作,发挥各自的优势,形成合理的生产布局,以节约劳动力和资金,取得国际分工带来的经济效益。

5.在交通运输上进行合作,建立中印缅孟相互连接,保证物资畅通的水陆、公路、铁路和空运网络。

6.在旅游方面进行资源开发和业务上的合作。

滇印贸易有着良好的发展前景,但在发展过程中,必须按照经济效益和平等互利的原则,根据国际政治经济的大环境,逐步发展,由小到大,由少到多,逐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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