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迎华[1]2002年在《社会变革中女职工产业结构的变动与发展》文中研究表明近百年来，特别是二次大战后，妇女的大量就业和广泛的社会参与，已经成为世界性潮流。中国在同一时期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建国以后，中国妇女就业率一直居于世界前列。但是在考察一个国家或一个群体的就业水平时，除了要看其就业数量方面的指标外，还要看其就业结构方面的指标，而当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时后者就显得尤为重要了。因此，本文意图透过建国后历年的劳动统计数据，研究在社会变革中我国女职工产业结构的变动与发展。通过其在第一、二、叁产业上的就业结构的变动情况及其与本国男职工、外国女性劳动者就业结构的对比分析，总结我国女性劳动者在提高就业质量方面所取得的成果和仍然存在的问题，讨论经济、制度、教育和性别因素对完善妇女就业结构的制约作用，最后结合当今世界发展趋势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王朝明[2]2003年在《中国转型期城镇反贫困理论与实践研究》文中提出配合体制转轨和社会转型，中国的扶贫计划，已经推进了 10 多个年头，其成就是举世公认的，主要体现在农村反贫困行动已经取得突破性进展，贫困人口由 20世纪 80 年代初的 2 亿多人，锐减到目前的 3000 万人左右。虽然如此，中国反贫困的任务仍是十分艰巨的。当前，贫困现象不仅表现在农村，而且随着体制转轨，国企改革进入攻坚阶段，资金、技术和人力资源的重新组合以及产业结构调整的不可避免，企业下岗职工人数和城市失业者数量都在逐年增加，城市就业压力不轻，企业下岗职工再就业尚有相当困难，以贫困职工和城市长期下岗失业者以及部分农村流动人口为主体的城镇新贫困人群正在形成，原来不为人们关注的城镇贫困问题，正快速地凸显起来。政府、社会各界均已意识到城镇贫困问题的治理已迫在眉睫，中国扶贫事业面临新的情况和挑战。对此，我们必须对中国的贫困问题和反贫战略进行重新的反思和定位。本论文的研究正是基于中国经济体制和社会结构“双重转型”的背景，对骤然而起的城镇贫困问题进行经济、社会、人文、历史等多视角的深入考察和系统研究，即主要是从基本概念，贫困测度，致贫因素，反贫对策，目标和趋势以及国际比较上对城镇贫困问题进行更深入，更全面的调查研究和认识分析。并力求通过其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研究，构建符合中国特色的城镇反贫困战略体系，冀望能有助于缓解当前城镇贫困的蔓延，以便在继续推动改革深化的同时，统筹兼顾、协调好各种利益关系，尤其是切实维护好贫困弱势群体的切身利益，使他们能够分享到改革与发展的利益和成果，从而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以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论文共分 7 章，主要内容及观点如下：第一章，作为全论文的引论部分，开宗明义地提出了贯穿城镇贫困与反贫困研究思路的理论主线是人文关怀的精神，由此点明了本论文的研究主题和意义，并为后面各章的理论研究和实证分析注入了灵魂和精髓。而全论文这个研究内核的提炼：一方面，是基于对经济学研究贫困的历史梳理，从而发现从古典经济学到现代经济学关于人的研究和人文关怀精神已经逐步地丢失。这样，对涉及到人的贫困问题及其治理，主流经济学建树不多。相反，始终以社会生产方式及其社会制度作为研究对象，以人类解放作为奋斗目标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科学地分析和深刻地洞见了自工业化以来资本主义社会贫困存在的根源，提出了解决资本主义社会贫困的制度变革方式，在这方面留下了宝贵的理论财富。这也正是我们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着力对当前中国转型期城镇贫困与反贫困研究进行理论创新和制度建设的根本所在。因此，笔者在引论中以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解放和人的全面发展的论断与邓小平共同富裕的思想为指针，重新诠释现代人文关怀精神，从而铸造中国转型期城镇贫困与反贫困研究的理论内核。另一方面，是基于对工业化社会以来反贫困的经验教训的深刻总结。要突破过去仅仅将贫困视为一种低经济收入和物质匮乏现象（当然这是贫困最基本的现象，但贫困的表现不止于此）的理解，扭转将反贫困囿 1<WP=5>于临时性、施舍性的给钱送物的简单做法，提高扶贫的效果和效率，促使反贫困行动走上制度化、规范化和人文化的轨道，必须张扬人文精神的旗帜（这也是当前一些国际机构将物质贫困上升为人类贫困来治理的理由所在）。这样，才能从经济、社会、人文等方面构建中国城镇反贫困的战略框架、政策体系和组织结构；这也为我们在后面各章的研究中提供了一个跨学科边缘交叉分析的理论框架。此外，引论部分还界定了众说纷纭的贫困概念的基本内涵与反贫困的要义，提出了关于贫困类型的划分，给出了测量贫困程度的指标体系；同时从文献的角度，重点地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的贫困学说和社会主义国家及其转型过程的贫困与反贫困理论，以及经济学、社会学中关于贫困研究的代表性理论，并且确立了论文的研究方法、研究思路即框架结构。这一切为下文的分析奠定了必要的理论前提和学术准备。第二章，从现实客观的角度描述了中国转型期城镇贫困存在的状况。由于当前城镇贫困问题的突显，直接反映在城镇贫困人口构成的变化上。而说明这个变迁，我们运用了社会学关于社会分层的理论，分析了伴随着转型，原来计划经济体制下一些享有资源占有的阶层出现了分化，中国社会分层呈现多元化的格局。在社会分层加剧的条件下，城镇贫困人口结构发生了变化。为了识别这个变化的规模，探讨了尚无法统一的中国城镇贫困线标准，以及按照不同贫困线标准测算的城镇贫困人口规模，其中包括笔者提出的应把从农村进城的流动贫困人口估算在内的规模。在此基础上，分析了城镇贫困人口的分布情况和生存状况，运用英国学者汤森关于“贫困叁分法”的理论，将当前城镇贫困归结为界于绝对贫困与相对贫困之间的“基本贫困”状态。最后，归纳出转型期城镇贫困的基本特征和社会影响。第叁章，基于中国经济与社会的双重转型背景，全面探讨了 20 世纪 90 年
徐彤[3]2011年在《中国农民工社会保障的经济效应研究》文中提出国际上,现代社会保障制度是工业化的产物。自从1883年在德国产生后,经历了近130多年的历史,目前已有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建立起社会保障制度。国际劳工组织(ILO)1952年将社会保障的内容界定为医疗照顾、疾病津贴、失业津贴、养老退休金、雇员工伤津贴、家庭补助、生育津贴、伤残津贴、遗属津贴等,并对各项计划所应遵从的最低标准都一一做了规定。广义讲,社会保障制度主要内容包括社会保险、社会救济、社会福利制度。在现代市场经济下,社会保障已经成为各国政府和社会帮助其国民摆脱生存危机、满足基本生活保障需求、追求社会公平与正义的最重要的制度之一。相关经济学理论认为,社会保障制度的目标是保障和改善国民生活,实现整个社会和谐发展。社会保障与经济发展是相互影响的。一方面,经济发展对社会保障起决定性作用,是社会保障制度得以产生和不断发展的物质基础；另一方面,社会保障对经济发展具有反作用。完善公平的社会保障制度既能为经济增长提供一个比较稳定和谐的社会环境,还可以通过影响储蓄、资本市场、劳动力市场等因素进而影响经济增长。当然,这种反作用也可以是负面的。中国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改革开放以及工业化、城市化发展,产生了大规模的农民工群体,成为产业工人的主要组成部分。相比较而言,他们面临更大的社会经济风险,对社会保障的需求更加迫切。然而,在现行城乡二元、地区分割的社会保障体制下,农民工的社会保障曾经一度处于“真空区”,被排除在城镇社会保障或农村社会保障之外,“时进”、“时退”,进退两难。近年来,随着政府相关政策的引导、促进,农民工的社会保障事业取得了一定进展,但仍然有大量的农民工缺乏应有的基本社会保障,制度实施中存在诸多问题。本论文选题为中国农民工社会保障的经济效应,主要目标是：全面了解把握当前我国农民工面临的主要经济风险,了解农民工社会保障的发展现状、存在的主要问题,分析农民工社会保障的经济效应,并相应给出解决路径和对策选择。通过对国际和中国现代社会保障思想、理论及实践历时和共时性探究,在此视野下研究流动人口社会保障本质属性与经济发展内生性因素的相互作用关系。把握当前我国农民工面临的主要经济风险及农民工社会保障的发展现状、存在问题,分析农民工社会保障的经济效应,并相应给出对策选择。农民工社会保障问题是当前我国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实践发展中亟待解决的焦点难点问题,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和应用价值。主要研究发现和结论如下：(1)农民工面临着诸多风险：其一,农民工面临较高的就业风险,表现为签订劳动合同的比例低、工作时间长、工作条件差、拖欠工资现象严重；其二,农民工面临更高的生理健康和心理健康风险；其叁,农民工面临较大的居住风险和子女教育风险。(2)农民工社会保障的现状是参保率低,覆盖面窄、保障水平低。具体表现为：农民工养老保险参保人数少、覆盖范围窄,退保率高,行业、地区差异明显,主要存在的问题有：交费负担重,转移接续困难。农民工医疗保险的现状是各地区参保模式多样化,总体参保率低、存在较大的地区和行业差异,保障范围过于狭窄。农民工工伤保险投保率偏低,职业伤害调查取证难,工伤保险与工伤预防、工伤康复脱节。农民工生育保险的保障水平偏低、制度操作性不强。农民工职业教育培训管理体制不顺、企业和农民工本人参与的积极性不高、约束监督机制不健全,致使培训效果大打折扣。农民工住房保障制度不健全、导致农民工住房数量不足、质量很差,严重危及身心健康。农民工子女不能获得公平地学校教育机会、而社会教育和家庭教育负面影响因素很多。(3)利用我国1989-2007年相关统计数据,选用协整性与因果关系的检验办法,对目标数据进行格兰杰因果检验,实证分析农民工社会保障与经济发展问的相互关系。分析结果表明：其一,社会保障支出是引起经济增长的一项重要因素,社会保障支出的增加会相应引起GDP的增加,而这种影响会显着地持续两年以上,而社会保险费用即与经济增长呈现负相关关系,民政费由于直接保障社会最底层居民的基本福利,因此可以有效拉升全社会社保水平,促进经济增长。其二,城乡收入比与社会保障支出、社会保险费用支出、民政事业支出均存在负相关关系,且均呈现单项相关,即解释变量单项作用于被解释变量。财政对于社会保障的投入促进了城乡收入的缩小,惠及农民工,使之收入提升,社会福利状况改善。其叁,社会保障支出是促进农民工进城务工的重要原因,社会保障支出对农村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具有短期的影响,当期的社会保障支出会引起之后第一年农村人口占总人口比例的反方向变动；而农村人口占总人口比例对社会保障支出的影响持续期较长,当期的农村人口占总人口比例的变动会引起之后第一年和第二年社会保障支出的反方向变动。其四,反映产业结构变化的指标之一——第一产业GDP占比与社会保障指标均存在显着负相关关系,而与另两个产业结构指标——第二产业GDP占比与第叁产业GDP占比均存在显着正相关关系。这说明对于农民工社会保障的提升(扩大社会保障覆盖面、提高保障水平)有利于我国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4)提高农民工社会保障的经济效应,目前需要从建立健全农民工社会保障体系、加强推进我国社会保障体系统筹发展、优化社会保障制度运行环境、彻底改革城乡户籍制度,强化司法保障力度等几个方面着手推进。
韩梅[4]2006年在《弱嵌入性与下岗失业女工再就业》文中指出经过20多年的改革,我国社会正处于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制度转型期。随着经济结构的调整、就业制度的变革和国企改革的深化,城镇下岗职工失业和再就业问题日益严重。城镇女性职工在这场危机中首当其冲。与男性相比,下岗女性在城镇下岗职工中占多数比例,在再就业的过程中面临着较多的困难。 本文以下岗失业女工为研究对象,尝试引入女性研究的一个中层理论——“弱嵌入性”理论视角,以吉登斯的结构二重性为宏观理论依据,在一些调查资料的辅助基础之上,从个体与结构互动的层面来分析下岗失业女工的再就业行为及过程。下岗失业女工的再就业是她们对社会结构变革适应的一种方式。这种方式体现了下岗失业女工应对社会结构变革的能动性。但是这种能动性受她们被社会结构所赋予的特定的社会属性的制约。能动性的发挥,又为下岗失业女工构建了新的社会生活结构。本文重点分析了社会结构环境变动对下岗失业女工的社会性重塑和下岗失业女工的再就业行为,即对社会变革的适应过程。这个个体能动性与客观社会结构的互动过程,同时也反映出下岗失业女工在社会结构变动中再就业的特点以及障碍所在。
金窗爱[5]2012年在《中国当代女性就业问题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劳动就业是透视一个社会中女性的经济权利和社会地位的重要视角。女性就业是女性获得并保有财产权利的重要途径和保障，也是实现男女平等、提高妇女地位的先决条件，还会影响到社会的稳定和发展。对女性就业问题的研究，涉及政治、经济、法律、社会、文化等多门学科，只有从多视角进行分析，才能反映出女性就业的全貌。本文选取女性就业的产业行业结构、角色期待、性别歧视和就业政策作为研究视角，从经济、社会文化、法律、政策等方面较全面地分析建国以来中国现代女性就业的状况及影响因素，进而有针对性地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根据建国以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情况及其对女性就业的影响，本文首先从纵向上按时间顺序划分了女性就业的四个阶段：变革期、过渡期、调整期和重组期。结合相关的劳动统计数据，梳理了每个阶段女性就业的基本状况、对女性的角色期待、女性就业遇到的性别歧视和该时期政府针对女性就业的相关政策。通过回顾建国以来我国女性就业的历程，本文从四个方面分析了影响女性就业的因素。一是产业结构变化与女性就业质量。随着产业结构的转变升级，女性就业的行业职业结构也不断提升，女性就业正在向知识密集度较高的行业发展。但与男性相比，职业层次、工资收入等方面还存在一定的差距。二是角色冲突与女性就业困境。由于传统文化根深蒂固的性别刻板化印象，女性首先被赋予养育子女、照顾家庭的社会角色，其次才是工作角色。由此产生职业女性家庭与工作的角色冲突，难以两全齐美。要想取得职业发展，女性往往需比男性付出更大的努力。叁是性别歧视与女性就业压力。用人单位出于经济利益的考虑或者由于个人“偏好”，在就业过程的各个环节，都可能造成对女性的歧视，包括招聘录用中的提高标准、培训晋升中减少机会等。四是就业政策与女性就业保障。就业政策是政府在市场条件下管理劳动力市场最主要的手段，也是推进女性就业平等的重要途径。一直以来我国政府都很重视女性就业问题，制定了一系列相关的法律法规。但现有的法律与政策还不够完善，可操作性不强，缺少相应的就业歧视诉讼制度和专门的就业平等机构。在分析了影响我国女性就业的主要因素后，本文选取英国、日本、加拿大和印度几个典型国家，总结了他们在促进女性就业方面的经验和对我国的借鉴意义。这四个国家各具特点的男女平权工作对中国女性就业问题在立法和公共政策方面的制度设计与实践，提供了不同侧面的借鉴。最后，本文提出促进我国女性就业的对策建议。包括健全反就业歧视立法体系，加强法律可操作性；将性别平等作为公共决策主流，推动女性就业；动员社会力量支持女性就业，增加女性就业资本；完善自身素质，提高就业能力。总之，女性就业问题不是单一的、孤立的，而是多元的、综合的系统工程。在这一过程中，政府不能缺位，司法不能缺席，男权不能缺德，女权不能缺力。
刘海军[6]2011年在《当代中国工人阶级结构变化及其现实影响》文中研究说明叁十年来,随着市场经济取向的改革开放在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各个领域的展开,中国社会正经历着空前的社会转型和体制转轨。原有的社会结构被打破,社会成员的身份被打破,社会流动性不断加强,新的社会分层和整合如滚滚红尘涌动在中国大地上。其中,中国工人阶级的结构变化尤其巨大、深刻,并且这种变化必将对我国经济社会的整体演化和发展产生不可忽视的深远影响。工人阶级,作为中国共产党的阶级基础和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力量,他们无论是在中国历史上还是在现实生活中,都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关注他们的社会命运,追踪其历史流变轨迹,探讨其未来可能的走向,构成我们今天理论研究不可或缺的问题域和主要内容。然而,目前我国对现阶段工人阶级的总体研究却仍然相对薄弱,系统深入的理论研究十分缺乏。这种状况若不能得到改变,我们的理论研究和认识水平将跟不上时代的步伐,也有悖于市场经济建设的社会主义性质和方向,更难以融入到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中来。正是抱持着这样一种现实的紧迫感和历史使命感,本文从梳理工人阶级基础理论出发,理清了关于阶级理论的两大理论渊源,回溯了从马克思到胡锦涛一系列马克思主义者关于工人阶级的理论观点；在此基础上,首先从整体上分析了当代中国工人阶级结构的新变化,着重阐述了当代中国工人阶级结构的变化轨迹、变化原因和变化特点；接着具体论述了当代中国工人阶级内部各个阶层的变化状况；然后文章重点揭示了当代中国工人阶级结构变化对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影响,对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影响和对中国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影响；最后文章在以上论述的基础上,郑重指出了我国工人阶级结构合理调整的方向、原则和政策取向。
刘晓辉[7]2010年在《当代中国女性发展探析》文中研究说明“第二性”的历史遭遇是全世界女性共同的命运。在几千年的封建社会和百余年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中国女性更是经历了难以想象的长期受压迫、受屈辱、受摧残的悲惨历史。近代以来,蓬勃发展的中国女性解放运动唤醒了她们。中国女性开始从卑微无我、“集体无意识”的境遇中走出来,踏上了寻求自身解放和发展的征途。新中国成立后,获得了与男性平等法律地位的女性纷纷走出家庭,广泛参与社会。由此,人们认为,“解放的”女性将与男性一起在“平等的”社会中开始“全新”的生活。然而,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女性却以一系列“问题”的面貌见诸于世,女性下岗、女大学生就业难、女性参政危机、女童失学等问题层出不穷。市场经济的效率取向与腐朽的性别文化相结合,更是加剧了女性被物质化、商品化的倾向,这给女性发展带来了新问题。人们不禁要问：为什么在中国实行改革、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寻求发展的今天,却首先将女性抛出呢?如何看待女性发展的这些问题以及如何解决这些问题,需要我们做出理性的回答。关于当下中国女性发展研究,国内学界宏观、整体研究不足,存在着只是一味儿地将西方女权主义理论作为方法论依据的倾向,忽视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及马克思主义女性解放思想的方法论意义。而国外学者因受本民族文化、历史、价值观念的影响,加之对中国文化认识不足,未能完全摆脱“西方模式”的桎梏,没能实现将中国女性问题放到中国特定的社会和历史长河中去认识的初衷。因此,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本文从哲学层面,立足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及马克思主义女性解放思想,借鉴西方女权主义理论有益的思想资源,在呈现百年中国女性发展图景的前提下,明晰当下中国女性发展的状况和存在的问题,探究问题的根源所在,在现实的基础上探索女性进一步发展的途径。本文包括导言、正文、结束语叁大部分。其中,正文分五章。导言部分提出中国社会转型时期的女性发展是一个必须关注、进行系统研究的课题；梳理中国女性发展研究之现状；指出研究的不足、本文对其局限的克服所在、女性发展研究之意义。中国女性发展是中国女性解放运动的结果。回溯肇始于19世纪末的中国女性解放运动百年历程,无疑是把握当下中国女性发展现状的最便捷、最有效的途径。因此,本文第一章、第二章是对百年中国女性发展历史的回溯与考察。第一章,百年历史：“男女平等”立法上的实现。“男女平等”是西方女权运动高擎的旗帜,亦是中国女性解放运动的核心目标。经过太平天国运动、戊戌维新运动、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国民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历练,中国“男女平等”思想逐渐形成、不断深化并被积极地践行。新中国成立后,国家更加重视以立法的形式确立和保障女性的社会地位和权利,形成了以宪法为根据,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为主体,包括国家各种单行法律、地方性法规和政府各部门行政法规在内的一整套保护女性权益促进男女平等事业的法律体系。“男女平等”立法上的实现已是事实。第二章,百年历史：女性广泛而艰难的社会参与。无论世界还是中国,“走出家庭,走向社会”,从家庭奴隶和生育工具的传统角色中解放出来,争取广泛地参与社会经济、政治、文化活动的权利是女性解放运动的核心目标——“男女平等”在现实生活中践行的第一要义。当下,中国女性已经走出家庭广泛参与社会,女性在教育、就业、参政方面的实质性进展即是明证。但是,女性的社会参与并非一帆风顺。女性在教育、就业、参政方面与男性相比差距依然很大,这实实在在地表征着当下中国女性社会参与的“艰难”。第叁章,当代中国女性发展状况的澄明。当下中国女性发展状况究竟如何?国内外学界对此存在偏颇之见,因此,澄明当下中国女性发展状况是非常必要的。这种澄明体现在两个方面。一,百年中国女性发展成就非凡。中国女性的解放和发展从来不是孤立的,自始至终有社会的支持；“男女平等”立法上的实现是当代中国女性发展的制度保障；中国女性广泛的社会参与是无法否认的现实成就。二,当下中国女性发展问题迭出。法律上的平等不等于事实上的平等；女性社会参与的“被边缘化”；社会参与之后的角色冲突与困惑；女性的主体意识已经觉醒,但女性“自觉自为”的发展尚需时日。中国女性发展,仍在路上。第四章,当代中国女性发展问题的根源分析。当下中国女性发展为什么问题迭出?根源何在?本章对此作出分析。一,社会生产力是女性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女性受压迫的现象不是自古有之,而是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女性解放的提出须以生产力的发展为前提；生产力的发展使两性因“生理差异”而产生的差距日趋缩小；当前中国生产力发展不充分是制约女性发展的根本原因。二,社会性别分工是当代中国女性发展问题的直接经济根源：劳动性别分工是人类历史上的普遍现象；社会性别分工是一种等级分工；当下中国,传统社会性别分工发生了转变,但并未被彻底打破,而是以一种复杂化、多元化的方式再现出来；等级化的社会性别分工严重制约女性发展,其一,社会性别分工的固化造就了不可逾越的界限,造成女性发展的全面滞后,造就了男统治、女依附的格局；其二,等级化社会性别分工的价值判定掩盖了两性合作劳动的历史,直接导致女性生育的私人化,女性家务劳动的价值被严重低估。叁,封建父权文化是当代中国女性发展问题滋生的土壤：封建社会,“男尊女卑”父权文化从物质、肉体、灵魂各个层次上对女性进行全方位的控制；当下中国,封建父权文化仍以强大的惯性影响着人们,成为阻碍女性发展的文化壁垒。第五章,当代中国女性发展的实现。在中国女性发展已有的良好基础上,如何谋求女性的进一步发展呢?促进女性进一步发展的途径是一个条件系统：一,生产力的高度发展是女性发展的物质基础；二,社会性别分工的平等化是女性发展的先决条件,这体现为相互连接的叁个环节,其一,女性全面走向社会,男性适当退回家庭；其二,女性生育社会价值的承认与补偿；其叁,家务劳动工资化、社会化；叁,先进性别文化的建构是女性发展的关键。女性发展是与男性发展、人类发展紧紧联系在一起的。女性文化引领人类走出困境,并不意味着让女性独担救世重任,而是要求男性更多地接受女性的熏陶,世界更多地倾听女性的声音,人类更多地具备女性的品格。结束语提出21世纪是女性崛起并空前发展的世纪。马克思、恩格斯提出的超越性别局限的“联合”之路将带来女性的发展、男性的发展乃至整个人类的发展。这表明,女性发展绝不是狭隘的,男女两性的携手并进才是最终的旨归。
林丽拉[8]2016年在《当代中国女性权益保护研究》文中指出在当今世界,性别平等问题仍存在于大多数国家,它是一个综合性的社会问题且一直得不到真正解决。从历史发展的轨迹看,世界上还没有一个国家能完全实现性别平等,而妇女权益能否得到切实保护关系到国家文明的发展及社会的稳定,因而,广大女性的权益应受重视、不能被剥夺。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妇女在政治参与、就业保障、受教育程度、家庭婚姻自主、生育自由、资源享有等各方面基本上享有与男子大致平等的权利,其生存状况有了基本改善,发展空间显着扩大,整体素质日益提升。但受限于我国当前社会生产力发展不充分、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文明程度不高等基本国情的影响,妇女权益保护及发展仍面临很多问题。因此,保障广大女性平等享有各项权益,消除性别歧视,实现男女平等,是我国现阶段妇女解放与发展的核心目标。目前研究女性权益保护的成果不多,大部分文章只是从女性某个具体的权益缺失来分析,如家庭暴力、性骚扰、土地权益缺失具体问题展开分析,而从整个女性权益保护体系来分析的论文不多,本论文是在梳理、分析、总结国内外关于女性权益保护方面的研究资料的基础上,突破以往研究存在的局限或缺憾,并结合自己的专业方向进行更深入的研究。本文先是对女性权益及女性权益保护进行界定,并对女性权益保护的内容及意义进行阐释与解读,本文认为“女性”符合当前社会性别主流化的趋势,女性权益的保护就是要反对针对性别的歧视和差别对待,实现女性权利平等、机会平等、结果平等。女性权益保护的内容包括政治权益、文化教育权益、劳动权益、财产权益、人身权益、婚姻家庭权益六个方面。女性权益保护的社会意义:它是社会进步和发展的标志和要求,是落实男女平等基本国策及实现社会和谐的前提,是国际人权法和我国法律的重要内容;女性权益保护的理论意义:女性权益保护深化马克思女性解放思想,推进女性主义理论研究,促进社会性别理论本土化研究,同时也丰富发展了和谐社会理论。接着,本文对女性权益保护的历史与现实进行解读,从“五四运动前”、“五四运动至新中国建立时”、“新中国建立至改革开放前”、“改革开放以来”四个时期来梳理女性权益保护的历史脉络,并总结了女性权益保护的历史经验,分析其存在的不足。在此基础上,本文着重阐述了当代中国女性权益保护面临的机遇和挑战,当前增进女性权益保护的机遇是:信息化、市场化的社会为保护女性权益提供平台作用;联合国致力于促进性别平等为中国保护女性权益提供了借鉴作用;国家的制度、政策为保护女性权益提供良好的条件;社会性别主流化理念的贯彻实施为保护女性权益起到了推进作用。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时代机遇所提供的女性权益保护并没有充分实现,女性失去了政府的“保护伞”,加上隐性性别制度的潜在运作,转型期的女性在政治权益、教育权益、劳动和社会保障权益、财产权益、人身权益、婚姻家庭权益方面都存在边缘化、不公平的困境。我国出现女性权益保护的困境的实质是女性地位分布的边缘化,女性资源享有上的边缘化,女性权益保护的法律法规及政策的制定存在性别盲点;女性权益缺失的原因包括历史原因、现实原因和女性自身的原因。从历史原因看,传统性别文化根深蒂固及传统社会性别分工制度对女性发展造成严重的影响;从现实原因看,生产力发展不充分制约了女性权益的全面实现;法律法规的滞后与缺失及相关机制不完备使女性得不到“实质”保护;社会环境对女性有较严重的性别歧视。从女性自身原因看:女性主体意识淡薄,女性素质整体上偏弱是女性权益保护困境的直接原因。针对上述女性权益缺失的原因,本文提出加强当代中国女性权益保护的新思路,首先,创新女性权益保护的理念和方法:这就要求我们要以马克思女性权益思想为指导,同时吸收借鉴西方女性主义的思想精华及借鉴吸收其他国家女性权益保护的成功经验;其次要完善我国女性权益保护的相关法律内容;完善我国女性权益保护相关部门职能:包括强化政府及其职能部门的职责、强化妇联的工作职责、不断加强民间组织的作用及加强跨部门合作,形成联动机制;完善我国女性权益保护的工作机制:包括建全我国妇女权益保障的社会化工作网络、切实加强女性权益保障的队伍建设,落实女性权益保护的监督工作。再次,抓好五个文明建设,营造女性权益保护的良好社会环境,这就要求我们要促进生产力的高度发展,为妇女权益保护提供物质环境;把社会性别意识融入决策主流,为女性权益保护提供良好政治环境;构建先进性别文化,打造女性权益保护和谐的文化环境;推进社会性别分工的平等化,为女性权益保护提供良好社会环境。最后,提高女性自身素质和能力,包括增强女性主体意识、提升女性自身素质、及通过女性赋权,提升女性自我发展能力。
邓永波[9]2017年在《京津冀产业集聚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区域发展不平衡一直是制约我国地区协调发展的基本问题。在我国“八五”规划初期,国家就开始把缩小地区差距作为地区经济协调发展的主要任务之一。《“九五”规划纲要》旗帜鲜明地提出“把坚持区域经济协调发展、逐步缩小地区经济发展差距”作为我国第九个五年乃至2010年中长期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的重要指导方针。2015年的“十叁五”规划纲要建议指出:“以区域发展总体战略为基础,以'一带一路'建设、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建设为引领,形成沿海沿江沿线经济带为主的纵向横向经济轴带。”从“经济带”到“经济轴带”,意味着这个五年我国将更加注重统筹协调推动区域经济发展,通过培育若干新的增长极带动区域协同发展,最大限度发挥辐射带动作用,为经济持续保持中高速增长培育广阔的区域经济发展空间②。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一项研究结果显示,2004年以来,我国各地区人均收入的差异呈现出逐年下降的态势,地区间的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差异有所缩小,省际人均财政支出的变异系数和基尼系数也分别有所降低。然而,问题依然比较突出,例如,京津冀地区户籍、社保、基本公共服务等方面的制度性缺陷限制了劳动力要素在空间上的自由流动,影响了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此外,区域倾斜性优惠政策名目繁多,使得区域政策存在碎片化倾向,在一定程度上也扭曲了价格信号机制,导致市场难以真正按照效率最优的原则进行资源配置。京津冀地区同属京畿重地,濒临渤海,背靠太岳,携揽“叁北”,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是我国经济最具活力、开放程度最高、创新能力最强、吸纳人口最多的地区之一,也是拉动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目前,京津冀地区的发展面临着许多困难和问题,特别是首都北京,集中了过多的非首都功能,导致了“大城市病”问题突出,人口过度膨胀,交通日趋拥堵,空气污染严重,房价持续上涨,社会管理困难,引发一系列经济社会问题,引起全社会广泛关注。同时,北京、天津和河北地区水资源严重短缺,地下水严重过度开采,环境污染问题日益严峻,已成为我国东部人与自然关系最为紧张、资源环境超载矛盾最为严重、生态联防联治要求最为迫切的区域。另外,区域功能布局不合理,城市系统结构不平衡,北京和天津两极太过“肥胖”,周边中小城市太过单薄,区域发展差距悬殊,特别是河北与北京和天津的发展差距较大,公共服务水平差距明显。以上问题,迫切需要加强国家层面的协调统筹,有序疏解北京的非首都功能,促进北京、天津与河北叁省市整体协调发展①。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是适应我国经济发展新常态,缓解区域发展不平衡成为日益突出的矛盾,应对资源环境压力逐步加大等挑战,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型,培育经济增长新动力和新增长极,优化区域发展格局的现实需要,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有利于破解首都发展长期积累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优化提升首都核心功能,走出一条中国特色解决“大城市病”的路子;有利于完善城市群形态,优化生产力布局和空间结构,打造具有较强竞争力的世界级城市群;有利于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全面对接“一带一路”等重大国家战略,增强对环渤海地区和北方腹地的辐射带动能力,为全国转型发展和全方位对外开放做出更大贡献②。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也是探索改革路径、构建区域协调发展体制机制的需要。区域发展不协调、不平衡是一个“老大难”的问题,这些问题的长期存在与京津冀要素流动面临显性和隐性壁垒、区域发展缺乏统筹协调机制等因素密切相关。京津冀地区发展不协调、不平衡的矛盾最为突出、最为复杂,关注度最高、解决最为困难。为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要根据各自的比较优势,在现代产业分工要求的基础上,以区域优势互补的原则为指导,立足合作共赢理念,以北京、天津、河北城市群建设为载体,以优化区域分工和产业布局为重点,以空间统筹规划和资源要素合理利用为主线,以构建长效体制机制为起点,从广度和深度上加快发展,必须通过深化改革,打破行政壁垒,构建开放的区域统一市场,建立区域统筹协调发展新机制,为推动全国区域经济协同发展探索出一条新路子。③本文的研究是在总结国内外产业集聚与区域发展实践、梳理与评述现有文献的基础上,从产业集聚的视角探索地区间由不平衡发展转向平衡发展的路径、方式与机制。一方面为京津冀在区域协调发展中对重大战略性与关键性问题的破解提供一些可行的理论思路;另一方面根据分析思路提出一些有针对性与借鉴意义的政策与建议。其主要意义与价值在于,一是有助于寻求京津冀地区产业集聚与区域发展的协调机制;二是有助于总结与提炼京津冀地区产业集聚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诸多实践;叁是有助于推进产业集聚与区域协调发展的经济理论创新;四是有助于在分析基础上提出有针对性的政策与建议。本论文研究对地区间产业分布的考察确定了两种维度,即基于产业空间集聚与分散的地区间密度差异维度,和基于专业化与多样化度量的分工结构维度。为了完整地把握这两个维度对地区间产业分布演变的影响,我们把这两个维度交互作用组成四个类型:第一种类型是专业化与集聚化同时上升的专业化集聚;第二种类型是专业化与集聚化都下降的多样化分散;第叁种类型是专业化上升而集聚化下降的专业化分散;第四种类型是专业化下降而集聚化上升的多样化集聚。这四种类型构成我们理解国际经验与观察京津冀实践的基本框架。在这四种类型中,每一种类型与地区间收入差距的变动都存在着复杂的联系。表面上看,库兹涅茨的收入不平等与发展的倒“U”型模型和威廉姆森的地区间收入不平等的倒“U”型模型是相关的,本论文的研究也表明,地区间产业分布不均匀与收入差距不平衡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对应关系,随着地区间产业分布的均衡化,地区间收入差距也由扩大向收缩转变。结合新经济地理学与京津冀产业集聚与区域发展的实践,本论文把运输成本与体制政策作为解释京津冀在产业集聚与区域发展中的阶段性特征与演变的两个基本因素。新经济地理学主要运用运输成本这个因素解释地区产业分布的变化,这并不完全适用于京津冀地区的产业分布与分工变化的解释,单纯运用体制与政策因素也不能很好地解释京津冀地区产业集聚与区域发展的变化,这两种因素中的任意一种变化都会对地区间的产业分布与分工产生影响。因此需要将这两种因素结合起来考察,运输成本是基础性的,体制与政策是导向性的。通过这种组合分析,可以解释京津冀地区与其他国家地区发展路径的不同之处。例如,虽然近年来地区间的运输条件得到了明显改善,按照新经济地理学的逻辑,产业的地区分布应是趋于不均匀的,但是,分权竞争体制下制造业在各地遍地开花,重复建设比比皆是,导致市场分割和地方保护严重。在运输成本进一步下降,市场一体化政策的逐步推进下,以追求规模经济与集聚经济收益的资源跨地区流动才大量发生,这将促进京津冀地区向专业化扩散阶段发展。论文在前述理论分析的基础上,首先对京津冀地区区域经济发展特征进行了阐述。其中包括京津冀地区区域内部经济发展情况比较,京津冀地区产业集聚的演变,京津冀地区产业分工的演变,以及京津冀区域经济差距的动态变化情况,分析中还包含了京津冀地区相对人均生产总值与产业相似系数的变化关系,京津冀地区相对人均生产总值、相对平均工资和产业相似系数的变化关系等。其次是对京津冀产业分工与一体化发展的动因进行分析。改革开放加速推进后,京津冀地区产业均衡发展加快,区域间产业分工程度有所提高,区域间收入差距也在下降,出现了专业化扩散的特征,其中主要得益于基础设施改善引起的运输成本下降和政府间协调合作推动的区域市场一体化,这部分就对这两方面的推动因素进行了详细分析。再次是对京津冀区域协调发展的趋势进行了分析。运用前述基本模型,总结了京津冀以及京津冀地区内部各省市工业和制造业集聚和扩散所处的阶段,分析了发展趋势。同时结合京津冀地区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有利条件,对京津冀协同发展的趋势进行了展望。最后是结论与政策建议。通过论文的研究发现,京津冀地区的发展初步印证了我们关于产业集聚、分工和区域协调发展的阶段论假说,即专业化水平和地区收入差距缩小是可以同时实现的。结合京津冀地区产业集聚的发展阶段和国家关于京津冀地区发展总体战略,因地制宜地给出相应政策建议。本论文对京津冀产业集聚与区域协调发展问题的研究大致形成了以下几个观点。首先,随着市场经济和工业化、城镇化的发展,地区间产业分布与收入差距是相互对应的。地区间产业分布经历了从专业化集聚到多样化扩散,再到专业化扩散的波浪型过程。而地区间人均收入差距则呈现出一个库兹涅茨所概括的倒“U”型模式。这个过程是通过要素流动和产业转移实现集聚经济与规模经济实现的,流动促进了地区间收入差距的缩小,也促进了地区间分工的深化。其次,产业集聚与区域发展之间的联系具有阶段性特征。根据分类,京津冀地区的发展正在由多样化扩散进入专业化扩散的阶段转变。由于工业化发展机制从行政调拨资源转向以市场配置资源为主,市场配置又是以承认地区间资源禀赋以及国际市场的区位差异为前提的,这就导致了京津冀地区发展机会各不相同,京津冀地区区域内部专业化阶段也各具特征。最后,体制与政策因素对京津冀地区在阶段性发展转变中起着重要作用。运输成本和体制与政策两个因素推动了地区间产业结构分布的变化。新经济地理学强调了运输成本对产业分布变化的影响,但京津冀地区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交通基础设施得到了较大改善,运输成本明显下降,但是,地区性的产业集聚不仅没有显着地发生,却出现了多样化扩散现象。这种扩散不是资源流动的结果,而是各地方政府在本地区大力投资的结果。因此,维护统一市场、推进要素流动的区域一体化政策就成为了加速进入专业化扩散阶段的重点。
赵明[10]2009年在《定位与功能：转型期中国妇联组织角色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妇女的权利就是人权”,这是各国妇女在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上喊出的响亮口号。在我国,依靠国家强有力的行政干预和政策倾斜,建立了妇女人权保障的国家机制,并将“男女平等”确立为宪法原则和基本国策,妇女人权取得了重大进步。改革开放后我国进入快速转型期,妇女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契机,但也面临着许多不容忽视的问题,妇女人权并未随着我国现代化的开启而同步快速前进。我国的妇女组织,应如何应对社会变化,发现和挖掘制度资源,满足妇女人权保障和发展的需要是本文思考和试图回答的问题。论文选择中国最大的妇女组织——妇联作为研究对象,试图回答在社会转型的背景下,妇联应当如何适应国家和社会关系的变化进行组织变革,通过角色的调整促进其“代表和维护妇女权益,促进男女平等”的基本职能的实现,推动妇女人权的发展和进步。全文除导论和结语外,共分为四章。第一章以妇联的社会角色研究为主题。首先分析了妇联的历史渊源和全国妇联的历届章程,指出妇联是从中国共产党的妇女组织发展而来,和执政党有着与生俱来的联系。妇联以代表和维护妇女权益,促进男女平等作为基本职能,既是历史发展的要求也是妇联作为妇女组织的天性使然。文章继而对妇联的组织结构、性质和角色定位进行研究,指出妇联作为中国最大、最权威的妇女组织,集政治性、政府性和社会性于一身。与其多重性质相适应,它扮演着政治服务者、公共管理和社会服务者、妇女利益代表者和妇女组织的联系者等多个角色,构成一个角色丛。①长期以来党的执政地位不可避免地造成角色间的不平衡关系,政治服务功能明显突出,但是随着社会转型,妇联的其他角色功能也在增强。第二章重点论证在社会转型的宏观背景下,妇联组织进行角色调整的必然性。文章分析了一九七八年以来中国社会变革的特点,指出这场改革是在党和政府控制和推动下的有计划的渐进的改革,改革中国家和社会之间关系的变化为妇联的组织变迁提供了空间和可能。随着社会转型,所处国际、国内环境、角色间关系以及自身内部结构等各方面的改变,妇联出现了各种不适应的表现：社会公信力降低,参与社会管理低效,作为国家政权社会支柱的作用减弱。但是挑战同时也是机遇,社会转型的变化为妇联组织的变革提供了条件：各种角色期待日渐趋同,妇联保护和促进妇女人权的功能日益得到执政党、政府、妇女和妇女组织等角色相关人的确认和巩固,角色关系的相应变化为妇联调整角色奠定了基础。第叁章讨论了《妇女权益保障法》的修改对妇联组织角色调整的启示。《妇女权益保障法》是我国第一部以妇女为主体,全面保护妇女合法权益的基本法,是我国人权保护立法的重要组成部分。2005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对它进行了修改。《妇女权益保障法》的修改过程是妇联组织的角色丛充分运作,妇联与党、政府、妇女群众以及其他妇女组织充分互动的过程,也是角色丛中的不同角色相互博弈及利益综合的过程。通过分析这一过程,作者认为妇联角色调整应该强化利益代表者角色,正确扮演政治服务者角色,恰当扮演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角色,积极扮演妇女组织联系者的角色。必须正确处理妇联组织与党、政府职能部门、妇女群众以及其他妇女组织的关系,唯有如此妇联组织才可能实现顺利转型。第四章对妇联角色调整进行了制度设计。首先分析了我国妇女人权思想的渊源和妇女人权保障的特点,然后结合当前妇联的妇女维权工作,说明妇联作为中国最大的妇女组织在促进和保护妇女人权,实现男女平等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最后利用制度变迁理论对妇联的角色调整进行路径设计,探讨妇联体制改革的具体途径。提出按功能对妇联进行分解,成立党内妇女工作机构来坚持和改善执政党对妇联工作的政治领导和思想领导；成立专门的政府性别平等机构,为促进性别平等提供充足的公共政策、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妇联可根据政府要求承担公共管理职能,在需要时政府可以向妇联购买服务；妇联应成为民间妇女组织联盟,组织构建伞状妇女组织网络,作为自下而上社会治理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扮演妇女利益代表者,以促进妇女人权为基本使命。由于在制度变迁中存在着路径依赖性,本章还进行了成本效益分析,论证了这种变革的必然性和可行性,并对改革进度进行了设计,提出妇联组织的体制改革可以分步走：先将其政府性分离出来,在妇联之外成立专门的政府性别平等机构；再分离政治性,在党内成立妇女工作机构。最后,剥离了政府性和政治性的妇联将回归其民间社团的本色。
参考文献：
[1]. 社会变革中女职工产业结构的变动与发展[D]. 许迎华.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 2002
[2]. 中国转型期城镇反贫困理论与实践研究[D]. 王朝明. 西南财经大学.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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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弱嵌入性与下岗失业女工再就业[D]. 韩梅. 华中师范大学.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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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当代中国工人阶级结构变化及其现实影响[D]. 刘海军. 大连海事大学. 2011
[7]. 当代中国女性发展探析[D]. 刘晓辉. 山东大学. 2010
[8]. 当代中国女性权益保护研究[D]. 林丽拉. 华侨大学. 2016
[9]. 京津冀产业集聚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研究[D]. 邓永波. 中共中央党校. 2017
[10]. 定位与功能：转型期中国妇联组织角色研究[D]. 赵明. 武汉大学.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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