趋同还是趋异：执政党派别与美国社会经济形势，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派别论文,执政党论文,经济形势论文,美国论文,社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引言
在西方多党制国家中，不同派别的政党拥有各自的政纲，在很多时候，不同政党的政纲存在着尖锐的对立。当一个政党执掌政权之后，能否坚定地执行其政纲？其政纲是否会对社会经济形势产生显著的影响？不同政党执政时期，社会经济形势是否存在明显的差别？如果存在，能否依此判断政党的执政水平孰优孰劣？经济学家和政治学家试图对这些问题做出解释，从而形成了新政治经济学的一个分支——政党经济学。
概括地说，政党经济学就是考察一定范围内，政党为争取选民支持并获得执政权力而如何采取政策措施以及这些政策措施对社会经济的影响情况，并分析选民和政党之间的互动行为。
政党经济学这个分支起源于Hotelling(1929)的空间竞争模型，尽管Hotelling的线性城市框架是为了解释厂商的坐落位置会趋向于地理空间的中点，但这个模型可以用来解释民主党和共和党在政策取向上趋于一致的原因。Downs(1957)扩展了Hotelling(1929)的假说，通过引入理性的选民和政党，建立了一个正式的模型，来分析政党如何进行政策的决策。Downs模型假定政党的唯一目标是选举概率最大化，而只有争取中间选民才能实现这一目标，那么政党必须将政策调整到政策空间的中点位置。这就意味着不同政党实行的政策会趋同——总统派别对政策效果没有影响。在Downs模型出现之后，“趋同”模型又取得了新的进展：Lindbeck and Weibull(1987)加入了随机性选举，Baron(1994)加入了利益集团游说，但结论仍然是两党的政策会呈现出趋同的情形。
然而，“趋同”模型一直遭受着来自各方的批判。Smithies(1941)从理论基础上批判“趋同”模型，他指出Hotelling(1929)的结论依赖于所有位置完全缺乏弹性的假定，这样，厂商移向中点位置不会损失位于边缘地带的消费者，因而没有任何成本。如果需求有弹性，那么厂商从边缘移向中间会失去边缘地带的消费者，因而这种移动不一定是最优的。对于政党来说，面临着十分激进的选民，如果政党将政策移向中点，会失去激进选民的选票。Campbell(1962)、Riker(1968)以及Barry(1970)等均从不同的视角对Downs模型进行过批判与修正。“趋同”模型的理论基础和分析结论都不能完全让人信服，这就导致了政党经济学的另一类模型，即“趋异”模型的诞生。
Wittman(1977,1983)、Calvert(1985)等首先指出，如果政党的目标不仅仅是选举结果，同时也在意自己的政纲能否得到实现，那么将政策移向中点位置并不能使其效用最大化。Alesina(1988)认为，在多数情况下，政党对采取中间政策的承诺是不可置信的，因而政党政策的完全趋同不具有动态一致性，这样，政党实行的政策会截然不同，选民丝毫无法改变政党实行的政策措施。Besley and Coate(1997)创立了著名的“公民—候选人”模型，该模型假定政治家不是外生的，而是从公民中内生的，是公民自愿选择的结果，最终得出了在大多数情形下政党政策趋异的结论。此外，Roemer(1999)的政党内讧模型，以及Glaeser et al.(2005)的策略极端主义模型都预测政党政策会趋于不同。
在经验分析方面，由于美国是最为典型的民主制国家，民主党和共和党轮流执政，且各方面数据较易获得，因而政党经济学的经验分析集中于研究美国问题，大多数的研究结果都得出了“趋异”的结论，也有学者的经验结果支持了“趋同”的假说。
Alesina et al.(1997)建立了时间序列计量模型，检验二战后美国总统竞选及选举结果对美国宏观经济的影响作用，他们的经验分析结果表明，民主党执政时期，美国经济增长迅速，并且面临着较低的通货膨胀率。Snowberg et al.(2007)使用博彩公司的预测数据来表示候选人在总统竞选中获胜的概率，考察公众对总统派别的预期对经济形势的影响，其结论是：2004年大选期间，布什（共和党候选人）当选的概率越大，股票价格和石油价格越高，同时利率越高、美元越坚挺。
Besley and Case(2003)的经验分析表明，在州议会中，民主党的席位越多，该州的人均消费越高，这样的结论仍然支持“趋异”假说。Lee et al.(2004)对国会议员投票的行为进行了分析，他们指出，从本质上说，选民只是从政党提出的政策中进行选择，而并不能影响政党的政策取向。显然，在这样的背景下，政党实行的政策必然是“趋异”的。Ferreira and Gyourko(2007)利用普查数据进行分析，其结果表明，在美国，市长所属党派对城市的政府规模、公共财政的分配以及犯罪率没有明显的影响。
以上基于不同层面的经验分析得出了不同的结论，这促使我们对一个最基本的问题进行思考：在当代美国，执政党所属的派别是否会对宏观经济绩效和社会形势产生显著的影响？特别是在2009年新一任总统刚刚上任之际，对美国两大政党历史上的执政业绩进行回顾更具有现实意义。本文借鉴政党经济学以往文献的相关思路与方法，考察1960年到2006年之间，美国总统派别对美国社会经济形势是否产生显著的影响，以此来检验美国两大政党的政策取向及其实施效果究竟是“趋同”还是“趋异”。
同以往文献相比，本文具有一定的创新之处。第一，不同于Alesina et al.(1997)的时间序列模型，本文在经验分析过程中使用了Lee et al.(2004)的非连续回归（Regression Discontinuity，简称RD）方法，综合考察了选民投票、政党谋求连任对政党实施政策的影响作用①。第二，同Snowberg et al.(2007)相比，我们使用的核心解释变量是实际的总统派别而并非预测值（概率），通过对历史上实际发生的事实进行检验，可以得出更有意义的结论。第三，同Lee et al.(2004)、Ferreira and Gyourko(2007)相比，考察对象不同，前者的考察对象是国会选区，后者的考察对象是城市，而本文考察的是整个国家，考察范围的不同，会带来结论含义的不同。
本文由六部分组成，除引言外，其余部分安排如下：第二部分评述美国两大政党各自的执政路线及政策取向；第三部分介绍理论模型和经验分析模型；第四部分为数据和描述性统计；第五部分为经验检验结果；第六部分为结论性评述。
二、美国两大政党的政策取向
在西方两党制的国家中，两大执政党通常被区分为“左翼”和“右翼”政党。在美国，民主党代表下层中产阶级、劳工等群体的利益，是“左翼”政党；而共和党代表上层中产阶级和大商人、金融从业者的利益，是“右翼”政党。由于所代表的选民利益不同，两大政党的政策取向存在着显著的差异：民主党更关注经济增长和失业问题，而共和党则更关注通货膨胀问题。
这种差异的根源在于通货膨胀和失业会对不同群体的收入分配产生不同的影响，而两大政党又分别代表不同群体的利益。Hibbs(1987)指出，在美国，将全体国民按其收入水平排序，失业率的增加会使排在后一半的国民（低收入者）的收入占总收入的比重下降。一年的失业率增加8%将会使低收入者全部收入的1%转移到高收入者那里。尽管在现实中失业率不会增加得如此迅猛，但即使是很微小的收入分配变动也会造成很严重的社会政治影响。而通货膨胀对收入分配的影响则较为复杂：通货膨胀会影响与物价指数无关的税收篮子、厂商的资产负债表、相对价格等等。Hibbs(1987)在进行一系列分析后指出，尽管通货膨胀对货币收入分配的影响在本质上是中性的，但在美国，通货膨胀的确可以改善低收入者的收入状况。因此，民主党执政时的主要目标是避免衰退、减少失业，甚至不惜以通货膨胀率的提高为代价；而共和党则更关注通货膨胀问题，对失业问题的关注相对较少。
于是，从历史上来看，民主党执政时期，往往倾向于采取扩张性的财政和货币政策，美国的产出增长率较高、失业率较低、通货膨胀率较高。但二战之后，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之后，两党之间的差异性有所减弱(Alesina et al.,1997)，特别是1981年至1992年共和党执政时期，巨额的财政赤字意味着共和党内阁也可能采取扩张性的财政政策。这些现象促使我们思考：在国家层面上，美国两大政党传统的执政路线和政策取向是否发生了显著的转变？如果存在显著转变，其背后是否存在Downs(1957)指出的两大政党为争取选民而使政策趋同的机制？借鉴政党经济学最新的研究成果，我们建立了一个分析框架来考察1960年至2006年间，美国的社会经济状况是否因总统派别的不同而存在显著的差异，并揭示其背后存在的原因。
三、理论框架及经验分析方法
（一）理论框架
Alesina(1988)建立了选民具有理性预期的条件下，两党进行讨价还价博弈的简单模型。在此基础上，Lee et al.(2004)建立了适用于对两党政策取向的趋同性进行经验检验的模型，并设计了非连续回归(RD)方法，对理论模型进行了直接的检验。而Ferreira and Gyourko(2007)则是利用普查数据来具体实践RD方法的典范。我们借鉴上述文献的思路与方法，建立起考察总统派别对社会经济状况影响的理论框架，并进行经验分析。
Alesina(1988)推导出政策的有效边界为x*=y*=λs。其中λ∈(0,1)表示Dems在讨价还价过程中的势力。当λ=1时，无论谁当选，实行的政策都与Dems的最优政策相同。在这个博弈模型当中，三种可能的结果分别为两党政策完全趋同、部分趋同和完全趋异。Lee et al.(2004)设计了RD方法，其重点在于考察Dems潜在的当选概率P*（即选民预期Dems处于s、Reps处于0时，Dems获胜的概率）对均衡政策所产生的影响。我们的分析过程中借鉴了RD方法的思想，但本文的要旨在于考察美国执政党派别是否会显著影响其政策选择，是否会给社会经济状况带来显著差异，因而并未像Lee et al.(2004)那样考察P*的影响作用。
（二）经验分析方法
在上述理论框架的支撑下，我们建立适用于经验分析的模型，其具体内容如下。
假定两党在一维的政策空间上进行竞争，最终实施的政策结果为：
其中b为常数，η为残差项，MV表示t期获得选举胜利的政党的获胜优势，即当选的政党获得选票的比例减去其对手（输家）所获选票的比例。(3)式不仅控制了执政党的获胜优势，还控制了获胜优势与党派虚拟变量的乘积。在此基础上，我们考察
的估计结果在统计意义上是否显著，以及是否具有合理的经济意义。在(3)中，MV最高次数的选取没有定论，我们分别选取1次和3次两种形式，以考察估计结果是否随模型形式发生显著的变动。
四、数据与描述性统计
（一）数据
关于具体的政策结果，即
的具体含义，我们选取了六个方面的指标，分别为美国的宏观经济指标、金融指标、犯罪率指标、政府收入支出指标、国际收支指标和国民收入的细分项目。每一方面又包含若干个具体的指标，从实际GDP到CPI年内变化率，从短期利息率到股票指数，从凶杀、暴力发生率到国防支出，都是我们考察的对象。可以说，本文选取的具体政策结果的内容，涵盖了美国社会经济的各个领域，是对1960年至2006年，美国两大政党执政状况的系统考察与评估。
在反映宏观经济的指标中，我们选取了实际GDP及其增长率、失业率、CPI增长率，这三个指标可以直接反映经济增长情况、就业情况和通货膨胀情况，如果民主党和共和党仍然维持其“左翼”和“右翼”的执政路线，那么以GDP、GDP增长率和CPI变化率作为被解释变量时，应该显著为正，而以失业率作为被解释变量时，应该显著为负。此外，我们还考察了人均可支配收入、建筑投资、全行业生产指数、工业生产指数和非农部门小时工资，如果两大政党的政策存在显著差异，那么这些指标均会体现出来，以它们作为被解释变量时，的估计结果应该显著。这些指标的数据来源于2008年美国总统经济报告(U.S.Economic Report of the President,ERP,2008)，表1的第二列为这些变量的均值和标准差。
第二类指标是金融指标。Alesina et al.(1997)考察了执政党派别对利率的影响情况，Snowberg et al.(2007)考察了选民对大选结果的预期对利率和股票指数的影响作用，都认为执政党派别（或预期）会对金融指标产生显著影响。我们选取了三月期利率和联邦基金利率这两个利率指标，选取了标准普尔指数和道琼斯指数两个股指变量，如果两党的执政路线存在显著差异，那么以这些金融指标作为解释变量时，反映政党的虚拟变量的估计结果应该显著。这四个指标的数据同样来源于2008年ERP，其均值和标准差在表2的第二列中给出。
第三类指标是犯罪率指标。该指标的高低可以直接反映不同执政党执政时期的社会安全状况，还可以间接反映出政府对警力和防务的投入情况。因而，如果两大政党的执政路线具有明显差异，那么不同政党执政时期的犯罪率将存在显著的差异。犯罪率数据来源于美国联邦调查局(FBI)的官方网站，数值含义为每十万人的案件发生次数，其均值和方差列于表3的第二列中。
第四类指标为政府收入支出指标。在政府收入方面，我们选取了公司税、个人所得税和政府收入与GDP之比三个变量；而在政府支出方面，我们既选取了政府总体支出，又选取了细分的政府支出项目，还选取了政府总支出及国防支出与GDP的比值。这样做是因为在不同时期，美国政府在各项支出上的差异很大，只考察总体支出显得不够全面，具体地考察各个细分项目，可以使我们认清两大政党在政府支出方面是否真正存在显著不同。这些指标的数据来源于2008年ERP，表4的第四列给出了它们的均值和标准差。
通常认为，不同政党的总统执政时期，美国的国际收支状况也会存在显著差异。我们选取了经常项目余额和货物贸易余额两个指标来考察两大政党在对外贸易方面的政策结果是否具有明显的不同之处。这两个变量的数据仍是来源于2008年ERP，其均值和标准差列于表5之中。
第六类指标是国民收入的细分项目，包括个人收入、农业毛收入和净收入、政府社会福利、财产性收入和工资收入。这些指标反映了美国社会的收入分配状况，如果在不同政党执政时期，这些指标存在显著差异，就说明两党的政策取向存在着明显差别。这些指标的数据来源于2008年ERP，表6的第一列是这些指标的均值和标准差。
当这些被解释变量的单位为货币量时，我们用CPI对其进行调整，其中1983年的价格指数为100。考虑到最重要的解释变量
为虚拟变量，取值仅限于0和1，当被解释变量的取值为实际数值（而并非百分数）时，我们对其取自然对数，使其数值规模缩小。国际收支指标中的两个变量在很多年份为负值，我们没有取对数。
的数值来源于白宫的官方网站，MV的数值为作者根据白宫官方网站公布的投票结果计算而得。控制变量的数值来源于一系列网站，包括人口普查局(Census)和商务部(DOC)的官方网站、factfinder.gov网站、arcdata.com网站，等等③。
（二）统计性描述
在进行正式的经验检验之前，我们可以先绘制一些被解释变量的散点图，直观地看一下，不同的政党执政时期，这些变量是否存在明显的差异。
图1至图7绘制了不同政党执政时期，美国主要几项社会经济指标的散点图，这些指标包括实际GDP、实际GDP的增长率、三月期利率、失业率、CPI增长率、政府支出与GDP之比以及袭击犯罪率。1960年至2006年期间，民主党执政20年，共和党执政27年，我们将每个指标的数据按照当年的执政党派别分成两组，再将两组观测值按照时间顺序排列，绘制到同一张图中，每张图的前20个散点（黑色）表示民主党(D)执政时期相应指标的数值，后27个散点（灰色）则表示共和党(R)执政时期相应指标的数值。
在图1中，无论哪个政党执政，实际GDP均呈现出持续上升的趋势，从直观上看，民主党执政时期实际GDP的上升幅度要大于共和党执政时期，但这种差异并不明显。从图2的实际GDP增长率来看，共和党执政时期增长率为负值的年份有4个，而民主党执政时期，仅有一年的增长率为负值，另外，民主党执政时期GDP实际增长率的波动要小于共和党执政时期，除此之外，看不出两组数值间存在明显差异。从图1和图2的散点图来看，很难认为不同政党执政时期，美国的实际GDP及其增长率存在显著差异，当然，更为正式的检验要通过估计(3)式来完成。
图3为不同政党执政时期的失业率。从图中可以看出，1960年至2006年间，民主党执政时，美国的失业率从总体上低于共和党执政时期的失业率。图4为CPI增长率的散点图，该图意味着，共和党执政时期，CPI增长率要高于民主党执政时期。
图5为不同政党执政时期三月期债券利率散点图。从图中看，除其中一年，共和党执政时期利率超过14%以外，其他年份不同政党执政时的利率没有明显差异。由图6，共和党执政时期，政府支出与GDP之比从整体上略高。而图7表示的袭击犯罪率在不同政党执政时期也看不出明显的区别。
以上只是区分执政党所属派别，对某些社会经济指标进行了统计性描述，而经验检验需要更为正式的方法，接下来我们分别使用OLS方法和RD方法对两党执政的政策结果是否具有显著差异进行检验。
图1 不同政党执政时期的实际GDP
数据来源：2008年美国总统经济报告及作者的计算。
图2 不同政党执政时期的实际GDP增长率
数据来源：同图1。
图3 不同政党执政时期的失业率
数据来源：同图1。
图4 不同政党执政时期的CPI增长率
数据来源：同图1。
图5 不同政党执政时期的三月期利率
数据来源：同图1。
五、经验检验结果
表1至表6分别列出了以六组指标作为被解释变量时的估计结果。从总体上看，以OLS方法估计出的系数，有相当一部分在统计上具有显著性；而以RD方法估计出的系数，很少具有显著性。特别地，以(3)式的两种形式（MV最高次数为1次和3次）进行估计，只有以三月期利率和政府基金利率两个指标作被解释变量时，两种形式估计出的系数都显著。
表1是对宏观经济指标的估计结果。第三列为使用被解释变量对和常数进行回归的结果，而第四列为加入一系列控制变量之后，用OLS方法估计的结果。在两次回归的结果中，失业率均显著为负，实际GDP、实际GDP增长率、全行业生产指数和工业生产指数各有一个估计结果显著。第五、六两列为对(3)式的估计结果，其中第五列是MV仅以线性形式加入的情形，而第六列是MV以最高次数为三次的形式加入的情形。我们选取了9个宏观经济指标作为被解释变量，使用RD方法进行估计，无论MV以何种形式加入(3)式之中，的系数均不显著。因为RD方法控制了执政党在选举中获胜的优势，因而其估计结果更可信④。那么使用OLS估计出的结果有一些显著，就意味着其显著性是由于一些尚未观察到的因素造成的。这样，RD估计结果表明，1960年至2006年间，美国的两大政党在总体的宏观经济政策方面趋于一致，所以宏观经济形势并没有因执政党派别的不同而产生明显的差异，这同Alesina et al.(1997)的结果截然相反⑤。
表2是以金融指标作为被解释变量的估计结果。当加入一系列控制变量后使用OLS估计时，无论是利息率还是股票指数作为被解释变量，表示执政党派别的虚拟变量的估计系数均为正，并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以利息率指标作为被解释变量时，两种形式的RD估计结果中，的系数均显著为正；而以股票指数为被解释变量时，RD估计结果中，的系数均不具有显著性。这样的结果意味着，1960年至2006年间，两大政党在货币政策方面具有显著的差异，民主党执政时期，名义利率水平高于共和党执政时期的水平，这与Alesina et al.(1997)的结果相一致。
注：犯罪指标的数值含义为：每10万人中犯罪发生次数。
以犯罪率指标作为被解释变量的估计结果列于表3之中。以最简单的OLS方法估计时，八个估计方程中的估计系数均为负，并且有七个显著。但这仅仅是用犯罪率指标对回归的结果，当控制了一系列社会经济指标后，所有的估计结果都不显著。当使用RD方法估计时，的系数也不具有显著性。这意味着，在我们考察的时期内，执政党派别对美国社会犯罪率没有显著影响，两党在警力和防务方面的努力程度趋于一致。
考察两党在政府收支方面是否具有鲜明的差异，我们的估计结果列于表4。以最简单的OLS方法进行估计，公司税、政府支出、政府支出／GDP和国防支出作为被解释变量时，对的估计结果显著，纳入控制变量之后，公司税、个人所得税、政府收入／GDP作为被解释变量的估计方程中显著。而以具体的政府支出项目作为被解释变量时，OLS估计结果均不显著。再来看RD方法的估计结果，当MV以线性形式加入时，所有的估计方程当中的系数均不显著；而当MV以三次形式加入时，公司税、政府收入／GDP和国际事务支出作为被解释变量的估计方程中，的系数具有显著性。综合来看，使用四种方法进行估计，以公司税作为被解释变量时，对的估计结果有三次显著为正，我们可以依此判断，民主党执政时期，倾向于征收较高的公司税。除此之外，其他的政府收支指标在不同政党执政时期均没有显著差异。
考察不同政党执政时期，美国的国际收支状况是否存在显著差异，我们以经常项目余额和货物贸易余额作为被解释变量，考察虚拟变量
是否具有显著性。表5中的估计结果表明，两党在国际收支方面的政策结果趋于一致。
表6考察国民收入的具体组成部分，我们以个人收入、农业毛收入和净收入、政府社会福利、财产性收入和工资收入作为被解释变量，分别使用OLS方法和RD方法进行检验，结果表明，两大政党在国民收入分配方面的政策效果是趋同的。
六、结论性评述
在美国新一任总统奥巴马刚刚就任之际，对美国两大政党历史上的执政业绩进行回顾与评价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旨在考察1960年到2006年之间，执政党派别对美国社会经济形势是否产生显著的影响，以此来检验美国两大政党的政策取向及其实施效果究竟是“趋同”还是“趋异”。
我们选取了美国的宏观经济指标、金融指标、犯罪率指标、政府收入支出指标、国际收支指标和国民收入的细分项目这六组指标作为被解释变量，依托Lee et al.(2004)的RD方法，在控制了执政党在选举中获胜优势的基础上，检验代表执政党派别的虚拟变量是否具有统计显著性。经验检验结果表明，从20世纪60年代至今，美国总统的党派性在国家生活中并未产生显著影响，在不同政党执政时期，两党的政策取向及其实施效果呈现出趋同的态势。这就同Alesina et al.(1997)得出的“趋异”结论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仅有的例外是：以三月期债券利率和联邦基金利率为被解释变量时，无论用何种方法，都得出总统派别显著影响利率的结论。这说明不同的政党在使用利率作为杠杆调节宏观经济时，具有各自鲜明的特征，民主党执政时期，名义利率水平要明显高于共和党执政时期的名义利率水平。此外，民主党执政时期，倾向于征收较高的公司税，这也反映出两党在财政政策的某些方面具有较大的差异。
Downs(1957)对趋同现象的解释是，两党的唯一目标是获得选举胜利，因此，他们极力迎合选民的偏好，都将各自要实行的政策措施向政策空间的中点移动。通过我们的分析，可以看出，近年来，美国两大政党在执政路线方面呈现出趋同的状况，因而在不同政党执政时期，除名义利率水平和公司税之外，美国社会经济形势的方方面面都没有明显的差异。这一方面验证了Downs指出的两党为获得选举胜利而作出的政策妥协；另一方面也体现出，随着代议制民主的发展，政党不断地探索有利于社会经济发展的政策方针，不同的政党逐渐在治国方略上趋于一致，从而逐渐摒弃了固有的党派成见，Alesina et al.(1997)发现的显著的党派差异也不复存在。2008年总统竞选中，两党候选人在很多问题上的立场呈现出惊人的一致，也预示着这种“趋同”的形势将会在未来得以延续。
注释：
①Lee et al.(2004)中RD方法的含义如下。用利益集团给议员的打分Score可以表示议员的政策取向，用民主党候选人在竞选议员时的得票比例Share可以表示两党候选人在各自选区中的选举力量。在平面坐标系中绘制Score和Share的散点图，可以发现，在Share=0.5处，散点呈明显的非连续状态，而在其他各处，都是Score随Share的增加而增加，由于在Share=0.5的左右两侧，分别是共和党候选人和民主党候选人获得议员竞选胜利的样本，因此，散点图中的间断点意味着民主党议员和共和党议员在政策取向上存在显著差异。正因为存在这种非连续性，因而用Score对Share回归时，要加入反映Share大于或小于0.5的虚拟变量，这即是“非连续回归”(Regression Discontinuity)。
②这里，我们没有对政党和政党的候选人进行区分，这不会影响分析结果。
③感兴趣的读者可向作者索取数据及详细的网址。
④事实上，在我们使用的四种估计方法中，非线性的RD方法的拟合程度最好，也意味着该方法的结果更为可信。限于篇幅，文中未列出相关检验指标，感兴趣的读者可向作者索取。
⑤Alesina et al.(1997)检验理性党派模型(Rational Partisan Model)的假说是否成立，考察的时间段为1960年至199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