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新诗的“阅读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新诗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有关新诗的“发生”历史，从新诗的发明人胡适开始，就有不厌其详的讲述，在这个 “故事”中，有主角(胡适自己)，有配角(美国的梅光迪、任叔永以及北大的陈独秀、 钱玄同等)，有与反对派的激烈论战，有个人的“实地实验”，更有一批新诗人的响应 。(注：有关新诗的发生史的经典描述，可参见胡适的《尝试集》自序，《逼上梁山》 等文。)后来的文学史描述也多沿用这种套路，主要从诗人、批评家的言论和实践中， 寻找“新诗”发生的历史轨迹。然而，在这个完整的“故事”中，似乎漏掉了一个关键 的因素，即：新诗的读者。对于某一类文学体式而言，其兴起或发展，都与一个读者群 的确立密切相关。(注：伊恩·瓦特就18世纪读者大众与小说兴起的关系作过研究，见 《小说的兴起》，三联书店1992年。)在新诗的发生期，新的读者群的寻求，在某种意 义上，也是新诗成立的决定性的环节，在谈论“文学改革”的程序时，胡适就说：首要 的任务是要“养成一种信仰新文学的国民心理”。(注：答盛兆熊书，《新青年》4卷5 号。)只有得到了一定范围内读者的认同和阅读，新文学(包括新诗在内)的成立才不是 一句空话。对新诗发生初期，读者问题的考察，也就是本文讨论的起点。
一、作为一种阅读时尚的新诗
具体说来，新诗“读者群”的形成，是与新诗传播的扩张相伴随的。最初，胡适在美 的白话诗尝试，只局限于私人的讨论和书信中，是《新青年》上的发表，确立了新诗的 起点。(注：朱自清在《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导言中说：“新诗第一次出现在《新 青年》4卷1号上。”)发表无疑使个人的诗歌实验得以进入公共的阅读，也使一批北大 教授参与到新诗的“实验室”中来。但最初的发表、阅读空间并不很大，主要作者无非 胡适、刘半农、沈尹默、周作人等三四人，同人之间多次写作“同题诗”现象，更是说 明“新诗”交流的“同人性质”。(注：在《新青年》4卷1号上，就有胡适和沈尹默的 两首同题诗《鸽子》和《人力车夫》；4卷3号上，则有沈尹默、胡适、陈独秀、刘半农 四人的同题诗《除夕》。)新诗传播空间的大幅度扩张，应是伴随五四前后新出版物的 激增而实现的。(注：胡适在《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中称，有人估计在1919年中，至 少出了400种白话报。)当时在各类新式杂志上，登载“新诗”成了一种风气，“报纸上 所载的，自北京到广州，自上海到成都，多有新诗出现。”(注：《谈新诗》，1919年1 0月10日《星期评论》“双十”纪念专号。)在某种意义上，“新诗”成为了新文化的标 记，一位批评者就讽刺说，当时“无论什么报章杂志，至少也得印上两首新诗，表示这 是新文化。”(注：张友鸾《新诗坛上一颗炸弹》，《京报·文学周刊》2号，1923年6 月16日。)《新青年》外，《新潮》、《少年中国》、《每周评论》、《星期评论》等 成为主要发表机关，培养出一批新的读者和作者。(注：1919年的郭沫若就是因为在《 学灯》上读到了康白情的新诗，而投身于“新诗”写作的，见郭沫若《创造十年》，《 学生时代》56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3月。)《尝试集》、《女神》、《草儿》、《 冬夜》等新诗集的出版，更是扩充了读者群，苏金伞就回忆：“当时新出的诗集，如胡 适的《尝试集》，郭沫若的《女神》，康白情的《草儿集》，汪静之的《蕙的风》，谢 冰心的《春水》等等都买来读。”(注：《创作生活回顾》，《新文学史料》1985年3期 。)读者的欢迎，也可由新诗集的发行量见出，《尝试集》出版3年已出4版，印数15000 册，据汪原放统计到1935年亚东结业时，共出47000册，数量惊人。(注：见汪原放《回 忆亚东图书馆》53页、82页，学林出版社1983年11月。)《女神》出版两年内也出四版 ，至1935年也达12版之多，与《尝试集》不相上下。《蕙的风》也“风行一时，到前三 年止销了二万余部”。(注：此说法出自汪静之《中学毕业前后》，1935年开明书店。) 在当时，一本文学书籍的销量超过一万，就属于最畅销之列，(注：化鲁曾言：“文学 书籍的销路，在中国至多不过一万，而报纸行销至四五万，却是很平常的。”(《中国 的报纸文学》(一)，1922年7月21日《文学旬刊》44期))其他几本早期新诗集，虽不似 这三本风光，但销数都很可观。
诚如很多学者指出，新文化运动与新式教育的展开，有着密切的关联，新知的普及是 一个方面，同等重要的是，新学校也培养出了一个相应的读者群。“以著名学者为领袖 ，以全国学生为中心，其传播之主要媒介则为出版物”，就是新文化运动的构成方式。 (注：李泽彰《三十五年来中国之出版业》，《中国现代出版史料》丁编(下卷)387页。 )作为新文化运动的急先锋，“新诗”的读者群，自然也以“青年学生”为主，他们不 仅阅读新诗，而且主动模仿，既是最初的读者，也是主要的追随者，如茅盾所言：“初 有写作欲的中学生十之九是喜欢写诗的”，(注：茅盾《论初期白话诗》，《文学》8卷 1号，1937年1月1日。)当时在中学读书的曹聚仁也回忆：“关于无韵自由诗，几乎成为 我们尝试写作青年最爱好的体裁。”在《觉悟》的编辑室里，他还看见成千份的诗稿， 一位诗人，十天之内写了三百多首白话诗，可见写作与投稿之兴盛。(注：《尝试集》 ，《文坛五十年》146页，东方出版中心，1997年6月。)学衡派在攻击新文学时，抨击 胡适等人投合一般少年的心理，(注：梅光迪就称：“今之学者，非但以迎合群众为能 ，其欲所取悦者，尤在群众中幼稚分子，如中小学生之类。”(《评今人提倡学术之方 法》，《学衡》2期，1922年2月))这反倒暗示出一般读者群的构成。
然而，在新式教育培养出的“知识青年”中，真正趋近新文学的人数，不可过高估计 ，(注：后来王任叔就说，在大革命前新文学“还只能盘旋在几个文学者和文学青年之 间。仿佛一本新书出来，读者的数目，大致早可决定的。”《新双的踪迹与其出路》， 《文学》8卷1号，1937年1月。)具体数目曾虚白曾有一个估计：“也不过三四万人吧! ”(注：《一家言》，《给全国新文艺工作者的一封公开信》，转引自陈子展《中国近 代文学之变迁·最近三十年中国文学史》317页，上海古籍书社2000年。)“新文学”的 阅读或许只属于一小批“激进青年”，许多学生的阅读空间仍是被通俗小说和流行杂志 所占据，(注：譬如，陈广沅《交通大学上海学校学生生活》一文记录，读小说是当时 学生的首要娱乐，“差不多一种《礼拜六》在校内就有二百余本”。1922年7月5日《学 生杂志》9卷7号“学生生活研究号”。)至于新诗以及新文学，在很多地方并不受欢迎 ，(注：南京高等师范学校的学生，更是出版一册反对新诗的《诗学研究专号》，在《 文学旬刊》上引发一场与郑振铎、叶圣陶等人的大争论。)接受状态的差异，与整个新 文化传播的不均衡有关，地域的差异，学校的基本氛围，阅读出版品的种类，多种因素 往往会影响到青年读者的取向，一般说来，在旧派文人把持的校园，学生的文学取向就 趋于陈旧，而在新知传播便利、思想活跃的地方，新式青年往往会得风气之先。(注： 杭州浙江一师学生对新文学的参与，就是一个可资讨论的个案。五四前后，浙江一师成 为东南新文化的一个重镇，学生中涌现出湖畔诗人等一大批新文学作家。这首先与杭州 的地理位置相关，杭州地当沪杭铁路的终点，上海、北京出版的书刊容易先看到，接触 新人物的机会也较多。另外，刘大白、朱自清、俞平伯、刘延陵等新文化人物先后到这 里任教，也带动了学生的新文学热情。同是在杭州的宗文中学，也很有名气，但被旧派 人物把持，学校中除了教科书中的古诗词，能看到的只不过是林纾译的小说和鸳鸯蝴蝶 派的作品。在该校读书的戴望舒、杜衡、张天翼、施蜇存等人组成“兰社”，一同在鸳 蝴刊物上发表小说，文学起点与汪静之等迥然不同。)
“新诗”的吸引力，当然与白话自然、清新的活力相关，(注：谢冰莹就说“像胡适的 《尝试集》和俞平伯的《冬夜》等都是我喜欢看的书。其中以胡适的《除夕诗》和《我 们的双生日》，完全用通俗的国语写成，不但易懂，而且非常有趣。”《胡适》，《追 忆胡适》366页，欧阳哲生选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也投合着年轻人追新逐 异的心理，但更为重要的原因，还是在以“新”为价值尺度的阅读时尚中，阅读“新诗 集”已经成为某种获得共同的“代际经验”的方式。依照文学社会学的观点，参与某种 “文学活动”的背后，其实存在着一种社会身份追寻的冲动，布尔迪厄就认为，获得某 种文学能力，是被允许进入某一精英文化圈的资本。这一点在“新诗”的接受中就表现 出来，不仅是新式学生，就连旧派人物也尝试新诗，“时髦”之中就包含着对成为“新 人物”的渴望。譬如上海的鸳蝴派文人胡怀琛，就努力求新，不仅主动为胡适改诗，还 出版一册《大江集》，自封“模范的新派诗”，他的一位同情者也暗里讽刺说：许多人 对新诗没有十分研究，“胡凑几句，就冒昧的刊在报上，以为可以借此得个新学家的头 衔，功名富贵，不难坐得。”(注：余裴山《给胡怀琛信》，《诗学讨论集》71页，新 文化书社1934年再版。)顾颉刚也说当时，“凡能写此白话文章的，人家都觉得很了不 起，我参加新潮社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写文章。”(注：《回忆新潮社》，张允侯编 《五四时期的社团》124页，三联书店1979年。)而退位的宣统皇帝在与胡适会面时，还 在炕几上摆上康白情的《草儿》和亚东的《西游记》，并问起康白情，俞平伯，还问及 《诗》杂志的情况，有意迎合这位新文学的领袖。(注：《宣统与胡适》，1922年7月23 日《努力周报》12期。)宣统是否真的喜欢新诗，他人不得而知，但对自己阅读取向的 故意暴露，无非是要表明自己“趋新”的身份。胡适也曾说，文学家的养成“决不能说 是看了几本《蕙的风》、《草儿》、《胡适文存》之类的书籍就算可以了”。(注：《 新文学运动之意义》，1925年10月10日《晨报副镌》。)从这段话中不难揣测出“新诗 集”，在当时作为新文学的范本，已成为获得新“文学能力”的入门手册。
然而，将参与文学活动，看成是为了获得某种“文学能力”，提高参与者的声誉，但 这种说法有可能简化文学生活的多样性。从一个更周详的角度看，阅读文学，就是一种 “文化参与”的方式，它与多种动机联系在一起，在阅读中形成一种与“他人协作”集 体性共同经验就是重要的功能。(注：对此问题的讨论，可见《机构和阅读能力的社会 分层》，佛克马、蚁布思《文学研究与文化参与》173～187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 6月。)西方学者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将18世纪兴起的小说和报刊，与现代“民族主义” 的出现联系起来，认为在小说和报刊的阅读中，不同地域的人们会形成一种“想象的共 同体”。这一思路也开始被引入现代文学的讨论中。在近现代中国，每一次社会性运动 往往伴随着阅读活动的兴盛，这本身就说明了书刊阅读对某一类“经验共同体”建立的 贡献。五四前后，对于新一代知识青年来说，打破传统的地域、血缘的联系，在一种新 的基础上建立经验联系，是一种主动的构想。(注：傅斯年就说：“我们是由于觉悟而 吉合的……我以为最纯粹、最精密、最能长久的感情，是在知识上建设的感情，比着宗 族或戚属的感情纯粹得多。”《新潮社之回顾了前瞻》，《新潮》2卷1期，1919年10月 30日。)这种构想的实现，与书报的流通、阅读有着直接的关系，有人就说：“报刊， 书籍，已经翻阅得破破碎碎了，还是邮寄去，邮寄去。有了新出的好书，如果不寄给朋 友看，好像是对不起朋友似的。友谊往往建筑在书籍的借阅、赠送和学术的讨论上。” (注：钦文《五四时期的学生生活》，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编《五四运动回忆录》9 84～985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一些新的社团组织，也是围绕“阅读”形成 的。(注：夏衍回忆五四后，诸种新杂志不仅在青年学生中起到了巨大的启蒙作用，“ 而且还逐渐地把分散的进步力量组织起来，形成了一支目标明确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队 伍。”8月下旬，杭州一些青年“通过阅读《新青年》和给这个杂志写通讯的关系，开 始联合起来，打算出一份刊物(《浙江新潮》)”。(《懒寻旧梦录》)增补本30页，三联 书店2000年9月)。)共同的“阅读”带来了共同的代际感受和经验构成，汪静之就说过 ：“当时青年人是否阅读《新青年》、《新潮》，看一个青年进步还是落后。”(注： 汪静之《爱情诗集<蕙的风>由来》，王训昭编选《湖畔诗社评论资料选》292页，华东 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新诗”的阅读，也发生在这一背景中。艾芜的一段回忆生 动地记录这样的感受：在小学时代，他的国文教员十分严厉，在学生眼里并不亲切，有 一次却看见他也在看《新青年》，“不知怎的，这一发展，使我们学生对他的感情，格 外亲近了好些，仿佛有什么东西，把师生间的距离缩短了。”而另一位教师打扮时髦， 在休息时，“居然摸出新诗专号的《直觉》来看。我是第一次看见他，但在人丛中，他 却变为我最亲近的人”。(注：《五四的浪花》，《五四运动回忆录》(下)964～965。) 阅读“新诗”，在标志一种“新”身份的同时，也建构起一代人在经验上的情感联系。
二、读者分类与新诗的“阅读程式”
在早期新诗讨论中，最早关注读者问题的，应该是“新潮”社诗人俞平伯，他曾以分 类的方式细致地勾勒出新诗读者诸多面貌(反对的分三派，赞成的分两派)。(注：《社 会上对于新诗的各种心理观》，《新潮》2卷1号，1919年10月。)俞平伯主要是从对待 “新诗”的态度上着眼的，但从读者的身份看，对新诗的读者还可进行一种分类。
如上文所述，新诗的发生，是从朋友、同人间的讨论、实验开始的，而发生的空间与 阅读的空间，往往是重合的，比如，在美国与胡适争论的梅光迪、任叔永等友人，以及 支持胡适的钱玄同、陈独秀，替他改诗的周氏兄弟，作为后辈的俞平伯、康白情等，都 可算得上胡适最重要的读者。无论是赞成还是反对，他们一般都拥有相对自主的观念和 趣味，身份也多以能够公开发表意见文人、批评家为主，或本人也是新诗人，宽泛地说 ，可以算得上是一类“经验的读者”，胡适自己就说，最初提倡新诗时：“读者圈不大 ，但是读者们思想明白而颇富智慧”(注：唐德刚译注《胡适口述自传》第八章《从文 学革命到文艺复兴》，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这一“读者圈”不只存在在胡 适身边，对于其他新诗人，情况也很类似。在日本留学的郭沫若，当时虽然身处异域， 但通过投稿《学灯》结识宗白华、田汉，三人的通信结集成《三叶集》出版，其中很大 一部分篇幅，就是围绕着对郭沫若诗歌的解读、评价而展开的，宗白华、田汉可以看做 是标准的“经验读者”。除此之外，他的作品还在张资平、郑伯奇等人中传看，创造社 的元老们形成另一个“读者圈”，那时他们还尝试过一种回览式的同人杂志，即：将某 人的作品订成小册子，在友人中传阅，每人都在后面的空白上写一些读后的评语和感想 。(注：可参见郑伯奇《二十年代的一面——郭沫若先生与前期创造社》、《忆创造社 》两文中的相关回忆，饶鸿竞编《创造社资料》752页、844页，福建人民出版社1985年 。)相对于精英范围内的“经验读者”，对于“文学”并无太多观念和经验，受风尚驱 使、处于阅读的“无名”状态的“一般读者”，却构成着新诗接受的真正主体。当然， “经验读者”与“一般读者”之间无法做清晰地划分，许多“文学青年”也可投稿报章 ，发表自己的见解，成为“经验读者”中的一员；而批评家的言论也在一定程度上，也 反映了一般读者的观感。但是作出这一宽泛的、“策略性”的划分，目的在于分析新诗 阅读的某种基本状态。
如许多人所描述过的那样，新诗的发生是处在“四面八方反对之声”中的，攻击之声 此起彼伏，即便是在持接受态度的读者那里，打破既有诗歌规范的新诗，同样也是一种 令人困惑的存在。譬如郭沫若的《女神》出版后风行一时，激昂扬厉的诗风颇为符合五 四青年的“阅读心理”，但在这种公共化的说法之外，另外一些读者的反应，也值得重 视，聂绀弩的回忆就生动地记录了他读到《女神》时的困惑：
一位老书记官拿着一本“怪书”给他看，嘴里说着：“不通不通，这算诗么?”“我呢 ，看着听着，渐渐走进一种高度的迷惑的情境……这是诗么?这诗好么?我一点也不晓得 ，如果一定要我发表意见，也很简单：岂有此理。”(注：《<女神>的邂逅》，《文艺 生活》1卷3期，1941年10月。)
“这是诗么”的疑问，与《女神》特殊的想象空间和泛神论背景当然有关，但也可能 是从既有的诗歌观念出发的，对新诗整体上“陌生化”效果的反应。俞平伯就说过，读 者反对新诗，是因不明“文学是什么?文学的作用是什么?诗是怎样一种文学?”而这三 个问题“本是有文学常识的人都该能解答的。”三个问题，已大致勾勒出阅读新诗的一 个常识性的框架。(注：《社会上对于新诗的各种心理观》，《新潮》2卷1号，1919年1 0月。)这意味着，懂与不懂，接受与不接受，要取决于新的“诗”观念的有无。然而， 观念的普及毕竟还有些抽象，对于“一般读者”来说，观念的接受，首先应落实为一种 与新诗相应的“阅读程式”的建立。
“阅读程式”一语，出自西方学者乔纳森·卡勒，在卡勒看来，具有某种意义和结构 的作品，之所以能够被读者当做文学来阅读，原因在于读者具有一种无意识中的、基于 “约定俗成”的“阅读程式”。这意味着，所谓“文学性”不仅是具体的文本属性，它 的存在还有赖于读者间达成的一种协议。(注：见乔纳森·卡勒《结构主义诗学》第6章 《文学能力》，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从这个角度说，“新诗”成立与否，也不只是 写作和理论上的问题，它还是一个阅读上的问题，即能否在一般读者那里，形成一种有 效的“阅读程式”。
具体说来，虽然，无论“新诗”，还是“旧诗”，都含有普遍的文学共同性，(注：当 时反对独尊“新诗”一家的学衡派，就是站在某种普遍的文学立场，反对新旧的说法。 吴宓就称：“诗者，以切挚高妙之笔或笔法，具音律之文或文字，表示胜任之思想情感 者也”，是世界古今的通例。(《诗学总论》，《学衡》9期，1922年9月)；吴芳吉也说 ：“文学惟有是与不是，而无所谓新与不新”(《再论吾人眼中之新旧文学观》，原载 《湘君》2号，收入《吴芳吉集》451页，巴蜀书社1994年10月。)但是相对于旧诗，新 诗仍然是对另一种审美可能的追求，在形式特征上迥然不同，但很多读者仍是以旧诗的 “阅读程式”来接受新诗的，词句的精美，诗意的含蓄，音律的和谐，都是这一“程式 ”包含的因素，譬如，在诸多因素中，“音节”的有无，就是一个关键问题，如胡适所 言：“现在攻击新诗的人，多说新诗没有音节。”(注：《谈新诗》，1919年10月10日 《星期评论》“双十”纪念专号。)鲁迅小说《端午节》，就描写了一个教师捧着《尝 试集》摇头晃脑、咿呀诵读的滑稽场面，就是阅读惯习的生动写照，(注：见《呐喊》 ，《鲁迅全集》第1卷。)而报章之上一些读者的反应，更是说明了问题，譬如一位名为 郑重民的读者曾致信西谛，说稍有旧式文学根底的青年，都不十分反对新诗，“但他们 有个共通的不满意于新诗的地方，就是旧诗可以上口吟诵而新诗不能。”(注：1921年1 月1日《文学旬刊》24期。)阅读的“失效”与“不满”，就与“阅读程式”的错位相关 。一位20年代读者，在写给胡适的信中，更为准确地谈出了这种感受：“到底是我没有 读新诗的习惯呢?还是新体诗不是诗，另是一种好玩的东西呢?抑或两样都是呢?这些疑 问，还是梗在我心头。”(注：友人致胡适，1923年10月7日胡适日记，见《胡适的日记 》(手稿本)4册，台北远流版1990年。)是不是“诗”的观念，与读诗的习惯，在这里是 互为表里的。
因此，在既有的诗歌阅读程式之外，建立一种相应的阅读习惯，就成为新诗成立的关 键，有人曾言：“中国新文学创造者的第一职务，是在改变读者的taste。”(注：傅东 华对“冰”的《我对于介绍西洋文学的意见》的补充意见，见1920年1月23日《学灯》 。)从这一角度看，“经验读者”与“一般读者”的影响关系，也就显露出来了，即： 少数新诗人和经验读者间的先锋性探讨，必须从“同人圈子”向外扩散，影响、甚至塑 造一般读者的阅读程式，新诗的广泛接受，也就显现为一个“教化”和普及的过程，这 一过程包括许多环节：利用现代知识资源进行理论的建构，正确的“文学常识”的大规 模介绍，新诗作品的广泛阅读，书报上的批评阐释，诗集的序言，以及国文课堂上的教 学实践，都有所贡献。譬如，作为一个“超级经验读者”，胡适的作用就不容小觑，喜 爱“戏台里叫好”的他，不仅忙于为自己的《尝试集》定位，(注：譬如，在《尝试集 》再版自序中，针对守旧的批评家“一面夸奖《尝试集》第一编的诗，一面嘲笑第二编 的诗”，亲自指出真正的“白话新诗”，以免读者“误读”了自己的努力。)还热衷于 为他人作序(《蕙的风》序)或评介(《草儿》、《冬夜》书评)，为读者指点阅读新诗的 门径，而新文学史上的两部经典《三叶集》和《女神》，则为讨论“经验读者”对“一 般读者”的影响，提供了一个更好的契机。
三、从《三叶集》到《女神》
上文已提及，畅销不衰的《女神》，最初在某些读者那里，接受起来并不如后来想见 的顺畅，下面几条材料，也可说明这一点。郑伯奇就谈道：“郭沫若君的诗，据上海的 朋友们讲，一般人不大十分了解。”(注：《批评郭沫若的处女诗集<女神>》，1921年8 月21、22、23日《学灯》。)谢康也说：“沫若的诗，颇有些人不大了解。”他自己191 9年初读郭诗时，就感到“如此雄放，热烈，使我惊异，钦服，但是不大懂得。”并认 为要读懂郭沫若，至少要受过中等教育，因而“了解者是不及其他诗人的普遍的。”这 一说法表明，要读懂《女神》，某种通过教育得来的“文学能力”是必不可少的。更有 意味的是，谢康还说道：读者对于郭诗“不大了解”，“这大概是未曾读过《三叶集》 的……《三叶集》是《女神》Introduction啊!”(注：《读了<女神>以后》，《创造季 刊》1卷2期，1924年2月28日。)直接点明了《三叶集》在阅读层面与《女神》的关联( 这一点也被《女神》的第一个批评者郑伯奇指出)。
在新文学的发轫期，《三叶集》与《女神》一样，都是最初的创作实绩，在当时就产 生了广泛的影响，(注：《三叶集》1920年6月由亚东图书馆出版，当时“引起了青年们 的兴趣和社会的关注，书销售得很快，几次重印”，还被田汉称为中国的《少年维特的 烦恼》，宗白华《秋日谈往》，《宗白华全集》1卷316页，安徽教育出版社1994年12月 ；另外，据汪原放统计，至“亚东”结业时，《三叶集》前后共销出22950本，《回忆 亚东图书馆》53页。)它与《女神》在出版时间上，相隔一年有余，表面上看是彼此分 离、各自独立的两本书，但如上文所述，《三叶集》可以看做是宗白华、田汉这两位“ 经验读者”对《女神》的先期阅读。重要的是，对于《女神》来说，“阅读”是先于“ 写作”结集问世，可以想象的是，当一位20年代读者拿起《女神》时，他(她)的阅读视 野里可能首先会浮现出另一本书——《三叶集》。与同一时期动辄冠以“长序”的其他 新诗集相比，《女神》“无序”似乎是个例外，但从某个角度看，作为“Introduction ”(介绍)的《三叶集》，似乎可以看做是它的一份长序。20年代初的文学青年冯至，已 开始接触新诗，但不满足于当时的样本，处于迷惑之中：
正在这时期，我读到了郭沫若、田汉、宗白华三人的通信集《三叶集》……当时对我 却起了诗的启蒙作用。我从这三个朋友热情充沛的长信里首先知道了什么是诗……
阅读《三叶集》时，冯至住在故乡的小城内，没有一个朋友，“这个小册子便成为我 的伴侣”，“直到第二年《女神》出版了，我的面前展开了一个辽阔而丰富的新的世界 。”(注：《我读<女神>的时候》，《诗刊》1959年第4期。)从《三叶集》到《女神》 ，对于冯至来说，是一个“阅读程式”塑造的过程，更是一个“诗”的启蒙过程，是一 个“什么是诗”的问题获得解答的过程。当对新文学所知不多的聂绀弩，面对《女神》 大呼“这是诗么?”“岂有此理”时，阅读了《三叶集》的冯至则知道了“什么是诗” ，这种比照本身就意味深长。
在讨论《三叶集》对《女神》的导引作用之前，有必要对《三叶集》作简要的分析， 表面上看，三人的通信你来我往，十分默契，但田汉、宗白华二人对郭沫若诗歌的阅读 反应是有所不同的，形成了微妙的“双声”现象：对于倾心于哲学研究的宗白华来说， 他最感兴趣的是，郭沫若诗中“清妙幽远的感觉”，自然玄思是他主要的“阅读焦点” ，对“泛神论”因素的著名解说，就由此发生。(注：见《三叶集》3～4页，亚东图书 馆1923年3版，以下引文页码均出自此书，不再另注。)郭沫若对此虽然十分认同，但他 真正关心的是“人格公开”的表白，这其实偏离了宗白华的阅读焦点，形成某种对话的 错位。(注：对于宗提出的“诗人人格”的说法，郭的反应十分强烈：“可是，白华兄! 我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你恐怕还未十分知道呢。”接着，便讲述起自己“比Gold smith还堕落，比Heine还懊恼，比Baudelair还颓废”的真实人格。(8～9)这种“引申 ”其实已偏离了宗的重点，形成了对话的“错位”。因为后者关注的并非是真实生活中 的诗人，而首先是一种观念领域中的人格造型，果然，宗白华对郭的坦率，似乎也不很 积极：“你的旧诗，你的身世，都令我凄然，更不忍再谈他了。”(24)后来，当郭四川 的同窗魏时珍将郭过去的劣迹向宗和盘托出后，他也只是在信中敷衍了一下而已。(28) )相比之下，在《三叶集》中，郭沫若与田汉更是一拍即合，首先吸引田汉的，正是郭 沫若有关自己“人格”的讲述：“我最爱的是真挚的人。我深信‘一诚可以救万恶’这 句话。”(30页)进而大力标举“人格公开”。郭似乎找到了一个可以倾诉的对象：“我 现在深悔我同白华写信的时候，我不曾明明快快地把我自身的污秽处，表白了个干净。 ”(35页)由此，郭、田的通信便以“人格公开”、“忏悔的人格”为契机展开了，田汉 的介入改变了《三叶集》的重心，使它从诗歌观念的讨论移至诗人的自我。当“忏悔的 人格”成为讨论的重点，它也同时成为诗歌阅读的前提。(注：田汉将自己的诗作《梅 雨》与自己的家事联系起来(59页)，郭沫若也顺着如此的思路，把《独游太宰府》一诗 解读为灵魂困境的写照。(72页)在读到郭的《抱儿浴博多湾》与《鹭》后，田汉说尤喜 爱前首，“因为既知道了你的career就知道你的诗，都是你的生之断片啊!”(79页))如 果说宗白华欣赏的是郭的“抒情天才”，那么田汉却说：“与其说你有诗才，无宁说你 有诗魂，因为你的诗首首都是你的血，你的泪，你的自叙传，你的忏悔录啊。”(79页)
从“泛神论”的哲理着眼，与以“人格公开”为阅读前提，这就形成了《三叶集》中 微妙的“双声”现象，隐隐包含着“情感”与“理智”的对立，并对后来的阅读都发生 了或隐或显的影响。将《三叶集》说成是《女神》的“Introduction”的谢康，就说到 自己读过了《三叶集》，才知道“泛神论”是重点，沫若的诗“全是以哲理打骨子的” ，由此解开了初读时的困惑。(注：《读了女神以后》，《创造季刊》1卷2期，1924年2 月28日。)显然，这里回响的是宗白华的声音。“泛神论”的哲理解说，也成为《女神 》阅读的一个重要切入点，被后来的论述反复征引，宗白华的声音回响在后来的文学史 中。
然而，宗、田二人的“声音”在《三叶集》中并不是对等的：在186页中，郭沫若的书 信占84页，田汉的书信占68页，而宗白华只占了14页。显然，宗白华的文字所占比重很 少，其声音是相对微弱的，《三叶集》中主要的篇幅都留给了郭田之间的“人格公开” 。相对于哲理的解释，“人格公开”似乎更具影响力。闻一多就说：“我平生服膺《女 神》于五体投地，这种观念，实受郭君人格之影响最大，而其一生行事就《三叶集》中 可考见。”(注：《致顾一樵》，《闻一多全集·书信》41页。)郭沫若自己也向友人推 荐《三叶集》，在致陈建雷的信中说：“不知道曾经蒙你鉴识过么?我的信稿大概是赤 赤裸裸的我，读了可以看出的大概。”(注：《新的小说》2卷1期，1920年9月。)不难 看出，基于一种内在感性的“人格公开”，由是成为《女神》的阅读参照，譬如郑伯奇 就认为，郭诗不大受人了解，“这原因大概就由于不晓得沫若君的境遇和个性所致。” 他自己开始对郭沫若狂暴的诗歌形式，是不很接受的，在阅读田、郭间的书信，“知道 我所爱读的那位诗人的身世”后，才改变了态度，因为“不久我很怀疑我对于诗形的那 种成见”。(注：《批评郭沫若的处女诗集<女神>》，1921年8月21、22、23日《学灯》 。)从“不接受”到“怀疑自己的成见”，《三叶集》的作用，其实是在为《女神》构 造一种有效的“读法”(“阅读程式”)。谢康更是向读者建议：“作者是一个possiona l，我希望读者须用passion去读才可以。要是求知识的根据，理性(狭小的)的满足，读 这书的只有堕于不可解之渊而大叫失望罢了。”
将“境遇个性”或“身世”作为有效阅读的前提，方式本身无太多特别之处，甚至还 是传统诗学批评模式的延伸，但重要的是，从《三叶集》到《女神》某种“阅读导引” 被建立了起来，在《女神》天马行空的体式面前茫然不解的读者，找到了一种途径和这 本诗集间建立联系，即：诗歌阅读首先要从内在的主体性话语开始。这种“阅读”上的 导引，与新诗观念的建立和普及，有密切的关联。
如果说胡适等新诗倡导者们，主要是从一种特殊的历史意识出发(新/旧、文言/白话) ，去论述“新诗”的合法性的，那么，在后起一代对现代学术的专业分工有了更清晰的 自觉的新诗人那里，(注：罗家伦就呼吁：最要紧的“就是要找一班能够造诣的人，抛 弃一切事都不问，专门研究基本的文学、哲学、科学。”《一年来我们学生运动底成功 失败和将来应取的方针》，《新潮》2卷4期。)利用现代西方文艺理论，为“新诗”建 立知识基础的诉求(而非新与旧的历史冲突)上升为中心。(注：康白情的《新诗的我见 》、宗白华的《新诗略谈》、俞平伯的《诗的自由与普遍》，发表在《学灯》上的郭沫 若与宗白华的论诗通信、叶圣陶《诗的源泉》、王统照的《对于诗坛批评者的我见》、 郑振铎的《论散文诗》《何谓诗》等是其中代表。)梁实秋曾将“型类的混杂”，当做 五四新文学浪漫主义特征的一个表现，比如“用散文的方式写诗”“用诗的方式写小说 ”等。(注：《现代中国文学之浪漫的趋势》，《梁实秋批评文集》41页，徐静波编， 珠海出版社。)但其实，“型类的混杂”，不过是“型类重建”的一个环节而已。对“ 诗”而言，当外在的格律形式，不再成为合理的规定，其本质以及边界，必须重新获得 诠释。在相关的诗论中，诗的文类规定不是仅仅停留在字句、音律、章节之美的强调上 ，从发生学角度进行的，有关诗歌的“主体性”论述大幅度扩张，“情感”与“想象” 代替形式上的规约，成为诗的根据。颇有意味的是，当新的“诗”观念建构集中于发生 学层面，作为诗歌的发生源泉的“诗人人格”，往往会被当做最终归结点。俞平伯声称 ：“至于怎样才能解放做诗底动机?这关于人格底修养，是另外一个问题。”(注：《作 诗的一点经验》，《新青年》8卷4号。)康白情的《新诗底我见》：“要预备新诗的工 具，根本上就要创造新诗人；——就是要作新诗人底修养。”可以说对一种具有丰富内 在感性的“现代人格”的向往，构成了新诗讨论的一个前提，以至有人抱怨：近来国人 的讨论，“都偏重于诗的作用价值，及诗人的修养……却于诗的形式，大概存而不论” 。(注：李思纯《诗体革新之形式及我的意见》，《少年中国》2卷6号。)
“主情”的转向与“诗人人格”的讨论，共同交织在新的“诗”观念建构中，构成了 不拘平仄，不拘短长的“新诗”最初的合法性基础。但应当注意的是，这种观念必须与 读者的具体阅读结合起来，“新诗”的成立才有社会性基础。由《三叶集》及相关评论 为《女神》阅读所作的导引，所起到的正是常识化、普及化的功能，即：新诗的成立， 不只是理论和形式的问题，而必须在“经验读者”对“一般读者”的影响中，转化成某 种普遍的“阅读程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