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与市场：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的非经济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文,中国论文,经济分析论文,模式论文,国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市场经济在不同的国家，因社会—历史—文化的环境特点形成了不同的模式。这种不同主要在于市场经济作为一种经济体制是在特定的环境下运行的，环境的不同会衍生出不同的市场经济模式来。
中国正在进行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是“一项前无古人的开创性事业”。〔1 〕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在特定的环境下的特殊表现形式就使得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将出现自己特殊的模式。
中国的基本政治制度是构成市场经济体制运行的首要的环境因素。国家性质不但决定国家的基本政治制度，实际上也决定国家和市场关系的发展状况。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它意味着社会主义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是一个政治性的概念，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时期，一切赞成和拥护社会主义的劳动者，包括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以及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和拥护祖国统一的爱国者都属于人民的范围。可以说参与并推动中国市场经济进程的市场主体的绝大部分在这个范围之中，这就决定了在社会主义中国国家与市场在根本上不存在对立关系。这一点通过中国特有的政体形式得以具体实现。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使得活跃在市场上的不同利益主体通过自己选出的代表对最高权力机构所制定的与市场运作及其环境建设有关的政策法规能够切实施加影响力，并通过自己选出的执行机关将最高权力机关形成的决议具体实现，因此，基于绝大多数市场主体的广泛意志和真实意志所形成的国家宏观经济政策与法规，既不是体现国家政府部门独立意志，也不是体现少数市场主体的意志，而是体现了绝大多数市场主体的长远利益和根本利益。当然，国家与市场根本利益的一体化，并不能说明国家与市场不存在任何形式的矛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有市场失效的领域与市场失序的可能，这就要求有国家和市场两个不同的社会资源调控的主体，国家实施调控的很多方式并不是以市场原则为依据的，这必然会对市场配置社会资源的机制产生影响。但这对矛盾不是根本对立的，所以，从长远看二者不会分化瓦解经济发展目标。相反，二者能够各自调控社会资源能力，对既定目标的实现发挥各自的优势和能力。尽管也存在着国家对市场的干预，也能求得市场运行的外部环境和市场内部的短暂协调和稳定，但“现代国家却只是资产阶级社会为维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公共外部条件使之不受工人和个别资本家的侵犯而成立的组织”，〔2 〕其干预经济职能的实施最终结果还是为了维护少数市场主体的利益，所以资本主义国家与市场的互动根本不能弥合二者之间利益分离的鸿沟。这就说明了不同政治制度基础上的市场经济的本质差别。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社会主义中国坚持民主集中制原则，人民代表大会不是单纯的立法机关，而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3〕国家宏观经济决策权和决策执行是统一的， 其意义在于它不但很好地体现了市场主体的整体统一的意志，而且对于中国正在进行的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尤为重要，它能够以整体、有效和平稳的方式实现经济体制的大转变，避免许多不必要和昂贵的社会成本。
毋庸讳言，社会主义中国实行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使得国家和市场关系上带有浓厚的执政党的色彩，但这并不影响国家和市场的和谐关系。国家性质规定的工人阶级领导权是通过其政党——中国共产党来实现的，正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使得人民主权在中国成为现实，历史与现实都选择了中国共产党作为人民团结力量的核心，她是在广大人民中实现政治整合和社会动员不可或缺和不可替代的决定性组织，正是这一组织动员和领导全社会进入市场经济的历史进程，为此，执政党的领导作用只能是更加有力地推动国家和市场之间的和谐关系。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之所以冠以“社会主义”，除了有特定的政治内含之外，还有特定的经济内含，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建立在公有制占主体地位的所有制结构的基础上。国家政权的归属是社会主义在上层建筑的体现，生产资料公有制形式地位的确立是社会主义必要的经济基础，二者有机的结合才能体现市场经济运转的政治体制环境的社会主义性质。当然，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决定了公有制并不是覆盖整个社会的单一所有制形式，即使公有制本身也有一个多层级的结构，否则，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就会失去其发挥作用所必须依存的基本条件而转变为计划经济。为此，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的所有制形式有两个特点：（一）就社会主义公有制而言，根据产业性质和财产与劳动者的结合方式来看，其有多层级的所有制形式构成，如：传统型国有企业和国有独资公司实行的是国家所有制形式，国家控股的企业实行的是国有成份占决定性地位的混合所有制形式，〔4 〕城乡一些中小企业实行的是集体所有制形式以及这三种公有制的衍生形态。（二）其他一些产业采取私营、个体经济、外商独资、中外合资和中外合作这些带有“私有”成份所有制形式，是公有制形式的必要补充。社会主义是一个结果性的概念，也是一个过程性的概念，即是通过社会主义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从而建立起计划经济体制所必须的整个社会实行公有制经济的物质基础的整个过程。〔5〕因此，在这个过程中， 尽管“私有”成份的所有制形式存在一定的消极因素，但在社会主义政治体制下，在以公有制占主体的经济运行条件下，这些消极因素一般不具备形成规模性的破坏力量，带有“私有”成份的所有制形式的存在，从长远看，实际上也是为最终实现社会主义的肯定的同时实现其自身的否定准备条件。
公有制经济占主体地位在很大程度上是靠国有企业和国家控股的企业在市场中的地位和作用决定的。国有企业和国家控股企业是市场经济的重要主体，它生产和支配着大量社会发展所需的物质资源，它是作为社会资源配置主体之一的国家所要依赖的重要经济力量，因此，国有企业和国家控股的企业在市场上的角色与功能也是国家和市场的关系的一种模式。既然国有企业和国家控股的企业是市场主体的一部分，它们同样要遵循市场运行的一般规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客观上要求国有企业和国家控股企业的所有权和经营权彼此分离，国家不承担国有企业的具体经营业务，国家只是通过代表人民对国有企业的财产进行必要管理和企业主管人员的任命实现其对国有企业的所有权，至于国家控股的企业，企业的股票持有者和具体经营者也不应彼此合一，国家在企业的财物管理和人事任免方面行使与其控股份额相对应的权力，其他一些处在不断流动状态下的股民与企业的经营活动距离相对较远，事实上，国家对国有企业和国家控股的企业的经营活动必须依照市场经济一般规律进行已有了法律制度上的限定。国有企业和国家控股的企业的地位和作用的重要性不仅是保证社会主义制度的经济基础，而且在国家宏观经济发展战略实施上，在稳定市场运行秩序上，以及在无法通过市场进行有效资源配置的项目上，如公共品的生产、高社会成本的产业的经营等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但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决定了社会主义国有企业和国家控股企业的经营手段和作用范围不是没有限制的，它必须秉持既要维护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同时又要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的原则。西方一些市场经济国家也有国有企业，有的在整个国民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也承担着引导国民经济符合国家制定的经济发展战略的任务，但是它们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国有企业和国家控股企业有本质的差别：（一）西方一些国家的国有企业或国家控股的企业是在不侵犯国家总体上实行私有制的前提下起作用的，国有企业和国家控股的企业在国民经济中的份额受到严格的控制，而且“它只存在于某些生产部门中，特别是存在于私人资本不宜经营或不便经营的部门当中，如一些公用设施和基础工业部门。而不像公有制的国有制经济那样存在于所有社会生产部门”，〔6〕为此，它们对市场的调节手段和范围有很大的限制， 比较容易服从部分市场主体利益的支配。（二）西方一些国家的国有企业或国家控股的企业经常与大中型私人企业联手干预市场，这就使得其干预市场的活动最终还是更有利于少数市场主体。（三）在私有制的条件下，国有企业在国民经济中的角色、功能和规模经常为代表不同集团利益的政党轮番执政的相互矛盾政策而变得模糊不清。（四）西方一些国家的国有企业在市场中的活动方式表明，作为管理资产阶级共同事务的资本主义国家力求协调其与市场之间在社会资源配置上的关系的努力终究难以如愿以偿。
市场经济能够有效地配置社会资源从而刺激社会财富的增长，但是也必须认识到单靠市场机制并不能实现社会财富的公正分配，这一点已经为市场经济的实践所证明。按劳分配是社会主义的分配原则，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全体社会成员提供平等的竞争机会和有效的激励机制，鼓励部分社会成员和区域发挥自己的优势和开发现有能量，在现行的法律规范的制约下，通过劳动获得以各种物质形式的回报。但是，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性质决定了社会财富不可能长期集中在少部分人和地区的手中，形成两极分化的局面，而是要实现全社会共同富裕的目标。为此，国家必须参与市场对社会财富的分配，通过政治、经济、法律和行政的手段，不但继续保持对不同个人和地区的平等的激励机制，而且实现社会财富在不同社会成员和地区的公平分配。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确立同西方市场经济的确立有一个显著的不同，那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由计划经济体制转化而来的，计划经济体制需要以市场经济的手段带来的社会化大生产、发达的生产力和大量的社会物质财富为基础，倘若这些基础不具备，单靠国家对几乎所有的社会资源进行配置，虽说在短时期里会催发一定的经济发展，但从长远看计划经济体制非但不会促进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相反会成为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的障碍，社会主义中国的实践已经证明了这一点。尽管如此，必须看到计划经济中的一些适应社会化生产的国家对整个国民经济进行宏观管理的方式、技术在市场经济的进程中有其存在并发挥作用的客观条件，因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进程并不始发于落后的自然经济的生产力水平，而一开始就启动于具备一定的社会化生产和具有一定工业化水平的经济基础上。同时，在市场经济转制启动所需的各类资源相对匮乏的情况下，社会对国家在集中社会资源用于关键部门发展的高效作用的迷恋很容易油然而生，另外，先市场化的国家市场进程已经向后市场化国家表明市场经济的正常运转越来越需要借助一些计划的手段克服其自由发展的盲目性。这些直接和间接经验都构成新的经济运行体制的资源，它能为市场经济在一个超大社会里的全面推动提供必要的物质和管理保障。为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从这一方面讲不可能是纯粹的市场经济（现在世界上也没有哪一个国家实行纯粹的市场经济）。客观的历史和现实条件要求国家必须利用必要手段和方法参与市场对社会资源的配置并对整个市场运作进行必要的宏观管理与指导。
社会主义市场进程不是在一个封闭的环境中展开的，这一进程也包括了同世界市场不断融合的过程，于是，国际市场体系和政治的状况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的必要环境。英国在其市场经济的启动初期的一段时间里，其商品竞争力并没有绝对的优势，国家实行的是重商主义所推崇的保护主义贸易政策，而当其市场渐渐发展起来，工业革命又使得其商品的竞争力无以伦比的时候，英国面对的是找不到任何竞争对手的几乎是无边际的市场，借助于经济实力和军事强权（如发动鸦片战争和克里米亚战争迫使中国和黑海地区敞开市场），国家对市场的主控能力远远越出大不列颠本土，辐射到几乎是地球的每个角落，于是，英国有理由开始坚持并到处推销自由市场制度。而此时隔海相望的法国就不同，其市场经济的起步和工业化进程较英国为晚，遭遇的国际政治和市场条件明显不如英国，因此，尽管法国以重农主义为主的经济学界呼吁法国实行自由贸易制度并与国际市场接轨，但法国国家权力并没有因为市场进程的推展而削弱，相反，“法国政府在整个19世纪对相当大范围的经济活动施加指导和控制”。〔7 〕国家努力通过关税手段阻止外国商品大量的袭入，并采取各种辅助形式保护和发展民族工业。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进程所面临的国际市场条件更不同于法国，现今的世界市场是充满竞争的市场，而且作为市场经济的后行者介入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其商品的生产和销售往往一开始就处于弱势，相反，先行者占有巨大的优势，〔8〕为此， 在整个市场体系的中心为少数先市场化国家占据着的情况下，国家一方面必须积极参与国际市场一系列游戏规则的协商和制定以介入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另一方面国家必须采用必要的方法维护民族产业和调整生产结构，只有这样才能争取在世界经济中的平等地位而使整个国内市场不至成为世界市场中心的附庸。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主流，也决定着国际政治的走向，但是，必须看到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使社会主义中国遇到了严峻的挑战，这是中国市场经济进程不可回避的国际政治环境之一，因而，中国的市场经济进程有很深的政治含义，即通过持续、健康、高速发展的社会生产力和不断提高的人民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证明社会主义强大的生命力和优越性，从而巩固国家政权，提高国家的国际地位。这样国家在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必须有经济发展的阶段性和长远性目标和相应的实施规划，国家对总体国民经济发展的计划指导的力度非但不能放松而且还要强化，国家对经济进行宏观管理的手段和方法也需不断完善，否则，在后市场化的国家当转制体制还未配套时，完全依赖市场过于分散化决策的作用，削弱国家宏观经济调控的权威与能力，国家的整体经济与政治发展目标的实现必将受到严重的阻碍。
当然，中国比其他后市场化的国家更为特殊的是中国的市场进程是在一个超大社会条件下进行的，如何在大规模的社会里实现从计划到市场的经济转制没有任何先例，至少，转制过程中所要动用的物质力量和精神力量，以及将这一过程规范化的制度建构方面，国家无疑要担当许多市场无法承担的责任。超大社会的物质形态的表征主要有：幅员辽阔的国土、众多的人口、多个民族聚居、复杂多变的气候和地貌等。精神形态的表征有：影响深远的传统规范和因地域、民族等因素而产生的不同的价值观等。
幅员辽阔的国土对于中国预示着市场经济启动和发展所需的潜在物质支持是优越的，也预示着经济增长所依托的市场规模也是优越的，但同时必须看到，辽阔的国土是构成国家与市场的关系模式的制约因素之一。（一）市场经济决不是在真空里运行的，国家和社会安全是它最基本的物质前提，就是亚当·斯密也认为国家和社会的安全是靠国家而不是市场去承担。〔9 〕国土越是辽阔说明国家越是必须动员更多的社会资源去生产国防公共产品，以有效地维护主权与领土完整；越是必须动用更多的社会资源维护和建设社会稳定所需的各种物质支撑。（二）国土辽阔只是一个政治地理的存在，而要赋予其经济意义，条件之一就需要将整个国土变成有机的市场网络。联系全国的交通运输、邮电通讯和信息体系是市场网络的一般基础条件，而这些公共工程也无法靠市场力量去实现，国家无疑要花费更多的社会资源。
众多的人口意味着庞大的消费，意味着市场经济发展更大的社会动力，然而，一国的市场经济的进程与水平不单纯取决于人口的数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口的经济结构，要将计划经济条件下形成的人口经济结构转变成适合市场经济发展的人口经济结构涉及到诸如产业结构的调整、劳动力在不同产业之间的自由流动和相关人口素质的科学与教育的发展等方面，客观要求国家强化对整个社会的产业结构进行必要的调整，除了制定资金、土地生产要素的流通原则和计划外，作为生产要素构件之一的劳动力在不同产业和地区的流动计划的制定现在看来尤为重要（劳动力的流动已经成为困扰大中城市健康有序发展和社会稳定以及企业发展的问题之一，农村劳动力大量流向城市使得城市各项供给出现瓶颈，城市生产与生活机能出现紊乱苗头，并且城市中普遍的跳槽现象也已经制约了某些国民经济重要部门的发展），以及向众多的人口提供受教育所需的社会资源。同时国家也不得不认识到，由于相对于众多人口的社会资源还很匮乏，国家在建立新型的生产结构的同时必须优先考虑能够生产出按人均计算保证基本生活所需足够的商品，为此，必须对日益加强的对生产结构进行调整的市场力量提供指导。
复杂的气候和地貌自古以来一直是困扰着中国作为农业大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自然因素，尽管今天的中国市场经济的进程已是在具有一定工业化基础上展开，但农业依然是决定着市场经济外部稳定的政治环境和内部正常运作的主要因素，从这个意义上讲，国家对整个社会宏观经济管理形式不得不包含有对自然因素的考虑。恩格斯在谈到亚细亚生产方式时就指出国家管理社会的方式受到东方社会自然条件的影响，正是气候和土壤等自然因素制约了东方社会关于基本经济制度的选择。〔10〕这就告诉我们，在抵御自然力破坏的技术手段和物质条件还欠缺的条件下，国家与市场的关系模式必须考虑到中国作为东方社会自然环境在其中的作用，即在现代条件下国家仍必须更多地承担消解自然环境对工农业生产影响的责任，国家有必要树立权威以确保防御自然灾害的公共工程的建设与管理，以及在总体布局上的对自然灾害的缓解和救济，而这一切靠分散化决策、特殊利益关怀机制运作的市场力量是无法解决的。
国家的这种全面性的特点还体现在少数民族政策上，在具有56个民族的中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必须顾及到少数民族步入市场化的物质和精神条件，国家不应只是单纯靠市场的力量去刺激一些经济基础较为薄弱的少数民族的经济增长，而需通过国家的倾斜政策和资源支持使之占据市场相对有力的位置，逐步适应体制的转轨。
强有力的传统规范作用是超大社会的精神特征之一，超大社会在很大程度上是需要普遍被认同的传统规范作为其整合武器。所以，中国悠久的政治经济传统规范也构成市场经济运行的环境，关联国家与市场关系的传统规范很多，这里主要谈两点，一是大一统政治传统，一是义利并兼的伦理经济观。
对于大一统的政治传统应该有一个辩证的看法，其中带有专制糟粕的一面是应该摒弃的，但是在一个超大社会有效地维护中央与地方的有机联系以便维持祖国统一的一些政治理念和技术手段则应该有一个正确的评价，倘若大一统的政治理念早就丢弃，具有超大社会的中国也就没有今天的世界上称得上数一数二的统一的国内市场规模了。从这个角度讲，中国历史上大一统的政治局面的经济意义在于：（一）提供了将一个幅员广大的国土建设成有机的统一的商品交流的市场的条件；（二）积累了丰富的广大范围内进行商品交流的古朴的经验和一些可资利用的物质手段；（三）形成了中央权威的强辐射力对经济交流顺畅的重要保障的政治经济理念。今天，中国之所以选择市场经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为了获取解决长期困扰着中国社会的资源总量相对社会需求总量相当匮乏问题的有效手段，而市场经济要求中国这个超大社会在社会资源配置上一改过去国家集中调配权力的方法，而走分权—利益满足的道路，将大部分资源交给市场去配置，这样才能缓解有限的资源总量和剧增的社会总需求的矛盾。“政治权力只是经济权力的产物”，〔11〕国家和市场的这种经济分权在一定程度上会作用到中央和地方的权力结构上。应当看到在社会总体资源总量相对于社会需求来说仍很匮乏的情况下，国家与市场关系和中央与地方分权如果把握不好，地方调控社会资源能量的加大必将带来地方主义观念的强化从而削弱中央权威，这无疑是对大一统政治理念和中央和地方关系的一系列规范性制约的挑战，它不但会引发诸如诸侯经济的市场分割化的经济后果，而且必将引发严重的政治后果。“中央权威的本质是国家统一意志基础上的统一领导权，这是任何国家存在的前提和条件。没有中央权威的地方，或是中央权威衰弱的地方，国家就会处于分裂和混乱状态。分裂和混乱是现代化的大忌，反过来说，强固的中央权威则是现代化过程中能够以较低成本获取快速平稳发展的根本保证”。〔12〕为此，中国的历史和现实已经告诉我们这样一个道理，有力的中央权威才能带来稳定统一的政治体系和巩固既有的国家结构形式，这是确立市场经济过程中国家与市场关系的政治原则。在该原则下，国家在市场经济的进程中有必要向社会输出一定的政治经济权威即国家必须拥有参与社会资源的配置和对整个经济体系的运转进行宏观调控的能力，从而建立起在超大社会条件下的中央与地方在资源配置上的权力平衡机制。
义利并举是中国传统经济伦理很重要的组成部分，它要求不能用经济规则去度量伦理行为，相反，伦理原则是使经济行为获得社会意义的基础。中国传统文化并不绝对排斥利取，中国传统中就有讲求“因民之利而利之”的内容，〔13〕只是要政治家们注意“先足其衣食，然后教化随之”，〔14〕即在趋利为富的时候还要使民众受教，即接受礼义的教育。从礼义教育的内容上看，礼义所遵循的原则与经济运行的原则有相悖的地方，换句话说就是礼义的作用区与经济原则的作用区有部分的重叠，在这个区域内，两者的作用原则是不兼容的，甚至是相互抵触的。这时候义利如何协调是个棘手的问题，一般有两种观点，一是认为在社会资源极度匮乏的情况下，利取为先，即所谓仓廪实而后知礼节，一是认为即便生存条件险恶，也不能放弃君子趋义小人取利的原则。总体上看，义即伦理的作用的维持和利即经济的边界内缩成为主流观点，体现在国家治理上出现了认为那种“德义不立而利用克宣”而兴邦的“未之有也”的观点。〔15〕历史上，在中国经济活动中贯穿礼义教化不仅仅是民间的责任，更是国家的责任，经济权力的扩展是受到国家秉承的伦理的影响的，即国家有其浓厚的伦理规定性。尽管现在时代已经变化，但是伦理建设和经济发展之间的矛盾关系依然存在，体现在西方市场经济进程中，就有通过伦理建设遏制市场帝国主义扩展的呼声。另外，国家有其伦理规定性，就是说不同的政治体系下的市场权力是有其特殊的伦理边界的，〔16〕国家正是通过对市场权力的伦理限定来作为体现这个国家的特质的很重要的一个方面。中国也不例外，在市场经济的进程中，国家不可能将所有领域对市场敞开，去重蹈西方国家社会伦理困境的覆辙，应通过包括汲取传统伦理精华的社会主义伦理对市场权力作出种种规范来体现市场经济模式的社会主义特性。
不同地域或民族存在不同的经济价值观念对市场经济的全面推展有一定的影响，国家在主导市场经济建设的同时必然要考虑到这一点。因为，分布在某些地区或民族中的价值观念与市场经济包含的价值系统还不能即刻对接，国家有必要首先对这些地区（部分少数民族地区和迟发展地区）的价值系统进行疏导和管理以力求相互适应，如果单靠市场的强制力量，不可避免地会引发价值冲突，这无疑会构成对市场经济运作的外部环境的威胁。所以，国家有责任通过自己的权威对市场力量在不同地区的作用力度进行宏观管理。
综上所述，任何经济体制都是在一定的环境下运行的，并且显示出其与环境相适应的个性。中国市场经济进程是在中国的具体的社会—历史—文化的环境中展开，是在一个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政治体系中推展的，因此它在遵循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的同时，必将形成自己独特的市场经济模式。
注释：
〔1 〕《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中国共产党第十四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会议1993年11月14日通过）。
〔2〕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 《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第240页。
〔3 〕浦兴祖主编：《当代中国政治制度》，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9页。
〔4 〕有学者将具有国家资本成份的企业分为五种：传统意义的国有企业；国家独资公司；国家控股公司；国家参股公司；国家投资的其他企业。参见“进一步加大国有企业改革宣传力度”一文，《人民日报》，1995年9月17日，第1版。
〔5〕参见《共产主义原理》，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4卷，第369—371页。
〔6〕樊纲主笔：《公有制宏观经济理论大纲》，上海三联书店、 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6页。
〔7〕（法）弗郎索瓦·卡龙著，吴良健、 方廷钰译：《现代法国经济史》，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36页。
〔8〕参见（英）苏珊·斯特兰奇著， 扬宇光等译：《国际经济学—国家与市场》，经济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93页。
〔9〕参见（英）亚当·斯密著，郭大力、 王亚南译：《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下卷，商务印书馆，1974年版，第252页—253页。
〔10〕恩格斯：《恩格斯致马克思》（1853年6月6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8卷，第260—263页。
〔11〕马克思：《君士坦丁堡的乱子—德国的招魂术—预算》，《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9卷，第80页。
〔12〕王沪宁：《调整中的中央与地方关系：政治资源的开发与维护》，载于《探索与争鸣》，1995年，第3期。
〔13〕《论语·尧曰》。
〔14〕《周书》，苏绰，卷二三，《列传第十五》。
〔15〕《旧唐书》，陆贽，第一三九。
〔16〕参见"The Moral Boundaries Of The Market",RussellKeat:Ethic and Market,Edited by Colin Crouch and DvidMarquand,The Political Quarterly Publishing Co.Ltd 1993,Oxford,U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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