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乱与商业社会中的人口死亡——以1919年的黄县为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霍乱论文,为例论文,人口论文,社会论文,商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92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205(2009)04-0135-11
一 问题的提出
同治十一年(1872年)《黄县志》卷5《祥异志》记载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至同治十年(1871年)，黄县暴发过五次大的流行病：道光元年(1821年)，“秋七八月，霍乱病大作，死者无算，传言改岁病”，这一次是古典生物型霍乱；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春夏大疫，幼孩夭殇无算”，按白喉在道光中叶流行加剧，患者以孩童居多，刚在中国流行时因患者无抵抗力，死亡率高，故此病很可能是白喉；咸丰十一年(1861年)，“九月大疫，时病者目尽黄，谓之黄眼瘟，孕妇死者尤多”，似为急性黄胆性肝炎形成流行；同治元年(1862年)，“七月霍乱病大作，死者无算”，此为古典生物型霍乱；同治六年(1867年)，“夏天痢，幼孩多殇”，痢疾形成流行病。可见，在1872年之前的50多年时间里，从流行次数和病种看，霍乱的危害最大。
1872年之后，霍乱的发生亦很频繁，并数度形成较大流行，1919年是其中最剧烈的一次，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黄县志》卷15《大事纪》记载：“民国八年秋七月，霍乱大作，伤人无算，较光绪二十八年之霍乱，死者不啻倍蓰。”1984年黄县卫生局在编纂卫生志时，为了解这次霍乱流行情况，发动各乡镇医院和史志办工作人员，在全县范围内进行调查，调查内容包括“查清当时村里的户数、人数、死亡人数、蔓延情况、染病原因”，调查的基本要求是“确定被访人需在80岁左右，每村必访3—5人”。这次调查历时两个月，调查者近百人，访问三千人次，调查了全县所有的自然村(共767个)，从而了解了这次霍乱大流行的全貌①。在烟台其他地区，虽然对这次霍乱流行也做过一些调查，但仅限于一些回顾性的访问，访问的人数十分有限②。令人遗憾的是，这次调查的原始记录已无从找到，但有一份总结报告收录在《烟台卫生志》中。这份总结报告的底稿收录在《黄县卫生志》(手稿本)中，较《烟台卫生志》中的总结报告为详，故本文研究采用的是《黄县卫生志》的底稿报告。
1919年黄县霍乱研究的意义，主要有以下三点：其一，以往的霍乱病史研究，限于资料，一般只能进行全国或者区域性的研究，无法深入到一县之中，进行详尽的流行病学分析，黄县因为有1984年的详尽调查，可进行一县之内的研究；其二，黄县、蓬莱、掖县等莱州湾沿海县份商业非常发达，而这些县份周边的招远和栖霞等县，却是典型的农业县份，黄县的个案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发达的商业社会内，霍乱流行和人口死亡的理想案例；其三，地方志对于历史上流行病的记载往往轻描淡写，黄县个案研究有助于我们理解这种轻描淡写背后的危害程度。
本文对于1919年黄县霍乱的研究，一方面是在调查报告的基础上，对其中的一些问题，如传播路线的解释、各区域死亡人口的重新计算以及霍乱流行病学分析等，做进一步的探讨；另一方面通过与农业社会的比较，去了解商业社会中霍乱的传播和人口死亡模式。
二 霍乱的传入与传出
1984年调查黄县二十个公社，只有龙口和文基没有注明霍乱从何处传来，再传向何方。由于龙口的地位和在这次霍乱传播中的重要作用，兹先根据文献记载来分析该地区的传染源和传播途径。
龙口在同治之前，已为该县重要港口，同治《黄县志》卷14《杂事志》记载：“龙口风静波恬，俗名稳油盆，为商舟停泊所。”与该港口有商贸往来的区域，甚为广阔，同治《黄县志》卷1《风俗》记曰：“黄县地狭人稠，故民多逐利四方，往往致富，远适京师，除泛重洋，奉天、吉林方万里之地，皆有黄民履迹焉。”这种情况直到1931年才稍有改变，据调查，该县“地狭人稠，民多逐利四方，往往致富，东北三省、朝鲜、平、津及沿海各海口，胥有黄人履迹……自东北沦丧，向之前赴三省商者多被迫回籍”③。龙口与各港口之间的往来十分便利，时间也甚短，“北至津沽，仅一日夜，南达上海，仅二日，与沿海各口岸轮舶交通，通达二十余处”④。1919年的霍乱系全国性大流行，因此，龙口霍乱很可能是由来自其他疫区的感染者输入的。兰高乡也是如此，其霍乱是由辽宁营口和本县诸由观镇传来。
1919年黄县的霍乱主要由龙口传入，除了与龙口系莱州湾重要的港口这一因素外，还与是年的大旱有关。黄县在这一年，“秋大旱，无收”⑤。调查报告也提到这一点，如诸由观镇唐家集的霍乱暴发，其起源在于“唐家集村小学教师唐书宪，中午到东沟看他的快要旱死的高粱，回村路上又热又渴，在村口某处喝了一顿凉水，当晚即上吐下泻，次日死亡”⑥。早在清代中期，烟台地区就有至东北贩粮的传统。如栖霞县因丘陵山地较多，常发生旱灾，道光十四至十六年(1834-1836年)，连续三年大旱，当地大地主牟墨林到东北贩粮，只是运粮码头并非龙口，而是蓬莱⑦。同治之前，黄县因人众地少，粮食不敷使用，必须仰赖东北粮食之输入，同治《黄县志》卷3《食货志》记载：
“丰年之谷不足一年之食，海舶木棉来自江南，稻菽来自辽东，民所仰给也。其商于外也，辽东为多，京都次之，地距辽东数千里，风帆便利，日可至，只来只往如履平地，常获利。大贾则自造舟贩鬻，获利尤厚。”
到了1933年，仰赖东北粮食的局面仍未改变，甚至有加剧的趋势：
“风尚所趋，重商轻农，故业农者不如他邑之独占优势……但因地狭人稠，丰年之谷，不足一年之食，约缺十分之四，须仰给东北产粮输入，以资维持。”⑧
邻近的蓬莱县1919年的霍乱被证实是由运粮的商人传入，1980年代水城村田尊堂老人回忆说：
“1919年他15岁时，发生的霍乱病。北关有个‘保安栈’，收费低廉，住栈的大多是些运粮的穷苦人，东北客商也常住此栈。霍乱病可能由东北海路客商传入保安栈蔓延开来的。那年七月初开始，十天左右，患者大增。当地土地庙看管人叫泮希德，疫病流行时，他一天能收报庙钱四吊，(报一个死人收四个铜元)，一天即死百人左右。死的惊人可怕。上午抬别人，下午被人抬，全家死绝的户也不少。关帝庙住着个叫柱子的小贩，全家四口人都死于霍乱病。”⑨
黄县霍乱的传入除了龙口港外，还有其他来源地。如北马镇的霍乱除从龙口和中村两地传染而来外，还有另外一个来源地——蓬莱。丰仪也是这种情况，来源地为石良和蓬莱。田家公社则来自烟台。下丁家公社传播来源除了城关外，亦有烟台。田家、丰仪和下丁家皆位于黄县南部，下丁家北经东江镇可至城关镇，再由城关镇东行高镇，横穿蓬莱，可陆路到达烟台。丰仪也是如此，北上经石良到黄城集，同样可横穿蓬莱至烟台，民国《黄县志》卷5《交通·道路》所记载的“城丰路”即此，此路“凡四十四里，起于东门，东南行，经水亭村、大金家、石良集而至丰仪店，更东南行，通栖霞之县之丁家堡，现以改为黄栖县道”。田家位于下丁家、丰仪两条道路之间。北马镇则是海岱镇与城关镇陆路交通必经之地。三条道路皆经黄城集进入蓬莱境内。民国《黄县志》卷5《交通·道路》记载黄城路，“由东门向东歧出，经大道、吕家、城西头等村，以至黄城集，更东行而通烟台者，曰黄城路，凡三十里”。因这些地区的民众有陆路交通与烟台联系，故也将烟台的霍乱带回本县，据调查：
“这次霍乱病的疫源地主要是龙口，其次是由营山、烟台、蓬莱等港口回乡的客旅商贩所带入。如黄山馆乡的原发疫区黄山回村，是因有人自东北回家探亲发病死亡，而导致全村暴发流行。兰高乡的原发村逄鲍村，是由该村逄景堂自营口市回家探亲发病死亡而造成疫情漫延。下丁家乡是杨家庄的杨学亮自烟台回家后发病死亡所引起。田家乡的原发村后迟家是因迟殿臣到烟台经商染病回家，并将其妻传染，夫妇先后死亡，继则导致全村流行。”⑩
田家和北马首例霍乱患者是在烟台感染此病的，虽然调查报告没有说明他们是经由海路还是陆路回到原籍，但从这些地方所处的交通位置来看，最有可能是经由陆路。北马和丰仪的首例患者感染地点也能证明这个推断，两乡(镇)患者感染地点皆在蓬莱。
黄县霍乱传染至县境以外地区，有两个途径：一是由诸由观传至蓬莱与该县兰高，二是由石良传至蓬莱与该县丰仪。诸由观和石良皆位于县东，与蓬莱接攘，故传染到蓬莱，是很自然的事。令人奇怪的是，黄县霍乱并没有传染到其南部的栖霞县与西部的招远县。黄县与两县的交通，亦十分便利，上文提到的“城丰路”即“黄栖县道”。民国《黄县志》卷5《交通·道路》记载黄县主要陆路交通亦有黄招路，“由西门西南行，经九里店、北马集、阎家店，以至黄山馆，更西逾界河，入招远境而通掖县者，曰黄招路，凡六十里”。黄县霍乱没有向栖霞、招远两县传播的原因在于三县较大规模人口流动只发生在特定的时期：
“每届耕田之时，栖霞、招远一带人民，多以耕牛出租，事毕辄返。”(11)
霍乱发生之时在阴历七月，非“耕田之时”，故此时没有大规模的人口往来，霍乱也就没有从黄县传播到栖霞和招远两县。这一年栖霞城区亦有霍乱流行，系从蓬莱和烟台等地传入。
三 商业与县内的传播
黄县“土壤以中部为最膏腴，北部沿海多斥卤之区，南部山岭起伏，土质亦逊”(12)。由于此种地貌关系，同治之前，已出现商业发展超过农业的现象，同治《黄县志》卷3《食货志》记载：
“总黄民而计之，农十之三，士与工十之二，商十之五。语曰本富为上，末富次之。本富者不窥市井，不行异邑，坐而待收，命曰素封也。黄县地寡人众，惜地如金，沃土一亩价直五、六十缗。”
商业和农业最大区别之一就是从事农业者“不行异邑”，而黄县从事商业者，不仅行商于在本县之内，还有许多人口远赴它乡。同治以后，随着人口的增长，有更多的人口从事商业，民国《黄县志》卷4《实业·农业》记载：
“按黄县全境土地不过五千二百余方里，居民在三十八万以上，计口受田，地方不足以供之。人民为商者十之六七，农工十之二三。本县农业，地狭人稠，不易发展，然就全境农业之发展，较他县纯粹农业区域，亦无可轩轾。”
“黄民多习商，故工业向不发达”(13)，与同治志的记载相比较，民国年间从事商业的人口增加了10％-20％。从事商业的人口还可细分，根据民国《黄县志》卷4《实业·农户》之统计，“人口数不足四十万，详细调查所有民户，完全务农者尚不足十分之三，其余十分之六以上可分为半农户和非农户两项。农户百分之二十七点二二五，半农户百分之三十二点六二五，非农户百分之三十点一五零”，黄县有30％的人口为完全商业人口，这一比例相当高。
黄县除了商业人口比例高外，人口职业分布亦有差异，民国《黄县志》卷4《实业·农户》记载：
“黄县东南各乡村，农户居最多数，半农户甚少；西北各乡村，半农户居最多，农户次之，非农户又次之。城厢市镇间非农户居最多数，半农户甚少，农户居极少数。盖西北一带航海经商久成风气，所获利益远胜于农，故种地者多以雇农任之。东南一带山岗丛沓，利于樵采，宜于果产，民风质朴，习于勤劳。至城厢市镇间之习尚，则以商民居多，因地各殊。”
1919年全县霍乱基本走势是由西北向东南传播的，这种传播路线与商业人口的分布区域是完全重合的。
尽管人口职业存在区域差异，但由于商业人口占绝对优势，故全县各地的商业非常发达，这从城市和集市可以看出来，同治《黄县志》卷3《食货志》记载：
“关厢之集凡四，乡都之集则有六焉：曰北马集(二日、八日)，曰黄山馆集(四日、九日)，曰石良集(四日、十日)，曰黄城集(二日、六日)，曰诸由观集(四日、八日)，曰卢头集(四日、十日)，皆集之大者，小集则不可胜纪也。其居肆而贾者，东街有衣肆，南关有粮肆，西关则列肆数百，银钱之多至数十。闽广、苏杭、西洋巧丽之物，靡不毕有，俨然一小都会矣。龙口，海口也，一名金沙滩，海舶之所集也，官设税局焉。黄河营亦海口，置税与龙口同，海舶之集稍亚于龙口。”
作为治所的城关镇，最为繁荣。龙口和黄河营是港口城市，商贸当然会很发达，否则就不会置税局了。黄县商业的发达不仅仅是体现在县城和港口的繁荣上，更主要的，是乡(镇)之集市多且发达。到了民国时期，益加繁荣，民国《黄县志》卷1《方舆·集市》记载该县各乡镇有“黄城集、石良集、丰仪店集、黑山集、姜家店集、文基集、荆家集、唐家集、诸由观集、芝坊集迟家沟、芦头集、北马集、诸高炉集、九里店集、南乡城集、大王家集、中村集、洼里集、仲家集、徐格庄集、羊岚集、阎家店集、黄山馆集、四甲王家”等24个集市，其中“姜家店集起于民十九，文基起于民十三，荆家、四甲王家起于民十五六年间，其余集市悉在同治修志以前”。
1919年黄县各乡镇共有集市20个，皆在1872年前就已建立，到1930年代，各集市情况如下：
“以繁盛言，城关为第一，北马次之，黄城集、诸由观、黄山馆、芦头、九里店等又次之，中村、仲家、洼里、诸高炉、大王家、徐格庄、唐家、羊岚、石良、丰仪店、芝坊、阎家店等又次之。”(14)
1930年乡村商业的发展不仅表现在这些集镇依然是周遭乡村往来贸易的场所，也表现在集市上出现了固定的商家，而且数量众多，据统计，“抗日战争前全县有商号2211家，其中龙口747家，黄县城438家，各集镇1026家”(15)，在乡村集市上的商家几乎占全县总商号的一半。1930年代黄县商业发展迅速，1933年全县商店有860余家，其中龙口400余家，县城270余家，重要市镇六处，有190余家。黄县1930年代县内商业的快速发展，可能的原因是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向之前赴三省商者多被迫回籍，家居赋闲”(16)。其实原居东北的商人返回原籍后，不可能赋闲，更可能是发展县内的商业。1933年市镇商业，情况如下：
“最大市镇有六，曰北马镇(100余家)，黄山馆(40余家)，芦头集(10余家)，石良集(10余家)，诸由观(20余家)，黄城集(10余家)。其中以北马镇商业最繁，商店栉比，不下百余家。黄山馆次之，商店四十余家，各镇合计商店一百九十余家。”(17)
各区市镇经济尚且如此发达，龙口和城关自不必说了，1933年，“龙口为全县金融市场之中心，县城次之”，商业处于次位的城关镇，“县城密迩龙口，大部份商品，皆由该处采购。此外由烟台，青岛，潍县，输入货物，亦颇不少”，因此，“县城商业，就本县而论，昔盛而今衰，然其地方之富庶，贸易之繁巨，仍为胶东各县之冠”(18)。可见，县内商业交易之所，可分为三等：一等为龙口、城关繁盛之区，二等为北马等六个较为发达之市镇，三等为中村等乡村集镇。
1984年调查县内霍乱传播最主要的三个点是龙口、中村和城关镇。民国时期黄县县道有四，有三条是跨越县境，只有一条在县内，此路即黄龙路，“由西门歧而西行，经诸高炉、吕格庄、王格庄以达龙口者，曰黄龙路，凡四十里”(19)。这条路联系港口龙口和县城城关镇，上述已述，中村位于龙口与城关镇之间，也是一个乡村交易的重要集市。兹分龙口、中村和城关分别讨论，霍乱传播路线如下所示。
上述(Ⅰ)中霍乱由龙口传播到中村镇、城关镇、东江乡、北马镇和海岱乡。这些地区皆位于黄县西北之区，与龙口往来频繁。如东江乡贾家村的霍乱，是“因贾恒丰在龙口染病，被亲属抬回家中而传入”(20)。这条传染路线中值得注意的是大陈家乡，它的传染来源来自北马、海岱和黄山馆。
上文已述，西北之区是黄县商业发达之区，其乡村都有集市。中村镇有中村集，县城有城关集，北马镇有北马集，黄家馆乡有黄家馆集，海岱乡有阎家店集。其中城关集、北马集、和黄家馆都是非常繁盛的大集，且有固定的店铺，其周围乡镇的人们在赶集贸易时，会传播霍乱，因此这些地区又成了向外传播的源地。
海岱乡的阎家店集虽然规模比较小，但位于龙口和黄山馆中央，该乡镇民众会到龙口与黄山馆赶集、贸易和从事其他交往，所以黄山馆的霍乱由海岱乡传入，易于理解。大陈家乡位于北马、海岱和黄馆东南位置，其南部为山区。因毗邻的北马和黄馆市镇发达，故其地并没有集市。民众购买日常生活所必须的物品，可以选择北面的北马集、西北面的阎家店集和西南面的黄山馆集，因此当这三个地区发生霍乱时，都会传染到大陈家乡。大陈乡东面由于有狗山、白地山、三座塔的阻挡，与东南地区的交通不便，故霍乱没有再往东传播，而是继续往南部山区传播。
民国《黄县志》卷1《方舆》记载黄县南部高地，“二百年前草木尚疏落，厥后岁渐垦辟，四周皆成耕地”，可见这一地区的开发是在乾隆时期。同治之前，南部因为柴薪和果品的发达，与平源和滨海地带有密切的联系，同治《黄县志》卷3《食货志》记载：“黄民多畜牧之利，水居兼利鱼虾，山居兼利薪刍木果，附郭而居兼利蔬菜瓜果，其为市也，百十为群，以骡驴负货而至，市粮市果常于南关市。”民国年间，南部山区与中部和北部的联系更加密切，民国《黄县志》卷5《交通·道路》记载：
“至南部山间之民，几近务农，于艺谷种树之外，多贩柴薪以为兼业，每以二、四、六、八、十各日，南赴招、栖购来，而于一、三、五、七、九各日黄县城关集期，北至县城售卖，来往运输皆以驴骡为之，亦间有肩挑者。”
正是由于山区与霍乱严重流行之区来往密切，故在1919年的霍乱中也不可避免，且感染亦十分严重。
(Ⅱ)中经由中村所传染的乡镇数量(3个)仅次于龙口(5个)和城关(4个)。中村镇有一个属于三等规模的中村集，中村集的不发达正是由于周边集镇的发达造成的。中村镇是去龙口的必经之路，其周围的乡镇集市多且较发达，乡城乡有洼里集、大王家集、南乡城集，新嘉乡有诸高炉集，东江乡有九里店集，芦头镇有芦头集；其中，芦头集和九里店集是规模很大的集市。这样的话，中村的情况就和海岱乡极相似，中村镇百姓就近到周边集市赶集和往来，周边乡镇民众也经由中村至龙口和城关，这样的人口流动导致中村成为一个霍乱传播的源地。
芦头的霍乱由中村、北马、新嘉三地传来，和大陈乡一样，芦头也是位于三乡镇东南位置。芦头虽然属于二等市镇，但其周边的北马异常发达，相应的，中村和诸高炉则属于三等集市，在这种情况下，芦头一方面吸引着中村和诸高炉的民众前来贸易往来，另一方面，这一地区也到北马去贸易。北马位于大陈乡和芦头的西北，集镇发达的北马就成为两地共同的传染源地。霍乱传到芦头镇就戛然而止了，这是因为芦头镇与下丁家镇之间隔着白地山、三座塔山，与文基镇隔着石围山、杏花山和莱山，由于山地阻隔，芦头与这些地区之间的人们往来不是很密切，故没有再相互传染。芦头和大陈乡的传播有如此雷同的地方，表明其中有相同的制约因素在起作用。
(Ⅲ)中城关霍乱除由龙口传入这一来源外，诸由观是另外一源。诸由观镇的霍乱是由唐家集传入，前文已述，唐家集的霍乱是因为村民在村口某处喝凉水所致。唐家集村有唐家集，其规模不大；但诸由观镇是东部的一个重镇，诸由观集也是一个规模较大的集市，故两地之间往来密切。兰高乡距离黄县城和诸由观集都太近，故没有自己的集市，当地居民就近到诸由观和黄县城赶集和经商，导致霍乱从诸由观传到兰高。前文叙及，兰高乡的原发地是逄鲍村，逄鲍村的霍乱是由在营口经商的村民回乡带回，这就导致城关的霍乱除了龙口一个来源外，还有兰高。兰高的例子说明乡镇商业的发展，县城的商业地位就会下降，当发生传染病时，县城的辐射作用就会减弱。
东江与城关、兰高毗邻，故由城关、兰高以及龙口传入，实属自然。除东江外，从城关传入的下丁家、七甲、石良镇皆处于南部山区，其原因在于，“黄之集市以城市最为繁荣，每逢集期，邻境栖、招咸负贩而来”(21)。所以，当龙口兴盛之后，城关实际上只是县域东南部的区域中心。由于这三个乡镇基本上都是山区，重山阻隔，相互之间就没有再交叉传播。石良和丰仪的集市都属于三等，山区主要是直接与城关贸易，而彼此之间交往不繁，只是因石良与丰仪处于通往栖霞的交通线上，故后者的霍乱由石良传入。
四 死亡人口的地区差异及原因
1984年黄县卫生局调查黄县1919年户数65631，总人口数275520，户均4.2人，从户均口数看，这一调查数据是比较可靠的。1953年黄县有人口402700人，1919-1953年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11.2‰，这一增长率实在太高了。同治以来，“黄县地狭人筹，民多逐利四方”(22)，故其人口增长应该是非常缓慢的。这一时期增长率如此之高只能说明1984年所调查的1919年人口数据严重偏低。同治十年(1871年)，黄县有户49596，口274190(23)，1871-1953年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4.7‰。这一数据虽然比11.2‰低很多，但仍然比较高。新编《龙口市志》记有1919年之人口数据，是年全县共有371475人，其中男性205591人，女性165884人，以此计算，1919-1953年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2.3‰。男女性比例为124，可见女性人口偏低，故实际人口年平均增长率比2.3‰还要低。综上所述，黄县卫生局调查所得的人口总数是严重偏低的；相应的，各乡镇数据也是偏低的。
1949年黄县人口总数为374000人，1953年增加到402700人，四年间人口年平均增长率高达18.7‰。这样的增长速度显然不是自然增殖的结果，其原因有二：一是医疗卫生条件的提高使死亡率大大降低；二是这一时期“闯关东”的移民中有一部分返回黄县。路遇在胶东莱阳县的调查中指出，山东迁往东北的流动人口，“特别是1951年、1952年土改时返回的多”(24)。故若以1949年的数据，而不是1953年普查数据来计算清代后期和民国时期人口增长率，其增长率更低。
民国《黄县志》中记载了民国十九年(1930年)黄县清乡调查人口数据，是年该县户数86490，口数414347，内中男性198626，女性215718(25)。1930-1949年，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5.3‰。在经历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之后，黄县人口出现了负增长，是可以理解的。1930年男女性比例为92，这并不能说明清乡调查对于男性人口隐漏较多，而恰恰说明黄县男性外出人口经商较多。民国《黄县志》并记载了当时十个区的人口调查数据，兹根据1984年的行政区划重新调整，制成1930年各乡镇人口统计表(表1)。
表1中男性人口多于女性或者男女人口相当的乡镇包括龙口、城关、七甲、丰仪、石良和文基。龙口和城关属于城市，男性人口多是易于理解的。其余乡镇位于南部山区，人口外出不多，故男性人口或者多于女性，或者相差无几。其余乡镇则皆女性多于男性，显示出黄县人口大量外出的事实。表1统计中外出人口中男性远远多于女性，亦可证明大多数乡镇女性人口较多在该县是一个正常的现象。总计全县外出人口54746人，占全县总人口数的13.2％，这一比例是相当高的。表1中男女学童65125人，占全部人口的15.72％，这一比例相当高，说明黄县人口所受教育普遍较高。1930年户均口数为4.8，属于正常的户均规模。通过以上分析，可以发现1930年的清乡数据是可靠的。
为获得1919年各乡镇人口数据，兹将1930和1964年各乡镇人口在全县人口中的比例制成表2。
南部山区各乡镇1930年和1964年人口在全县人口中的比重并没有发生改变，中部和北部地区某些乡镇则变动较大，这说明在社会政治、经济条件不变的前提下，相同地理环境的乡镇，其人口在某一区域中的比重在不同的时点基本相同。因此，我们可以利用各乡镇人口的比重来推算1919年各乡镇人口数据。1964年黄县人口为436000人，1930-1964年平均增长率为1.5‰，以此增长率回溯至1919年，则是年人口总数为407581人。相对来说，1930年各乡镇人口比重更接近1919年情况，据此制成1919年黄县各乡镇霍乱流行情况统计表(表3)。
1919年霍乱死亡率最低的乡镇是龙口，城关镇也低于全县平均死亡率，龙口是这次霍乱最主要的输入和输出之地，城关镇也是霍乱传播的主要源地之一，这两个地区死亡率反而低，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龙口于1914年自辟为商埠，“经外交、财政两部，筹改为官督商办，招添商股，规定地址在旧街市西北沿海岸一带，面积共计八千八百六十余亩，约合十七平方里。街道网均照长方及正方形划分，拨留余地，拟为修建铁路车站暨码头之用”(26)，这说明龙口商埠在它创办之初即是经过了精心的规划，并不是草草建成的。
1918年龙口商埠由官督商办改为商办，随即成立龙口商埠兴筑公司，该公司章程第二条规定“所有龙口商埠街道、马路、一切建筑及停船码头等，均由公司出资兴办”(27)。公司的经理是赵琪，他毕业于青岛德华学堂，曾至德国学习。1892年汉堡爆发水型霍乱，人口死亡众多，德国从此重视饮用水及污水处理等问题。德华学堂是德占当局在青岛开办的学校，赵琪在那里毕业且又到德国学习，其受德国人的影响是非常自然的。德占青岛时期，他又担任青岛警察局和胶州铁路翻译，目睹了德国人对青岛的城市规划。由于德国人在城市规划中注重公共卫生，故青岛在清末以后每次中国霍乱大流行期间感染人口都特别轻微。赵琪在龙口商埠的建设中，一定会从青岛这座“远东最卫生的城市”中汲取经验。1918年龙口商埠兴筑公司建租章程十二条中即有如下规定：
“第九节，商埠内不准起盖草房暨下等木板席棚等屋以防火灾，凡盖房屋须先报明公司暨商埠局警察局方可兴工。凡火药炸药一切有害人身家财产及与卫生有碍等物，无论华洋人等，均不得在埠界内存储。……第十一节，租户修建房屋，必须坚固其应行建造之宣泄水沟，以达官沟，宜先拟具做法暨宽窄尺寸，并贯通官沟之处，报明公司酌定。至于公共卫生事项，各户仍应随时遵照会务规则办理。”(28)
德占当局在规划青岛城市时，对城市规划和各项建设皆有严格之规定，并得以贯彻实施，龙口商埠建设显然与德占当局在青岛的做法极为相似，这亦说明赵琪在龙口商埠建设中受到了德占当局建设青岛的影响。赵琪在兴筑龙口商埠的时候非常注意公共卫生的问题，因此在商埠改为商办的第二年，即霍乱传入龙口的时候，并没有造成大范围的水型爆发。龙口的医疗卫生条件比各乡镇要好很多，1919年黄县主要医院、药房以及医生皆分布在龙口，故当形成暴发后，患者可以获得较好的救治。霍乱流行程度与公共卫生建设之关系，不仅从龙口的例子可以得到证明，城关镇也是这种情况。
和龙口和城关镇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南部山区各乡镇的霍乱死亡率都非常高，这些地区交通不如平原地带便利，死亡率高究竟是什么特别原因造成的呢？民国《黄县志》记载该县物产之中，水果种类颇丰，计有柿、君迁子、安石榴、秋胡颓子、葡萄、枣、酸枣、文冠树、桃、杏、李、梨、西洋梨、榠樝、木瓜、樝子、山樝子、棠梨、结果海棠、樱桃、山樱桃、郁李、林禽、山梨、无花果、天仙果、栗、榛、核桃等等(29)。1980年代黄县农业区划中，南部山区被规划成林果粮油区，这一区域包括丰仪、田家、七甲三个公社，以及文基、石良、下丁家、东江、芦头、大陈家、黄山馆七个公社的部分大队(30)，1919年霍乱死亡率高于6％的三个乡镇有两个位于本区，其中下丁家的死亡率在全县各乡镇中是最高的。水果种植与1919年南部山区死亡率甚高之间有何关系呢？龙口自1914年开埠通商后，“进口货以棉货、煤油、火柴等为大宗，出口货以蔬菜、果实、粉条为主要，每年贸易约五百万两”(31)。民国《黄县志》所记载的众多水果中，有经济价值的主要是苹果、梨和葡萄，《黄县农业区划》指出：
“苹果……在黄县栽培历史悠久，共有七个品种。西洋苹果，栽培历史较短，约有75年左右，由于品质好，丰产耐储存，耐运输，所以发展很快，现有新老品种16个。梨在黄县栽培历史悠久，主栽品种黄县长把梨系实生优良品种，栽培年限达250年以上，面积16008亩，占梨总面积21334亩的75％，产量5729.7万斤，占梨总产量6740.8万斤的85％。葡萄，黄县庭院栽培葡萄历史较早，田间大面积栽培有30年。”(32)
可见苹果和梨在1919年已经开始大规模种植。龙口开埠通商以后，南部山区水果成为重要的出口产品。农历七月，是两种水果的成熟季节，而这个时间恰是霍乱在黄县南部山区流行的时间：
“这次霍乱病的流行时间是开始于农历六月上旬，在龙口地区流行，而后沿村落、交通要道和河流等向四周蔓延。在全县形成大规模流行是在农历的前七月(该年是闰七月)至后七月上旬。整个流行时间虽长达两个月，但在各个地区村庄呈暴发性流行的时间均在二十天左右。”(33)
苹果和梨在城关镇集中，再由龙口港运出，这个过程会导致霍乱传入南部山区；相对来说，山区的农民对预防霍乱不如平原地带有经验，且水果是一种季节性产品，农民会在成熟季节大量出售，这就造成南部山区的霍乱死亡率普遍较高。
北部沿海和中部平原地带各乡镇霍乱死亡率呈现出主要市镇高、一般市镇低、各市镇高低错布的现象，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有二，一是前文已叙，黄县各市镇形成了不同规模和等级，市镇发达之区死亡率高，北马就是典型的例子；二是各乡镇并没有防疫的观念，据1984年的调查：
“由于当时政府对疫情放任自流，没有采取任何防治措施，而群众又相当缺乏防疫观念，除龙口镇屺坶岛村设卡封锁，禁止人员出入而幸免外，其他地方均未采取封锁疫区的必行措施。疫区内外任人出入，经商游旅均未停止，且常有将在疫区染病后的患者或死者抬回家治疗或安葬；非疫区的人员到疫区走亲探病，或料理丧事；因而造成疫源迅速蔓延，疫情凶猛，遍及全县。”(34)
1919年的霍乱距离上一次霍乱大流行已近二十年，县民对疫情已有所淡忘，故绝大多数乡镇并没有采取有效防疫措施，只有屺坶是个例外。该岛毗邻龙口，许多货船在此停泊，村民对商船传播疾病有所警觉，采取隔离措施，最终成为少数几个幸免于难的村落。
霍乱在全县几乎所有自然村流行，除了外出人口较多、经济联系紧密和村民缺乏防疫观念外，还与这一年的久旱无雨后的降水有关，1984年调查：
“此年久旱无雨，流行早的中村河以西地带，均是降了一场大雨后疫情逐渐停止，发病晚的地区都是雨后才开始流行。”(35)
这一年霍乱以龙口为主要源地，从西北向东南逐渐传遍全县，降雨对于向东南的传播起到重要的作用。干旱和水灾都会促使霍乱流行，干旱时居民饮水出现问题，饮用不洁水质时易遭受感染；降水使得霍乱弧菌随水流传播，易引起水型暴发。1919年黄县的霍乱是两种方式接替发生，为什么两个地区霍乱传播的气候因素迥然不同呢？中村河以西地带属于滨海地带，土壤以沙质为主，民国《黄县志》卷1《方舆·河流》记载：
“境内诸川皆曲折西北行，黄水河而外，无长逾百里者，且多雨之候，山洪奔放，间有突决之害，皆涌带泥沙，塞滞河口，近河之地风沙尤甚。”
相对于东南之地的泥质土壤，西北地区沙质土壤排水性强，一场大雨解决了饮水的问题，又不造成霍乱弧菌的四处传播，霍乱反而因此而减弱。
五 结论
1919年的霍乱造成黄县各村落普遍感染和4％的人口死亡率。这一年霍乱的严重流行虽然与天气和县内各地不同的土壤条件有关，但最主要的因素是该县发达的商业。黄县的地理位置和地貌特点使其北部和中部地区形成不同等级的城市和市镇体系，城市地理学上的中心地理论在该县上述两个地区得以较完美的体现。这种城镇分布特点部分决定了1919年的霍乱传播模式和人口死亡程度，形成除龙口和城关镇以外的各乡镇霍乱死亡率有规则的高低错落分布的特点。公共卫生的作用在1919年的霍乱也得以体现，由于龙口城市建设参照了青岛德占当局的模式，使其霍乱死亡率在全县各乡镇中反而最低。在交通不便的南部山区，因该地业已卷入到市场体系当中，霍乱又恰恰发生在主要出口水果成熟季节，故该区亦成为此次霍乱流行的重灾区。位于黄县南面的栖霞县在经济上与黄县不同，系以农业为主，1919年霍乱以栖霞城周围为重(36)。栖霞县城的过度发达造成各乡镇相对辐射能力有限，霍乱的发生也就以县城最重，这与以商业为主的黄县形成鲜明的差别，商业、霍乱与人口死亡三者之间的关系也就昭然若揭。
注释：
①《1919年黄县霍乱流行情况调查始末》，烟台卫生志编委会：《烟台卫生志》，内部印行本，1987年，第454—456页。
②曲世松：《解放前的蓬莱医疗卫生事业》，《蓬莱文史资料》第2辑，1986年，第172—174页。
③胶济铁路管理委员会：《胶济铁路经济调查报告·黄县》，1933年，第2页。
④胶济铁路管理委员会：《胶济铁路经济调查报告·黄县》，1933年，第17页。
⑤龙口市志编纂委员会：《龙口市志》，(济南)齐鲁书社，1995年，第81页。
⑥黄县卫生局：《民国八年霍乱病流行》，《黄县卫生志》第8册，黄县卫生局未出版手稿本，第113页。
⑦牟日宝、刘明久：《牟氏庄园三百年》，(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5年，第58—59页。
⑧胶济铁路管理委员会：《胶济铁路经济调查报告·黄县》，1933年，第3页。
⑨曲世松：《解放前的蓬莱医疗卫生事业》，《蓬莱文史资料》第2辑，1986年，第172—173页。
⑩黄县卫生局：《民国八年霍乱病流行》，《黄县卫生志》第8册，第110—111页。
(11)胶济铁路管理委员会：《胶济铁路经济调查报告·黄县》，1933年，第4页。
(12)胶济铁路管理委员会：《胶济铁路经济调查报告·黄县》，1933年，第3页。
(13)民国《黄县志》卷4《实业·工业》。
(14)民国《黄县志》卷1《方舆·集市》。
(15)龙口市志编纂委员会：《龙口市志》，(济南)齐鲁书社，1995年，第4页。
(16)胶济铁路管理委员会：《胶济铁路经济调查报告·黄县》，1933年，第2、9页。
(17)胶济铁路管理委员会：《胶济铁路经济调查报告·黄县》，1933年，第13页。
(18)胶济铁路管理委员会：《胶济铁路经济调查报告·黄县》，1933年，第9、12、13页。
(19)民国《黄县志》卷5《交通·道路》。
(20)黄县卫生局：《民国八年霍乱病流行》，《黄县卫生志》第8册，第113页。
(21)民国《黄县志》卷1《方舆·集市》。
(22)同治《黄县志》卷1《风俗》，(南京)凤凰出版社，2004年，第413页。
(23)同治《黄县志》卷4《赋役志》，(南京)凤凰出版社，2004年，第429页。
(24)路遇：《清代和民国山东移民史略》，(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7年，第114页。
(25)民国《黄县志》卷7《民社·户口》。
(26)胶济铁路管理委员会：《胶济铁路经济调查报告·黄县》，1933年，第15页。
(27)赵琪、蒋邦彦：《开辟龙口商埠纪事》，1920年，第35页。
(28)赵琪、蒋邦彦：《开辟龙口商埠纪事》，1920年，第90—91页。
(29)民国《黄县志》卷3《物产》。
(30)黄县农业区划办公室编：《黄县农业区划》，内部印行本，1980年，第26页。
(31)黄泽仓：《分省地志——山东》，(上海)中华书局，1935年，第90页。
(32)黄县农业区划办公室编：《黄县农业区划》，内部印行本，1980年，第208—209页。
(33)黄县卫生局：《民国八年霍乱病流行》，《黄县卫生志》第8册，第115—116页。
(34)黄县卫生局：《民国八年霍乱病流行》，《黄县卫生志》第8册，第112—113页。
(35)黄县卫生局：《民国八年霍乱病流行》，《黄县卫生志》第8册，第116页。
(36)栖霞县志编纂委员会：《栖霞县志》，(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71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