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弗#183;马卡宁的创作看当代俄罗斯文学中的东方意象，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俄罗斯论文,意象论文,当代论文,马卡宁论文,文学中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东方”作为一个合理的文化阐释范畴引起了当代俄罗斯作家的思索，它是一幅镜像，可以反衬当代俄罗斯自身文化的动态图景；更是一个梦境——东方沿袭了俄罗斯乌托邦想象。对于东方的重新思索与文学阐释是当代俄罗斯文学“现代性”的重要组成部分。 苏联解体之后大量亚裔民众涌入俄罗斯，他们的到来多是出于经商目的，正是苏联解体之初的经济困顿才使得俄罗斯民众不得不转向东方。霍布斯鲍姆认为：苏联的解体主要是由于中央权力的解体，迫使境内各地区和下属单位不得不明哲保身，并尽可能挽救已一塌糊涂的残存经济。苏联最后两年发生的事情，都要归因于饥饿和物资短缺这两个问题(523)。亚裔民众不规范的商业活动帮助了困难时期的俄罗斯经济，这些移民以不同的面孔进入到俄罗斯社会当中。苏联解体之初莫斯科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几乎都和中国或者越南市场息息相关，他们大部分日常生活用品都来自于这些亚洲市场。苏联解体带给普通民众的变化不仅仅意味着政治解体，更多的是生活的彻底解体，俄罗斯人民普遍选择了沉默来应对。 随着亚裔民众的涌入，异质文化之间的碰撞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这些突然来到的亚裔当然不是难民，也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移民，对于俄罗斯社会与文化参与度极低。他们的到来一定意义上是为了更快地赚钱，然后离开经济崩溃的俄罗斯。这些未经政府严肃抉择和国民自愿选择的亚裔在没有完全进入俄罗斯文化语境之前，在个体文化记忆没有形成之前，率先以“文学意象”进入作家笔端。这在作家弗·马卡宁(Влaдимиp Семенович Мaкaнин)的作品中可见一斑。但是与传统俄国文学史中的东方书写不同，马卡宁笔下的东方呈现出一种模糊性，是在真实文本中的虚幻想象，是对苏联解体之后的俄罗斯文化和俄罗斯精神的反思，进而成为俄罗斯知识分子个体身份认同危机的表现。 弗·马卡宁出生于1937年，家乡是俄罗斯奥伦堡，1954年考入莫斯科大学机械数学系。而后的十年一直在数学这座迷宫里穿行，曾在著名的捷尔仁斯基军事学院工作。1962年秋天险些酿成新的世界大战的古巴“导弹危机”发生时，马卡宁也和自己的所有同行一样处于“一级战备”。这一事件成就了马卡宁的处女作《直线》(1965年)，之后马卡宁放弃军事学院的工作，转入“苏联作家”出版社工作，参加了高尔基文学院的散文培训班。1970年代马卡宁是苏联文坛“40岁一代”群体中的一员。 尽管马卡宁从创作伊始就是个高产的作家，在1973-1983年间出版了6部小说，但是在这10年间，他在杂志上几乎没有发表过什么作品。就在马卡宁几乎相信自己将成为“无名烈士墓”中一员的时候，他在1990年却暴得大名，被批评界广泛关注，为读者所熟知，被俄国内外出版界所推崇。1990-1991年他在法国出版了6本书。1995年德国出版界翻译出版马卡宁新作《高加索的俘虏》，开始重新关注作家在新时期的作品。1998年马卡宁推出反映俄罗斯当代知识分子生活的长篇小说《地下人，或者当代英雄》①，完成了新时期的写作转型与精神转换，成为当代俄罗斯最重要的作家之一。 一、文学阐释意义上的东方 在俄罗斯传统文化语境中，东方特指以土耳其和中亚区域共同合成的近东世界。这一意义上的东方代表了异国情调。在小说《地下人》中，作家马卡宁就描写了这样的东方： 真的，是发自塔什干的火车。三天三夜。不可思议的炎热——人，箱子，地毯，包房里拥挤，憋闷。忽然有一位东方女子。美丽的女人。[……]我跟她有两次似乎彼此看了一眼，刚躺下睡觉我就悄悄地朝她伸去一只手，她也小心翼翼地——在小桌底下(车厢里的折叠小桌)——把一只手朝我的方向伸了过来。包房里漆黑，只有窗外闪过的亮光。肤色黝黑的手。小小的手镯，能模糊地看见。但她的手向我这边移动得这样缓慢，这样胆怯，唉，这个折磨人的叫人吃不消的东方。我已经精疲力竭了。而奖赏将仅是一次简单的接触。(2002：138-140) 这里的“东方”所代表的正是甜蜜的回忆、诱人的交流和神秘的生存方式：拥挤的火车，弱小、顺从、充满柔情蜜意而又胆怯的“美丽的东方女子”——东方因为和俄罗斯民族文化杂糅在一起成为被人们所了解和接受，并且愿意书写的对象，是一种文化自觉。 苏联时期，远东和中亚细亚一度成为苏联作家关心的话题。美国学者马克·斯洛宁认为：俄国小说家感觉到、明白了而且叙述出亚洲方面之革命——反对外国操纵的民族运动，推翻地主及封建君主的社会运动，争取平等权利与有色人种公平待遇的种族运动。关于中亚细亚的俄国文学的力量是不容忽视的(405)。中亚各国文学的发展进程依然是需要苏联在精神和技术上帮扶的(这一点不仅仅体现在中亚，在新中国文学发展历程中，俄苏文学的影响也远大于其他国家)。文学依然是代表苏联政府和亚洲各国打交道的有效工具和有效途径。通过文学输出俄苏文化和思想也强有力地占据了包括中国、越南、中亚在内的亚洲文化思想阵地。 事实上，俄国文学史中真正饱含作家个体感受的东方旅行并不多见，在欧洲拥有悠久传统的游记小说在俄罗斯文学史中并非风尚，这在一定程度上也阻隔了俄罗斯作家真正了解并且书写东方，东方在俄罗斯文学史中更多地呈现为贵族知识分子的想象乌托邦。俄国作家契诃夫和布宁都到过东方。关于亚洲，契诃夫写道： 我在周围所看到的一切真像亚洲，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6万人忙于吃、喝、生儿育女，对生活没有其他兴趣。到处都是古里奇、鸡蛋、桑多林和婴儿。没有一份报纸，没有一本书。在这儿，没有爱国者，也没有商人，更没有诗人，甚至没有一个像样的面包师傅。(转引自特罗亚9) 契诃夫笔下的亚洲不仅仅是地理意义上的东方，也是落后文化的代表。学者孙歌指出：亚洲问题和现代性问题一样，是一个难以给出明确解释的问题，这部分地由于它是一组由一系列问题组成的、涵盖面极其宽泛的问题群(97)。这一论断也适用于19世纪俄罗斯作家对于亚洲的基本认识。而在19世纪末困扰俄罗斯文化的东方母题到了20世纪末并没有明晰，它依然困扰着今天的俄罗斯作家。 一战期间俄国作家布宁(H.ъyнин)曾经游历近东，并且最远还到达了锡兰。他完成于这一时期的中篇小说《兄弟》则是真正意义上的关于东西方文化，主要是印度文化与英国文化冲突的描写。小说详细展示了一战前夕殖民文化和当地文化、宗教的冲突，而首先冲击西方的则是炎热潮湿的南亚气候和弥漫着东方神韵的佛教。布宁在小说中甚至还翻译了很多佛教术语，他是较早自觉关注东方文化并且在文学作品中书写东方的俄罗斯作家之一；而布尔加科夫(M.ъyлгaков)完成于1926年的戏剧《逃亡》则描写了白军在溃败之后向南逃到克里木直到土耳其君士坦丁堡，并且试图从这里逃亡到巴黎的生活： 可怕的城市！无法形容的城市！叫人窒息的城市！我们跑向什么地方，为了什么？月台上的路灯，黑色的口袋……接着是酷热的天气！……我想再到卡拉万那亚大街去，我想看下雪！(90)② 这里的土耳其成为一个可以“穿越”的东方，英法等欧洲国家希望穿越土耳其到达真正的东方印度、越南和中国，而俄罗斯希望穿越亚欧中间地带到达布拉格、柏林和巴黎。十月革命后君士坦丁堡成为俄国知识分子逃亡到西方的重要路线。所以俄罗斯文学中的东方书写从来都迥异于欧洲小说。 在19世纪帝国理论视野下，“俄国几乎是唯一靠位置临近来夺得领地的国家。与从本国跑到数千英里以外的英国和法国不同，俄国单独吞并了与它相邻的土地和人民，它的边界越来越向东南移动”(萨义德11)。而在向南移动的过程中，高加索逐渐成为俄罗斯地理和文化版图中一个特殊的“东方”。因为地理位置特殊，③高加索总不时地出现在俄罗斯文学当中。19世纪每当贵族知识分子对于自身产生认同危机时，他们就来到高加索地区寻找精神自由，这其中包括普希金、莱蒙托夫与托尔斯泰，虽然这种寻找往往无功而返，但是不妨碍高加索成为一定意义上的心灵乌托邦。高加索作为具有东方异国情调意义的母题经常成为作家书写的对象，这一点在当代俄罗斯文学中仍然可以看到。1994年马卡宁创作中篇小说《高加索的俘虏》，发表于1995年第4期的《新世界》，时值苏联解体后第一次车臣战争已经爆发，马卡宁的这篇小说无意中成为了东方意象在当代战争语境中的阐释。 今天生活在俄罗斯的高加索人基本保留着自己的文化和宗教习惯，但是他们可以讲流利的俄语，他们将俄罗斯视为生活与文化的先进地带，自主移民倾向明显。在小说《高加索的俘虏》中，叙述者代表高加索山民说：俄罗斯人去什么地方，我们就去什么地方。似乎是为了和残酷的战争相抗衡，或者是安慰处于迷惘中的俄罗斯诶者，小说抒情色彩浓厚，语言也如同弥漫在高加索山峦间的晨间迷雾一样轻灵，小说的开头就是雾霭般的抒情笔调： 士兵们多半以前不知道美能拯救世界，但什么是美，一般来说，他们是知道的。群山之间他们十分清晰地感觉到美(地形美)——这种美使他们既感到突然，又感到几分畏惧，忽然，从山的峡谷中涌出一条小河，而更使他们全神贯注的是一块旷地，它在阳光照耀下黄得耀眼。(马卡宁15) 小说开篇即点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著名论题“美拯救世界”。作家在这里设置了一个假命题：假如这个世界已经足够美好了，那么是否就可以被拯救；人与人之间，尤其是不同民族之间的冲突是否就可以得到化解？在小说中，马卡宁极力渲染高加索的旖旎风光，以期无限接近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精神王国。俄罗斯士兵鲁巴欣和沃夫卡抓到了一个高加索山民俘虏，鲁巴欣完全震撼于山民的美——东方的温柔神秘的美：齐肩的黑发汇集成一个椭圆形，双唇薄薄的，细高的鼻梁。褐色的眼睛令人特别想多看几眼。在押解俘虏的路上，他们几乎成了朋友。他们为俘虏松了绑，鲁巴欣被一种美好的感情控制着：给一个人以自由，哪怕只是他的手。哪怕只是在旅途中这段时间，也是愉快的——典型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式的情绪激励着主人公。在过河的时候鲁巴欣背着山民，甚至在夜间还把母亲织的袜子给俘虏穿，而自己却光脚穿着靴子；而俘虏似乎也感动于这样的天使般的待遇，他从来没想过逃跑。他们彼此信任，和平相处，惺惺相惜的美好画面和高加索山的美丽景色互相映衬，简直就是人间天堂。但接下来的情节却仿佛在高音处戛然而止，让读者瞠目结舌，甚至来不及酝酿一滴眼泪，悲剧就猝然发生——他们突然发现在山涧有山民，而鲁巴欣因为担心俘虏会朝自己人呼救暴露目标，几乎是本能地掐死了俘虏：鲁巴欣用拥抱过他的那只手掐住他的喉咙，使他喘不过气来。美没来得及拯救。他几下抽搐之后便没气了。 带有某种宿命和愚妄的情绪，作家回答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思想命题：美还是无法拯救世界。历史上所形成的对于东方高加索的艰难追寻满足了俄罗斯人的“大同”理想，遗憾的是，小说最终还是以俘虏之死而告终。美拯救世界的愿景从陀思妥耶夫斯基开始，直至20世纪末的今天仍然没有实现，今天的俄罗斯依然继续追问陀思妥耶夫斯基式的精神自由和理想乌托邦。 《高加索的俘虏》虽然写于1995年车臣战争前夕，但是这里的“战争”被虚化了，或者说将战争看得更加文艺了。俄罗斯士兵因为震撼于被俘山民的美丽不忍心杀死他，可是最终却出于本能杀死了山民。马卡宁试图将政治与战争放在模糊的、隐秘的人性中描写，而其中一个吸引人的标志则是，在马卡宁眼里，人是作为一个特殊的个体存在的。这种关于人的个性化的思考在当代俄罗斯文学中得到了加强，传统苏联文学中的道德训诫无论是对俄罗斯人还是高加索人都没有起到作用。马卡宁在这里试图寻觅一种更确实的角度，来解释和俄罗斯纠缠扭结在一起的高加索文化。这个角度虽然是对于东方的书写，但依然是对俄罗斯文学的追问与反思。 二、依然遥远的“东方” 如果说“近东”带给俄罗斯的是悦纳和思索的话，那么以越南和中国为代表的东方带来的则是混乱和嫌恶。在小说《地下人》中，马卡宁对来到俄罗斯的越南人做了细致的描写：这是我住的地方。什么都又有了。你看这不是底层嘛，踩着碎步的越南女人，个头儿一丁点大，不抬眼地来回走着，每半小时都要煮点什么(2002：67)。显然，这里作家是将越南人描写为莫斯科混乱之殇的始作俑者之一，因为他们的到来使得这个国家更加错乱。和来自高加索和中亚的“近东人”不同，苏联解体之初来到俄罗斯的越南人、中国人并非以移民为目的。他们在莫斯科居住相对集中，充分保留着自己的生活习惯——看本国电视连续剧，听本国流行歌曲，看由当地本国人办的报纸。他们并不觉得一定要学习俄语来减少交流障碍，因为他们到来的目的就是为了离开，并且是迅速地离开： 整个保暖的底部(一层)住满了越南人。小矮个儿，猫叫似的语言抓挠着你的耳朵，但你会习惯，因为整个一层都这么喵喵地叫着。没有正规的住宅。自然少不了警察局的监视。人们，如果不是越南人，一个个愁眉苦脸，明显都是临时住户。(不安分的人们)各有他们的什么营生，什么疾病，金钱，忙碌；整箱的卢布立刻在矮小的黄皮肤男人们那里换成美元。“他们连半天都不把卢布留在手里”，秃顶谢尔盖伊奇告诉我。(2002：375) 这种“连半天都不把卢布留在手里”的做法虽然表现的是解体之初俄罗斯经济的恐慌，但影射的却是完全迥异于俄罗斯文化的“东方”。“东方式的聪明”在俄罗斯普通民众中流传甚广，它总是和狡猾、混乱意义上的“聪明”相关联，而这种“东方的智慧”和俄罗斯民族性格中特有的敏感、等待、同情和忍耐是互相排斥的。马卡宁在小说中虽然一再写到越南人，可是作家始终没有找到契合点来解释这种文化差异的原因。叙述甚至像是一个意气用事、情绪失控的老者，但是其中引发的对异质的排斥却十分明显。在《地下人》中，马卡宁只有一次将越南人和俄罗斯人放在了一个平等的语境下描写： 自来水笔忽然写不出来了。老头儿吃力地又摇又画，压了好半天，要求它(强迫它)在纸上留下痕迹。但是徒劳无功。这时老头儿用鼻子深深吸进一口气，向越南人要(窘迫地)他的自来水笔，老头儿急忙拿起它来划道道，但是钢笔立刻从他粗糙手里滑脱，使得他本人都讪讪地笑了：瞧我这双笨手！……越南人也笑起来。(2002：379) 这个普通的“借钢笔”的环节带来的是关于“被冻结的人的尊严”的思索。尽管苏联解体是以自由的名义，但是自由并没有带来幸福。作为个体的俄罗斯人在突然到来的喧闹中，还是将内心的民族自尊和自卑膨胀到了极点。虽然来自越南和中国的廉价商品帮助普通俄罗斯民众度过了最初的恐慌期，但是这并没有成为他们接受东方文化的契机。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如此界定这种文化关系：当我们处在一个意外的环境中时，我们每个人都会持有一种态度，那就是根本地或简单地排斥那些与我们的文化形式最为不同的文化形式：伦理的、宗教的、社会的、美学的(11-12)。对于物质的依赖甚或崇拜从来都是东方文化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但是这种依赖却使得俄罗斯人感到焦虑，在俄罗斯文学的文本记忆里物质是考量精神生活的催化剂，即俄罗斯精神在物质匮乏到极限的时候仍然是纯粹的，因为“人不单靠面包活着”(陀思妥耶夫斯基语)。所以当东方人在严苛的生活环境里依然如此生机盎然热爱着食物，“每半小时都要煮点什么”，无疑超出了俄罗斯文化想象，成为绝对意义上的异质文化。 如此，马卡宁笔下的亚洲人只是为了聚敛钱财才来到莫斯科。正如萨义德所言，与那些被赋予诸如落后、堕落、不开化和迟缓这些名称的民族一样，东方人是在一个生物决定论和道德—政治劝谕的结构框架中被加以审视的。因此，东方就与西方社会中的某些特殊因素(罪犯，疯子，女人，穷人)联系在一起，这些因素有一显著的共同特征：与主流社会相比，具有强烈的异质性。东方人很少被观望或凝视(萨义德11)。这一论断同样适合于马卡宁笔下的东方书写，它与俄罗斯文化是完全不相融合的。这种异质东方带来的冲击也是苏联解体、文化转型时期的俄罗斯文学主题之一，它与当下俄罗斯文化中宗教、政治、历史的冲突并无二致。马卡宁思考的仍然是俄罗斯文化这一本质问题。道德优越感和俄罗斯文化的自我辩护倾向明显。通过书写亚裔人在解体后的苏联境内的生活，可以产生对于自身道德和社会关系的重新思考，这一点应该是马卡宁对于东方意象关注的重要缘由之一。 三、自我身份认同危机 乐黛云认为，文学中的异国形象是一类由大众心理出发、对集体他者产生的“社会主题想象物”，是“理解，诠释一个文本、一个作家所塑造的异国形象的关键”(乐黛云张辉197)。对比这种观点，我们可以发现呈现在马卡宁作品中的东方不是完全意义的形象书写，作家基于主题想象物的东方形象并没有完全形成，而是一种模糊的意象。 马卡宁在小说《高加索的俘虏》和《地下人》中书写东方意象，主要是将俄罗斯文化作为对立面来思考东方，其文化语境是苏联解体之后文学对于社会影响式微，是对始于1985年的反思苏联文学、重新评价俄罗斯文学遗产的思索之一。彰显在这两篇小说当中的高加索人并没有本质上的变化，变化的是俄罗斯人，尤其是知识分子对于自身生活的怀疑和否定，乃至憎恨。马卡宁思考的是不同民族的相互关系，更是俄罗斯文化这一本质问题。 和普希金的《高加索的俘虏》截然不同的是，浪漫主义时代对于异国情调的向往在马卡宁笔下消失殆尽，取而代之的则是文化的不相融。在苏联解体之前就涌入俄罗斯境内的高加索人在生活、信仰上和俄罗斯人有很大不同，在俄罗斯人眼中，他们绝大部分是“拿着刀子的山民”。在小说中，马卡宁描写的两次杀人场面都是发生在与高加索人的接触中。在小说《高加索的俘虏》中，读者甚至还没有从山民和俄罗斯士兵相处的温暖中醒过来，山民已经被杀死了；而在《地下人》中，读者也无法完全弄清楚彼得罗维奇杀死高加索人的秘密何在，这里当然也包含马卡宁关于生与死这一永恒话题的思考：当危机和混乱出现时，生与死似乎不再是一个过程或者阶段，而是一个节点，尤其在触及不同文化的碰撞时表现更加明显。当这一问题不断以各种面目在当代俄罗斯文学中被讨论时，则已经说明这是当下俄罗斯文学所必须面对的问题。 总体上来说，文学的异国风情在俄罗斯文学中表现并不明显，虽然从19世纪至今俄罗斯文学试图把握的都是“世界主题”和人类灵魂的“救赎”，这一点上俄罗斯文学是关于俄罗斯文化的预言，而并非世界文化的预言。羡憎交加的情绪依然左右着当代俄罗斯文学中的东方书写。余英时认为，“羡憎交织”的情绪因主观和客观条件的种种不同而有不同的表现，未可一概而论，但它的存在和影响则相当接近，在理论上也不相上下；其次在现代文化的成就上，英国起步最先(故无“羡憎交织”的心理)，法国次之，德、俄最晚(51)。假如这种“羡憎交织”的情绪在苏联解体之前的历史中仅限于俄罗斯和西方之争，那么在解体之后，来自东方文化的冲击则更使俄罗斯文化措手不及，当代俄罗斯文学中种种东方意象的介入也就顺理成章了。 恰达耶夫认为：在东方，思想深入自我，步入寂静，躲进荒原，使社会的统治者拥有分配所有尘世幸福的权利；在西方，思想到处游荡，为人的所有需要而奔走，渴望各种各样的幸福，将权力置于法的基础之上(138)。显然，彼得大帝改革之后，俄罗斯文化对于东方有自觉回避的态度：“以彼得大帝时代为分界，俄罗斯的自我认同发生了自东向北的变迁”(阎德学 邓青79)。所以俄罗斯文化对于东方的理解因为自我身份的模糊而显得混乱，这种倾向一直持续到今天。而1990年代以降的社会政治经济变革加速了这种怀疑论的弥漫。在写于1990年代文化转型时期的作品中，马卡宁对于越南的描写和对于高加索、中亚的描绘迥然不同。如果说后者还代表着对于东方那种既熟悉又陌生、既恐惧又诱人的向往，那么展现在读者面前的越南所言说的东方却是真正意义上的“排斥文化”。作者似乎也对于解释这种文化的不融合感到力不从心。在马卡宁的笔下，以越南人为代表的亚洲人夜晚混住在莫斯科筒子楼里，白天在混乱的市场里卖廉价的中国货，作者几乎是怀着嫌恶的情感来写每一个越南人。 从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到，“东方”在马卡宁笔下从来不是一个笼统的概念：中亚和近东文化充满了异国情调，而且这种异国情调为俄罗斯所熟悉和接受，俄罗斯文化渴望接管它、影响它、融和它；而对于远东文化的解释完全不在马卡宁掌控之中，它显得自信不足。作者对于东方意象的书写严重依赖俄罗斯文化的判断，俄罗斯文学经典命题是它唯一的参照系，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当代作家的文本想象力，使得文学中的东方书写显得可疑。探索多文化和多重身份的母题虽然在西方小说中有很多书写，但是在当代俄罗斯文学进程中仍然没有得到充分的关注和书写。 ①下文中简称为《地下人》。 ②译文略有改动。 ③高加索位于俄罗斯黑海、亚速海和里海之间，面积约有440，000平方公里，平原地区属于亚热带气候，大高加索山则常年积雪，山海相间，景色宜人。