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殖民批评的政治伦理选择：以斯皮瓦克为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斯皮瓦克论文,为例论文,伦理论文,批评论文,政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文学伦理学批评是文学研究和文学批评中一个既古老又新鲜的话题。当代文学批评和文学理论越来越关注文学的伦理学研究。早在1996年，英国学者斯蒂芬·康纳就在《泰晤士报文学副刊》上撰文指出：“伦理”这个词似乎已经成为当代文学和文化理论词汇中最流行的词汇而取代了“文本性”。① 美国现代语言协会会刊PMLA也早在1997开辟专题" Ethics and Literary Study" ，集中讨论伦理学在文学研究中的意义和作用，以及阅读、写作、批评、诠释、理论、教学中的伦理问题。2005年10月30-11月2日，在中国华中师范大学召开了“文学伦理学批评：文学研究方法新探讨”的全国学术研讨会，对文学伦理学批评的学理、范畴、方法和现实意义进行了广泛而热烈的探讨。
文学伦理学的重新提出与当代文学批评理论有千丝万缕的联系。由于过于强调文学性，新批评往往回避文学与伦理学的直接联系。但是继新批评之后风起云涌的各种文学理论思潮却没有一个可以绕过伦理来空谈文学批评。无论是后结构主义还是女权主义，后殖民主义还是新历史主义，都表现出强烈的政治伦理关怀，这在福柯、德里达、赛义德、斯皮瓦克、詹姆逊等人的论述中均有深刻和明确的表述。本文拟以美国印度裔后殖民批评家斯皮瓦克为例，围绕她所提出的“贱民能否发言”的后殖民命题，探讨其后殖民批评背后的政治伦理选择。
一般认为，“后殖民主义”作为一个文化批评概念始于本世纪80年代中期。作为一种在消解中心、消解权威的后现代主义大潮中出现的文化政治批评理论，后殖民批评在文学、文化批评领域里的异军突起，使得当今西方世界的文学、文化批评越来越向“意识形态化”的方向发展。受德里达解构理论、福柯的话语理论、葛兰西的“文化霸权”理论、法兰克福学派关于意识形态与权力关系的理论，以及新历史主义等理论的影响，后殖民批评主要关注的是帝国主义、殖民主义长期以来形成的一整套思想文化体系在各类历史的、社会的、政治的、文学的、文化的文本中的反映，它致力于揭示各类文本中所隐含的帝国主义情结和殖民主义文化影响，批判包括各种后现代理论在内的一切以西方为中心的“宏大话语”(grand recits)。后殖民批评关注历史，注重挖掘殖民地人民的殖民经验，并将注意力转向少数族裔和弱势群体的不被书写和不被言说的过去和现在。
当代的几位有影响的后殖民批评家大多是一些有着第三世界背景，在西方学术理论界崭露头角的流散(diaspora)知识分子。早在1978年，阿拉伯裔文化理论家爱德华·赛义德就推出了他的后殖民主义批评力作《东方主义》(Orientalism)，揭露以西方为主导的现代学科和知识体系与欧洲帝国主义的殖民扩张之间的密切联系，并对欧洲中心主义建构东方他者的帝国主义心态和行为提出批判，从而率先将后殖民主义批评话语推向文化政治批评的前台。在后来出版的《文化与帝国主义》(1993)中，赛义德重新阅读了19世纪和20世纪的经典作家如奥斯丁、辛柏林、康拉德，加缪、福斯特等人的代表作品，以进一步揭示作为西方文明重要组成部分的文学文本与帝国兴亡的深刻联系。后殖民批评的另一位急先锋斯皮瓦克则援用意大利马克思主义者葛兰西的“贱民”(" subaltern" )概念，指出处在资产阶级宏大话语和知识权力系统边缘地位的贱民阶级无从发言，因此对于业已失去的原本(origins)的追念“不可能为反霸权的意识形态生产提供依据。”② 斯皮瓦克认同福柯关于文本性的语境化的观点，认为“曾被看作英国的社会使命的帝国主义是向英国人再现英国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忘记这一点就无法阅读19世纪英国文学。”③ 印度裔文化批评家霍米·巴巴(Homi Bhabha)则试图通过凸现殖民过程中殖民主体之间的混杂状态和异质文化之间的杂交性(hybridity)来探讨对殖民话语进行的颠覆，并以此削弱以欧洲为中心的帝国主义话语的可能。对上述后殖民批评的代表人物的知识关切和价值取向的描述和争议，很快成为后殖民批评的中心内容。各种长期被压抑在“边缘”地带的、“次要的”、“非主流的”、“少数人的”、“亚文化的”的思潮和声音也开始向“欧洲中心”和“权威话语”发起挑战，试图打破中心和边缘的历史界限，取消殖民主义思维遗留下来的“二元对立”，彰显全球后殖民状况的复杂性和多元性。
将后殖民批评全面诉诸文学批评一般被迫溯至1989年。那一年，比尔·阿什克罗夫特等人的著作《帝国反述：后殖民文学的理论与实践》出版，对后殖民文学和后殖民批评进行了一次系统的界定和梳理。他们认为，所谓后殖民文学是指所有英国及其他欧洲列强所统治的前殖民地诸国的文学，以及从殖民时代开始直到今天受到帝国主义扩张影响的国家和地区的文学。这些国家和地区包括非洲、澳大利亚、孟加拉、加拿大、加勒比海各国、印度、马来西亚、马耳他、新西兰、巴基斯坦、新加坡、南太平洋诸岛和斯里兰卡。由于美国在上两个世纪与宗主国中心的关系，为其他殖民地文学提供了范例，因此也应包括在内。这些国家和地区的文学尽管各有其特有的地域和文化特征，但他们都不同程度地诉诸殖民经验，凸现与帝国霸权的紧张和胶着的复杂关系。至此，“帝国反述”④ 这个源于著名作家拉什迪的后殖民文本修辞，成为后殖民写作和后殖民批评的代名词。
在当代后殖民批评家的行列中，印度裔美籍学者斯皮瓦克可谓锋芒犀利，咄咄逼人。她的关于贱民不能发言、全球后殖民状况、女性贱民主体、后殖民批评主体身份、国际劳动分工和剥削关系、帝国主义危机控制新方式等论述极大地丰富了正在发展中的后殖民理论，在文学、文化批评界形成了不容忽视的冲击波。
1985年，斯皮瓦克发表了“贱民能否发言？：关于寡妇自焚的思考”的论文。⑤ 三年后又发表了长篇论文“贱民能否发言？”。⑥ 在论文中，她将意大利共产党创始人葛兰西有关“贱民”的命题运用于后殖民批评，认为葛兰西在他的《狱中札记》里用以指代“非霸权的团体或阶级”的“贱民”，及其由于霸权和压迫所产生的声音的缺席，大量地存在于殖民化的经验之中。⑦ 殖民地贱民的“贱民”身份和地位使他们如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1月18日》中描述1848法国大革命中的法国农民那样：“他们不能代表自己，他们必须被代表。”⑧ 赛义德曾在《东方主义》的卷首引用马克思的这句话，以影射欧洲的东方主义正是打着所谓“代表”的招牌，以殖民主体自居，用各种借口对东方进行本质主义的界定，继而在用帝国主义话语再现一个“他者”或“异己”的过程中界定自己。斯皮瓦克将“贱民”的命题用来探讨印度种性等级以外的弱势群体，特别是性别化的贱民(gendered subaltern)即女性贱民的处境，指出她们不但从属于英国殖民者，而且从属于那些与英国殖民势力相勾结的本土男性势力，甚至包括那些代表他们说话，而使他们永远丧失主体地位，无法自己发言的本土文化精英们。因此，从广义上来说，贱民可以是指被划在主流权力话语之外的非精英的、从属的、受压迫的、失声的群体或个人。⑨
斯皮瓦克的“贱民能否发言？”的诘问及其否定性的回答，最初是对当时以由古哈为代表的一批印度民族主义精英分子所组成的“贱民研究小组”企图重写印度殖民史的一个回应。斯皮瓦克认为，“贱民研究小组”的学者们试图通过利用有限的殖民时期的档案，重写印度殖民史以重建贱民阶级主体意识的企图，只是一种理论上的虚妄。因为“贱民研究小组”所依据的史料无一不受到殖民话语的污染或已打上民族主义精英分子的思想烙印，他们力图在新的历史叙述中凸现的贱民主体意识只是经过了一番过滤，变得更加理论化而已。真正的贱民阶级意识仍然难以触及。学者们只是在替贱民们说话，而贱民们自己仍然不能自言。这种贱民失语症更多地存在于女性贱民的“属下”和“另类”处境之中。在“贱民能否发言？”中，斯皮瓦克以1929年被英国废止的印度寡妇自焚(sati)为例，指出，在像印度这样的一个前殖民主义国家中，帝国主义势力总是与阶级压迫和性别压抑纠缠在一起。妇女的解放运动往往从属或让位于民族解放运动，民族精英分子往往与当下权力结构结成共谋(complicity)，女性贱民因此成为帝国主义霸权和男权统治的双重牺牲品。
寡妇自焚是印度宗法制社会中的一种封建礼教仪式：妻子在丈夫死后，爬上亡夫的祭坛，自我焚毁，以表示对丈夫的忠诚。这个仪式又叫做寡妇殉夫。英国对这一习俗的废除被白种人视作“白人将棕色女人从棕色男人手中拯救出来的实例。”然而，印度的男性本土主义者则对此持对抗的观点：“女人愿意去死。”⑩
对上述英帝国主义的档案文本和印度民族主义精英的历史叙事，斯皮瓦克均持批判态度。她指出，当这两种观点从不同的角度做出结论完全相反的辩解时，都忘记了这样一个重要事实，即女人自己的声音被淹没了。“在夫权制与帝国主义之间，在主体的建构与客体的形成之间，女人的身影消失了，不是进入太古虚无，而是陷进一种第三世界妇女在传统和现代化之间的激烈穿梭的置换性建构之中。”(11) 女人在夫权制和帝国主义的双重扼制下，从未拥有主体的地位。她一方面是英帝国主义视为防范族人迫害而予以保护的客体，而另一方面，她又是丈夫的客体，殉夫自焚成了好妻子的代名词。由于主体地位的丧失，女性贱民往往是各种政治势力和权力话语加以利用的工具，(12) 是书写欲望与意义的文本或符号系统。斯皮瓦克由此断言，“性别上的从属阶级(贱民)无处发言”。(13)
由于性别问题的存在，殖民主体就不是一个铁板一块的整体。在殖民者和被殖民者之间，在本土的男性文化精英或男性民族主义者与帝国主义、殖民主义之间，还存在着一个中间地带。这就是遭受双重压迫的性别上的贱民阶级。与男性贱民相比，女性贱民的处境更加暗淡。由于女性贱民同时处在男权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双重压迫之下，对女性贱民主体的考察，仅仅从阶级和种族的角度予以关切是不够的。经典马克思主义的宏大叙事所描述的19世纪资本主义发展进程中，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大阶级的斗争在殖民经验中变得多元化和复杂化了。斯皮瓦克从性别的角度，对经济和阶级关系引起的社会变革进行批评和分析，进一步引发了对被压抑、被遗忘的女性贱民意识的讨论。斯皮瓦克对贱民研究的这一补充不但凸现了历史再现与政治活动之间的密切联系，还向世人昭显了后殖民批评的内在伦理和责任：那就是通过“增补”把贱民沉默的历史事实再现出来，“如果有必要增补或完成的话，那是因为有缺失。没有人，上帝的神示就不会完成。人恰恰是通过活动来发展上帝的总体神示中所缺乏的东西的。”(14)
斯皮瓦克的“贱民能否发言？”发表后，引起很多争议和批评，甚至误解。其中较有代表性的是贝尼塔·帕里(Benita Parry)的论文“当前殖民话语理论的若干问题”(" Problems in Current Theories of Colonial Discourse" )。帕里在论文中指责斯皮瓦克解读琼·里斯的《茫茫藻海》(Wide Sargasso Sea)时，对加勒比海殖民地区女性贱民的反抗之声充耳不闻，反而在文本和表征的层面空谈女性贱民的失语和缺席。帕里认为，这种阅读会导致低估由民族解放运动所书写的反帝国主义文本，是对殖民主体的有意回避，而这种回避又恰恰源于斯皮瓦克的“贱民不能发言”的推论。这种推论将话语权拱手让给霸权话语，使被消音的殖民主体丧失与殖民权威抗争的机会和可能。(15)
针对这些质疑和批评，斯皮瓦克在不同场合对其“贱民”理论进行了解释和澄清。在1993年的一次采访中，(16) 她用语言行为理论对“贱民能否发言？”的命题进行了进一步的阐述。她说，“发言”指一种发言人与听者之间的互动过程。发言者不仅可以说话，而且所说的话要能被听见，只有当说和听都能充分实现的情况下，语言行为才得以真正完成。否则，即便“贱民”是在发言，她的发言也无意义。这里涉及到一个“我”与“他者”的话语伦理关系，即“我”是否允许存在一个“他者”的话语空间。为了进一步说明这种伦理关系，在给印度当代女作家玛哈斯薇塔·德威(Mahaseta Sevi)的短篇小说集《想象的地图》所写的“译序”中，斯皮瓦克提出了“伦理个体”(ethical singularity)的概念，强调“他者”是一个独立的个体，和“我”一样有尊严和权利；“我”与“他”的交往应该如兄弟姐妹一样出于真情而变得亲密无间。斯皮瓦克这样写道：“我们都知道，当我们与一个人深入交谈时，回应来自谈话的双方：这既是责任也是义务。伦理行为的对象并非乐善好施的对象，因为回应来自双方。”(17) 因此，斯皮瓦克所倡导的后殖民批评的伦理学的本质是“我”与“他者”真正的平等对话的关系，后殖民批评主体不是充当代言人，而是让殖民主体自言，并倾听他们的声音。她曾多次强调，贱民之所以不能说话，是因为第一世界和第三世界的特权阶层不肯倾听他们的声音，“当贱民为了被听见而‘说话’，进入了负责任(回应和被回应)的抵抗结构时，他或她就开始成为有机知识分子了。”(18) 换言之，只有当贱民能够被倾听，他们才能够发言，才可以进入有效的社会抵抗结构，而有可能成为葛兰西所说的能够参加对社会的干预，担负起社会的伦理责任的有机知识分子，到那时，贱民将不复存在。这种政治伦理关系正是斯皮瓦克期望通过后殖民批评来努力加以实现的。
虽然与其他几位有影响的后殖民批评家一样，斯皮瓦克的后殖民批评经常援用西方各路宏大话语，但她的批评并非像有些批评家所说的那样，只停留在文本和修辞的层面。在斯皮瓦克的批评视野里，一直没有放弃过对阶级、种族和国家等范畴的关注。作为一个解构主义批评家，她对同一性和整体性的怀疑，对多元性和异质性的弘扬，使得她在“国际框架中的法国女权主义”(" French Feminism in the International Frame" )一文中不客气地向西方自由主义女权主义的代表人物克里斯蒂娃发难，否认存在具有普遍意义的全球通行的女权主义。(19) 她指出，克里斯蒂娃在其《关于中国妇女》中，(20) 始终自恃为第三世界妇女的代言人，而没有让处于被研究、被考察地位的中国妇女有机会发出自己的声音。她们只是西方白人女权主义被动的、被剥夺了话语权的认识对象。斯皮瓦克因此指责克里斯蒂娃的女权主义批评话语隐藏着对第一世界特权妇女以外的广大劳动妇女的漠视和傲慢。因而，在将第三世界女性“他者”的差异性/特殊性加以本质化的国际女权主义研究中，隐含着批评话语的伦理暴力和与西方霸权话语达成的政治共谋。在斯皮瓦克看来，克里斯蒂娃所热衷的“符号话语”理论属于一种西方特权阶层特有的学院式女权主义批评，它只适用于在阶级和种族上享有特权的文学妇女，因为只有她们才能像克里斯蒂娃所要求和倡导的那样在写作中使用先锋派语言，进行所谓的话语革命。因此，斯皮瓦克认为那种对政治经济生活中的微观世界不屑一顾，并以个人而不是系统颠覆者的身份来召唤永恒真理的西方学院式女权主义批评，充其量不过是一种揭示西方先锋派艺术家秘密的文艺批评。她认为，对性别歧视的考察，应该关注其历史决定因素的影响，她反复强调要从政治、经济角度去考察第三世界的妇女状况，并防止其中可能会出现的大国沙文主义和个人中心主义那种居高临下，以好善乐施的恩主姿态自居的倾向。在她看来，这种无视别国国情，“对多国舞台视而不见的”的做法充其量不过是一种“布尔乔亚式”的女权主义，(21) 它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显得有些虚妄和矫情。因此，斯皮瓦克明确表示她对精神分析理论，抑或是反精神分析理论不感兴趣，而主张寻找一种精神传记(psycho-biography)。这种精神传记试图在精神分析范围之外对性别主体的构成做出解释，即从文化、历史和社会的角度去考察性别主体构成。由于女人的心理体验受其所处的社会和历史的影响，每一个女人都有一部不同于其她女人的精神传记。女人与女人之间的巨大差别，特别是第三世界的妇女所面临的多重压迫(性别的、阶级的、种族的)这一严酷的现实，都说明“全球女权主义”是行不通的。斯皮瓦克断言，任何一种用西方中心话语来描述和阐释女性性别主体构成，并把它看作是一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的企图，实际上都是一种帝国主义的强词夺理。无视第三世界的国情，向其输入白人女权主义话语无异于一种性别理论上的殖民主义。在对待不同社会文化和意识形态背景的妇女问题上，与其运用一种普遍话语，还不如策略地采用一种“本质主义”话语。这样有利于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也有利于在“战略”上树立“本质主体”，从而突出第三世界妇女自身的主体意识。在提倡“策略上的本质论”的同时，后殖民批评的伦理责任使斯皮瓦克还十分强调批判主体的非代表性。她向“贱民研究小组”提出的“贱民能发言吗？”的诘问就深深地表达了她对后殖民批判主体代表性的怀疑和忧虑。她坚持认为，后殖民批评必须包括对后殖民批评主体自身的解剖，这包括对主体身份、知识特权、认识局限、社会作用和历史负担以及与他/她所处的那个社会的知识权力关系等的自觉反省和高度警觉。既然反抗殖民文化的批评家本身(无论是第三世界的，还是第一世界的，或是第三世界生活在第一世界的)与他/她所反抗的对象有着非常复杂的，剪不断理还乱的联系。他/她的思想意识和批判话语就必然难逃殖民主义知识话语的控制和污染，他/她也就不能再以代表全新思想和意识的精神领袖或知识精英的身份来充当被压迫者的发言人。这种由殖民主义带来的文化冲突和主体分裂，在殖民时代结束后仍是一个解不开的死结(aporia)。这个死结使得批判主体在为被压迫主体立言时，反使得被压迫主体不能自言；在企图解放被压迫者时，有意无意地将他们送入新的压迫关系之中，使他们永远处在贱民阶级这一社会底层的底层。
斯皮瓦克认为，后殖民批判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要设法解开这个死结。因此，斯皮瓦克提出了她的著名的“弃却”(" unlearn" )主张。所谓“弃却”实际上含有忘却和抛弃两层含义，即忘却昔日被灌输的那些机构化的(institutionalized)、习以为常的、含有各类种族、阶级、性别偏见的知识和价值观念，抛弃由于这些知识和价值观念而造成的各种谬误和偏见。总之，她坚持以挑战和批判的态度对待一切传统的、带有习惯势力的东西。斯皮瓦克提出，批判主体需要自觉克服那种与西方帝国主义和男性中心主义同出一辙的自恋情结和自我优越感，抛弃他/她作为知识分子的特权，丢弃那种居高临下的、颐指气使的恩赐(benevolence)心理，在宽容、平等、多元共生的精神指导下，建立一种新的“自我”与“他者”之间的对话伦理。
斯皮瓦克著名的“三个女性的文本：一种帝国主义批判”(" Three Women' s Texts:A Critique of Imperialism" )正是在“贱民不能发言“的思想背景之下写成的。(22) 在这篇论文中，斯皮瓦克试图通过对19世纪英国作家夏洛蒂·勃朗特的经典作品《简·爱》(Jane Eyre)和20世纪英属西印度群岛女作家琼·里斯(Jean Rhys)的《茫茫藻海》(Wide Sargasso Sea)的对比阅读，论述第三世界妇女在自由主义的女权主义话语中的缺席，从而进一步说明霸权话语对贱民话语的压制和贱民无从发言的历史处境。
斯皮瓦克认为，《简·爱》中的女主人公之所以能在小说的叙述中从一个无家可归的孤儿变成了合法婚姻家庭的一家之主，是因为“活跃的帝国主义理念为其提供了话语场。”所谓话语场(discursive field)，就是一个符号系统，一个文化历史语境。它之所以能够存在是因为它依赖着“帝国主义是一种社会使命(social mission)”这个殖民主义理念。(23) 在由这个理念所支撑的话语场中，欧洲白人的种族优越感几乎是天经地义的。简·爱的中产阶级白人妇女的身份可以使她得到几乎所有伯莎丧失的东西：丈夫、婚姻、社会地位、家庭财产等等。美国女权主义批评家吉尔伯特(Sandra Gilbert)和古芭(Susan Gubar)在《阁楼上的疯女人》(The Mad Woman in the Attic)中用精神分析的方法将疯妻子伯莎指认为白人妇女简·爱的黑暗化身，是简·爱疯狂邪恶的本我。(24) 斯皮瓦克对此不以为然。她认为19世纪英国文学所宣扬的个人主义女权主义无法摆脱帝国主义的政治伦理观念，当其努力使男权统治下的白人妇女成为话语和行为的主体时，它往往对贱民妇女作边缘化和非人化的处理。《简·爱》就是这样的一个文本。而《茫茫藻海》作为对《简·爱》的重写，并没有完全摆脱帝国主义话语伦理的纠缠。
《茫茫藻海》叙述的是罗彻斯特的牙买加前妻伯莎的故事。出生在多米尼加的英籍女作家琼·里斯在儿时阅读《简·爱》时，深为“阁楼上的疯女人”所打动，决意“要为她写出生命来”。(25) 在《简·爱》中，疯女人的处境使伯莎不能自言，反被丑化为“像一头野兽般地攫取、吼叫”，被罗彻斯特称作一个“忠实地复制了其母的疯病和酗酒恶习”的疯女人。(26) 而在里斯的笔下，通过伯莎即女主人公安托内特的自述和黑人女佣克丽思多芬的插叙，读者得以了解安托内特变疯的原因和过程。19世纪30年代，随着英国取消了其在殖民地西印度群岛的奴隶庄园制度，昔日的庄园主克里奥耳人一下子沦落到倒闭破产的境地。他们的混杂身份，没落的处境使他们既得不到宗主国的救援和支持，也得不到当地人的同情和接纳，成为非黑非白的边缘人。
里斯将女主人公安托内特的独特经历进行了历史化和地域化的处理，将她的悲剧置放在一个特定的“奴隶解放后”(" post-emancipation" )的殖民地背景之下。除此之外，女主人公安托内特间于白人和黑人之间的克里奥耳人的身份，同样使读者深刻地思考其发疯的原因。由于安托内特的非纯种白人的血统，她同时被土著黑人和白人殖民者看作“非我”和“异己”，黑人称她是“白蟑螂”，白人称她是“白黑鬼”；而身为女人，她又难逃夫权统治下女人的客体化地位，并成为一桩买卖婚姻的牺牲品。英国人罗彻斯特不是长子，依照当时的英国法律，不能得到家产，于是，他和当时很多宗主国的未婚男子一样，到殖民地牙买加娶一个前庄园主的女儿，以此谋到一笔可观的嫁妆。尽管安托内特年轻美丽，是英国白人的后代，但她生长在西印度群岛，并深受当地文化和风俗的影响和同化。在她白人丈夫的眼里，她是一个血统不纯的英国女人，并被土著化(become native)，被野蛮化了。蜜月期间，罗彻斯特为了发泄他对这场婚姻的不满，竟与年轻的黑人女佣在安托内特卧室隔壁的房间里上床做爱，使安托内特在精神上受到极大刺激。之后，她被重新命名——原来具有异国情调的名字安托内特被改为普通的英国名字伯莎，被剥夺了全部财产，并被代表男权和帝国霸权的白人丈夫罗彻斯特当作疯女人带到英国，关进阁楼。显然，是社会历史的变迁所带来的性别和种族的双重压迫导致了安托内特不幸的命运。
斯皮瓦克是在将《简·爱》看作是完全由帝国主义理念支撑写成的白人女权主义的叙事文本的前提下解读《茫茫藻海》的。她认为，我们并不能将《茫茫藻海》简单解读为是对《简·爱》的完全反述。因为，在复杂的种族混杂背景和社会历史因素的制约下，里斯对安托内特的重塑，同样不可避免地打上了复杂的阶级、性别和种族的烙印，自觉或不自觉地使人物和情节流露出与当时主流殖民话语既抵制又认同，既颠覆又共谋的双重关系。比如，当安托内特在岛上遇到不快时，她往往会迁怒于黑人，她诅咒她儿时的黑人朋友提娅为“黑鬼”(" nigger" )，她的奶妈克丽思多芬为“黑魔”(" black devil" )；她也曾以为到了英国一切都会变好，她甚至像简·爱和罗切斯特一样把黑人的抗议的呼声比作野兽的嗥叫等等。(27) 正是这种革命的不彻底性(也无法彻底)使斯皮瓦克在对《茫茫藻海》的批评中得出这样的结论：里斯从克里奥耳白人而不是从土著人的利益出发，重写了欧洲小说传统框架中的一部英文经典。(28)
然而，在斯皮瓦克的阅读中，并非不存在着矛盾和悖论。正如苏珊·米尔(Susan Meyer)已经指出的那样，斯皮瓦克是根据论辩的需要转换安托内特的身份。当她批判《简·爱》中白种女人的个人主义女权主义时，伯莎的身份是土著人(native)；当她批判《茫茫藻海》中对土著声音的最终压制时，安托内特/伯莎又变成了克里奥耳白人。(29)
在小说的结尾，当安托内特从梦中醒来时，她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现在我终于知道我为什么被带到这里来，也知道我该做什么。”(30) 斯皮瓦克将这句话与《简·爱》中的故事情节联系起来，认为被“带到这里来”是指被带到勃朗特所著《简·爱》的叙述中来，即带到帝国主义的话语场中来，被迫接受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秩序。由此可见，斯皮瓦克对后殖民批评的贡献之一是将“贱民不能发言”的政治伦理运用到对文学文本的批判阅读之中。她虽然肯定了里斯对伯莎的命运所进行的对抗性处理，但是，她坚持认为，西方的学科和知识话语以及殖民主义的现实不允许贱民和边缘阶层发言。同时，殖民主义漫长、变化的历史过程，使得被殖民者和殖民者之间在思想和言论上存在着一种复杂的胶着状态，这意味着原汁原味的贱民意识已经受到殖民话语的浸染，贱民的主体性已经不可能得到完全的恢复。
但是，当我们在钦佩斯皮瓦克的深刻和警觉的时候，也不必因为特定历史时期的贱民无从发言而完全放弃与历史进行积极和理性的对话，更不应该无视不同历史时期和社会的具体情形，将贱民同一化或本质化。因此，对于仍然存在的贱民对殖民经验进行陈述和责问的空间和契机，应该给予充分的重视。看来，后殖民批评的政治伦理要求我们对此问题作两手准备。
2003年，斯皮瓦克的韦勒克文学演讲(Wellek Literary Lectures)以《学科之死》(Death of a Discipline)为标题，由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集辑出版。在这部新著里斯皮瓦克深刻检讨了比较文学研究的历史和现状，提出全球化趋势下比较文学研究的新的伦理框架，呼吁对南半球的非英语的他者文化和文学保持充分的尊重、包容和接纳，通过负责任的跨文化翻译，善待他者，抵制文化霸权和全球化资本主义市场对他者文化的消音、歪曲和盗用，呼唤以多元文化，多种语言之间的交流和互动为基础和核心的新的比较文学的诞生。2006年3月，斯皮瓦克在清华大学做了题为“民族主义与想象”(" Nationalism and the Imagination" )的演讲，再次强调对“民族主义”等自我中心主义的集体想象、文化记忆和民族修辞的去超验化应该成为所有关注社会正义的比较文学研究者的历史使命。斯皮瓦克所倡导和践行的文学、文化批评的政治伦理观将继续成为后殖民批评和跨文化研究的理论源泉和实践动力。
注释：
①原文是：[T] he word " ethics" seems to have replaced " textuality" as the most charged term in the vocabulary of contemporary literary and cultural theory.See Steven Connor,TLS,5 Jan.1996.
②(15)See Benita Parry," Problems in Current Theories of Colonial Discourse" ,Oxford literary Review 9.12( 1989) :27-58.
③See Gayatri C.Spivak," Three Women' s Texts and a Critique of Imperialism" ,Critical Inquiry 12.1( 1985) :243.
④See Bill Ashcroft,Gareth Griffiths,and Helen Tiffin,The Empire Writes Back:Theory,and Practice in Postcolonial Literatures,2nd ed.( London:Routledge,2002) 32.对" the Empire writes back" 如何理解和翻译，国内学界有不同意见。有的译为“帝国反击”，有的译为“帝国回述”、“逆写帝国”。我在这里姑且用“帝国反述”来表示这类后殖民写作所具有的反思、反拨和重写历史的创作意图与特征。
⑤See Spivak," Can the Subaltern Speak?:Speculations on Widow Sacrifice" ,Wedge 7/8( Winter/Spring 1985) :120-30.
⑥See Spivak " Can the Subaltern Speak? " in Cary Nelson and Lawrence Grossberg,eds.,Marxist Interpretations of Culture( London:Macmillan,1988) 271-313; reprinted in Patrick Williams and Laura Chrisman,eds.,Colonial Discourse and Post-colonial Theory:A Reader( New York:Harvester/Wheatsheaf,1994) 66-111.
⑦See Antoni Gramsci,Selections from the Prison Notebooks,ed.and trans.Quentin Hoare and Geoffrey Nowell Smith( New York:International Publisher,1971) xiv.
⑧See Spivak,The Post-Colonial Critic:Interviews,Strategies,Dialogues,ed.Sarah Harasym( New York and London:Routledge,1990) 71.
⑨关于subaltern一词的涵义，可参见Robert Young,Postcolonialism:A Historical Introduction ( Oxford:Blackwell Publishers,2001) 355; Stephen Morton,Gayatri Chakravorty Spivak,( Routledge,2003) 48.
⑩(11)(13)See Spivak " Can the Subaltern Speak? " 93,102,103.
(12)在《狱中札记》中，葛兰西有时把subalturn与instrumental(工具)交替使用。
(14)在本文即将定稿之际，我的同事陈永国的论文“从解构到翻译：斯皮瓦克的属下研究”，使我颇受启发。这里提到的关于“增补”的意义便是一例。此处的引文转引自陈永国的论文，原文见Jacques Derrida,Eyes of the University:Right to Philosophy 2,Trans.Jan Plug et al.( Stanford UP,2004) 80.
(16)(17)(18)(21)See Spivak,The Spivak Reader,eds.Donna Landry and Gerald Maclean( New York:Routledge,1996) 287-308,269-70,271,70.
(19)See Spivak," French Feminism in an International Frame," In the Other Worlds:Essays in Cultural Politics( Methuen,New York,1987) 134-53.
(20)See Julia Kristeva,About Chinese Women,trans.Antia Barrows( London:Marions Boyers.1977).
(22)(23)(28)See Spivak," Three Woman' s Texts and A Critique of Imperialism," Critical Inquiry 12.1( 1985) :242 -61,242,253.
(25)See Jean Rhys,Interview with Elizabeth Vreeland," Jean Rhys:The Art of Fiction LXIV," Paris Review 21.76( fall 1979) :235.
(26)See Charlotte Bront,Jane Eyre,ed.Jane Jack and Margaret Smith( Oxford:Clarendon Press,1969) 370,369.
(27)See Jean Rhys,Wide Sargasso Sea,ed.Angela Smith( London:Penguin Books,1997) 10,86,70,20,124.
(28)See Susan Meyer,Imperialism at Home:Race and Victorian Women' s Fiction( Ithaca:Cornell UP,1996) 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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