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幻想与空想，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空想论文,试论论文,幻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事实胜于雄辩的谚语，是古今中外一致公认的至理名言，是理解幻想与空想的钥匙。
按照马克思主义关于幻想的分类，分为：合理的幻想，即科学的幻想，对人类有益的幻想，我们应该拥护这种幻想；不合理的幻想，即违反科学的幻想，对人类有害的幻想，我们应该反对这种幻想。可见，幻想是一把双刃剑。但列宁指出，人们只要进行抽象，就会有幻想，“即使在最简单的概括中，在最基本的一般观念(一般‘桌子’)中，都有一定成分的幻想”，“就是在最精确的科学中，否认幻想的作用也是荒谬的”。
在马克思主义关于幻想的分类中，不合理的幻想包括两种：一种是在进行抽象时，虽然也包含有一些进行抽象的现实、生活，但由于进行抽象的方法不正确或在进行抽象时的过程有错误，例如，进行抽象时指导方法的唯心主义或形而上学，因而得出的是不合理的幻想的空想；另一种是在进行抽象时，根本就没有一丝一毫的现实、生活的幻想，因而只能得出不合理的幻想这类的空想。
马克思主义对幻想的态度，向来是十分明确的，支持合理的幻想，反对不合理的幻想。只有对幻想作这种科学的分类，才能正确理解关于幻想的纷繁复杂的问题。
谈到空想的问题，对马克思主义者来说，所谓空想指的是一种没有物质的根源，没有现实、生活依据的幻想，只靠脑子凭空进行冥思苦想的幻想，例如在艺术上，有人提倡的，美就是“虚无”之类否认现实和生活的空想。
一
1.哲学史上对空想问题的简要探讨：(1)在西方思想史上，最引人注目的是以柏拉图为代表提出的“理念论”，认为空空如也的理念是认识的对象。遗憾的是，“理念”这个概念从柏拉图使用以来，就是唯心主义者专用的概念，没有为唯物主义者也作唯物主义解释所使用。黑格尔就认为，自然科学是关于纯思辨的理念的科学，否认自然科学是关于外部自然的一种反映认为真实的东西不是外部的自然，而是理念即观念。但是，当前不只西方极为盛行，连在我们的国度里，也以使用“理念”一词为时髦。其实，在柏拉图那里的“理念”，指的就是一种“不存在的东西”，他也认为，“不存在的东西根本就不能说是什么东西，而应当说就是乌有。”(《古希腊罗马哲学》，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195页)这里所说的“乌有”亦即我们这里所说的空想。
亚里士多德在认识论上总的说来，是动摇于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之间，他虽不一般地否定理念论，但他在这里对“虚空”含义的解释和柏拉图的解释是相一致的，即指的是不存在的东西，他在《论麦里梭》中说：“虚空根本就不存在”。(《亚里士多德全集》，第7卷，第4页)他所谓的空想，指的是没有现实、生活为其内容的思想。
(2)关于空想的问题，在费尔巴哈对康德“自在之物”的嘲笑中指出，它是很简单的抽象。在康德对“自在之物”的解释中，有一句似乎是明智的名言：“我们不知道什么是‘自在之物’。如果用哲学的语言来解释的话，所谓“‘自在之物’是摆脱了一切规定[为他存在]的抽象，是[摆脱了对他物的一切关系]的抽象，即无。因此，自在之物，‘无非是没有真理的、空洞的抽象。’”从这些伟大的哲学家关于“空想”的解释中了解到，所谓“空想”的含义不外是思想的内容的无、空洞。康德提出的“自在之物”本身“就已经不知不觉地包含着不可能回答的成分了……”。这样的思想就只能是空想。
2.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的世界观是唯物主义，而且是最彻底的即辩证的唯物主义，从它创立的伊始，就是在世界观上和一切空想相对立。在哲学上和空想、空洞、无相对立，包括和在自然和社会上的唯心主义相对立。
在马克思主义的著作中也指出了，空想和空洞、无非是一个意思。我们知道，时间和空间是物质存在的基本形式，物质离开了时间和空间这两种形式，当然就只能是空洞、空想、无了。即马克思所说的，“都是只在我们头脑中存在的空洞的观念、抽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579页)。一些人否认马克思所说的，劳动是人类生活的永恒的自然条件，其实，只要人类存在着，就不能没有劳动这个自然条件，它是人类社会存在的第一规律。马克思不只批判了否认劳动及其意义的各种谬论，同时也批判了关于“劳动所得”的种种“模糊观念”，空谈什么“公平”的分配，“不折不扣的劳动所得”等等；他强调指出，拉萨尔关于“‘社会一切成员’和‘平等的权利’显然只是些空话。”(《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19页)即是纯粹的空想。马克思认为，人类发展即使到了“集体的劳动”社会，即到了共产主义社会后，社会总产品仍然要扣除“补偿消费掉的生产资料的部分”，“用来扩大生产的追加部分”，以及社会用作的“后备基金或保险基金”，以及其他等等。所以，拉萨尔关于未来社会的分配的理论是些“空话”，纯粹的空想，即马克思所说的“空洞的废话。”
二
在幻想与空想的问题上，议论纷纭，但只有马克思主义的评析是唯一正确的。
1.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发展的原理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而在经济基础中首先是生产力这个物质的发展是社会发展归根到底的决定力量；因此，一个社会的发展必须抓好经济基础各个方面的发展，首先是生产力发展这个决定的因素，它是社会发展归根到底的根本原因，是一个社会内部变化的最本质的因素。亚里士多德说：“必须永远去找寻每一事物的最根本原因”(《亚里士多德全集》第2卷，第40页)，按照马克思关于社会经济形态发展的理论，总的来说，一般分为原始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主义是它的初级阶段)社会，这五个社会形态，在整个社会的发展过程中，每个社会必须经过每一个形态，不能超越某一个形态的发展，例如，不能超越资本主义的这个发展阶段，首先是不能超越资本主义的生产力发展水平。“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们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在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存在的物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9页)空想社会主义者在经济这个物质领域之所以陷入空想，正因为他们陷入了生产力发展水平还没有达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这个社会经济形态阶段的要求时，就幻想消灭资本主义，消灭私有制，这只能是空想。马克思在总结空想社会主义产生的历史条件时，首先就是抓住生产力发展水平这个物质条件，在理论上才能创造出科学的社会主义。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所以成为世界首先是工人阶级的宣言，不朽的历史文件，因为它总结了全部人类的发展——过去、现在和展示了发展的未来，在物质基础方面，揭示了：由于资本主义的发展，使得生产工具不断发生变革，从而使生产关系以及全部社会关系经常发生变革，只有这样，它才能生存和发展。所以马克思恩格斯根据历史事实说：“资产阶级在历史上曾经起过非常革命的作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468页)并按照它自己的形象，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单从生产力这个物质基础来说：“资产阶级争得自己的阶级统治地位还不到一百年，它所造成的生产力却比过去世世代代总共造成的生产力还要大，还要多。”(《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471页)马克思恩格斯在这里是从历史唯物主义观点，论述了资本主义这个发展阶段的历史作用，这是不容否认的历史规律。正因为有这个事实、这个规律，他们才作这样的评论，这就是马克思的科学精神，科学良心；他的立足点，不是赞美剥削，不是赞美压迫，而是在不容争辩的事实、客观规律面前，敢于承认事实，敢于承认客观规律。马克思之所以成为马克思，不只表现在他在理论和实践的丰功伟绩上，而且，甚至首先表现在他的无与伦比的崇高的精神品质上。
由此可见，对马克思恩格斯来说，对历史的评价，不能单凭人的意识，而要从事实、从规律出发，正如人们一听到幻想，就认为它是唯心主义应该丢掉一样，不能一听到资本主义就加以反对，而要看它是处在什么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阶段，它对生产力的发展是促进还是阻碍，要根据科学的分析来确定我们的态度，这样才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正因为这样，马克思又明确指出：“一个社会即使探索到了本身运动的自然规律，……它还是既不能跳过也不能用法令取消自然的发展阶段。但是它能缩短和减轻分娩的痛苦。”(《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11页)
2.在马克思的著作中十分重视生产、生产力的发展，认为它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在他的主要著作《资本论》中，就是以生产、生产过程作为逻辑发展的起点进行论述的。在创作的历史条件上，也是着重于发展生产、生产力这个物质基础进行考虑。马克思之所以在欧洲1848年革命失败后，在50年代初开始重新投入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中去，创作《资本论》这个巨著，其“最终目的就是揭示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以便在更广阔的范围内、更深刻的内容上，认真总结人类历史，“消化”丰富的革命经验，特别是1848年革命的经验，为无产阶级的革命实践提供更坚实的理论基础，以便为革命胜利后的建设提供当时可能提供的理论依据。这样才是切切实实地克服革命队伍中各种不合理的、有害的幻想所应采取的最有力的步骤；只有从这样的高度来认识马克思创作《资本论》的伟大意义，才是深刻的正确的。而且在该书第1卷1版序言中，以当时生产力比较落后的德国为例指出，它“不仅苦于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而且苦于资本主义生产的不发展。”这是非常辩证和唯物主义的科学看法。由于“资本主义生产的不发展”，除了忍受“现代的灾难”外，还有“古老的陈旧生产方式”遗留下来的灾难，例如，“靠棍棒维持的剥削。”说明一个社会的发展不能轻视、更不能忽视作为物质基础的生产力的发展，在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上，决不能任意超越资本主义发展的这个阶段。即马克思所称的“卡夫丁峡谷”。
在此，我得顺便谈一下，马克思晚年所作的历史笔记的研究，它是否因此改变了《资本论》的创作和研究的方向。我认为，历史笔记的研究的确也是一个大工程，其著作也很宏大，但从其内容来看，并没有改变《政治经济学批判》以来《资本论》等著作所表述和论证的社会发展的三个阶段和五个形态的社会发展的理论和方向，并没有取消生产力发展的“卡夫丁峡谷”。尽管马克思通过对东方的土地制度和俄国社会发展的研究，曾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写过有名的信，表述过俄国发展道路的看法，特别是自从十月革命和我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发展表明，东方生产力不够发展的国家可以走不同于西欧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道路，可以通过革命先夺取政权，然后为自己迅速发展生产力，为通向社会主义铺平道路，但不能由此理解为这些国家可以在生产力的发展上超越“卡夫丁峡谷”，而是表明越过“卡夫丁峡谷”的方式、革命的方式是可以发展变化的，但却不意味着马克思关于社会发展的三个阶段和五个形态的理论不灵了，《资本论》不灵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思维方式也不灵了，可以用甚至人道主义的思维方式代替了。其实，马克思的历史笔记的研究，确是拓宽了《资本论》研究的道路，并为此从历史、主要是从欧洲的历史进一步论证了《资本论》关于“本书的最终目的就是揭示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这个总纲，这是马克思“方法的唯物主义基础”，没有这个基础就会变成“空想主义”。马克思在《第二版跋》中着意引证了考夫曼评《资本论》时所说的：“生产力的发展水平不同，生产关系和支配生产关系的规律也就不同。马克思给自己提出的目的是，从这个观点出发去研究和说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转引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23页)，表明“每个历史时期都有自己的规律”(考夫曼语)，表明马克思的创作贯彻了事物的辩证法的一致性和差别性。一致性体现在社会发展的三个阶段和五个形态的划分：差别性体现在西欧、俄国和中国等国家的革命和社会发展的道路上。按照列宁说法，社会发展较为落后的国家，相对说来取得革命政权容易一些；但取得政权后的建设，包括发展生产力的任务，则要难一些。为此必须抛掉“考茨基式的教科书”(列宁语)在这个问题上，庸人们作梦也没有想到，在东方那些人口无比众多、社会情况无比复杂的国家里，他们的革命无疑会比俄国、更比欧洲革命会带来更多的特点。要认识到，俄国和中国革命的胜利，并不是证明了可以在生产力的发展上跨越“卡夫丁峡谷”，似乎这些国家取得政权后，可不用大力发展生产力而能真正进入社会主义。一切事实证明了，作为一个社会的“历史基础”的“标准就是生产力的发展”。马克思逝世后，恩格斯集中一切时间和精力来整理《资本论》中未发表的手稿，也并没有一个字谈及《资本论》及其方法不灵了，要另辟蹊径。一切离开发展生产力这个物质的“历史基础”，都注定是行不通的，只能是空想。因为《资本论》研究的方向和道路，可以概括为这一点，“在主要的基本的方面”指出资本主义的发展变化的“客观的逻辑”(《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18卷，第340页)，历史笔记的研究为《资本论》研究的逻辑提供历史的论证的必要的资料。
可见，马克思在这里对当时德国事实真相的揭示，用心良苦!另一方面，马克思在这里的论述也只是在社会经济形态这个范围内，论述资本主义这个阶段对生产力发展的作用，超过这个阶段，它会变成阻碍生产力的发展，这时生产力的发展则要由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这个阶段所代替。所以，在《共产党宣言》中公然宣布：“共产党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论用一句话表示出来：消灭私有制。”这也是由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所决定的。这就是“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制度因劳动社会化而必然转变为社会主义制度的论据。”(《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1卷，第155页)正因为要在生产力上发展“劳动社会化”，必须使生产力现代化，发展大生产，发展包括国债、股票等在内的各种流通工具；小生产、闭关锁国、逆全球化发展的潮流，是建不成真正的即科学的社会主义的。
但是，在政治经济学史上占有特殊地位的西斯蒙第及其学派，从“善良的愿望”出发，是“经济浪漫主义”的“空想家”，他们以“小资产阶级空想”来代替经济的分析，赞美小生产，反对机器的大生产，拒绝承认作为“历史基础”的“标准就是生产力的发展”(《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2卷，第230页)。当然，马克思强调生产力发展的重大意义时，总是把它放在一定的历史条件进行分析，警告人们不能把资本主义对生产力的发展绝对化、对私有制永恒化。因此，马克思论及《资本论》的理论意义时，就明确地指出，该书“通过最简单的形式，即商品形式，阐明了资产阶级生产的特殊社会的，而决不是绝对的性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第445页)任何以高新科技迅猛发展而引起的世代变迁为由，断言马克思关于社会经济形态划分的原理已经过时了，为资本主义的永恒化、绝对化唱赞歌，是不能容许的。
3.在这里我们必须提一下，前些时一些人大叫恩格斯在《费尔巴哈论》中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问题的论述已经过时了，说是承认物质为归根到底的决定作用的因素，会束缚人的主体性的发挥，是什么机械论，以便为一些人所主张的意识在社会发展中的决定作用扫清道路。其实，马克思主义作为一个整体，其原理、首先是基本原理是互相联系，不能互相分割和互相代替的，否认物质的归根到底的决定作用，就不能有真正马克思主义，因为只有物质的能动作用，才能实现事物的转化。谈实践，指的首先是物质的实践；精神的实践，必须通过物质的实践，才能实现其形态的转化。自有人类历史以来，没有哪种学说能象马克思主义那样赋予精神、意识、思维以这样大的能动作用。今人所说的知识经济的时代，必须作具体的分析，在强调科学技术知识的重大作用的限度内提出所谓“知识经济”的时代，是有其一定的意义的，但绝不意味着人们已进入“超阶级”、“超物质”的时代。
高新科技的迅猛发展，带来的时代变化确是巨大的，有人就借这个所谓星移斗转的时代变化，作出了违反社会发展规律的解释。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早在1959年出版了代表作《后工业社会》一书，用“前工业社会”、“工业社会”和“后工业社会”的划分，即只用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划分，来代替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发展的五个社会经济形态的划分，否定社会经济形态的这种划分是物质运动形态中最高级、最复杂的运动形态。社会经济形态的划分决非一种以工业化程度来进行的划分所能代替的，决不能用实证主义的方法抹杀掉社会发展的本质区别，粗暴地断言“继续谈论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已没有什么意义。”(丹尼尔·贝尔：《后工业社会的来临》，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53页)决不能把社会的发展完全看成纯粹经济的进化，否认社会经济形态及其质的区别。他在目录中设了“后马克思主义”的专节，认为从历史意义上说，马克思主义中关于“共产主义”的预测并不是历史上的“另一个”阶段，而是若干工业化方式之一。把“共产主义”从而也把马克思主义看成工业化的一种方式，否认马克思主义是工人阶级的科学的、完整的思想体系，是指导社会发展为共产主义的思想体系。按照我们的观点，“严格的无产阶级世界观只有一个，就是马克思主义”。(《列宁全集》中文第1版，第8卷，第473页)不容否认，马克思主义会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在发展过程中，由于情况的改变，它的某一句话，或个别的、特别是具体的原理，会有过时的，但作为一个整体的思想体系，因为它是客观规律的反映和总结，则是不会过时的，即不会为另一个思想体系所代替。
4.大家知道，我们的党是共产党，宣布了共产党的纲领是争取实现共产主义，它表述的是党的基本观点、基本原则，一字不多。而为了实现党的纲领，分为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社会主义)和高级阶段(共产主义)，我们深切认识到，制定“纲领对于政党的团结一致、始终一贯的活动有重大的意义。”(《列宁全集》中文第1版，第4卷，第201页)列宁指出，作为“纲领的现实性应当从这个词的广义上即哲学的意义上来了解，这就是说，我们的纲领没有一个字同整个社会经济发展的方面相抵触。……始终不渝地尽一切力量争取实现我们最高的要求。”(《列宁全集》中文第1版，第6卷，第97页)这个“最高要求”，是党的理想。“许下诺言”，是一面旗帜，但它是作为争取的目标，而不是当前实际行动的纲领，而不能以当前没有达到而加以取消。列宁指出，当时曾有人认为纲领中“旧的理论部分”已经“过时了”，应该去掉，“用新的来代替它”，列宁对此严加驳斥，强调我们必须保留旧的纲领，无论今后的斗争变化如何，无论有多少局部的波折需要我们去克服，……“不丢掉我们旧的基本的纲领是十分重要的，并且在理论上说来是唯一正确的。”(《列宁全集》中文第1版，第27卷，第118页)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过渡是一个物质的必然性，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也应该把它想象为平坦的，以便看到它的开始、继续和终了，然而在生活中这条道路决不是平坦的，而是难以想象的复杂”。(《列宁全集》中文第1版，第27卷，第117页)纲领中所表述的奋斗目标，是十分有魅力的，但它的实践却必须是具体的，一步一个脚印，而不能在现实中暴露出丝毫不合理的幻想，以免脱离群众，特别是农民是不相信空想、空话的。所以列宁强调说：“如果对我们还不能做到的事情表示一点幻想，那就会削弱我们纲领的力量。他们就会怀疑我们纲领只不过是一种幻想。”(《列宁全集》中文第1版，第27卷，第135页)
三
邓小平在领导和开始中国的改革时，宣布了我们党的纲领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当然，这是宣布作为我们中国共产党的共产主义的最低纲领。它的最高纲领则是共产主义。在这个“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最低纲领中，集中概括为一句话，非常简洁明了：在高速度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争取在我国实现社会主义建设的全面胜利。这个纲领内在地包含着双赢：一赢是高速度发展我国的生产力，没有这个发展，是不能建成社会主义的；另一个赢是建设社会主义，它在全国各族人民中能够起到鼓舞斗志的作用，绝对不能借口说《共产党宣言》的纲领是在19世纪提出的，已经“过时了”，而主张抛掉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这个奋斗目标，这是人民群众所不能容许的。邓小平在这里提出的“双赢”，是一个统一的整体，绝对不能用任何借口而加以割裂、分离，因为它是客观规律的反映，代表了全国各族人民前进的方向。
我们知道，俄国在十月革命前的社会，在当时的欧洲是较为落后的，但和我国在1949年夺得政权以前的社会相比，却是先进得多。当时列宁为了恢复经济，发展生产力，主张实行新经济政策，在其著作中分析了国有企业运营的种种形式，其中包括租让、租借和经济核算等等。当时列宁认为，例如“租让政策一旦获得成功，就会使我们获得为数不多，但却具有现代先进资本主义水平的模范的——和我们相比较——大企业；经过几十年以后，这些企业就会完全为我们所有。”(《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3卷，第284页)尽管如此，当时由于多种原因，没有获得大发展，但从发展生产力这个标准来说，却是有成果的，它雄辩地说明了，在始终坚持社会主义这个大前提下，国有经济和市场经济相结合，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是可行的，并不是什么空话、空想。
在当前，有些作文盛行着“后……”的“后辍”，似乎“后辍”一定较“前辍”为先进，这是人们通过笼统的作法，不对事物作具体分析的“通病”。有的人在为“后马克思主义”这个“后辍”辩解时，说什么随着社会的发展，马克思主义已从原来是正确的变成不正确的，“过时了”，主张以新的“主义”来代替它。当然，只要是马克思主义，它本身就内在地包含着发展、变化，与时俱进。恩格斯在对马克思主义作总结的著名的《费尔巴哈论》中宣称：事物的发展、变化，“是辩证哲学所承认的唯一绝对的东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308页)西方媒体竭力宣扬什么世界的共产主义已经消亡，他们在论述世界的重新组合时，完全否认了共产主义的现实存在。关于这点，1997年1月30日《纽约时报》在一篇社论中暴露得最为明显，它一方面胡说什么：“中国的共产主义有朝一日可能消亡”，另一方面又心怀恐惧，不得不承认中国的共产主义“并没有消亡”。(转引自《人民日报》黎戎：《驴唇不对马嘴》，1997年2月6日)无论是丹尼尔·贝尔还是《纽约时报》或者是其他的人对世界共产主义“消亡”的一切论断，都是对共产主义发展规律没有正确的认识，根源又在于对事实、客观规律没有了解或者说没有真正的了解，以致他们对世界共产主义的发展及其趋势没有作出正确的抽象，坠入了不合理的幻想、空想的迷雾。
四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关于社会经济形态的思想是在不断根据新的材料加以丰富发展的。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序言中，总结了科学发展的进程及其基本思想，它是《资本论》一书的先声的组成部分，是对《共产党宣言》的一个重要补充，具有纲领性的意义。对序言中关于世界历史“演进的几个时代”所作的首次表述，它所具有的重要意义是不会过时的。历史表明，马克思在1868年就已经认识到“每个民族的原始时代……是和社会主义趋向相适应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第51-52页)即认识到原始社会曾是没有阶级的。在《共产党宣言》发表的1847年，关于社会的史前状态，还没有人发表可资证明史前是没有阶级的社会资料，导致作出“至今所有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这个结论；但是自从哈克斯特豪森发现了俄国公社土地所有制，毛勒证明了这种所有制是一切日耳曼部落的历史发展的起源，特别是1877年摩尔根的《古代社会》一书发表后，马克思关于原始社会是公有制的看法得到了阐明和论证。为此，马克思社会经济形态的划分又产生了一个新的公式，公有制——私有制——新的公有制。其划分的标准是：生产者与生产资料的所有权的关系，其基础是看对作为社会发展的物质基础——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有利。从而可见，社会发展的第一个形式——原始公 有制之所以能存在，这是由于这种社会制度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其后，由于原始公有制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才有私有制的产生和发展。
大家知道，恩格斯的著作《反杜林论》一书的出版，在论述私有制的产生时，曾为奴隶制的产生作辩护，这是完全正确的。该书是有马克思的参与写作的。恩格斯论及奴隶制的产生时，曾认为，当时只有奴隶制才能使农业和工业之间的更大规模的分工成为可能，从而为古代文化的繁荣，即为古希腊文化的发展创造了条件。这里表明的，也不是恩格斯赞美剥削，赞美压迫，而是对当时的现实的一种正确认识，敢于揭示这个“炼狱之火”，这也是恩格斯的科学精神的表现。
令人莫解的是，正当资本主义社会形态已经获得大发展的时候，它远比奴隶制度社会形态的发展为高级，当时巴克斯出于对资本主义推行殖民政策的愤慨，竟然说出“奴隶制也比资本主义强”这样的话(转引自《列宁全集》中文第1版第39卷第669页)。当时伯恩施坦批判了巴克斯，考茨基当时支持了伯恩施坦的这个批判时说：“我无论在当时或现在从没有在这一点上支持过巴克斯而认为这是‘伤感主义的空想主义’，但是我向来都是反对殖民政策的。”(同上)考茨基从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出发，支持伯恩斯坦的作法是对的。
在世界上，当生产力在私有制基础上发展水平很高，人的全面发展、精神面貌也很高的时候，私有制逐步成为发展生产力的阻碍，它必然为新的公有制即共产主义社会所代替。说明马克思的关于社会发展形态学说不是一般的叙述，而是对社会形态发展规律的揭示及论证，其中每个形态在世界历史的一定时期中都曾居于中心地位，起过主导的作用。马克思关于社会形态发展的三个阶段和五个形态的理论是在相互补充，各有其论证、侧重的方面，它们的发展只能是互相补充，而不会是互相代替。揭明了马克思的社会形态的结论，明确了社会发展的规律，关于原始社会公有制的发现和论证，以社会发展史的事实、规律雄辩地证明了私有制并不是和社会的发展与生俱来的，而是社会发展一定阶段的产物，同时也证明了，私有制既有它的产生也就有它的死亡，它并不是社会发展的本性、本质；私有制有它产生的历史必然性，同样也有它死亡的历史必然性，证明历史上、特别是马克思主义者关于未来社会发展的共产主义性质；并不是他们空想提出来的，而是总结历史所发现的历史规律，任何企图把资本主义、从而把私有制永久化的说法都是违反历史规律，都是站不住脚的，因而是空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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