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西方国家民主政治对市场经济的潜在危害，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西方国家论文,市场经济论文,民主政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问题的提出
如果说市场经济对民主政治的潜在威胁早已为国内学者熟知的话，民主政治对市场经济可能造成的危害恐怕还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西方国家的经验表明，民主政治对市场经济的影响是一把双刃剑。尽管民主政治是发展市场经济必不可少的政治条件，（注：关于民主政治对市场经济的弥补和制衡的积极作用，笔者另文加以论证。）但民主政治运用不当也很可能对市场经济的发展产生消极影响，进而妨碍市场机制作用的正常发挥，阻碍经济增长。
民主政治之所以可能会对市场经济构成损害，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就是民主政治和市场经济对于财富的分配、资源的配置的原则完全不同。（注：[美]莱斯特·瑟罗著.周晓钟译.资本主义的未来.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238）市场经济要求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反对任何形式的经济平等主义，反对政府对个人经济自由横加干涉。生产什么、如何生产、为谁生产等基本问题，应由微观经济主体自行决定，且决策权力大致与其所拥有的资金数量成正比。而民主政治则给予每个公民平等的政治权利。在任何社会，富裕的上层阶级总占少数，中间和相对贫困的下层总占多数。出于自身利益的理性考虑，占据多数的群体经常会期望政府干预市场，以获取对自己有利的法律、政策。在选举的巨大压力之下，西方国家的政治家们为了竞选成功或连选连任，必须尽可能地提出能赢得选民最大支持的政策主张。（注：张千帆.市场经济的法律调控.中国法制出版社，1998.2～10）
事实上，在西方国家，政府的决定往往受制于一些大的利益集团，例如，劳工组织、行业协会等。但选民们往往只考虑自己的眼前利益，其要求未必具有市场的合理性。但政治家们为了迎合选民们急功近利的需要，往往会想方设法过分地刺激经济，尽管这样做很可能给经济发展带来持久的不利影响。由于过分地强调符合民意，经济政策的制定经常会被政治化。结果政府的许多措施成为短期行为，最后导致经济效率低下，殃及整个社会。（注：政治性经济周期理论认为，在选举过程和经济波动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选举过程是经济波动的主要来源。参见：[美]斯蒂格利茨著.梁小民译.经济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771）由于选民们的有限理性，符合民意的决定有时也就不会是最明智的决定，其突出表现主要有二：过度的收入再分配和过度政府管制。
过度的收入再分配
在财富的分配方面，与市场经济的自然不平等倾向相反，民主政治具有自然平等的倾向。古希腊的思想家柏拉图对民主曾经作过这样引人注目的说明：民主的自然演化是趋向于财富的重新分配，这会引起内战，导致暴乱。（注：[美]戴维·施韦卡特.反对资本主义.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208）亚里士多德也曾经指出平民政体倾向于追求绝对的平等。（注：[古希腊]亚里士多德著.吴寿彭译.政治学.商务印书馆，1965.232）为了扩大自身的利益民主，作为多数的中下层选民往往出于利益动机，利用民主权利，通过政治过程进行收入再分配，强制缩小贫富差距，改变市场的自然不平等倾向。（注：张千帆.市场经济的法律调控.中国法制出版社，1998.2～10）民主政府惯常施行的收入再分配活动的实质就是民主政治对市场经济自然分配结果的再调整，一些人通过政治市场的竞争获得了经济利益。由于民主政治具有平等化的倾向，“不难看到富人对他们国家的民主制度怀有极大的恶感。人民是一支让他们既害怕又藐视的力量。”（注：[法]托克维尔.董果良译.论美国的民主(上卷).商务印书馆，1988.202）
过度的收入再分配所实现的经济平等容易妨碍激励机制的作用，对经济效率产生消极影响。随着边际收益率的降低，个人对财富的创造将因得不到应有的回报而演变为“替整个社会打工”，偷懒者却可以“搭社会福利的便车”。因此，劳动者将日益失去工作动机，其最终结果只能是整个社会的贫困和落后。莱斯特·瑟罗指出：“运用政治力量减少市场造成的不平等现象需要有高空走钢丝的平衡本领。如果向那些遵照资本主义规则赚钱的人征收过高的所得税，并把这部分钱转交给另外一些人，使这些人并非通过自己的劳动而获得这笔收入，那么资本主义的激励机制就不再起作用。如果付出和收益二者之间的差距变得过大，工商企业就会搬迁到世界上任何一个不必承担高社会福利成本的地方。个体职工们也会同样消失，转入地下经济，在那里不用承担社会福利支出和纳税。这两种行为使支持再分配功能的必要税收渐渐消失。”（注：[美]莱斯特·瑟罗著.周晓钟译.资本主义的未来.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242）例如，德国和北欧等一些国家由于社会保障支出过大，加重了企业的成本，降低了产品的竞争力；同时，过高的保障水平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人们的生产积极性和事业进取心，出现了许多新的社会寄生虫。英国1906年颁布的《劳资纠纷法案》( Trade Disputes Act) 可以说是英国现代史上的一项最重要法案，结果这项意在保护工人阶级权利的法案却成为英国经济持续衰退的主要原因。（注：[英]哈耶克著.邓正来等译.法律、立法与自由(第二、三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0.314、315）
在某些种族、民族问题比较复杂的地方，民主政治压力下的收入再分配可能会与市场经济的作用产生更加尖锐的对立。在南非种族隔离制度废除以后，黑人获得了广泛的民主权利。根据一项民意测验，占南非总人口数81％的黑人希望新政府能确保自己过上绝大多数南非白人的生活。而南非的政治家们为了获得更多的选票，对这种主张往往无条件地支持鼓励，甚至他们就是这种主张的提出者。但由于历史原因，南非白人和黑人的财富状况是极不平等的。如果政府果真按照多数人的意见作出决定，那么南非的经济可能就会迅速崩溃。在印度尼西亚，存在着类似的问题。仅占印度尼西亚人口3％的华人控制了该国70％的私营经济，几乎所有的亿万富翁都是华人。占印度尼西亚人口绝对多数的本地民族居民与华人存在着对立关系。但在苏哈托的政治高压之下，这种对立关系并未明显暴发。在苏哈托威权政治时代结束以后，该国迅速走向民主化，获得了广泛民主权利的本地民族居民要求分享华人的财富，民主与市场的冲突开始变得强烈而容易暴发。该国甚至有人提出，只要能一劳永逸地解决华人问题，宁可牺牲印度尼西亚十年的经济增长。（注：Amy L.Chua.The Paradox of Free Market Democracy： Rethinking Development Policy.Harvard International Law Journal.2000-04,41 Harv.Int' l L.J.287）
事实上，如前文所述，在市场经济发展中，任何民主政府都不可避免要实施收入再分配政策。没有收入再分配政策，市场经济的贫富差距很可能会无限地扩大下去，从而造成严重的社会不公正和社会不安定，最终也将影响经济效率。尽管不当的收入再分配可能会对经济效率产生抑制作用，但对这种作用不能过分夸大。如果收入再分配的力度不是太大，每个生产者能够按其创造财富的多少得到比较合理的回报，那么政府的再分配政策就不会对经济效率产生明显影响。退一万步讲，即使由于所得税太高而导致边际收益率太低，降低了国家经济的整体效率，也不要忘了收入再分配对社会公正、安定、团结所起到的积极作用。
毕竟，经济增长只是影响人类幸福的一个变量，并且经济增长的过程往往是痛苦的。如果收入再分配只是较小地影响了经济效率，但却明显地增进了社会和谐，减小了众多个体的精神压力，那么整个社会的幸福总量未必会减少。例如，在北欧的一些高税收高福利国家。人们有理由大胆设想：如果能实现社会生活的和谐安宁，即使经济不再增长——“零增长”，难道人类就不能得到更多的幸福吗？再者，如果经济增长是通过惨烈无情的社会竞争获得的，那么即使得到了更多的金钱，但却人人自危，整天生活在巨大的压力之中，我们还幸福吗？曾经担任过美国三个主要学会(即美国政治学会、政策研究学会和国际政治心理学会)会长的著名学者罗伯特·莱恩对市场制度下幸福的流失问题进行了深刻的反思。他发现在1972—1994年期间，说自己“非常幸福”的美国人一直呈下降趋势；尤其是妇女、青年、黑人和其他一些少数民族感到不幸福的人更多一些。一项更新的研究显示，在1960—2000年期间，按不变价格，美国人均收入翻了三番，但认为自己“非常幸福”的人却从40％下降到30％左右。（注：王绍光.市场、民主与幸福——罗伯特·莱恩《市场民主制度下幸福的流失》读后.http： //www.tianyaclub.com/index.asp,2002-10-10）
过度的政府管制
由于市场经济存在着诸多的严重问题，受制于民主政治的政府必须采取必要的措施加以纠正和弥补。其中，对市场经济的政府管制就是最重要的一种干预手段。政府管制与收入再分配有很大不同。收入再分配一般是对市场经济的分配结果进行调控，而政府管制则通常直接作用于市场经济的过程中。相比之下，政府管制运用不当可能会极大地扭曲市场信号，从而直接给市场经济的发展造成严重的不利影响。西方政府对市场的管制最早始于19世纪后期，20世纪特别是二战之后急剧增长。管制机构所制定的规定、标准汗牛充栋，涉及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按其管制的领域不同，大致上可以划分为三种类型：反不公平竞争管制、经济性管制和社会性管制。其管制手段不同，主要有进入管制和退出管制、价格管制、质量管制、工作安全标准管制等。（注：周志忍.当代国外行政改革比较研究.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1999）而许可证制度则是所有政府管制中最常用的措施。
政府采取的不少管制措施确实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在反不公平竞争管制方面，即使是对政府管制进行强烈质疑的米尔顿·弗里德曼也承认：“尽管具有大量的具体执行的问题，谢尔曼反托拉斯法通过它实际上的存在而促进了竞争。”（注：[美]米尔顿·弗里德曼著.张瑞玉译.资本主义与自由.商务印书馆，1986.192）尽管存在着种种缺点和问题，政府对产品质量的管制、对工作安全标准的管制、对污染物排放标准的管制应当说都产生了相当不错的效果。但与此同时，在利益集团的压力下，非常多的政府管制可以说是相当的失败，几乎成为一种灾难。“到20世纪70年代，美国政府的经济规制可以说已达到泛滥的地步。经常用来衡量规制程度的两个指标是规制法案的数量以及受规制企业的产值。就前一个指标看，从1970年到1979年，美国政府制定的工商规制规章条例的篇幅增加了两倍，联邦条例法典的页数增加了2/3。单是在净化空气和水一类的保护环境方面的规章条例，1970年就已有2万项之多，1980年更增加到7万多项。美国的企业受政府的规章条例管制过多，例如，钢铁工业就被政府制定的27个法规、5600项条例束缚着。联邦的规制记录1970年达到424000页，至1977年这个数字上升到742000页；从后一指标看，按照麦克阿维的估计，1965年，受规制企业的产出占GNP的8.2％，而到1975年，这个数字上升到23.7％。”（注：周志忍.当代国外行政改革比较研究.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1999.166、167）在美国，如此众多的政府管制取得了什么样的绩效呢？不少的进入管制成了排斥其他潜在竞争者的借口和手段，而价格管制往往则造成垄断，而这些过度管制都从根本上扭曲了市场规律，干扰了市场机制作用的正常发挥。（注：[美]米尔顿·弗里德曼.张瑞玉译.资本主义与自由.商务印书馆，1986.190、191）
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受制于民主压力的政府在作出许多管制措施时往往只考虑迎合选民的急功近利的短期需求，无视或没有足够重视管制措施对市场机制、经济效率的破坏性的影响，从而给市场经济的发展和经济效率的提高造成深远的负面影响。根据198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施蒂格勒提出的俘获理论，政府管制通常是产业自己争取来的。当市场经济对某些利益集团的利益构成损害时，为了自身的利益，它们往往主动寻求政府管制，以排除其他的竞争者，得到国家权力的特殊保护。而政治家们为了能够当选和连选连任，则经常被这些利益集团所俘获，响应这些需求，成为政府管制的提供者或利益集团的保护者。希尔顿和穆尔在研究了汽车运输的管制之后证明：“管理(规制)立法的唯一受益者不是消费者，而是经营运输企业的某些人，一般来说是那些最无能的人。”（注：周志忍.当代国外行政改革比较研究.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1999.172）在经济市场失败的那些人往往会利用政治市场的斗争来夺回在经济市场中失去的或想要得到的利益。问题是，符合民主政治逻辑的决定不一定符合市场经济的逻辑，政治家们建立的管制，特别是经济性管制措施往往违背市场竞争的自然规律，从而与市场经济的逻辑不相符合。
过度管制的短期效应和长期效应往往相反。经验表明，管制的好处是经常在短期内立竿见影，而坏处却要通过市场机制相当长时间的不断扭曲，才会以比较隐晦的方式展现出来。因此，许多短期看来是“好的管制”，从长期看往往却是“坏的管制”。正是由于管制负面作用的暴露存在着时差问题，加之经济生活本身的复杂性质，人们不容易发现管制是造成效率低下的“罪魁祸首”。这使民主而不经济的过度管制问题应运而生，并具有不断膨胀的趋势。以房屋价格控制为例，当城市房价不断上涨之时，该城市的中低收入选民往往会自然而然地对政府施加压力，要求政府对日益高涨的房价进行限制。在这种压力之下，政府所能采取的能够立刻取得显著效果的办法很可能就是规定房屋的最高限价。当政府采取限价措施时，由于在短期内能够平抑房价，政府得到了中低收入选民的欢迎。但既然价格起着传达市场信息、协调个人活动的作用，控制某一特殊商品的价格势必扭曲市场信号，破坏市场机制作用的正常发挥。如果房价高昂只是由于房屋短缺的缘故，那么任何企图规定一个低于市场价值的价格上限的做法都会妨碍投资，从而使房屋短缺的状况持续下去甚至更加严重。事实上，基于民主政治的不适当干预出现的种种问题，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后，西方国家普遍对收入再分配政策和政府管制措施进行了自觉的反思和改革，出现了以私有化和非管制运动为标志的、向自由市场的某种“回归”。
在西方发达国家，尽管民主政治与市场经济存在着潜在的对立和冲突，但总的来说，其民主和市场的结合比较成功，对立冲突关系基本上没有大规模暴发。（注：[美]莱斯特·瑟罗著.周晓钟译.资本主义的未来.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242）究其原因是多方面的。比如，欧美各国民主政治的发展较为缓慢，这种渐进发展的方式减缓了民主政治与市场经济之间的潜在对立；（注：[加]布莱顿等.理解民主——经济的与政治的视角.学林出版社，2000.284）西方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文化传统甚至种族问题等都起到了缓和二者之间对立关系的作用。（注：Amy L.Chua,The Paradox of Free Market Democracy： Rethinking Development Policy.Harvard International Law Journal.2000-04,41 Harv.Int' l L.J.287）但最重要的原因仍然是政治法律制度设计的完善。其包括联邦主义、三权分立、两院制、宪政审查在内的一系列宪政制度在保障民主政治的同时，对民主政治进行了有效的制衡，防范民主政治的滥用，在很大程度上使民主政治与市场经济能够和平共处，各尽其能，相得益彰，使经济繁荣和自由平等有比较可靠的保障。当然，这不是说西方国家就把一切社会经济问题解决了，事实上这些国家仍然有许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其体制仍需进一步的完善。
对中国式发展的启示
西方国家的实践对中国的民主政治、市场经济的发展具有重要启示。在市场调控、社会公正、推动市场经济发展方面，民主政治作用同样存在失灵问题。作为一种集体决策制度，民主政治并不能任意侵入市场经济的任何领域。市场经济需要政府的某种适度的、有限的干预，但这种干预不能妨害市场经济的自身规律的作用，不能用集体决策完全替代市场个体的决策。只有承认民主政治功能的有限性，才能树立理性的民主政治观，冷静地看待民主政治的作用，才能对民主政治产生持久的耐心和信心；否则，过高的期望终将带来严重的幻灭感，而“幻灭会长期构成对民主体制的威胁”。（注：[法]居伊·埃尔梅著.赵慧译.导论：民主的时代？.见：民主的再思考.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2）民主政治的功能有限性主要是基于以下两个原因：
一是基于政府本身的特点，不论是民主政府，还是非民主政府，只要是政府组织，都会遇到这些问题。首先，不完全信息既是私人部门的问题，也是所有政府不可避免的问题。其次，政府的普通文官的工作往往因缺乏必要的激励，容易产生官僚主义。为了保证政府的稳定性和专业性，现代政府普遍实行文官常任制，普通文官没有任期限制，其职位具有法律保障，不得被随意解职。同时，上级领导对普通文官工作的绩效经常难以准确评定。因此，往往很难及时有效地按照文官工作的绩效来考核、奖惩文官。最后，作为公共产品的提供者，政府机构缺乏外部竞争。以上这些问题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政府工作的效率。例如，在美国，公共住房的成本一般都会比私人厂商提供的住房成本高出20％。（注：[美]斯蒂格利茨著.梁小民译.经济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146、147）民主政治有助于缓解但并不能完全解决这些问题，因而这是所有的政府存在的普遍失灵问题，民主政府也不能幸免。
二是选民和民主政府的理性都是有限的。在选民的压力下，民主政府有可能会对市场经济构成过度干预，最终破坏市场正常运行，降低市场效率。由于选民理性有限，他们可能会一时失去理智，偏离自己的利益(主要是长远利益)，对政府提出不具有市场合理性的要求，而政府迫于选民压力，很可能迁就不理智的选民(被“俘获”)，作出不切实际的或短视的决策，从而也偏离了其自身的目标——公共利益。因此，有限理性的选民造就了有限理性的民主政府。
必须特别指出的是，尽管民众有时会头脑发热、一时冲动，但总体而言，我们对民众的理性能力不应抱以过分的怀疑，而应当寄予足够的信任从而对民主政治也保持足够的信心和耐心。与非民主政治相比较，民主政治一般更能够提供市场经济所需要的公共产品，因而更有助于市场经济的发展。应当在首先承认并保障民主政治的基本体制的前提下，通过宪政对民主政治进行必要的制衡，扬“民主之长”，避“民主之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