吸纳与嵌入：回应农民利益诉求的机制创新———个发生在东部小镇的案例启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小镇论文,启示论文,机制创新论文,利益论文,案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61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6470(2010)06-0052-06
利益是一切行为主体作出行为选择的根本出发点。在现代化进程中，为实现稳定而避免毁灭性的动荡，各国政权必须有效回应和满足社会各阶层和群体的利益诉求。其中，有效回应和满足农民的利益诉求至关重要。美国著名政治学家亨廷顿指出，发展中国家在从传统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农村的作用是个变数：它不是稳定的根源，就是革命的根源。对政治体制来说，城市内的反对派令人头痛但不致命。农村的反抗才是致命的。得农村者得天下”①。中国农民是典型的现实主义者，他们往往以其利益诉求能否得到合理的表达和有效的回应为根据，继而作出是支持还是反对现存社会秩序乃至国家政权的判断及行为。从这个角度讲，得到有效回应的农民利益诉求与社会秩序和国家政权的稳定之间具有正相关性。
关于农民利益诉求的问题，已有的研究比较偏重规范阐释，而对相应的实证分析却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本文试图就发生在一个东部沿海城市的公共事件进行见微知著的分析和探讨，期望从农民利益诉求表达与体制吸纳和嵌入的互动中对当前如何有效回应农民利益诉求进行深入思考并提出相应对策和建议。
一、个案概况
2008年11月下旬的一天早上，东部一个沿海城市(县级市)一镇政府广场聚集了一群农民。事件直接起因于该镇阳村部分农民听信了一段有关其所在村庄乡村道路修复工程的谣言。值得庆幸的是，不到半个小时，该镇党政负责人就赶到现场，邀请农民代表进入大楼会议室座谈。在座谈过程中，镇党委负责人弄清楚了事情的原委，并作出了解释和说明，澄清了一些错误信息。②聚集的农民于是陆续离去。
如果说事情的如此处理反映了该镇党委和政府对2008年诸多地方处理群体性事件的经验教训的吸取，那么，事情的随后进展则凸显了该镇党委和政府的行政管理方面的智慧和艺术。
2009年1月6日，镇政府召集阳村村两委干部、村民代表、党员、驻村干部“反思”本次“聚集事件”，并建议阳村在总结自身民主恳谈和借鉴他人经验的基础上，开展村民“叙事”活动。根据当时商讨的结果和实际情况，村民“叙事”制度的具体安排是，每月10号、20号为村民“叙事日”，任何有困难、有想法、有意见的村民都可以到村委会“叙事”。接待前来叙事村民的是“叙事接待小组”，每小组吸纳三人(除驻村干部外，村民代表或自愿参与的村民和党员各一人，驻村干部主要负责监督叙事接待情况)，每小组负责一个月的接待工作。叙事接待小组相当于村民与村委会、镇政府的联络员，专门负责收集村民的利益诉求，并及时向村党支部、镇政府反馈，为村委会、镇政府决策提供信息支持。“这样做的主要目的就是给农民提供一个利益诉求表达渠道，让他们话有处说，事情有人办，理有处诉。防止农民采取非理性行为闹事，危害社会稳定。这样，我们的工作也会因此容易开展。”一位副镇长如此称赞“叙事日”制度。
镇政府还对阳村既有人力资源进行了积极开发和利用，要求阳村党员和出生、生活在阳村的乡镇干部也要在小组内“亮出身份”，担任乡村信息联络员，让他们在日常工作和生活中及时将有关决策信息准确传递给村民，成为村庄社区的政策解说员和政策执行的推动者，同时也将村民的利益诉求反馈至政府决策系统。
这一个案对笔者思考如何有效回应农民利益诉求的问题有重大启示。为从理论上提炼个案的经验，笔者调研期间还在阳村农民和该镇乡镇干部两类群体中进行了有关农民利益诉求问题的问卷调查和调研访谈。其中，发放调查问卷230份(农民和乡镇干部使用内容相同的调查问卷)，回收有效问卷192份，回收率83.5％。调研访谈32人，其中农民24人，乡镇干部8人；男性23人，女性9人。从调查对象的年龄看，25岁至40岁的居多，有164人，占73.1％。85％的人接受过高中以上教育，且非常关注中央和省委省政府有关农村的政策。访谈的32人中，有3人对《村组法》和每年的中央一号文件甚是了解，或多或少的能背诵出其中的有关条文。从调查对象所从事的职业看，73％的人从事个体经营，13％的人从事农业生产，剩余的约12％是乡镇干部，其余的职业类型占2％。
二、农民利益诉求的现实状况呼唤体制创新
1.利益诉求主体的自主性较强，博弈能力增强
利益诉求的强弱程度及其最终能否得以顺利表达同利益诉求主体是否具备自主性密切相关。较强的自主性能使利益诉求主体顺利表达其利益诉求，并达致其理想的预期目标。本文个案即是证明。该市的民营经济发达，阳村虽然不是其乡镇的中心区域村，但它是全镇民营经济中的重要分子：全村160多家民营企业，80％以上的农民是个体户。搏击市场浪潮的阳村农民日益遵守交易规则，信守承诺，崇尚自由，利益观念较强，独立自主但又不乏合作共赢的特质。
较强的自主性不仅使利益诉求主体自由活动和自主参与的空间扩大，而且还使其博弈能力不断增强。博弈能力的增强对利益诉求主体表达、维护自身的利益起着基础性作用，它可以使利益诉求主体掌握博弈的主动权，尽可能地实现双赢。比如，阳村农民初显对博弈规则的重视和遵循：先去找村委会反映、了解情况，再去镇政府。“不做越级的事”。在与镇党委书记、镇长见面之前，没有出现过激言行；与镇党委书记谈判中的让步和坚持更是表现出朴素而又儒雅的政治智慧和灵活的处事技巧。在事件结束后，镇党委、政府提出建议建立“叙事”制度，确定“叙事接待小组”组成人员时，阳村农民再一次与政府博弈，成功反对村干部进入“叙事接待小组”。
调查问卷的结果也佐证了阳村农民对增强博弈能力的重视和关注。在回答“您认为，在表达自己利益主张的时候，以下哪些因素比较重要”的问题时，76.7％的人选择了“具有一定的谈判、沟通能力”，遥遥领先于“坚持自己的主张，不受外在因素(乡村干部等人的劝说、害怕遭报复；……)的干扰”(63.6％)、“尽可能地寻求与自己利益主张相同的人的支持”(59.3％)、“遵守宪法、法律和有关政策”(43.1％)。
2.利益诉求多元化特征明显，并出现公益性、维权性特征
30多年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在解放生产力的同时，逐渐分化出了不同的社会阶层和社会群体。多元利益主体的存在、多元利益意识的出现和多元利益格局的形成因此成为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条件下的常态。利益诉求多元化的特征也因此非常明显。个案中的农民即是对这种行为逻辑的现实演绎。尽管事件的导火索是怀疑镇政府未把本村乡村公路的修复工程列入财政预算，但在事件过程中，阳村农民并不仅仅局限于这种直观的经济物质利益诉求，而是迅速扩散至“讨伐三不干部”的不良行为。问卷调查结果也进一步证实了这一点，分别有63.2％、86.1％、76.1％、54.6％的受访者认为，“目前，乡村的公路、水渠、路灯等公共设施需要修复”，“村干部应该履行选举时的承诺，真正为村民办实事”，“文化设施、活动太少，应该加强村庄相应的文化建设工作”，“政府应帮助企业应对当前的金融危机，减少企业损失”。由此可见，单一的经济利益诉求正在演化为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多元利益诉求。
透过利益诉求的多元化特征，还可以发现农民多元利益诉求背后的维权性、公益性色调。无论是为了乡村公路的修复工程，还是为了“讨伐三不干部”，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这次事件背后的公益性。为了大家的利益不受损害，阳村农民走到一起行动，从而逐渐超越了狭隘的个人利益，具有一定程度的公益性成分。除了公益性之外，其维权性也不可忽视。尽管事件肇起于谣言，但也正是这个谣言反映了阳村农民权益意识的觉醒和增强。属于自己的合法权益就应该去努力维护的思想正在深入人心。事件结束后，为了真正、全面地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阳村农民又坚持不让村干部进“叙事接待小组”，因为用他们的话说就是“若有村干在这个小组里，那又有何意义，最终还是他们说了算。我们根本插不上嘴”。公益性、维权性的利益诉求表明，在市场经济改革和发展的浪潮中，现代农民对公共事务有着较强烈的参与意愿，社会责任感在日益增强。
3.农民利益诉求的正常输出遭遇体制性迟钝
有需求，就有需求的表达。利益诉求的表达是利益诉求主体向有关公共权力机构反映、提出自己的愿望，并希望得到有力保护或促进的行为过程。在现代政治体系中，利益诉求的表达渠道主要有制度化与非制度化两种类型。一般情况下，当人们无法通过制度化的渠道有效维护其利益时，他们就会选择非制度化乃至非法的渠道来输出自己的利益诉求。这也就是亨廷顿在其名著《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中告诫人们的道理：“如果政治体系无法给个人或团体的政治参与提供渠道，个人和社会群体的政治行为就有可能冲破社会秩序，给社会带来不稳定。”③
然而，当前农民利益诉求的正常输出却遭遇着体制性迟钝。如个案所示，一是其利益表达的通道不畅。当阳村农民向村委会反映乡村公路修复工程的有关问题时，并没有得到村委会的有效回应。利益诉求的表达渠道的堵塞为其随后的聚集行为种下了肇因。二是其信息传播的渠道不畅。阳村农民之所以听信了谣言，是因为从镇政府编制预算到预算信息外传到农民接受信息这一过程中的传播渠道遭遇障碍。三是其利益表达组织化程度低。个案表明，当前农民利益表达的组织化程度并不高。他们通常以个体为单位，加入到庞大的聚集队伍中，以个体的力量壮大集体的力量，希图扩大社会影响，进而解决自己的问题。
32位受访者中，24位认为，农业税取消后，乡村干部好像一下子人间蒸发了似的。“一年到头，很难见到他们(乡村干部)，都忙着自己的生意了。不收税了呗，懒得理咱们”，“确实这样，现在我们(乡镇干部)要去得少一些。除了一些重大事件、突发事故，一般都由村干部来处理了。有事村干部都会去的，村干部会向我们汇报反映的”。应该说，无论是乡镇干部还是农民，他们反映的情况都是属实的。农业税取消后，乡镇干部没有了收税的压力，计划生育的压力则是早已缓解，与农民的沟通和交流也越来越少。在利益诉求的表达遭遇体制性迟钝等障碍时，结果就是大量的非制度化甚至非法的利益表达行为得以衍生，社会稳定和政权权威面临严重威胁。
在回答“您觉得，如果您在生产、生活中遇到了困难，会向乡村干部反映吗？”这个问题时，81.2％的人选择了“不会”、“没想过”和“想但是没有用的”。对于这个问题的二级问题“如果不会，其原因是什么？”，44.1％的人回答是“不知道怎么反映”，32.8％的人选择了“没有向政府反映的渠道”，23.1％的人选择的是“反映了也没用，所以不去反映”。
上述分析表明，当利益诉求主体的利益自主性日益明显，博弈能力逐渐增强，且其利益诉求不是狭隘的追求个人私利，而具有一定程度的公益性、正当性、维权性特征时，处于瓶颈状态中的体制性障碍应当迅速清除。体制层面的创新将成为有效回应利益诉求主体利益主张的必然选择和根本之策。
三、吸纳与嵌入：回应农民利益诉求的体制创新
农民利益诉求的表达和输出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它在一定程度上表明农民对现存的生存、发展的状况还不满意。此时，如果其利益诉求长期得不到满足，他们有可能会采取非理性，甚至是很极端的方式来实现自身的利益诉求。另一方面，它也说明农民对国家政权还是信赖的，抱有希望的，相信其利益诉求会得到国家政权的重视和维护。农民与国家之间的良性互动也因此成为可能。这就使得有效回应农民利益诉求既有必要也有可能。个案的启示就是，对于有效回应农民利益诉求，从体制创新的层面入手，具有根本性意义，更具现实性。笔者把该镇政府在事件发生后建立的“叙事制度”，以及乡镇干部、党员“亮出身份”等方式，称作体制吸纳与嵌入。这种体制吸纳与嵌入反映出农民与政府之间的互相信任和合作共赢。
体制的概念，不同的学科给予了不同的解释。在政治学中，体制不同于制度，它不仅指机构设置和权限的划分，而且还包涵行使公共权力、管理公共事务的政治组织体系及其运行过程。对于农民的利益诉求，不管是否合理、合法，借助一定的体制来表达和处置应该是根本性策略。
本文中的吸纳概念源于管理学。它原指企业在战略管理中，在对外部知识获取与消化的基础上，将外部知识与企业原有知识有效整合和利用的一系列组织惯例和过程。④在政治行为的过程中，吸纳多是指政权引导公民或组织进入公共权力系统，双方进行交流和沟通，进而实现彼此共赢。乡村治理中的体制吸纳即是指基层政权通过一定的组织形式吸纳乡村民众(包含其精英)或农民组织进入准公共权力系统，从而实现良性的乡村治理。它能够在农民与基层政权之间架构起信息交流的平台，相互沟通，促进合作。
在政治生活中，嵌入是指政治运动、政治行为以及政治权力嵌入到社会、经济生活之中，从而使得人们的生活方式和经济活动不再是完全独立的，从而改变了经济活动的性质和经济活动者之间的关系。政治生活中的嵌入需要体制嵌入来承接。所谓体制嵌入，即是通过体制的触角将体制内的资源(简称体制资源)激活并延伸到乡村治理的各种场域，实现治理过程中的各类行动主体的零距离接触和无缝对接。个案就是对这种体制吸纳与嵌入的很好注释。
1.体制吸纳
叙事制度的建立典型地反映了镇政府通过体制吸纳的方式回应农民利益诉求的努力。根据规定，镇政府通过委派驻村干部实时监督其运作，为叙事制度的有序运作提供组织保证和合法性权威。叙事接待小组每次完成接待任务以后要向镇政府提交接待访谈记录。这些都为体制吸纳民意诉求定下了基调。体制对农民利益诉求予以吸纳所付出的实际努力，也反映了农民对体制吸纳的认同和支持。在一定意义上，通过叙事制度，把分散的、杂乱的农民利益要求转化为规范的、有条理的农民利益诉求，从而使得镇政府不会不知晓农民的实际所需所想，农民也不会不了解政府的政策主张和运作规程，有力地促进了农民的利益诉求从无规则的释放、无效果的回应走向有规范的诉求、有结果的回应。在阳村“叙事——知民情；理事——解民意；议事——集民智；评事——赢民心”的体制吸纳效果正在形成。
个案的体制吸纳实际内涵有两个纬度：其一是组织(结构)吸纳。通过政府牵头组织，以一定的组织机构为运作载体，并给予一定的条件支持，将分散的利益主张吸收、转化成规范、条理性的利益诉求。叙事接待小组虽然设置在阳村，其工作人员也虽然是阳村村民，但是，体制吸纳已经触及其组织外壳和内层。其二是行政吸纳。其要旨是行政机关通过行政运作模式，吸收民意，体现民意，反映民意，满足民意。用林肯的“government of the people，by the people，for the people”来说，行政吸纳以交流、沟通的手段倾向于“for”的成分。叙事制度中，镇干部的督导，政府的奖励和支持则是对这种行政吸纳的有力阐释。从个案来看，组织吸纳与行政吸纳之间没有截然的分界线，相反，在一定意义上讲，组织吸纳为行政吸纳奠定了基础，行政吸纳是在组织吸纳的基础上运作的。二者的出发点是一致的，即给农民的利益诉求提供合理的表达、输出、反馈渠道，实现农民利益诉求信息的畅通。
2.体制嵌入
如果说体制吸纳在反映、回应农民利益诉求上是体制从上到下对民意的吸取、提炼，那么，体制嵌入则是体制的下沉，对体制资源的激活，努力实现体制效率的最大化。体制嵌入有一个内在的假设前提是，体制嵌入的对象(客体)中有体制资源的客观存在。个案中，阳村的党员和生于、长于阳村的乡镇干部是其直观表现形式。作为体制资源，党员和公务人员在村庄内“亮出身份”，在推动农民与国家的良性互动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通过体制资源的内在嵌入，政府及时了解了农民的利益诉求，农民也多渠道地知晓了政府的决策信息，大大减少了政府与农民之间的信息传递误差。
相比较于叙事制度而言，体制嵌入更具灵活性。农村社会毕竟是一个“半熟人社会”，当自己遇到困难，或遭遇不公平待遇，或想提出建议等等情况时，农民可以随时向身边的这些体制资源群体诉说，甚至是“呐喊”。在这种情况下，它可以达到“润物细无声”的效果。
客观而言，目前，乡村干部和普通村民对体制嵌入的这种方式认同程度要强于体制吸纳的方式。在回答“您觉得让党员、乡镇干部担任信息联络员有实际作用吗？”的问题时，29.3％的人选择了“有很大的作用”，47.2％的人选择了“有一定作用”，两项合在一起表明，有76.5％的人认为它是有效的。其间的原因，用一位镇干部的话说就是“毕竟，我们(这些乡镇干部和农民)是生活在一起的，有什么问题可以随时沟通。他们(农民)有事情，只要同我讲了，我都会向他们解释的，解释不清楚的，我可以向镇反映。这是我们(乡镇干部)的工作，服务群众嘛。”镇党委书记的解释则更直观明了：“这就是密切联系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让这些党员和干部深入到农民生产、生活中去，随时随地充当党委、政府的政策解说员、政策执行者和信息联络员。实行24小时信息畅通，渗透到农民生产、生活的所有方面不留死角，只要条件允许，就应该有党委、政府的身影。”按照镇党委书记个人的想法，先以阳村为试点，在试点期间，争取做到片片有“亮出身份”的党员和干部。换言之，体制嵌入要内化于农民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通过体制嵌入，为农民利益诉求的输出和表达，通经活络，疏通渠道。
3.体制吸纳与嵌入的生长空间
体制吸纳与嵌入的生长、发展，是多种因素合力作用的结果。
其一是政策推动。自上世纪末以来，中央政府为破解“三农”问题而持之以恒地作出政策调整，推动了基层政府在“三农”问题上的积极作为。这种自觉的态度和行为为基层政府的创新奠定了基础，注入了充足动力。尤其是群体性事件频发的2008年，中央政府为了减少社会震荡，从吸取经验教训的角度出发，制定、出台了多种相关政策文件。这些政策文件在训化基层官员，引导他们应对处理各类群体性事件的同时，也就诸多个案的处理情况给基层官员敲响了警钟。个案中，阳村农民聚集镇政府广场后，镇党政负责人第一时间，以最快的速度迅速化解一触即发的矛盾和冲突，显然是中央政府相关政策要求发挥作用的结果。
其二是利益驱使。在一定区域范围内，基层政府之间的政绩竞争并不亚于市场经济中的商家比拼。在现代社会，政府的政绩竞争并不局限于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在政治系统的框架下所展开的体制创新也属于政绩竞争的重要领域，并且深受基层政府的青睐。镇政府办公室的一位干部告诉笔者，推动阳村“叙事制度”有序、深入发展已经被镇党委政府列入2009年十大亮点工程之一。这或多或少地反映出政府在政绩竞争方面的利益驱动。当然，体制吸纳与嵌入要真正得以运作、存在和发展，也离不开农民的参与和配合。如果没有农民的参与和配合，体制如何吸纳、嵌入？又吸纳、嵌入到哪里去呢？而推动农民参与到这场体制创新的游戏中来的也是其利益的驱使。为了维护个人和集体的不同利益，农民积极而又理性地参与其中，并且毫无怨言。
在这两种主要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吸纳与嵌入的主体(主要是乡镇政府和农民。公共权力委托和授权的有关组织也可以充当这个主体，尽管在本文的个案中它没有出现)，通过有关渠道(包括组织建构、行政支持等等)，借助一定的机制(如制度规范、运作规程等等)，把其要作用的对象或客体纳入到自己的场域范围内，或直接进入其要作用的对象或客体的场域之中，以此实现相互了解、沟通和合作。
这种体制吸纳与嵌入有四个特点：其一，在其产生和发展的过程中，政府创新是直接动力，农民参与是根本动力。政府创新是公共权力机构为了解决公共问题，满足社会组织和社会公众的需要，提高行政效率和增进公共利益所采取的一系列新的措施和方法的活动过程。⑤镇政府在事件发生以后迅速作出有关安排，正是对创新的追求发挥了直接的刺激和推动作用。镇政府希图通过这种创新来解决在有效回应农民利益诉求的工作中出现的制度短缺和体制迟钝、效率低下的问题。虽然政府创新提供了直接动力，但是，体制吸纳与嵌入的根本动力源泉还在于农民的参与。农民在参与中显示出其利益偏好，并不断推动政府形成调动有利资源推进乡村发展的动机。其二，它伴随着基层政治权力的微调。在体制吸纳与嵌入的过程中，基层政治权力结构发生了调整，但变动不大。这就是基层政府面临着权力约束和权力让渡。体制的吸纳与嵌入，自然有更多利益诉求进入政府决策层的思考范围之中，此时，如果政府不予以考虑，就可能出现异常情况，而这显然是政府和农民都不愿意看到的局面。这样一来，政府必须对其利益诉求作出正面反应。而政府的反应也就直接意味着政府必须与农民分享原来由其独享的决策权力，同时对自身权力边界进行压缩。其三，它具有鲜明的问题指向，但又不限于问题情结。在这种体制安排中，输入利益诉求的农民主体与回应需求的政府主体都是带着问题来交流和沟通的。“无事不登三宝殿”和“有事就看叙事接待记录本”成了农民和政府进入体制安排的真实写照。对各类问题的关注积极推动了政府与农民共同走进了体制轨道。但是，问题指向并不是这种体制安排的全部，除此之外，“培育感情”也是其重要考虑。政府与农民可以在沟通中交流情感，在日常工作生活中相互理解和支持。
四、结语
个案表明，在民主政体下，农民通过表达、输出利益诉求的方式来追求自身利益，他们将公共权力当作一个可以理性沟通和平等对话的合作者。同时也表明，他们对于现存政体充满信任，怀持期待。这对于现行政权来说，应该是利好消息，反映了社会秩序的稳定与调校的空间还比较大。
事实证明，对于解决农民利益诉求的问题，个案展现出的体制吸纳与嵌入是治本之良策。长期以来，中国农民在表达、输出利益诉求时，坚信“会哭的孩子才会有奶吃”，所以，在其合理、合法的利益诉求得不到满足时，总是寄托于“把事情闹大”。在他们看来，“把事情闹大了”，才会引起“上面”的关注和人们的同情，自己的“冤屈”才会得到弥补和救济。然而，一旦真正处于这种状况，对于国家和农民双方来说，都是不利的。为此，理性的途径就是通过体制上的安排，做到未雨绸缪。个案对此作出了很好的诠释。它解决了在表达利益诉求的过程中，国家与农民之间如何实现良性互动的问题，既为农民和国家提供了合适、便捷的利益沟通、互动的渠道，又发挥了基层政权在其间的主导作用，加强了基层政府对利益群体的利益整合，有利于决策的民主化、理性化。
当然，作为学术探讨，在欣慰于个案所展示的价值的同时，也不可忽视其局限性。如被吸纳进叙事接待小组的村民代表或其他村民、党员在充当农民与国家之间的联络员的过程中能否保持自主性？能否真实、有效地进行信息沟通、传输和表达？同样，嵌入村庄的体制资源，如党员、乡镇干部，在面临国家利益与村庄利益、集体利益与个体利益的冲突的情况下，又该如何抉择？过多、过密的体制嵌入是否会消解历经艰辛培育起来的公共意识和自治精神？所有这些问题都是实践所不能回避的，也只有在实践探索中得以求证。
注释：
①③[美]塞缪尔·P·亨廷顿.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267,95.
②事后调查表明，尽管这是谣言，但这些农民还是要求镇政府“严惩”不作为、不负责、不干事的“三不”村干部.
④Wesley M.Cohen and Daniel A,Levinthal Absorptive Capacity:A New Perspective on Learning and Innovation[J].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1990(35).高展军，李垣.企业吸收能力研究阐述[J].科学管理研究，2005(6).
⑤徐家良.新组织形态与关系模式的创建——体制吸纳问题探讨[J].北京大学学报(哲社版)，200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